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信用

太平时期积谷存粮，聚宝理财，以备征战防御之需，不搞苛捐杂税，更不指望在动荡不安时期大发横财，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看来早就古已有之。除了前面《论贸易的猜忌》一章所提到的雅典人、托勒密迈伊以及亚历山大的其他继承者们所积聚的巨额钱币外，根据柏拉图（《阿克拜第篇》）的记述可知，节俭的拉斯台蒙尼人也积攒了大宗财宝；亚利安（见卷三）和普鲁塔克①都没有注意到亚历山大在占领索萨和伊克巴塔那时期所掳获的大量财物，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居鲁士时代流传下来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圣经里也谈到过海席基阿和犹太君主们的财宝，就象世俗的历史谈论马其顿的国君菲利普和潘修斯一样。古代高卢人的城邦也都储存大量钱财（见斯特拉波，卷四）。恺撒在历次国内战乱中所攫取的财宝是人所共知的，此后，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英明的皇帝，如奥古斯都、提比略、韦伯芗、塞维鲁等，总是高瞻远瞩，防患未然，储存大量帑币以备国家紧急之需。

与此相反，我们现在一般流行的做法是把社会收入抵押出去，相信“父债子还”，后代的人会替前人清偿债务；因为人们眼前就摆着精明的朋友及老一代的先例，也就效法前人，盘算着把还债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这下一代人，出于无奈，最后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再下一代身上。但是对于一种无可争辩地是毁灭性的做法，无须浪费时间大声疾呼地加以反对：十分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古代的准则倒要比现代更高明；即使现代的准则是局限在某种合乎情理的范围之内，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伴随出现节衣缩食的现象，这种和平时期的节约，目的在于清偿在一场耗费浩大的战争中所欠下的债务。为什么在社会与个人之间，其情况有这么大的差别，使我们要对这两者分别确立不同的行为准则？如果社会的财富较多，则其必要支出亦相应较大；如果社会的财源更加丰富，则支出不受限制；由于一种社会结构应该有一种比较长期的打算，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比人的一生甚或家族的一代更为长远的打算，所以社会就应该采纳广泛、持久而且高尚的准则，这种准则必须在这种社会存在的全部期间都是适用的。诚然，碰运气，随机应变，往往是人类事务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必要手段；不过，谁要是有意识地耍弄这种小聪明，一旦大祸临头，不必怨天尤人，只能埋怨自己愚蠢。

如果说，一个国家自恃富足，或贸然启衅，或武备不修，这样地滥用国帑是很危险的，那么，任意把国家财富作抵押的做法，就必然更加肯定地会招致贫穷虚弱，落到向外国屈膝称臣的境地。

按照现代的政策，战争会带来各种破坏：人员的损失，捐税的增加，商业的衰败，钱币的减少，以及来自海上和陆上的劫掠蹂躏。按照古代的准则，

① 见普鲁塔克著《亚历山大传》。据他估计，这些则宝相当于八万塔仑特，约等于一百五十万英镑。奥宁图·寇蒂乌在卷五第二节中写道，亚历山大在索萨一地就搞到五万多塔仑特。

战争所产生的破坏就是打开国库，因为这样做既可弄到极其大量的金银，作为鼓励士气的极宜手段，又可多少弥补医治必然造成的战争创伤。

一个大臣最感兴趣的就是：采取什么办法，既可使自己在秉政期间官声显赫，又不过分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也不招致朝野的抨击反对。因此，恣意举债几乎是每个政府必然的做法。要是让一个政治家有权以这种方式，指后代为凭滥出借据，这种做法的不明智，犹如允许一个败家浪子在伦敦每家银号钱庄开户往来一样。

一方面，不受需要约束的政府抵押权是自行有利的；另一方面，任何国家，即使不受外敌的逼迫，也总是不能采取一种比较明智的措施促进商业增加财富，而是无限止地筹款，借债，征税。那么，对于这一新的自相矛盾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要不是我们看到这类荒谬的准则受到大臣们以及我们当中整整一部分人的赞助，这类高论，本来可以被认为无非是雄辩方们各显神通，对愚蠢和热昏，对布西里（Busiris）和尼禄大加颂扬的口才表演罢了。

