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险些被活捉

这是一个真实的、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悲壮的历史故事，反映了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内部秘密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1949 年 4 月 21 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国民党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触即溃，45 万国民党军闻风而逃，他们曾经吹嘘的“共军要过长江，必然遭致曹操 80 万兵马下江南的命运”的神活，迅速破产。23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解放，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4 月 24 日，住在溪口的蒋介石，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惶惶不可终日。这天，蒋介石把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叫到跟前，给他交待：“把船备好，我们明天就走。”到哪儿去，他并没有说。蒋经国也没有问，因为他深知父亲的脾气，尤其是这个时候。于是，他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准备船只。同时，将自己的俄国妻子送往台湾，并着手处理后事，以便作永别大陆的准备。

翌日，蒋介石带领蒋经国一大早来到溪口北面的飞凤山，向蒋母墓地告别。然后离开溪口，乘车直奔象山港，登上早已停泊在那里的“泰康号”军舰。舰长黎玉玺请示：“开往哪里？”“到上海去！”蒋介石阴着脸脱口而出。

此语一出，惊得黎玉玺和站在旁边的蒋经国，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此时的上海危在旦夕，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直逼上海市郊，成包围之势。这时候去上海简直是送死！二人马上劝阻。但无奈蒋介石决心已定，执意要去上海， 亲自指挥“保卫上海”战役。

为什么蒋介石要冒险来上海督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看，上海是他发迹的地方，长期以来国民党政权一直受到江浙财团的支持，可谓对蒋有恩；从现实利益看，存放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外币、珠宝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尚未全部抢运到台湾，这是他将来继续反共的基础和本钱；从战略上看，上海是国际大都市，英美等国在上海有巨大的投资，可能由此得到他们物质、军事上的支援，使之成为国际问题，最后依靠国际的力量来解决。因此，蒋介石想作最后的挣扎，决心亲自到上海去督战。

于是，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听汇报、作指示，开谈话会，企图笼络派系， 重振军心，与共产党在上海“决一死战”。5 月 1 日下午，蒋介石在复兴岛团以上军官训话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嚣：“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都是完全做对了的。北伐，我们是在困难中进行的，排除了困难， 获得了成功。西安兵变，是我生平最险恶的一关，也是党国存亡的关键，这一关我们也度过了。抗战，我们没有来得及充分准备，以后外援又被截断， 那时处境多么艰难，然而经过八年奋斗，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现在， 我们在战略上遇到了一些挫折，但这是暂时的，你们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现在比起我们以往来，困难要少得多，大家要相信我，应当有充分的信心。”话虽这么说，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势如破竹，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是清楚的。

复兴岛虽然安全，但远离市区，有许多不便。蒋介石提出搬到市区去， 靠前“指挥。”蒋经国急得上火，劝阻说：“时局这样严重和紧张，市区内共党活动猖撅，危险万分，父亲怎么可以搬进去住呢？”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厉声说：“危险！你知道，难道我不知道！”蒋经国看父亲决意要搬， 也不敢违抗，只得搬到金神父路的励志社去住。但是，为了确保蒋介石不出

意外，不时地在复兴岛，或者军舰上过夜。

蒋介石搬进励志社后，每日找人开会，谈话，研究防务，紧锣密鼓地进行活动，为“保卫大上海”而煞费苦心。担任保卫蒋氏父子的国民党宪兵、特务也是戒备森严。然而，就在此时，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蒋介石周围张开⋯⋯

蒋介石到上海后的一举一动，很快引起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密切注意。三大战役结束后，上海解放指日可待。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上海地下党把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占上海作为战略任务，紧张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一天深夜，中共上海局统战部部长沙文汉（化名张登）身着便衣，秘密来到虹桥公墓，与等在那里的王亚文、张权，共同研究制订了一项绝密计划： 准备以张权为核心，在上海市区组织武装起义，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蒋介石父子予以活捉，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进城。沙文汉神情严肃地对王、张二人说：“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埋葬蒋家王朝的一项重大行动。”这次行动计划是：将刚从青岛开来停泊在吴淞口的一艘军舰的舰长争取过来，在黄浦江狭窄之处把军舰炸沉，封死蒋介石乘坐的“永兴号” 退出黄浦江的水路。然后，由张权亲率一部精兵，强攻北四川路警备司令部， 配合解放军，活捉在复兴岛上指挥作战的蒋介石。

