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目睹了剪妇女辫子的革命

1. 童年目睹了剪妇女辫子的革命

1916 年农历10 月16 日，刘克定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球溪村（现改属冷水江市禾青镇）。

克定的父亲刘汉益，幼年因克定的祖父在武汉经商获利，家道中兴，使得他有能力入学读书，在当时也可算作一位读书人。他一生谨慎，不参与政事，比较擅长经商，后来家境富有殷实，但一直粗茶淡饭，勤俭持家，一生遭遇两次厄运，万幸都平安度过。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秉性善良。

克定家兄弟姐妹共九人，大妹及九妹年幼夭亡。克定小时候体弱多病，母亲照顾不了三个小孩，就雇用了一个奶妈，专门带着克定。

奶妈婆家姓刘，是金竹山矿山里人，丈夫是挖煤窑的。奶妈家境贫寒，

有着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待克定很好，克定一刻也离不开她，叫她姆妈（湖北人叫母亲为姆妈）。她常带着克定走访亲戚，使他亲眼看到穷困家庭缺衣少食的悲惨情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对他成年以后不怕吃苦、能忍辱负重、不摆官架子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

那时候，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乡间土匪闹得很凶。为避匪患，克定小时候跟着父母去过汉口，住过新化城，也在宝庆城内住过一段时期。到了11 岁，便同大哥及叔叔一同上乡里唯一的高等小学，这所小学，设立在离球溪不太远的履福桥文昌宫内。

克定在文昌宫读书时，正遇着大革命高潮，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新化县党部已被共产党所掌握，遵路乡是由县党部派了一位名叫颜霁的青年，前来发动农民闹革命。颜霁住在文昌宫，经常向学校里的学生演讲，宣传革命思想，学生们便跟着他上街游行、喊口号，还动员妇女们剪辫子剪发，学生们都拿着剪刀，见到留有辫子和发髻的妇女，就去强行剪掉。

到了1929 年，克定13 岁高小毕业后，随同大哥去武汉读中学，才离开了这个家和故乡。

2. 当年老北京的很多情景，现在已经绝迹了

1934 年克定18 岁，他乘火车去北平求学，进了北方高级商业专科学校。这学校设在和平门顺成街，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一些东北的流亡人士集资创办的，课程有会计学、簿计学、银行学、企业管理、商事法及法学通论等。

初到北平，克定先逛了故宫景山。

北平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古城，也是当时青年学子们向往的地方。随着抗战的爆发，北平也成了救亡图存的学生运动中心。

刚到北平的时候，克定坐在人力拉的洋车上，经过许多大小胡同（巷子），家家是大门紧闭，清一色的两扇黑色大门上分别油漆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出了胡同，进入大街，才发现商店林立，市面也非常繁荣。让克定印象最深的，是街道旁卖酸梅汤的，使用两片雪亮的小铜片，相互抨击，发出强烈的音响，以广招来客。这种叫卖的方式，如今在北京早就没有了。

北平当时街上行驶的交通工具，只有洋车和有轨电车，没有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噪声很大，开动时车身摇晃不已。车厢首部下面安有铜铃，车一开动，司机用脚踩响铜铃，车便叮叮当当地往前奔驰。开车停车讯号，都是用哨音，由卖票人员吹响。司机听到哨音，就开车或停车。当时北平有一句俏皮话，如果有人说大话，就说他是老大娘赶电车-别吹，别吹。因北方老太太都是小脚，走路不能快，生怕车开走，就一面赶路，一面高声喊叫，别吹，别吹，意思是告诉卖票人员等她赶到，上了车再吹哨开车。

3. 读华北大学时，见到了清王爷后裔

1935 年秋，克定由商专毕业，想早一点投入社会工作，因此报考华北大学政治经济系三年级。入学考试科目只有国文和外文两门科目，题目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外文是一些中文短篇，要求译成英文或其他各国文字，克定被录取后，正式进了这所私立大学。

刘克定毕业于北平华北大学（1937 年）

当时北平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私立大学有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华北大学等，还有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和协和医科大学、意大利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以及利用庚子赔款创建的中法大学。

华北大学是西北军将领冯玉祥集资创办的。董事长是冯玉祥，校长是曾任冯的秘书何其巩，教育长是留英老博士、湖南湘乡籍的郑浩然。校舍坐落在西四羊皮市后街的一所大王府，当时的中国大学、民国大学都是利用清代的大王府作为校舍。因为只有王府地方大，房屋多，改作教室和礼堂都比较合适。

克定进华北大学时已经是民国二十四年，还见到过住在王府的那位王爷的后裔，身穿官服，乘坐一顶绿呢大轿，由四个人抬着出出进进。这在当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当时克定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法国的路易王朝和拿破仑王朝，以及沙皇尼古拉的后裔，都在外国设有机构，传宗接代，梦想有朝一日能回本国接管政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扶植溥仪去东北建立满洲帝国，也算是一例。

4. 被暗杀了的政治老师欧大庆

欧大庆是广东人，美国檀香山大学毕业，在国民党外交部当过司长，他教克定国际政治，当时他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下属的外交委员会专门委员。上课时西服翻领上挂着国民党政府颁发给他的彩玉勋章的勋标。他住西四榆钱胡同，嘱人在胡同口竖立起一块大木牌，上写着“车马缓行” 四个大字，表示这胡同里住有一位大官。

克定因写毕业论文，常去他家请教，发现欧大庆与日本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军事顾问樱井，以及松井石根、土肥原等诸多日本要人有密切来往。

1937 年，克定快毕业了，他忽然对克定说，外交委员会成立一个通讯社，负责发放华北方面的新闻稿，定名为《雷电通讯社》，英文名字《THUNDER NEWSAGENCY》，中文稿决定由克定负责初审，社长由他兼任，克定任副社长。克定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条好出路。想不到正在筹备期间，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局日趋紧张，克定决定放弃这个工作，携眷南归。

当克定去告别时，欧大庆说中日战争已不可避免，也决定不日离开北平，师生就此道别。

欧大庆离开北平后，投奔了汪精卫，后来两广沦陷，他又去了广州，与一些他在北平经常来往的日本高级侵华将领往来密切，谋求两广独立，成立一个南粤帝国，他自己做皇帝，皇冠龙袍都订制好了，只等待择日登基，但消息泄露，被汪精卫秘密派特工把他暗杀了。

5. 登报纸声明废止父母包办的婚姻

旧社会以早婚为荣。克定三岁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和邻村克定父亲朋友的女儿订了婚，那女孩比克定大半岁。1936 年春，她已经20 岁，当时克定因所创办的《群众周报》被当局查封，很多人因此被捕入狱，

克定侥幸逃脱，找到机会暂时回湖南躲避，克定母亲建议趁此机会给克订完婚。克定自己也想去看看那未婚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经媒人说妥，两人约在资江东岸她的舅舅家见面。

