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四岁，记得最清楚的是“保卫家乡”

吴江平，1913 年12 月出生。

时年104 岁的老人，只能坐在轮椅上，别的记忆已经不大清晰了，只是还是在不断地重复“打鬼子、保卫家乡”，声音很有力量，和衰老的身体和意识相比，显得不同寻常。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见到他，能把战争年代的信息更加深刻地传递给我们。

吴老原名吴文燕，祖籍山东濮县十字坡南西牛桥村，自1964 年这里已经划属河南范县。十字坡因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而著名，水泊梁山在十字坡东南百里左右。这里的人们自古就有习武的风俗，男女老少都苦练武功，而且这里的人们豪爽、仗义、忠厚、淳朴。

吴家在西牛桥村是大户。吴的祖父吴允亮是当地有名望的地主，父亲毕业于济南优级师范学校物理系，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济南优级师范学校妇幼系，为人聪慧正直，祖上科考曾中第探花。

吴文燕有两个兄长和一个姐姐，因为弟弟少年夭折，因此在家排行最小。大哥吴文烈，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是山东济南著名的律师，后投身军界抗日。二哥吴文勳亦投笔从戎，曾在国民党二十九军任上尉军需官。两个哥哥对吴文燕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1. 幼年习武，师从武林高手

吴文燕家乡的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武，他也不例外。五岁时就开始学习少林洪拳，启蒙老师是山东省国术馆教师陈在显，一位非常有名的武师。

他在老师的指导下，每天都要压腿、劈叉、打拳，那个年月讲究尊师重教，山东又是礼仪之乡，老师的地位很高，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学生也因此得到更多的训练。吴文燕本人也非常刻苦，在这样的环境下，打下了深厚的武术根基。

国术老师陈在显也注意到这个孩子比较肯吃苦，悟性好，有武术天赋，便在吴文燕十一岁的时候，接收他到他自己创办的“俊英体育社” 学习训练，并传授了吴文燕少林拳术。

到了吴文燕读中学时，遇到国术大师窦来庚。窦来庚是近代著名的武术家，武当太乙门派掌门人中国武术名家高凤岭宗师的嫡传弟子，曾任山东省国术馆副馆长。窦来庚住在济南时，正好和吴文燕家住对门儿。

吴文燕萌生拜师求艺之心，加上一些武术界的名人，认为吴文燕是可造之才，竭力引荐，让还是中学生的他拜师成功。白天窦来庚工作太忙，就用晚上的时间传授吴文燕武当功夫，日复一日，学习了整整五年。

抗战爆发，国术馆人员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警卫武

士大队，窦来庚任上校大队长。1942 年，在与日伪军激战过程中中弹负伤，誓死不当俘虏，开枪自尽，年仅42 岁，抗日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2. 亲历“五三”惨案

1928 年，吴文燕15 岁时，济南发生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当时蒋介石正指挥国民革命军进行讨伐北方奉系军阀的北伐战争。当时的日本政府非常不希望中国被蒋统一，担心影响到其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计划，因此采取了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政策，巩固他们在东三省的特权，同时动用各种力量竭力阻挠蒋介石的武装力量北伐。

时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面对日本军队，南京政府采取了忍让退却的态度，蒋介石命令北伐军撤出济南城，再三叮嘱部队不可开枪，保持忍让，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吴文燕的父亲对于南京政府的避让政策十分气愤，他叮嘱孩子们，济南可能有一场大乱，不要出门，并打算如果形势严重，就把吴文燕送到北平躲一躲。吴文燕非常理解父亲的心情，在此之前他就和一个经常欺负、殴打中国孩子的日本学生交过手，狠狠地教训了他。

1928 年5 月1 日，国民革命军克复济南。5 月3 日，日本人先是毫无理由地开枪击毙一位赤手空拳的中国军人，打死北伐军的宣传员，然后就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他们看见中国人就开枪，还用大炮炸塌了济南城墙。蒋介石仍不让中国军队还击，派山东交涉署署长蔡公时与其交涉。残忍的日本人已经杀红了眼，压根就没有交涉的余地，他们将交涉署的中国外交人员捆绑起来，肆意毒打凌辱。蔡公时署长大义凛然与其严词

交涉，他们竟将蔡公时割去耳鼻。蔡公时满脸是血，仍大骂日军的禽兽罪行。日本军人又将蔡公时的眼睛、舌头挖去，蔡公时为国捐躯。交涉署17 名职员也全部被杀害。

随后，日军开始肆意屠杀，几天之内，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济南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案发生后，日方否认日军屠杀中国军民，并要南京国民政府道歉、赔偿、惩凶，于5 月11 日攻占济南。

