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商 业

人类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才智短浅难窥玄奥的庸人，一 类是出神人化超然物外的大智。大智固然凤毛麟角，为世所罕见，不过我以 为，他们的作用极大，他们的价值十分宝贵。至少，他们对问题能提供启发性的看法，或者反面意见。尽管他们本人也许无力作深入的研究，却为后人提供了研究这些问题从而获得重大发现的机会，只要后人的思路更缜密、方法更精确的话。要不然，退一万步说，他们至少是妙语惊人、不落俗套，即使理解他们的所述要花一番推敲琢磨，人们也还是乐意听一些新奇不俗的议论。如果一位作者只能提供一些人们在任何一家咖啡馆里酒后茶余都能听到的老生常谈，那么这样的作者实无可取之处。

才情浅薄的人，总是惯于低毁象大智那样具有真知的见的人物，乃至玄学家以及成一家言者；对于任何为他们那贫乏不开窍的头脑所不能理解的新东西，从来不会给予公正的评价。我以为，一种独具创见的一家之言，往往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根据来推定谬误；而凡是令人信服的推理总是极其自然、毫无矫饰做作之态的。不过，一个人在考虑如何处理某一具体问题，或者在政治，贸易、经济以及仕何人生大计等方面制订计划方案时，决不可能使他的根据总是那么尽善尽美，也不可能对种种可能的后果作过分深远周详的考虑。使他的推理不能成立，或者出现一种为他始料所不及的局面，这一类事情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但是，只要是对问题作概括性的推理，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断言：这种推理，即便是正确的，也永远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同样，还可以断言：庸才与天才的分水岭，主要就在于他们研究问题时所依据的这些原理究竟是肤浅的，还是深刻的。概括推理之所以显得复杂就在于其概括性，要在千头万绪纷纭繁复的具体问题中，把大多数人一致公认的普遍情况同其他枝节情况区分开来，或者说，去芜存真，概括提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决非易事。在他们看来，每个判断和结论都是特定的。他们既不能把自己的视野扩大到那些包罗万象的命题，也不能用某一原理提纲挚领地概括全部知识。他们一看到这种无限广阔的景象，便眼花缭乱、迷惘失措，而那些从中得出的结论，哪怕说理再明白透彻，似乎也变得扑朔迷离、晦涩难解了。但是可以肯定：普遍性原理，不论看起来有多么错综复杂，只要立论精当，言之成理，必然在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中始终流传不衰，然而在个别场合下不起作用也是可能的；而密切关注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正是哲学家的天职。在这里不妨进一步说，这也是政治家的天职，尤其是在英国的内政治理方面，公众福利——这本是，或者说应该是政治家的宗旨一一取决于大批事业的协同配合；而不象外国政局那样，取决于偶然的机遇，乃至极少数人的任性妄为。这样，就形成了具体思考与概括推理之间的区别，从而使微言大义、巧妙发挥更适合于概括推理。

在下文就商业、货币、利息、贸易平衡等问题进行探讨之前，先作这一

番引言，我以为很有必要；因为在这些讨论中，说不定会出现某种自出机纾的原理，而这样的原理用来讨论这样鄙俗的题目，未免有点儿过于精微玄妙。这些原理，设有谬误，任凭抛弃。不过，谁也不应该只因这些原理不同寻常而对之抱有成见。

一般公认，国家的昌盛，黎民百姓的幸福，都同商业有着密切难分的关系，尽管就某些方面而言，也可以认为彼此之间并无制约互赖的关系。而且， 只要私人经商和私有财产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较大保障，社会本身就会随着私人商业的繁荣发达而相应强盛起来。这一准则一般他说是正确的，然而我不禁想到：这一准则完全可以容许有例外情形，我们却往往毫无保留地全盘加以确认。有时，商业、财富以及个人的崇尚奢侈，并不能增强本国的社会实力，而只会起削弱本国军事力量、降低其国际声望的作用，这种情形也是可以见到的。见异思迁、反复无常，本是人类的天性，所以极易受种种不同观点、原理和行为准则的影响。一种东西，当你信奉某种思想方法时可能认为是正确的，等到你接受了另一套截然相反的观点态度时就会认为是谬误。

