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

严格地说，货币并不是一个商业方面的问题，而只是人们约定用以便利商品交换的一种工具。它不是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而是一种使齿轮的转动更加平滑自如的润滑油。如呆单就一个国家自身来考察，那末货币量的多寡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商品的价格总是与货币的数量成比例的，所以，哈里七世时代的一个克朗②的作用，就和今天的一个英镑相等。只有社会才能从货币量的增加中获得好处，那也只是在同外国打仗或交涉的时候。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有富裕的贸易国家，从迦太基到英国和荷兰，都是使用从较穷的邻邦招募来的雇佣军的。假如使用本国的臣民，它们就觉得不利于积聚更多的金银财宝，因为付给它们所有的扈从的薪饷，必须按照社会的富庶程度而成比例地提高。维持一支二万人的小小英国军队所需的费用，足以维持一支人数为其两倍的法国军队。在最近的一次战争中，英国海军的给养开销，相当于占罗马帝制时期用以征服世界的全部军团的花费③。人口众多，只要能刻苦耐劳，在一切场合，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也不论是为私还是为公，都是大有用处的。货币多了，用途却极其有限，有时甚至会造成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损失。

在人类事务中，仿佛有一种奇妙的机缘凑合，可以节制贸易和财富的增长，阻止某一民族独占贸易和发财之利；这一点，最初可能是由于害怕历史悠久的老牌商业的优势。要是一个国家在贸易上对另一个国家占了优势，由于前者在经营和技术上的优越条件，以及它的商人存货充足，实力雄厚，可以薄利倾销，后者就难以夺回它已经失去的地盘。可是在每个没有大规模商业和金银不多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价格低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些凭仗优势的做法得到补偿。制造商们下断辗转迁徒，一次又一次地离开那些他们已经使之富裕起来的国家和省份，只要哪里有廉价的食物和劳动力，他们就飞向哪里，直到他们使这些地方也变得宫庶起来，于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又开始了新的转移。我们可以普遍地观察到：货币一多，百物腾贵，这是亦步亦趋、形影不离地伴随着老牌商业的一种不利情况；而较穷的国家却可以在一切国外市场上，以低于较富国家的价格进行销售，从而限制了老牌商业在各国的活动范围。

这种情形使我对银行及纸币信用心存疑虑，虽然一般都认为的军官薪饷及杂项开销要比古罗马军团多出九十万镑。看来古罗马军队中的军官人数要比英国现有军队中的为少，恒英国所雇用的几个瑞士军团不在此例。古罗马的军官薪饷极低，例如百人队队长的薪饷仅为普通士兵的两倍。由于士兵们要以自己的薪饷来购置衣服、武器、帐篷以及行李（见塔西陀《编年史》卷五），势必大大减轻军队的其他开支项目。因而这个武功值赫的政府才得以

① 作者使用 money（货币）一词专指硬币或铸币，下同。——译者

② 英国旧制五先令硬币。——译者

花少量的经费轻而易举地主宰世界。根据上述估算得出这一结论，这乃是必然的。至于货币，在征服埃及之后，罗马就十分富足，其数量之多，几可与当今最富庶的欧洲国家相媲美。这对每个国家都有利。食物和劳动力的价格必须随贸易和货币的增长而提高，这固然有多方面的不便，然而是无可避免的，而其结果，则是社会的繁荣富强——这是人人向往的目标。作为补偿，我们获得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拥有这些贵金属，二是加强了国家在对外战争及交涉中的实力。但是没有理由用赝币来增加这种不便，因为，一来在支付结算上，外商是不肯接受的，二来在国内的任何一次大动乱中，它将变得一分不值。确实也有不少殷实的富户，他们手里钱币很多，却宁愿要信用可靠的纸币，因为纸币便于运输，保存较为安全。如果不设立国家银行，私人银行家就会乘机大肆活动，就象从前伦敦的金匠那样，或象现在都柏林的银行家那样。所以不妨认为：应让国有的公司享有那种纸币信用的好处。这样反倒好些。因为在每个富裕的国家里，它总会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要是人为地致力于扩大这样一种信用，恐决不会对任何贸易国家有利，而是使这些国家蒙受不利；因为超出同劳动和商品的正常比例来增加货币，只能使商人和制造业主要出更高的价格去购买这些东西。由此看来，必须承认：只有银行打破目前流行的惯例，把收进来的钱都锁起来①，永不把金库回收的部分投入商业，以避免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只有这样的银行才是最有益的。国家银行采取这一手段，就可大量切断私人银行家和货币经纪人的买卖，不过国家就得承担支付这个银行的经理和出纳员等人的薪金的责任，因为按照上述假设这个银行是不会从其营业中获得利润的；国家从廉价劳动力和消灭纸币信用中所获得的好处，就足以补偿。不用说，国家手中掌握这么大量的货币，在紧急危难之际，可以随时动用，乃是一种极大的便利；至于所动用的部分，可以在国家恢复和平安定以后，慢慢归还。

