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贸易平衡

在那些不了解商业的性质的国家里，禁止商品出口，把它们认为宝贵和有用的任何东西都保存在本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这些国家并不认为这种禁运的做法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也没有想到，任何一种商品，出口得越多，国内就生产得越多，而且本国总是近水楼台首先受惠哩。

饱学之士无不知晓，古代的雅典法把出口任何物品，哪怕是不足挂齿的小东西，都定为罪行；比方说阿提喀①盛产的一种水果吧，雅典人认为它的昧道真美，一定能合任何外国人的口味。这种荒唐透顶的禁运，在当时居然搞得那么雷厉风行，怪不得雅典人从此管告密者叫做 sycophants，这是由两个希腊词合成的新词，这两个词的意思分别是鸡毛蒜皮和发现者（见普鲁塔克

《异闻录》）。在英国议会的许多古老法案里，也能找出种种证据，说明当时的英国，特别是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对商业的性质也同样是不理解的。时至今日，谷物的出口，在法国几乎始终被禁止，这样做据说是为了备荒；可是事实很明显，这种禁运并未起丝毫作用，在这个沃野千里的国士土，依然饥馑频仍，饿莩遍野。

在好多国家里，对于货币，也同样流行着一种提心吊胆的恐惧；对于这些人，需要从道理和经验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服，这类禁运只能起这样的作用：唤起被禁运物品的交易，从而促成更大的出口。

或许有人说。这类错误是一目了然十分明显的；但是即使在对商业十分了解的国家里，也还流行着一种对贸易平衡的强烈戒惧，唯恐自己的金银全部外流。我以为，这种担心在任何情况了根本都是毫无根据的杞忧。担心钱币会离开一个有人力有工业的国家，就象担心所有的泉源和江河会干涸一样。只要我们谨慎地爱护人力和工业，就永远不愁会失去钱币。

不难发现，一切有关贸易平衡的估算都是以极不确切的事实和假想为基础的。无论是海关的账簿，也无论是汇兑率，都不能看作是论证的充分依据；除非我们对各国的情况加以通盘考虑，同时还对豁兔税额的比例有某种了

解。可以肯定，这是办不到的。所有探讨这个问题的人，总是用事实和估算，并通过列举运往外国的一切商品，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不管是什么样的理论，莫不如此。

吉先生（Mr．Gee）的大作曾在英国国内掀起过轩然大波，这些文章通过详细列举，明确昭示：贸易逆差，数额巨大，迨五六年后，国人将不复存一先令。然而幸运的是，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而且在这期间还连年对外用兵；可是如所公认，英国人手里的钱币却比先前任何时期都更多了。

在这方面，再没有比斯威夫特博士①的文章更能引人发笑了。这是一位才

① 希腊东部一地区。——译者

① Dr．Swift，1667—1745 年，英国讽刺作家，《格利佛游记》的作者。——译者

思敏捷的作者，善于洞察别人文章里的荒唐谬误。他在《爱尔兰现状之一瞥》中写道：先前这个国家的生部现金只有五十万镑，爱尔兰人每年要从中提出整整一百万镑给英格兰，而且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别的来源可以得到补偿，除了付现钱的法国葡萄酒进口外，简直就没有别的对外贸易。这种局面应该说是很不利的，其结果则是：三年之后爱尔兰的现金已从五十万镑下降为不足两镑。到如今，我猜想，又过了三十年，准是绝对等于零了。然而我无法理解，使这位博士如此愤慨的、关于爱尔兰财富发展的这种高见，又怎么能历久不衰，而且还发扬光大。

总之，对贸易逆差的这种忧虑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只要一个人在公事上心境不佳或情绪低落，它就出现，涌上心头；同时，由于无法开列一张足以抵消进口的全部出口货物的详尽清单来批驳这种忧虑，本文只提出一个一般性的论点，说明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人力和工业，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这样做也许是较为恰当的。