每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可以划分为农民和工匠两大类。前者从事土地的耕作，后者则将前者所提供的原料加工制成各种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和装饰品。人类一旦结束了以渔猎为生的原始状态，就必然立即分化为这两类人， 但是从事耕作的人最初要占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①。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经验的积累，耕作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土地的出产能够很容易地养活一大批较直接从事耕作的人口数量要多得多的人口，换句话说，即为工匠提供了更多的维持生命必需品。

如果这批多余的劳力从事通常称为奢侈艺术的那种精巧手工艺生产，那就为国家增添了生活的乐趣，因为他们为许多人提供了享受这种乐趣的机 会，要不然，人们就无缘结识这种享乐。然而，对于这批多余劳力的使用， 难道就无法提供别的方案了吗？难道君主就不会提出要求：把这些劳力隶属于他个人，利用他们扩充海陆军，扩大版图，增加领地，扬国威于海外了吗？ 当然，领主和农民的欲望和需求愈小，则其所雇用的手艺工匠愈少，因而土地的剩余产物可以不用来养活商人和工匠，而用以供养海陆军——这支军队的人数，比伺候满足个别人的奢侈需求的手工艺从业人员要多得多。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国家的昌盛似乎是与臣民的幸福相对立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多余劳力①完全不用于为社会服务，则这个国家决不会强盛起来。私人的安逸和方便，要求把这些劳力用于为他们自己服务。人总是要靠牺牲别人才能得

① 梅隆先生在其一篇论商业的政论文章中宣称：即使在当代，如果把法国人口划分作二十份，其中十六份是劳动者或农民，工匠只占两份，法政、神职及军事人员占一份，商人、金融家及中产阶级亦只占一份。这种估算法当然是很不正确的。法国、英国乃至大多数欧洲国家，有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而且即使是住在乡村的人口，也有一大部分是工匠，人数也许超过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① 指农民以外的劳动者，手工艺人。——译者

到自己的满足。正如君主的雄才大略必然要侵犯个人的安乐舒适一样，个人的安乐舒适也必然要削弱君主的实力，妨碍其抱负的施展实现。

以上的立论，并非只是一种不着边际的泛泛之谈，而是有历史和经验的事实可据的不刊之论。斯巴达共和国，其国力之强盛，在当时的世界上，在拥有同等人口的城邦中，确实是首屈一指的；这种局面之形成，完全是出于商业和安逸享乐的需要。在当时的斯巴达，希洛特人从事农业劳动，斯巴达人则是士兵或上等人。希洛特人的劳动显然无法养活为数这么众多的斯巴达人，如果这些斯巴达人过着舒服讲究的生活，从事各式各样的贸易和手工业的话。

在古罗马，也可观察到类似的政策。事实上，纵览整个古代史，都可见到那些小小的城邦共和国招募供养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其人数之多，就是今天人口为其三倍的国家也供养不起。据估计，当今所有的欧洲国家，其军队与居民人数之比，不超过一比一百。但是据史籍记载，在早期，仅罗马一城， 就在其小小的领土上招募供养着十个军团①以对付古拉丁人。雅典，其整个版图不大于英国的约克郡，却派出了一支四万人左右的大远征西西里。据修昔底德（Thucydides）卷七所载，老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elder）供养过一支常备军，计步兵十万人，骑兵一万人，此外还拥有一支由四百艘战舰组成的庞大海军②；但是他的疆域并没有超出锡拉丘兹城——约为西西里岛的三分之一，以及意大利和伊利里科姆沿岸的几座海港市镇和要塞。诚然，古代的军队在打仗的时候多半是靠掳掠劫夺作为军需给养的来源，可是对方不也是同样搞劫掠吗？劫掠，在一切所能设想的征敛手段中，是最具毁灭性的。古代国家军队人数之所以比现代为多，除了商业和安逸享乐的需要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理由。靠农民的劳动来供养的工匠，为数寥寥，因此就可以养活更多的军队。李维写道，在他那个时代的罗马，要想供养一支象当初罗马派出去征服高卢人和拉丁人那样的庞大军队，是难以办到的③。在奥古斯都时期，乐师、画师、厨师、优伶和裁缝，比比皆是，然而，象在凯米利时期那样，挺身而出为捍卫自由保卫帝国而战的公民兵，却几乎绝迹了；假定在这两个时期耕种的土地相等，土地的出产当然能养活同等数量的人口，不问其从事什么行业；但也只能提供维持生命之所需，仅此而已；这情形非但在奥古斯都时期是如此，在狄奥尼修时期更是如此。

