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息

如所周知，低利息是说明一个国家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这是完全正当的意见；不过，在我看来，其原因却与一般人所理解的有些不同。低利息一般都归因于货币量的增多。然而不论货币怎么增多，除了使劳动（产品）价格上升（如货币量一旦确定下来）决不会产生别的影响。银市比金币价值低，所以出售同量的商品所获得的银币量要比金币多。但是付给借贷银币的利息是否就因此而稍低呢？利率，在巴塔维亚和牙买加①为 10％，在葡萄牙则为 6％，虽然这些地方，正如我们可以根据物价而了解到的那样，富有金银，其数量超过了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假如英国的全部黄金一下子消失，并用二十一先令来取代每个畿尼，那末货币是否会多些，或利息会低些呢？肯定不会，只是用白银来代替黄金而已。又假如金子和银子一样普通，而银子又和铜一样平常，那末货币是否会多些，或利息会低些？答复无疑还是上面那个。只是咱们的先令变成黄色的，半便士变成白色的，不再使用畿尼，如此而已。如果我们不把这种金属钱币颜色上的改变看作什么重大后果的话，那末就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异样之处，而且也不会在商业、制造业、航海业或利息等方面引起什么变化。

在贵金属数量多寡方面所能明显见到的这些较大变化，都应该看作是次要的。如果金银增加十四、五倍也没有什么影响的话，那末增加二、三倍又何足道哉。因为无论怎么增加也只不过使劳动和商品的价格上升，此外别无其他影响；何况就连这类变化也无非是一种名称上的改变罢了。在这些变化过程中，金银的增加虽然会有某种影响，可是当价格按照这种新的增加而相应固定之后，这种影响也就不成其为什么影响了。

结果总是同原因保持一致的。从发现西印度群岛以来，价格上升了将近三倍，而金银的增加可能要多得多：可是利息的下降还没有超过原来的一半。因此，利息率并不取决于贵金属数量之多寡。

货币的价值大体上是约定俗成的，所以，就一国本身而论，其数量之多寡是无关紧要的；货币量一旦固定下来，即便数量十分巨大，其结果也只是使每个人在购买正常生活所需的衣服、家具或其他用具时，付出更多铮亮的金银币而已。假设有人为盖房子惜钱，他就得多借几个；因为石料、木料、铅皮、玻璃等，乃至瓦工木工的劳动，都要用更多的金银币来代表。既然这些全属货币基本上被当作代表物，那末不论其形状大小、数量多寡以及重量颜色如何，都不会使货币的真实价值或利息产生任何改变。同样的利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与本金相应的同样比例。假如你以百分之五的利率借给我那么些劳动和商品，你就会收回相应的劳动和商品，不论是以金币还是银币来代表，也不论是以磅或盎司来计算。所以，想从一国所有的金银量的多寡

① Batavia，今美国地名，Jamaica，拉美地名。——译者

中寻找利息率涨落的原因，实在是徒劳的。

高利息有三方面的原因：一、借贷需求大；二、满足这种需求的财富少；三、经商的利润高。这三个方面，正是商业和工业不够发达、而不是缺乏金银的充分证明。反过来说，低利息则起因于三个相反的方面：一、借贷需求小；二、满足这种需求的财富多；三、经商的利润低。这几个方面的紧密相连，也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是金银量的增加所促成的。我们将致力于证明这些论点，并从借贷需求大小的因果关系谈起。

一个民族一旦脱离了原始状态，其人口繁殖增多超出了原有数量，必然随即产生财产不均的现象；有的人占有大片的土地，有的人少得可怜，还有的人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占有土地多、自己种不了的人，便雇用那些无地的人来种，讲好只收取出产的一部分。这样，就立刻形成了土地收益。那时候还没有任何确定的、哪怕是最简陋的管理方式，要是有了这种管理方式，事情就不会这样处理了。在这些土地所有者当中，禀性各异；有的乐于把自己土地的出产储存起来备将来之需，有的却情愿把可供若干年用的东西马上消费掉。由于有固定的收入可供花费，过着一种优游卒岁的生活方式，人们在百无聊赖之余，十分需要找点精神寄托，于是哪怕最低级拙劣的消遣，也就成了大多数土地所有者追求的目标；而在土地所有者当中，挥金如土的浪子总要比吝啬的守财奴多得多。因此，在只有土地收益而又不知节俭的情况下，借钱花的人必然多起来，利息率也必然有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取决于货币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当时流行的生活习惯和风尚。借贷需求的升降起伏也决定于此。如果货币多到连鸡蛋都卖六便士一个，要是社会上只有乡绅土财和农民这两种人，告贷者必然很多，利息亦随之上涨。地租会比原先加重增多，因为地主的游手好闲一如既在，百物昂贵，地租所得，转手之间就挥霍净光，同样也会产生借贷的必要和需求。

