第五章 “当农民，有前途”

农民的前途

松江农民潮水般热烈掌声背后，对更多中国农民而言，种地并不是一件有前途的事情。出身浙江农家的亿万富豪鲁冠球，16 岁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工人，他回忆起当农民的经历时说：

农民真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早上三四点钟，天蒙蒙亮就出来种菜，好的卖给城里人吃，坏的、差的自己吃。晚上，蚊子很多还在外面劳作，就这样都富不起来［1］。

1969 年，鲁冠球带领6 名农民，集资4000 元，在他的家乡杭州萧山区宁围镇创办了一个农机厂。十年后，《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他敏感地断定，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于是砍掉了农机厂的多数业务，转而主攻汽车传动轴和驱动轴的连接器—万向节。

鲁冠球瞄准万向节市场3 年后，距离杭州不到300 公里的台州，一名年轻农民怀揣父亲给的120 元，正骑着自行车满大街给人照相；在河南，一名从武汉钢铁学院毕业的太康农民，则被分配到了舞阳钢铁厂。

再后来，台州农民开了照相馆，从废品中提取过金银、生产过电冰箱、摩托车，从海南炒房铩羽而归，后来他造了汽车，还收购了瑞典汽车品牌沃尔沃；太康农民则去广州做了贸易，变为一名房地产商人。

［1］ 陈晓，《鲁冠球：为农民讲话的人太少了》，《三联生活周刊》，2009 年第37 期。

鲁冠球的万向集团，至今已是营收超千亿元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台州和太康农民也毫不逊色—他们的企业同样体量千亿，他们分别是吉利汽车的李书福和恒大地产的许家印。

原本待在农村富不起来的农民，通过放弃农耕、转行工业改变了命运，鲁冠球、李书福们背后，更多农民拖家带口进城了。

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前，农业社会时期的中国农民命运，则与王朝更迭和血雨腥风相关。1882 年2 月15 日的美国《纽约时报》上，较早期地记录了这样一户中国农民的家庭生活状况：

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言，他们的收入更低了，尽管从土地创造出来的利润并不见得低。邓利先生引述了一个由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组成的四口之家的情况。这家人耕种着2。5 英亩（约15 亩）田地，维持家用的开支每天必须控制在20 美分之内。他们每年可从土地上获得25美元的盈利，种棉花最划算，一年也只能挣到33 美元。

另外，一个妇人纺一天的布可得4 美分，一名纺织女工工作一周也只有60 美分。一名农工在丰收的季节能挣1。5 美元就非常满足了。通常他们一年的工钱也只有1。3 ～ 2 美元，普通小工一年能挣到3 ～ 4 美元就相当不错了［1］。

碰到旱灾时，民国时期的农民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1929 年6 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北方：

［1］ 郑曦原编，《清国苦力价几何？》《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56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年10 月。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噩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

他早已卖了妻鬻子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

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

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

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是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1］。

成千上万的农民拿起了武器，再一次埋葬了不足裹腹的旧时代。

有别于以往任何一次王朝更迭—历经早期“勒紧裤腰带”，奠定国家工业化基础的艰难岁月，20 世纪80 年代，更多人陆续开始进城，从农民变成了市民，解决温饱、获得更高收入之余，城市和工业开始大发展。

乡村人口的减少，让少数仍在农村的农民，有了历史转折新可能—作别数千年的人畜力传统，转而使用机器，通过耕作规模越来越大的田地，以实现不输城市的体面收入。

但这样应当在乡村同步发生的千年变局，明显节奏更慢一些。

［1］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死亡和捐税》，《西行漫记》，第188—189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12 月。

截至2017 年，常年居住在中国农村的尚有约5。77 亿人［1］，此前一年，还有2。29 亿户农民耕地规模在10 亩以下，不仅农业人口尚未充分进城，人均可支配收入更只有1。3 万元［2］，尚不及城镇居民的一半。

遇到松江家庭农场之前，出于对农村辛苦劳动的痛苦记忆，我同样不认为农村有前途，至于农民种粮年收入超过10 万元，更是让人实在无法想象。2013 年夏初上海郊区水稻播种的季节，我第一次去了松江浦南。

三个松江农民

在浦南农业区，我很快被它独特的乡村景观吸引—如果不是旁边江南传统村落建筑的提醒，由巧克力块般规整的矩形农田，四周的乡村公路，以及路边的水杉树共同构成的农林网区，乍一看甚至不像是中国乡村景象。

不同村落实际地貌不同，农林网区面积也不等，但一块少说也有几十亩，在泖港镇胡光村、黄桥村，一个网区更多达数百亩。整个村庄的耕地，又由十数个农林网区组成。站在路边，想象一下水稻成熟季节一望无际的金黄，顿时会让人有些时空错乱之感。

在胡光村一块泥浆满满，正准备播种的水田旁，我遇到了村里56 岁的老农民杨玉华。

［1］ 其中乡村人口57661 万人，城镇人口81347 万人，分别占比41。48％ 和58。52％，《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 年2 月28 日。

［2］ 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 元，《2017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 年1 月18 日。

只见他从蛇皮袋里抓出一把刚出芽的水稻种子，把种子摊在手掌上，再确认一次发芽率，随后，种子被倒进田梗边一台白色水稻直播机里。

机器轰鸣，戴着草帽的杨玉华—背着手站在田埂上，盯着那台机器在泥浆中滚滚前行，不一会儿，他面前的水田就播种完毕了。

依靠机器，这天下午，杨玉华种完了30 亩水稻，而他和老伴两人一共从胡光村村委会流转了136 亩地，两个人完全可以应付过来。

杨玉华扳起手指算账说，他每年亩产1200 斤稻谷，再轮种一季小麦，剔除地租、农药、化肥等成本，再加上补贴，夫妻两人（以他为主）每亩净收入能见到六七百元，136 亩的规模，对应的是一年10 万元左右的净收入。