假设英国全部货币的五分之四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就货币量的情况来看，就同倒退到哈里王朝和爱德华王朝时期一样，那末结果又会怎么样呢？一切劳动和商品的价格不见得不会相应下降吧？各种物品的售价未必不会象在那两个王朝时期一样便宜吧？那时候还有哪个国家能在国外市场上同我们争夺呢？或者胆敢以同样的价格（这种价格会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利润）来从事海运和销售工业品呢？在这种情况下，弥补我们已失去的那些货币量并赶上所有毗邻国家的水平，准是用不了多久吧？一旦我们达到了这些目标，我们马上就丧失廉价劳动和商品的有利条件，我们的殷实富足使货币的进一步流入停顿下来。

又假设：英国的全部货币在一夜之间增加四倍，难道没有相反的结果接踵而至吗？难道我们的一切劳动和商品不会贵得出奇，让所有邻邦没有哪一个能买得起吗？在另一方面，难道别国的商品相形之下就不会变得那么便宜，以致不管我们制订什么样的法律都无法阻挡这些商品的走私人境，从而使我们的货币外流，直到我们的货币量下降到和别国相等，把那种曾使我们蒙受如此不利的巨大财富优势完全丧失为止——难道准不会这样吗？现在，问题很清楚，要是这些过分的不均衡现象出人意外地发生，那末，使这些现象得以矫正的因素必然同样地会按事物的正常趋势来防止其发生，必然会在

所有毗邻国家里，使货币与每个国家的技艺与工业始终大体相称。江河百川，不管流向何处，总是保持相同的水平。要是去问博物学家这是什么道理，他们就会告诉你：要是在任何一处水位升高，升高处的引力就会失去平衡，必须降低，直到取得平衡为止；同理，矫正已发生的不均衡现象的因素，也一定总是不依靠暴力和外部作用来防止其发生①。

① 对于每个同英国做生意的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因素，虽然作用比较有限，却可以控制贸易逆差。当我们的进口货物超过出口时，这种交易对我们不利，这就变成一种鼓励出口的新动力，使之同应该支付的货币

能否设想：用大帆船从西印度群岛运回西班牙的全部货币，可以依靠某种法律，甚或凭借一切工业技艺，而统统保存在西班牙本国？或者西班牙人可以按比利牛斯山脉南麓的价格的十分之一，到法国销售其所有商品，既毋需到远处去找出路，又不会使其巨大的财富外流？现在，凡是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做生意的国家都大得其利，除了货币的积聚只要超过其应有的水平就不可能不流动这一原因外，倒底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这些国家的君主已经表明，他们不想把金银都留在自己身边，只求保持适度实用的水平。

但是，正如任何量的水，只要不同其周围的分子交往，就可以高出于周围分子的水平一样，货币只要利用任何物质的或有形的障碍（单靠法律是无效的）来切断交往，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货币的异常不均衡。例如，由于中国地处远方，加上我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构成了交往上的障碍，使得欧洲的金银、尤其是银子的贮存量大大超过了中国。然而，尽管有这种巨大的障碍，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的作用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在手工业品和工业品方面，欧洲的技巧和构思一般地说或许要比中国高明，可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贸易，我们总是不能不蒙受巨大的不利。要不是我们从美洲获得源源不断的补给，欧洲的货币量就会迅速下降。中国的货币量却会上升，直到两地的贮存量大致拉平为止。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那勤劳的中国人要是象波兰或北非伊斯兰诸国那样和我们毗邻接近，就会把我们货币的超额部分完全吸引过去，而且也会把西印度群岛宝藏的一大部分汲取过去。为了说明这种作用的必然性，我们不必求助于物质的诱惑力，只要举出人们的兴趣和爱好所产生的那种精神上的吸引力，就足以充分说明问题，这种吸引力既强烈又确凿。

