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艺的日新月异

Luxury（享受，奢侈）一词是个涵义摸不透的字眼，既可用于褒义，也可用于贬义。就一般而论，这个词是指满足感官需要的日益讲究，对于享受的每一步演进，都因时代、国家以及各人身分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或认为无害，或认为应受谴责。在这方面，善与恶的界限，较之别的道德问题，更难于确切划定。试想，满足任何一种感宫的需要，或一味考究衣着吃喝，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怎么可能进入一个不为七情六欲所动的人的头脑里呢，我确实听说过，在外国有这么一位僧侣，因为他修行的斗室的窗户朝着一所贵族的宅邸，就发誓永远不把目光转向窗子，或者说，永远不接受这类感官的满足。不喜欢喝淡啤酒或黑啤酒，而爱饮香槟酒或葡萄酒，之所以成为罪恶，其道理就在于此。纵酒狂饮，如果有损于公正博爱这类美德，就绝对是罪恶；同样，这类嗜好如果使得一个人倾家荡产，贫困潦倒，沦于乞讨，则是愚蠢。若为畅叙友情，■家团聚，或接风洗尘，设宴压惊，即便觥筹交错，开怀痛饮，根本无害可言，这几乎已为历来所有的道德家们所一致承认。如果一味沉溺于醇酒美味，对于事业学问以及待人接物之道等等，弃之下顾，无所用心，那只能说明一个人的昏庸愚蠢，这与凌云壮志、超群才华的旨趣实在是格格不入。一个人如果纵酒无度，消磨一生，完全不顾亲友之谊，家室之责，只能说明这个人冷酷无情，缺乏仁爱恻隐之心。但是一个人如果留出充分时间用之于值得称道的目标，而又乐善好施，慷慨解囊，则任何非难和指责就统统不会落在他头上。

既然享受不是被看作一种过错，就是被认为无害，对于这种颠三倒四、出尔反尔的看法，我们不免会感到惊讶莫名，然而这种看法却由来已久。生活放荡的人甚至对奢侈腐化也大加赞扬，认为对社会大有好处：可是在另一方面，古板道学的人，则连最无伤大雅的享受也要横加指斥，认为是随着民洽政体而来的一切腐败堕落、混乱骚动、倾轧内讧的根源。在这里，我们要对这两种各趋极端的观点匡谬纠偏，办法是证明：一、享受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日益精致，是人心所向极为正当的趋势：二、如果享受不再是无害的，也就不会是有益的；沉湎无度是有害处的，不过这种害处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也许还不至于成为什么弥天大罪。

为了证明第一点，我们只需考察讲究享受对私人及社会生活的影响。按照普遍公认的看法，人类的幸福看来有三个方面：活动、消遣和悠闲。这三个方面必须按照各人的具体气质，以不同的比例结合为一体：这三者不可或缺，否则，便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这个统一体的趣味。休息或悠闲本身，看来对人的享受确实不起多大作用，却象睡眠一样，对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理嗜好，因为一个人办事或消遣，总得有所间断，否则是支持不了的，这是人天生的缺陷。那种使人全神贯注、忘乎一切并且得到基本满足的紧张的精神活动，最终会使人精疲力竭，而要求得到一定的休息，这种间歇和休息，

哪怕是片刻工夫，也能令人感到惬意舒服；否则，继续活动下去，就会产生倦怠之感，昏昏欲睡，从而整个地破坏这种享受。教育、风俗和先例，对于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生活，转移他的追求目标，具有极大的影响；必须承认，如果这种教育、风俗和先例有助于增进人们活动和消遣的旨趣，便是对当时的人类幸福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在工业发达技术进步的时代，人们终年操劳，安居乐业；作为对他们的报偿，这种操劳本身，也象作为他们劳动果实的消遣一样，使他们感到心满意足。人的思想总是生气勃勃，日新月异，人的才能和本领也在不断增长；依靠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努力，一方面满足自己的正当欲望，同时防止邪恶欲念的孳生，而好逸恶劳往往是后者生长的温床。如果把社会上各行各业的活动都排除，那就取消了人的活动和消遣，只剩下一个悠闲，而且连悠闲的乐趣也给毁掉了；因为只有在劳动之后，为了使因操劳过度而疲惫不堪的精神得到恢复时，悠闲才是十分惬意的乐事。