像杨玉华这样，单纯以生产粮食为目标的粮食型家庭农场，也是松江家庭农场的基础形态。在胡光村隔壁腰泾村的李春风家庭农场，我见到了它的升级版—种养结合家庭农场。

所谓种养结合，即种植和养殖结合的家庭农场。在李春风的水稻田里，有一座占地约3 亩的中小型猪舍—他种植水稻同时，也为上海松林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松林公司［1］”）代养生猪。

每年除了种植水稻，李春风的另一笔收入来自50 元／ 头的生猪代养费。2012 年，他种植200 亩水稻净收入16。8 万元，而分三批出栏，代养1446 头生猪，加上代养过程中，有几项指标（如生猪死亡率）优异而获得的养殖奖励，又增收8。5 万元，两者合计年净收入达到25。3 万元。

［1］ 原名为上海松林工贸有限公司，2018 年2 月1 日起改名为“上海松林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有别于美国大型农场过度依赖化肥的耕作方法，由松林公司提供的饲料，为不含抗生素和添加剂的纯粮食营养饲料［1］，猪粪污染问题不复存在，发酵后的猪粪再次还田，不仅减少了化肥用量，土壤也得到了进一步养护。

李春风种植的优质稻谷，又被松林公司高价收购，并加工成当季松江大米，再与松林田园鲜“无抗猪肉［2］”一起，被送往上海市区上百家直营门店销售，上海市民不仅吃上了本地新米，李春风卖粮收入又增加了一部分。

在石湖荡镇金胜村，沈万英经营的家庭农场又有些不一样—她不仅生产大米，还用大米做成香甜糯软的万英米糕，并通过线下与微信等网端销售，她还经营着20 亩草莓、葡萄等园艺作物，吸引市民前来采摘和体验农场生活。

沈万英家庭农场的模式，接近于此前我在日本北海道见过的四季彩丘观光农场，即打通一、二、三产业来做。

这种模式之下的农民收入会更多样化，农产品附加值也会更高，但它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力和精力投入。而就北海道所见，一般一个地区只有一两个观光农场，这由它可供开发项目总量有限，多个农场并存—势必导致同质化竞争，注定了它的数量不会很多。

［1］ 饲料营养配方由上海新农公司提供，为增加猪仔免疫力，饲料中添加了实验有效的中草药以代替抗生素。详见郭涛涛，《餐前须知，解局“二师兄”安全之谜》，《环球财经》杂志，2017 年4 月。

［2］ 无抗生素养殖的猪肉，2017 年由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认证， 证书编号：NAAP20170002，它也是上海首家、全国首批国家级无抗认证品牌猪肉。此外，松林猪肉还是“上海名牌”产品和上海市著名商标。

日本的成熟经验对国内的参照在于，农业旅游和观光农场并不是农业的主流经营模式，如果一个地方盲目跟风，上马太多农业旅游项目，不仅会让农民对政府提倡有意见，甚至还要追究责任。说到底，实事求是、尊重经济规律仍是发展农业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松江，家庭农场的主流，仍是杨玉华式的粮食型家庭农场或李春风式的种养结合家庭农场，但无论哪一种，农民皆实现了不输进城打工的收入。它通过适度规模实现，但又不完全是这样，规模之外，它离不开松江在配套服务，外加地租和补贴等全方位的制度约束。

配套的赚钱学问

同样是规模经营，松江家庭农场主辛勤劳作一年，每年能见到10 万元以上的净收入，山东、河北等地一些规模远超松江的种粮大户，却不乏弃耕、跑路等情况［1］。

规模并不是种粮赚钱的唯一原因，它与赚钱非正比关系；它更不是所谓“市场规律下自然选择的体现”［2］—市场规律自然选择下，农民种植鸦片也许最为划算。

种粮大户的弃耕与跑路，有两种情形—1。 前期农业基础设施等投入太高，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种地不赚钱主动跑路，它与缺乏足够的配套服务有关；2。 种粮稍微赚了一点钱，流转土地出来的原承包农民看到行情要求提高地租，否则就收回耕地，种粮大户结果被动弃耕，它又与经营权缺乏法律保障有关。

［1］ 详见2017 年2 月《瞭望》《新华每日电讯》等公开新闻调查报道。

［2］ 高强，《理性看待种粮大户“毁约弃耕”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2017 年3 月8 日。

由于粮食会影响到城里人的“钱袋子”，决定了它的价格不能大起大落，与其他经济作物相比，它的利润也最为微薄，为了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它首先离不开基层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机、农技等方面提供的必要社会化配套服务体系。

没有社会化配套服务体系作为支撑，粮食生产注定无法实现专业化、社会化和农工商一体化，张培刚晚年所说的那个“倒掉的小孩”［1］ 便是它。

作为“50 后”农民，杨玉华的优势在于种地经验丰富，对农时把握精准，种粮稳定高产，但他不会操作农业机械。而适合机械耕作的标准化农田投入成本较高，农民也无力承担；改革之初，由于没有见到实际利益，农民也不会在农机等其他投入上有积极性。

松江则在区政府推动下，组建了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大机专业化、小机家庭化”，为家庭农场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以杨玉华为例，他与农机专业合作社签订服务协议，包括机耕、机播（插秧）、机收在内的农机服务，他按照市场化的标准，支付服务费。

