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色的战时政治工作者——唐亮

提起“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句响亮的口号，人们就会想起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唐亮将军。

唐亮，原名唐昌贤，又名唐昌明。1910 年 6 月 13 日生于湖南浏阳永和镇上街一个农民家庭。1929 年初，参加浏阳农民赤卫军；7 月，随浏阳工农武装参加支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战斗，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政治训练队学习。1930 年底，唐亮从政治训练队毕业后不久，担任了红八军第二师师委秘书，并当选为师委委员。从此，他步入了我军政治工作者行列，开始了长期的政治工作的实践和探索。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唐亮历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兼华东野战军第 3 兵团政治委员，第 3 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在陈毅等直接领导下，转战华东、中原等战场，认真贯彻中央和军委的方针政策，在领导和组织部队战时政治工作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模范政治工作者。”

在长期的政治工作实践中，唐亮把教育部队特别是高级干部认清斗争形势，深刻理解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完成作战任务的重大意义，作为达到政治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军事行动上的协调一致，增强胜利信心的首要任务来抓，使之成为夺取胜利的强大思想动力。

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1947 年 2 月，华东国民党军虽然在苏中、宿北、鲁南等战役中遭到重大打击，但仍在继续调兵遣将，攻势并没有完全被遏制。此时，国民党军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由其参谋总长陈诚亲自指挥，从南、北两线出动，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一死战。在南线，集中 8 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从陇海铁路东段至台儿庄一线，

分三路向北进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在北线，由其第 2 绥靖区司令官李仙

洲指挥 3 个军 9 个师为辅助突击兵力，从胶济铁路南下莱芜、新泰地区，实

行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于 2 月上旬定下决心，集中主力隐蔽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

唐亮不仅参加了这次鲁南战役决策的研究，而且还负责领导这次战役的政治工作。他要求部队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贯彻打运动战、打歼灭战的思想，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惜打烂坛坛罐罐，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消灭更多的敌人。各部队昼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形式，边走边进行战斗动员，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增强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华东野战军各部队在六七天的连续行军之后，紧接着进行了 3 昼夜的激战，将李仙洲集团 7 个师

5.6 万余人全部歼灭。这次胜利，加深了广大指战员对运动战、歼灭战重要性的认识，使原来那种“反攻反攻，反到山东”等消极、悲观、埋怨情绪一扫而光。

唐亮善于对政治工作研究，从实际出发来贯彻上级的指示。1948 年 2 月17 日，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连队普遍建立士兵委员会，以便使新式整军运动中的民主生活转向正常。唐亮和陈士榘学习总政指示后，认为这样做对连队建设很有必要，同时认为当时部队干部、战士的情况和红军时期的

情况已大不一样，再用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容易被误解。于是，在同年 3 月，唐亮亲自起草电报，向中央军委建议将连队士兵委员会改为革命军人委员会。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中央军委的赞同，并在全军实行起来。

1948 年 9 月，华东野战军进行济南战役。唐亮在这次战役的筹划和决策中，亲自起草了《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动员令》，提出了“攻打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响亮口号。这个提法，是野政工作组下部队回来汇报时，谈及某部一个班长在兖州战役后对下一步应打哪里的看法。善于吸取群众智慧的唐亮，把这个战士的看法加以完善，把战役目标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战役动员口号。由于这个口号深入人心，把当时参战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和支前民工都动员起来，化为巨大的力量，自觉地为实现这个战役目标而奋斗。攻城部队的指战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涌现出像“济南第 1 团”、“济南第 2 团”等大批英雄

模范单位和人物，第 3 纵队第 8 师师长王吉文，第 13 纵队第 37 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等数以千计的指战员为这次战役的胜利而英勇献身。打援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修筑了一道又一道的坚固防御阵地，使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 3 个兵团望而生畏，眼看着济南被攻陷而迟迟不敢北援。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不仅踊跃支援前线，还布下了天罗地网，捕捉零散潜逃的敌人。国民党军第2 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装成病人躺在牛车上，逃到济南东面的寿光县，又被公安战士查出捉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已逃至徐州以北离国民党盘据的临城（今薛城）不到 12 里路的地方，被我军

侦察人员捉获。第 2 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牟中珩，装成难民逃至离青岛不远的高密，被民兵捉获。由于参战部队和广大支前群众的共同努力，使“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变成现实，战役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瓦解敌军，溶化俘虏，争取、改造解放的国民党官兵，是唐亮做好战时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当时，部队战斗频繁，伤亡减员大，如何解决兵员补充，是保证部队持久作战的一个大问题。唐亮从战争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从解放区动员民兵、贫苦农民参军参战，难以满足部队大兵团连续作战的需要。他认为，应对自动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士兵，进行争取教育和改造，使大多数解放战士迅速地补充到我军部队，特别是经常保持战斗连队的满员，是保证部队能持久作战，加速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因素之一。为此，唐亮根据瓦解敌军的原则和军委、总部的指示精神，在 1947 年 1 月 2 日，即鲁南战役发起的那一天，主持制定了《山东野战军关于处理俘虏官兵的决定》，明确规定各部队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在经过短期的审查、教育，激发其阶级觉悟后，就可以补充部队。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在野战军政治部之下，设立了庞大的俘虏管理处，各纵队也建立了相应的俘管机构和临时俘虏管理机构，具体进行教育、改造俘虏的工作。当时，部队普遍采用诉苦教育的办法，来教育、改造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由于很多国民党军士兵是抓丁、抽丁被逼着来的，加之国民党军官兵不平等，打骂士兵、克扣军饷是家常便饭，因而很容易激发起他们的阶级觉悟。许多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通过诉苦教育，耳闻目睹，认清两种军队的根本区别，以替蒋介石卖命为耻，以当解放军战士为荣。这些被解放的国民党军士兵，懂得为谁打仗的道理后，纷纷自觉地掉转枪口，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勇敢地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因而解放战士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