关于纸币信用问题，下文还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在这里，我要提出两点看法，并加以说明，以作为这篇货币论的结束语。这两点看法说不定与我国一些冒险的政治家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

有一位名叫阿那查西斯的塞西亚人①，在本国从未见过钱币，曾敏锐地观察到，金银，在他看来，对希腊人似乎毫无用处，除了在计数和算术方面对他们有帮助之外。十分明显，货币只是一种代表劳动和商品的象征，一种评价和估计劳动和商品的方法。如果我们单就一个国家来看，那末，用来计算或用来代表商品的铸币不论多少，都不会产生任何好的或坏的影响，这就象某个商人不用数码少的阿拉伯记数法而用数码多的罗马记数法记账，并不改变他的账款一样。是的，较大量的货币就象罗马数码一样，反而不方便，无论在保管上或搬运上都更费事。这种说法虽然合乎情理，不过有一点却是肯

① 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情况就是如此。

① 普鲁塔克：《一个人怎能在才能中感到自己的利益》。

定的，即自从美洲发现了金银矿，不光矿主，连欧洲各国的生产情绪都普遍高涨；这种劲头的形成，除了别的原因，把它归之于金银的增加，是不过分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货币大量输入空前激增的各国，一切都有了起色，面貌一新：各行各业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商人更加雄心勃勃，力图进取，制造业者更加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连农民抉犁也手脚轻捷格外用心了。如果我们只是考虑货币大量增加对一国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即抬高商品的价格，使每个人购买每样东西要付出更多的金币或银币，那是很难说明问题的。至于对外贸易，货币多了看来也对它不利，这就是说，货币一多会引起各种劳动产品的涨价。

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考虑：虽然商品价格的腾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腾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起初，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慢慢地，先是一种商品，随后是另一种商品，物价就一步步地上涨了，直到全部商品最终同国内新的货币量达成合适的比例为止。我认为，只有在人们获得货币同物价上涨之间的间隙或中间状态，金银量的不断增加才有利于提高生产情绪。任何数量的金银输入一个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分散到许多人的手里，而只是被禁锢在少数人的保险箱里，这少数人立刻设法利用这些金银来牟利。这里面就牵涉到一系列的制造商和商人，假设这些人把货物运到加的斯①而换回了一批金银。这样，他们就得以雇用较前为多的工人，这些工人从来不敢梦想要求较高的工资，因此，遇到这样肯出好价的雇主，自然乐于从命。如果工人稀少，制造商肯出较高的工资，不过最初是要求工人增加劳动量的；对于这种要求，工匠们只要能吃得好喝得足，以补偿其额外的辛劳，是欣然同意的。工匠带着钱上市场，发现市场上样样东西还是先前的老价钱，于是买回了更多更好的东西供养家活口之用。农民和菜农看到自己的货物销售一空，就乐意下回多种多产些，同时他们还能从商人手里多买些好布，因为布匹的价钱也和先前一样；这种大得其利的甜头自然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追溯货币在全体国民中流通的过程是很容易的，我们将看到：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之前，必然首先刺激每个人的勤勉心。