至于我们提出来研究的第二个方面，即满足这种需求的财富之多或少，情形亦复相同。这种结果也是取决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而不是金银的数量。任何国家，要想保持有较多的放贷者，拥有大量的金银是不够的，或者说不是必要条件。只有使财产或对国内金银（不论多寡）的支配权集中在某些人手里，以形成相当可观的金额，或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金融界，才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这样就产生了一批放贷者，从而使利率降低；而这，我敢断言，并不取决于钱币的数量，而是取决于某种风尚习俗，这种风尚习俗使钱币积聚成一笔笔零星金额或极为可观的大宗钱财。

假设由于奇迹使每个英国人在一夜之间都在衣袋里发现有五个金镑，这就会比全国现有的货币翻一番还多；然而决不会就在第二天或过些天以后，放贷者便增多了，或利息就有了变动。又假设这个国家只有地主和农民两种人，那未这货币无论怎么多，也决不会积聚成大笔的款项，只不过使样样东西都涨价，如此而已。挥霍成性的地主一拿到钱立刻就花光，而一贫如洗的农民，除了要求维持最起码的温饱外，别无奢望，他们既没有这般资财，也

不存这种非分之想。借贷者多于放贷者的情况依然如旧，利息也就不会下降。上述情况还有赖于另一原理，而且必须在勤俭成风，技艺和贸易有所发展的条件下才会出现。

一切对人类生活有用的东西都产自大地，但在使这些东西显得有用的那种必要环境，简直就产不出任何东西。所以，除了农民和地主以外，还必须有另一种人，这种人从农民手里弄来原料毛坯，经过加工，制成各种成品，只留一部分供自用和养家活口。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工匠和农民之间、这一部分工匠和另一部分工匠之间的这种协作，是通过他们本身直接实现的：由于彼此是乡邻，很容易了解彼此的需要，就能互助合作，互通有无。但是随着人们勤劳精神的增长，人们的眼界也大为开阔，原来：边陲之区也可象毗邻之乡一样互相协作，这种调剂交流可以无限扩展，日趋繁复。于是商人—

—一种最有用的人便应运而生，他们奔走于全国各地，在那些根本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彼此需要的人们之间充当经纪人。比方说，在某城市有五十名生产丝绸麻布的工人，还有一千名消费主顾，这两种人彼此十分需要，可就是无缘凑在一起，等到有人开设一家店铺，于是工人和所有的顾客就经常去光顾了。又如甲地牧草丰茂，当地居民在干酩、黄油和牲口方面绰绰有余，就感面包和谷物不足；可是在附近的乙地，那里的页包和谷物堆积如山，当地的人根本就用不了。有一个人发现了这个情况，于是在甲乙两地之间贩运谷物和牲口，满足了双方的需要，即此而论，他做了件造福于众的大好事。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勤劳精神发扬，人们之间交往的困难也增加：居间经纪或买卖的事务变得更加复杂，分工渐细，牵连益广，形成一种日益错综纷坛的局面。在所有这些交易事务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商品和劳动（农产品）归商人所有，这是他们的应得报酬，是必要而且合理的。至于这部分商品，商人有时保存实物，但更经常的做法是换成货币——通用的商品代表物。如果一个国家的金银同勤劳一起有所增加，就要求这种金银的增加能代表商品和劳动（农产品）的增加。要是只有勤劳的增长，物价必然下降，少量的货币就足以充当代表物。

人类永远不知层足的欲望或需求，莫过于施展才智发挥所长，这种欲望似乎是人类大部分爱好和追求的基础。让一个人无所用心，不务正业，成天游手好闲，他从这种赋闲中所感受到的精神压力无比沉重，于是寻求刺激，耽于逸乐，对于这种纵情声色挥霍无度必然会使他倾家荡产的后果，完全置之脑后。假如让一个人以一种比较无害的方式来发挥自己的精力和才智，他就得到满足，不再有那种无休无止地追求娱乐的欲望。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能赚钱获利，特别是在每有所劳、利即随之的情况下，由于频频获利，在他的心中就渐渐对这个事业产生热爱，而把眼看自己的财产与日俱增当作人生最大的乐趣。这就是为什么商业扩大节约，为什么在商人中守财奴大大超过挥霍者，而在土地所有者中情况则相反的原因。