写到这里，人们不免要问：君主们是否有可能倒退到古代政策的准则上去，因而就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全然不顾为臣民造福了呢？我的回答 是：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古代的政策过于暴戾，不太合乎夭

① 古罗马的一个军团约有三千至六千名步兵，辅以骑兵。——译者

② 见西西里的狄欧多卢斯卷七。这个说法，我以为，多少是有点可疑的，虽不能说完全不可信，主要理由是：这种军队并非由公民兵组成，而是由雇佣兵组成的。

③ 见李维卷七第二十四节。“我们现在为之操劳的”，他说，“只是增加财富和奢华”。

理人情，有违事物发展的正常过程。斯巴达实施的法律是多么独特，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奇迹又是多么辉煌，这是尽人皆知的。凡是尊重人性的人，都理所当然地对之肃然起敬。这种情形，在别的国家和别的时代，也是有的。要不是历史的证据是那么确切详实的话，人们或许会以为：这样的政权似乎纯系哲学家们伪虚构，只是他们的心血来潮、想入非非，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尽管罗马和其他古代共和国是依靠比较顺乎天理人情的原则来支持维系的，但由于一系列特殊情况的协同起作用，最终导致了这些国家惨遭覆灭。这一系列的情况是：它们都是自由城邦，又是小国，那是个烽烟不熄、大战连绵的时代，他们和所有邻国都长期处于交战状态。酷爱自由必然产生共和精神，特别是在小的城邦国家里；而每当社会几乎长期处于戒备状态，人们时刻听命于征召，准备为保卫祖国而赴汤蹈火时，这种共和精神、这种对祖国之爱必然有增无已。连年征战，使得每个公民都得过戎马生涯，人人都会轮到上阵出征；而在服役期间，基本上要靠自己养活自己。这种服役，的确等于是一种沉重的赋税，但是对于打仗上瘾入迷的人，却是感觉不到的；这种人打仗不是为钱财，而是为了荣誉和复仇，他们既不察稼秸之辛劳，又浑然不知什么是人生的乐趣①。不消说，在古代城邦共和国里，人们的财产是十分均等的，各人的份地都足以养活一个家庭，即使没有贸易和手工业，也是人丁兴旺。

虽然，对于崇尚黩武的自由民来说，他们之所以有时需要贸易和手工业， 其宗旨也许只是为了进一步增强社会的实力；不过可以肯定，在人类共同事务的进程中，却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趋势。对于人类，君主们只能按照他们的现状加以接受，决不能妄求以暴力强制人们改变自己的思想原则和方法。而要想产生那种伟大的革命，使人类事务的面貌起千姿万态的变化，则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个经历种种纷至沓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的长期演变过程。如果某一社会赖以维系的那一套原则愈是不太顺乎自然规律，立法者想要确立完善这套原则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愈大。在这种情势下，立法者最妥善的做法是：俯顺人心之所向，因势利导，提出为人们所易于接受的一切改进事宜。那末，工业、贸易和艺术就会按照事物发展的最合乎自然规律

① 古罗马人同其所有的邻邦长期处于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在古拉丁语中，hostis 一词兼有“外人”和“敌人” 的涵义。关于这一点，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以雄辩著称——译者）己有论及；不过他把这说成是前贤的仁慈敦厚，为了使措辞尽量温和起见，他们把”敌人”这一名词称为 bostis，使之兼有“外人” 之义。见《域外集》卷二。其实，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来看，倒完全有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人们极其暴戾凶残，遂把一切”外人”都看作”敌人”，因而一律用 hostis 这个称呼。而且，要一个国家友善地对待其民族敌人，或象西塞罗所描述的古罗马人那样对敌人抱有恻隐之心，也是不符合政策或人性的最共同的准则的。何况，我们从波里比乌斯著作卷三中所看到的古罗马人同迦太基所签订的最早的条约，证实古罗马人早期确实从事海盗活动，而后来又象萨利和阿尔及林的流浪汉那样，同大多数民族都打过仗，所以，对于古罗马人，”外人”和“敌人”简直就是同义语。