15 岁的吴文燕目睹了这一桩桩血案，尤其使他永远难以忘怀的是他的一个小伙伴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在他的身边。当时他面对枪炮子弹，已经没有了恐惧，有的只是一腔仇恨。当时他就暗暗发誓，一定要为惨死的乡亲们报仇，一定要把日军赶出家乡。

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吴文燕的整个人生。当时济南城门由日本人把守，他们强迫中国人必须向他们鞠躬行礼才能通过，稍有不从，轻者打骂，重者杀头。少年吴文燕坚决不肯向日本人低头，从那一天起到日本人撤出他再也没有进过城。父亲担心倔强的小文燕的安全，将他送到北平大哥那里，直到日本人撤出济南城，才转回济南。

高中时，吴文燕就读以体育闻名的山东惠民省立第四中学高中部。当时他的同桌王泽民思想活跃，为人正直，已经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专门在惠民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但他们并没有发现王泽民，而是把目光放在吴文燕身上，准备对吴文燕进行抓捕。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立即通知吴文燕离开学校，还为他办理了毕业证书。吴文燕连夜离开惠民，回到济南。这次经历最后是虚惊一场，但却让吴文燕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从老师们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心中对共产党有了崇敬的心情。

3. 考入中央国术馆学习武术

高中毕业后，吴文燕希望能当一名飞行员，和日本人作战。他来到南京，想报考南京航空学校。他对自己充满信心，觉得自己身体条件非常好，可是哪里知道体检中查出他是色盲，不符合飞行员条件。但他考试成绩不错，被防空学校录取。

吴文燕很失望，觉得防空兵被动挨炸，不能赴前线主动御敌，所以没有去防空学校报到。临行前，他的武术老师窦来庚给南京中央国术馆教育长杨松山写了介绍信，举荐他的这位得意门生。吴文燕带着这封信来到中央国术馆，他琢磨不能白来南京一次，中央国术馆高手云集，可以趁此机会跟大师们学点功夫。来到国术馆一看，正在招生，他并没有拿出师傅的介绍信，而是按照规定参加考试，结果成绩非常优秀，被考官们大加赞赏，正式录取。

入馆之后，他有幸得到几位国术大师的传授，武功有了新的进步。而且国术馆纪律严明，早晚都要点名、唱歌，歌的大致内容是自卫卫国、强我种族、壮我国魂。这样两年的锻炼学习，使吴文燕不仅强健了体魄，还培养出军人般的坚毅品格。他不仅武术取得进步，在跑步、跳远、跳高等体育项目方面也成绩突出，1935 年被转到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学习。这也为他日后从事体育方面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退学加入二十九军，走上抗战第一线

日本人在1928 年制造了济南“五三”惨案后，又于1931 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三省。1932 年3 月，他们扶持溥仪，建

立伪满洲国，继而侵占热河，扶持傀儡政权。1933 年，日军向南推进，过长城，逼近平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1935 年，《秦土协定》在北平签署，日军迫使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大部分从长城以北移往长城以南的河北省，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的目的。

中国的前途和民族存亡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吴文燕也不例外。他虽然在体育学校学习，但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决心时常浮现在脑海里，只是当时他并不知道他该怎么做、做什么。直到有一次在济南返回南京的船上，和姐夫段君毅做的一次深入交流，让他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段君毅原名段尚乡，1931 年9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京分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2 年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1936 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大学首任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区区委书记。

段君毅告诉吴文燕，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上前线，他应该投身到抗日的战火中去，谁打日本人就投靠谁！当时姐夫段君毅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不能轻易暴露其立场和身份。只能暗示内弟投入抗战的队伍。段君毅本想让吴文燕到延安去，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已经到达陕北，但是他又很犹豫，去延安的路途凶险，条件非常艰苦，文燕家庭条件好，又一直在学校读书，于是考虑再三，建议文燕投奔二十九军。但这一席话对吴文燕后来去延安参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队伍起到了关键的激励作用。

二十九军曾在喜峰口战役中用大刀杀退日军，而且文燕的二哥吴文勋就在二十九军。因此吴文燕兴奋地接受了姐夫的建议，回到学校要求退学。但校长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并未批准退学申请。于是吴文

燕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不辞而别，一个人去北平投军去了。校长忍痛开除了吴文燕的学籍，直到1955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协会议上，两人再度相见时，校长对那件事情还很愧疚，他称赞吴文燕为学校争了光，因为在中央国术馆唯有吴文燕一人直接走上真刀真枪抗日的第一线。