工业和机械技术进步的另外一点好处是：往往促使文化艺术进步；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历史上产生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著名的将军和诗人的年代，通常也涌现大批技术高超的织布能手和造船巧匠。我们很难设想：在一个不懂天文学或不注重道德的国家里，会织出精美的呢绒。时代精神对各行各业部会产生影响，人们的思想一旦从沉睡中觉醒，就会酝酿反应，幡然改图，力求进取，给每项技艺、每门科学带来进步。愚昧无知被消除以后，人们在思想言行以及精神寄托和物质享受方面都享有理性人类的荣耀。

各种门类的技艺越是发达，人们就越爱好交际。因为当人们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又拥有进行交际的钱财，要想让他们满足于当离群索居的隐士，或者以疏亲淡友的方式——那是一些蒙昧无知的化外之邦才有的异国情调—— 来和自己的同胞相处，那也是不可能的。人们聚集到城市里，热衷于接受和交流知识，显示才智和教养，表明各自的情趣——无论是谈吐的风雅，或生活上的爱好，以及对服饰家具的鉴赏力等。好奇心使人聪明，虚茉心使人愚蠢，追术享乐则兼而有之。到处都成立了各种社团和俱乐部，男士们和女士们济济一堂，无拘无束，恰然自得，人们的性格和举止立刻变得温文尔雅起来。由于养成了彼此之间倾心交谈和热情款待的习惯，人们不但增长了知识学问，提高了文化修养，也必然会感到人性变得更完善起来。勤劳、知识和仁爱就这样被一条牢不可破的锁链联结在一起了，人们根据理智和经验认为，这三者正是比较辉煌的年代、即通常称为崇尚享受的盛世的特征。

这些好处并不会相应地伴随产生任何弊端。人们的消遣享受越是考究，就越不会沉湎物欲，放纵无度，因为对于真正的消遣享受来讲，再没有比这种放纵无度更有害的了。我们可以满有把握他说：尽管欧洲国家的宫廷大臣们讲究饮食，纵情宴乐，然而鞑靼人杀马为筵，狂饮作乐，更加饕餮成性。要是寻花问柳、甚或移情别恋有违夫妇之义，往往只认为是一件风流韵事，

在文明时代早已司空见惯；贪杯酗酒，倒不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为纵酒是一件更今人憎怒的罪恶，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更加有害。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仅要举出奥维德或皮特罗纽，也要提到塞尼加或凯托作为例证。大家知道，在凯蒂林谋反时期，恺撒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凯托交出了一封情书—— 这封书信泄露了天机：他与凯托的胞妹塞维莉雅有暧昧关系；那位严峻的哲学家①气得当场就把这封信摔回给恺撒，由于抑制不止心头怒火，无法心平气和以礼相待，便使用了一个极为无礼的字眼，大骂他是酒色之徒。

勤劳、知识和仁爱，非但在私生活方面显示出其益处，而且也在社会生活中扩散其有利的影响：它们既使个人富庶幸福，又使国家繁荣昌盛。一切美化生活的商品的增加和消费，都对社会有好处；因为它们在成倍地扩大满足那些无害的个人欲望的同时，也增加了劳动（产品）的贮存，这种贮存，在国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时，就可转入社会劳务。如果一个国家不要求这种积余，人们祟尚请静无为，对各种生活享受不感兴趣，那末这种人对社会是毫无用处的，因为社会不能指望这样的懒汉来供养维持自己的海军和陆军。所有欧洲国家目前的版图和两百年前几乎一样，可是这些国家的繁华景

象却有天壤之别！这不能不归之于百工的技艺日进，克尽厥职。当初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所统率的军队约为二万人，可是据吉希亚亭的记载，就这么一支军队也把法国拖得民穷财尽，一蹶不振，好多年恢复不了元气。嗣后的法国国王在打仗时却雇佣着一支四十多万人的大军①，而且从马扎林之死直到他本人去世为止，整整打了将近三十年的仗。