的进程，来提高君主的权力，增进臣民的幸福；那种导致国富民穷的政策乃是暴政。这一点，只要略加思索，是不难理解的，而且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懒惰和残暴的后果。

哪里的制造业和机械技术不发达，哪里的大多数人就得躬耕力田，从事农业；如果人们的劳动技能和生产情绪提高了，他们的劳动一定会生产出丰硕的成果，其数量将远远超过养活他们自身之所需而有余。既然他们不能用那部分剩余物换回那种可供他们消遣或满足他们虚荣心的商品，他们的生产情绪低落，也就下会有兴趣去提高劳动技能。懒惰的习性便乘虚而入，蔓延滋长，玫使大部分田地无入耕耘而荒芜。至于有人耕种的土地，其产量也因农民不肯尽心竭力而达不到应有的高水平。如果一旦因社会的迫切需要而使大量人力从事社会劳务，农民的劳动就无法提供剩余产物来养活这批人。农民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热情不是一下子能提高的。荒芜了的土地要好几年之后才能有收成。这时，军队只得或者仓促出动去进行暴力征服，或者因给养匮乏而解散，两者必居其一。因此，对于这样的民族，不能指望有正规的进攻或防御，他们的士兵，也象其农民和工匠一样地愚昧和低能。

世界上的每一样东西都要靠劳动来购买，人们的欲望则是劳动的唯一动机。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品丰富，机械技术发展，则非但农民、就连土地所有者也都把农业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兢兢业业，干劲倍增。他们的劳动所产生的剩余物没有白白浪费，而是用来交换人们为了享受舒适生活而渴望得到的那些商品了。这样，土地除了满足耕种者本身的需要，还提供了大量的维持生命必需品。在太平盛世，这种剩余产物用于养活制造商品及繁荣文化的从业人员。但社会也极容易把工业部门中的许多人转入军队，并用农民劳动的剩余产物来供养他们。就我所知，一切文明社会的政府，其情形就是如此。当君主招募一支军队时，随之俱来的是什么呢？征敛赋税。这种赋税迫使全体国民勒紧裤带减少维持起码生活的必需品。那些生产这类商品的从业人

员，要末入伍当兵，要末转业务农，从而迫使某些农民弃农经商。概而言之， 只有制造部门积存了大量的产品，社会可以对这种产品提出所有权，而又不致剥夺任何个人的生活必需品时，制造业才能增强国家的实力。因此，任何国家用于超出维持起码生活的产品越多，就越强盛，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人可以极容易地转入社会劳务。一个没有制造业的国家，尽管劳力的数量可能相等，可是产品的数量却不会相等，而且种类也不会一样。这个国家的全部劳动都用于维持起码生活，不容有丝毫的削减。

所以，就贸易和制造业而论，君主的强大和国家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结合一体的。强迫农民苦干，以求所生产的东西多于维持农民本人及其家庭之所需，这是一种残暴的办法，而且多半是行不通的。如果把制造品和商品提供给农民，那末他就会自觉自愿地这样干。进而你就会发现，要征收农民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之于社会劳务，是不难办到的。由于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农民会认为：这种做法，比起你如果一下子强迫他增加无偿劳动，还不