截至2012 年，松江全区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30 家，社员279 户，农机驾驶员295 人，联合收割机驾驶员216 人，大中型拖拉机驾驶员284 人，拥有大中型拖拉机328 台，“全喂入”收割机60 台，“半喂入”

收割机138 台。对应的是，松江粮田实现了农机全覆盖，2007—2011 年间，松江家庭农场亩均劳动投入从4。8 个减少到3。5 个，亩均用工则从3。2个减少到1。9 个［2］。

［1］ 详见第三章“大国种田角力”。

［2］ 刘守英，《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调研，2012 年7 月。

作为基层政府在乡村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机械化耕作所需要的高标准农田，由上海市和松江区财政按比例，以2000 元／ 亩的标准共同出资修建，并承担了3。5 元／ 亩的农业保险费用［1］，进一步为机械化拓平了道路。

家庭农场主播收之间，区农技中心则会提供从良种、施肥、喷洒农药，乃至气象服务等全方位的技术指导。而由松江农民专业合作联社所提供的全程社会化服务也出现了，它的功能接近于日本综合农协。

杨玉华水稻播种完毕，他的农药、化肥等农资，即由松江农民专业合作联社从厂家统一采购，平价配送，种粮成本由此降低。

交足国家储备粮同时，在农产品加工领域，合作联社建立了优质稻米加工基地，另外一部分稻谷被加工成“松江大米”—面向上海乃至全国市场，合作联社还统一包装、推广和销售［2］。它也是上海市唯一稻米类的“国家地理保护标志产品”。

每年春、秋两季，合作联社还会为家庭农场主组织两次职业农民培训，它由职业农民培育、职业农民继续教育等四个方面组成［3］。

经过职业农民培育合格的家庭农场主，将获得一本新型职业农民认定证书，来年还将再进行一个培训，即职业农民继续教育。2017 年，350 名松江家庭农场主接受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另有300 名新型职业农民参加了继续教育。当年的培训计划，更囊括18 个项目门类［4］。

配套服务解决了，但这并不足以解决被动弃耕的情形—经营权尚无法律保障的种粮大户与拥有承包权的农民直接议价，不仅谈判成本过高、土地租约过短，农户也更易坐地起价，结果还是无法安心种粮。

［1］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委员会数据。

［2］ 封坚强，《农业服务体系“突破点”：培育新主体，探索新体系》，《环球财经》杂志，2016 年4 月。

［3］ 《2017 年松江区农民培训计划》，上海市松江区农民专业合作联社，2017 年3 月6 日。

［4］ 《 松江区2017 年农民培训计划安排表》，上海市松江区农民专业合作联社，2017 年3 月6 日。

在松江，农地的规模流转由村委会充当非营利中介来实现，它利于稳定经营者预期和保护经营者利益。放眼长三角，让松江家庭农场鹤立鸡群，种粮农民有利可图，其实是农地流转规范和地租控制等制度约束的结果。

地租：每亩500 斤稻谷

2013 年初，家庭农场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此时，距离松江家庭农场改革起步已过去5 年。

与时下长三角地区地租水涨船高不同，2007 年松江改革之初，长三角地区地租并不高，这为抢占改革先机创造了积极条件—地租较低，更易推动耕地规模化流转—它被固定在了以500 斤稻谷／ 亩，按照国家当年稻谷收购价为标折算的水平。

500 斤稻谷／ 亩地租，它有封坚强发现的松江本地经验做参照—“当时我在松江张泽镇看到，有农户按照每亩500 斤稻谷，按照每年的市场价折算田租，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就马上总结，后来在全区范围推广了［1］。”

农民愿意流出土地，并接受稻谷价折算，浮动较低的地租，也与松江提高浦南地区老年农民保障密不可分。当时浦南农保每个月只有90 多元的水平，松江则给了老年农民150 元／ 月的退休补贴，进而推动了土地流转；再后来，通过城乡统筹专项基金，他们更是有了1500 元／ 月的养老金［2］。

［1］ 封坚强2016 年接受采访时讲到的细节，采访录音。

［2］ 详见第一章“大号可乐、派钱和给农民养老金”。

本质上说，对地租的控制，由粮食作物在市场中的弱势竞争地位决定，它也是对直接粮食生产者利益的保护。与配套服务类似，它的目标亦在于控制种粮成本，确保农民种粮在一个有利可图的范围。

2016 年，长三角地区每亩水稻的平均产值，不过1500 元／ 年，但一些地区的农地地租却已超千元，再算上化肥、农药等农资成本，仅这两项加总，即已注定种粮无利可图。

地租高涨对种粮成本的杀伤力，远远高于配套服务。在地租控制上，除了日本城镇化时期所制定的的标准地租制度［1］，1949 年国民党败退中国台湾时，即颁布了一项有关地租控制的土地改革条例：

1949 年春，台湾正式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规定：地租不得超过其主要作物收获量的37。5％，超过37。5％，减为37。5％，不及者，不得增加。在实行减租前，农民还背负沉重的租税，无疑会使原本落后的农业更是雪上加霜。减租前平均地租高达48。6％，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后，使农民的租税负担大为减轻，他们无不拍手称快［2］。

再向前追溯，国民党人的《三七五减租条例》，学的则是共产党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各解放区推行的“减租”政策，话说回来，这也是共产党人土地革命能够取得胜利、争取民心的关键。

［1］ 详见第四章“机器革命”。

［2］ 毛光远，《陈诚在台湾推行的土地改革及其影响》，《台湾农业探索》，第4 期，2007 年12 月。

“三七五”背后，是盛亚飞多次提及的一套计算公式—在以粮食为主的农田收成中，25％ 是包括种子、肥料、农药、用水等直接生产成本，剩余的75％，农田所有者（地主）和耕种者（佃农）各半，地租不超过37。5％ 由此而来。

