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国家的人口稠密

无论从道理上或现象上，都找不到什么根据可以断言世界是永恒不朽的。物质的不断而迅速的运动，搅得天下动荡不安的暴力革命，天上出现的变化，关于全世界洪水泛滥的传说和清晰的遗迹，或者普遍的自然灾变，—

—凡此种种，都有力地证明了这种世界结构必然要死亡，通过腐烂和分解，从一种状态或种类转化为另一种状态或种类。因此，世界也一定象万物一样，有其幼年、青年、成年和晚年；而人类，可能和一切动植物一样，也有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世界的全盛时期，可以设想，人类在思维和肉体两方面都较发达，身体更强壮，精神更旺盛，寿命更长，传宗接代的意愿和机能更强。然而，要是世界万物以及人类社会的进程都是这样逐渐演变，其速度之慢使得我们在按照历史和传统看来是如此短暂的时期难以看得清这种变化。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似乎觉得人的身高、体重、寿命乃至胆量和智慧，千百年来原封不动，依然还是老样子。至于技艺和科学，在各个时期倒的确有盛衰之迹：不过我们看到，当技艺和科学的发展在某个民族达到全盛时期时，所有周围的邻国可能对此根本一无所知；虽然在某个时期它们普遍地衰落，可是在嗣后的年代却又复兴，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就观察所及而论，对于人类的发展看不出有普遍的、可以觉察的变化，但可以认为，世界却象动物一样，有一个从幼年到老年的自然过程；然而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它是在走向极盛时期呢，还是开始衰落；所以也就不能预言人类本身的衰亡①。因而要想用设想中的世界的青年时期或旺盛时期来证明或说明公认的古代人口较为稠密，这种说法，恐怕凡是神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接受，在这个问题上，应把一般的生理上的原因排除在外。

确实有某些重要的特殊生理原因。古代所提到的一些疾病，现代医学几乎一无所知，现在发生和流行的一些新的疾病，在古代历史上却无踪可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根据比较可以看到，现代的弊病较大。更不必提那些比较次要的因素；小的天花肆虐，其危害之大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要把优越性归于古代。每一代有十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的人类遭到毁灭，可以设想，这就造成一个民族在人口上的极大差距；等到花柳病一出现，一种新的瘟疫就到处蔓延，这种疾病按其经常所起的作用，可能要和人类的三大灾祸——战争、瘟疫和饥谨——相等。要是古代的人口确实比现代多，而又无法用道德上的原因来说明这种巨大变化的话，那么，在不少人看来，光是这些生理上的原因，就足以便我们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满意答复。

① 科鲁迈拉（Columella）说（见卷三第八节），先前在埃及和非洲，双胞胎常有、甚至是惯常的现象；双胞胎常见，而且几乎司空见惯。要是这个说法可信，那么随着国家和时代的不同都有生理上的差异。因为现在的旅行家对这些国家没有这类记述。相反，我们照例认为北方民族寿命较长，由于这两个国家曾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就很难（虽然并非完全荒谬）设想：象科鲁迈拉这样的人会把这个问题弄错。

然而，古代人口难道真的象有人所说的那样，要比现代多得多吗？有关这个问题，伏修斯（Vossius）的论述失之夸张，这是尽人皆知的。可是一位更有才华、观察敏锐的作者竟然声称：根据对这些问题将有的最佳估计，目前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还不到恺撒时代的五十分之一①。不难看出，即使只就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古代情景来考察，这里的对比准是不完全的。既然我们连每个欧洲国家甚或城市目前的确切人口数字都不甚了然，而历史家们在这方面所遗留的线索又十分不足，又怎么能妄想估算这些国家和城市的古代人口数字呢？照我看来，情况似乎大谬不然，所以在打算对这个问题抛砖引玉，谈几点个人看法的时候，我不想去分析哪是原因，哪是事实，而只是笼统地加以研究；当然，要是能够把事实弄清楚，而且言之成理，则这种研究法是不能容许的。首先，要考虑：根据我们对古代和现代社会情况的了解，说古代人口一定比现在为多，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其次，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要是我有办法使那种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确切不移的推论有利于古代，那我倒是求之不得哩。

我们可以看到：一般说来，不同时代或不同国家人口稠密度的对比问题，包含着十分重大的后果，往往对这些国家的整个政策、风俗习惯以及政府体制的选择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既然人类，无论男女，都有传宗接代的要求和能力，而且这种愿望日益强烈，他们之所以节制生育，必然是境况的艰难造成的；任何深谋远虑的立法机构应该看到这一点，并设法认真加以消除。凡是自认为有能力赡养家庭的人，几乎都会建立一个家庭；要是按照这一比率繁殖，人类每一代就会翻一番开外。在每块殖民地或新的移民点，人类繁殖的速度真快啊。难道在那些地方，养家活口就那么容易？难道在那些地方，人们就和立国长久的人民完全不一样，一点也不贫困，不受限制？历史告诉我们：尽管能使一个民族人口减少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天灾人祸频频发

生，不过在一、两代人的期间，这种毁灭性的后果是不易觉察的，因为社会又早已恢复其原先的人口。原先所耕种的土地，所营建的屋舍，所制造的商品，所获致的财富，使这个民族幸存的人们能够马上结婚，建立家庭，从而填补了死去的人们的缺额①。而每个明智、公正、宽宏的政府，出于类似的理由，只要采取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措施，就总会既使商品和财富增加，又使人丁兴旺。的确，一个气候和土壤都适宜于栽培葡苟的国家，其人口自然要比只能生产谷物的国家为多；而宜于种植谷物的国家，其人口又比只适于从事放牧的国家为多。一般而论，在气候温暖的地带，由于当地居民的生活所需

① 见《波斯人信札》。同时参阅《论法的精神》卷二十三，第十七、十八、十九节。

① 这也是说明为什么天花并没能象乍一想象的那样使一些国家的人口大量减少的充分理由。只要还有人类生存的余肌人们就总是有增无己地涌去，即使没有国籍法案为后盾。堂·盖洛尼莫·德·尤斯泰提斯说，西班牙把大量人口遣送到两印度群岛去，但西班牙各省还是人满为患；这种情况是西班牙人的无比富裕所造成的。

较少，而植物生长茂盛，人烟稠密是十分可能的；不过，要是其他条件相同，似乎应该设想：凡是安居乐业，民风淳厚，政简刑轻的地方，人口就最兴旺。

既然古今人口多寡的问题如此意义重大，要是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测定标准，就有必要把古代和现代的国内和政治情况作一番比较，以便按照各自的道德原因来判别事实；以上就是我们提出要讨论的第一点看法。

古今国内经济方面的主要不同就在于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在古代十分盛行，而在现代，在欧洲大多数地区的一些国家里，已经废止了。一些厚古薄今论者以及向往平民自由的鼓吹者（事实上，这两种感情，基本上总是形影不离。不可分割，那是理所当然的），情不自禁地为这一制度的灭亡扼腕悲叹，他们在憧憬缅怀一切权力归于一人的令人毛发悚然的奴隶制时代时，是不惜将大多数人类统统沦为真正的奴隶，处于屈膝受辱的境地的。不过，凡是冷静地考虑问题的人，都会认为，人类的天性一般倒是乐于接受现在的自由，哪怕在欧洲最专横的政府统治下，也要比在古代最繁荣时期的自由好得多。投靠归顺只管辖一个城市的小国君主，要比向一个大国君主屈膝称臣更难堪，同样，家奴制要比任何文明统治更为残酷，压迫更重。主宰者的身分地位愈高，我们所享有的自由就愈多：我们的行动所受的监督控制愈少，于是我们自己的屈从和自由之间的、乃至同别人的统治之间的残酷对照就愈不明显。目前在美洲殖民地以及某些欧洲国家里所残存的家奴制，肯定不会让人希望它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推广。那些从小就习惯于颐指气使、作成作福的人，在他们身上简直就看不到丝毫仁慈恻隐之心，这就足以使我们对那种无法无天的统治深恶痛绝。古代之所以有种种严重的——我要说是——野蛮风俗习惯，其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实行家奴制，在这种制度下，每个贵族都是小霸王，他的奴隶们只能对他阿谀逢承，卑躬屈膝，低头服小。

根据古代的史实，对卑贱者套上了种种羁绊，迫使他屈膝就范；对高贵者却不加任何限制以使他接受宽宏仁慈的相互义务的约束。在现代，一个坏的仆人很难找到好的主人，反过来，一个坏的主人也很难找到好的仆人，其间的制约是相互的，是与反映了理智和平等的神圣的客观法则相适应的。

把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奴隶丢弃在泰勃（Tybcr）岛上任其活活饿死的习俗，在古罗马好象已经相当流行；根据克劳狄皇帝的一道敕令，凡是被弃置在岛上的奴隶，一旦死里逃生，即获得自由；敕令还规定：禁止无辜杀害年老有病的奴隶（见苏托尼著《克劳狄皇帝传》）。假设这道敕令被严格遵守，家奴们的境遇是否会有所改善，他们的生活是否会大大变好呢？只要想到老凯托所直言不讳地宣布的准则：与其养活他认为是白吃饭的废物，不如趁早把年老无用的奴隶卖出去，价钱多少不论；则别人的效法也就可以想见（见普鲁塔克著《凯托列传》）。

监禁奴隶，强迫其带着锁链服苦役的土牢，在整个意大利比比皆是。科鲁迈拉主张：这些牢房应永远构筑在地下（见第一卷第六节）；又说，一个认真负责的监工的职责是：每天对奴隶们点一次名，就象团队或船员集合点

名一样，以便随时了解奴隶中是否有人开小差逃跑（见同书卷十一第一节）。以上这番话证明：这类地牢很多，而且禁锢在里面的奴隶数量也非常之大。根据奥维德（见《论爱情》卷一挽歌六）及其他作者①的记载。带着锁链

的奴隶充当司阎杂役，在古罗马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些奴隶主要不是完全抛弃了对这些不幸同胞的同情心的活，就不会让自己的宾客一进门就感受到主人的威严和奴隶的悲修。

在所有的审判中，甚至是平民之间打官司，最常见的现象是让奴隶提供证词，这实在是一种极端残暴的刑讯逼供。德谟斯梯尼说（见 Oniterem orat），要是不论自由民或奴隶作证都可提供同样的事实，法官总是严刑拷问奴隶，以作为一种更确凿的证词②。

辛尼加（Seneca）①勾勒了一幅把白天当黑夜，把黑夜当白夭，完全打乱了生活的正常秩序，鸟烟瘴气的寻欢作乐图景。除了象吃饭和沐浴的时间发生改变这类情况以外，他还提到，每到半夜两三点钟，一位沉溺于这种恶癖的人物的邻居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的鞭子抽打声，事后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此君当时正在考查其奴仆的行为，并给予应得的惩罚，以整肃纪律。作者谈这件享，并不是作为残忍的事例，而是作为生活反常的实例，这种反常，即使安排得井井有条而成惯例，也会改变那由来已久的习惯所规定的正常作息时间②。

然而本文的正题是研究奴隶制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稠密程度的影响。有人声称：在这方面，古代的史实已证明这一制度具有无限优越性，而且据说也是古代人口异常稠密的主要原因。那时，所有的奴隶主都阻挠自己的男奴娶亲，而且也千方百计下许女奴嫁人，当时人们还认为女奴根本没有资格服侍主人。不过，要是奴仆们的财产存在主人手里，他们的结婚就成了主人的财富，会给他带夹新一代的奴仆，以接替那些年老体弱不能干活的奴仆。于是奴隶主就鼓励奴隶们象牲畜下崽那样，尽量多生孩子，还十分热心抚养其下

① 苏托尼《论著名雄辩家》。同时参见古诗《我听到看门人叮■地响着镣铐》。

② 这一类做法在罗马是相当普遍的；不过西塞罗似乎认为这种征词不如自由民的作证可靠——见《为切利乌斯辩护》。

① 辛尼加，约公元前 5 年—公元 65 年，罗马政治家及哲学家，是暴君尼禄的师傅。——译者

② 见书信集第 122 函。在罗马公开表演的那种惨无人道的竞技，也确实可以认为是人们轻视奴隶的产物，同时也是罗马的君主和统治者普遍暴戾成性的重要原因读过有关圆形竞技场表演的描述的人，谁能不感到毛骨悚然？人们怎样对待奴隶，国王也即以其人之道对待这些人们，对此，谁又会感到奇怪呢？仁慈的天性使你回忆起卡里古拉（Callguld）的野蛮誓愿：但愿这批残忍的人的脑袋合长在一个脖子上，这样，一拳就可以结果这批人的性命，你总会拍手称快吧。你得感谢上帝，前引作者（在第 7 函里）向罗马人发表演讲说道：你的主上（即宽宏仁慈的尼禄），他不可能学会你那种残忍的榜样。这番演说是在尼禄统治的初期讲的、不过后来倒变得十分贴切，毫无疑问。尼禄由于看到了他从小就司空见惯的野蛮事物，也就幡然悔悟，大有改进了。（按：尼禄为古罗马著名暴君，此处当是反语。——译者）

一代，教他们学会某种技艺或职业，这样，他们就会更有用，对主人更有价值。通过这一方针，宫人，虽然对穷人生活的改善并不关心，至少对其生存表现了关心；同时靠着依附于他们的奴仆人数的增加以及劳动热情的提高而发家致富。作为一家之主，人人都象君主关心国家一样关心各自的家族，而且也象君主一样，不抱有会削弱自己的小小权威的任何野心或虚荣的相反动机。家族的一切都处在他本人的直接监视之下；他有闲暇可以对奴仆们的婚姻和教养方面的细微未节都加以过问①。

从事物的表象来看，家奴制的后果就是这样的；不过要是我们深入到本质，说不定就会发现我们的草率结论必须撤销的理由。把对人的管理同对牲畜的管理相提并论，进行比较，这种做法当然是令人惊诧莫名的；不过为了力求在研究本题时应用得恰到好处，考察一下这种对比的结果可能是公允适当的。在首都，在各大城市附近，在各个人烟辐辏、勤劳富庶的省分，几乎没有人饲养牲畜。在那些地方，吃饭，住宿，找跟班，雇劳力，价钱都很贵；于是人们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就认为从价钱便宜的异域远方购买牲畜比较合算。因此，这些远方异域便专门饲养牲畜。同理，于人亦然，假如把人也置于和牲畜相同的关系之中来考察的话。要是在伦敦抚养一个孩子，把他养大到能够侍候人，其代价，比从苏格兰或爱尔兰买一个同样年龄的仆役要贵得多，因为他在那里住的是茅屋，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的是燕麦粥和马铃薯。因而，在所有富裕而人多的国家里，蓄养奴隶的人，总是设法不让女奴怀孕，一旦有孕，不是强迫堕胎，便是扼杀婴儿。人类在那本来应该增长得最快的地方不断减少，于是便永远要到贫困荒凉的省分去招募，长此以往，这种人口外流将使国内的人口大幅度减少，将使大城市的毁灭人口的作用十倍于当今之世。在那些地方，人人都独立自主，给自己的子女所提供的，不是辎铢必较的卑鄙利欲，而是人类强有力的天性。假如伦敦保持目前的现状而下进行大扩展，按照通常的估计，每年需要从农村招募五千人；要是大部分商人和老百姓都是奴隶，而且那贪婪的奴隶主又不准他们生儿育女的话，那么，它该有什么要求呢？

所有的古代作者都告诉我们，总是有奴隶源源不断地从边远省分，特别是叙利亚、西里西亚①、卡帕多细亚，从小亚细亚、色雷斯和埃及，输入意大利；但是意大利的人口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作者们还抱怨工农业不断衰落②。

①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要是家奴制真的能使人口增加，那就是普遍规律的一种例外；在任何社会里，繁荣幸福和人丁兴旺必然是形影不离、相辅相成的。一个奴隶主可以出于幽默感或寻开心而使其奴隶不幸，不过出于利益的考虑，他会十分认真地去增加奴隶的数目。奴隶们的结婚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正象他们生活中任何别的活动一样没有他们的自由。

① 在西里西亚的台鲁斯，每天要卖出一万名奴隶，供罗马人使用，见斯特位波卷十四。

② 见科鲁迈拉卷一绪言及第二节和第七节。瓦罗（Varro）卷三第一节。贺拉特（Horat）卷二附录十五。塔西陀《编年史》卷三第五十四节。修顿（Sueton）《奥古斯都传》第四十二节。普林尼卷十八第十三节。

既然如此，通常所设想的罗马奴隶的人口出生率极高又从何谈起呢？看来非但不能增殖，甚至不大量输入恐怕连原有的数额也无法保持。尽管不断有大量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罗马公民，可是就连这部分人口的数目也井没有增加