法国国王经常做货币交易，可以作为例证之一，说明钱币可以增加到一定程度而不引起上述后一种影响。在当时的法国常可见到：这种数值的增加并不引起物价的相应上升，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在路易十四在位的最后一年，钱币增加了七分之三，而物价仅上升七分之一。目前法国谷物的售价与1683 年相等，但是 1683 年的白银标价为三十利弗①，如今却已上升到五十利弗②。至于在前一个时期可能进入法国的大量黄金、白银的情形就更不必说

① 西班牙地名。——译者

① 法国古币名称。——译者

② 这些事实引自著名作者梅隆·杜·托脱的《政治管见》一书。不过我得承认，他在别处提供的事实往往

了。

从以上的整个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货币数量之多寡，对于一

个国家内部的幸福安乐，是无关紧要的。行政当局的上策是尽量保持这股增长的势头，只要当局采取这种措施，就能调动国内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劳动产品的储备，而这种储备乃是一切实力和财富的根本。一个货币在减少的国家确实要比当时货币虽不多却在上升的国家贫弱。这一点不难说明，只要我们承认货币量的那种变化，不论是消是长，都并不立即伴随发生商品价格的相应变化。在情势调整到一个新局面出现之前，总有间歇，在这个间歇期，金银减少会挫伤积极性，同样，金银增加会刺激积极性。工人受制造商和商人雇用的情况不尽相同，然而他在市场上购买每一样东西的价钱并不因此而有变化。农民可能卖不掉他的谷物和牲畜，不过租子还得向地主照缴。由此不难预见，贫困、行乞和懒惰必然接踵而至。

我对货币问题要提出的第二点看法，也许可以用下列方式来阐述：欧洲有几个国家和不少省份（它们都曾经历过同样的情况）货币奇缺，所以地主根本无法从佃户那里获得货币地租，而只能收取实物，这些实物不是供自己消费，便是运到别处去出售。在这些国家，君主只能以同样的方式征收少量的赋税，甚式无税可收；由于君主的税收之利极为微薄，这样的国家，国内的军队也是人数很少的，显然不可能象那种到处金银盈库的国家那样维持一支海陆军。德国今天的军队与三百年前相比①，存在一种比例失调，而这种比例失调比起它在生产情绪、人口及制造业方面的比例失调，确实要大。帝国时代的奥地利，一般说来是个人口繁衍、农业发达、幅员辽阔的国家，可是在欧洲的力量对比中，不具备与之相称的分量；而这，如所公认，就是由于缺少货币造成的。那末，所有这些事实又怎样才能和那条推理原则，即金银数量之多寡根本是无关紧要的，相符合一致呢？按照这条原则，无比在什么地方，君主只要拥有众多的臣民，他就是强大有力的；而臣民，只要拥有大量的商品，就是富裕幸福的；这些都与贵金属之多寡无关。这些贵金属在很

十分可疑，使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威性有所下降。但是，认为法国钱币增加起初并没有引起相应的物价上升的一般观察，肯定是正确的。顺便说说，这似乎是说明钱币种类为什么会逐渐而普遍地增多的所能提供的最佳理由之一，可是在托脱以及巴黎·特·佛奈论述这个问题的所有著作中，这一点始终被完全忽略了。比方说，如果把一切钱币回炉重铸，并假定从每个先令中抽掉价值一便士的银子，新先令大概也能同旧先令一样买到同样多的东西，因此，各种东西的价格就在无形中降低了，对外贸易活跃起来，国内的生产积极性也将因金镑和先令的大量流通而受到鼓舞，有所增长。为了实现这一设想，最好让新先令等于二十四个半便士；而为了保存假象，则以维持原值为好。由于我们的先令和六便土银币不断受磨损，重铸我国的银币已开始成为必要；不过我们是否有必要效仿威廉国王时代的先例，使坏币恢复原有成色，是大可怀疑的。