正是由于这一原理的作用，才使货币的分布保持均匀，亦即货币不能超出同各省的劳动和商品的比例而任意增减；否则，每个国家的各个省份之间又如何能保持这种货币的平衡呢？在这个问题上，难道人们根据漫长的历史经验还不能了然于心：当一个心情忧郁的约克郡人把通过纳税、缴给当寓公的地主的租子以及购买商品等渠道流往伦敦的金额加以估算和扩大，发觉到相形之下这些同他作对的东西是多么卑劣时，他一定是百感交集、悲观失望？如果七国时代①在英国继续存在，那末每个国家的立法机构无疑始终会为货币的外流而忧心忡忡；而且这七国由于彼此接壤，看来相互敌视的程度异常激烈，它们出于猜忌和过分的戒心，就会对一切商业加重捐税，实行压迫。既然统一消除了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隔阂障碍，那末在这两个国家中，究竟哪个国家能从这种自由商业中在对方身上捞到好处呢？或者说，如果苏格兰的财富有了任何增加，是否有根据可以说，这种增加决不是苏格兰的技艺和

运输和保管费用相当。因为交易总不可能不略高于成本。

① 指英国史上中世纪早期的七国，即诺森布里亚、墨西亚、东盎格里亚、东撒克斯、南撒克斯、西撒克斯、肯特。——译者

工业发展的结果呢？这正是在统一之前英格兰所普遍抱有的忧虑，正如杜·波瓦神父在《被误解的英国利益》中所说，一旦贸易开放，苏格兰很快就会把英格兰的宝库搜刮一空；在苏格兰方面却有一种相反的担心；对于这两种顾虑，时间的证明真是天公地道，分毫不爽啊。

在人类的一小部分中所发生的事情，必然在大部分人类中出现。罗马帝国的各省在彼此之间以及同意大利之间，无疑是不受立法机构的制约而保持了这种平衡的；大不列颠的各郡，或每个郡的各个教区，情形亦大抵相仿佛。今天，任何到欧洲去游历的人，都会根据商品的价格看到：尽管君主们和各国政府的戒备提防十分荒唐可笑，货币还是接近于均衡分布，在这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差别，比起一国之内的各省之间的差别．并不太悬殊。人口自然而然地向各个首府、港埠以及通航河流集中。在那些地方，我们会看到人烟辐辏，工业密布，商品充足，因而货币也就多起来了；虽然如此，货币量的差别还是同工业和商品量的差别保持一定的比例，从而使均衡得以维持①。

咱们英国对法国所抱的戒惧和故意是极其深的，应该承认，英国的这种情绪至少是有其充分根据的。这种敌意给通商带来了无数阻碍和刁难，只要咱们总是让人指控为进行侵略的话。可是，这种交道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失去了可以销售我们的毛织品的整个法国市场，转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去购买酒类，——这是一种以高价进口劣质饮料的买卖。也有不少英国人认为，要是法国酒在英国廉价倾销，排挤掉一切谈啤酒和国产酒类，则英国就将绝对破产。然而，如果我们摒弃一切偏见，就不难证明：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为了给英国提供酒类，在法国每增加一英亩葡萄园，法国人必然要从英国取走一英亩的小麦或大麦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我们显然就掌握了主动，可以获得质量较好的商品。

法国国王颁发过不少诏书，三令五申严禁增辟葡萄种植面积，并勒令所有新种植者一律拔毁，这说明法国人充分认识到粮食的价值高于其他一切作物。

梅雷歇尔·伏本（MareschaIVauban）时常抱怨说，对从朗格多克、吉安纳以及其他南部各省输入布列塔尼及诺曼底的酒类课税实在是荒谬之举，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他深信，尽管贸易象他所提倡的那样开放，布列塔尼及诺曼底诸省还是无法保持其贸易平衡。十分明显，对英国的联合海运再增加一些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假如有的话，也必定一视同仁地对两国的货物都有影

① 必须郑重声明：本文所说的货币的均衡分布，始终是指在一些国家里货币同商品、劳动、工业和技巧之间所保持的相应的均衡。另外，我要强调指出：当这些有利因素较之各毗邻国家两倍、三倍、四倍地增长时，货币亦必然会两倍、三倍、四倍地增长。唯一能够妨碍这种比例的正确性的因素，是把商品从甲地运往乙地的运输费用；这种费用有时是不相等的。正因为如此，德比郡的谷物、牲畜、干酪、黄油不能赚取伦敦的货币，反之，伦敦的工业品也不能赚取德比郡的货币。不过，这种妨碍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只要货物运费昂贵，也就说明这两地之间的交通至今也是阻塞和不发达的。