①，直到罗马城的自由思想传播到外省为止。

对家里出生养大的奴隶，称之为 verna（家生奴）②，这样的奴隶，习惯上似乎要比别的奴隶得到较多的优待和照顾，这也就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奴隶主不乐意多抚养这类奴隶③。凡是熟悉我国庄园主所奉行的这些准则的人，都会承认这种提法是十分中肯的④。

阿提喀（Atticus）十分喜欢吸收家生奴充实其家族，一个受其豢养的历史家就因此而对他大事颂扬①。那么，难道不能据此推论：这种做法在那时是极为罕见的？

① 土著平民日渐减少，塔西陀在《编年史》卷二十四第七节中这样写道。

② 由于 servus（奴仆）和 verna（家生奴）是对两类奴仆的不同而又没有任何对应关系的称呼，这就形成了一种有力的推测：后者的人数要少得多。在语言中，我们可以见到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要是一个整体的两个彼此相对应的部分在人数、身分或尊卑方面具有某种比例，总要创造出两个相对应的辞语，分别称之，并表明其相互关系。要是这两部分人不成比例，那么就只创造一个辞语，用以称呼人数较小的部分，以区别于全体。例如，男女、主仆、父子、君臣、异邦人和公民等，都是这类相对应的辞语。至于水手、木匠、铁匠、裁缝等等，就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辞语，用以称呼那些不是水手、不是木匠等等的人。在各种语言中，显示这类区别的专门辞汇是各不相同的，由此，也可以对各民族的殊风异俗作出种种有力的推论。穷兵黩武的罗马皇帝们的统治大力鼓吹军队至上，结果使国家的一切其他法令都成为一纸空文。因此，miles（远方）和 paganus（异域）就成了一组对应的名词，非但在当时的吉语中，而且在直到今天的现代语中，这始终是个不解之谜。在现代，宗教迷信把僧侣捧上了天，使其权势压倒了整个国家，因此，在所有的现代语言中——当然也只是在现代语言中——，clergy（僧侣）和 laity（世俗人）又成了一组相对应的词。根据相同的原理，我推测：要不是罗马人从国外购入的奴隶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家生奴的话，Verna 本该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名词，以显示前一种奴隶与后者有别。不过看来这前一种人倒是构成了古代奴隶的主体，后一种人只是少数例外而已。

③ 罗马著述家把那些粗鲁无礼的奴隶称作 verna，用作伶人的等同语。参阅马休尔（Martial，古罗马讽刺诗人——译者注）集卷一讽喻诗第四十二。贺拉西也说过：无耻的恶奶皮特罗纽罗则在第二十四节说过小厮之礼仪。辛尼加在《论天命》第一节中说过小厮们的放肆。

④ 据估计，在西印度群岛，要是不购入新的奴隶接替，在奴隶总数中每年有百分之五病入膏肓。甚至在衣食不成问题的热带国家，奴隶也不能维持其原有的数目。至于欧洲国家，以及附近的一些大城市，情形就更槽，这还用说吗？我还认为，根据我国种植园主的经验，凡是能雇到长工或短工的地方，蓄奴制，无论对奴隶主或奴隶本人，都同样是弊多利少。你得供给你的奴隶吃饭穿衣，而对雇工，则不再负有此种责任。由此可见，最初买进奴隶的身价银，对你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何况奴隶由于害怕惩罚而终日惴惴不安，决不可能象一个担心逐渐打消而又不必做其他杂役的自由人雇工那样干很多活。

① 参阅尼波斯（Nepos，公元前一世纪之罗马历史家——译者注）《阿提喀传》。不妨指出，阿提喀的产业主要在伊庇鲁斯（Eplrus），那是一个遥远偏僻的地方，所以他才会认为在那里蓄养奴隶是合算的。

古希腊喜剧中给奴隶所起的种种名字，如 Syrus，Mysus，GetaThrax， Davius，Lydus，Phryx 等，提供了一种推测：至少在雅典，奴隶多半是从国外输入的。斯特拉波②说，雅典人给奴隶取名字，或者根据其出生之地的国名，如 Lydus，Syrus，或者按照在那些国家里最常用的名字，如给弗吉人取名为Manes 或 Midas，给帕夫拉贡尼人取名为 Tibias。

德谟斯梯尼提到过一条法律：禁止任何人殴打别人的奴隶；他对这条法律的仁慈精神大为赞赏。他说，要是那些野蛮人知道，从他们那里买去当奴隶的同胞受到这样宽厚的待遇，就会对雅典人无限尊敬。（《In Midiam》第二百二十一页，据阿尔定版）。伊索格拉底（在《节日演讲》里）也暗示过，希腊人所蓄养的奴隶一般地或基本上是野蛮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论中（卷七第十节，附加结语）直截了当地设想：凡奴隶都是异邦人。古代的喜剧作家总是让剧中的奴隶口操“蛮语”③，这乃是一种对真实情况的描摹。

众所周知，德谟斯梯尼未成年时，他的监护人骗取了他的大量财产，后来他依法起诉，追回了他继承的遗产之所值。他为此事而发表的几篇演说至今犹存，这些演说详尽地列举了有关他父亲遗留下来的全部财产，包括买卖、宅邸、奴隶以及这些东西折价各值多少（见《Amphobum orat I 》）。其中有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奴隶五十二人，即刀剑匠三十二人，细木工①二十人，全是男奴；演说中并无片言只语提到这些奴隶的妻子、子女或家庭；要是雅典果真流行蓄养家生奴的话，奴隶就必定会有家庭及妻儿老小；其全部所值必然大大取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是，除了归他母亲使唤的几名婢女外，德谟斯梯尼根本没有提到过有女奴。这一论据，即使不能作为最后定论，也是十分有力的。

请注意普鲁塔克在谈到老凯托时所说的这番活[见《凯托列传》]：“他拥有大量奴隶，都是平常在战俘拍卖场上买下来的，而且专挑年龄小的，因为他们很容易适应任何饮食或生活方式，也容易教他们学会任何手艺或活计，就象人们驯小狗小马一样。有鉴于爱情是产生一切混乱的主要根源，他准许男奴同家里的女奴同居，代价是要他们付一笔夜度资，但他严禁他们到外面去乱搞。”这段已述介绍了古人对这方面的关心。然而这里面是否就包含着古代奴隶能够结婚和生儿育女的迹象呢？要是这种做法是公认有利，普遍实行的话，也必然要为凯托所接受，因为他是很讲究节约的，在他那个时代，节俭朴素之古风还是受到推崇和赞誉的。

罗马法的作者们以明白无误的措辞指出：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是抱着抚养家奴的意图才购买奴隶的。

我承认，咱们的跟班和女仆生儿育女是不多的。可是古人，除了伺侯他

② 吉希腊地理学家。——译者

③ 见阿里斯托芬《公道》第十六行。这位古代学者在这一段里说：野蛮人是奴隶。

① 专门制造古人躺着进食用的卧榻。

们的贴身奴仆外，差不多一切活计都让奴隶干，甚至还搞手工业制作，这些奴隶大都住在自己家里；有些显要人物拥有奴隶竟达一万名之多。要是有人肯怀疑这种惯例不利于奴隶的繁殖的话（无论对于现代的奴隶还是对于古代奴隶，这一理由，至少是部分地，都是同样适用的），奴隶制毁灭人口的严重性应该是早已被证明了的。

据历史记载，有一个罗马贵族，家里蓄养着四百名奴隶，其中有一名奴隶行凶报复把这个贵族刺死了，于是按照律令严峻治罪，把全体奴隶统统处死，无一幸免[见塔西陀《编年史》卷十四第四十三节。]还有不少贵族，蓄奴数目与之不相上下，甚或过之。要是我们假设所有的男奴都娶亲、女奴都生育的话①，我看人人都会摇头说这简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诗人海西奥德早就说过②，已婚奴隶，不论男女，都被认为是不利的。既然罗马的蓄奴之家丁口已经多得惊人，在各阶层人们中，生活朴素的古代遗风早已沦夹殆尽，又怎么能再让奴隶繁殖呢？

塞诺芬在其说明怎样经营农庄的《经济论》一书中提出，要严格注意传授不亲之大防，不准男奴和女奴彼此接触。他好象是不主张奴隶结婚的。在希腊城邦中，唯一能够传宗接代的奴隶是希洛人，他们聚居在专门的村落里，这些人不是个人的奴隶，而是城邦国家的奴隶（见斯特拉波卷八）。

这位著述家（在《论合理报酬》中）还告诉我们，按照同奴隶主达成的协议，尼西亚（Nicias）的管事③，除了负责供给奴隶的食宿、保持奴隶的人数外，还得按一个奴隶每天一个银币的规定，向奴隶主交纳租金。要是古代奴隶都是家生奴，则契约上有关保持奴隶数目的条款未免是多此一举了。

古人经常谈到对每个奴隶实行口粮的定量配给问题①，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推定：奴隶几乎全是单身汉，而这种口粮配给就是他们的主要报酬。

可见奴隶结婚，哪怕是在乡下种田的隶农，尽管看来更加象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不然，这的确不是普遍的。凯托（在《论乡下人》第十、十一节中）计算了种植一百英亩葡萄园所需的奴隶为十五人，即管事及其妻子，再加上十三名男奴隶；种植二百四十英亩橄榄园，除了管事及其妻子外，需要十一名男奴隶。大于或小于这个种植面积时依此类推。

瓦罗在援引凯托的这段论述时（见卷一第十八节）认为，除了最后一点，他的计算在各方面都是贴切的。他说，由于不论葡萄园或橄榄园的面积大小如何，总是需要一个管事及其妻子，这就会改变这种比例的精确性。要是凯

① 豪门世家的奴隶都挤住在称为 cellco（斗室）的小房间里。后来，cell 一词就衍化为修道院里的苦修禅室。参阅 J·李普修著《农神节》卷一第十四节。以上情况都构成有力的论据，足以推定家生奴可以成家及生儿育女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② 见《轻歌曼舞与存亡危急》卷二第二十四行及二百二十行。

③ 指向奴隶主租惜奴隶的直接经营者。——译者

① 参阅凯托《论乡下人》第五十六节，杜那图《福尔米翁》第一行，辛尼加《书信集》第八十函。

托的计算在别的方面还有误差，瓦罗准会提出纠正，因为看来他是很喜欢吹毛求疵的。

瓦罗（见卷一第十七节）和科鲁迈拉（见卷一第十八章）都主张：为了笼络管事，使他更加起劲地为奴隶主服务，配给他一个老婆是很有必要的。因此，这是赐与一个奴隶的特别恩典，以示对他异常信任。

在同一处，瓦罗还谆谆告诫说：不要从同一个民族中购买太多的奴隶，以防他们在你家里结党闹事。据此可以推定：在意大利。大部分奴隶，包括在农村劳动的隶农（因为瓦罗所讨论的正就是这些人），都是从遥远的外省买来的。在罗马，供娱乐消遣之用的家奴，通常都从东方输入，这是人所共知的。普林尼在谈到奴隶主的戒备心理时说：大批的奴隶使家中出现了一大群外邦人，由于奴隶众多还须使用一个专向主人提示奴隶名字的人。①

瓦罗的确主张（见卷二第十节）让老一代牧羊家奴生孩子接班当小羊棺。由于牧场一般都在边远偏僻、物价便宜的地区，每个牧羊人都单独住在小茅屋里，所以在那种地区，羊棺的结婚生孩子不会带来什么不利，因为这和那种生活费用高、奴隶住在主人家里的地区不同；生产酒或粮食的罗马人农庄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要是我们仔细考察对牧羊奴的这种例外情形，权衡它的种种因由所在，那么它就会是一种有力的佐证，足以支持我们上面所述的怀疑②。

我承认，科鲁迈拉（在卷一第八节中）曾建议奴隶主要对替他抚养大三个以上孩子的女奴给予奖励，甚至赐予自由。据此可以证明：也有些古代人是奴隶生的，这的确是无可吝认的事实。要不然，奴隶制在古代既然如此盛行，那么它的破坏性就一定会达到无法弥补的程度。根据以上论据，我所望得出的结论只是：总的看来，奴隶制对于人类的幸福和人口的增加，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用雇佣仆役制来取代它要好得多。

古代作者观察到在整个意大利，奴隶人数增长，而自由民人数减少，这种变化导致了土地改革法案，或者象有些作者所称的格拉古兄弟改革运动。阿庇安把这种增长归因于奴隶的繁殖太快①，普鲁塔克②则归之于购买带着锁链、囚徒似的野蛮人的价钱太便宜③。不妨说，这两种原因是兼而有之的。

① 见卷三十三第一节。同时参阅塔西陀《编年史》卷十四第四十四节。

② 这个是劳苦的牧羊人的儿子，那个是牧牛人的儿子。尤凡那尔：《讽刺诗》11，151。

① 《内战史》卷一。

② 《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传》。

③ 老辛尼加有一段论述也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有一个时候土地由系着锁链的奴隶耕作：如今佃农比从前君主统治时代更为广泛。”（引自卷五论战文第五篇）普利尼乌斯说，“但如今，被捆绑过的双脚、受过损伤的双手、脸面被刻了字的人们也在同样子着。”（见卷十八第三节）马休尔也说：“都斯库斯的田野里无数镣铐声在回响。”（见卷九第二十三篇）路卡努斯也写道：“然后田界衔接起来，因昔时卡米利乌斯辛勤耕作，由库利乌斯人的古老农具发展起来的犁头，把农民茫茫的田野不知扩展到何方。”（见

弗罗腊（Florus）说，在西西里，到处是带着锁链的奴隶，土地都是由他们耕种的。优努斯和阿铁尼奥先后揭竿而起，爆发了奴隶战争，砸碎了这些无辜囚徒身上的枷锁，解放了六万名奴隶（见卷三第十九节）。小庞培也用同样的办法在西班牙扩充其军队（同上书卷四第八节）。要是在整个罗马帝国，乡村的劳动者普遍处于这种境地，要是城市奴仆又难于或根本不可能觅到一间单独的宿舍成家的话，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奴隶制是多么不利于人类及其鳖殖吗？

而今，君士但丁堡又因袭罗马的故伎，从外省各地搜罗奴隶，所以各外省的人口是决不会稠密的。

据梅立特先生说，每年，都有大批黑奴源源不断地从埃及输入土耳其帝国的其他各地，同时也有等量的白人涌入埃及；前者来自非洲大陆，后者来自明雷利亚（Mingrelia）、彻尔加西亚（Circassia）和塔塔尔。

我们现代的修道院无疑是很糟糕的机构，然而有理由精想：在意大利，乃至世界各地，右代的每个豪门大族也是别具一格的修道院。我们固然有理由谴责罗马夭主教的这一切机构都是迷信的温室，社会的累赘，虐侍可怜的男女囚徒们的压迫者；但是，这些机构是否象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对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具有那么大的破坏性，则尚有商榷的余地。要是把修道院领属的土地赠送给一位贵族，他就会把全部收入都花在养狗、养马、跟班、保镖、厨子和女仆上，他的家庭并不能比修道院培养出更多的平民。

一位家长所以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当修女，通常都是因为子女太多，不胜负担；但古人倒有一个简便而更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弃婴。这种做法十分普遍，然而古代的作者对这种今人发指的行径，根本避而不谈；偶尔提及并加以指责的人实在很少很少（塔西陀谴责过这种现象）。那位天性仁慈、心地善良的普鲁塔克①曾谈到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的一件功德：为了把王位传给侄儿，阿塔罗斯把所有自己的孩子统统弄死，或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全部抛弃，以此来显示他对哥哥尤迈尼的爱戴和感激之忧，因为当初他哥哥井没有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当弟弟的他。而通过立法允许当父母的可以弄死自己子女的，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希腊圣哲梭伦（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卷三第二十四节）。

那么，对于当僧尼和弃婴孩这两种异曲同工的情况，我们是否可以看作都是同样地不利于人类的繁殖呢，我怀疑古代的做法未必有利。只有按照一种古怪的因果论，古代人的野蛮行径或许倒可使那个时代的人口更多。打消了子女过多的担忧，就会推动许多人敢于结婚；而饮食男女乃是人类的本能，具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所以一旦临到紧要关头，相形之下，就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决心来实现自己原先的意图了。

卷一）“田地由系链条的农夫在耕种着西方的庄稼， ”（见卷七）

① 见《论手足之情》。辛尼加也赞成遗弃体弱有病的孩子。见《论馈怒》卷一第十五节。

中国是当今之世弃婴之风盛行的唯一国家，却是我们所知道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不满二十岁就结婚。要不是他们有一种十分轻易的摆脱孩子的办法，早婚之风就根本不可能这么普遍。我承认，普鲁塔克说过，弃婴是穷人中普遍流行的准则，而在那个时代，富人倒是不乐意结婚的，因为一求婚，就难免要遇到一些觊觎得到他们遗产的人，所以在富人之间，社会情况准是糟得很①。