让我们从内政，从对商业、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影响，以及对战争与交涉的影响等方面，来考察政府举债的种种后果。

在我国，公债券已经变成一种货币，就象金银一样，按牌价作现金流通。任何有利可图的事业一出现，不论费用怎么昂贵，乐于接受的总是大有人在；一个商人只要拥有大量公债券，就可有恃无恐，放开胆子做大生意，因为他拥有可以应付任何突如其来的急需的资金。没有哪个商人认为有必要在手头保存大量现金。银行股票或印度债券，尤其是后者，都可起同样的作用，因为商人可以在一刻钟之内就把它们卖掉或抵押给银行家；同时，这种证券并非闲置，就是放在商人的柜橱里，也会给他带来固定的收入。总之，我们的公债哺育了商人，它是掌握在商人手中的一种特殊货币，可以不断增殖，使商人在商业利润之外得到稳定的收益。这就必然使他们在做生意时可以采取薄利方针。这种薄利方针使商品售价低廉，消费增加，刺激老百姓的劳动热情，有助于把工业和技艺传播到全社会。

在英国以及一切既有商业又有公债的国家里可以看到，还有这样一批

人，他们半是商人，半是公债券持有者，不妨认为他们是乐意做薄利生意的，因为商业并非他们的主要的或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们的存款收入才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的稳定的生活来源。要是不办存款，大商人除了购置田产，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自己的任何一部分利润得以实现或有所保障：可是田产较之存款有好多不利之处。经营田产要求付予更多的关心和监督，这就会分散商人的时间和精力，使商人不能专心考虑那些吸引人的买卖或处理交易上的非常情况；把田产折变为现款也不那么容易；而且田产一方面提供了种种天然娱乐，另一方面又造成独霸一方的尊严，使人迷恋沉醉，这样，原来的市民很快就会变成乡绅。不难设想，只要有社会债务，拥有证券和收入的人，多半还是继续经商；应该承认，降低利润，促进流通，刺激工业，这对商业

是有利的。

然而在这两种有利情况的反面，我们的社会债务还有好多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不利方面，要是就整个国内经济来加以权衡，就会发观，社会债务所产生的利弊得失是无法进行比较的。

Ⅰ．国债当然会对首都的人口财富有重大影响，因为支付利息得从各省抽取大量的钱，另外，也许还由于上述的贸易之利，首都商人的受惠要大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商人。问题就在于：就我国的情形而论，把那么多的特权授与伦敦一地——伦敦已经十分庞大，看来还要继续发展——究竟是否对社会有利？不少人对这种后果忧心忡忡。至于我，则不禁认为：就全身来看，头无疑是太大了，但由于这个大都会位置十分适中，所以它的臃肿庞大所引起的不便，并不比一个较大国家的较小首都的不便为大。巴黎和朗格多两地之间各种粮食价格的差价，要比伦敦和约克郡之间的为大。事实上，一个无比庞大的伦敦，在一个不允许权力分散的政府管辖下，使得人们结党营私、互相倾轧，甚至聚众闹事、骚动叛乱，也是可能的。然而国债本身趋向于对这种恶行提供一种匡正办法。只要社会骚乱刚一露头，甚至有一触即发的危机，就必然引起所有公债券持有者的警觉，他们最爱惜自己的财产，无论政府受到雅各宾式暴力的威胁，还是民主狂热的冲击，他们都急如星火地支持政府。

Ⅱ．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公债具有同那类货币形影相随的一切弊病。它们使金银从国家的绝大部分商业活动中消失，减少了金银的普遍流通，从而使粮食和劳动非涨价不可。

Ⅲ．用于支付公债利息而征收的捐税，不是提高劳动的价格，就是压抑较为穷困的人们的劳动价格。

Ⅳ．由于外国人掌握着我国的一大部分公债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他们的附庸，总有一天会使我国的人口外流，工业迁徒。