5. 南苑战斗中，两位将军战死

1936 年初冬，吴文燕来到北平。当时北平的郊外驻有日本驻军，二十九军正在加紧备战。二哥见到他十分高兴，让他报名参加正在组建的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当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认为蒋介石成立的黄埔军校是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的。他成立军训团的目的是为培养西北军自己的军事人才。吴文燕到了以后顺利通过考试。军事训练团由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担任团长，负责政治教育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是我国著名的法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吴文燕被分配到第三大队即特种兵大队的炮兵科。第三大队长冯洪国是冯玉祥将军的长子，曾与蒋经国一起在苏联留学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副大队长朱大鹏（后改名朱军）当时是西北军的地下共产党员。朱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工程学院院长、海军政治学院院长，1955 年开国少将。这两个队长对吴文燕的革命人生影响很大。

军事训练团的驻地在北平的南苑，吴文燕在这里接受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和三个月的步兵训练。训练十分艰苦，简直不近人情，但却培养了学员们坚强的意志。吴文燕咬牙通过了六个月的基本训练，这时候已经到了1937 年6 月底，当时他们并没有想到，再过几天，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就将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将正式开始。

1937 年7 月7 日，日本军队向宛平城发起攻击，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日军聚集了更大兵力攻占了廊坊，开始准备向南苑大举进攻。佟麟阁副军长亲自坐镇南苑，并调赵登禹将军前来指挥战斗。日军利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先派了几十架飞机对南苑军营轮番轰炸，中国军队没有防空炮火，只能任其倾泻炸弹，二十九军的营房大部分被炸毁，很多精心修筑的工事被炸坏，包括吴文燕操练用的大炮，很多训练团的官兵当时就被炸死在阵地上。

当时的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十分简陋，和敌人差距很大，交战后，几乎被日军合围，我军伤亡非常大，也没有外部救援。军长宋哲元派人传达突围命令，为保存实力，命令佟赵二位将军率部突围，在大红门地区聚结。

佟麟阁将军当即命令放弃南苑，率部向北平方向突围。部队已经撤退到大红门地区时，天空忽然出现日军的飞机，开始狂轰滥炸，佟将军的枣红马被日军的战机识别，成了主要袭击目标，几番轰炸射击后，佟麟阁将军头部中弹，当场壮烈殉国，时年四十五岁。

赵登禹将军遭遇日军伏击，也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岁。吴文燕看到佟将军英勇战死的情形，他悲痛欲绝，却无力挽救，无能为力，只能执行命令继续撤退。军事训练团此次战役牺牲一千多官兵，全团仅余七百余人，子弹也快打光了。经商议大家决定改变方向，向固安突围。在突围路上又遭遇日军，交战后，与阻击日军形成肉搏，吴文燕虽有轻伤，但还是仗着武术功底，用大刀砍死敌机枪手数名，后成功突围。

6. 执行绝对机密的军事任务

“七七事变”后，吴文燕所在的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被改为七十七

军干部训练团，军长何基沣为人正直，对蒋介石一直以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反感，是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纲领的坚决拥护者，他认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在1938 年初，他秘密前往延安，1939 年1 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周恩来领导的单线联系的中央特科秘密成员。在此之前，他就计划采取行动，秘密改造旧军队。

1937 年10 月的一天，吴文燕突然接到命令，到军长那里接受紧急任务。何基沣军长说，现在国共合作了，需要派人去向共产党、八路军学习抗战经验。要将吴文燕等四人作为七十七军的代表派往延安学习，这是绝对的军事机密，对任何人也不能有丝毫泄露。与吴文燕一起接受这个特殊任务的还有上校团长胡文郁夫妇、中尉分队长王克恭。四人经过紧张的准备后，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吴文燕并不知道，胡文郁团长夫妇都是中共党员。胡文郁军衔最高，是他们四个人的领导。

吴文燕通过这段在二十九军从军、抵抗日本人的经历，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二十九军在和日军的交战中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对国民党越来越没有了信心。而从高中时起，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就一直在他心目中留下深深的印迹，加上他想起了姐夫段君毅鼓励他“谁抗日就投奔谁”的一席话，现在他有机会到当时的年轻人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内心非常激动。他们要去延安，首先到了西安。胡文郁告诉他们，在行动上决不能引起特务的注意，再想办法进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胡文郁的谨慎绝不是多虑，当时虽然处于国共合作期间，但蒋介石时刻没有忘记派特务暗中监视共产党的一举一动。他们观察了好几天，发现八路军办事处虽然表面看起来很清静，看不到国民党的警察和便衣，但门口的烟摊和人力车夫就是国民党特务。仔细观察后，他们穿着三十三集团军的军服，乘车来到八路军办事处，下车后迅速进入。

门口的特务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四个人已经安全到达。然后在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的安排下，四人换上八路军的服装，搭乘八路军运送物资的大卡车，终于辗转到达延安。