在所有的学科中，就数政治学，从一出现起，就最能搞欺诈。育婴堂似乎是有利于人口增长的，要是管理有方，严加控制，或许能起这样的作用。然而，要是育婴堂不加区别地对每个人都大开方便之门，可能就会起反作用，对国家有害。据统计，在巴黎，每生九个孩子，就有一个送育婴堂，但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父母根本无力抚养教育的孩子是很少很少的。在育婴堂里培养出来的孩子，在体质、智力和品德各方面，同在自己家里养育的孩子相比，有天壤之别，这促使我们不要糊里糊涂随随便便跨进育婴堂的门槛。杀害自己的孩子是违反人的天性的，其中必有某种不寻常的缘故；但要一个人转而关心别人的孩子，则容易助长人类懒惰的天性。

以上考察了古代人的家年生活和习俗，只就本题而论，同现代相比，我们似乎基本上要优于古代人。下面我们将进而考察古今的政治惯例和制度，考虑它们的影响：是妨碍还是促进人类的繁殖。

在罗马人的势力崛兴以前，或者说在罗马进入全盛时期以前，构成古代史图卷的所有民族，都分裂成一个个的小邦或者较小的邦联。在那种情况下，财产自然是极为均等的，政治中心总是离国境线很近的。

这种局面，不仅在希腊和意大利，而且在西班牙、高卢、日耳曼、阿非利加以及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也都是如此。必须承认，这种制度最有利于人类的繁殖。因为，一个人不管发多大的财，他不能比别人多消费，而必须分给所有伺候和跟随他的人；不过那些人的所有完全仰赖他人鼻息，他们不能象每个有一小笔财产、不依赖别人而有保障的人那样敢于想望结婚。此外，都市过于庞大也给社会带来危害，产生形形色色的罪恶和混乱；都市抬高粮价，既使边远省分挨饿，甚至也使都市本身挨饿。要是人人都有一所小屋和一块土地，要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首都，独立而自由，那是多么幸福的人间乐园啊！对于发展工农业，对于结婚和生育是多么有利啊！要是人类多产的能力不受贫困息难的束缚而得到充分的发挥，则将使每一代的人口翻一

① 虽有近亲而仍将大笔钱财遗赠朋友的做法，无论在罗马或希腊，都是很普遍的。这可从卢西安（Lucian）的著作中看到。而今，这种做法己不太流行，所以本·约翰逊的《伏尔庞》几乎全是古代作者的摘录，更适合于那个时代的习惯。不妨认为，罗马的离婚自由，是针对结婚谈的又一瓢冷水，这样做，非但不能防止性格不合的纠纷，反而位这类纠纷日益增多。有时纠纷是利害关系引起的，那就更加危险和有害。也许还应该把古代人的反常的性欲要求也一并加以考虑，这是有其一定的重要性的。

番；只有这种小邦联，这种平民之间的财产均等，才能赋予它较大的自由。所有的小国天生容易形成财产均等，因为它们不可能提供发大财的机会，至于小邦联，权力那么分散（而这正是这种小邦联的基础），那就更不用说了。

塞诺芬从举世闻名的居鲁士远征归来后（见《居鲁士远怔记》卷七），他及其部下六千名希腊人受雇于色雷斯君主修塞斯，讲好的条件是：每个士兵每月一个大里克（daric），队长每人每月两个大里克，他自己是将军，每月四个大里克。这种军饷规定确实要使我们现代的军官们大吃一惊。

德谟斯梯尼和艾斯奇尼率领八名随员出使马其顿的菲利普，四个多月的出使费总共才一千个德拉克马，平均每位使者每天还不到一个德拉克马①。然而每天一个德拉克马，哪怕就算两个吧，也只是一个普通步乒的薪饷而已。在波里比鸟斯时代，罗马的百人队长的薪饷只是士兵的两倍（见卷四第

三十七节）；因此我们看到凯旋归来颁发的退伍金也是根据这个比例规定的

②。不过马克·安东尼和三执政发给百人队长的奖赏却为别人的五倍（见阿庇

安《内战史年卷四）。公共福利的增长也使市民之间的均等相应增长③。

应该承认，在公民自由和财产均等问题上，现代社会的情况并不十分有利于人类的增长和繁荣幸福，差不多整个欧洲已划分为几个大帝国，所剩的部分则为诸侯小国，一般也为专制君主所统治；这些小国君主大都模仿大国君主，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弄得国内民穷财尽，民不聊生。只有一个瑞士，加上荷兰，象是保存着古代城邦共和国的遗风。瑞士虽然在土地、气候和商业方面根本没有什么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它那稠密的人口——尽管有不少人外流到欧洲各地去当兵——却充分证明他们的政治制度是优越的。

古代的城邦，其主要的或唯一的保障，就在于其平民的人数的多寡。特拉奇尼人（Trachinlans）在丧失大量人口之后，剩下的平民非但没有趁机侵吞死者的遗产发财，相反，却向字主国斯巴达请求支援一批人口。斯巴达立即召集了一万人送去，当地的人就把死者所有的土地分赠给这些新来的移民

（见西酋里的狄欧多卢斯卷十二和修昔底德卷三）。

提摩利昂（Timolcon）在废黜了叙拉古国王狄奥尼修及平定了酋西里之后，发现叙拉古和赛利努蒂的各个城市由于暴政、战争和内部倾轧而人口大减，就吁请希腊各地遣送移民来充实当地人口（见西西里的狄欧多户斯卷十六）。立刻就有四万人（普鲁塔克《提摩利昂传》说是六万人）应召，他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分给这些移民，使得这些古代居民皆大欢喜。这就证明，古代政策的准则是：重人口而轻钱财；同时还证明，这种准则确实卓有成效，

① 见德谟斯梯尼《论假出使》。他把这称之为一笔可观的数目。

② 见李维卷四十一第七节、第十三节以及其他各处。

③ 恺撒发给百人队长的退伍金为普通士兵的十倍。见《高卢战记》卷十二。后来在罗地安协议中提到，释放战俘的赎金，并不因其原来在军队中的职务高低而有所不同。

它使希腊这样的小国人口稠密异常，才能一举派遣这么多的移民。罗马早期的情况与此也没有多大两样。M·喀留（M.Curius）说，平民中凡有田七英亩

①而仍不满足者，乃是害群之马。这种均等观不能不导致人口的大量繁殖。

接着我们得研究：古代人认为人口多有哪些好处，在政治准则和制度方面，他们受到哪些约束。对于每个人的经济境况一般都育种种补偿，这种补偿虽然不是一视同仁完全相等，但至少可以起到抑制兼并的作用。要对这些补偿办法，哪怕是同一时代的各个毗邻国家所实施的，作一番比较，并对其影响作出估计，的确是很困难的。可是，有关这一饶有趣味的课题，既然若干世纪以来除了古代著述家们所提供的一星半点的线索，完全是一片空白，我们也只好妄判是非，臆断曲直，以纠正种种考虑不周、牵强附会的论断。舍此而外，难道还有别的良策嘛？

Ⅰ．我们看到，古代城邦共和国总是烽烟连绵、战火不绝；这是它们的尚武精神、酷爱自由、争强斗胜的必然结果，也是彼此接壤的国家之间所常有的那种以邻为敌的仇视心理的必然结果。而战争对于小国的破坏要比对大国严重得多，其原因有二：一是小国一有战争，就得人人入伍参战：二是整个国家四面八方都是前线，无处不面临着敌人袭击的威胁。

古代战争所奉行的准则，其破坏性所以远远超过现代，主要原因是纵容士兵掳掠，坐地分赃。然而我们军队里的普通士兵也都是出身寒微的下等人，于是我们看到：他们除了菲薄的薪饷，此外一无所有，一见钱财，就互相乱抢乱夺，毫无纪律可言。现代军队里的士兵由于出身微贱家境贫困，所以对被入侵国家的破坏性较小，这种说法，不过是一切政治论证中无数一目了然纯属欺人之谈的又一实例罢了①。

古代的战斗，由于所使用的武器的性质，是十分残酷的。古代打仗把士兵排成十六到二十人，有时到五十人一列的纵深队形，构成一道狭窄的阵线；因此不难找到一块战场，供双方军队集结列阵交战。要是部队主力隐蔽在灌木丛、山丘、树林或洼地里，那就得等到这批生力军及时克服面前的困难投入战斗之后，交战双方才能最后决定胜负。由于整个军队是这样交战的，每个士兵与其对手捉对儿厮杀，这样的战斗一般都得兵刃饮血，是异常残忍的，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吃败仗的一方，损失尤其惨重。由于火器的使用，要求队形拉开为稀疏的散兵线，以及战斗一打响就能迅速分出胜负，使我们的现

① 见普林尼卷十八第三节。在同书第六节中作者又说；确实，给归化民以大片土地既贻害意大利，又波及各行省。尼禄皇帝屠杀他们时，六大家族正占据着半个非洲。按照这一观点，罗马早期的皇帝们所实行的野蛮屠杀，对于社会的破坏或许不一定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直到把所有在共和时代后期曾经享有过从世界各国掳掠来的财富的名门望族都赶尽杀绝他们才罢手。至于取而代之的新兴贵族就没有那么豪华阔绰，这一点我们可在塔西陀《编年史》卷三第五十五节中有历了解。

① 古代士兵，凡是原来是自由民而又出身门第较高的，都是结了婚的。至于今天我们的士兵，不是被迫当光棍，便是即使结婚也对人类的增长不大起作用。这种情况也许应该看作是一种使古人占优的后果。

代战斗只是局部的接触，这样，出师失利的将军就得以将其大部分部队完整无损地撤出战斗。

古代的战斗：由于颇似单人格斗，往往难分难解，时间一长，双方杀得性起，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种狂热的劲头实为后世所罕见。在这种时刻，只有抓俘虏留作奴隶可以卖钱的念头，才能使他们肯留对手一条活命。根据塔西陀的记载（见《历史》卷二第四节》，在内战时期，战斗尤为惨酷，因为俘虏不留作奴隶。

只要战败者一想到身临绝境、在劫难逃，就必然拼死作困兽之斗。既然战争的准则在各方面都是那么惨酷激烈，那么这种凶残之风又怎么能下根深蒂固呢？

在古代史上不乏这样的实例：城市被围困了，城里的人决不开门乞降，他们先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杀掉，然后冲出去同敌人拼命，他们视死如归，只想给敌人一点报复也就瞑目了。不仅野蛮人，连希腊人也往往会产生这种狂热的劲头①。在那些彼此接壤、连年征战的小邦联之间，还有一些不太出名的事例，这种破釜沉舟和残酷搏斗的精神一直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普鲁塔克（在《阿拉提传》中）说，希腊的战争有时是采取突然袭击以

及流寇和海盗劫掠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战争方式对小国所造成的破坏，必然要比最激烈的战斗和围攻更厉害。

罗马法典规定：两年的占有构成对土地的长期占有，而一年则为不固定占有（见《罗马法典》卷二第六节）；这就表明，当时的意大利也和如今的鞑靼人部落差不多，并不存在真正的秩序、安定和巩固的治安。

就我所知，古代史上唯一的交换战俘协议，是在德米特里·波里奥赛特同罗狄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规定：一个自由民的赎金为一千特拉克马，一个带武器的奴隶的赎金为五百特拉克马（见狄·西十拉卷二十）。

Ⅱ．看来古代的风尚和惯例，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都不如现代的有利，除了酷爱公民自由和（财产）均等这一条，其它各方面也统统不足取法。这，我认为，相当重要，要想使一个开明政府完全排除派别门户之见，即使不说是根本办不到，也是十分困难的；不过，这种根深蒂固的派别门户之争，这种凶残血洗的准则，在现代，只存在于宗教团体之中。在古代史上，我们总是看到：一派胜利了，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因为在这方面我看不出有什么两样①）．就立刻把落入他们掌握之中的反对派统统杀光，并把逃脱，了这种大屠杀的幸存者全部放逐。根本没有任何程序、法律、审判或赦免。每一次动乱，都使一个城市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或接近一半的人口惨遭

① 例如李维在卷三十一第十七、十八节屯波里比乌斯在卷十六中所谈到的阿毕达（Abydus），又如阿庇安

《内战史》卷四所提及的汉锡安人。

① 利西亚本人是平民派，九死一生，逃脱了三十执政的专制魔掌。可是他说，民主政治（这里指的是较为广泛的奴隶制民主政治——译者注）犹如寡头独裁一样，都是暴力统治。

杀戮或被放逐，而被流放者总是投靠敌国，对原来的同胞施加种种损害，直到命运之神通过一场新的动乱，赋予他们权力，实行全面报复，由于这类以暴易暴的统治频频更迭，当年的世界必然是一片混乱、分歧、猜忌和仇恨，对于这种局面，我们实在难以想象。

就我记忆所及，古代史上只有两次大变革没有产生过激烈的过火行为，没有发主过大屠杀和暗杀等流血事件。一次是塞拉席布腊（Thrasybulus）恢复雅典民主政治，另一次是恺撒推翻罗马共和政体。据古代史籍记载，塞拉席布腊宣布全国大赦，既往不咎。他第一个言行一致地把大赦的做法引入希腊（见西塞罗《菲利普》卷一）。然而，根据利西亚的许多演说②，先前的暴政的主犯乃至某些从犯似乎仍受到审判而被处决。至于恺撒的宽厚仁慈，虽然相当出名，但要是拿到今天来实行，是不会博得热烈的掌声的。比如说，当他当上了尤蒂加的主宰之后，就血洗了整个凯托的元老院（见阿庇安《内战史》卷二），这些对手，毫无疑问，决不是什么无名小卒，凡是拿起武器反对这个篡位者的人，一律被没收家产，并且根据赫蒂乌法律，被宣布为不能担任公职。

这些人都是酷爱自由的，只是看来还不十分了解什么是自由。当三十执政最初确立其统治时，是从逮捕所有在民主政治时期令人十分厌恶的谄媚者和告密者开始的，并且采取一种独断专横的判决和执行办法，把这些人处死。萨腊斯特（见《卡梯里那之乱》中恺撒的演说）和利西亚说①，人人为这些人受到惩罚而拍手称快，殊不知自由也就从此消失了。

修昔底德在着力刻划所有希腊城邦之间倾轧内江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时，充分表现了这位历史学家文笔的刚劲简炼，以及希腊语言的词汇丰富生动传神。你会想象到，他虽绞尽脑汁，仍苦于无法表达其无比丰富的思想。他在结束这一可悲的叙述时发表了一番精深透辟的见解：“在这些角逐中，凡是十足的笨伯和地道的蠢货，凡是没有丝毫先见之明的人，往往占上凤，因为这些人对自己的弱点颇有自知之明，唯恐上那些比他们高明的人的圈套，所以他们粗犷鲁莽、不讲究三思而行那一套，一言不合，拔刀相向，这样反倒使那些老谋深算的对手措手不及，屈居下凤。”（见修昔庇德卷三）。

至于老狄奥尼修斯（Dionyslustheclder），那就更不用提了。（据普鲁塔克《亚历山大的古玩和财宝》一文中说）他曾蓄意残杀本城平民达一万余人。而阿加索克尔（见狄·西卡拉卷十八、十九）、那皮斯（见李维卷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等人，则比他更残忍；即使在自由政治的条件下，处理也是杀人如麻，极端残暴，带有大规模毁灭的性质。雅典的三十执政和贵

② 例如，第十一篇演说《反对伊拉托斯特》，第十二篇演说《反对亚戈拉特》，第十五篇演说《赞成马普蒂希》。

① 见浪说辞第二十四篇。同时。他还在第二十九篇演说辞中谈到，平民会议好闹派性，是这些非法处决所以令人布满的唯一根由。

族，在十二个月之内，不经审判，就杀了平民约一千二百人，余下的平民，有一半被放逐①。在阿果斯（Argos），差不多与之同时，平民杀了贵族一千二百人，后来他们的领袖人物不肯进一步株连旁及，于是平民们又把这些人干掉（见狄，西卡拉卷十五）。科西腊的平民也杀掉贵族一千五百人，放逐一千人（见同上书卷十三）。要是考虑到这些城邦都是小国寡民，这种屠杀规模就更令人震惊了。然而一部古代史却连篇累犊写满了诸如此类的史实②。

当亚历山大下令让所有的流放者回到各自的城邦去时，结果发现总共只有二万人（见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卷十八），这些人可能是更大规模的屠杀的幸存者。在古希腊这样的小小国度里，杀人又何其多，实在骇人听闻！凡是派别斗争达到疯狂绝望的程度的城邦，又怎能避免形形色色的内讧、猜疑、偏私、报复、妒忌把这个城邦搞得乌烟瘴气、四分五裂呢！

伊索格拉底对菲刊普说：如今要想在希腊建立一支军队的话，从流浪者中招募要比从各城邦招募容易。

即使不发生这种极端情况（事实上每个城邦在一百年当中总得发生两三次），按照古代政治的准则，财产也不是很安全可靠的。塞诺芬在《苏格拉底之宴》中对雅典干民苛政作了真切自然的描述。“我贫困时，”查十代说， “反倒比先前有钱时快乐得多，这就是说：在安全中要比在恐怖中，逍遥自