克定孤身一人赴宴，开席前，那位未婚妻从里屋走出来，为克定奉了一杯茶，急忙奔入内室，惊鸿一瞥，给克定的印象不深。席终人散，克定沿河回到资江西岸，想了很久。难道就和这位素昧平生的乡间女子共度一生？比较起克定在武汉和北京所交的女性朋友，感觉差距很大。

克定回到北平，在新化民报刊登了一则启事，依照当时的民法规定婚姻自主的原则，废止由父母包办的婚约，同时致对方家长一封信，请求谅解。信中说：“幸勿囿于乡风，而诎于世俗，遗子女以终生之疾，铸天下之唯一大错。”

1936 年秋，克定在北平与自己结识的女子叶宝绶结婚，邀请了朝阳大学校长石志泉先生证婚。

6. 从军后，进入了蒋介石任团长的战干团

1939 年秋，克定从湖南新化家乡去西安求职，正式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当时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三年，克定去西安投奔的是九十军。军长李文是克定婶母的长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和胡宗南是黄埔军校同学，开始一起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到后来南征北战一直没有分开过。胡宗南升任团长，李文就在他团里当营长；胡升旅长，李升团长；胡升第一师师长，李文升旅长，抗战时，胡宗南已是第8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34 集团军总司令，李文任九十军军长。

李文以他的名义给战干团代教育长葛武启写信，推荐克定去该团工

作。战干团委任克定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少校政治教官，时年23 岁。当时委任状是军委会颁发的，上面还有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副部长周恩来的木戳签名章。这是克定跨入国民党仕途的第一步。

西安战干团团长为蒋介石，副团长陈诚，团副蒋鼎文，教育长胡宗南，代教育长葛武启（中将），副教育长蒋坚忍（少将）。战干团实际负责人是葛武启，浙江人，黄埔二期毕业后留学日本，是黄埔系的高级政工人员，蒋坚忍是蒋介石的堂侄，黄埔四期毕业，原任中央航校副校长，因牵涉一桩经济案件，被免职，调来战干团任有职无权的副教育长。

战干团的学生来源，各省学生都有，有的是来自沦陷区，有的来自大后方，全盛时期，有团员、官员等一万余人。

1940 年冬，中央训练团党政人员训练班第十三期要求战干团派出五人受训，其中包括刘克定。

中央训练团是国民党中央的最高训练机构，文官县长、武官中校以上都要轮流调在这个团的党政人员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其目的是统一思想加强信念，一致团结抗日，另一目的是蒋介石利用这种关系，维护稳定各方面的军政人员。团长是蒋介石，教育长王东原，副教育长宋希濂。宋希濂是湘乡人，黄埔一期毕业，内战时任集团军总司令，被解放军俘虏，后被特赦去美国定居。

7. 同学蒋纬国

党政班受训时间一个月，课程有抗战纲领、战时财政、战时教育、民众组训、抗战形势，还有精神讲话，由蒋介石亲自主讲，冯玉祥也来

给克定他们讲过一次话。担任讲课的都是国民党的政要，孔祥熙讲财政，翁文灏讲经济，陈立夫讲教育，陈果夫讲民众组训，作战部长刘斐讲抗战形势，段锡朋讲抗战纲领。

克定这一期有两位著名的公子也一起参加受训，一位是蒋委员长的小儿子蒋纬国，另一位是考试院院长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长子戴安国。蒋纬国编在第一大队和克定同一个中队，他毕业自德国慕尼黑军校，是军人，分配在克定班上当班长。戴安国编在第二大队，他也是留德学生，是学工的，当时在昆明一家光学仪器厂任工程师，抗日胜利后，任中国民航局局长，国共内战结束后去了台湾，他比蒋纬国年龄大，在中训团受训时，每天晚餐后，都来找蒋纬国聊天。蒋纬国在中训团受训时，和克定都是24 岁，因在国外多年，没有加入党团组织。中队的训育员要克定介绍蒋纬国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给克定一份表，要他转交蒋纬国填写，这份表格是入团申请书。蒋纬国填写父亲的名字是蒋中正，母亲的名字填写的是姚怡诚。姚怡诚是蒋介石的姨太太，没有生育，抚养蒋纬国成人， 1965 年病逝于台北。

蒋纬国在中训团受训后，去胡宗南部队里当下级军官，经胡宗南介绍和西北棉纱大王西安大华纱厂总经理石凤翔的二女儿石静宜结婚。蒋纬国后来调青年军当营长，淮海战役时，他已升任装甲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后去了台湾，任装甲兵总司令。

关于克定和蒋纬国一同在中训团受训的情况，克定曾写了一篇《浮图关巧遇蒋纬国》的文章，回到战干团又写了一篇《中训团受训归来记》刊登在战干杂志上。《浮图关巧遇蒋纬国》一文于1990 年刊登在冷水江市文史资料第三辑。

8. 顶头上司胡宗南

1943 年冬季，27 岁的克定被委派为生产委员会调查处上校处长，从1939 年9 月进入战干团到1943 年冬整整四个年头，由少校升到上校处长， 1941 年还去重庆受过一次训，在当时沉浮不定的宦海中，算是很顺的。

战干团是胡宗南的反共大本营，他可以随时从战干团的学员和学生中选拔优秀青年，用于反共。有意思的是，他所选拨的优秀青年，绝大部分是地下共产党员，例如他的随身副官熊惠莘，共产党地下党员，清华大学毕业后，入战干团学员队受训，被胡宗南选中，留在身边工作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安部工作；胡宗南机要室有位译电员，是由战干团女生队选拔去的，她也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位从学员队选拔出来的陈忠经，1939 年就当上了三青团陕西省支团部的组织部长，后来升为书记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保送他去美留学，后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觉他是共产党工作人员，新中国成立后，陈忠经在对外文化联络部工作。战干团的经理处长汪维恒，他是胡宗南的小同乡，多年的老朋友，也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第一任财政局长。

刘克定在北平工作（1946 年）

1951 年大镇反运动中，克定在汉口街上遇见战干团政治部秘书孙适石，他是战干团的骨干分子，战干团的团务工作是由他负责的。克定当时很惊奇，跟他说，你怎么还敢在市内大摇大摆。他笑笑说：“你到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右首有一民生米厂楼上来玩就明白了。”克定去找到了他们。其间有他的妻子熊惠芝，她是战干团女生队毕业的，也是胡宗南的随身副官熊惠莘的姐姐，还有闻钟夫妇，以及闻的亲戚西安七分校的一位中校军官，另一位是武汉市共青团市委书记黎智，原本姓闻，和闻钟是亲兄弟。除黎智一人外，其余各人都是共产党派往胡宗南下属各单位做地下工作的。闻钟先在七分校当教官，后又来战干团当教官，和克定很熟悉，闻钟和黎智都是遭特务暗杀的进步学者闻一多先生的侄儿。