以历史眼光来看，37。5％ 作为地租的上限，既合理又科学，既保护了粮食直接生产者的利益，又保护了流转出土地、拥有承包权农民的利益。

若以此为标，即便堪称长三角地区最低的松江500 斤／ 亩稻谷折算的地租，其实也已超过了此上限。

地租高企，打开的是农地“非粮化”潘多拉魔盒—种粮不赚钱，耕地于是被挖成了产值更高的鱼塘，或被种上了价格波动更剧烈的水果作物，再者被外来商人圈为园艺场、堆场，等待有朝一日因拆迁而获利。

任由其发展，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土地的过度投机和地租继续暴涨。

类似于长三角地区一些村委会的生财之道—800 元／ 亩流入村民不愿意耕种的承包地，再以1200 元／ 亩的价格租给园艺商人或外来承包户，它本身即把地租推高到了种粮无利可图的境地，这也是为何在土地流转中，村委会应该扮演非营利性质中介服务组织角色的原因。

地租的暴涨，也使近年来推动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在已有发生的现实案例中—东部有些地区农地流转阻力重重，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坐地起价，流出土地意愿大大降低；过高的地租又让潜在农地经营者望而却步，以至于一些基层政府，热情满满推出农业园区经营项目，最终却被浇了一盆冷水，落得个无人问津的结局。

2016 年我在上海听说过的最高农地地租，是2000 元／ 亩—这是一群城里中产到乡下包地种菜以供休闲娱乐的价格，不仅他们认为很便宜，农民似乎也得到了实惠，但粮食生产就此壮烈牺牲。走出国门，此等租价更远超美、日等发达国家，不经意间已位列全球农业地租之冠。

2014 年，封坚强去美国一个2 万多亩的农场考察，它的地租折合成人民币，不过150 多元／ 亩，日本农林省的一名官员，曾给他提供过一份全日本田租成本明细，折合人民币最低200 多元，最高不过700 多元［1］。

地租与补贴关系密切—补贴往往会成为地租上涨的动因，并最终落入土地所有者而非实际经营者的口袋。

矛盾来了，2014 年，美国农地出租比例为39％［2］，更早之前的2000 年，日本10 公顷（150 亩）以上农户承租地比例已高达56。3％［3］。在它们皆有相当比例农地租赁经营前提下，地广人稀、补贴率较低的美国，地租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并不令人意外，但人均耕地比中国更少、补贴率更高的日本，地租同样在一个低位，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便是日本的标准地租制度，它由一套计算公式而非市场决定—“地租＝ 毛收入－ 生产成本－ 经营者报酬［4］”。这由日本更为稀缺的资源禀赋决定，如果想实现一定粮食自给率的政策目标，必须要保证农地经营者的利益，让补贴流入那些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真正种地农民之手，那就不得不通过非市场的行政、法律手段管制农地地租。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中国同样耕地资源稀缺—人均耕地约1。3 亩，半数还是山地和丘陵，如果想维持一定的粮食自给率，如松江家庭农场那样的地租控制必不可少。

［1］ 郭涛涛，《粮价、补贴、田租与农业规模化》，《环球财经》杂志，2016 年7 月。

［2］ 张红宇、寇广增、李琳、李巧巧，《我国普通农户的未来方向 —美国家庭农场考察情况与启示》，《农村经营管理》，2017 年9 月。

［3］ 关谷俊著，金洪云译，《日本的农地制度》，第57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4 月。

［4］ 详见第四章“机器革命”。

否则，补贴与地租将陷于一种尴尬的循环—补贴提高，地租上涨，为了推进后续农业改革，实现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那就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补贴，如此反复循环，不仅地租随农业补贴一路走高，长三角不少地区的农业补贴于是同样超过了千元。

补贴成败

相比于地租对种粮成本的决定性影响，补贴则被用于刺激商品生产，农业则是被广泛应用补贴的例子［1］，作为现实问题。从2011 年松江家庭农场主所种每亩地的成本收益明细考量，不难明白农业补贴的必要性（如下表）：

表5－1 每亩土地的种粮财务账

注：⑴ 总成本包括土地流转费（地租）和农资两部分，其中农资又包括肥料费、农药费、排灌水电费、农机租赁费、雇工费及其他六项，土地流转费中，俞周峰为766 元／ 亩，李春风和杨玉华皆为730 元／ 亩。

⑵ 俞周峰家庭农场为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每年使用发酵猪粪还田，肥料成本较低，故总成本相对其他两户较低，而当年李春风家庭农场尚未成为种养结合型。

⑶ 数据来源于2012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在松江所做家庭农场调研报告，执笔人为时任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的刘守英。

［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主译，《经济学（第十七版）》，第60 页，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年1 月。

依据上表，即便地租控制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水平，没有补贴，农户种粮每亩地净收入最低不足100 元，最高不超过500 元，对应上百亩的经营规模，至少在长三角地区，它无法让农民实现不输于城市打工的体面收入，种粮对农民仍无吸引力可言。

松江家庭农场改革之初，确立的适度规模是80—120 亩，即是考虑到补贴因素的结果。它的参考标准，更只限于国家和上海的现有补贴，在长三角地区更处于最低的水平。

以包括国家和上海市在内，总计不到600 元／ 亩的农业补贴［1］ 为基准，外加地租控制，平均300 元／ 亩左右的种粮利润，让农民获得近2 倍于一般离土务工收入或10 万元左右的年收入，对应的就是100 亩左右的规模。

一个合理的补贴制度，取决于它能否激励直接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并不断驱动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提高，持续扩大规模，使规模经营步入正轨，以至未来减少补贴或不依靠补贴，同样可以获得体面收入。