① 见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卷十四。伊索格拉底说，被放逐者只有五千人，而被杀者人数为一千五订人。阿雷奥普在《艾斯奇尼反对克但锡封》中也说是此数。辛尼加《论灵魂平静》第五节说是一方三千人。

② 我们将仅据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的记述，来谈谈在希腊全盛时代在六十年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大屠杀，在西巴里（Sybaris），贵族及其追随者五百人被放逐，见卷十二第七十六页《版本校订者》。在查安

（Chians），平民六百人被放逐，见卷十三第一百八十九页，在伊费萨，三百四十人被杀，一千人被放逐，见卷十三第二二三页。在两雷尼安，贪族丑百人被杀，其余的全部放逐，见卷十四第二六三页。在科林西安，杀一百二十人，放逐五百人，见卷十四第三○四页。斯巴达人法皮达放逐了五百名巴奥蒂人，见卷十五第三四二页。拉斯代莫尼覆亡后，民主派又在许多城市重新得势，效法希腊，对贵族实行严厉的报复。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在许多地方，被改逐的贵族又卷土重来，在费阿拉、科林斯、迈加拉、费利阿什等地屠杀其对手。仅在费刊阿什一地。就屠杀了平民三百人，但平民又起来反抗，杀掉贵族六百多人，其余的全部放逐，见卷十五第三五七页。在阿卡地亚，一千四百人被放逐，此外尚有不少被杀。被放逐者投奔斯巴达和帕兰提。帕兰提却把这批人又遣送回本国，结果全部被杀，见卷十五第二七三页。在阿果斯和塞贝斯的流放者中，有五百人参加了斯巴达的军队同上书第三百七十四页。作者在这里也提供了有关阿加索克尔的最引人注目的暴行的细节；在他篡权以前，平民放逐了六百名贵族，后来，这位暴君伙同平民杀了四千名贵族，放逐六千人，见同上书第六四七页。他在盖拉杀平民四千人，见同上书第七四一页。他的弟弟在叙拉古放逐八千人，见卷二十第七五七页。在伊盖撕泰，当随居民被杀者达四万人，包括男人和妇孺；并对他们非刑拷打，勒索钱财，同上书第八○二页。他的利比安军队的所有亲属，包括父亲、弟兄、子女和祖父，亦被杀，同上书第八○三页。他杀死停止抵抗宣布投降的流亡者七千人，见同上书第八一六页。应该指出、阿加索克尔是个有胆有识、很通情达理的人，不应怀疑他会这样肆无忌惮违背他那个时代的准则，把杀人当作儿戏。

在要比当奴隶，受人奉承要比向别人献殷勤，被信任要比受怀疑更快乐。先前，我得小心应付每个告密者，捐税接二连三地摊派到我头上；从来不许我出门旅行或离开本城。如今我穷了，身价反而高了，可以威胁别人。有钱人都怕我，对我优礼有加，毕恭毕敬，我成了城里的一霸啦。”（见第八八五页，《版本出版家》）

利西亚在一份起诉书（见《演说集》第二十九篇《in Nicom》）中轻描淡写地说，当雅典平民缺钱花时，可以把一些有钱人，不管是异邦人还是本地人，处死，没收其财物，这是雅典乎民的一条准则。他在提到这一点时，看来毫无谴责之意，更不想惹恼听众和法官。

在平民中，不问你是本地人还是异邦人，似乎确有一种强迫手段：不是你自己变穷，便是别人使你变穷，而且说不定还把你杀了。上述的这位演说家还对收归公众所有的产业的用途作了大得人心的说明①，即：三分之一以上用于街头演出和花式舞蹈。

我没有必要硬说希腊的僭主政治一律都是惨无人道的。即使是混合君主政体——大多数古希腊城邦在实行共和政体以前都采用这种统治形式——也是很不稳定的。伊索格拉底说，除了雅典，几乎没有哪一个城邦的王位能够世袭继承到第四代或第五代。

古代君主政体之所以不稳定，固然有其种种明显的原因，其中，家庭遗产在弟兄间均分这一惯例，势必对国家的动荡不安，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现行法律普遍实行的长子嫡传的继承办法，虽然扩大了财产的不平等，却有一种好的作用：使人们在国位继承问题上也养成同样的观念，剥夺了其他弟兄的一切权利和要求。

新开拓的殖民地希拉克利亚（Heraclea）发生内江，立即向斯巴达求援，

① 为了使他的当事人受到平民的支持，他列举了他的全部花销：■（合唱队领唱）三十米那，男声合唱二十米那，■（庇立赫舞舞蹈者）八米那，■■（合唱队队员）五十米那，■■（合唱歌词作者）三米那，七次牌楼试样，他花了六个塔兰特，纳税，一次三十米那，又一次，四十米那，■■（杂技教练）十二米那，■■■（童声合唱队领唱者）十五米那，■■（哀歌合唱队）十八米那，■，■（庇立赫舞童子）七米那，■■（划艇竞赛者）十五米那，■（首席巡视员）三十米那，总计为十个塔兰特三十八米那。对于雅典人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可以说是一宗大财。（见《演说辞》第二十篇。他说，法律的确没有强迫他必须花这么多的钱，连四分之一也不消。不过，谁要是失去了平民的好感，身家性命就很不安全了，要想求得安全，这是唯一的不二法门。接下去参看第二十四篇《depop ．statu》。在另一处，他介绍了一位演说家的情况，这位演说家说他已经倾其所有，把价值八十塔兰特的大量家产全部花在平民身上了，见第二十篇演讲《deProb．Evandri》。他还说，异邦人看到：要是他们舍不得大量花钱来满足平民的爱好，那他们总有一天会追悔莫及的，见第三十篇演说《斥腓力》。你还会看到：德谟斯梯尼在为自己辩护时，故意郑重其享地把他的这种花销炫耀了一番，见《论金冠》；他控告米达斯时，夸大渲染了米达斯在这方面的小气，顺便指出，这一切现象都是审判制度不公正的标志，然而雅典人还自命比任何其他希腊人在立法和行政方面正规。

斯巴达派希里庇达（Heripidas）作全权代表去平息纠纷。此人一意孤行，对一切反对意见和抗议浪潮置若罔闻，他所采取的唯一措施是把大约五百名平民立即处死（见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卷十六）。这件事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在整个希腊这种暴力统治是何等根深蒂固啊！

要是在那个文明的民族中人性尚且如此，则号称野蛮的意大利、阿非利加、西班牙和高卢等地的人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否则，希腊人又怎么能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心地仁慈，举止文雅，处事中庸，高于其他一切民族呢？这样推论是十分自然的。然而不幸的是，罗马早期的历史，如果我们认为那些流传到今天的记载可信的话，却提供了相反的结论。在格拉古兄弟被害以前，任何骚动从未发生过流血事件。狄奥尼修斯·哈利卡那索看到罗马平民在这方面所表现的奇特的仁慈，就把它作为一种依据论证说，这些平民是希腊血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未开化民族的兵和政治中，派别斗争和社会变革的残暴，比起上面提到的希腊的情况来，通常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罗马人的内部斗争姗姗来迟，那么一旦登上这个流血的舞台，就要大斗特斗，加倍表演。阿庇安的《罗马内战史》记录了种种屠杀、流放、抄家等事件，惨绝人寰，骇人听闻。最奇怪的是，这位历史家似乎对这些野蛮行径颇为不满，字里行间时有流露，不象许多希腊历史家惯常的那样漠然视之，无动于衷①。

一般地说，古代政治活动的准则，很少包含仁慈和中庸之道的因素，所以，对各个时期的暴力行为找出原因，加以说明，似乎是多余的。可是我还是要说，罗马联邦晚期制订的法律实在过于荒唐，迫使各派领袖人物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由于废止了一切死刑。一个公民无论罪恶有多大，甚或无论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按规定至多只能判处流放；在激烈的两派变法斗争中，就必然发生拔剑相向，私人报复的事件；法制一旦受到破坏，要想对这些血腥行为加以限制约束就不那么容易了。要是布鲁多（Brutus）当初战胜了三执政，难道他会持慎重态度而让屋大维和安东尼活命嘛？难道他会满足于把他们流放到罗德斯岛或马赛利亚去，让他们在那里密谋策划新的暴动和叛乱嘛？他把三执政之一的哥哥安敦尼处死，充分显示了他认识问题的洞

① 前面的引证均出自历史家、演说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陈述当然无可怀疑。相信玩世不恭的讽刺作者则是危险的。比方说，对于斯威夫特下面这番话，后人将作何猜想呢？“我对他说，我在颠列不王国（不列颠王国）旅游时，曾在当地人称之为朗顿（伦敦）的那个地方逗留过一段时间那里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些包打听、目击者、告密者、控告人、检举人、见证人、骗子手以及他们的同伙和搭当，这些人打着大臣及其代理人的旗号，拿着他们的钱，听侯他们驱遣。那个国家里的阴谋诡计照例都是这些人的杰作。”等等——见《格利佛游记》。这番描写对雅典的政治情况倒是挺合适的，但英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即使在现代，英国也是以仁慈、公正和自由而闻名于世。可是斯威夫特的讽刺，显然比其他讽刺作家都高明，照例是完全不必有具体对象的。他的友人和同道罗彻斯特主教于不久前曾受到起诉，被没收财产而放逐，这件案子的处理原是十分公正的，只是缺乏合法的证据，或者说没有严格遵循普通的法律程序。

察力。难道西塞罗不是也在罗马一切正直的有识之上的默认下，违反法律，未经审讯或其他程序，就把喀提林的同谋们处死了吗？要是他对他们减刑，不是由于他天性宽厚，便是出于局势的需要，难道不是这样嘛？这使是一个自命为法治和自由政府的可悲的屏障！

这样看来，一种极端就会导致另一种极端。正如法网过严易于产生执法松弛的现象，宽大无边自然也会造成残暴和野蛮。要是我们万不得已而越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规范，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危险的举措。

在古代，各国政局之所以动荡不安、变故迭起，一个普遍的原因在于：确立贵族统治异常困难，平民的不满和闹事，哪怕是为了最微贱最贫穷的人被排斥在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之外的细故，也总是一触即发。自由民身分，本是与奴隶身分相对应的一种称号，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有资格享有全体国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和权利，梭伦法（见普鲁塔克《梭伦传》）并不排除自由民拥有表决权或选举权，只是规定某些行政职务须有一定的财产保证。然而平民对此始终不满足，直到梭伦法被废止之日。根据与安提佩特签订的协议（见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卷十八），凡是财产保证不足二千特拉克马（约等于 60 英镑）的雅典人，都没有表决权。这样的政府，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十分民主的，雅典平民却还是感到很不满意，有三分之二的平民立即离开了本国（见同上书）。卡桑德把这种财产保证金额压低一半（见同上书），平民还是认为这种政府是寡头独裁，受外国暴力政治的影响。

塞尔维·图里阿（见辛维卷一第四十三节）改革后所制订的法律似乎是很公平合理的，它规定按财产标准划分权力等级，可是罗马的平民从来不肯俯首贴耳服从这种法律。

在当时，要么是严峻而多疑的贵族统治着臣民，要么是党同伐异、一片混乱的僭主民主政治，此外再没有第三条中间道路。在欧洲，这种过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共和国如今一个个都以公正、宽厚和安定而为世所称道，它们可与古代的马赛利亚、罗德斯或别的最有名的国家并驾齐驱，甚而超越它们。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是十分温和的贵族政治。

Ⅲ．此外，在别的许多方面，古代国家也显得不如现代国家，无论是从人类的幸福或人口的增长的角度来考察。在古代，无论在什么地方，贸易、制造业和工业部没有今天的欧洲那么发达。古人的服装，不论男女，好象只有一种法兰绒的，一般为白色或灰色，极易变脏，需经常换洗。推罗继迦太基之后，成为地中海沿岸的最大商业都会，在它被亚历山大毁灭以前，本不是个强大的城邦，假如阿里安（Arrian）对它的居民情况所作的描述是可信的话①。一般认为，雅典曾经是个商业城市，但据希罗多德说②，雅典在米底

① 见卷二。在围攻时期有八千人被杀，俘虏达五万人。狄奥多洛·西卡拉卷十六说只有一万三千人，他说，这个数目之所以小，是因为推罗人事先已经把一部分妇女和儿童转移到迦太基去了。

② 见卷二，他说市民人口总数为三万人。（按：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 484—425 年，古希腊历

战争之前及之后的任何时候，人口都很稠密；可是它当时的商业却极微不足道，正如这位历史家所说，希腊人象赫格勒斯的柱子一样，连邻近的亚洲沿岸地区也几乎见不到他们的踪迹；此外，他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别的情况。

对钱币极感兴趣，热衷于贸易利润，都是一种绝对无误的标志，说明工商业尚处于幼稚阶段。我们读利西亚的演说（见第三十三篇

《advers．Diagit．》）时看到，一般价值两塔兰特的货物，运到比如说从雅典到亚德里亚海沿岸这样的不远之处，就能获得百分之百的利润；而这并不是当作一种牟取暴利的例子提出来的。德谟斯梯尼说（见《反对 Aphob．》第二十五页，据阿尔定版），安提多洛把一所房子租出去，每年收租金一个塔兰特，而为这所房子所付出的费用却为三个半塔兰特，因此这位演说家就指责自己的监护人把他的钱滥用乱花。他说：“我的财产，在我未成年的十一年期间，应该增加两倍。”父亲留给他的那二十名奴隶，他算计值四十米那，这些奴隶每年劳动之利值十二米那（见同上书第十九页）。雅典最低的利息是百分之十二（因为还常有较高的利息）（出处同上，并参看艾斯奇尼

《反对克坦锡封》），而且是月利。对于在罗马选举中大量奉送钱财所引起的高利息，姑且存而不论（Epist．ad．Attic．卷四第十五函）。我们看到，弗雷斯在罗马内部斗争时期以前宣布：他留在共和派手里的钱，利息为百分之二十四；虽然西塞罗激烈反对这种条款，不过那倒不是因为它是盘剥过重的高利贷，而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利息，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见第三篇演说《反对弗雷斯》）。实际上，罗马在建立帝国之后，利息下降了，不过无论怎么降，也不会象现代商业国家的利息那么低①。

自从莱斯德莫尼人构筑了德塞尼亚城堡后，雅典人深感不便，其中最主要的不便，据修昔底德说（见卷七）是：雅典人再不能打陆路，取道奥罗帕斯从埃维厄岛购运粮食，只得装船绕道森尼安岬。这里，水路运输的路程超过陆路一倍以上，这是一个说明古代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惊人事例。

就我记忆所及，没有哪一位古代作者说过这样的话：城市的发展是由于制造业的创建。有人说商业造成繁荣，可是商业主要是把不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所生产的商品进行交换。据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说（见卷十三），往阿非利加贩运酒和食油，是阿格里琴托人发家致富的主要生财之道。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还在卷十二中提到：锡伯里斯城的地理位置是其人烟稠密的原因，该城构筑在克拉西斯问和锡伯里斯何附近。不过我们看到，这两条何是不通航的，只能造成一些适宜于农业耕作的肥沃河谷，这种有利条件是微不足道的，一位现代作者根本就不会加以重视。

古代僭主的野蛮残暴、骄奢淫逸，使古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就必然会把所有商人和手工艺匠吓跑；要是这个国家是以工业和商业立国的话，则

史家，著有《历史》九卷，西方史学家尊之为“历史之父”。——译者）

① 见《论利息》。

其人口势必大量减少。当残忍多疑的狄奥尼修斯进行大屠杀的时候，凡是没有土地财产羁绊住身子的人，凡是有一技之长可以到别的国家挣钱湖口的人，谁肯留下来继续忍受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呢？菲利普二世和路易十四的苛政，使整个欧洲到处有弗兰德和法国的手工艺匠。

我承认，农业是芸芸众生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业，即使在手工业和其他技艺落后或不受重视的情况下，这一行业也有可能十分兴旺发达。今天的瑞士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在瑞士，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那里既有欧洲少有的经验丰富的老农，也有最拙笨的商人。我们有根据推定：希腊和意大利的农业，至少在它们的某些地区，以及在某些时期，曾经是很发达的；至于机械工艺是否也达到相应的高度，却并不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在这些古代共和国里人们的财产是十分均等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家家户户有一小块份地，都得兢兢业业从事耕作以养家■口。

诚然，在某些情况下，农业可以没有商业和手工业而照样发达。难道就可以因此而推论说，在任何国家，不问幅员大小，在任何时期，不论时间长短，农业都永远可以单独术得发展吗？毫无疑问，首先刺激其他各行各业发展，从而为农民出售其产品提供天然的市场，同时换回供其消遣和享受的商品，乃是刺激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屡试不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是由于现代政府比古代更为普遍地采取这种办法，才提供了一种佐证，说明今天的人口要比过去多得多。