毛泽东生前评价胡宗南志大才疏真是入木三分，恰如其分。胡宗南的口号是“铁肩担主义，血手写文章”，也是战干团各队驻地大门口必定要书写的一副对联。但到了1949 年，他看大势不好，却临阵脱逃，匆匆乘坐飞机跑到了台湾，临走时下一手谕，他的所有职务一律由绥靖公署副主任李文代理。胡宗南去台后，任澎湖防守司令，1962 年病逝，终年64 岁。

9. 创建中北公司生产炸药

北平西郊门头沟矿区，有大小煤窑一千余家，采煤需要的炸药购买非常困难。抗战胜利后初期，从国外购进炸药还要经过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批准，才能从天津进口，于是克定和友人王弘义、江枫二人商量，合资创办中北化学公司，生产炸药，供门头沟各煤矿使用。王弘义任经理，克定当董事长。

王弘义是河北唐山人，清华大学毕业，留日，当时在北平前门外大栅栏开设一家西药店。江枫是福建人，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当时他担

任北平新生报经理。他的岳父李诚意，是时闻通讯社社长，兼新生报社发行人。

新生报是大型日报，当时是由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资助，后迁往台湾。

中北公司生产炸药的车间设在宣武门外白纸坊三教寺，由王弘义聘日本人大野武彦为技术顾问。大野是王弘义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同学，大野是学国防化学的，王弘义通过手续，从日侨管理处把他留用下来。另外有两名日本人，充当大野的助手。

中北公司刚开始生产时是利用战争时期留下来的黄色炸药，以及拆卸各种废旧炮弹从中取出的炸药，加以粉碎包装，浸腊，防潮出厂，成本低廉，一本万利，获利甚多。

1948 年夏天，由南苑机场运回一批照明弹，拆卸后把里面的药物堆放在密不透风的仓库里，气温很高，未及半夜，这批药物就发生了自燃现象，引起大火，将仓库厂房全部烧毁，一张姓保管员丧命。

当时宣武区警察局正要将此案移送法院，王弘义恐怕影响复工，就赠送局长一支很名贵的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出产的双管猎枪，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北公司炸药厂迁往昌平县龙山地区，正式生产各种工业用的爆破器材，直到1952 年，大野武彦回了日本，中国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为止。

10.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费用

1948 年，国民党政府决定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

四月份正式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组织了一个竞选团，其成员有秘书长萧一山、机要室主任李扬、新闻处长黄雪村、参议兼煤炭供应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仲华，还有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萧是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雪村是湖南人，广西大学毕业，被选拔在广西工作多年，他中学是在长沙省一中毕业的，和克定的好友刘元是同班同学。

当时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有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还有民社党的徐傅霖，以及李宗仁等，共计六人。这六人中，国民党占有四人，民社党一个，无党派一个。

4 月19 日，蒋介石当选“总统”，23 日“副总统”第一轮投票结果，李宗仁754 票、孙科559 票、程潜522 票、于右任400 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200 余票，初选无人达到法定票数。24 日再投票，李宗仁1163 票、孙科945 票、程潜616 票。4 月28 日第三次投票程潜得票太少，自动放弃，退出竞选。第四次投票，李宗仁以1438 票压倒孙科的1295 票，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

竞选“副总统”，不管成功与否，都要筹措一笔数字巨大的竞选费用。李宗仁的竞选费用，一方面来自广西，一方面来自北平煤炭供应委员会。1947 年冬，有一天克定在煤委会写公函，需要盖煤委会的关防（公章），管印信的潘秘书说，公章被刘主任带走了。三天后刘仲华来了，克定问他这几天有何贵干，煤委会的公章带回来没有。他秘密告诉克定，他去了天津，以煤委会名义和上海杜月笙财团签订了一份合同，以开滦煤矿的煤，换取杜的面粉，所得差价拨交李主任作为竞选“副总统”的竞选费用。当时煤委会的煤炭分配价低于市价50%，而上海的面粉运销北方按市价出售，也有大利可图。克定估计这一笔幕后交易所得利润最保守

的数字也在100 万银元以上。合同是以煤委会的名义签订的，克定是煤委会委员兼分配组组长，但合同内容克定一点不知道，合同也未见归档。

1948 年春，刘仲华约克定去南京，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捧场。四月中旬，克定应邀去南京，住中央饭店，一切费用都是由竞选团承担，据说李宗仁那次竞选，光包租的小汽车所耗用的汽油竟达四万加仑之多。

临近投票选举之时，克定见到程潜长袍马褂带着数位随员来中央饭店拜客（当时南京所有大饭店都有“国大代表”的包房）。程潜当时年岁已高，脖子摇晃不已，是因那次在西安主持西北军事会议时，遇敌机轰炸留下的后遗症。克定心想，人生在世，如过眼烟云，何必要以劫后余生，耄耋之年，来竞选这没有实权的“副总统”呢。

11. 北平从政后过上了奢华的生活，但转瞬即逝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克定由战干团上校政治教官兼生产事业委员会调查处处长转任华北宣抚使署咨议。后由社会局专员，调市政府参议，兼煤委会委员分配组组长。

1947 年，克定经友人画家李方白介绍，认识一位朋友李子鸣。李子鸣当时是以商人的身份和克定见面，他说计划利用日本人的新技术，生产化学酱油，成本低、利润大，因缺少资金，要求克定合资办厂。克定因当时中北公司赚了不少钱，就答应投资二十两黄金，克定当董事长，他任经理，创办了宏业酱油公司。

钱有了，政治地位也稳定了，生活也官僚化起来。他当时有两部汽车，一部是北平行营的卡迪拉克，是美国产的豪华车，七人座，因过时了，李宗仁又给买了一辆新的卡迪拉克，这部车拨交煤委会，由克定专用。

他除了煤委会给他的专车外，又自己购了一部四座的福特，平时乘坐福特，出城游逛或宴请宾客，就使用卡迪拉克，家属另有市政府分配的三轮车。家中用人一男一女，另有汽车司机一人。两艘自备的游艇放在北海公园，一匹蒙古马寄养在白俄的牧场里。

这匹蒙古马，是一位蒙古王爷送克定的，这位王爷有一次带一千匹马来北平发售，为了找一个有力量的官员做靠山，经过一位朋友介绍，把他带来看望克定，按蒙古的礼节，先献哈达，接着送他一匹蒙古马。这匹马在草地赛马得过第一名，速度赛过吉普车。克定把这匹马养在一个白俄开设的牧场里，后因寄养费过于昂贵，就卖给了香港跑马厅。

克定当时的衣着，也很讲究，西服长袍一应俱全，有一件大衣非常名贵，是从袁世凯的后代那里以20 两黄金买到的。那件大衣的衣领是海龙皮毛，据说是袁世凯称帝时，青海湖边的少数民族首领给他进贡的。价值连城，此种兽类早已绝迹。这件大衣的里子是全水獭，面料是礼服。说也很巧，穿过这件大衣的四个人，全没有好下场，第一位袁克定，是落魄的皇太子，第二位是克定，新中国成立后入狱，第三位是汉剧名演员杨少楼，英年早逝，第四位是汉剧名武生李雅樵，因赌博罪判刑六年，在武汉劳改队服刑。