① 意大利人给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起了个外号叫 Pocci-Danari。这位君主由于缺少金钱，从未办成过任何一件大事。

大程度上是容许分而又分的：如果硬币少到有完全消失的危险，人们就往往在金银里■杂贱金属，就象现在有些欧洲国家所做的那样，用这种办法来大量铸造更方便更实用的硬币。这种硬币，不论其数值和颜色是什么样的，仍可同样用作交换的手段。

对于这些困惑，我的答复是：这里所认为的来自货币稀少的影响，实际上却是来自人们的风俗习惯；我们把附带的结果误认为原因了（这种事情屡见不鲜）。矛盾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要想发现那些能够把推理同经验协调一致起来的原则，却是需要下一番思考和推敲的工夫的。

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部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起伏。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原理。商品增加，价钱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倾向。

同样明显的是：与其说价格是取决于国内的商品和货币的绝对数量，不如说它取决于进入或可能进入市场的商品的绝对数量以及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绝对数。如果铸币锁在箱子里，对于价格来说它就好象消灭了一样；如果商品堆在仓库和谷仓里，结果也会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和商品永远彼此不相遇，所以也就互不影响。在任何时候，假如我们要推测粮食的价格，对于农民留作种子以及供他本人及其家庭食用的部分，决不可估算在内；只有剩余的部分，才能对照需求情况来决定其价值。

为了应用这些原理，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国家，在其最初的蒙昧时期，当人们只想到本能的需要，而还没有意识到国家社会的需要时，他们满足于自己田地上的出产，或满足于他们亲手能制作的那些粗糙而已经有所进步的用具，根本就不需要交换，至少是不需要货币——因为货币，据论证，是一种交换的通用手段。农民用自己所养的羊身上的羊毛，在自己家里纺线，请邻近的织匠加工以后，就能满足服饰之需，那位织匠则得到了谷物或羊毛作为报酬。人们雇请木匠、铁匠、瓦匠、裁缝等，也是付给类似性质的报酬；住在附近的地主本人，也满足于收受农民所种出来的东西作为地租，其中大部分供他一家人消费，过乡村式东道主的生活；其余的部分，也许拿到附近的市镇出售变成货币，以此获得少量的物品，供其享用。

在人们开始对这些享受日趋讲究，有所发展，不再总是自给自足、或满足于邻里之间的互通有无之后，更多的交换和各种商业便应运而生，于是就有更多的货币进入这种交换。买卖人不愿接受只用粮食支付，因为除了裹腹之外，他们还有别的需要。再者，农民往往到别的地区去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总不能老是带着自己的产品去和提供他之所需的商人作交易。住在都市或国外的地主，也因为金银便于运输而要求农民以金银缴租子。各行各业都涌现了一批大企业家、大制造商和大商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使用钱币做买卖才最方便。在这种社会情势下，货币就迎合需要而更多地进入契约合同，用途比先前更加广泛得多。

其结果必然是：如果该国的货币没有增多，则在升平繁荣年代，比之蒙昧野蛮时代，一切物品一定便宜得多。因为正是流通中的货币与市场上的商品之间的比例决定着物价的贵贱。供自家消费的货物，或供邻里之间调剂有无的货物，决不会进入市场；这些货物对货币流通量毫无影响，就这点而论，这些货物几乎等于零；因此，货物的这种用途降低了商品总量的比例，从而使价格上升。但当货币进入契约和买卖，并处处成为交换的手段以后，国内的现金虽然数量未变，却承担了更大的任务；到那时一切商品都上市，流通的领域扩大了；这情景就同要把这笔现金在一个较大的国家里分配一样，降低了货币量的比例，从而必然使一切物品变得便宜些，价格也就逐渐下跌。