塞诺芬说，人人都可以当农民，这不需要什么技巧和手艺，只要勤劳认真，不违农时就行。正如科鲁迈拉所暗示的，这充分表明，在塞诺芬时代，人们对农业的了解是十分肤浅而贫乏的。

难道我们后来的一切改良和革新，对于人类生活的舒适安逸，从而也对人类的繁殖和增长，统统不起作用吗？我们在机械方面的优越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扩展的新大陆的发现，邮政事业的创立，票据汇兑的使用，—— 所有这一切，都对技艺和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起了极大的作用。要是我们取消这一切，那会对各行各业造成多么大的障碍？会使多少人家马上失去衣食父母而成为饿革；这些新发明，我们是无法用任何别的规章制度来取而代之的啊。

我们是否有理由设想：古代国家的法治情况完全足以和现代相媲美，或者说，右人在家也罢，出门也罢，水陆舟车，也和现代一样安全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无须多说，明眼人自有公论。

经过这样通盘的比较，要是再硬说古代世界的人口要比现代多，恐怕是根难自圆其说的。诚然，古人财产的均等，自由，以及每个人都有小块的份地，这些情况都有利于人口的繁殖；然而古代的战争是更为残酷和毁灭性的，古代的政治总是两派斗争激烈而更加不稳定的，商业和手工业是更为脆弱的凋敝的，法治则普遍地废弛无常。后面的这些不利因素已完全抵消并压倒了前面的有利因素，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同一般流行观点唱反调的看法。

也许有人会说：没有理由反对客观事实。要是古代人口真的比现在多，我们满可以相信：那是我们的推论有错误，我们在进行比较时忽略了某种重要情况。这，我打心底里乐意承认，我们以上的全部论证，我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或至少是小接触，是不能决定问题的零星遭遇战。然而不幸的是，就连主要战斗——比较事实——也无法认为能完全解决问题。由古籍流传下来的事实，不是模梭两可，便是残阙不全，使我们无从获得任何明确的东西。情况就是如此嘛，难道还能不是这样？我们所不得不加以反对的有关现代国家人口统计数字本身，就远远不是确切和完全的嘛。一些颇有名气的作者用来估算人口的许多根据，也和希利奥卡巴拉皇帝的差不多。那位罗马皇帝为了标榜罗马的无比庞大，曾说罗马城里的蜘蛛网加在一起能有一万磅重（见伊利·普兰里特《希利奥卡巴拉皇帝传》第二十六节）。

必须指出，古籍所载的各种数字并不确切，其中以讹传讹之处较正文尤甚；其理不言自明：文本中其他各种脱漏衍误，往往造成文理不通的现象，故极易为读者和传抄者所察觉。

古代作者对任何农村地区很少提出过有充分可靠依据的人口数字，所以我们无法在足够大的范围里进行比较研究。

任何自由城市里的人口数字很可能本来是十分可靠的，因为市民们都参与政治，人数方面有精确的统计。不过奴隶的数目根本很少提及，这就使我们对城市的人口也同样感到十分模糊，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

在我看来，从修昔底德的第一页起，才是正史的开端。在此以前的一切记载，都大量搀杂着传说的成分，哲学家们应该尽量少引用，留给诗人和演说家们当作修辞手段吧。

有关远古时代的人口数量，其说往往荒唐可笑，完全不足凭信。在西已里，能够拿起武器实际参加作战的自由公民为三十万人。他们在西阿格拉迎战克罗托那——另一个与他们接壤的希腊城邦——一支十万人的公民军，结果败绩。以上是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的说法（见卷十二），而且是一本正经十分严肃的说法。斯特拉波在提到西巴里的公民军人数时也是这样说的[见卷四]。

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见卷十二）在谈到阿格里琴托被迦太基攻破夷为平地时，列举了当地公民的人数：平民二万人，移民二十万人，还不包括奴隶在内：在一个象他所描述的那样富裕的城市里，奴隶的人数起码也该有此数。照此说法，应该认为此城的总人数一定接近二百万之谱①。人口这样大量剧增，是什么道理呢？他们辛勤地耕种着周围的土地，面积不超过英国的一个小郡，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往阿非利加贩运，在那时，阿非利加是不产这些东西的。

提奥克里图说（《田园诗》17），托勒密统治着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个

① 狄奥琴诺[见《埃姆佩多克利传》]说，阿格里琴托只有八十万人口。

城市。我以为这数字的奇特说明是有所根据的。西西里的狄欧乡卢斯（见卷一）确指埃及人口为三百万，则此数未免太小；不过他把城市的数目说成足一万八千个，则显然和前说有矛盾。

他说（见《田园诗》17），先前的人口原为七百万。经此一说，上古之世总是令人景仰赞叹的。

据说薛西斯的军队，人数极多，对此我倒是信以为真的；一方面由于他的帝国幅员十分辽阔；另一方面，东方国家的军队一向臃肿庞杂。然而，凡是有理智的人，又有谁肯援引希罗多德这番绝妙的记述当作自己立论的依据呢？我承认，利西亚对这个问题的论证（见《悼词》）是十分合乎情理的。利西亚说：要不是薛西斯军队的人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么他就绝不会在希莱斯邦特河上用他所有的大量船只架成一座浮桥，以利于他的人马迅速通过。

波里比乌斯说（见卷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由于受到高卢人入侵的威胁，动员了本国的以及同盟国的全部，募集了一支七十万人的军队。这的确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要是把奴隶也包括进去，即使不说它比今天这样一块国土所能提供的人数为多，起码也下会比它少①。这个数字看来也是相当精确的，波里比乌斯还详细提供了种种具体说明。可是，难道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为了鼓励士气，这个数字被夸大了？

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在卷二里又把这个人数说成是将近百万。这种说法上的前后不一致，是令人怀疑的。这位作占还坦率地承认，在他那个时代，意大利的人口并不太多，——这又是一个可疑之点。要说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到三头执政期间，意大利人口减少了，又有谁会相信呢？

据阿庇安的说法，尤利乌斯·恺撒与四百万高卢人交战，歼灭其一百万，俘获其一百万①。要是假定敌军的总数和被杀的人数是确凿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同一个人当过几次兵，或怎么辨别新兵和老兵，这些情况作者又从何得知呢？对于这种夸大夫当的估算，尤其是由于作者没有把这种估算的办法向我们说明白，根本不值得加以重视。

帕特考洛（Paterculus）（见卷二第四十七节）只把恺撒歼灭高户军的人数说成是四十万，此说颇有可能，也更符合这位征服者在其《高卢战记》中所提供的作战史实②，其中最残酷的战役是同海尔凡提人和日耳曼人的大血战。

① 提供这样一支军队的国家，按其当时的疆域，面积不超过意大利的三分之一即今罗马教廷、托斯卡纳以及那不勒斯王国的一部分；也许在那个时代的初期，除了罗马或一些大的城邦，奴隶人数极少。

① 普鲁塔克在《恺撒传》中说：恺撒与三百万高卢人交战；朱里安《恺撒本纪》中却说是二百万。

② 普林尼在卷七第二十五卷中说：恺撒常常夸耀说，死于反对他个人的战斗中的人数为一百一十九万二千人，这还不包括在历次内战中死亡的人数。要说这位征服者的计算能象他自诩的那样精确，那是不大可能的。按照史实，他所屠杀的海尔凡提人、日耳曼人和布里顿人有可能接近这个数目的一半。

我们可以设想：有关老狄奥尼修斯生平和言行的一切记载是可靠有据的，并不是虚构夸张；因为，首先，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希腊文学最繁荣的时代；其次，他的首席史官是菲利斯图，那是一位公认的伟大天才，又是

那位君主的宫廷大臣。然而我们能否承认：他有一支常备军，拥有步兵十万，骑兵一万，以及由四百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呢？（见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卷二）我们看到，这支军队完全是雇佣乒，也象欧洲今夭的军队一样，要靠薪饷来维持。因为所有公民都没有武器，所以当狄奥尼修斯后来讨伐西西里，号召本国同胞都来维护自己的自由时，他不得不自备武器分发给加入他的队伍的人（见普鲁塔克《狄奥尼修斯传》）。一个单纯发展农业的国家，有可能人口很多，要是把这些人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则一旦需要时，一支大军招之即来。然而要是没有大量的贸易和手工业，或没有广袤的领土，就绝对无法维持庞大的雇佣军队。各联邦行省从未雇佣过相传狄奥尼修斯曾有过的那样一支海军和陆军，虽然它们的土地是那么辽阔，农业相当发达，而且商业和手工业的资源也多得多。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承认，就在他那个时代，有关狄奥尼修斯军队的传说也显得不可信；这，依我的解释，就是纯属子虚；这种说法，或者是由于宫廷近侍们的刻意制媚，夸大其词，或者也可能出于这位僭主本人的虚荣心和策略上的需要。

把古代的各个不同时期笼统地当作一个时期来看待，把古代作者所提到的大城市按照今天的情况来计算它们的人口，这实在是一种由来已久的通

病。在亚历山大时代，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盛极一时，可是到奥古斯都时代，就大大衰败了，这个土地肥沃的岛上的物产几乎全部被运到意大利去消费（见斯特拉波卷六）。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相传的古代各城市的人口情况。让我们姑且撇开尼尼韦、巴比伦和埃及的底比斯的人口不谈，而只限于研究真实历史，即希腊和罗马各国的人口情况，我得承认，对于古代人口据说十分稠密的问题，我越研究就越产生怀疑。

雅典，据柏拉图在《为苏格拉底辩护》里说，是个很大的城市；在当时，它的确是所有希腊城市中最大的一座城市①，只有叙拉古，在修昔底德时代（见卷二及普鲁塔克《尼西阿》传），规模与之不相上下，只是后来才超过了雅典。西塞罗提到雅典时①，把它说成是希腊当时各城市之冠；我猜想，他大概没有把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包括在内。阿铁那（Athenaeus）说（见卷六第二十节），据德米特里·法勒留计算，雅典有公民二万一千人，异邦人一万名，奴隶四十万人。这一数据常常被某些人引用作为其论证的基本事实，不

① 阿果斯好象也有过一个大城市，因为利西亚曾十分满意地说它的规模不超过雅典。见《演说辞》第三十四篇。

① 见演说辞《反对维雷姆》，卷四第五十二节。斯特拉波在卷六中写道，该城方圆为二十二英里，不过我们得考虑，其中包括两个港口，一个港口非常之大，简直可以算作海湾。

过这些人的见解我却不敢苟同。依我看，批评阿铁那及其所引证的克坦锡克尔在这个问题上弄错了，是十分中肯的。他们给奴隶的人数上多加了一个“0”，实际上应认为至多只有四万人。

Ⅰ．据阿铁那的说法②，所谓公民为二万一千人，只应被理解为指的是成年的男子。因为，第一，希罗多德说（见卷五），约尼安派来的使者阿里斯塔戈拉认为：欺骗一个斯巴达人难，而欺骗三万雅典人则易。这三万人之说是笼统地指整个城邦——不包括妇孺——出席民众会的人数。第二，修昔底德在卷八中写道：除去在海陆军中服役和屯边驻戍人员以及为这些军队服务的雇佣人员，雅典民众会的出席人数从未超过五千。第三，这位历史家所列举的③军队中的公民人数为重装步兵一万三千人，也证实了这种计算方法只指成年男子，所有的希腊历史家在确指一个城邦的公民人数时，普遍是这样计算的。既然这些人只构成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样看来，雅典自由民的人数应为八万四千人，异邦人四万名，至于奴隶，按上面的最小数推算，又假定他们也以和自由民相同的比率结婚生育，则应为十六万人；三项合计总人口为二十八万四千人，此数已经相当不小。要是按另一种数字计算，总人口将达一百七十二万人，雅典的人口就超过了今日伦敦和巴黎两市人口之和。

Ⅱ．当时雅典只有一万户（见塞诺芬《备忘录》卷二）。 Ⅲ．据修昔底德的记述（见卷二），虽然城墙的长度很长（即：不算海

岸有十八英里），塞诺芬却说城墙范围之内有大量旷地，这些城墙似乎确实把四个各自独立的小城镇连结成一片了①。

Ⅳ．除了一次矿山奴隶的暴动外，历史家们从未提到过奴隶起义或类似的迹象（见阿铁那卷六）。

Ⅴ．据塞诺芬（《雅典共和国》）、德谟斯梯尼（《斥腓力》三）及普洛图（Plautus）（《斯提科》）等人的记载，雅典人对待奴隶极为温和宽厚，要是这种失调的比例真是二十比一的话，情形就决不会是这样。试看我们今天的任何殖民地，这种比例之下均衡还没有这么大，然而我们已不得不对黑奴实行严厉的军事管制。

Ⅵ．在任何国家里，要是一个人只拥有一份按国民人口平均分摊的财产，甚或三倍四倍于此数，决不会被认为是富有的。有人计算，在英国，每个人每天花费六便士，要是有谁拥有五倍于此数的钱，别人还是认为他穷。提马丘，照艾斯奇尼的说法，一度家境小康，然而他只是个雇用十名奴隶的小作

② 德谟斯梯尼说是二万人，见《反对阿里斯塔戈》。

③ 见卷二。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的计算完全与之相符，见卷十二。

① 我们该看到：当狄奥尼修斯·哈利卡那索说，要是考察罗马的古城墙，那么它的方圆看来并不比雅典城大时，他的意思准是只指阿克罗波利斯及主城。没有哪一位古代作者提到皮拉姆、法莱洛和莫尼奇亚可以同雅典相比。况且狄奥尼修斯所指有可能是：在西蒙及佩里克尔的城墙被破坏以后，雅典就不再同那几个城市相连属了。这种推想完全推翻了沃舍斯的全部推论，从而使计算合乎情理。

坊主。利西亚弟兄俩都是异邦人，因豪富而被三十执政放逐，然而他们只各有六十名奴隶。德漠斯梯尼继承了父亲的遗产而致富，其实也不过有奴隶五十二人。他那有二十名细木工的工场，据称是一个相当大的手工作坊。

Ⅶ．在希腊历史家们所谓的狄克刊亚战争期间，有二万名奴隶逃亡，使雅典人遭受沉重打击（见修昔底德卷七）。要是这两万人只是奴隶人数的二十分之一的话，就不可能说成是沉重打击，因为绝大部分奴隶还没有逃亡呀。

Ⅷ．塞诺芬提出过一种计划：由政府蓄养一万名奴隶。他说，凡是承认雅典在狄克利亚战争以前所拥有的奴隶数目的人都会相信，养活这一大批奴隶是完全有可能的。他的说法显然同阿铁那所说的四十万之数是大相径庭的。

Ⅸ．当时雅典城邦的全部财产统计不足六千塔兰特。史籍所载的这个数目虽然常常受到批评家们的怀疑，其实却是无懈可击的：这，一方面由于德谟斯梯尼是这样说的，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细节可供核实；另一方面，波里比乌斯（见卷二第六十二节）也作如是说并加以论证。一个普通的奴隶，照塞诺芬的说法，每天的劳动可以值一个奥博尔①，除了维持其生活还能有余。塞诺芬还说，尼西亚的管事租用奴隶开矿，也得向奴隶主交纳同样数量的祖金。要是按每人每天收取一个奥博尔，四十万奴隶，就照只买进四年计算，你要是认真推算一下，即使扣除雅典大量的传统节日不计，也会发现，这笔钱将超过一万二千塔兰特。此外，不少奴隶是有专门技术的工匠，他们生产的价值更要高得多。据德谟斯梯尼估算，他父亲的奴隶每人每天至少也能生产两个米那。根据这一假定，我承认，就算奴隶人数为四万，财产统计为六千塔兰特之说，也有点难以与之相符。

X．据修昔底德的说法（见卷八），希俄斯岛的奴隶比任何希腊城邦（斯巴达除外）为多。按与公民人数的比例看，斯巴达那时的奴隶要比雅典多。斯巴达城市居民为九千人，乡村为三万人（见普鲁塔克《莱克格传》）。照此推算，成年男奴当为七十八万人，奴隶总数则将超过三百一十二万人。这么多的人，象拉哥尼亚这样既无海外商业、土地又贫瘠的小邦是无法养活的。要是希洛人有那么多的话，那么修昔底德所提到的（见卷四）二千人被杀害一事就不会使他们如此激怒，大大消弱他们的力量了。

另外，我们得承认，阿铁那所说的人数①，不论究竟应为多少，都包括阿提十以及雅典的全部居民。据修昔底德说（见卷二），雅典人酷爱田园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为了抵御外侮，所有的人都被召进城里，城里容纳