克定那时官职不大，但权力不小，华北地区特别是平津两市的公用煤炭，都归他分配。煤委会的煤价，是按生产成本加合法利润规定的，比市价低得多。市民用煤并不由煤委会直接批卖，而是由煤委会批一总量交煤炭业同业公会，分配各煤店供应市民。机关学校团体军队等单位公用煤炭，全部由煤委会分配。

北方每年在重阳节以后，就要准备取暖用煤，届时申请冬煤单位逐渐增多，而克定总是姗姗来迟，不遵守办公时间，致使领煤的人员焦急

万分。一听到克定的汽车喇叭响，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刘委员来了，今天有盼头了”，克定后来想起这些事，为当时的无知深感内疚。

克定在煤委会工作三年，那时行贿的事并不风行，但请吃喝极为普遍，连美国人管理的燕京大学也不例外。每到冬季，燕大的总务处长必定请煤委会的委员们去燕大的宴会厅吃一顿美式西餐。请吃喝的都是大单位，用煤量比较多。因此，北平当时所有大餐馆、名酒店，克定都吃遍了。

北平是一个古都，虽然皇帝已经倒了，但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官僚习气依然存在，身着长袍马褂，见面时打躬作揖的大有人在。餐厅酒楼，每有先订酒席的，门口必有人侍候，问明来客身份，手持名片，大声呼叫，× 委员到、× 参议到或× 局长到，等等，克定开始遇到这种场合，很不习惯，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新中国成立后，克定才知道他们的宏业酱油公司，原来是为了掩护中共北平地下工委工作而创办的，因为克定那时乘坐的福特牌小汽车，挡风玻璃上有三张通行证：1. 北平行营；2. 北平警备司令部；3. 北平市政府。只要克定的汽车停在宏业公司大门口，无论军统、中统的特工人员，都不敢轻易进院内盘查，北平工委的同志就可安心商讨工作布置任务。

宏业酱油公司就是由刘仁领导的中共北平工委的地下工作站，刘仁在中共执政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

当时在宏业公司挂名的职工陆禹、马光斗、段新等人都是北平工委工作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陆禹任北京市副市长，马光斗任劳动局局长，段新任粮食局局长。

1948 年冬，华北局势剧烈变化，克定得知国民党要放弃北平，就决定携眷南行。由天津乘海轮去上海，转浙赣路回湖南新化家乡，结束了他在国民党从政十年的宦海生涯。

12. 父亲被土匪绑架了

1949 年秋末冬初，正当新化县处在共产党接管政权的前夕，城乡秩序动乱不安，邻近邵阳巨口铺一带，土匪蜂起，打家劫寨，一日数惊，甚至联合各匪帮，大举进攻锡矿山，掳人绑票。

克定家住在资水西岸，自备一小舟，每到夜深，全家老少上船，远离家门，停靠在悬崖峭壁之下，躲避匪患。

克定父亲因为在家乡小有名气，不敢在家过夜。那一天，去克定外祖父老家，找一佃户家寄宿，谁知土匪早有暗探追踪侦察。大约晚10 点左右，土匪直扑乡政府所在地，计划先抢夺乡政府的枪支弹药。那时乡长是克定的三弟刘文定，他听到犬吠声，立即起床，远望有手电光数道直射乡政府大门，知道土匪已到，立即从后门逃上山。土匪进入乡政府内，不但没找到枪支弹药，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知道走漏风声，不甘心，就直奔对岸码头。当时克定家人的小船就停靠在资江东岸，睡到半夜，听到西岸有喊渡船的急促声，隔河一看，火光一片，大家知道土匪已连夜下山抢劫来了，就弃舟登岸，分散躲藏在附近的山林里。

等到天亮赶回乡里才听说，昨夜土匪从佃户家把克定父亲给绑走了。家里派人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了解到一个人称刘瞎子的中间人可以联系到土匪，当时克定和大哥商量，大哥留在家中筹备赎人款项，克定通过中间人去和土匪谈判。

第二天一早，克定就孤身一人找到刘瞎子，经过反复谈判商议，刘瞎子答应帮忙找到克定父亲的下落。克定就住在他开的伙铺里，刘瞎子当夜就进山去了。

焦急的等待中，一直没有消息，克定就在巨口铺那棵大槐树下来回

徘徊。终于，几天后，刘瞎子回来了，说人很平安，要求克定亲自去匪窟和他们面对面谈释放条件，并承诺陪克定同去。

巨口铺一带是匪区，民匪不分家，当土匪在那里是不以为耻的，只要有熟人带路，大白天行走不需要保密，也没有危险。晚上克定和土匪见了面，他们都穿的短棉袄，系腰带，盒子枪藏在怀里。

谈判开始，他们首先要枪，第二要钱，至少一万银元。克定说枪是公家的，实在没有办法，但钱肯定是要给的，各位冒着生命危险，也是为了生活，迫不得已，双方无冤无仇，现在新化邵阳都已更替了政权，留着钱也没用，当然只希望把问题早日解决。

土匪中有人主张把刘克定扣押起来，可以多要赎金，克定强硬地回应说：“如把我留在这里，你们一分钱也得不到，我不回去，谁给你们去筹借款项，你们就是把我父子二人杀了，也无济于事。”

土匪也清楚时间不能再拖，解放军的剿匪小分队马上要进驻巨口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刘瞎子也从中协调，土匪做了退让，最后敲定一千元放人，另给刘瞎子一百银元酬金。临行时，土匪在水塘里捞了一些鱼，还宰了一只鸡，好好招待了克定一番。

克定回去筹借了1100 块银元，由克定家长工用一担小箩筐挑着，上面是稻谷，下面埋藏好银元，一同去交给了刘瞎子，让他连夜通知土匪派人前来取款。第二天克定父亲就被释放回来，那时克定的母亲、妹妹、侄女及妻儿都已来到村口等候，不做停留，就立刻一同乘汽车去长沙，再乘火车去了武汉。

克定父亲脱险不久，解放军的剿匪小分队进驻了巨口铺，捕获了匪首唐自德和开黑饭店的刘瞎子，将他们公审处决。住龙溪铺和土匪有联系的李作谋、李伯凡、李孝春、李宝生等也都被抓获，先后处决。一个