松江家庭农场改革之初，2007 年粮价较低，每亩地几乎不见利润，为了推进土地流转，增加了200 元的土地流转补贴，但后来粮价提高，流转补贴随即被取消，并变为秸秆还田、科技推广等四个方面，分别给予50 元的种植奖励。

［1］ 现金补贴类包括农资综合补贴、水稻直补、绿肥补贴、深翻补贴，以及粮价低迷时的土地流转补贴，此外还包括少部分良种和药剂补贴，每年数额不同，最少时300 多元，多时不会超过600 元。据“2008 年－2015 年松江区粮食家庭农场情况表”，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委员会提供资料，2016 年5 月19 日。

地租较低，松江家庭农场的补贴，在整个长三角地区，也维持在了一个较低水平。封坚强分享家庭农场改革时的补贴经验时说：

从松江的实践来看，如果想要补贴更有效率，就应该补在根子上，即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为标准的补贴，这也是农业现代化最需要的。

其中有三个方面的补贴是应该考虑加强的。一是为了提高机械利用率的补贴，旨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先进机械补贴应该提高；二是科技补贴，即先进的技术和农资，也应该补贴；第三是有机肥补贴，农民懂得保护土壤了，土地可持续生产能力提高了，这才是补贴。

在规模经营步入正轨后，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即便补贴减少，农田经营者同样可以获得可观收入。松江家庭农场我测算过，最合理的规模就是350 亩，没有补贴农民也可以获得可观收入［1］。

保障与约束

地租、补贴与配套服务拥有同一个目标—保障粮食经营者的权益，让农民安心种粮并有利可图，加之“有效的规模”，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它们构成了松江家庭农场改革的四根主梁。它的背后，则是一个权益与约束对等，带有苛严条件的必要制度安排。

松江家庭农场的相关规定中，村委会提供规范的流通合同，以稳定经营者预期，家庭农场主也必须要按照流转合同，向流出土地农户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交纳土地流转费，以确保土地流出者的利益。

［1］ 郭涛涛，《粮价、补贴、田租与农业规模化》，《环球财经》杂志，2016 年7 月。

农机合作社提供服务之余，除了季节性、临时性雇工外，家庭农场主必须主要依靠自身力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而非常年雇用外来劳动力，或是将耕地再转包、转租给第三方经营者；家庭农场主也只能从事粮食经营。

它的好处在于—减少人力成本，利于家庭农场主增收之余，更会引导家庭农场主走上不断用机器替代人力的“机器革命”正轨。

2007 年，胡光村只有杨玉华一人愿意成为家庭农场主，他与村委会只签了3 年的耕地流转合同，但随着种粮效益凸显，家庭农场的申请户多了起来。改革5 年后，泖港镇家庭农场申请户，已是实际需要户的两倍之多，每当投票挑选新的家庭农场主时，淘汰率更是过半［1］。

种地的人多了，规模就会变小，机器革命仍无法向前推进，准入条件必不可少。松江的办法，是由村中老资格村民和村委会成员投票决定—只有大家认为申请户对种地有感情、有技术，才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

作为生产队时期的催芽能手，杨玉华拥有公认的种地能力，3 年合同期满后，他得以再次续包；“60 后”李春风和“70 后”沈万英则是子承父业，他们的父亲，分别是生产队时期的农机手和生产队长，家庭农场改革之初，他们出于感情选择回村种地，年满60 岁退休后，由子女接班成为更年轻的家庭农场主。

投票之外，还有续包条件的约束。比如在农作物茬口安排、秸秆还田等方面一系列严格的考核机制。不仅考核挂钩于补贴发放，一旦家庭农场主违反比如“不得雇工经营”“耕地再转包”等有碍粮食生产可持续经营时，则会被无条件取消经营农场的资格。

［1］ 封坚强透露，录音。

如果家庭农场主参加培训，并获得了职业农民培训证书，外加拥有农机驾驶证，积极探索“种养结合”和“机农结合”家庭农场，那在续包竞争中就会更有优势，土地租期和经营规模也会视情况延长和扩大。

在一整套有效制度保障和约束之下，松江家庭农场进一步向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规模不断扩大的机农一体进阶。

机农一体进阶

李春风2008 年回村接替父亲时，只有117 亩的经营规模和10 万元左右的年收入；2013 年，他升级为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规模扩至200 亩，年收入25。3 万元；再至2017 年我去探访，通过再次续约，他的规模到了300 亩，年净收入超过30 万元。

李春风考取了拖拉机驾驶证，也购置了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以自购、自操作农业机械耕地为标志，他的家庭农场升级至“机农一体”。

农忙时，李春风自驾拖拉机耕种自己的农场同时，也会帮助类似杨玉华这样不会操作农业机械的“50 后”农民耕田，改革最初的农机合作社，则进化为机农互助点—每个点由一户家庭农场主购买农机自耕，并按照规模测算，为附近三五个家庭农场主服务［1］。

［1］ 服务方式是互助合作型的，即这个家庭农场主没有农机，但有农机驾驶证，你就去开互助点的拖拉机耕自己的田，结算则有两种，你给我干两天，我给你干两天，或者我付给你报酬。这样就解决了农机投资的不可分性问题。互助点的农场主机械和用工互助互换，既节省了户户购买机械的成本，也提高了机械利用效率，由于农场主之间互换的长期合约，也避免了纯市场下的欺骗等机会主义行为，解决了农场之间的合作问题。 详见刘守英，《六问家庭农场—上海松江的观察价值》，《环球财经》杂志，2017 年5 月。