① 古希腊小银币名称。——译者

① 这位作者还宣称：科林斯一度有过四十六万名奴隶，伊基那有四十七万。但前述论证有力地批驳了这些纯属无稽之谈的不可能的数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阿铁那的后一个数目却是引自亚里士多德这位大权威的记述，而且引自品达（Pindar，约公元前 522—442 年，古希腊底比斯诗人——译者）的例证在谈到阿基那的奴隶人数时，其说亦同。

不了，没有住处，他们只好在门廊和神庙里栖身，甚至露宿街头（见修昔底德卷二）。

在希腊其他的城邦里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在提到公民人数时，我们必须理解为：这包括城市及附近农村的全体居民。但是必须承认，即使这样打折扣，希腊仍不失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国上这么狭小，土地又不是那么天生的肥沃，吃粮还得依靠从外地输入，而人口居然这么密集，实在令人难以设想。除了雅典要从本都（Pontus）购买粮食外，其他城邦在粮食方面好象也主要依靠邻国①。

罗德斯是个以商业发达著称的城邦，有过辉煌的全盛时期。当它受德米特里围攻时，却只有六千公民能够拿起武器（见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卷二十）。

底比斯一向是希腊的重要城邦之一（见伊索格拉底《节日演讲》）。然而它的公民人数也不比罗德斯城邦多②。按照塞诺芬的说法，弗利亚希

（Phliasia）是个小城邦（见《希腊史》卷七）。我们却发现它有六千公民

（同上书卷七）。这两种说法，我总觉得无法统一起来。也许塞诺芬所谓弗利亚希是个小城邦，是指它的势力小，人盟当了斯巴达的附庸；或是指它所辖的农村地区较大，大部分公民都从事农业而住在四周的村镇上。

马提尼亚的规模同阿卡狄亚的任何城邦都差下多（见波里比乌斯卷二）。因此，它和迈加洛波利斯一样，城墙周长为六又四分之一英里（见波里比乌斯卷九第二十节）。可是马提尼亚只有三千公民（利西商亚《演说辞》第三十四篇）。由此可知，希腊城市除了屋舍，往往包括田畴和菜园；因此，我

① 见德虞斯梯尼《反对莱普特》。据海关登记簿册记载，雅典人每年从本都输入四十万普式耳的粮食。这构成雅典粮食进口数量的一大半。顺便说一句，这有力地证明：阿铁那上面那段话里有之大谬误。须知阿提卡本身就十分贫瘠，所产粮食尚不足养活农民自己。见李维卷四十三第六节。四十万普式耳根本不够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卢西安（Lucian）在《船只或祈祷》一文中写道：一艘船，据他所说的尺寸大小似乎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第三等级的船只，所载运的粮食，是供阿提卡全体居民一年食用。也可能雅典在那时已经衰败，再说，相信这类信口开河的数字实在太不保险。

② 见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卷十七。当亚历山大攻打底比斯时，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想：几乎全体居民都在城里。凡是熟悉希腊人特别是底比斯人精神的人决不会怀疑：在国家面临空前灾祸和苦难的时候，他们当中会有人弃国遁逃。当亚历山大猛攻破城之后，所有持兵刃抵抗者，统统被处死，无一幸免。殉难者一共只有六千人，其中还有一些异邦人和被释奴隶。被俘者，包括老年男子、妇女、儿童及奴隶，统统被卖为奴隶，总数为三万人。我们可以据此推想：底比斯的自由公民包括男女老少，为将近二万四千人，异邦人和奴隶约为一万二千人。由此可见，这后两种人的比例要略低于雅典。这道理是不难设想的：雅典是个海外商业发达的城邦，所以要多蓄奴隶，而文化生活的丰富则招徕了更多的异邦人。同时必须指出，这三万六千人是底比斯城乡居民的总和，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依据的，对于今天的争论，一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而上述罗德斯城邦的人口数，也是指该岛所有能拿起武器的自由民人数。

们不能根据城墙的长度来推算这些城市的大小。雅典只有一万户人家，其城墙连同海岸总长超过二十英里，叙拉古城周长达二十二英里，可是从来没有哪位古人说它的人口比雅典多。巴比伦城占地十五平方英里，城墙周长六十英里，可是，据普林尼说，其中包括大量的耕地和围场。虽然奥雷利安的城墙周长为五十英里①，但据帕皮鲁斯·维克托的说法，要是把罗马全部十三个区的周界剔除在外，也就只有四十三英里左右。一有外敌人侵，全体居民就带着牲畜、家具以及农具撤进城圈之内，那高耸的城墙，只消用少数人把守，严阵以待，就足以保护他们的安全。

塞诺芬说②，斯巴达是希腊人口最少的城邦之一。然而波里比乌斯却说（见卷九第二十节），斯巴达城周长四十八斯塔狄亚（stadta，约合六英里—— 译者），是圆形的。

在安提帕特时代，除去少量屯边戌卒，能够拿起兵器的伊索利安人，总共只有一万人（见狄·西十拉卷十八）。

波里比乌斯告诉我们（见《出使》），阿卡亚联盟可以轻易地一举派遣三、四万人，这个数目看来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个联盟囊括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可是波萨尼亚在谈到同一时期时却说（见《Achaicis》篇），凡是能拿起武器的阿卡亚人，就连被释奴隶也算上，总共不到一万五千人。

帖撒利亚人在被罗马最后征服以前的各个时期，始终政局动荡，派争不息，一片混乱①。所以不能认为希腊世界的这个地区的人口会很多。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见卷七），并入派罗斯的那部分伯罗奔尼撒地区是一片荒芜的原野。希罗多德写道（见卷七），马其顿境内到处有狮子和野牛出没，这类野兽只能生活在广袤无限、人迹罕至的大森林里。以上是希腊世界两个最为突出的实例。

被保勒斯，伊米留斯卖出去的所有伊庇鲁斯居民，包括男女老少、穷人和富人，总共只有十五万人（见李维卷十四第三十四节），可是伊庇鲁斯城邦的面积却为约克郡的两倍。

贾斯汀告诉我们（见卷九第五节），当马其顿的腓力二世被宣布为希腊联邦的领袖时，他召集所有城邦开了一个泛希腊会议，只有斯巴达拒绝参加；他发现整个希腊的兵力据估算为步兵二十万，骑兵一万五千。这个数目应被看作能够拿起武器的公民总数。希腊各城邦是没有雇佣兵的，军人与全体公民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分，因此不能设想还有什么别的估算办法，说希腊人曾经使用过这样一支大军，或在希腊维持过这样一支大军，——任何这类说法，

① 见沃皮斯卡《奥雷利安传》。

② 见《拉西德莫尼亚共和国》。这一段记述不容易和上引普鲁塔克的说法相吻合。据后者说，斯巴达有九千公民。

① 见李维卷三十四第五十一节。柏拉图《克里托篇》。

都是违反史实的。根据这一前提，我们可以推算如下：希腊自由民，包括男女老少，总数为八十六万人；奴隶人数，参照前述雅典奴隶数来估算，假定奴隶极少结婚或成家，则其人数应为成年男性公民的两倍，即四十三万人。古代希腊的总人口，不包括拉哥尼亚①，为一百二十九万人。这个人口数目不算很大，也没有超过今天的苏格兰——一个疆域不太大、人口不多不少的国家的人口数。

下面我们要考察一下罗马和意大利的人口情况，井把在古籍中分散出现的种种战斗场景全部汇集起来，总的说来，我们将发现：要想在这方面确立一种见解是十分困难的；同时，也没有理由支持那些为现代作者们老是喋喋不休地宣扬的种种夸大了的数字。

狄奥尼修斯·哈利卡那索说（见卷四），古罗马城的城墙长度和雅典差不多，只是其郊区的村镇绵延不绝，简直就分不清哪里是城市的尽头，哪里是农村的开始。这位作者[见卷十二]以及尤文那尔［见《讽刺诗》卷三第 269， 27O 行〕和其他古代著述家②还说，罗马有些地方，屋舍很高，由几户人家分层合住。这可能是只指贫穷的公民而言，而且只有少数几条街区是如此。要是根据小普林尼对他自己的宅邸的描述③以及巴托利的古代建筑设计，我们可以推知，达官贵人们所住的是宽敞的宫殿，他们的宅邸颇似今天中国的建筑物：都是独院平房，所不同的只是，罗马贵族较喜欢长列的廊柱作为装饰，甚至还在城市里植树造林①。我们也许不妨让伏修斯（虽然没有任何理由要这样做）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诵读一下老普林尼那段脍炙人口的文章②，只要不承

① 即斯巴达。——译者

② 斯特拉波在卷五中写道：奥古斯都皇帝禁止房屋的高度超过七十英尺。在卷十四的一段记述里，他谈到了罗马的房屋都相当高。同时参阅维特拉夫尤卷二第八节。诡辩家阿里斯泰德在其演说《罗马》中说道，罗马是由市镇摞市镇构成的，要是把它全部伸展开，可以覆盖整个意大利。要是一位作者热衷于用夸张的手法对某个问题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那么我们就无从知道他的话究竟有几分真实性。无论如何，下面的推论似乎是很自然的：要是罗马城的建筑布局真象狄奥尼修斯所说的那样分散，绵延伸展到乡村的话，那么一溜两行尽是高楼大厦的街道必然是很少的。只有空地不足时，人们才不得已而搞这种不方便的建筑。

③ 见卷二第十六函及卷五第六函。诚然，普林尼在这里所描写的是座乡村庄园宅邸。不过一旦古人认定这是一种宏伟壮观、方便实用的建筑，达官贵人势必仿效，也在城镇上时兴起来。辛尼加在谈及富人及酒色之徒时说：”他们正赶赴辽阔的农村”。

① 见维特拉夫尤卷四第十一节。塔西陀《编年史》卷十一第三节。修顿《屋大维传》第七十二节等。

② 罗马建城后 828 年时，罗马城周长十三英里二百步，环居着维斯巴辛皇帝的众统帅、监察官。罗马城由七座山环抱，分为十四区，包含二百六十五个交叉路口。在接近罗马广场中心处，建立了一个以同样距离通到每个城门的总里程碑，这些城门今天说是三十七个，也有人说是十二个，有七个是早已不存在并被前辈遗忘了的。这样，罗马的街道全长为 30，775 步。从这个总里程碑到各统帅营第的尽头，途经各大道的市镇，距离约为七万余步。因此，如果有人把这些建筑物的高大也考虑进去，确实应该有这样的评价，罗马城的宏伟在全球是无与伦比的。（见普林尼卷三第五章）所有最完善的普林尼著作手抄本都有上面这段

认他由此得出的华而不实的结论的话。

见书简集第一一四函。瓦莱留·马克辛在卷四第四书谈到辛辛那提的四英亩土地时写道：“奥古斯都如今认为自己住得很堂皇，他的房子显得象以前秦齐纳杜斯的别墅一样显眼。”同时参阅卷三十六第十五节及卷十八第二节。

在奥古斯都时代，接受政府分配口粮的公民是二十万（据安卡拉纪功柱所载）。我们本来可以把它当作相当有根据的数字，但伴随发生的一些情况又使我们产生怀疑和动摇。

是不是只有穷苦公民才领取配给口粮呢？当然，这主要是为了周济他们的。不过西塞罗却说（见《吐斯库隆论丛》卷三第四十八节），富人也可以领一份配给口粮，也没有人认为富人申请配给口则这些街道势必最后要互相干扰，这种假设显然是荒谬的。第三，这种假设未免把古罗马城的宏大规模给过分地缩小，使它连希里斯托成鹿特丹都不如了。

伏修斯在《异闻录》里对待林尼这段话的理解却失之千里，走向另一极端。有一个抄本毫无根据地把罗马城墙的周长从十三英里说成三十英里。伏修斯的理解是：这仅指周长的曲线部分，假设泰勃河为直径，则此一带肯定不修城墙。然而，第一，这种解释公认是几乎与所有抄本的记载相反的。第二，普林尼行文洗炼，怎么竟然会连用两个文句重复说明罗马城墙的长度呢？第三，为什么这种重复有十分明显的不同？第四，要是这条线的丈量与总里程阵无关，那末普林尼两次提到总里程碑，这又作何解释呢？第五，据沃皮斯卡说，奥雷利安的城墙范围宽广，曾把泰勃河北岸的所有建筑物和村镇都围进去过，可是其方圆只有五十英里。论者对此也表示怀疑，以为文本中当有衍误脱漏之处，因为现存的城墙，一般认为从奥古斯都到奥雷利安时代没有改变，都不超过十二英里。罗马城不可能从奥古斯都传到奥雷利安手里就变小了。它依旧是这个老大帝国的首都，而且在那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也没

引文，并确指罗马城墙周长为十三英里。问题在于：普林尼所说的 30，775 步究竟是指什么而言的？以及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我想象中的格局是这样的：罗马是个周长十三英里的、呈半圆形的城市。广场以及总里程碑坐落在泰勃河的两岸，处于这半圆形的中心附近。罗马虽有三十七个城门，但只有十二个城门有大道直通总里程碑。可见普林尼在指出罗马城周长后，明知这样还不足以使人们对该城的平面情况有明确的概念，才进一步采用这个方法的。他假设：从总里程碑通向十二个城门的这些街道排成一条直线，又假设我们沿着这条线走，把每个城门都走一遍，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全线总长为 30，775 步，换句话说，即每条街或者说半圆的半径，平均长度为两英里半，罗马的全长为五英里，宽约为长度的一半，零星分散的村镇不计在内。佩尔·哈多因对这段话也同样理解为：把罗马的若干街道联成一线，其总长为 30，775 步。可是接着他又假设从总里程碑到这三十七个城门之间都有大道直接相通，因此每条街道的长度不会超过八百步。然而，第一，要是一个半圆形的城市的半径只有八百步，则其周长决不会象普林尼确指罗马那样，达十三英里，而半径如为二英里半，则共周长大致接近此数。第二，要是假设城周的每一区域门都有大街直通市中心，

有发生过任何内战，除了马克辛和博尔比那之死所引起的骚动对这个城市有过影响之外。倒是卡拉卡勒，照奥雷留的说法，曾经把罗马城扩建过。第六，找不到占建筑的遗址足以说明罗马的确具有这么大的规模。伏修斯对这一缺陷的答复看来是荒谬的，他说废墟已经沉陷到地下六，七十英尺的深处。据斯巴提安说（见《塞维里传》），在城里发掘出了一块拉维卡那大道五英里的里程碑。第七，奥利姆皮奥多拉和帕布留·维克多都说：罗马的房屋在四万到五万幢之间。第八，这位评论家以及利普修所得出的夸大的结论本身（如果这些结论是必然的话），就摧毁了他们赖以立论的基础：他们说，罗马有一千四百万居民，而整个法国，据他的计算，只有五百万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普林尼的这段话，我们以上所作的解释，其唯一不足之处就在于：普林尼在提出罗马有三十七个城门之后，只对七个老城门的封闭说明了原

因，而对其余的十八个城门并无片言只语作过交代。从这些城门通出的街道，依我看，不到广场就终止了。不过普林尼的文章是写给罗马人看的，他们对这些街道的位置了如指掌，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会以为这些情况是人所熟知

的，也就毫不奇怪了。也有可能，在这些城门中，有不少是通向河畔码头的。粮有什么不光采或耻辱。

配给口粮究竟发给谁呢？是发给每个家族的家长呢，还是发给每个男人、妇女和孩子？配给的标准是每人每月五诺底（no-dii）①，约等于六分之

五普式耳。这些粮食要是发给一个家庭则嫌太少，发给个人却又太多。因此，有一位治学谨严的考古学家推测：这是发放给每个成年男人的；不过他又表示这个问题尚待探讨。

申请配给口粮的人是否住在罗马境内，这种调查是否很严格？还是只要申请人本人按月去领取配给就可以了呢？这后一种情形似乎更有可能②。

有没有浮报冒领的呢？有人说（见修顿《Ful》第四节），恺撒一次就取消了十七万人的配给，因为他们没有正当的资格，而是混进去的，不过他要想完全杜绝这类弊端是根本不可能的。

最后，关于奴隶同这些公民之间的比数，我们究竟应该确定为多少？这是个最重要、也是最难确定的问题。雅典是否也能建立起一套罗马那样的统治，是颇令人怀疑的。有可能雅典的奴隶较多吧，因为他们雇用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而这却是罗马这样的都城所没有的。可是在另一方面，考虑到罗马人的崇尚奢侈，十分富庶，说不定罗马的奴隶要多些。

在罗马保存着精确的死亡人口登记册，不过还没有哪位古代著述家提供过殡葬的人数，只有修顿在《尼禄传》里告诉我们，在一个季节里就有三万人被送进利倍蒂那神庙，不过这是一次瘟疫流行时期所发生的事，不能作为

① 李齐里乌斯根据撒路斯梯乌斯的历史片断，卷三。

② 尼各老乌斯·贺敦西乌斯论罗马粮务。

任何推论的可靠依据。

政府分配粮食虽然只发放给二十万公民，对整个意大利农业的影响却相当大（见修顿《奥古斯都传》第四十二节）①。这个事实，使现代学者在有关古罗马人口问题上所作的某些偏高的假设，很难自圆其说。