算太难以忍受。对于社会其他成员，情况亦然如此。各种劳动（产品）的储备越是充足，可以从中抽取的数量就越大，而又不致产生明显的变化。

在任何情况下，社会的粮食、布匹和武器储备，必须真正做到仓廪富足， 实力雄厚。贸易和工业名副其实地成为劳动的库存，这种库存，在国泰民安之世，旨在满足个人的安逸舒适；一旦国家出现紧急情况，也可部分地转化而应社会之急需。如果我们能把一座城市转化为一座坚固设防的军营，在每个人身上培养一种真正的尚武精神，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献身精神，使得人人勤王国事，奋勇争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末这种爱国热忱，正如古代所显示的那样，就足以充分激励发扬吃苦耐劳精神，使社会得以生存下去。在这种时刻，最好象军营里那样，废止一切繁文缛节，取缔奢侈享乐， 限制铺张排场，提倡节衣缩食，使粮秣充足，即使军队增加若干额外人员， 也可维持较长时间而无虞匠乏。然而有鉴于这些原则过于大公无私，极难获得人们拥赞，所以有必要用其他的爱好来影响人们，以利禄在于勤勉、技艺即是享受的精神来激励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军营配备着额外的随军人员， 口粮消耗相应地有所增加。总的一致仍得以保持，由于人心的自然爱好得到较好的照顾，非但社会、就连个人也都认为，恪遵这些准则是有好处的。

用同样的推理方法，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海外贸易的好处：既使臣民富裕幸福，又使国家国力强盛。对外贸易能够增加国家的产品储备，君主可以从中把他所认为必需的份额转用于社会劳务。对外贸易通过进口可以为制造新产品提供原料，通过出口则可将本国消费不掉的某些商品换回产品。总之， 一个从事大量进出口的国家，比起另一个满足于商品自给自足的国家来，其工业必然更加发达，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更讲究享受。因此，这样的国家既富足又强盛。就个人来说，这些商品满足了他的各种欲望和爱好。就整个社会来说，也获得了利益，凭借这种办法，更多的劳动（产品）储备被贮存起来，以应一切紧急之需；也就是说，一大批劳力被维持下来，随时可以转入社会劳务，而又不剥夺其生活必需品，甚至基本日用品。

稽考史籍，就会发现：在大多数国家，对外贸易总是为国内制造业的幡然改进鸣锣开道，并带来穷奢极侈的享受。人们对于听候选购的舶来品，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新鲜感，因而乐于使用舶来品，这种兴趣之浓厚总是超过了对本国商品实行改进的兴趣，遂使本国商品发展迟缓，即有新颖特色，也决不会引人注目。把那种在本国售价低廉、难以脱手的剩余货物，拿到土壤或气候不适宜于生产这种商品的外国去倾销，也是种利市十倍的生意。人们从而认识了享受奢华之乐，经商作贾之利；人们一旦开了窍，领悟到随机应变和惨谈经营的秘诀，就坚持不懈地进一步改进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每一个部门。同外国人做生意所产生的主要好处也许就在于：它使一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奋发有为，它也为这个国家里那些寻欢作乐的纨绔子弟展示了穷奢极欲的新天地，这种奢侈豪华的生活，他们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因而在他们心中唤起了一股追求为他们的先辈所未曾享受过的更美妙的生活方式的

欲望。与此同时，掌握了做进出口生意秘诀的少数商人，生财有道，大发其财；他们的财富已经比得上古代的贵族，惹得别的冒险家们眼红，因而也操陶朱之业同他们竞争。风气一开，竞相效法，各行各业，急起直追；于是国内制造业赶超外国，提高产品质量，精益求精，力求使所有国产商品达到尽可能完美的水准。经过能工巧匠的精心制作，他们手里的钢铁变得象印度的黄金和红宝石一样值钱。

一旦社会情况形成这种局面，那末，一个民族即使其海外贸易大部丧失， 亦不失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强国。如果外国人不乐意接受我们的某种商品，我们就必须停止生产这种商品。这批劳力将转向别的行业，致力于改进可能为本国所需要的其他商品。必须始终保证工匠们有加工制作的原料，以便让国内富豪人人都能充分享用理想合意的国货一一数量既丰富，质地又优良；然而这种情形却决不会有。试看：中国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之一，可就是它的商业很少越出本国的疆域。

我希望别人不致认为这是离题万里的废话，如果我在这里说：正如机械技术多多益善那样，负责生产这些机器的人也是越多越好。公民之间贫富过于悬殊，会使国家受到削弱。人人，如果可能，都应当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占有充分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基本的生活日用品。没有哪个人会不相信： 正是这种平等十分适合于人类的天性，它增进穷人的幸福，却丝毫无损于富人的幸福。它还使人们对于任何额外的赋税都肯踊跃交纳，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要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这少数人就得缴纳大量税款以供社会的需用。可是当财富分散在大多数人千里时，每个人肩上的负担也就轻了， 赋税就不会对各人的生活方式造成多大的差别。