叫雷公民的匪首侥幸逃脱，后赴香港做苦工度日，幸免一死。

13. 创建的东湖矿药厂获得了特种经营许可

克定和北京的朋友王弘义商量，想在武汉成立一家生产工业用爆破器材的工厂，王弘义同意在设备和技术上加以支持。至于资金问题，请到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熊晋槐先生出面，由湖北省黄石市两大煤厂即源华煤矿和利华煤矿投资，在武昌东郊武珞路东岳庙旧址废墟上建立导火线工厂，取名东湖矿药厂。另外在黄石市成立雷管工作组，因源华、利华两煤矿都在黄石市，这两家既是工厂的投资人，又是爆破器材的专用户。雷管运输危险性很大，所以就规划为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对供需双方都有利。雷管工作组设立在黄石市后山的飞云洞，这个洞空间很大，洞前有大殿和偏殿，洞内可储藏成品作为仓库，但不幸于1952 年9 月份的爆炸事故中被毁。有了导火线厂，有了雷管组，最后在黄石市下游阳新县的伟源口设立炸药分厂，利用利华煤矿公司废弃不用的大批房屋生产各种矿用炸药，包括煤矿使用的安全炸药及炸岩石的硝化甘油炸药。

刘克定在武汉创办东湖矿药厂、青山矿药厂（1951 年）

克定创办东湖矿药厂申领开业执照，费了很大的功夫。首先请熊晋槐副主席出面介绍，去找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副部长周仓柏，由周副部长写信介绍再去重工业部联系。重工业部部长是刘杰，副部长王盛荣和曾志（陶铸的夫人），重工业部接到举荐后，通知下属的兵工局具体和克定商谈，中南兵工局局长是朱毅，副局长是著名劳模、国际上的知名人士、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得到他们二位的支持，在申领执照的报告上签了字，克定在领到了特种营业执照后，工厂得以开工。

14. 飞云洞爆炸事件

因飞云洞不在市区，公安局同意克定在这里生产危险物品雷管和炸药，并派一个班的武装警察长期驻扎警戒，禁止闲人入内。

飞云洞正殿内有观音庙一座，以及500 罗汉塑像，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就住在殿中。雷管组的生产人员不到20 人，就住在正殿外一栋两层楼的偏殿中，生产雷管在洞口，上面有岩石遮雨，比较安全，发生爆炸原因，并不是生产雷管引起的，而是因为省物资局修改一批美制硝化甘油炸药发生的。

湖北省物资局分配到一批美国杜邦公司的硝化甘油炸药，是由中央调拨过来的。据称，这批炸药是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失败后，由秦皇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就丢在海岸上不管了。潮起潮落，大部分受过海水浸泡受潮失效。

省物资局接收后，按废品处理，要求厂里加工干燥，酌量添加少量木粉，尝试恢复原有效能。

克定认为是一个干燥问题，但绝对不能在日光下曝晒，也不能添加氧化剂，但雷管组的技师蒋奇三不听克定的劝告，不但在强烈的日光下

曝晒，而且大量加配氯酸钾。

蒋奇三是江苏人，汉阳兵工厂学徒出身，没有文化，在兵工厂雷管车间当过生产工人，不懂理论，只知道制造雷管，由硝酸汞加酒精变成雷酸汞，再加氯酸钾就是烈性炸药，他以为只要加氯酸钾效力就很大，不知其中已造成隐患。

工会一位年轻的副主席刘云卿，劝他按照克定的指示，他不听。刘云卿又去黄石市公安局反映情况，克定当时在长沙和湖南省工业厅商订导火线供货合同，睡在旅社，夜不成眠，起床给工会刘云卿补写一封挂号信，请他力劝蒋奇三千万不要加氯酸钾。

1951 年9 月13 日，是农历八月，天气尚热，雷管组的人正在偏殿堂屋中学习、阅报，忽见室内一箱由蒋奇三经手加工改制的硝化甘油炸药起火，箱盖被冲开，楼上尚存有雷管10 多箱，未送入洞内储藏。慌乱中大家只顾逃命，顷刻间一声巨响，偏殿爆炸，引起正殿着火，正殿中尚存有多箱未加工改制的炸药和成品雷管，接着又一声巨响，正殿所有雷管炸药及半成品等全部引爆，顷刻间飞云洞全部建筑化为灰烬，山下源华煤矿所有房屋玻璃都被震破。

这次事故，没有人员伤亡，只有财产损失。经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个政法治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报请中南军政委员会，派兵工局副局长吴运铎前来处理此事。

事故发生后，克定接到电话就去了兵工局，约吴副局长一同前往黄石市，先察看现场，召开座谈会，由全组职工发言，详述事件发生的经过。认定工作组组长兼技师蒋奇三，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已被公安局拘留。

座谈会中，工会副主席刘云卿强调，这次事故应由蒋奇三本人完全负责，他不懂装懂，一意孤行，不听劝告，最终酿成大祸。克定和吴运铎

二人商议，由克定撰写一篇事故的起因及其经过，送交联合调查组，并转中南军政委员会有关各部，即公安部和重工业部。最后由黄石市法院作出判决：（1）判处事故责任者蒋奇三有期徒刑三年。（2）飞云洞房屋被毁，由东湖矿药厂迅速出资修建恢复开工。（3）飞云洞原有道士三人，老道士一人，继续为源华煤矿看管水源不被污染外，其徒弟二人，应由源华煤矿吸收为工人，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克定由于事前警告蒋奇三不得用日光曝晒，不准掺配氯酸钾，去长沙后，又给工会主席写了挂号信，因此对这次事故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免予追究。黄石市副市长任子衡，既是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又是东湖矿药厂的副董事长，监管不力，应做深刻检讨，这一事件由中南军政委员会上报政务院，行文全国，引以为戒。

15. 工作组进驻东湖矿药厂

1952 年春节后，克定为了在阳新县伟源口增设炸药分事，前往中南兵工局求见朱、吴两位局长。但这两位领导均因参加“三反运动”，正在写检查材料不能会客。克定只能怅然而返。

不久长江日报刊登一则惊人消息，中南公安部部长卜盛光，重工业部副部长王盛荣二人，因抗拒“三反运动”，被逮捕法办。克定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事业会受到极大影响，个人前途吉凶未卜。

果如所料，同年3 月初，武汉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派遣的工作组进驻了东湖矿药厂。他们头戴解放帽，背着行军式的背包，找到工厂工会主席，立即发动群众，组织工人纠察队，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克定不得离开经理室，坦白交代“五反”材料，并和外界断绝一切来往。

当时“三反五反运动”正在中国全面开展，所谓三反就是：①反贪

污，②反浪费，③反官潦主义。“五反”是：①反行贿，②反偷税漏税， ③反偷工减料，④反盗骗国家财产，⑤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运动开始后，不断召开各种大会、小会，批判和逼迫、要求检举揭发，克定写了近百张纸，交代各种问题，但都被说是鸡毛蒜皮，避重就轻，不符合工作组要求。

搞了两个多月运动，就停了两个多月的生产，最后抄了克定的家，把为数不多的金首饰都拿走了，账上的周转资金拿走了，剩下一个空架子，定为基本守法户。

与克定合作的那位北京朋友王弘义，生性倔强，在“五反运动中” 和工作组对着干。开批斗会，工人们控诉资本家是工人们用血汗养活的，要他表态，他说他清华大学毕业，留日回来，出资办厂，养活工人数百名，是他养活工人，不是工人养活他。又说五星红旗，中央一颗大星，是代表共产党，周围四颗小星是四大阶级，他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共产党的朋友，不是敌人，今天开大会批斗他，是极大的错误。