源。鲁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成立了特种兵纵队，就是由解放过来的坦克兵、汽车兵，驾驶着缴获的美制坦克、吉普车、大卡车、奔驰在前线和后方的；火炮由解放过来的炮手操作、将炮弹射向敌方的。

1947 年 2 月，华东野战军取得莱芜战役的重大胜利，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瓦解敌军工作的成功。在莱芜战役激烈进行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国民党军第 46 军军长韩练成同华东野战军派遣至该部的敌军工作干部研究后，在李仙洲集团突围前放弃指挥，秘密脱离部队，不仅使原定突围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两小时，而且使 46 军在关键时刻因找不到军长，失去指挥，群龙无首，军心涣散，从而加剧了李仙洲集团的覆灭。

在那以后，华东野战军瓦解敌军工作继续取得新的成绩。在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率 1 个军两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在淮海战役中，何基沣、张克侠率

3 个半师举行战场起义。他们对这些战役的胜利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解放战争后期，唐亮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教育、改造俘虏工作又进行了新的探索。鉴于大规模战役持续的时间长，兵员补充要求的时限紧、数量多，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军士兵知道蒋军必败、解放军必胜的道理和士气愈来愈低的情况，于是将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先进行审查、再进行教育，然后才逐步补充部队的做法，到淮海战役时，改为随俘、随补、随教、随打。很多解放战士头一天被俘虏，第二天就参战，有的光荣负伤，有的英勇牺牲，有的立了战功。在整个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各部队稍加教育就直接补入部队的解放战士，在 10 万以上，加上解放区翻身农民参军，从而使部队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兵员，保证了连续战斗的进行。出色的俘虏工作，使华东野战军的兵员补充源源不断，愈打愈强，愈打愈多。在连续、紧张、激烈的战斗中，部队数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这在军队历史上是少见的。

唐亮把教育部队遵守纪律，作为战时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1947 年夏秋期间，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进到鲁西南地区，转入反攻作战。这个地区比较贫困，加之当年洪水泛滥，就地筹集不到粮食，而后方又运不来，部队供应困难。唐亮多次向各纵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们打招呼，要求他们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要教育部队自觉地遵守政策和纪律，决不能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决不能做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声誉的事情。他自己所在的领导机关，由于常常搞不到吃的东西，不得不饿着肚子来指挥作战。

同年 9 月底，唐亮随军跨越陇海铁路，进至豫皖苏边区，执行参加开辟中原解放区的任务。唐亮针对当时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普遍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土改政策，把土豪劣绅的财物分配给基本群众，要很好地调查研究，摸准情况，不能把中农当成地主、富农。这就避免和减少了过火行为。他还根据当时缴获比较多的情况，要求各部队认真执行“一切缴获要归公”的制度，领导有关部门将在河南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地缴获的物资收集起来，有的就地补充部队，还将不少汽油、炮弹等物资运送到黄河以北的后方储存备用。这些，对当时进一步发动群众，建设新解放区，进行大规模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群众称赞解放军是“仁义之师。”

1948 年 3 月，在洛阳战役前，唐亮特别要求参战部队，认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严格组织纪律，并作为对新式整军运动的成效的一次检验。各级领导抓紧检查督促，干部战士自觉遵守各项规定，因而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状

况良好。

1948 年冬，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一道进行淮海战役，部队进到新区作战。唐亮根据全国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要求部队树立主人翁的思想，认真遵守政策和纪律。他特别强调在新区城市，人民政权尚未建立，物资供应不便，生活习惯又不一样，群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的情况下，更要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9 年春天，第 3 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准备渡江作战，唐亮在抓渡江动员教育的同时，十分强调部队应遵守党的城市纪律和新区政策。他还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一道，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广大指战员进入城市和新区后必须遵循的事项，用简明通俗、易懂易记的文字，编成《约法八章》、《入城守则》、《新区农村工作手册》等文件，以第 3 野战军政

治部的名义，于当年 3 月印发部队。随着这些规定的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

对第 3 野战军顺利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和搞好接管，有着重要的意义。

1949 年 5 月上旬，唐亮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指示，在江苏省苏州市附近的木渎镇，主持召开接管城市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加强城市政策教育、纪律教育和城市生活常识教育。他根据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情况，特别要求各部队教育指战员爱护公共财物，保护人民利益，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谦虚谨慎的作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由于入城教育搞得深入细致，第 3 野战军各部队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纪律，宁肯露宿街头也不住民房，在花花世界的大上海做到“一尘不染”，涌现出不少“南京路上好八连”式的连队，赢得了上海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唐亮抓战时政治工作的成效，突出表现在广大指战员战时杀敌立功的行动上。华东部队的战时立功运动，早在 1946 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单位开展起来了，唐亮组织专人认真总结了立功运动的经验，在部队普遍推广，组织开展立功创模竞赛，由杀敌立功，到战勤各项工作都可以立功，发展到“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对作战和战勤成绩卓著的，采取群众评议、领导批准相结合的方法，评为战斗英雄、模范或立功。从而大大激发了指战员的革命荣誉感，人人以立功为荣，争取当英雄、当模范。从 1946 年到 1949 年中，

华东军区、第 3 野战军各部队共涌现出战斗英雄 1163 名，各种模范 2.7 万多

名，立功的 56 万多人次。立功创模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卓有成效，是华东部队战时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成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作战和各项任务完成的有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