响。

事实上确有两种权宜措施，可以使任何国家的货币超出其自然均衡状态而增减，然而这两种情况，细考起来，正好使我们的一般理论分外昭彰，增添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除了现今盛行于我国的那些银行、基金和有价证券（纸币）组织机构（制度）外，我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使货币减少到它的均衡水平以下。这些机构发行钱币的纸质等价物，流通全国，替代金银，相应地提高了劳动和商品的价格；这样一来，或者把一大部分贵金属钱币排挤掉，或者防止了硬币的进一步增加。关于这一点，再没有比我们的这种论证更显而易见了。我们设想，任何个人，假如他的货币贮存量增加一倍的话，就会富裕得多，因此，随之而来的有利结果，就是人人手里的货币都同样地有所增加；至于这会引起一切商品的相应涨价，从而使人人的实际境况最终又下降到同原先一样，这一点姑置勿论。只有在我们同外国人进行政府之间的谈判和交易时，较大的货币储备才是一种有利条件；在这种场合，我们的纸币毫无价值，因此，我们单凭这种储备，而毋需具备任何优势，就能感受到货币充足的全部效力和作用①。

假设有一千二百万镑纸币在国内流通（因为我们不必设想我们庞大的现款都采取这种形式），又假设国内的硬通货为一千八百万镑，这样，就可以把国内的基金储备估计为三千方镑。我以为，如果纸币能够保持有效，那它必定有金银可供兑现，只要我们不因这种纸币的新发明而阻碍金银人口的话。这宗金银是如何获得的呢？答曰：从世界各国。试问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一千二百万镑抽掉，那未国内的货币，同我们的邻国相比，就低于其均衡水平；我们就必须立即从所有的邻国吸收货币，直到充分饱和，换句话说，直到无法保持再多为止。按照我国的现行政治，我们是在小心翼翼地用银行汇票和花花绿绿的钞票这类商品来填喂国家和人民，仿佛害怕贵金属是一种不堪负荷的累赘似的。

毫无疑问，法国之所以存有大量金条和银锭，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是为了维持纸币信用的需要。法国人不开设银行钱庄，因为在法国，商人的期票并不象征我国那样可以流通；高利贷，或放利生息，是不公开允许的；所以不少人在自己的保险柜里存放着大量现款，家家户户大量使用着金银餐具，所有的教堂更尽是金银器皿。正因为如此，法国的粮食和劳动，较之那些金银存量不及法国一半的国家，依然保持着比较低廉的价格。就贸易以及国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而论，这种局面的好处是一目了然，不言自明的。

用中国瓷器来代替金银餐具，几年以前曾在热那亚风行一时，这种风气

① 在《论货币》中已经谈及：在货币增加同物价上涨的中间阶段，货币的增加可以刺激工业。有价证券（纸币）也同样可以产生这种有利影响；不过，率尔操觚，滥发纸币是危险的，有信用失败而丧失一切的风险，这种情形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是屡见不鲜的。

至今仍在英国和荷兰流行；然而，上议院预见到其后果，乃明令禁止，不准这种易碎器皿的使用超出某种范围，至于银质餐具的使用则不受限制。我以为，人们在日后的穷困之际，就会发现这一法令的好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对金银餐具的课税，或许未免有点失策。

我们的各殖民地，在使用纸币以前，有充足的金银供流通。自从使用纸币以后，随之而来的起码不便就是金银币的全部废除。在这些殖民地拥有在商业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工业品和商品以后，只因为人们向往硬币，难道硬币就不会随着纸币的取缔而卷土重来吗？

当年莱克尔加斯①想在斯巴达取缔金银而没有想到纸币，真是遗憾！纸币要比他用作货币的铁块更适合于实现他的意图，而且还能更有效地阻止同外国人的一切通商活动，因为纸币本身根本就很少有真正的内在价值。