2017 年，松江农委副主任顾晓峰说，农机配置根据面积而来，机器配足了不能新增，以防止农机放空，农业机械化也要和市场结合起来做，农机都有固定的停放点，一般利用村集体废旧仓库改造，200 平方米差不多为一个基本配置，一个互助点辐射一两千亩地。

家庭农场主对接机农互助点，再向上追溯，则是松江区级层面的农机维修服务中心。

也就好像修理汽车的4S 店—政府通过设施、设备扶持，服务中心则按照企业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运转，维修农机是主业，另外就是要负责农机手培训、农机销售和处置。

与市面上水平参差不齐的维修店不同，服务中心为家庭农场主提供全程和全面的农机维修，不仅包括售前、售后服务，也囊括全部农机机型，农忙时做维修保养，农闲的时候做培训，农民往往容易忽视农机延保，服务中心就做延保，并通过它来培养农民常规的农机保养意识。

这样一来，忙完9 月份早稻成熟到10 月、11 月的晚稻收割满负荷作业的收获季节，在平时，农机被精心保养，使用寿命大大延长。

它也比日本家家户户拥有农机更有效率。“日本土地流转得慢，土地和服务不匹配，服务能力很强，但规模很小，服务吃不饱［1］。”它还让更浪费能源、全国流行的农机从南到北流动作业成为历史。

2017 年3 月，时隔5 年刘守英再次回访松江，他问李春风，“如果东北那种大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来松江，你们用不用？”

李春风说，肯定不用。“一是因为我们的地块规模只有三五十亩大，大型的康拜因施展不开；二是因为家庭农场主有合作协议，再便宜也不行。

所以外地的农机根本进不来松江，因为没市场。”

［1］ 郭涛涛，《回访松江：提问城乡中国》，《环球财经》杂志，2017 年5 月刊。

“那农委搞个大型的农机服务公司，不也可以吗？”杨玉华忙摆摆手说，“不行、不行”，“运作个上千亩耕地，农忙的时候周转有问题，时间顾不上，还是区域性的农机合作行得通，比较方便”。

职业农民千年变局

收入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有了投资和改造农机的动力，它也让“娴熟操作农机”成为判别农民的新标准，数千年来中国“小农”的形象为之改观。

在2016 年10 月的上海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大赛上，和往年一样，松江代表队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团体第一名，来自石湖荡镇泖新村的家庭农场主柴洪根，更是连下两城，将收割机操作一等奖和铧犁深翻项目二等奖笑纳囊中。

赛后，柴洪根稀松平常地说：“也没什么特别的窍门，主要还是因为练得多。”

更早之前上海市的一次劳模会议上，一位领导模样的与会者遇到了沈万英，他好奇地问沈是做什么工作的，沈回答说：“我就是个种地的农民。”

对方惊讶地说：“不可能吧，农民不是这样打扮的。”

“我说怎么不是呢，以后的农民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我走在了前面一点而已。”让对方更意想不到的是，沈万英话锋一转，又来了这么一句：

“其实我们农民很苦，需要上面政策的支持，领导意识的转变。［1］”

2017 年是杨玉华感到失落的一年，他年满60 岁即将退休。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胡光村种子站屋檐下，回想起曾经的繁重体力劳动时代，他反复重复地对我说：“机械化才是农业的出路，现在机械化程度高，就是我种250 亩地，干到65 岁也没问题。”

［1］ 郭涛涛，《稻谷熟了，职业农民千年变局》，《环球财经》杂志，2016 年12 月刊。

截至2016 年底，松江家庭农场中，已有62。7％ 升级为机农一体家庭农场，机农互助点达到100 个；家庭农场主户数由最高峰时［1］ 的1267 户减至966 户，亩均规模从最低时的113 亩增至143。3 亩，松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蹄疾步稳由此可见一斑；随着年轻一代农民的加入，家庭农场主的平均年龄从2012 年的51 岁降至48 岁［2］。

两年前的一天，我带着两名中国西部官员到黄桥村附近的家庭农场参观。在村委会公告栏前，他们拿出手机一顿猛拍。公告栏里张贴着一张流转土地收益情况表，上面记录着经营村里1431 亩耕地，6 名家庭农场主2015 年的收入状况，其中最多的一名年收入为41。4 万元。

当我介绍完松江农场的运行机制后，其中一名官员说，“看看人家，咱们那做的都是什么，根本就不叫家庭农场”。

“本地为大”

松江家庭农场最具争议之处，是它“本地为大”的耕地流转策略。

不仅改革之初从清退外来种植户开始，改革后，家庭农场更限于村内，只有本村村民才有资格经营，也是因此，刘守英将它定义成“村社型家庭农场”［3］。

提到村内流转，刘守英问过一个刁钻的问题，封坚强这样作答：

［1］ 2013 年。

［2］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委员会数据。

［3］ 2016 年12 月1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拜访刘守英，第一次听他谈起“村社型家庭农场”，录音。

刘守英：为什么要局限在村内流转耕地呢？在松江，大家伙都在认真做事情，但这种村社模式放到全国层面，同样是村庄，也完全可能搞出一个恶霸村长，你没办法防止他把地交给一个懒鬼去种。

封坚强：在中国，阶段性很重要，未来怎么样是有阶段性的。

现在局限在村内，这是由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性质所决定的，要看该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劳动力资源实际情况，以及村民诉求，本村人到底愿意不愿意种地，而随着规模扩大和种田户数减少，才可以突破村庄界限，逐步扩大至镇乃至更大范围。

至于恶霸村长，这牵扯到了基层民主，它可能是特朗普，也可能是希拉里，但你要相信它的公正性。有一两个人关系好，你可以怀疑它的公正性，但松江家庭农场的产生，一般有20 多个村民代表投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选准的。