商业能促进勤劳，把这种精神带给每个社会成员，自然而然地流传开来，

使人人不当无用废物与草木同腐。商业能发扬节俭，使人人安居乐业，发挥一技之长来求利；这种技艺很快就使人精神有所寄托，转移奢侈逸乐的癖好。一切勤劳的行业使人节俭，同时也使爱利得之心胜过嗜逸乐之念，这一点是置之四海而皆正的。在开业的律师和医生中，大多数人都是量人为出，留有余地；入不敷出或挣多少花多少的人毕竟是少数。虽然如此，律师和医生不产生任何生产活动；而且他们的财富是靠牺牲别人得来的；这样，他们使自己的财富增加多少，就一定使某些同胞的财富减少多少。相反地，商人促进勤劳，他们起着渠道的作用，把这种精神传输到全国各地；与此同时，由于节俭，他们获致了巨大的实力可以左右这种勤劳，他们积聚了以劳动和商品形式出现的大量财富。这些劳动和商品所以能生产出来，主要靠商人的作用。因此，除了商业，再没有任何别的行业能增加货币所有者，或者换句话说，能够促进勤劳，并且通过发扬节俭，也使社会上的某些成员能够有力地主宰这种勤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商业，就必然基本上只有地主和农民这两种人；地主的挥霍浪费产生着一种持久的借贷需求，农民是无钱来满足这种需求的。钱分散在许许多多人之手，不是花天酒地滥用乱花，便是用于购买维持起码生活的必需品，永远无法积攒成大宗的库存或现金以供放贷生息。只有商业才能把钱币聚集成大宗的资金，而要产生这种效果，必须依靠它所促进发扬的勤劳与节俭，至于货币在国内的流通量，则与此无关。

因而，商业的增长造成放债人数目的增加，因此引起利息率的降低。我们现在必须进而考察，商业的这种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降低其利润，从而产生使利息下跌的第三个方面的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下列说法或许是恰当的：低利息和商业中的低利润，是彼此互相促进的两件事，两者都来源于商业的扩展，商业的扩展产生富商，使货币所有者增加。商人有了大笔的资本，不管这些资本是由少量的铸币还是由大量的铸币代表，都必然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当他们倦于经商，或者他的后代不喜欢或没有才干经商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资本就自然地寻求一个常年的可靠的收入。供应多了就使价格降低，使放债人接受低利息。这种考虑迫使许多人宁愿把他们的资本留在商业中，满足于低利润，而不愿把他们的货币按更低的利息贷放出去。另一方面，当商业有了很大的扩展并且运用大量资本的时候，必然产生商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商业利润减少，同时也使商业本身规模扩大。商业中的利润降低，使商人宁肯在离开商业，开始过清闲日子时接受低利息。因此，研究低利息和低利润这两种情况中，究竟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是没有用处的。两者都是从大大扩展了的商业中产生的，并且彼此促进。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而在可以得到高利润的地方，也没有人会以低利息为满足。大大扩展了的商业产生大量资本，因此，它既降低利息又降低利润；每当它降低利息的时候，总有利润的相应降低来促进它，反之也是一样。我可以补充说一句，正如商业和工业的增长引起低利润一样，低利润反过来又促使商业进

一步增长，因为低利润使商品便宜，鼓励消费，促进工业的发展。因此，如果我们从这种因果关系的整体来考察，那末利息就是国家状况的真正的晴雨表，低利息率就是人民兴旺的几乎屡试不爽的标志。低利息是工业发民的证明，它迅速传遍全国，简直就象一场示威一样。有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商业上的大失败造成大量抛售货物，说不定也会临时引起同样的结果，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不过这时一定伴随发生穷人失业。民生凋敝的严重现象，再加上短期性，所以不可能把这两种情况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有鉴于使利息下跌的那种工业一般都带来大量的金银，就有人断言：货币多是利息低的原因；持这种见解的人看来是把伴随结果当作原因了。有了五光十色、精美绝伦的工业品，加上雄心勃勃善于钻营的商人，哪怕在天涯海角，也会很快把货币吸收到国内来。同样，由于生活日用品的增多和工业的发展，大量财富积聚在并非地主的人的手里，从而使利息下降。货币多和利息低，这两种结果自然都是商业和工业的产物，但是，它们却是彼此完全独立的。假设有一个国家迁进太平洋中，不和任何外国通商，也不懂得航海；又假设这个国家始终拥有同量的硬币库存，可是人口和工业却不断增长；那末这个国家的一切商品的价格必然下跌：因为确定其相互价值的是货币与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例；还是按照上述假设，生活日用品一天天多起来，而流通中的货币并无变化。那末，在这个民族中，少量的货币就能使人变成富翁，当然是在安居乐业的时代，而不是愚昧懒惰的时代。无论修建住宅，陪嫁女儿，购置地产，开设工场，乃至养家活口，添置家具，都只要少量的货币就能办到。以上都是人们借钱的用途，所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量的多寡对利息没有影响。然而由于人们出利息借货币，惜的实际上就是劳动和商品，所以劳动储备和商品储备的多少，对于利息必定有重大影响。要是商业扩展到全球，那末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确总是金山银海，所以说，低利息和货币多事实上几乎是不可须臾分离的。虽然如此，了解这两种现象各自产生的原理，以及区分哪是原因、哪是伴随结果，却至关紧要。不但如此，这种推测尽管有点离奇，但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却不免经常要用到，至少必须承认：除了通过实践来改进对这些问题的推理方法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供使用。这种推理方法在研究一切其他问题上是最为重要的，不过通常总是以最灵活最概括的方式来进行。