7. 在延安开始全新的生活

到达延安后，吴文燕等四人先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队第四大队学习。后来因他曾参加过二十九军军训团铁血剧团活动，性格外向，有文艺天赋，他被选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在鲁艺他如鱼得水，结识了当时很多中国文艺界抗日人士，同窑洞的室友就是我国著名漫画家华君武。虽然来到延安不久，但吴文燕却感受到这里和国民党军队的极大不同。在这里官兵一致、军民一心，他经常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最高领导人和老百姓亲切交谈，看到党的高级干部和普通士兵一起同甘共苦，这是以前在国民党军队无法想象的。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艰苦，但延安的军民们却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精神。

他如饥似渴地聆听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讲课，积极参加各项文艺演出，展现了他在文艺、体育、武术等多方面的才能，很快成为延安的一个名人。在1939 年的“五四运动会”上，吴文燕表演了拿手的太乙拳，还表演了刀法，引起满堂喝彩。

一转眼，夏天到了，天气很热，一些喜爱游泳的人们开始下延河游泳。一天中午，吴文燕和几位战友一起去游泳。吴文燕的水性很好，游泳中，崔嵬老师兼战友十分赞叹他的水性，并告诉他一直想跟他说件事儿。原来崔嵬刚听到他的名字，以为是个女孩儿。当时不少人到了延安都改了名字，就劝他也改一个。吴文燕说好啊，让崔嵬老师帮他起一个新名字。

崔嵬老师说：“你游泳游得那么好，在大江大河上如履平地，就叫吴江平吧。”

从此吴文燕就改名为吴江平。

8. 参加八路军，在敌后边唱戏，边与日军战斗

1939 年7 月，延安军民迎来“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日。毛主席在纪念大会上发出“到敌后收复失地，开辟和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号召。延安抗大、鲁艺学院等超过万名的青年纷纷报名奔向敌后根据地，去开辟第二战场。

为配合这次行动，音乐家冼星海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到敌人后方去》。鲁艺成立了一个军事团，吴江平这次也被批准去敌后，并任军事团排长兼军事教员。

1939 年7 月11 日，一支由文艺工作者组成的队伍离开了延安，踏上了艰难的开往敌人后方的路程。吴江平是队伍中最活跃的人之一。一路上为了提高士气，他不断给大家打快板、讲笑话，缓解行军途中的疲劳，大家都叫他“快乐干事”。部队行进十分艰苦，有时候要穿越碉堡林立的日本军队的封锁区，因此，队伍改了作息时间，白天休息，晚上行军。

部队行进到了同蒲铁路。这是一处重要关口，路的两旁是日军建立的一座座炮楼。部队过铁路，贺龙将军领导的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的战士们负责掩护，一架架歪把子机枪对准敌人的炮楼。在八路军强大战斗力的威慑下，炮楼里的日军没敢有任何动作，罗瑞卿总队长亲自指挥大家迅速通过铁路，要在黎明前赶到东边的大山里才安全。

战争年代，连续行军对作战部队的军人是一种挑战，对文艺工作者

更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有的女兵已经走不动了。团首长让两个男战士架着一名女兵一起前进，绝不让一人掉队。由于连续行军，大家的脚都磨出了大水泡，有的人的腿因为长时间走动，出现水肿，有的女兵脚肿得连鞋都无法穿上，只好用破布把脚包上，继续跟着部队走。

除了严重的极限疲劳之外，还有更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粮食没有水，行军进入山区之后走了几十里山路没见过一处水源，同志们嘴唇干裂、嗓子嘶哑，有的战士渴到不行了，就把路边的草拔起来吸几口水汽，有的同志开始喝马尿。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掉队，支撑他们的是坚定的信念，听毛主席的话，到敌人的后方去战斗，打击日本军队，收复失地！

吴江平觉得这次行军是他长这么大以来遇到的最艰苦的考验。一次渴得受不了的时候，吴江平突然发现一个非常小的水坑，连忙飞跑过去，里面的水非常少，而且污浊不堪。但他如同发现了宝贝，用水缸子舀了一点，刚要喝时，发现身边的女同学张铮渴得要晕倒了，就把水让给了张铮。张铮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位著名导演，导演了当年轰动一时的电影《小花》。

经过残酷的艰难跋涉，部队终于到达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地区，事后吴江平总结这次行军，“时经三月，路经三千，途经三省（陕、晋、冀）十八县，终于到达敌后，完成了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部队到阜平后，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亲自给吴江平治病，治疗他因炮弹皮受伤发炎的伤病。

在晋察冀根据地，吴江平先在联大文工团戏剧组工作，导演郭维、演员陈强等都在戏剧组。半年后他到联大文艺学院任教员，后成立少年儿童演剧队，又叫文九队，又叫小鬼队，吴江平任队长兼教员。文九队

培养出不少著名演员，当时演员田华在文九队，只有十二岁。吴江平被称为“孩子头”“快乐队长”。

虽然在敌人后方的战争条件十分艰苦，但八路军的文艺活动却开展得红红火火。吴江平和文工团的同志们一边一起随军参加战斗，一边在战斗间隙为战士们跳舞和表演节目，活跃队伍气氛，为八路军鼓劲加油。