关于古罗马城究竟有多大的问题，我所能找到的最佳的推测依据是：据希罗狄安说（见卷四第五节），安条克和亚历山人里亚同罗马不相上下。又据四西里的狄欧多卢斯的说法（见卷十七），在亚历山大里亚，有一条笔直的大街沟通两个城门，全长达五英里；亚历山大里亚城的长度要比宽度大得多，因此它的格局和大小看来颇似今日之巴黎②，而罗马则可能同伦敦相仿佛。

在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时代（见卷十七），亚历山大里亚城有三十万自由民，我以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①。可是奴隶有多少人呢？要是我们能有充分的根据确定奴隶的人数与自由民相等的话，这将有利于前面所谈的估算。希罗狄安有一段话是有点儿令人吃惊的。他肯定皇帝的宫殿同全城的其

余部分一般大小②。这指的是尼禄的金宫，修顿③和普林尼确实都说它屋宇复

① 为了不过多地占用平民的从业时间，奥占斯都下令：配给粮一年只发放三次。然而平民认为按月发放比较方便（据我看，这构成他们家庭的一种比较固定的收入），希望恢复原规定。见修顿《奥占斯都传》第四十节。只要没有从别的地方来的人到罗马领取配给粮，奥古斯都的谨慎未免有点多余。

② 昆图·堪蒂乌说，当初亚历山大建此城时，城墙周长为十英里，见卷四第八节。曾经到过亚历山大里亚的斯特拉波和狄奥多洛·西卡拉都说，该城长不到四英里，最宽处约一英里；见卷十七。普林尼说它有点象马其顿教士穿的法衣，四角向外伸展；见卷五第十节。虽然亚历山大里亚的面积看来不过中等大小，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在谈到当年亚历山大为该众所圈定的范围时却说非常之大；其实，据亚米亚那·马赛林那说（见卷二十二第十六节），该城从未超出过上述范围。他认为它超过世界上所有城市（他并没有把罗马排除在外）的理由是：它有三十万自由民；另一条理由是：他说它的君主税收所得达六千塔兰特。即使我们考虑到钱币的价值差异，这种收入也是空前的。至于斯特拉波，则只谈到这个毗邻国家居民密集。难道我们就不能毫不夸大地断定：河的两岸，从格拉夫森德到温德索，整个是一个城市？这种说法，要比斯特拉波所说的马罗蒂湖沿岸以及通向卡诺帕的运河两，又进了一步。意大利有一句俗话：撒丁尼亚国王在皮埃蒙特只有一座城市，因为它整个儿就是一个城市。阿格里巴在《若瑟论犹大依库斯战争》卷二第十六节中，为了让自己的听众领会亚历山大里亚象他所极力推崇的那样规模宏伟，也只是提出了当年亚历山大所圈定的建城范围。这就明确地证明：那里有大量居民，那个毗邻国家的情况也只能是象所有大城市一样：人口众多，繁荣昌盛。

① 他说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后面那个词势必只能理解为公民，而且专指成年男子。

② 见卷四第一节”全城”。波利提安对这解释为：“高大的殿宇和城市的其它部分”。

③ 他在《尼禄传》第三十节中说，全宫的长廊长达二千英尺：“其宽广如此，游廊竟长达三千步”。他不可能是指三英里。因为整个宫，从帕拉丁到爱斯奎林，总长还不到三英里。所以沃皮斯卡在《奥雷利安传》里提到萨鲁斯特花园垦的长廊时称之为“千步廊”，这应该理解为一千英尺。所以贺拉西也写道：“没有一个私人能享受长达几十步的朝北的长廊的阴凉。”（卷二《颂歌》十五）另外在卷一《讽刺诗》8 英里

叠，庭院深广④；但不管想象力怎么丰富，我们也无法想象它有伦敦城的几分之几。

我们可以看到，要是一位历史家老是记述尼禄的奢侈挥霍，要是他刻意渲染，一味以词章见胜，久而久之，就成了老生常谈，味同嚼蜡；因为这种浮夸的笔法极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一位著述家的文风，哪怕原来的文风是最质朴最严谨的。在这里附带提一笔，希罗狄安只是在记述盖泰和卡拉卡勒之间的争吵时才提到这一点的。

这位历史家还说（见卷二第十五节），那时有大量旷地都未加以利用；他对帕提那克斯大加颂扬，因为他准许人人都可随便开拓耕种这些上地，不论是在意大利境内或其他地方，一律蠲免赋税。莽莽原野，无人开发！这种说法，据我所知，在克里斯但丹是听不到的，除非在匈牙利的某些边远地区。这与那种认为古代人口异常稠密的论断肯定是大相径庭的。

据沃皮斯卡的说法（见《奥雷利安传》第四十八节），在伊达拉里亚也有很多未开垦的肥沃土地，奥雷利安皇帝曾想把这些土地开拓为葡萄园，以便让罗马人能喝上无偿供应的葡萄酒，这是一个非常得当的措施，可以使首都及其周围地区的人口进一步减少。

我们不妨留心读一下波里比乌斯的下列记述（见卷二十一第二节），他谈到，不但在希腊，而且在托斯卡纳和伦巴第，也有为数众多的牧猪奴，并对当时的饲养方法作了一番介绍。“在整个意大利，尤其是在较远古的时代，从伊达拉里亚到山后高卢，到处都有大批的牧猪奴。一个猪倌都放牧一千头甚或更多的猪。要是在放牧的过程中，一个猪倌的猪群遇上了另一个猪倌的猪群，互相混杂在一起了：猪倌们想使猪群分开的办法只有一个：各人站在不同的地方，吹响号角；这些牲畜听惯了那种信号，便循着号音各各奔向自己的主人。至于在希腊，要是不同的猪群偶然在树林里混了群，那个猪群较大的猪倌就狡滑地乘机把全部猪群都领走。有些觅食的猪离群走远了，小偷就顺手牵羊把它偷走。”

根据这段记述，不就可以推想；在那个时代，整个意大利北部以及希腊的人口要比现在稀少得多，土地的垦殖情况也远远不如今天；要是一个国家到处有那么多的围场，农业十分发达，庄园星罗棋布，阡陌纵横，葡萄园和米粮田犬牙交错，猪倌们又怎么能一大群一大群地放牧呢？我得承认，波里比乌斯所描写的情况，倒颇似我们美洲殖民地的经济现状，而不是欧洲国家今天的经营方式。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①，我们遇到过这样一种见解，它似乎对任何假设都是解释不通的，只能说，它对本文的推想倒是一种最理想的证明，

也说：“它临街长千英尺，纵深三百英尺。”

④ 见普林尼卷三十四第十五节。“我们再次见到全城满是王公们的，卡尤斯和尼禄的馆舍。”

① 见卷九第十节。他所使用的字眼是“居民”，而不是“公民”。

你休想再有别的更好的证明。这位哲学家在论述友谊时说，这种关系既不应局限在极少数人之间，也不应无限扩大到人尽可友的程度，为了发挥这一见解，他使用了下面的论证：“正如一个城市，要是其人口少得只有十人或多达十万之众，都无法生存一样；同理，朋友的人数也要有一个适中的限度，过多或过少，都会破坏友谊的实质。”嗨，一个城市哪能有十万人口呢！根本不可能嘛！这不就是说：亚里士多德从未见到或听说过一个城市能有那么多的人口吗？我得承认：敝人对此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普林尼告诉我们（见卷六第二十八节），塞留希亚——希腊帝国在东方的政治中心——据称有六十万人口。迦太基的人口，据斯特拉波的说法（见卷十七），曾达七十万。如今北京的人口也不见得格外多很多吧。伦敦、巴黎和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与之相仿佛，这后两个城市肯定不会比它多。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的人口情况，前面已经讨论过。根据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不难推想：任何城市，超越比例的人口大量增长是不可能的。不论一个城市的鼎盛是由于海外商业还是武功赫赫，似乎冥冥之中自有一种无形的障碍阻止其进一步发展。许多大君主国的首都，由于奢侈享乐，靡费无度，游手好闲，醉生梦死，再加上等级门第的虚荣观念作祟，是不适宜于商业的发展的。而商业发展所引起的一切劳动和商品的价格上涨，又反过来束缚了商业的发展。只要巨大的宫廷依然是无数豪宫的贵族们的天下，中等阶层就始终卜居外省的城市，凭仗他们的中等收入就可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要是一个国家的版图十分庞大，在边远省分必然出现许多大都会，除了当官作宦的以外，所有的居民都涌向那里，或为求学深造，或为追逐财富，或为娱乐消遣①。伦敦，由于发达的商业和中等的霸权相结合。已经变得无比庞大，也许没有哪个城市再能超过它。

假如以杜佛或加来为圆心，以二百英里为半径画一圆，就把伦敦、巴黎、荷兰、诸联合行省以及法国和英国的一些最发达的地区都包括在内了。但在古代，没有哪一块同样大小的土地，会有这么多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会有这么多的财富和居民，我以为，这样说保险栽不了筋斗。

选取古今两个不同时期中，在技艺、知识、文明以及治安等方面情况最好的国家加以权衡对照，看来是最妥当的比较方法。

拉贝杜博说，意大利如今的气候要比古代温暖。“罗马编年史告诉我们，” 他写道，“罗马建城后 480 年冬严寒，树木冻死。罗马城的泰勃河结冰，地面积雪四十天不融。杰文纳尔在描写一个迷信的妇女时（见《讽谕诗》第六首），说她砸开泰勃河的坚冰净身：

她将敲碎冰块下到寒冬的河里，用清晨的泰勃河水再三浸身。

① 罗马帝国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迦太基、以弗所、里昂等就是这样的都会。而今天法国的波尔多、图卢兹，第戎、雷恩、奥什以及英国的都柏林、爱丁堡、约克等城市，情况亦复如此。

他说那条河封冻是常事。贺拉西也有不少段文字暗示罗马街道一片冰雪的情景。要是古代人懂得使用温度计的话，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确证；不过古代著述家即使不用它，也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佐证，使我们相信：罗马现在的冬天要比过去暖和得多。现在，罗马的泰勃河也象开罗的尼罗河一样，不再结冰封冻了。要是积雪两天不消融，要是看到朝北的喷水池龙头上挂着几根水凌四十八小时不化的话，罗马人就认为是隆冬严寒了。”

这位精细填密的评论家的观察，亦可适用于说明欧洲其他地方的气候变化。要是照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对高卢气候的记述（见卷四），谁又能料到今天的法国的气候竟会那么温和呢？“由于地处北方，”他写道，“寒威肆虐，凛冽异常。阴天，并不下雨，而是大雪纷飞；晴天，河面冰冻三尺，不但可以走单身行人，就连携带全部辎重的大军也可浩浩荡荡地通过。在高卢有许多河流，如罗纳河、来因河等，几乎全都封冻，在行人往来的何面等处通常撒上秫楷，以防滑倒。”“比高卢的冬天还冷”，被皮特罗纽当作谚语使用。亚里士多德说过，高卢气候之冷，能冻死毛驴（见《论繁殖牲畜》卷二）。

在塞文山脉的北麓地带，据斯特拉波说（见卷四），高卢不产无花果和橄榄，栽上葡萄也结不出成熟的果实。

奥维德说，在他那个时代，黑海（the Euxine Sea）每年冬天封冻；他的说法是严肃认真的，他曾指名道姓地上书给几位罗马总督，请他们核实他的论断①。这种情形，在奥维德曾被流放囚禁的托密地区如今已很少见，或根本就不存在了。这位诗人的牢骚象是抱怨天气太冷，这种严寒，如今的彼得堡或斯德哥尔摩人也几乎没有经历过。

有一位名叫杜纳福的普罗旺斯人，在游历了这同一个国家之后却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气候；他断言，奥维德所以有这种满目凄凉之感，完全是由于心情忧郁造成的。不过诗人奥维德所提供的情况无比翔实，以上述原因来解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波里比乌斯说（见卷四第二十一节），阿卡地亚的气候很冷，空气潮湿。瓦罗说（见卷一第二节），意大利的气候是欧洲最温和的，而内陆地区

毫无疑义是指高卢、日耳曼以及潘诺尼亚）则“简直四季如冬”。

西班牙北部地区，照斯特拉波的说法（见卷三），所以人烟稀少，唯一的原因是天气太冷。

要是以上这些说法没错，那么，这就是说，欧洲比过去暖和了，我们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显然只能用下列假设来说明：当今之世，拓荒垦殖有了更大的发展，大片的森林被伐掉，遮挡阳光的浓荫减少了；舍此别无其

① 见《悲歌》卷三，哀歌第九首。《海滨寄语》卷四，哀歌第七、九、十首。

他解释。我们在北美的殖民地，也在随着树木的采伐而逐渐变暖①，不过总的来说，人人还是感到：无论在北美还是在南美，气候仍比欧洲同纬度地区要冷得多。

据科鲁迈拉引述（见卷一第一节），萨瑟那声称，在他那个时代之前，天空层次发生过变化，大气变得更暖和，因此，有很多先前因气温大冷不能种植葡萄和橄榄树的地方，如今都大量种植了。这种变化要是当真，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标志，说明在萨瑟那时代以前，乡村地区的垦殖有所发展，人口也有所增长②，要是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就证明：在世界的这一部分，这些有利条件始终在不断地发展着。

现在让我们统观所有在古今历史舞台上出现过的国家，把它们的今昔情况作一对比，恐怕不会找到什么根据可以抱怨说：今天的世界是那么空旷和荒凉。在梅立特的笔下（我们要感激他为我们提供了最精采的描绘），埃及的人口是异常稠密的，但他认为这个人数已经有所减少。叙利亚、小亚细亚以及北非诸国，我可爽快地承认，比起古代的情景，它们都衰败而荒芜了。希腊人口的减少也是很显著的。至于如今欧洲人称之为土耳其的那个国家，其人口是否也一般地比不上它在希腊全盛时期的人口，那就有点几难说了。那时的色雷斯人，好象也同今天的鞑靼人一样，靠游牧和劫掠为生①；盖特人还处于半开化状态②，伊立里人的情况也一样③；——这些民族占这个国家的十分之九；土耳其人的统治虽说并不十分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繁殖，但至少可以使居民过和平而有秩序的生活，那当然要比古代那种残暴动荡的局势要好得多。

波兰和莫斯科的人口在欧洲来说是不算稠密的，不过比起不习稼穑，只靠游牧为生的古代萨马提亚和西昔亚肯定要多得多。在丹麦和瑞典也可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数不清的人流从北方涌入欧洲，然后转辗流徙欧洲各地。决不可把这种现象看作反对这个见解的理由。要是一个民族整个地、或者哪怕是其半数人口，大举迁移，就不难想象：他们必然形成一股无比强大的人流，他们的袭击必然■悍勇猛、不顾一切地拼命；他们所到之处，一片恐怖，在他们想来，这样会使那些被侵略的民族闻风丧胆，害怕他们的勇敢和强大。苏格兰，既无广袤的国土，又无众多的人口；不过要是有一半的苏格兰人成群结伙外流寻觅新的聚居地，他们就会形成象条顿人和辛勃里那样声势浩大

① 气候温和的南美殖民地也变得较热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载最初发现和征服这些国家的西班牙历史文献中，也说这些地方气候炎热，人口稠密，农业发达。这里不把考特或皮扎罗的小小军队患病和衰败的情形考虑在内。

② 他似乎活到小阿非利加那时代。见卷一第一节。

① 见塞诺芬《长征记》卷八，波里比乌斯卷四第四十五节。

② 在奥维德的著作中到处可见。又见斯特拉波卷七。

③ 见波里比乌斯卷二第十二节。

的流浪民族，到处漂泊；就会震撼整个欧洲，如果欧洲的防御力量还象先前一样并无改进的话。

日耳曼今天的人口肯定要比古代多出二十倍。据恺撒① 、塔西佗②和斯特拉波卷七的记述，在那时，日耳曼人不事耕作，每个部落都以自己所在地的极目荒凉自豪。这就证明：要是没有和平、秩序和勤劳的精神，小邦割据本身是不会使一个国家人口增长的。

古代英国的未开化状态是大家都熟知的，它那时的人口稀少也是不难推想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愚昧落后，另一方面是由于希罗狄安所提到过的情况

（见卷三第四十七节）：自从罗马移民在那里统治一百多年以后，即使到了塞维鲁时期，整个英国还是一片沼泽。

不难设想：古代的高卢人在谋生的技艺方面要比他们的北方邻邦高明得多，因为他们曾到这个岛上接受特鲁伊德人的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技艺教育③。据此，我认为，那时的高卢人不会有今天的法国人那么多。