由于他抗拒运动，激怒了工作组，批判升级，后被判刑，送往塘沽盐场劳动改造，不知所终。

16. 在破旧的关帝庙里又建了一个炸药厂

东湖矿药厂从1951 年春开工，到1953 年年终停业，共计三年时间。停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工人获得了企业的管理权，资方完全失去控制权，纪律松懈，生产下降。伟源口的炸药厂，因厂址偏僻，失去管控的工人，夜间打牌赌博，白天不按时上班，克定妻子批评他们几句，工人们就说资本家反扑，要开大会斗她，吓得她当

夜自杀，所幸抢救及时，未酿成人命事件，因此克定下决心申请停业。第二，生产爆炸器材，本身就是危险性行业，如工人不听指挥，不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随时有发生毁灭性爆炸的可能。1952 年发生的飞云洞爆炸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申请停业报告，得到湖北省工业厅的批准，职工由工业厅另行分配工作，财产及善后事宜，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做出了合理裁决。

1953 年底，东湖矿药厂停业。克定考虑今后出路，只有利用会制造各种爆破器材的特长，凭技术生活下去，但不再当资本家，于是发起组织生产合作社，以合股经营形式申请执照。开始人员很少， 14 人全部是新化同乡，公推潘日升为经理，克定为技师，地址选定在青山区长江中一孤岛，名叫天兴洲，洲尾有一座关帝庙，年久失修，无人过问，大家就利用这破庙，修修补补，正式开工生产，取名青山矿药厂。

正巧武汉钢铁公司厂址选在青山区，1954 年冬开始进行基建，1955 年大兴土木，处处需要炸药，另外京广铁路计划改成复线，武圣关开凿隧道，芦山修建盘山公路，也都需要大批炸药。于是，青山矿药厂生意兴隆起来，亲戚朋友入股的人数逐渐增多。到了1956 年，私人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不由分说，青山区人民政府上报市政府，将工厂改名为公私合营青山矿药厂，拨归市化学工业局领导，调汉阳油脂化工厂保卫科科长朱洪胜为公方代表，潘日升为私方代表，克定仍为技师，职工人数已近100 人，另在天兴洲尾筑起防爆车间，生产烈性炸药硝化甘油炸药。

1957 年夏季，克定和公方代表朱洪胜正参加市化学工业局召开的生产会议，忽然接到青山公安分局电话，说天兴洲火药厂爆炸，要求大家迅速回厂处理善后。克定和朱洪胜二人赶回，发现洲尾新建车间已荡然无存，因事先设有防爆墙，所以没有波及其他建筑物，人员亦无伤亡。

青山矿药厂事故发生原因，据技术员潘志云反映，是由于收购的废炮弹炸药，在日光曝晒下所引起的。青山矿药厂这次事故没有伤亡，主要是作业区远离生活区，并筑有防爆墙，爆炸波直冲天空，弹壳破片被防爆墙挡住，但由于作业区内尚存有未拆卸的一枚水雷，引爆后威力过大，隔江鸡笼小镇街上百货公司的瓷器玻璃等商品全被震塌在地。另有一青年妇女，提一只鸡回天兴洲娘家探亲，青山矿药厂爆炸时，一块水雷破片，从天而降，击死她手提的那只鸡，她的手及身体却安然无恙，可谓不幸中的万幸，也是罕见奇闻。

由于青山矿药厂已经社会主义改造，属武汉化学工业局领导，在天兴洲事故发生后，化工局建议迁至汉口堤角外湛家矶，那里已经被城市规划局划为危险产品生产区。同时，市计委为了配合建设需要，也计划把青山矿药厂扩建，投资300 万元，在湛家矶重建新厂房，改名为国营武汉市矿药厂。原来出资入股的人，合理安排工作，资金不退，每年可领取股息。同时调武昌曹祥泰酒厂厂长来担任厂长，克定被化工局任命为工程师，被派往东北抚顺火药厂参观学习。

1957 年冬，克定从东北学习回来，路过北京，去重工业部联系原料调拨问题，听说有苏联专家已向国务院建议，为了安全考虑，爆破器材应由中央统一生产，地方小厂一律停办。克定回到武汉，将此事向计委汇报，计委遂要求暂时停建。

拖到1958 年春，中央号召开展全国工农业大跃进，武汉市党委下文，武汉矿药厂立即复工，克定和原青山矿药厂厂长朱洪胜同时得到通知，去化工局上班。不想3 月18 日，即克定上班的第三天，就被送进宝丰路监狱，最后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5 年，强迫就业7 年，共失去自由12 年。

克定进监狱以后，青山矿药厂复工，改称武汉矿药厂。由于工农业

大跃进，各方面都需要大量炸药，武汉矿药厂日夜加班加点，职工已达到一千人以上，业务由中央重工业部直接领导，同年4 月，为了保密起见，将武汉矿药厂改名为584 厂。

17. 被捕入狱

1958 年的3 月，正是江南的早春季节，乍暖还寒。18 日那天，阴雨霏霏，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汉口车站新成里13 号门前，走上楼来三个人，其中一人是便衣，两人穿白色警服，拿出一张逮捕证要克定签字。克定看案由一栏是空白的，便拒不签字，他们一面监视克定的行动，一面搜查房间，还撕开沙发背后的布套，认为里面还会藏有枪支和电台，把克定当成了反革命要犯。

小轿车带着克定直接开进了宝丰路监狱，在值班室里进行登记，登记表上有案由一栏，克定没有填写，值班的问克定为何案由不填写，克定说逮捕证上这一栏是空白的，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来。克定把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文化程度等栏填好，另外又把身边的财物如手表、钢笔存折等一一登记在册，然后由值班人把他送到楼上一间有6 个人的牢房里，并交代在室内不得和同室的人谈案情，也不能互报真实姓名和住址，只记住自己的编号，克定的代号是93 号，接着咔嚓一声，牢门落锁，从此克定就真正成了一名囚犯。

市检察院来了一位检察官，是一名中年男子，新化人，他对克定及其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他一面交给克定一份起诉书，一面按起诉书上所列各条对克定进行一次复审。起诉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列举克定在国民党执政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第二部分是克定在新中国成立后，创

办东湖矿药厂和青山矿药厂在经营中的经济行为。起诉书的最后部分总结是被告人在国民党执政期间担任伪职多年，是反动政府的骨干分子，一向与人民为敌，新中国成立后不知悔改，在经营中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本院以妨碍社会经济秩序罪提起公诉。