同各个时代的技艺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的知识，大大地促进了这种勤劳；同时，正因为有了这种知识，社会便可以充分利用百姓们的勤劳获得最大的利益。人类的理性，在通过实践，以及通过至少在象商业和制造业这类较为庸俗的行业方面的应用，而获得提高和进步以前，要想改进法律、秩序、治安和纪律，并使之臻于完善，是绝对不可能的。怎能设想：一个连纺车也不会制造、或对纺织机的使用一窍不通的民族，会有一个治国有方堪为表率的政府。至于整个蒙昧时代，迷信泛滥，不用说，也会使政府形成错误的偏见，从而妨碍人们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

通晓安邦定国之术，自然会产生宽厚中庸之道，用高尚的立身处世之道来教化万民，而不用酷刑峻法，因为苛政会导致官逼民反，而且由于断绝了赦免宽恕的希望，安抚招降就无法实现。随着知识的增长，人们的性情也变得温厚起来，人类的这种天性正在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而这也是区分文明时代和原始蒙昧时代的基本特征。于是派系斗争就不是那样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变革和革命也不会成为那种惨绝人衰的灾难，法治也不致那么严峻，骚动叛乱也不会频频发生，甚至连对外战争也不显得那么残酷了。在战场上，

① 指凯托。——译者

① 据（法国）旺多姆广场的碑文所载为四十四万人。

荣誉感和利害关系驱使人们变得既冷酷又无畏；一旦沙场归来，这些经历战火洗礼的勇士便抛弃那种残忍的狠心，又恢复了真正的人的本性。

我们也毋需担心：人们抛弃了凶猛残忍的性格之后，会失去勇敢尚武精神，或者不能那么临危不惧勇往直前地保卫祖国、捍卫自由。技艺不会产生这种削弱身心的影响，相反，作为技艺的不可分离的伴当——勤劳，只会给身心增添新的力量。有人说“怒”是淬而勇气的磨刀石，如果礼貌和修养使“怒”失去了某种粗暴的棱角，那么，一种更有力、更稳定和更能起支配作用的天赋——荣誉感，就会通过增进知识和接受良好教养的途径来发扬这种精神而获得新的活力。此外，还必须辅之以纪律和军事训练，这种勇气才能是持久而有用的。这一点，在野蛮人中间几乎是办不到的。古人说，达塔姆斯是唯一懂得军事艺术的野蛮人。当皮鲁土①看到罗马人的军队阵势整饬、训练有素时，不觉惊呼：“这帮野蛮人的纪律倒并不野蛮哪！”值得指出的是，正如古罗马人热衷于打仗，所以几乎是未开化民族当中唯一的军纪良好的民族一样，今天的意大利人却是欧洲人中间唯一缺乏勇敢尚武精神的民族。要是有人把意大利人的这种柔弱懦怯归之于他们的耽于逸乐、文质彬彬和酷爱艺术的话，只消让他看一看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情况：这两国人民的勇敢精神，正如其热爱艺术、刻苦经商的精神一样，是无可争辩地令人叹服的。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对本国同胞的衰落提供了更加今人信服的理由，为我们说明了意大利诸国君主们的武功一落千丈的过程；一方面，成尼斯的贵族对其臣民心存戒惧；另一方面，佛罗伦萨的民主政体一味热衷于经商：罗马为僧侣所主宰，而那不勒斯却由妇人秉政。于是打仗成了军人发横财的职业，他们互不伤害，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整天忙于他们所谓的厮杀，却居然可以兵不刃血安然无恙地在夜里返回军营。

一些道德家之所以猛烈抨击百工技艺的日新月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古罗马的前车之鉴。古罗马，尽管有贫穷、质朴和共和精神的一面，其宏伟庄严及民主自由却达到了惊人的高度；然而当它从被征服的行省学到了亚洲式的奢侈之后，就开始了全面的腐化堕落；从此叛乱迭起，内战频仍，结果终于完全失去自由。我们在儿童时代所熟读的拉丁著述家们的古典作品，都充满着这类感慨系之的情绪，普遍地把他们故国的没落崩溃归咎于从东方输入的技艺和财富，以致塞勒斯特①把爱好绘画也称为一种罪恶，说它的危害程度不亚于酒色。在日后的共和时代，这种情绪依然流传不衰；所以这位历史家就尽情讴歌古罗马人古板拘谨的美德，虽然他本人倒是个最出名的穷奢极欲享乐腐化的人物；他虽然是世界上最讲究辞藻的著述家，却以十分轻蔑的口吻议论希腊人的雄辩；不仅如此，他还故意使用一些荒唐透顶离题万里的废话和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的雄辩，尽管他自己是一位赏奇析疑长于修辞的文