在有关低利息的原因问题上的这种错误见解所以流行，看来还有另一点理由，即存在着某些国家的实例：在采取国外征服的手段，突然掳掠到一批钱币式金银之后，只要这批钱币一旦扩散并逐渐渗入每个角落，则不但在这些国家本身，而且还在其周围的各国里，利息都将下降。例如，根据成加

（Garcilasso de la Vega）的记载，西班牙在发现西印度群岛后，国内的利息率几乎立即下降一半，从此以后，欧洲各国的利率也相继逐步下跌。又如狄奥尼修卷二所载，在征服埃及之后，罗马的利息从百分之六下降为百分之四。

面对着这样的史实，在征服国及其邻邦，利息下降的原因好象是不同的，但是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实例，我们却不能把这种结果理所当然地只归之于金银的增加。

在征服国里，当然可以设想，这批新获得的钱币会落入少数人之手，并攒成大宗的现金，谋求有保障的收入，或者置地，或者生息，不久，与工商业大发展时相同的结果就接踵而至，放贷者的增加超过了借贷者，使利息下跌；如果那些获得大笔现款的人，在国内找不到工业或商业，除了放债生息，再找不到别的办法来使用自己的钱币的话，那利息的下跌就越发快了。但是，当这种新增加的大量金银被吸收流通到全国之后，地主和暴发户照常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超过收入大肆挥霍；地主一天天债台高筑，暴发户则坐吃山空内囊告罄；这样，用不了多久，情况就又恢复原状；这全部货币可能仍在国内，并且通过物价的上涨让人感到它的存在；只是不再积聚成大宗金额或库存，借贷者与放贷者之间的比例失调还象先前一样，结果造成利息的回升。

因此我们看到，早在台比留时代①，利息又上升为百分之六（见科鲁迈拉卷三第三节），尽管没有发生什么事件把这个帝国的钱币耗尽。在图拉真时代②，意大利的抵押借款的利息为百分之六（见普林尼书信集卷七第十八函）；在俾斯尼亚①普通抵押贷款的利息为百分之十二（同上书卷十第六十二函）。如果说西班牙的利息没有回升到原先的高度，这只能归之于使利息下降的原因还在继续，即不断地在西印度群岛大发横财，不时地运回西班牙，从而满足了惜贷者的需求。由于这一外来的偶然原因，西班牙比之情况相反，商业和工业极不发达的国家，放贷的货币较多，也就是说，积聚成大宗金额的货币较多。

至于嗣后在英法以及其他没有金银矿的欧洲国家里相继发生的利息下降，是平稳而逐步的，只就其本身来考察，它并非来自货币的增加，而是来自工业的发展；在货币的增加尚未引起劳动和粮食的价格上升的间歇期，这种工业发展倒是货币增加的正常结果。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的假设上来，如果英国的工业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而大发展了（这种发展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虽然货币的库存量保持不变），那末上文所提到的一切后果未必都会照样发生吧？在那种情形下将会看到：国内人口的数量、商品量、工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都和原来一样，因而商人及其存货量也不变，也就是说，为商人所支配的、只用少量金银币所代表的劳动和商品量也不变；这只会对大车夫、搬运■及皮箱匠等有影响，然而却不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情况。所以很明显，尽管奢侈品、制造品、技艺等象目前一样地繁荣兴旺，勤劳和节俭之风盛行不衰，还一定照常保持着低利息；因为，就所有这些情况决定着商业利润以

① Tiberius，古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为公元 14—37 年。——译者

② Trajan，古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为公元 98—117 年。——译者

① Bithynia，古国名，在今小亚细亚西北部。——译者

及每个国家的借贷者和放贷者之间的比例而论，低利息是所有这些情况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