我们还遇到过一件事情，当时有个村一个女农民不会种田，但她要求包地，并被选成了家庭农场主。她包地的原因是男人生病了，她得照顾，不能出去打工，这个人人品非常好，所以大家觉得不会种田也要选她。

她在村里每年有10 万元左右的收入改善生活，你不要扼杀她的努力，她完全可以通过学习和培训来学种地，农村的风俗还是要考虑到。民主投票的主流，还是选出了会种田的人［1］。

盛亚飞将此概括为“本地为大”。回顾起在松江的主政经历，他说，治理一个地方，一定要尊重原住民的利益。农村就业机会有限，本村的土地又由本村农民集体所有，松江农民还愿意种地，那就要首先考虑到他们。

［1］ 2017 年3 月30 日对谈录音。

围绕外来种植户与农地流转，更依稀可见乡村耕地“三权分置”的基层演变路径，它是理解“本地为大”的起点。

在黄桥村党支部书记张永强的记忆里，20 世纪70 年代末，村里即已先出现了将耕地分到村民小组的包干制；1982 年，中央下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于是就分田、包产到户了。

以当时黄桥村耕地和人口测算，人均分得的耕地不到2 亩，这时候，城市商品经济和乡镇经济大发展，黄桥村出现了一个针织厂和一个钣金厂。村民务工收入逐步超过了种地收入，于是大家就纷纷就地工业化和进城打工去了，20 世纪90 年代也来临了。

上海本地农民真正不愿意种地，是1996 年前后，稻谷价格到了一个历史低位。“农民还要缴纳农业税，算下来种地还亏钱，上海城镇化发展比较早，城市里也有大量就业机会，本地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城。”

这时候，扔掉家乡耕地的外地农民来了。早在1993 年，已有外地农民找到黄桥村村委会，希望能够承包经营村中耕地，村委会于是将本地村民不愿意种的耕地归置起来，再统一转包给外地农民经营，“三权分置”

中的经营权分离并开始流转。

“当时的规模经营，10 ～ 15 亩已算是大户，收入不高，而且还要担风险。”就当时的规模，张永强说。

1999 年，全国开展第二轮承包地延包确权，固然农民的承包权得到了稳定，但规模偏小，种地还是见不到效益，本地农民继续选择进城，外地农民流转耕地经营权种地，成为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主流。由于利润微薄，外来经营户也不愿意种粮，他们的种植结构开始向经济作物偏移。

“当时乱得很，村里有种水稻的、种藕的、种大葱的等等。种水稻不赚钱，就将稻田挖成鱼塘，还有养殖甲鱼、白对虾和龙虾的。”回忆起家庭农场改革前的情景，张永强说。

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本村人和外地人也有所区别。由于土地是祖辈留下来的，本村人更加珍惜，外地人包地，追求短期利益成分更多一些，除了耕地形态发生了改变，不可避免地还有滥用农药、化肥等掠夺性种植。

曾做过外地老板雇工的杨玉华，有着难忘的种地经历。除了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农药瓶子、化肥袋，“一次打除草剂，打了两遍草都没死，给老板说了他也不信。后来才发现，除草剂是从家乡带来的，并且早已过期”。

在石湖荡镇金胜村，“村里的地原来都是外地人种，不赚钱连夜跑掉了，农田一塌糊涂，租金也没收到”。沈万英说。

清退外来种植户，规范土地流转，于是成为改革的起步动作，它由区级层面发文，自上而下逐级细化，最终由村委会以村庄为单位落地实施。

仅在黄桥村，历时三年，就清退了15 户种植户，外加十七八户养殖户。

改革前提与价值观

由城乡人口更为充分流动带来的城乡关系变化，让农村改革早已不是割裂的村庄单独叙事。这就好比为了规范耕地流转，就不得不面对外来种植户的去留，放在城乡一体场域，家庭农场改革的前提，除了本地城镇化水平，更容易忽略的是老年农民养老与进城农民保障。

2007 年，松江非农就业农民占农村总劳动力的90。28％，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减少到了1。25 万人，占比仅6。6％［1］。大部分农民的进城，意味着耕地规模流转的现实条件初步具备。

但除了外来种植户无序经营着一部分耕地，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仍留在乡村“以农为业，以地为生”的老年农民，其实并不愿意将耕地流转给村委会统一经营，为保护经营者利益的地租控制也未必会受欢迎，它与老年农民养老保障不足密切相关。

在松江，最初规范耕地流转时，最不愿意向村委会流出耕地的就是浦南的老年农民。而通过改革，他们领到150 元／ 月的退休补贴后，“一下子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就变得非常高，一名老年农民流转出了土地，一家人的也就流转出来了。”封坚强说。

这也被陈锡文称之为“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确保耕地流出者的利益，同时以解决养老金为前提［2］。

至2011 年12 月底，松江全区耕地流转面积25。1 万亩，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99。4％。其中，农户委托村委会流转的有35804 户，流转面积90184 亩，占农户承包面积的99。5％；此外还有27130 亩机动地、16219亩被放弃的承包地、32733 亩老年农民享受补助金后退出经营的土地，外加86218 亩享受镇保后退出的土地，也全部由村委会统一流转。

［1］ 封坚强，《家庭农场是实现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的有效途径》，《田野的希望—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的实践与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55—56 页，2015 年4 月。

［2］ 陈锡文，《鼓励和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田野的希望—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的实践与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4 页，2015 年4 月。