① 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在位期间为公元前 306—272 年。—译者

① 罗马历史家，公元前 86—34 年。——译者

章名家。

对于罗马国家的混乱局面，这些作者归咎于享受和艺术，完全是找错了原因，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一个腐败不堪的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征服能招致什么样的结局，也是极容易说明的。在生活上讲究享受和舒适，本身并不带有引起贪污腐化的必然趋势。人类对任何一种享受所给予的评价，取决于比较和经历。一个看门人和一个朝廷命官，都同样有贪财之心，不过前者把钱花在咸猪肉和白兰地上，后者用以买香槟和蒿雀。财富，在任何时代，对任何人都是宝贵的，因为人们总是要购买自己所习惯的和渴望的生活享受；除了荣誉感和美德，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约束和控制一个人的爱财之心；而钱财，如果说它的数量在各个时代几乎都不等的话，那未在知识发展技术进步的时代，钱财自然最为充足。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看来波兰，无论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也无论在机械方面或文化方面，各行各业的技术都最差劲；然而，贪污纳贿、腐化堕落之风，倒是就数那里最盛。波兰的贵族贮存克朗的唯一目的，就是卖给那些肯出高价的人。这几乎就是波兰人所懂得的唯一的商业活动。

英国的一些特别区，虽从技艺改进以来迄今未衰，却再也不能象那个时期那样繁荣了。尽管晚近以来腐败现象也许有所滋长，这种繁荣主要应归功于当时的英国诸侯已经认清了局势：不实行议会制，或如果议会担心特许会有名无实的话，就无法实施有效的统治；于是毅然准许成立特别区。不用说，这种腐败现象或贪污纳贿之风，多半是在有选举权的人中间、而不是在当选者中间流行；因此，归咎于讲究生活享受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如果我们从一个适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技艺进步对自由是相当有利的，它具有一种维护（如果不是产生的话）自由政府的天然趋势。在那些轻视百工技艺的未开化国度里，全部劳动都用在耕作方面；整个社会划分为两个等级——土地所有者及其奴隶或佃户。后者必然寄人篱下，与奴隶制相适应，处于被统治地位；尤其是，由于他们没有财产，他们的农业知识也就不为人重视，其结果必然形成轻视百工技艺。至于前者，必然自封为土皇帝，他们一定或者投靠一个专制独栽者，屈膝称臣，以保太平无事；或者，如果他们要想象古代贵族那样保持独立性，就必然实行封建割据，互相兼并，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其结果说不定比一个最专制的政府更糟。只要讲究享受哺育了商业和工业，农民耕种得法，就会富裕和独立起来；与此同时，手艺人和商人都挣了一笔财产，赢得了第二流人物的势力和声望。这第二流人物正是自由社会最优秀最坚定的基础，他们既不肯象农民那样，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自卑，而屈服于奴隶制统治的淫威；也不希望象贵族那样，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既然如此，当然也不打算象贵族那样，拜倒在君主脚下，匍匐称臣。他们渴望人人平等的法律，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君主以及贵族暴政的侵犯。

下议院乃是英国民选政府的支柱。举世公认，下议院的势力和威望基本

上要归功于商业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使得这么多财富落八平民之手。既然如此，对技艺改进横加指责，把它看作是自由和共和精神的死对头，岂不自相矛盾！