Ⅴ．由于大部分公债券总是掌握在以食利为生的有闲人们手里，看来我们的公债大大鼓励了无所作为的寄生生活。

要是从通盘，而不是从小小局部的情况来权衡，我们的公债对商业和工业会有某种损害，不过，这种损害同对作为一个政治机体的国家的损害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国家，必须在国际社会上有以自立，在战争和谈判问题上，必然要同别国打各种各样的交道。国家所受的损害是一种十足的灾难，是不能用任何有利情况来弥补的，因而是一种登峰造极的无穷祸患。

我们的确一直听到这样的论点：国家决不因有债务而削弱，因为这种债多半是向本国同胞借的，等于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就象一个人把钱从右手交到左手一样，境况依旧，既不会稍富，也不能更穷。对于这种破绽百出的论调和似是而非的比拟，如果我们不按照原则去推敲的话，也就听之任之，不必深究。试问：要对一个国家的黎民百姓过分加重赋税负担，就是君主屈尊和老百姓们住在一起，是否就一定能办得到呢？这个问题提得似乎有点过分，因为在每个社会里，勤劳和有闲的人员之间有一定的比例，这是必然现

象。但要是把我们现行的赋税全部抵押出去，难道就一定不会发明新的捐说了吗？难道就不可能弄到民穷财尽的地步了吗？

每个国家总有某些征集钱币的比较简便的方法，既符合人们的生活方式，又适合于他们所使用的商品。在英国，对啤酒征收货物税提供了大量的收益，因为酿造啤酒的操作过程既令人厌烦，也无法隐瞒，而且这种东西也并非是绝对的生活必需品，如果生活必需品涨价，那就会大大影响穷人的生活。要是把这种税全部抵押出去，开征另一种新税，何难之有！哪里会损伤穷人一根毫毛，穷人又何恼之有！

对消费品征税，要比财产税既公平又简便。要是消费税能够涓滴不漏，要是我们必须采取最激烈的方法来收税，那么于国家又有什么损失呢！

假定所有的地主都只是政府的小把头，要是业主的不闻不问使这些小把头不惧察访，高枕无忧，难道就不必让他们施展其当把头的全部压迫伎俩了吗？

很难断言，说不应该对国债规定限度；也不敢说，如果把每镑收十二或十五先令的土地税连同所有现行的关税和货物税一起抵押出去，国家不会受到削弱。既然如此，那么这就不单纯是个把财产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的问题了。五百年后，无须依靠这些革命对社会公众施加影响，那些现在坐马车的人的后代，恐怕要和那些现在赶马车的人的后代互换位置了。

假设社会公众一旦觉醒而认清了这种正以惊人的速度靠拢的境况，假设土地被征课每镑十八或十九先令的赋税（因为它决不可能把整个二十先令都压榨去），假设所有的货物税和关税提高到全体国民所能负担的最高限度，而又不致完全丧失其商业和工业，又假设把那些财源统统永远地抵押出去，而我们的谋臣策士们无论怎样开动脑筋再也想不出什么花样翻新的捐税可供作新的借贷的抵押品，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局面的必然后果。虽然由于政治认识上的不完备和人类的智力的局限性，我们难以对任何未试验过的措施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出预言，但崩溃的种子已经大量播下，这一点就连最粗心的观察者也不会视而不见。

在社会的这种反常状态中，只有公债券持有者才掌握着超出他们这一行业的直接效果之上的一切收益，他们不但控制了关税和货物税的全部所得，而且几乎攫取了全部地租和房租。这种人同这个国家不发生任何牵连瓜葛，他们可以在地球上选择任何地方定居，享受其收益，在首都或大城市里逍遥自在，养尊处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没有任何理想和抱负，也没有精神生活上的乐趣，平平庸庸地度过其一生。什么出身高贵啦，什么名门望族啦，统统不在话下。公债券可以马上过户转让，情况极不稳定，父子相传，很少超过三代。要是公债券长期保持在某个家族手里，也不等于持有者对这些公债券拥有世袭的权利或荣誉，正因为如此，那些蒙受造物恩典、在国内形成独立辖区的显贵们，一批又一批地湮没无闻了；每个掌权人物只有得到君主的圣旨诰封才能造成其声势地位。由于选举已完全为行贿和腐败所支配，斡