根据对全欧洲的最精确的估算——这种估算也把货币在数值和单位方面的变化考虑在内，——可以看到：自西印度群岛被发现以来，欧洲的所有物品的价格仅上升了两倍，至多三倍。可是又有谁肯断言：欧洲今天的硬币量比起十五世纪以及更早的世纪，不会超过其三倍呢？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过开矿，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通过对非洲的贸易和侵占西印度群岛，每年运回欧洲的硬币约为六百万枚，其中运往东印度的不超过三分之一。仅照这个数目，十年以后，就有可能使欧洲自古以来的硬币库存量翻一番。举不出令人满意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一切物品的价格，除了那些由于风俗习惯的改变而时兴的物品外，并没有上涨到异常昂贵的程度。此外，在人们摆脱了古代简陋的生活习俗之后，由于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不但商品的生产量有所增加，而且进入市场的同类商品也多起来了。尽管这种商品的增加同货币的增加一直不相等，却也相当可观，从而使硬币与商品之间的比例保持在接近古代的水平。

人们的生活方式，究竟以哪一种对各社会等级或整个社会最为有利，简朴呢还是考究？要是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将毫不犹豫地主张后者，至少从政治角度出发是如此；而且还要把它当作一种鼓励工商业的附带理由。

当人们以简朴的古代方式生活，全靠自给自足或左邻右舍调剂有无，君主就无法从相当一部分臣民身上征课货币赋税；假如他要向他们收税，他就只能收取实物，因为他们手里只有多余的实物；这种办法所带来的极大不便是显而易见的，毋庸在此赘述。君主所想要积聚的货币完全得靠各个封邑城镇，因为货币只在那些地方流通；而这些城镇显然无法提供全国所能提供的那么多，使金银足以在全国各地流通。除了税收的明显减少外，在这种情形下的社会贫困，还有其另外的原因：君主所收入的货币不但数量较少，而且花起来也不如在安居乐业、贸易发达的时代那样管用值钱。如果假定金银量相同，而一切物品较贵，那是由于进入市场的商品较少，货币总量的比例大于待售的货物量，从而决定了一切物品的价格。

在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下列说法之谬误：任何国家，尽管土地肥沃，人烟稠密，文明开化，只要缺乏钱币，国势就积弱不振。这种论点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往往可见，甚至在日常琐谈中也时有所闻。其实，缺乏钱币本身绝

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损害，因为只有人和物才是任何社会真正力量之所在。倒是简朴的生活方式才给社会造成损害，把金银禁锢在少数人手里，妨碍了金银的普遍扩散和流通。相反，勤勉和讲究享受却使金银，不论其数量多么少，无孔不入地在全国扩散，使它进入每一项交易和契约，打个比方说，就是把它消化后吸收入每一条血管，让人人手里都掌握一点金银。当一切物品的价格因此而下降时，君主就获得双重的好处：他可以向全国各地征税以获得钱币，同时，他所收入的钱币可以在各种购买和支付中发挥更大的效用。根据物价的对比我们可以推测，中国现有的钱币并不比三百年前的欧洲

多；可是那个帝国所拥有的实力是多么巨大，如果我可以根据它所维持的军政机构来判断的话。波里比乌斯①告诉我们（见卷二第十五节），在他那个时代，意大利的粮食非常便宜，有些地方，在客栈里吃顿饭的规定价钱为每人一个赛米斯（semis），几乎只相当于四分之一便士，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就在那个时期之前大约一百年光景，那位迦太基使节以一种嘲弄的口吻说道，没有哪个民族比罗马人更爱好彼此交往，尽管如此，他们一行作为外国大臣所受到的一切款待，在每一次的宴席上总是看到老一套的饭菜（见普林尼②文集卷三十三第二节）。贵金属的绝对数量倒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重要的只是下列两种情况，即贵金属的逐步增多以及在全国各地的彻底扩散和流通；对于这两种情况的影响，本文已经有所阐述。

在下一篇论文里，我们将看到一种和上面提到过的说法相类似的谬论，它把一种伴随发生的结果当作原因，并把后果归咎于货币的增多，这种后果其实是人们风俗习惯的改变所引起的。

① Polybius，吉希腊历史家，公元前 205—125 年。——译者

② 古罗马学者，公元 23—79 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