然而，必须承认，由于贸易和货币方面的这一切具体问题都是极端复杂的，所以也存在某些情况使得这个课题可以成立，以至于纸币和银行之科显得大于其弊。取缔硬币和金银在国内流通无疑是正确的，凡是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人，当然会反对这种做法；不过，金银和硬币倒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不准从工业和信贷的发展中提取补偿，也不准其发展过头失去平衡，这样，就能通过正确使用纸币促进它们的发展。有时，要是期票能够贴现的话对商人是多么有利，这种情况是人所熟知的，因为凡是便利硬币流动的事情都对一个国家的普通商业有利。但私营的银号钱庄可以它们所收存的存款为担保开出这种期票，而英格兰银行同样地根据它所拥有的特许权，发行钞票作为支付物。好些年前，爱丁堡银行就已经实现过这项发明创造。这种发明一直是商业上使用的一项极其巧妙灵活的创见，所以苏格兰也一向认为它是大有好处的。于是这就被称为银行信贷，其性质是这样的：我们假设有一个人到银行去具保开户一千镑的往来，这笔钱，或其中的任何部分，他有权随意提取，当他使用这钱时只付普通的利息；他可以随意偿还任何一笔微小的数目，比如说二十镑吧，那未自偿还之日起，这部分贷款的利息就予免除。这种发明所产生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既然一个人的具保开户往来可以接近其全部财产，他的银行期票就等于现款，这样，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就可把房产家具，堆栈里的货物，放在国外的大账以及海上的船舶，都变为现款，有时还可以把它们作为支付物，好象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国家流通的现金似的。假如一个人从私人手里借一千镑（除了应急一般是不大发生的），那么不问他是否使用，他都得付利息。至于银行信贷，只有他动用时才需付利息，这情形就象他以极低的利息借钱一样有利。同样地，商人从这一发明中获得了极大的方便，用以维护彼此的信用，也是避免破产的相当有力的保障。如果一个人自己的银行信贷用光了，可以去向没有用光的诸亲好友乞援；借到钱之后，可以在他方便的时候归还。

① 莱克尔加斯（Lycurgus），公元前九世纪之斯巴达政治家，为斯巴达立法者。——译者

当这一实践若干年前首先在爱丁堡出现以后，格拉斯哥的好几家商人公司又把它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组织了几家银行，发行了十先令的小额钞票，用以支付各种货物、制造品以及手艺人的劳动：这些钞票，随着这些公司的信誉的确立而流传全国，用作支付货币。依靠这个办法，五千镑的本钱就能起到六、七千镑的作用，从而使商人得以扩大经营，薄利多销。然而不论这种发明还有什么别的好处，还得承认，这种发明在为信贷提供了极大的、然而也有风险的便利的同时，排挤掉了贵金属；在这一点上，苏格兰的今昔情况对比，是一种最清楚不过的例证。在统一后的硬币回炉重铸时，人们发现苏格兰的硬币约有一百万枚：尽管财富、商业以及各种制造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人们还是认为，就是没有英格兰的刻意搜刮，其现今流通的硬币数肯定不足当初的三分之一。

不过既然我们对发行纸币的设想几乎只是一种权宜措施，其目的在于把货币量压缩到均衡水准以下，那么，孜以为，那种把大量现款集中到某个社会金库里，锁起来绝对不准流通的做法，乃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权宜措施，它会使货币量积聚到高出均衡水准以上，这种毁灭性做法，我们必须竭力加以反对。利用这种手段，与周围环境不相往来的流动资金可以积聚到任意的高度。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回到第一个假设上来，即把我们的现金消灭一半或任意一部分；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是立竿见影地从所有邻国吸收与之相当的现金。看来这种囤积现金的做法必然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象日内瓦这样一个小城市，如果长期奉行这种政策，就有可能把全欧洲货币的十分之九吸引集中到那里去。在人类的天性中似乎真有一种不可战胜的本能来阻止这种财富的巨大积聚。一个拥有无数财宝的弱国，很快就会成为某些比较贫困然而较为强大的邻邦的掠夺对象。一个大国会把自己的财富消耗于凶险而又不得人心的图谋方面，而且很可能因此而毁灭一切更有价值的东西——工业、道德乃至本国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流动资金积聚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把盛钱的容器都胀破毁坏了；于是这些钱同周围环境发生混合，迅速下落到应有的均衡水准。