要是我们真的相信阿庇安和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的说法，并把这两种说法结合为一体，我们就得承认高卢人口众多，尽管那数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阿庇安说①，高卢境内有四百种民族；狄·西卡拉则说，高卢境年最大的民族有二十万男子，妇女儿童下汁在内，最小的民族也有五万男子。要是折中计算，我们就得承认：高卢全境约有二亿人民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也是够庞大的，虽然在这块土地上如今存在着不下二十个国家②。由于浮夸不实，这种估算也就完全丧失了权威价值。我们知道，财产均等是古代人口众多的一个原因，可是在高卢之间，这种财产均等却是见不到的[出处同前引书。]他们内部，在恺撒时代以前，也总是互相攻伐，争战不休（见卷四）。所以斯特拉波说③，高卢全境虽已开垦，然而这种垦殖却是这样漫不经心，根本不讲究农业技术；这个民族的禀性养成了一种重武备而轻百工的风气，直到罗马人来奴役才使他们保持太平。

恺撒专门提到④，比利时为了对抗他的征服，征集了一支大军，人数达二十万八千。这还不是能够拿起武器作战人数的全部，因为这位历史家还告诉我们，贝洛瓦西人本可以一次投入十万人作战，不过他们只使用了六万人。总起来看，按照这个十与六之比的比例计算，比利时诸城邦士兵的总数约为三十五万，居民总数为一百五十万。而比利时约为高卢的四分之一，所以高

① 见《高卢战记》卷六。

② 见《论日耳曼习俗》。

③ 见恺撒《高卢战记》卷十四。又，斯特拉波卷七说，高卢人的情况同日耳曼人差不多。

① 见《高卢史（片断）》I。

② 古代高卢的范围比今天的法国大。

③ 见恺撒《高卢战记》卷六。

④ 见《高卢战记》卷二。

卢可能有六百万人，这个数目还不到它目前人口的三分之一①。据恺撒说，高卢人没有固定的土地财产；要是某个家庭里有人死亡，族长就把这个家庭所有土地重新分配给其成员。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塔尼斯特里”风俗，曾在爱尔兰长期流行，致使这个国家长期处于愚昧落后和一片荒凉的悲惨境地。

古代的海尔凡提亚，据恺撒说[见《高卢战记》卷一]，长二百五十英里，宽一百八十英里，却只有三十六万人口。如今伯尔尼州一个州的人口就有这么多。

依照阿庇安和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这样估算，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断定现代的德国人口要比古代的巴塔维多。

西班牙比起三百年前的盛况也许是衰落了，但要是我们退回到两千年前，看到西班牙人无休无止的骚乱动荡，我们很可能倾向于认为：现在的人口要多得多。许多西班牙人在被罗马人解除武装后愤而自杀（见李维卷三十四第十七节）。据普鲁塔克说（见《马里传》），抢劫掠夺，在西班牙人心目中是一种荣耀。赫提乌（Hirti-us）对恺撒时代的西班牙情况也抱有同样的看法（见《论西班牙战争》），他说，为确保人身安全，人人都得住进城堡或有围墙保护的镇寨。直到奥古斯都最终征服西班牙，才把这种混乱局势平定下来（见凡列乌斯·柏特尔库罗斯，卷二第九十节）。斯特拉波（见卷

三）和贾斯丁（见卷四十四）有关西班牙的记述，也和上面提到的完全吻合。我们看到，杜里（Tully）在把意大利、阿非利加、高卢以及西班牙逐一进行比较时提到：西班牙人口多是使这个国家变成难了对付的一种特殊因素。那么这一说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削弱我们的古代人口稠密论的观点呢？①

意大利很可能已经式微了，然而它究竟还有多少大城市呢？威尼斯、热那亚、帕维亚、都灵、米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里窝那，这些城市在古代究竟是根本不存在呢，还是在当时渺小得不足称道呢？要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思索研究，我们决不可象现在有些人那样，贸然下结论，把问题推向极端。

当一些罗马著述家抱怨说，意大利原来是个粮食出口国，现在却连日常

① 据恺撒的记述，高卢人没有家生奴，奴隶是由平民构成的一种不同社会等级。所有的平民百姓实际上统统是贵族的奴隶，就象今天的波兰老百姓那样；一个高卢贵族拥有这类隶从有时竟达一万人。我们也毫不怀疑：军队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既有贵族，也有平民。一个很小的国家能够召集一支由十万名贵族组成的大军。赫尔凡提亚的士兵构成居民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就清楚地证明：所有到了当兵年龄的男子都已从军。见恺撒《高卢战记》卷一。不妨指出，恺撒评述中的数字，比起任何别的古代著述家来，都更可信赖，多亏有了希腊文译本，这个译本流传下来了，这样，就可以和拉丁文原著互相参校。

① ”我们不是凭人数众多而战胜西班牙人，也不是因为气力大而打败高卢人，也不是靠机灵胜过迦太基人，更不是因为学术高明而征服希腊人，终究也不是靠这个民族和这块土地上的家乡观念战胜了族中的意大利人和拉丁人。”（《论预言者的解答》第九章）西班牙的混乱似乎一直是众所周知的：“你也不怕身后的伊比利亚人。”（见维琪尔：《农耕诗篇》卷三）所谓”伊比利亚人”显然是一种诗人的比喻，泛指一般盗贼。

口粮也得依赖各个行省，他们从未把这种变化归因于意大利人口的增加，他们强调农业耕作被忽视是其原由②。这是进口粮食免费供应罗马平民的有害做法的自然结果，也是任何国家繁殖人口的一种极为糟糕的办法③。马休尔和朱文诺（均为古罗马讽刺诗人——译者注）常常谈到小竹篮④，它是由大贵族定期应用，以招待那些依附他们的小贵族，这种活动必然造成一种趋势，使平民中滋长一种懒惰放荡和日益堕落的坏风气。如今英国的教区救济也有同样的恶果。

假如要我确定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在那个时代，我设想欧洲的人口或许有可能比现在为多的话，我就得把它确定在图拉真和安敦尼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已经文明开化，垦殖发展，国内外长期和平，不动兵刀，社会安定，统治平稳①。可是有人说，所有版图广阔的政府，尤其是君主极权政府，都是残害百姓的，都包藏着隐蔽的罪恶和毒害，足以摧毁

② 见瓦罗《论农业》卷二自序，科鲁迈拉序。修顿《奥古斯都传》第四十二节。

③ 通过拉贝杜博的观察，应该承认，意大利现在的气候比过去要暖和些，其结果不能不是人口较多，耕作较好。要是欧洲其他国家的原始森林和原野较多，从那里吹来的冷风就会影响意大利的气候。

④ 原文为 sportula，指古罗马贵族用以分施钱、粮给他们保护下的平民的小竹篮。——译者

① 在高卢被纳入罗马版图，高卢人被迫放下武器从事农业和过文明生活以前，马赛的居民们在商业和机械技术方面始终比高卢人高明。见斯特拉波卷四。这位作者在好几处反复评述了罗马技艺和文明所引起的改进，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这种变革刚刚出现、比较容易觉察得到的时代。普体尼也是达样说：“因为谁不认为全球性的联合、罗马帝国的强大改进了生活，由于商品交换、欢快和平的交往现在也使一切过去未被发现的东西，成了普遍实用的东西。”（见卷十四前言）“由神意选出的意大利，她使其天空更为明亮，使分散的权力集中，驯其民性，通过贸易使许多言语粗野不睦的人聚首交谈，给人以人性；不久即在世界上把各民族统一起来，而成立了自己的国家。见卷二第五节。在这方面最奇特的说法莫过于特图利安

（TeTtullian）的下列论述，他和塞维鲁大约是同时代人。“现在这个世界的日子显然比往日更为繁荣、开化。一切已经开放，一切都公开，一切皆是纷纭匆忙。从前最媚人的庄园的有名僻静处皆已绝迹，耕地制住了丛林，家畜赶走了野兽；竞技场相连，碑石遍竖，池水澄清，昔时无茅舍处，如今尽是市镇。群岛已不惊，众礁亦不惧；到处是房屋，到处是人，处处有公共事业，处处有生活。群众是无上的见证，我们对世界感到负担过重，初步的成就难于使我们满足；面临众人的急需与怨诉，此时自然不能使我们停步不前。” 见《论灵魂》第三十节。这段文字中所使用的夸张雄辩笔法，或多或少削弱了它的权威性，不过还没有到完全毁灭的程度。这个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下面一段论述，那是一位生活在阿德里安时代的诡辩家阿里斯泰德说的。“整个世界，”他向罗马人发表演说时说道，”似乎在普天同庆，人类摘下原先佩带的宝剑放在一旁，开始宴饮作乐。各个城市忘却古代的宿根，只保持一种竞争，这种竞争会带来各式各样的技艺和装饰；到处兴建剧院、圆形竞技场、圆柱门廊、沟渠、神庙、学校、学院；你可以万无一失地宣布：沉沦的世界，又被你的繁荣昌盛的帝国擎托起来了。非但城市得到不断的装饰和美化，整个大地也象一座天堂里的花园，打扮得花团锦簇，以致那些住在你的帝国范围之外的人（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似乎值得我们同情和怜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把在罗马征服者统治下的埃及说成是只有三百万人口，可是尤瑟夫在《犹太战争》卷二第十六节却说，在尼禄统治时期，埃及居

所有这一切外表上的欣欣向荣，产生不利的后果（见《论法的精神》卷二十三第十九节）。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可以引述普鲁塔克的一段话（见《论失灵的神谕》），由于他说得有点过于简单，我们将在这里加以探讨。

这位作者在致力于说明许多宣示神谕的祭司销声匿迹的原因时说，这也许是由于过去兵连祸结、派争不息，使得今天的世界如此荒凉。他又说，落在希腊头上的这种普遍灾难，要比所有别的国家都重，以致现在希腊全境简直无力提供三千名武士，可是在米底战争期间，仅米加拉一城就提供了三千武士。所以，爱好庄严和高贵德行的诸神就把自己的许多神谕闷在心里不讲了，再说，对于一个人数这么少的民族，也用不着那么多的使者来传达神的旨意。

我得承认，这段话里包含着大量的疑难，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你会看到，普鲁塔克把人类衰败的原因不是归结到罗马人的开拓疆域，扩大版图，而说成是先前的好些国家彼此间的攻伐争霸；而这些国家又一个个都被罗马人用武力平定了。这样看来，普民，不包括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为七百五十万人。而且，他交代得很清楚：这个数字，他是从征收人头税的罗马收税人的账册上摘录下来的。斯特拉波在卷十七中赞扬罗马人对埃及财政管理有方，大大超过埃及先前的一些君主，对于一个民族的幸福来说，最重要的政府部门莫过于财政了。可是我们在阿铁那——他在安敦尼统治时期十分活跃——的著述中却看到：位于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的、原来是个大都会的马里城早已衰败而论为一个村庄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修达·奥古斯特说，奥古斯都皇帝对整个罗马帝国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发现：总共只有四百一十万一千又十七名男子。）这里一定有某种巨大的差错，不是作者笔误，便是传抄有讹。这种根据尽管脆弱，却足以纠正希罗多德和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对远古时代记述中的夸大失实之处。鲁塔克的论证，同根据他先前所谈的事实得出的推论，恰恰相反。

波里比乌斯认为，在建立起罗马人的统治之后，希腊变得更加繁荣昌盛了①；虽然在这位历史家著书立说的时候，这些征服者还没有从人类的庇护者堕落为掠夺者，可是由于我们看到塔西陀写道（见《编年史》卷一第二节）：嗣后，皇帝的严令切责纠正了总督们的恣意妄为；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对外扩张的君主国并不象一般人所设想的那样祸国殃民，遗患无穷。

据斯特拉波说（见卷八及卷九），在他那个时代，罗马人出于对这个大名鼎鼎的民族的尊重，对希腊人原来的权利和自由，大都予以保留，后来尼

① 见卷二第六十二节。或许有人设想：既然波里比乌斯仰承罗马鼻息，自然要对罗马统治大加颂扬。然而，第一，综观波里比乌斯之著述，虽不免时有拘谨之处，却看不到阿谀奉承之迹象。第二，这种看法，只是他在探讨别的问题时，顺便提及，一笔带过；同时，要是有人怀疑作者言不由衷，那么必须承认，这些拐弯抹角的论述，比起他那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更能揭示作者的真实观点。

禄又进一步恢复了这些权利和自由②。因此，我们又怎么能设想：罗马人的统治会是压得希腊人喘不过气来的枷锁呢？（罗马派出的）地方总督的压迫是受到监督控制的。在若干城市里，地方行政机构是通过希腊公民自由投票产生并委以全权的，竟选人根本不必在朝伴驾讨取皇帝的欢心。要是当地豪杰之士想凭学问和口才——这可是他们本国的“土特产”呵——到罗马去猎取高官厚禄，其中很多人都会爵禄双收，荣归故里，从而使整个希腊更加富庶。

然而普鲁塔克却说，希腊人口的普遍减少比任何国家都明显。这同对希腊人优礼有加、另眼相侍的说法又怎么能对得上口径呢？

再说，那番话尽管说得天花乱坠，可是事实胜于雄辩。整个希腊只有三千人可以携带武器！这种奇谈怪论又有谁能相信呢？特别是，假如我们考虑到以下事实的话：希腊的大量历史名城至今犹存，而且在比普鲁塔克出生早得多的著述家们的笔下屡屡出现。要是古代希腊全境简直连一个城市也没

有，那么今天那里的人口一定会猛增十倍。这个国家的农业还是相当不错嘛，要是西班牙、意大利或法国南部一旦发生粮荒，它还能保证提供粮食哩。

根据卢西安的记载（见《论雇佣兵的薪饷》），希腊人节俭的古风和财产均等的习俗，在普鲁塔克时代依然存征。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仕何根据可以设想：那个国家只掌握在少数奴隶主手里，而大量的人都是奴隶。

诚然，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希腊人认为军事训练对他们毫无用处，也就武备不修、完全废弛了。要是这些过去十分好战、逞雄争霸的希腊国家还为每个城邦维持一支小小的城市警备队的话，它们的职责也只是维护治安防止暴乱而已；这些警备队员的人数，在希腊全境，也许不足三千名。我以为，要是普鲁塔克能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就好了：他任这里搞错了，他所提出的原因根本与结果不符，是十足的谬论。一位作者陷入谬误竟然会到这步田地，岂非咄咄怪事①？

不论普鲁塔克的这番议论还有什么别的有力佐证，我们都可以力求用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的一段同样精采的议论来抵消它。西卡拉在谈到奈纳

（Ninus）拥有一支包括步兵一百七十万人、骑兵二十万人的大军之后，又设法用一些以后发生的事实，竭力支持这个数字的可靠性。接着，他进一步发挥说：我们决不可从今日世界地广人稀之现状出发，得出古代人口稠密的结

② 见普鲁塔克《论受神惩罚较迟的人》。

① 恕我直言，普鲁塔克关于祭司销声匿迹的那吞议论，一般说来，行文十分古怪，与他的其他作品迥然不同，简直令人不知如何判断才好。文章是甩对话体写的，这种体裁，普鲁塔克不大爱用。所设人物，均极粗鄙可笑，言谈议论，前后矛盾，破绽百出；就其虚无缥缈、语无伦次来看，倒象是柏拉图的手笔，没有普鲁塔克平铺宜叙、简洁明了的风格。通篇文字弥漫着迷信色彩和轻信气氛，这同作者在其他哲学著述中所体现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必须指出，普鲁塔克作为历史家，虽然也象希罗多德和李维一样，带有迷信色彩，可是在整个上古时代，除了西塞罗和卢西安，又有哪位哲学家不迷信呢？因此我承认，从这篇对话引证的普鲁塔克这段议论，在我看来，其权威性大大不如他的其它篇什。

论[见卷二]。如此说来，有一位生活在古代——正是我们今天有人认为是人口稠密的那个古代——的著述家①，也在那里抱怨他那个时代人口普遍减少，也在那里发思古之幽情，乞灵于古代传说作为其立论之根据呵！可见颂古非今实乃人之天性，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就连具有真知灼见、学问渊博的有识之士也不免受其影响啊！

在普鲁塔克著作中，只有另一段对话，即《论受神惩罚较迟的人》，可以作为反证。这篇文章也是用的对话体，也同样包含着迷信和粗犷的幻象，看来，主要是为了和柏拉图、尤其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共和国》相媲美才这样写的。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指出，有一位名重一时、以公正著称的作者冯坦纳

尔，就因为这篇对话中有一些涉及神谕的论述，而对普鲁塔克百般讽嘲，竭尽讥刺奚落之能事，似乎有点违背他一贯的作风。殊不知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来的满纸荒唐言并不代表普鲁塔克本人的思想，他的本意是要让书中人物互相驳难；而且一般说来，他的意图似乎正是要对这些观点加以讽刺，而冯坦纳尔不察，竟挖苦普鲁塔克，说他主张探究神谕。附录：休谟对市民社会的系统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