由于日本军队的经济封锁，演出的条件十分艰苦，连一件正规的乐器都没有。文艺兵就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造各种条件，自己制造胡琴、板胡等。他们用洋油桶做了大低音胡，演奏效果很不错。演出中的化妆更是简陋，同志们只能用红土、黄土、大白、锅底黑来制造，尽管这样，每次演出都能起到引人入胜、激励人心的作用。

战争年代的演出活动充满危险，剧团跟着部队走，打过仗之后，八路军和民兵手持三八大盖枪分散在日本军队的炮楼前放哨，层层警卫，以防止日军突然袭击。演员们则在与日军据点遥遥相望的村头旷野，点起几盏大碗做的油灯，敲锣打鼓，为部队和周围各村的百姓演出宣传抗战的节目，这些节目以及勇敢的演出形式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和老百姓们战胜日本军队的决心。

9. 八路军中赵子龙

1942 年，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在日本军队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频繁“扫荡”和国民党军队不断进攻的两面夹击下，中共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也面临着兵力不足、战斗力不足等很大困难。

为此，党中央决定派人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利用当地的武装力量

组织一支队伍到延安去。这支队伍的任务是保卫延安，因此命名为延安留守兵团。在很短时间内，兵团就组建完毕。留守兵团在回延安时要带上一批人，其中就包括吴江平。随同留守兵团回延安的有四十多人，主要是作家、诗人、记者和文艺工作者，还有北平地下党的干部。文化界的名人杨朔、鲁黎、侯亢等都和吴江平一样，是1939 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从延安鲁艺来到晋察冀的。

这次奉命回延安的队伍中还有十一二位外国友人。自从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发起了太平洋战争，对美国宣战，美、英、苏联等一些西方国家成为日本敌对国。北平的一些外国人随时有被日本军队逮捕、杀害的可能。因此，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他们逃了出来，先到延安再想办法回国。

他们原计划赶到延安过春节，但是两次出发都在同蒲铁路封锁区被阻。日军防守得非常严密，为了避免人员伤亡，两次过都没有成功，部队只好隐蔽在平山县一带等待机会。到了六月份，上级下达了出发的命令，吴江平随着大部队悄悄来到距封锁线较近的地方。三年前从延安到晋察冀时，吴江平曾走过一次这条路。那时候就壁垒森严，但今天的同蒲线和那时候比简直就是密不透风。铁路方圆百里的地面上碉堡林立，铁路两旁密布着地堡、壕沟，铁路两侧被铁丝网、路障围得严严实实，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辆安装着重火力和探照灯的装甲巡逻车驶过。敌人运送士兵和装备的火车也不时通过，要冲破这条封锁线的确是非常困难。部队在距同蒲铁路不远的小村岳家沟停了下来，等待过路的命令。

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团长索立波（原名李波，蒙古族）的夫人苏力军正在孕期，因为连日颠簸，孩子早产了。战争年代出生的孩子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是忧虑，行军打仗带着婴儿是一件非常

棘手的事情。因为是在岳家沟出生的，团长索立波给孩子起名为岳娜，让她长大后记住这个地方。

部队出发的命令下达的当天，是小岳娜出生的第五天。部队兵分两路，一路骑马，一路步行。索立波负责指挥骑马的队伍，妻子苏力军有一匹马，但是因为刚生了孩子，身体非常虚弱，照顾自己都很困难，就别提抱孩子了。索立波要负责整个骑马队伍行军突围，不能只照顾自己的妻儿。何去何从？当时索李波想在当地找一位老乡家，把孩子先存放在那儿，可是这里是无人区，到哪里去找人家呢？索立波、苏力军焦急万分。这个时候，吴江平挺身而出，他对索立波说，“把孩子交给我吧，我带她迂回过封锁线，您带好队伍就行了！”索立波和苏力军激动万分，索立波嘱咐吴江平说：“好，孩子交给你了，但一旦有特殊情况，你可以随时扔掉她！”吴江平说：“放心吧，我在孩子就在，她是革命的后代，哪能扔掉！”

就这样，索立波用一条军裤把孩子捆在吴江平胸前，把吴江平的大背包交给苏力军，吴江平只背着一个干粮袋，向索立波、苏力军行了军礼，转身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中。为了能在敌人布防比较薄弱的地方通过同蒲线，步行的队伍在向导的带领下要绕行更崎岖的山路，而且是在夜里行进。一直走到半夜，天又下起了雨，路更加难走。吴江平尽量伏下身子，为孩子遮风挡雨，旁边的同志也不时帮一把。一夜急行军，到了天亮的时候，吴江平发现孩子没什么动静了，拍拍她，不哭也不叫，吴江平吓坏了，猜想她是太饿了，赶紧掏出一把炒面在嘴里嚼了嚼，然后把糊糊塞到孩子嘴里。孩子好像一下子有了精神，开始咀嚼炒面糊。吴江平这才放下心来。就这样，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行进，终于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封锁线。通过后也不敢停留，又走了一天多。索立波、苏力军带领的强行通过的