张权，原名张寿棼，字栩东，1899 年 9 月 13 日出生于河北武强县张家庄，1917 年考入河北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后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攻读炮科。回国后任过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部上校科长，北伐时，先在程潜任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 6 军任第 19 师少将师长，后又兼任第

56 团团长，在击败吴佩孚、孙传芳的战斗中，张权立下了赫赫战功。1937

年，从陈调元部第 46 师上校参谋长调任陆军步兵学校少将研究员兼机关炮训练班主任。抗战爆发后，张权受命组建了国民党机械化装甲部队，被誉为中国战车防御炮部队的创始人。1941 年，晋升为国民党战车防御炮总队中将总队长，下辖 8 个摩托化团（相当于师）。在名闻中外的滇缅会战腊戍战役中，

张权所辖战车防御炮队配合中美两国军队作战，一天之内击毁日军坦克 40 余辆。因此被誉为抗日名将。抗战胜利后，就任国民党参谋总长的陈诚，下命撤销战车防御总队编制，张权被免职，成了一个空有中将头衔的闲人。到上海后，住在上海溧阳路麦加里 38 号一幢普通楼房里，过起了平民百姓的生活。

听说张权回到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组组长的王亚文，立即赶来找他。

说起王亚文，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名老党员，并且是一个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的颇具神秘色彩的人。早在 1924 年就参加革命，一直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做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1941 年，周恩来通过张治中将王亚文介绍给时任国民党战车防御炮队中将总队长的张权当上校秘书。王、张二人朝夕相处一段时间，结下了很深的友谊。现在，他被董必武派到上海来，主要是在沙文汉的领导下，做国民党上海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

故知再遇分外亲。张权见王亚文登门，紧紧握住他的手，热情地问候。王亚文听完张权对自己遭到蒋介石集团不公正待遇的叙述后，十分理解

他的处境和心情，说：“庆父不死，鲁难来已。蒋介石不仅要置你于死地，

而且把千百万中国人民拖进内战的深渊，使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们只有团结起来，与蒋介石专制集团进行斗争，才能救国家人民于水火，我们个人也才能找到新的生路。”接着，王亚文向张权分析了时局，指出：“蒋介石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维持不了多久了。国民党军政要员只有认清形势，脱离反动集团，向人民靠拢，才有光明的前途。” 张权听了王亚文的分析，深表同意，并且热切地希望能参加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

张权渴望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早在重庆时就有了。他曾在重庆与董必武的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救国要靠共产党，抗日要跟共产党走，做人也要做共产党那样的人！”这次谈话后不久，他就向王亚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当时，董必武指示，张权不加入共产党，比加入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对我们的工作更有利。因此，曾派王亚文向张权做说服解释的工作， 并以党的名义正式通知张权“共产党是了解你的，希望你在国民党军队中起更大的作用。”

旧话重提，王亚文马上答应向上海地下党汇报。同时，希望张权能在上海做好对国民党军的争取工作，在蒋介石心脏里埋下一批定时炸弹。张权神色庄重的接受了地下党交给的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

今天，沙文汉、王亚文和张权三人会面，就是听取策反工作汇报，详细制订上海起义、活捉蒋介石的行动计划。最后，沙文汉强调说：“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时机。我们要根据整个上海战役的进程而定，只有步调一致，相互呼应，才能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蒋介石必将为我所捉。”

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为实现这一计划，张权等人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日以继夜的工作。

在以后的日子里，张权根据分工，利用中共地下党为他争取到的“太湖警备司令”和“国民党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官”的合法头衔，周旋于国民党营垒之间，先后做通了国民党 51 军军长王秉铖、37 军 209 师师长方懋错、团长乐在中、原李延年兵团一纵司令李锡佑、182 师师长王挽危，以及机械化摩托团团长钟勉、机械化炮团团长刘钟泉等人的工作，他们表示响应起义。此外，国民党空军、海军的工作，特别是这次行动的重点吴淞口驻军的工作， 也已基本做好。

酝酿多日的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并活捉蒋介石的行动，很快就要开始了， 起义的枪声，即将在上海打响。