对于这一原理，我们一般简直就不了解，以致尽管所有的历史学家在叙述一个最近的史实时口径是如此一致，即哈里七世所积聚的大量财富高达二百七十万镑，我们还是矢口否认史学家们众口一辞的证据，而宁愿承认一个极不可信地迎合我们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事实。实际上，这笔现款很可能相当于英国全部货币的四分之三。可是，对于一个狡诈贪婪、视钱如命、专制独裁的君主在二十年之间积聚起这么大一笔财产，又有什么难以设想之处呢？它也不可能使人们明显地觉察到在流通中的货币的减少，或者让人们蒙受某种不利。因为一切商品的跌价就会立即给予补偿，而且还为英国在同邻国通商时提供有利条件。

在历史上不是有一个小小的雅典城邦共和国的实例吗？雅典及其同盟各国不是在（希腊）中部及伯罗奔尼撒之间进行一场历时几达五十年之久的战

争，而积聚了一笔不亚于哈里七世的财产的巨款吗？所有的希腊历史家（修昔底德卷二及狄·西卡拉卷十二）和演说家（埃斯基奈斯和德谟斯梯尼书信）都说，雅典人在这场轻率鲁莽的冒险勾当中，在城堡里搜集了一万以上的塔兰特①，后来，这笔钱财随着雅典的覆灭也就消散了。假如当初让这笔钱周转流动，同周围的流动资金有来往，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是否还会留在雅典呢？不会。因为根据德谟斯梯尼和波里比乌斯（卷二第六十二节）所提到的令人难忘的统计数字，我们发现，大约五十年后，整个雅典城邦，包括土地、房产、货物、奴隶及货币在内，其全部价值不足六千塔兰特。

遥想当年，雅典人攻城掠地，搜刮积聚了一笔巨款，保存在国库里，该是何等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啊！因为雅典平民天天大权在握，投票表决，只是一举手之劳，便可坐地分赃，使每个人的财产凭空翻上两番！我们必须看到：根据古代作者的记载，雅典的人口和财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并不比在马其顿战争开始时为多。

在菲利普和珀修斯时代，希腊的货币略多于英国哈里七世时代的货币，但是这两个希腊君主在三十年间（见李维卷四十五第四十节）从小小的马其顿王国所搜刮的财宝，超过了那个英国君主。保勒斯·伊米留斯带回罗马的钱大约有一百七十万英镑（见几列乌斯·柏特尔库罗斯卷一第九节）。据普林尼说，则是二百四十万英镑（卷三十三第三节）。而这只不过是马其顿金银财宝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因珀修斯的抵抗和逃跑而散失了（见李维卷四十五第四十节）。

根据斯坦尼恩（Stanian）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伯尔尼州放贷生息的钱有三十万镑之多，相当于瑞士国库的六倍。至于当时囤积起来的现全则达一百八十万英镑，起码相当于在那个小国家里自然流通的货币的四倍；按常理推测，在这样一个土壤贫瘠、情况欠佳的弹丸小邦，必然货币奇缺，然而，凡是到 PaisdeVaux 或该州任何地方去游历的人，都没有看到想象中的货币奇缺的现象。相反，在法国和德国本上上却很少见到有这样的内地省份，那里的居民如今也是那么富裕；可是伯尔尼州从 1714 年，即斯坦尼恩对瑞士作了颇具识见的描述之时以来，它的金银财宝已经极大地增加了。①

阿庇安（Appian）①在《引言》中将托勒密迈伊（Ptoiemies）的宝藏描写得天花乱坠，妙不可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其所以不可信，是因为这位历史家说，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也都崇尚节俭，而如果他们多数人的财宝是毫不逊色的话，那就更不可信了。这，若不是附近诸侯的想入非非，准是根据先前所述的理论，对这些埃及君主们的节俭作过调查核实。他所提到的数目为七十四万塔兰特，根据亚布斯诺特博士的计算，折合一亿九千一百