部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终于和大部队会合了，看着安全交回手中的孩子，夫妇俩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说来凑巧，另一位叫黄光明的团长的爱人过了封锁线后也生产了，生了一个男孩儿。这支回延安的队伍在行军路上增添了两个人。

部队继续前进，他们渡过黄河后经历千辛万苦到了绥德。王震司令员听到索立波介绍吴江平的事情后，握着他的手，称赞他是“八路军中赵子龙”。习仲勋称他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同行的外国人也经历了这次艰难的行军，看到吴江平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忘我地带孩子过封锁线，都感到很震撼。他们连连夸赞吴江平：“好样的，太不可思议了，您是英雄，八路军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

这些外国人到延安后，把这个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他们给两个婴儿起了名字，一个叫同蒲东，一个叫同蒲西，并介绍了吴江平的事迹。他们满怀激情地说：“同蒲东和同蒲西是在战火中诞生的八路军的后代，他们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八路军有了吴江平这样的英雄，八路军是永远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0. 在延安举办最简陋的运动会

1942 年7 月，吴江平回到延安。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都非常严峻，共产党控制的延安也处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生活和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在中央的领导下，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军民团结一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事最简单的种植和生产，解决现实的物质困难。

虽然当时生活困苦，物质条件极差，但党中央仍十分重视体育运动。吴江平在文艺和体育方面的特长让他很快成为骨干力量，回延安不久，就开始筹备以增强延安部队体质为目的的“九一运动会”。延安则成立了延安体育会，吴江平参加大会并聆听了朱德总司令的讲话。会上制定了体育会章程，选举了七位理事，吴江平成为唯一一位专职体育干事，负责体育会日常工作。

吴江平（后排左一）担任绥德地区文工团编导时与战友合影（1945 年）

为召开“九一运动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进行了逐层次的选拔，选拔出运动员1300 多名，项目有篮球、排球、田径、游泳和军事项目等。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次大会，朱德总司令亲任运动会会长，副会长是贺龙，总裁判是李富春。毛主席为运动会题词“锻炼身体，好打日本”。

1942 年9 月1 日，运动会正式开幕，朱总司令致辞说，大会的目的是更普遍地开展体育运动，大多数同志论政治、文化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水平，缺少的就是健康的体格。把身体锻炼好，就是为了参加战斗！运动会的比赛场地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田径比赛场就在延河岸边的沙滩上，游泳场地就是延河，虽然条件很差，但气氛非常热烈，部队官兵都非常开心。

吴江平代表党中央机关红旗队参加田径项目中的跳远和短跑两项。没有运动服，吴江平穿的鞋子是用破旧军衣编的，运动背心是用上级发的粗白布自己裁剪的。在百米短跑中吴江平取得了第二名，跳远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邓小平的堂弟邓自力百米第一、跳远第二，赛后他俩成了一生的好朋友、好知己。

“九一运动会”举行了六天，闭幕式很盛大。吴江平上台领奖，朱总司令亲自颁奖。奖品是边区粗纺的毛巾和自制的茶缸，虽然很简单，但吴江平却备受鼓舞，他下决心要在体育事业上多为党和国家做贡献，强身健体，保卫祖国。

运动会后，延安体育会又筹办了篮球、排球和足球联赛，这些赛事一直持续到初冬。在那个时期，由贺龙亲自组建、培养的一支篮球队非常著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些篮球运动员同时也是战士。他们行军时除了要背干粮、枪支、弹药外，还要背着篮球和篮球筐。打仗时，和所有的战士们一起参加战斗，战斗结束后，他们找棵大树，钉上木板、木板上钉上篮筐就开始训练。在行军途中短暂休息时他们也会练习传球、运球。进驻地后，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在月光下练习，无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因为运动员的刻苦训练，这支篮球队的名声响遍延安，大家都称之为“战斗篮球队”。有一次战斗篮球队和延安篮球队进行一场表演赛，成千上万的军民观战。忽然，朱总司令也一起参加了比赛。中间司令犯规了，裁判却不敢吹，比赛停止了。朱德擦了擦汗，对裁判说：“小鬼，你是裁判，要执法如山，谁犯规就吹谁，不能犹豫。我打了对方的手，

犯了规，就该罚球，不要因为我是总司令就哨下留情，这样可不公平。”