旋于国王与百姓之间的中层政权已被完全消灭，惨无人道的暴政势必要占上风；又由于任何办法都不能禁绝对暴政的反抗，只有招募雇佣军一途，此外别无他法可以防止或镇压暴动和造反。土地所有者，一方面由于其贫困为人所藐视，另一方面由于其进行压榨而为人所痛恨，要想反对上述局面，他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尽管立法机构作出决议：决不征收不利于商业和工业发展的捐税；那些沉湎于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的人决不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产生误解，他们对解决种种十分紧迫的困难根本无动于衷。商业上的不断波动要求不断改变捐税的性质，这就使立法机构时时刻刻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在有意或无意中疏误失策。任何对贸易的重大打击，无论是税收失当或是其他偶然事故造成的，都会使整个政府体制陷于一片混乱。

那么，政府用什么办法才能做到：既支持了它的对外战争和冒险勾当，又维护了自己的以及同盟者的体面和利益，同时还能保障贸易继续繁荣兴旺呢？我并不是问：政府是如何发挥就象晚近几次战争中所保持的那样巨大的实力的，在那几次战争中，我们不仅大大地超出了我们自己的物质力量，而且也大大超出了各个大帝国的物质力量。这种失去节制的过头做法实在荒

唐，无怪人们抱怨说，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切危险，其根源即在于此。不过，既然我们即使把一切储备都抵押出去也得让商业发达国家富庶，这种财富必须用相应的实力来捍卫，那末政府又从哪儿取得收入来支撑这一切呢？显然是取自对年金收入连续怔课所得税，或换种说法：在各种紧急关头，把年金收入的一部分进行再抵押，然后把它用于保家卫国之需。然而这种政策体系很容易带来种种困难，不论我们让国王成为极权主宰，或受国会制约，年金领受者必须自己承担本金波动的风险。

要是君主实行专制独裁（在这种形势下是不难料想的），他就会对年金领受者任意增加苛捐杂税，这就等于把钱币都收归君主个人掌握，结果使得这种财产很快丧失其全部信誉，每个个人的全部收入完全仰赖君主的恩典，这是任何东方君主所没能做到的一种登峰造极的专制暴政。相反地，要是征收任何捐税都需征得年金领受者的同意，那就永远也不能说服他们拿出足够的钱来，哪怕是用于维持政府，因为那样做，他们收入的减少是十分明显的，这种说不象以货物税或关税名义出现那样有所掩饰，而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已经被认为最大限度地纳过税，决不肯和他们共同分担。在有几个共和国里，也有值百抽一，有时是值五十抽一，作为支持政府的厘捐的实例，不过这种做法总属于权力机构的非常措施，决不能成为常备国防的基础。我们始终看到，要是一个政府把自己的各种岁入全部抵押出去，它必然会陷入暮气沉沉、软弱无能的境地。

以上就是对这种局势揆情度理可以预见的弊病，而英国目前正大有朝这种局面发展的明显趋势，何况还有无数无法预见的弊病，必然会造成一种畸形现象，即政府除了掌握大臣及其谋士们挖空心思所设想出来的各种关税和

货物税之外，还变成主要的或唯一的大地主。

我得承认，由于长期以来的潜移默化，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政府公债不知怎么的都抱着一种奇怪的敷衍态度；这情形，就和神学界对宗教教义的激烈不满颇相类似。还得承认，就是最达观的乐天派也不敢指望本届或任何未来的内阁将会廉洁自奉，执法谨严，偿还公债搞得大有起色，或者国际形势会无限期地让他们太平无事、从容不迫地致力于完成这项任务。那末，我们的情况又将如何呢？要是我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话，这种问法，在我看来，倒会是个离奇古怪、甚至发人深省的问题，从中产生某种浮想联翩的答案，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在这里，事情的结局很少取决于偶然发生的战争、谈判、阴谋及内讧，似乎有一种事物发展的正常趋势能够支配我们的推理。当我们最初在事前宣称根据人们以及大臣们的需要而开始这种抵押的做法时，总是十分审慎，要求适可而止，所以，既然现在他们终于愉快地达到了目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猜出其后果。实际上，这是两者必居其一：不是国家毁灭社会信用，便是社会信用毁灭国家；根据一些别的国家以及本国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做法，两者并存是不可能的。