① 塔兰特（talent），古希腊货币单位。——译者

① 古罗马历史家，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著有按地域或人种原则来叙述历史事件的罗马史，其主要内容为罗马的历次战争，关于“内战”的叙述，是现存最重要的部分。——译者

一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镑又十三先令四便士。然而阿庇安声称，他的材料均引自历史档案，他本人又是亚历山大里亚人。

根据这些原理，我们就能懂得，为什么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象英国一样，在贸易方面竞相设置那无数的障碍和关税：那是出于一种大量积聚货币的无底欲望，因为货币一流通，就决不能超出它的均衡水准而大量积聚；或者出于一种记忧，唯恐丧失自己的货币，其实，它决不会低于均衡水准。要是有什么东西会使我们的财富分散，那将是一种人为的大失策。这种倒行逆施所造成的普遍恶果，使得邻国之间丧失了自由往来和交换之利，实在有违造物主的本意，当初造物主赋予各民族以不同的土地、气候和才能，正是为了人们的这种交往哩。

我们的现行政治接受了废除硬币的唯一方法——使用纸币，拒绝了那积聚货币的唯一方法——大量囤积，同时采纳了五花八门的发明设计；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只会阻碍工业的发展，使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邻邦都失掉在技艺和自然方面的共同利益。

不过，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出于戒备的做法以外，不能把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各种关税一律看作偏见或无用之举。比方说，对德国亚麻织物征收关税，就能鼓励本国制造商，使从业人员和工业成倍地增加。对白兰地在收关税，就能增加朗姆酒的销路，对我国的南部殖民地是一种支持。由于征收关税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不妨认为，把关税加在外国商品上是比较方便的，在港口码头上是极容易拦截外国商品进行强制征课的。不过，我们应当时刻牢记斯威夫特的警句：海关上的算术，二加二不等于四，而往往等于一。假如酒类进口税降低三分之二，政府的收入无疑要比现在多得多，而我国人民也就普遍地都能喝上比较有益于健康的好酒，对于我们老是为之提心吊胆的贸易平衡问题，也就不会产生什么偏见了。这样，超出本国农业能力制造淡啤酒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让少数人去经营就是了。酒类和谷物的运输也就不是一个十分次要的问题了。

你会说：有的国家先前繁荣富庶，如今却衰落贫困，不是常有这样的实例吗？这些国家原来拥有大量的货币，现在不是都流失了吗？我的答复是：如果这些国家失去了贸易，工业和人民，就不能指望保持其金银，因为这些贵金属总是要同前面这些有利条件保持一定的比例。里斯本和阿姆斯特丹从威尼斯和热那亚手里夺取了东印度贸易之后，也就取得了这种贸易所产生的利润和货币。只要政治中心有变动，只要在远方还维持着开支浩大的军队，只要巨额的资金还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些因素自然会造成硬币的减少。我们注意到，这都是些巧取豪夺的粗暴办法，生把硬币给运走了，一般说来，最终会伴随发生人口和工业的转移。不过即使这些情况依然如故，货币的外流却不会继续下去，它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设法回流。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太理解，却又无可怀疑。自从革命以来，在漫长的三年时间里，有多

少国家在佛兰德①耗费了多少金银财宝啊！那笔钱说不定要超过目前全欧洲所有的一半哩。如今那笔钱又怎么样了呢？是否还存在于这些奥地利省份的狭小范围内呢？肯定不会，因此它大部分已经回到它原先所在的那几个国家去了，又去追随早先产生它的那种技艺和工业了。一千多年来，一直有一股公开而明显的潮流，使欧洲的货币流向罗马，可是这些钱又通过许多隐秘而看不见的渠道从罗马流走：由于缺乏工商业，罗马教皇领地如今已成为全意大利最穷的地方。

总之，一个国家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爱护其人民，保护其工业。那么它就用不着为货币而担惊受怕，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已经作出了可以信赖的证明。换言之，一个政府如果真想关心后者，它只要爱护前者就够了。

① 佛兰德（Flanders），欧洲中世纪伯爵领地，包括现在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