一天，沙文汉召集秘密会议，传达上海地下党决定：任命张权为上海市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委，郑振华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逐一宣布了具体计划。之后，沙文汉说：“解放军已兵临城下，敌人已如瓮中之鳖。据地下党得到的情报，蒋介石已于 5 月 7 日悄悄离开了复兴岛，听说随时可能回来。他叫蒋经国留在上海督战。由于陈仪和我党联合起义，被汤恩伯出卖， 蒋介石已对汤不放心，强令汤将家眷送往台湾作人质，汤恩伯随时可能逃跑。我们要抓紧时间，迅速组织起义，里应外合解放上海，能活捉老蒋固然好， 捉不到老蒋捉住小蒋也行，即使捉不到，也不要紧。我们的目的是加速上海解放，使这座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历史将记载下这辉煌的一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个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件突然出现，终于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5 月 13 日，按照事先约定，张权派自己的侄女婿、国民党虬江路仓库主任秦然轩，携带李锡佑将军的亲笔密信，去 找国民党 132 师情报科科长张贤， 并约请其见面。

李锡佑原是国民党李延年第六兵团司令部第三处少将处长，后来兼任其第一纵队司令。部队溃退上海后，第一纵队改编为 132 师，但李锡佑被免去

了司令职务。尽管如此，李在 132 师尚有一定影响。考虑到 132 师驻扎在江湾一带，在整个起义中处于重要地理位置，经李锡佑提议，张权同意，决定通过李锡佑的知心朋友张贤，把 132 师争取过来。

第二天早上，李锡佑和张贤在北四川路上的新雅饭店会面。张贤到后， 李锡佑先问了 132 师最近的动向，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明请他来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策动该师起义，并给他讲了当前的局势。对此，张贤不仅没有异议， 而且积极附和，表示答应。

15 日下午 4 时许，张权从吴淞炮兵司令邵百昌处做争取工作返回，刚走到麦加里弄堂口，就远远望见自家二楼阳台上，挂着一件耀眼的红衣服。不好！这是出事的信号。张权回身拔腿就走。可是已经迟了，早已守候在这里的一帮国民党特务，像虎狼一般猛扑过来，将张权抓住，推上停在那里的一辆吉普车，直送市警察局。

原来，昨天李锡佑与张贤会面后，又和负责 132 师两个营的梅玉藻、张贤见了面，布置他俩带部队起义的事。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两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回到师部后，感到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主动向师长邓朝彦告了密。邓大惊失色，立即报告了汤恩伯。遵照汤恩伯的命令，第二天，邓朝彦就派张贤带了 4 个特务，开了一辆吉普车，来到麦加里弄堂口守候。上午 8 时左右，他们在这里抓住了从张权家出来的秦然轩。然后又在李锡佑家里抓走了李锡佑。尽管张权家人发现秦然轩被抓后，在阳台上挂了红衣服报警， 但张权还是没能逃脱国民党特务的魔爪。

这一天，是预定起义的前一天。

历史的长河往往有着许许多多的迂回曲折，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张权、王亚文等人长期酝酿和准备的地下军起义，一次准备里应外合解放上海、活捉蒋介石父子的伟大义举，就这样功败垂成，令人惋惜地流产了。

张权等人被捕后的 7 天里，受尽了残酷的审讯折磨。张权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始终坚贞不屈，像青松一样巍然屹立。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他一字不吐；国民党军中爱国官兵的名字，他一个不讲。反而，向同室难友讲他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交往的故事，赞扬解放军的英勇善战。他说：“国事至此，我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鬼雄以击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能以死报国，是值得的。但如果我能活着了去，就要跟共产党走，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些肺腑之言，充分表达了张权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一个国民党将领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崇高的气节。上海地下党虽经多方设法，但仍未能营救张权等人出狱。

蒋介石听说张权要在上海举兵活捉他，气得浑身哆嗦，像输红了眼的赌徒，立即下令杀掉张权等人。汤恩伯一点不念及昔日老上司、老战友的情面， 终于下了毒手，亲自“核准”将张权、李锡佑枪决。

5 月 21 日下午 6 时，张权、李锡佑在南京路光荣就义。行刑前，国民党宪兵强迫他们跪下，他们不但置之不理，而且用尽平生之力，奋力高呼：

“胜利属于人民！”

“共产党万岁！”

这声音，犹如春雷，掠过长空，掠过大地，在上海市民的耳畔久久地回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