三十多年前，有一位杰出的公民赫岑逊先生的确提出过一种支付我国债务的设想，当时一些通情达理的人对此曾大加赞赏，只是从来没有可能见诸实施。赫岑逊声称：认为国家欠这笔债的想法是荒谬的，因为这债实实在在是人人都有相应的一份，同这些数字庞大的捐税相比，个人所纳的税款，只是支付利息中相应的一份而已。那么，他说道，把债务在我们之间分摊，让我们每个人按照各自的财产情况捐献一笔钱，这样一来就能清偿我们的公债券，并把国家抵押品赎回来，一劳永逸，岂不更妙？看来，他根本没有考虑到，劳苦大众通过一年的消费，也交纳了相当一部分捐税，但是要他们一下子预付上述捐款的相应部分，却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商业上的货币和证券财产极易隐匿掩藏，结果，整个负担实际上完全落在土地宅邸这类显眼有形的财产上了，这是一种绝对难以忍受的不平等和压迫。虽然这一设想不可能实现，但一旦国家债台高筑，窘困万状，穷于应付，有些敢想敢闯的策士们提出种种想入非非的方案来解决债务问题，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到那时，社会信用就将脆弱得如同一张薄纸，轻轻一■便成齑粉，这情形就象法国摄政时期的局势一样；于是社会信用就这样葬送在庸医之手。

更有可能的是，国家的失信于民将是战争、挫折、天灾、人祸，甚或胜刊和征服的必然结果。我得承认，当我看到君主们以及国与国之间为债务基金和国家抵押问题争执闹翻大动干戈时，总不由得联想到在瓷器店里进行棍棒对打比赛的场面。要是君主们对于于君于国都十分有用的生命财产尚且毫不怜惜，怎么能指望他们肯节用那种于他们自己及社稷都有害的财产呢？总有一天（而且这一天肯定会到来），人们会不肯慷慨解囊，为紧急之需提供新的基金，预定的金额将无法筹足。假设那时：或者国家的现金已经耗竭，或者我们到现在为止始终满怀的信心开始丧失低落。再假设，祸不单行，国

家面临着入侵的威胁；国内潜伏着或者发生了叛乱，由于军饱粮秣不足，器械失修，就是一连军队也装备不起来；甚或连国外津贴也无力预付。在这种危机四伏、千钧一发的局面下，君主或大臣应该怎么办？私有权是不可让渡的，这在个人尚且如此，何况社会。要是我们的大臣手中掌握着安邦定国的妙策而不用，那他们就是十足的笨伯，比那些过去或现在还继续相信这种保障的人还要愚蠢。到那时，已经发行和抵押出去的公债会带来数额巨大的岁入，足以应付保卫国家安全之需。这笔钱可能存放在国库里，准备支付季度利息。可是，需要在召唤，忧虑在敦促，理智在规劝，恻隐之心更是大声疾呼：当机立断，把这笔钱挪用一下，以应当前的燃眉之急吧，这是极其神圣的万不得已之举啊、也许可以马上归还的。然而，经此一击，那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整个组织机构就彻底垮了，这一垮，断送了成千上万人的生计。这种情况。我以为，不妨称之为社会信用的自然毁灭，因为社会信用发展到这种地步，正象肉体走向死亡一样，是一种自然法则。