吴江平从头到尾看了这场比赛，朱总司令对裁判的评论让他终生难忘，成为他后来做裁判工作的准则。

11. 经历了两次婚姻

1945 年，抗战胜利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摆在了桌面上，一批批国民党接收大员奔赴各地接收日本人投降后交出的政权，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一定要抢占东北。一周之内，当时的延安抗战大学的成员基本都奔赴东北，吴江平的请求却没有被批准，因为他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

抗战大学文工团有一位从冀中火线社来的女演员叫王瑜。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冲击，精神受到刺激，生活起居都要人照顾。照顾王瑜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能让她平静下来。唯有和吴江平在一起，她特别听话，顺从地接受治疗。领导再三考虑，决定让吴江平担负起照顾王瑜的工作。吴江平尽管渴望去东北参加战斗，还是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安排。

出于在战争年代特殊的战友情谊，吴江平对王瑜尽心尽力地照顾，王瑜对他的依赖也越来越深。吴江平从心底很同情这个不幸的姑娘，加上青年男女在一起照顾起来十分不方便，吴江平决定和王瑜结婚，这样王瑜的病就可能快点好起来。这件事经过习仲勋书记、袁任远专员特批，习仲勋曾感慨地说，“吴江平是我们党的好人啊！”

两人婚后，刚开始王瑜略有好转，但当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开始对延安发动进攻，边区形势一度紧张后，王瑜的病情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

她一听动静就大喊大叫，向着有太阳的地方跑，因为她的家乡在冀中。组织怕她跑到敌占区去，决定让王瑜回河北老家养病，这样有亲人照顾会好一些，也解除吴江平的后顾之忧。

1947 年3 月，吴江平护送王瑜回冀中。他们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终于回到王瑜的家，把她交给父母。冀中军分区司令员是孙毅将军，参谋长正是索立波。索立波见到吴江平非常高兴，把吴江平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当即决定把吴江平留在冀中军分区的评剧试验剧社任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员。

王瑜回到家后，病情终于失控了，最后连吴江平都不认识了。吴江平十分痛苦，却无可奈何。他不幸的婚姻受到部队领导的同情，确认王瑜已无痊愈的可能，这样的婚姻持续下去会对吴江平很不公平。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婚姻关系的解除程序也很特殊，由领导批准，吴江平和王瑜解除了婚姻关系。吴江平也承认，这一段婚姻并无爱情，有的只是战争年代里对革命战友的最朴素的同情和怜悯。

1948 年底，河北辛集十一军分区实验京剧院成立，吴江平任党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当时束鹿县委书记郭强同志非常欣赏吴江平，觉得他能文能武，热情聪明，乐于助人。他也了解吴江平那段不幸的婚姻，想帮他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于是将本地姑娘康健介绍给吴江平。康健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是八路军一二九师385 旅的一位排长，在著名的百团大战山西娘子关战役中牺牲；母亲是村妇救会主任，中共党员，性格非常开朗。康健的弟弟也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一家人对日本人和国民党有刻骨的仇恨，对共产党八路军感情深厚。

康健当时年龄不大，只有16 岁，但已经符合当时婚姻法的要求。她为人朴实、忠厚、端庄，身高170 公分，十分能干。吴江平来到康健家

后，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从小就失去母亲，现在看到康妈妈那样热情、慈祥，仿佛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康妈妈对这个女婿也十分满意。于是当时这门亲事就定了下来。没过多久，他俩的婚礼在党委大院里举行。之后，两个人竟然共同相伴着走过了70 多年的风雨人生。

12. 进入体育界从事体育工作

1949 年4 月，吴江平调到保定市文联工作，任艺术指导部部长。在保定工作的几年，他很努力地推动当地的各项文艺活动，组建了保定曲艺训练班，还亲自到北京、天津选拔了四百名学生。著名演员村里、赵丽蓉都是训练班的学员。

1952 年春天，全国体育总会一纸调令将他调到全国体总工作。吴江平的人生道路又出现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政，百废待兴，无数国计民生的大事摆在党中央面前，但中央仍把体育事业的发展摆在优先的位置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亲自在北京召开会议，成立全国体总筹委会，从全国各地召集一批体育专业人才。吴江平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选中的，被任命为训练竞赛组组长。训练竞赛组有组长三人，组员中包括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奥委会委员董守义等三十多人，负责全国各项体育运动的训练和竞赛工作。

1952 年春天，毛泽东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个指示成为全国体总的工作指导方针。

为了迎接当时的亚洲冠军印度乒乓球队访华，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乒乓球选拔赛，吴江平担任国家乒乓球队第一任领队。国家乒乓球队虽然刚刚组建，但显示出非凡的实力，在与印度乒乓球队的比赛中取得全胜

的好成绩，震惊了亚洲乒坛。这场比赛之后，中国乒乓球队声名鹊起，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吴江平又带领队员到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巡回表演，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同时掀起全国第一次乒乓球运动的高潮。