克定对检察官申辩说，新中国成立前担任的伪职在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时，已向组织上交代清楚；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企业的经济行为，已在“五反运动”中作了结论，定为基本守法户，免予法律制裁。检察官说历史问题交代了，不等于处理了；经济行为，“五反”中定为基本守法户，不是法院判决的，没有约束力。克定在新中国成立后，包庇逃亡地主刘汉益（克定父亲）、谢文会（克定姨父）、反革命分子刘文定（克定三弟）、曾唯（克定小学同学）等人，都是严重违法的罪行，应好好考虑，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向法院申诉。说完这些话就夹着公文包走了。

克定被市检察院以妨碍社会经济秩序罪提起公诉，在看守所等待法院复审判决。久等之后判决下来了，但判决结论却是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三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按该条例规定，凡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伪职文官乡长以上，武官连长以上的，都属于反革命分子。判决书下达后有十天的上诉期，克定考虑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10 年，官职不大也不小，不是主犯，也是帮凶，现在政权更迭，判五年有期徒刑还有何话说，也就放弃了上诉的想法。

18. 劳动改造中确实体会到了尊重劳动的含义

1958 年秋，判刑入狱的克定被集体押送到汉阳新生塑料厂接受劳动改造。

劳动改造首先是从事体力劳动锻炼，要求犯人挑砖装船。克定从挑10 块红砖下河装船开始，慢慢增加，一个月后可挑到20 块红砖下河，红砖每块重5 斤到5 斤半不等，20 块红砖，共重100-110 斤，当时克定42 岁，基本上达到了中等劳动力的标准。

体力劳动不到三个月，就调入车间从事化工生产，后担任仓库保管工作。塑料厂规模很大，仓库也很大，储存的原料达数百吨，由克定一个人保管，责任不轻，进料发料有一套完整制度，克定从没有出过差错，年年得奖。

聚氯乙烯树脂是一种同面粉一样的白色粉末，也是布袋包装，车间在使用时，一般都是粗心大意，倒不干净。克定回收包装时，每一个口袋，都仔细检查，重新抖一次，日积月累，被克定抖出来的余料竟达数千斤之多，年终盘点仓库，得到了表扬奖励。

克定参加劳动改造，是背着思想包袱的。从电影中、书本里，克定得到的印象是犯人就是奴隶，就是牲口，在劳动中挑不起的要你挑，扛不动的要你扛，挑不起扛不动，就用鞭子抽打。克定真正接受劳改后，发现共产党的劳改政策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首先在劳动锻炼中不施加压力，慢慢地让你锻炼，尽力而为。另一方面监狱管教和家属也参加体力劳动，和犯人一样，挑红砖下河装船，不过家属参加劳动是有报酬的，管教干部家属参加体力劳动，对犯人起到了安心改造的良好效果，使他们确实体会到了共产党所说的尊重劳动，劳动第一、劳动创造一切，不是一句空话。

大跃进时代，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浮夸风最盛行的时代，在农业上，出现了亩产稻谷10 万斤的奇谈怪论，这股风也波及到劳改工厂。只求数量不讲质量，厂里的酚醛车间出了数百吨不合格的绝缘板，全部报废。

厂内经常听到有报喜的锣鼓声，砖瓦厂不甘落后，成立了化工车间，有一次大张旗鼓地宣称，该车间试制成功了一种世界上少有的珍品“汙泥素”，比青霉素名贵得多，克定见他们抬着一坛所谓的汙泥素粗品（半成品待提炼），贴上一红纸喜字，敲锣打鼓，向厂部和政委报喜，据说原料来源丰富，是阴沟里的臭泥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后经有关部门核实，批评他们是在瞎胡闹。

1959-1962 年，三年大灾，全国粮食短缺，劳改单位的口粮由劳改农场保证供应。劳改人员的口粮，也是定量供应，每年评定一次等级，克定的口粮，评为每月42 斤，基本可以吃饱。有一次劳改人员在汉江边修水闸，中午送来饭菜，老百姓发现他们吃的是黄豆煮的大米硬稀饭，非常羡慕，问他队里还要不要人，也愿来参加劳动，劳改人员听了啼笑皆非。劳改人员想出去，老百姓想进来；劳改人员想自由，老百姓想吃饱。

克定在服刑的五年中，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通过体力劳动，增强了体质，治愈了多年的疝气病，五年中没有发生过病痛，他自己认为，主要是思想开朗，性格达观。晚年时常对别人说：“只要心中有流不尽的甘泉，就没有征服不了的沙漠。”

克定在改造中，有些事至今难忘。有一次去机井打水，塑料厂的车间主任也来了，克定自然让他先打，但他坚决不同意，让先来的克定先打。这位主任姓崔，山东人，是军人转业，他多次在战争中负伤，为人正直忠厚，从来不摆架子，他是管教队的大队长，兼任克定所在的塑料厂的车间主任。克定他们这些人都在他管教范围之内，如换一个人，摆架子还来不及，岂能让克定先打水，由这一件小事，使克定在监狱里体会到了做人的尊严。

劳改的五年时间，在克定曲折的一生中，是又一道沟坎，但迈了过去。

19. 刑满释放后，依然要留在农场

1963 年3 月18 日，克定刑期届满，三弟满怀期望地来塑料厂接他回家。想不到管教股长通知说，湖北省公安厅有单行法规，凡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刑满要留厂就业，刘克定属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干部，刑满只能留厂就业。克定当时思想非常不通，但在监狱逆来顺受也习惯了，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无奈地去农场就业了，随后过了七年不是监狱又似监狱的特殊生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欣慰的是克定躲过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假如当年回到了原单位工作，正遇着“文化大革命”，克定可能早就被造反派活活整死了。1958 年，克定创办的矿药厂改名武汉矿药厂，后又改称584 化工厂，克定的接班人阳昌球在“文革”中被打成重伤，于1980 年去世，克定却能健康地活至百岁。

湖北省的沙洋地区，是著名劳改农场所在地。那时沙洋地区，除农场外，还出现了许多配套的工厂和企业，碾米厂、木材厂等应有尽有。沙洋农场化肥厂规模宏大，远近闻名，还有建筑工程队，汽车队，船运队等。服务行业如餐馆，旅社、副食店、百货公司、电影院、理发店等，也应运而生，银行、医院、邮电局、新华书店等相继成立。沙洋小镇就这样繁荣起来，沙洋农场管理局就设在这里。

1963 年，克定被调来沙洋农场就业，首先分配在马良农场所属的采石厂，参加劳动。马良采石场，设在汉水江边，开采出来的石料，除自用外，可装船运销外地。这个单位的生产人员，是劳教分子和刑满释放的就业

人员。该厂主要工种是打眼放炮，这些都由有技术经验的正式工人担任，其他辅助工种，如运输石料下河、锤小石子，以及清理料场，炊事勤杂等多项工作，都由克定这类人分组担任。

克定因在汉阳新生塑料厂锻炼过一段时期，体力有所加强，被评为乙等劳动力，安排在运输组，配合甲等劳动力，共拉一部板车，运石料下河。采石场两周休息一天，上工时间还是按8 小时计算，各工种都有定额。厂内有食堂，下工后分小组学习，学习内容和文件由厂部安排，有事外出上街必须请假，不能随意离队，基本工资每月30 元，超额完成定额的酌加，完不成的照减，克定一向喜欢劳动，从不缺勤，每月都能保证完成任务。