听凭摆布，甘受愚弄，是大多数人的天性，所以，尽管会发生象英国无偿破产那样的冲击，强烈震撼了社会信用，可是不消多久，社会信用就会重新复苏，又象过去那样繁荣兴旺了。当前在位的法国国王，在上次战争期间，借过一笔钱，其利息比他祖父借款所付过的还要低，要是按英法两国的正常利率作一比较，就和英国议会借款的利息一样低。人们一般总是相信眼见为实的东西，至于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不管怎样言之凿凿，总是不大信任的；虽然如此，那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的承诺保证，配以眼前利益的诱饵，对他们仍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影响。有史以来，人类落入同样的圈套受骗上当，由来已久；这老一套的鬼把戏耍了又耍层出不穷，人们却执迷不悟，还照样上钩落套。鼓吹爱国，笼络人心，一向为僭主①篡极大开方便之门；阿谀奉承，总是包藏着背信弃义的祸心；常备军队，无非给独裁政府提供支持；赞美上帝，不外使教土们坐收世俗之利；——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唯恐社会信用遭受破坏后，从此一蹶不振，后患无穷，这种担心实在是把人忧天，大可不必的。事实上，凡是深谋远虑的人，在我们一旦对旧债采取一笔勾销统统抹掉之后，反倒比现在更愿借钱给国家；正象对于一个有钱的无赖汉，你即使无法逼他还债，也宁愿他还是你的债务人，而不愿他真正破产一样。因为这无赖汉为了要继续做生意，也许会觉得清偿债务对他有利，只要这债务不是过分沉重；而你又无能为力，对他奈何不得。塔西陀②在《历史》第二卷里所发挥的那种见解，确实是千古不易的不刊之论，对于本文所谈的情况完全适用。但当时百姓受益很大：糊涂人换得大量金钱：而在明智的人看来，有损于国家所能获得的一切全是空的。国家欠债，谁也无法强迫它偿还。债权人

① 在古希腊，有“悟主政治”这样的政权形式。僭主就是通过政变取得国家权力的统治者。——译者

② 塔西陀（Tacitus），约 55—120 年，罗马帝国时期史学家，主要著作有《编年史》和《历史》。——译者

所能控制它的唯一有利办法，就是设法维护其信用。不过这种有利，极容易因为债务过巨，以及出现一种异乎寻常的、甚至连这种信用本身也无力挽回的困境，而被压倒。更不必说，燃眉之急往往促使一些国家不得不采取种种非常措施，而这些措施，严格他说，对这些国家本身是不利的。

以上所讨论的两种情况是灾难性的，不过还算不得什么“浩劫”。只是数千人作出牺牲，以确保亿万人的安全。但是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危险：即，反过来，牺牲亿万人来换取那数千人的一时苟安。①我国的民众政府也许会认为，让一位大臣贸然采取无偿破产之类孤注一掷的措施，乃是一种难以设想的挺而走险的做法。

上院的议员都是地主，下院的议员基本上也是地主，因此，可以说这些人都没有大量公债券财产；然而，也许是由于下院的议员们同地主们的联系太密切，所以人们认为，他们信守不渝地坚持的是社会承诺，而不是谨慎、策略，甚或正义，严格他说，即不从实际需要出发。而我们的外敌都是十分精细狡猾的，可能也会发现：我国的安全处于绝望的境地，因而，这种明眼人一望而知的危险，不到火烧眉毛、无可避免之际，是不可能被指出的。对于欧洲的均势，我们的祖父辈，父辈直到我们这一代，始终认为太不平衡，要是我们不加以关心和协助就无法维持。可是到了我们的下一代，由于对斗争感到厌倦，同时也为债权所束缚，也许会袖手旁观，坐视邻国受压迫、被征服，直到他们自己最终也和他们的债务人一道听凭征服者的摆布。把这种情形称之为我们的社会信用的横死，也许是十分恰当的。

这些情况的出现，看来离当今之世下会太遥远，而且就在其孕育期间，不等它露头，人类的理智就能一眼识破。虽然古人主张，要想获得先见之明的天赋，某种敬神的狂热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却可万无一失地反驳说，要想产生诸如此类的先见之明，只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受流行的狂热和幻想的影响，如此足矣，无须他求。

① 我听说对公债的债权人数有过估计，包括国内外全部在内只相当于一万七千人。这些人依靠其收入俨然成为有身分有地位的头面人物，一且国家破产，他们的身价在顷刻之间就一落千丈，沦为苦难的贫民。乡绅贵族的爱面子讲排场，一向是最根深蒂固的，要是真的落到这种窘困的绝境，就会觉得这种论点是很不公平的。要不是我们社会的持久性大大超出一切合情合理的预料，从而证明了我们上一代人的预言为虚妄的话，你就会倾向于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间隔甚近，比方说五十年一次吧。当法国的星占家们年年预言亨利四世的死期时，亨利四世说：”总有一天会让这些家伙估准的。”所以，关于具体日期，我们应该慎之又慎，不可随意确指，还是满足于指出一般情况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