这些土地主要流转给了2528 家农户，流转面积18。25 万亩，所占土地流转总面积比例达到73％，其中1167 户为家庭农场，经营土地13。38万亩，占比53％。另有6。85 万亩土地流转给了280 家企业，主要经营蔬菜、养殖、花卉苗木及农产品加工［1］。

放眼全国，随着城镇化推进，大部分农民同样不再“以农为业、以地为生”—不仅越来越多农民离土出村，第二代农民工则是没有干过农活的非典型农民，与土地关系模糊，非农收入已成主要经济来源［2］，但仅有“农民种地意愿不强”，推动规模化流转条件仍不充分。

它绕不过去的，仍然是城乡一体保障—在全国多数地区，离土农民因征地而享受到城镇化水平退休养老保障，在土农民退休后只能享受农保待遇，它的数额甚至不及城镇保障的一半［3］，老年农民每个月七八十元的养老金待遇，更是不少地区的普遍状况。

“规模化流转，一定要先解决老年农民的保障问题，而非强制性流转。”封坚强说。不仅如此，很多进城农民工的身份，也是在土农民，他们保障的解决，也影响着规模化和进一步的地租控制。

如何定义城乡一体化时代的农业改革价值观，也决定着最终改革结果。依据我对松江多年观察—它是植根于城乡人口流动，以“人”为核心的改革，它的背后，则是对都市郊区农业再定位的思考。

［1］ 刘守英，《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调研，2012 年7 月。

［2］ 刘守英，《六问家庭农场—上海松江的观察价值》，《环球财经》杂志，2017 年5 月。

［3］ 郭涛涛，《事关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农村“三块地”的合理定义和用行动完成的实效改革》，《环球财经》杂志，2017 年1 月、2 月刊。

郊区农业再定位

以养猪为例，恐怕和外界想象的不一样，松江种养结合家庭农场里的养猪场，是由政府出资修建的。

封坚强对此解释，政府出资修建养猪场，不仅由于农民一下子掏不出那么多钱，还在于农民养猪是为了解决猪肉市场价格稳定问题，和粮食供给一样，猪肉价格的波动，影响到了城市里更多居民的生活，政府的责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稳定农业生产。

在封坚强看来，上海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主要有三种，粮食、肉类和蔬菜，从政府责任上来说，应该将它们通过产业化的方式，将市场波动、供需不稳定的问题解决掉。

“有些企业想投资（养猪场），我们不允许，是因为企业造了，产权是企业的，有时候经营不稳定，并造成供给波动，但如果是政府造的，今天你养不好，那其他人可以养，猪肉供给就是稳定的，从长远角度，它对市场和城市消费者有利。”封坚强说。

此时再回看松江种养结合家庭农场，上海市民能够吃上相对廉价的当季松江大米和“无抗猪肉”，便源于对抗市场风险、稳定农业生产，由“政府＋ 公司＋ 农户”铁三角农业生产模式的构建。

政府出资修建适度规模养猪场，降低了企业和家庭农场主的经营风险；企业提供猪仔、纯粮食饲料和全方位的技术服务，并在市场终端打造健康猪肉品牌销售；家庭农场主养猪则实现了专业化生产和稳定增收；无污染的猪粪经发酵后还田，又改良了土壤。

为了进一步规避处于市场前端企业的经营风险，松江农委还牵头安信保险，推出了创新型保险产品—生猪保险，并实现了松江全覆盖，由此，一直困扰养猪业的“猪周期”难题由此破解［1］。

它也为国内粮食收储与流通提供了新思路。在生产效率稳步提升的基础上，成本巨大的托市收储可逐步缩小规模，并过渡至通过企业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就近为城市提供优质粮食，不仅满足了市民吃上本地新鲜粮食的需求，农民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卖粮收入，国家托市收储成本也因此而降低。

值得强调的是，面向上海市民的松江大米，并不是一家独大，而是在松江大米统一品牌之下，由多个农民合作社和企业出品的多类包装各异、价格不同、相互竞争的商品。

我曾问盛亚飞，松江大米抱团成一家岂不是更好？他回答说，大宗农产品商品化一旦量大，品质控制就会变得难以保证，只有引入多家的市场竞争，让市场发挥力量，才能保证它的长期品质。

这一市场化的理念，不仅对粮食有效，对猪肉同样如此。盛亚飞认为，在松江的猪肉供给上，其实最理想的模式是有两家以上的品牌化猪肉公司形成竞争，这样的竞争格局对提升产品质量有好处，对保护消费者利益有好处。

虽然目前已是全国最先进，松林公司的全自动化屠宰生产线只需25分钟，便可以把一头活猪变为两扇白白净净的猪肉，但盛亚飞却说，它还不是最先进的—最先进的是他在丹麦看到的，活猪从一头进去，出来的已是可以直接佐餐的熟肉制品。

［1］ 郭涛涛，《打破“猪周期”背后的诀窍与账本》，《环球财经》杂志，2016 年4 月。

“做到这一地步，市民到乡村参观江南稻作和养猪过程，再到休闲餐厅吃点猪肉和大米，顺便来点啤酒和饮料，郊区农业和市民的距离拉近了，它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乡村旅游业才能进一步发展起来。”盛亚飞说。

在李春风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的工作间，挂着一副“天道酬勤”的书法牌匾，引人注目的是一排“敬天、敬地、敬科学”的小字。坐在工作间里，猪舍内的即时状况仍一目了然—牌匾旁边，是一块分栏成像的液晶显示屏，随时显示着猪舍内部的情况。

通过带有约束条件，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大部分农民进城后，农村耕地上的粮食生产问题迎刃而解，但它只涉及到留在农村，少部分种地农民的利益，对于更多进城农民的利益，它关涉农村另外两块地—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且看下来逐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