推崇古圣先贤的至德，针砭时弊，颂古非今，乃是人情之常、天生的倾向。既然只有文明时代的思想观念流传后世，人们所接触到的五花八门的说教，自然都是一味痛斥享受，甚至连科学也难逃批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代的人也就不加思索随声附和这种主张了。但要拆穿西洋镜，识破这种看法的谬误，也很容易，办法是：只要对当今之世的不同国家作一番比较对照；如果我们对双方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就能清楚地看出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风俗习惯的截然不同之处。变节和残忍，是一切罪恶中最可恨最恶毒的罪恶，似乎为未开化时代所特有；按照文雅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说法，是他们周围的一切野蛮民族所固有的特征。所以，他们本可以有理由推想，他们的祖先，尽管如此赫赫有名，可并没有什么崇高的德行，无论在道德情操上，或在爱好和科学方面，都远远不如其后代。一位古代的法兰克人或撒克逊人可以被人棒上天，然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想到：他的生命和财产，在一位法国或英国上等人——这可是最文明国度里的最文明的人呵——的手里也不见得比在一个摩尔人或鞑靼人手里更加有保障得多。

现在再谈前面提出要加以阐述的第二点，即：正如无害的享受、或技艺和生活用品的精益求精，对社会是有利的；同样，只要享受不再是无害的，那末它也就不会是有利的；沉湎过度，就会产生害处，不过这种害处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也许还不至于成为什么弥天大罪。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我们所谓的堕落的享受吧。一种嗜好，如果使得一个人沉溺其中，倾其所有，把钱都花在这上面，从而不能履行按其地位和财产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那末，这就是堕落的享受。假如一个人改过自新，把他的一部分花销用于教育自己的子女，周济朋友之急难，解救穷人于困■，这会不会对社会造成损害呢？恰恰相反，虽然消费量还是不变，不过当初用于只使一个人得到小小的满足的劳动产品，如今用来扶困济贫，社会使数以百计的人得到满足。同样，圣诞节筵席上的一盘豌豆所耗费的操劳和辛苦，足以维持一户人家六个月的温饱。有人说，没有堕落的享受，杂役就会找不到雇主。这无非是等于说：在人类的习性中有某种天生的缺点，例如懒惰、自私、冷漠等，而享受，在某种意义上说，便是矫正这类缺点的补救办法，犹如药物学上的以毒攻毒。然而，善，就象营养滋补的食物一样，总是要比毒药（哪怕是中和了的）为好。

假设英国现有的人口数量不变，土地和气候条件也不变；试问：如果他们按所能设想到的最完善的生活方式生活，并且按照上帝的意志彻底改变他们的禀性和气质，岂非更幸福吗？如果有人敢说否，那显然是荒唐可笑的。既然土地的出产能够养活国内现有的全部人口，那末人们在这样一个乌托邦的国度里，除了疾患之灾，决不会再感到有什么别的祸患；然而人类的苦难

决不止这些。除了疾病，其他一切祸患都产生于某种罪恶，或是我们自己的，或是别人的罪恶；甚至有不少疾病，也是起因于此。只要铲除这些罪恶，则祸息也就随之消失。不过千万注意除恶务净。如果除恶而不彻底，那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假使只排斥堕落的享受而不矫正懒散扣对别人漠不关心的恶习，那样，除了使本国的生产情绪低落外，丝毫也无助于发扬人们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博爱精神。所以只能说，让两种相反的罪恶并存或许要比其中之一独存来得有利。但决不能说罪恶本身是有利的。如果有哪位作者在这一页上说，道德差别乃是政治家们维护公共利益的创造物，在另一页上却说，罪恶对社会有利，岂不是太自相矛盾了吗？（见《蜜蜂的寓言》）议论一种罪恶，而又一般他说它对社会有利．这种说法，无论根据哪种道德体系来看，确实是个矛盾。

为了使人们对于在英国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哲学问题有所了解，以上的论证，我以为很有必要。我称之为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因为，不论人类这种不可思议的变革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比方说会赋予人类各种各样的美德，免除一切罪恶，这些统统不挂在地方行政官的心上，他所关切的只是：有哪些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不能用劝人为善的办法来处置每件罪恶，而往往只能以罪恶来矫正罪恶；既然如此，他只好择其中对社会害处最小者而为之。过分的享受，固然是种种祸害的根源，不过一般说来还是要比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为好，要是后者取代前者，则无论对个人或对社会，往往为害更烈。如果游荡成风，那末一种庸俗、缺乏教养的生活方式便在人们中间流行起来，既没有交际，也没有乐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君主要求其臣民服役的话，本国的出产只能给劳动者本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根本无法给那些从事社会劳务的人提供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