1953 年11 月，天津举办全国首届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比赛大会，吴江平任大会副秘书长兼竞赛部长。这次运动会有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国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酷爱武术，武术被称为国术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国民党时期在南京设了中央国术馆，在各省也设了省立国术馆，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沿用了国术这一称呼。吴江平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在中国可以称得上“国术”的技艺有很多，比如“中医”“国画”。武术被称为“国术”不太确切，“国文”也改成“语文”了。而且新中国成立了，应有更明确的称呼。于是吴江平向上级请示此事，很快得到批准，从那时候开始“武术”这个称呼在中国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被认同和采用。

1954 年，吴江平获得北京市第一批国家级裁判证书、证章。在体委的日子里，吴江平精力充沛，工作热情投入，无论是做领队还是负责别的工作，都能尽职尽责地完成各项工作。他还受命参与了第二套、第三套广播体操、第一套和第二套少儿广播体操的编排、推广工作，这些体操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

13. 发现了世界举重冠军陈镜开

体委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经过反复斟酌，认为我国在体操和举重项目上有一定基础，决定组建体操队和举重队，组建完成后派到当时的友好邻邦苏联学习取经。

吴江平和另一位搭档陈风平担任体操举重队领队。在全国选拔赛上，解放军队广东籍举重选手陈镜开成绩排在第七名，按规定不能进入国家队。吴江平却从陈镜开的身体条件看出来他绝对是一个举重的好苗子，是不可多得的举重人才，只要训练得法，一定可以出成绩。吴江平多次找领导谈自己的看法，领导最终接受了吴江平的建议，陈镜开终于进入举重队，前往苏联学习。

1955 年5 月，吴江平带领中国国家举重队到达苏联莫斯科。在苏联期间，苏联举重教练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中国队员们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和科学指导。时间不长，队员们的成绩普遍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1956 年6 月7 日，苏联举重队来华进行友谊赛，我国派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举重队和上海联队。在这次比赛中，陈镜开第一次挺举125 公斤，高于全国纪录5 公斤。第二次要了133 公斤，超过世界纪录0.5 公斤。全场观众都屏住呼吸。第一次试举失败，观众们发出遗憾的声音。陈镜开抖擞精神又来到杠铃前，他动作连贯，一气呵成，成功了！陈镜开以挺举133 公斤的成绩打破了美国运动员温奇保持的最轻量级世界纪录。这是我国运动员打破的第一项世界纪录。陈镜开的出色发挥在当时全中国、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陈镜开后来连续十次打破世界纪录，是吴江平这个当之无愧的伯乐发现了这匹“千里马”。

14. 我周围的人都是好同志，没有一个叛徒

1966 年，一场涉及全国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影响到每个人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场运动中，吴江平和很多老干部一

样受到冲击。他被贴了一张“吴江平的黑线关系又粗又长的”大字报，抓住他和一些老领导的历史工作关系大做文章。面对这场风暴，吴江平保持着他一贯的豁达。他回顾自己五十三年的人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他克服了来自很多方面的干扰，依旧高高兴兴地上班，人们仿佛又看到了抗战时期的那个“快乐干事”。

“文革”期间，很多单位找吴江平调查情况，吴江平写的材料中，被调查的人都是好同志，没有一个叛徒。因此，一个人事保卫科科长说： “吴江平的政治觉悟最差。”吴江平的夫人康健被劝说，让她与吴江平划清界限，被康健怒斥。“文革”后期，吴江平到山西省留屯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

吴江平祖孙三代（2017 年）

“文革”结束，经受了十年动乱的国家开始恢复正常而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吴江平虽已年逾六旬，但精力依然旺盛，闲不下来。1980 年10 月，上海举行了国际举重邀请赛，在这次大会上，吴江平被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举重国际裁判员。从此以后，他不仅要执法各项体育重大赛事，还要到各地讲学，传授举重比赛的裁判规则和经验，为我国培养出一批国际级和国家级举重裁判。

15. 到了

新中国成立后吴江平的夫人康健专攻医学，成为一名儿科专家。她以中西医两种诊疗技能治疗儿童病症，研究自制了消化、泌尿、呼吸、神经系统中药处方五十三个。她曾任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儿科主任、教授，中西医结合专业组学术带头人等，被选入《中国名医录》。

吴江平离休后，依然保持工作和学习热情，从未间断过体育锻炼和养生。担任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气功委员、中国气功科研会功法会顾问等多项社会职务，到各地去做全民健身的讲座，表演和教授健身功。全国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这位老人的足迹。

到一百零四岁时，只能坐在轮椅上，身体开始衰老，一生中的很多很多记忆开始模糊乃至消失，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是他不停念叨的“打鬼子，保卫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