再说，财富如为少数人所独占，这少数人必然掌握着全部权力，就会千方百计地把负担完全转嫁到穷人头上，一步步压迫穷人，逼得他们最终失去辛勤劳动的热情。

上述情形，虽尚不及载入史册公诸于世，却正是今日英国大大优越于其他国家之处。诚然，英国人也感受到了海外贸易有某种不利的一面——农产品价格高昂；这部分地是由于英国工匠的富裕以及货币充足而造成的。不过， 既然对外贸易并非专门注重于博取实利，则农产品价格事关数百万人的生计福利，自不应■铢必较，与民争利。只要百姓们对本国自由政府的治理无限爱戴，即此一端，亦已足矣，夫复何求。老百姓的贫困乃是君主专制的必然

（如果不说是绝对真实的话）恶果。可是，要是反过来说：老百姓的富裕是自由的绝对可靠的结果，这种说法，我怀疑，也不见得一贯真实吧。要获致这种结果，除了有自由，还必须辅之以特殊转折的出现和某种思潮的崛兴。培根爵土在论述几次英法战争中英国所获得的好处时说，主要是英国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较多的舒适和富足，至于当时两国政府的境况，倒是伯仲之间未见轩轾。如果农民和工匠惯于低工资劳动，惯于只获得自己劳动果实的一小部分，那末，即使在自由政府的治理下，他们也难以改善自己的处境、或

联合起来为提高自己的工资待遇而斗争。可是，要是在专制统治下，即使他们习惯于一种较为富足的生活方式，宫人也可施展种种鬼蜮伎俩，巧取豪夺， 把全部赋税转嫁到他们头上。

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老百姓的贫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物产富饶、气候宜人造成的；这种说法好象有点离奇，其实，这种怪论并非无稽之谈，其中自有道理。在欧洲大陆的这些偏南地带，由于土壤肥沃，农业是一种并不费力的技艺；一个农民只要有两匹劣马，一季的收成就可以向地主交清相当高的租子。农民所掌握的耕作技术，只是：一旦地力枯竭，就止土地休闲一年；凭阳光的热量和气候的温度，就足以使土壤的肥力得到恢复和贮存。所以这类贫苦农民对于自己的劳动要求不高，只求得一最起码的温饱。他们一无牲畜农具，二无财产，——那是非分之想；同时，他们永远仰赖地主的鼻息，而地主，既不给租约，也从不担心：这种拙劣的耕作方法会糟塌毁坏田地。在英国，土地是富饶的，只是粗糙点，耕种得花较高的代价； 而且，要是经营不善，采用一种要在好几年之后才能充分发挥效应的方法的话，就会造成歉收。因此，英国的农民必须有相当的农具和较长期的租约， 这样才能产生相应的收益。香巴尼和勃艮地①的葡萄园常常使地主获得每英亩高于五英镑的收益，却是由几乎家无隔宿粮的农民种植的，其原因就在于： 这类农民除了靠自己的双手和花二十个先令就能买到的小农具之外，不需要任何牲畜和农具。在这些国家里，农民的处境一般也还差强人意。不过在所有从事稼穑的人们中，就数畜牧业者最为逍遥闲舒。其原因亦同上述。人们的收益必须同其所付出的代价以及所冒的风险相称。当大量的象佃农和自耕农这样的劳苦大众处于赤贫的境地时，则不问这个国家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其他一切人也必定要分担他们的贫困。

关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也可提出类似的见解。试问：为什么居住在热带地区的人，一直技术落后，教化欠施，内政不修，军纪松弛；而少数地处温带的国家却始终完全免除这些弊病？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 在热带地区，四季常夏，衣服和住宅对当地居民来说不是十分必需的，因而部分地失去了这种需要，而这种需要却正是刺激一切勤劳和发明创造的巨大动力。需求促进入的才智。不消说，在任何国家，人们享有的这类货物或财产愈少，则人与人之间引起纷争的可能性就愈小，从而建立治安或正规的政权以保护捍卫他们免受外敌侵犯和内部侵害的必要性也就愈小。

① 均为法国地名，以盛产香槟酒和葡萄酒闻名于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