克定在采石厂期间无意中曾立了一个特等功。有一天克定拉着空车回厂，途经一口大水塘，发现有一小孩在水塘中挣扎，眼看快沉下去了。克定急忙放下车，连衣服来不及脱，跳下水，把他拖出水面，带到岸边。孩子是附近村庄的小学生，刚学游泳。克定救出他后，又嘱咐以后切不可一个人单独下水。克定认为这是一件小事，回厂时没有向厂部报告。第二天，那孩子的家长写了一张大红纸感谢信，带着孩子，来采石厂寻找救命恩人，孩子认出了克定，就一同去厂部说明了经过。

第二天早起出工时，厂部召集全厂职工在厂内广场召开了表彰大会，表扬克定这次舍己救人的先进事迹，号召全体职工向克定学习。同年冬天，马良农场给克定记了一个特等功，还奖了克定一套全新的卡其布工作服，又作为劳动改造的典型进行了传播并教育大家。这位过去国民党时期的官老爷，通过劳动改造，获得人民政府的第一次奖励，省劳改局所办的《新生报》曾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经过。

20. 排成两队报数，单数去湖区，双数去山区

1966 年5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一直延续到1976 年。在这漫长的十多年里造就了无数悲剧。

“文革”一开始，沙洋各个农场就进驻了军代表，实行军管，宣布就业人员不准参与造反，应响应中央号召，加强学习，进行思想改造。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克定他们出工下田，都要整队扛着语录牌，一路高唱革命歌曲。不久，早请示、晚汇报也出现在农场，每天早上出工，傍晚收工，必须整队，站在队部墙上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前，敬礼，读语录，无比虔诚地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自己的私字一闪念，向他老人家请罪，心甘情愿地接受人民民主专政。

马良农场的生产者都是刑满后被强迫留场的就业人员，本身就背着一个很沉重的思想包袱，期盼早日解除内专（对内专政对象），恢复自由，回到社会中去，哪里还敢抗拒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0 年秋，一天早晨，队里忽然宣布，凡家住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人员，一律集合排队报数，单数和双数分列为两行，单数下放湖区，双数下放山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克定是双数。

克定下放的地点是罗田县农村，一切手续由护送的干部代办。就这样克定匆匆结束了在沙洋的七年就业生涯，从一个无形的监狱，送到另一个无形的监狱。克定在流放沙洋漫长的七年，度过了五十岁的生日，告别农场时克定一无所有，仅留下了一首生日有感的七言诗。

芒鞋踏破短长路，亡羊今始叹歧途。

五十年华尘与土，愿化春红迎鹧鸪。

21. 冒险走几十里山区夜路，就为了回到自己认为的“家”

克定下放的罗田县是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县，和安徽省金寨县搭界。

1970 年秋，克定乘农场的卡车，连人带行李，颠簸一路来到了罗田县三里畈区，由区政府分配去黄冈庙公社占子石大队第七小队落户劳动。这个小队位于大队部对面的高山顶上，地名王家榜，只有数户人家，是占子石大队中一个最贫困的生产队。

罗田县在群山中，正修建一座跨马墩的水库，动员全县民工十余万人，分批轮换去参加义务劳动。克定在下放王家榜生产队的当年冬季，也被派参加这项工程。任务完成后的当天，克定需要翻越几座山梁，越过几道河涧，挑着行李，步行七十余华里，才能回到占子石大队，这时已经黑夜来临了。又是寒冬腊月，阴雨连天，能见度极低，有人善意地劝克定当天不要着急回去了，就在生产队的队部凑合一晚，第二天再说，但克定归心似箭，回想起少小离家，负笈武汉，浪迹社会，历尽艰辛，失去自由也已十几年了，早已抱定四海为家的思想，单身度日，已成习惯。克定认为目前的家，不在北京，不在武汉，就在对面高山顶上的王家榜。下定决心当晚一定要回到这个家，于是挑着行李开始冒险翻山。

回程中，有的山路上有悬崖、下临深谷，白天走都很危险，晚上摸黑就更加难走，还好，有惊无险，这件事情克定印象非常深刻，事后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走了回来。

1971 年春，克定由山上的七小队调到了山下的第六生产队，这个队人口较多，有二十多户人家，地名叫熊家湾，名副其实，全村都姓熊。

“四人帮”打倒以前，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农民被管得很死，克定小队有位农民去黄冈长江码头拉板车，被民兵捆绑回来挨斗，说他走

资本主义道路。农民除了分到的一片小得可怜的自留地外，田边地角，甚至山坡荒地，都不准种任何作物。下放的地方都没有自留地，连克定在一偏僻的山脚下栽的一棵南瓜秧子也被区干部扯掉了；最后连喂鸡也受限制，每户不得超过三只，超过了要自动杀掉，叫作割资本主义尾巴。

22. 找到军区司令员帮忙，也没有解决谋生的户口问题

在“文革”年代里，上上下下仍以阶级斗争为纲。克定这些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想要在社会上找到一个正式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文革”之后，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离武汉市不远的金口镇，需要一批有文化有技能的知识分子，前往协助创办企业。

克定在武汉市经营东湖矿药厂及青山矿药厂时，曾结识金口镇管工业的吴书记。克定找到他，很快被安排在前进电镀厂主管对外业务的供销工作，月薪72 元，有了固定收入，克定就踏入谋生的第一站。

前进电镀厂，是地方政府为定居金口镇渔民家属及其子女创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前进渔业队的书记邹树海、大队长易洪茂，分别兼任这个厂的书记和厂长。当时克定的户口仍在罗田农村，“内专对象”要迁离下放地点，是非常困难的。

1974 年6 月14 日，金口镇革委会写好公函，交给易洪茂厂长携带，亲往黄冈庙公社，要求批准克定留在金口镇工作，遭到拒绝。之后克定找到584 厂长王凤山，他是一位老红军，经他介绍，去找他的老战友黄冈军分区司令员谢春林。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严寒日子里，克定乘长途汽车去黄冈，找到了谢司令员，他立即为克定给罗田县县长挂电话，要求迁移克定的户口。谁

知公社干部给湖北省军区写了封匿名信，告发谢春林为克定的户口开后门，谢春林受到了上级批评，此事也就作罢了。克定担心山区公社因此可能会找自己的麻烦，于1975 年春回到湖南新化老家另谋生路。

23. 古稀之年依然还帮别人建工厂

1975 年初，克定回到湖南新化老家，开始在南源区汽车修配厂工作，主要是为该厂采购装配汽车的零部件。他的户口通过新化县公安局出证明，转交罗田县公安局，直接办妥了户口迁移手续。当时农村迁农村，全国统一由县级公安局出具证明，即可办理。但农村迁城市，即所谓“农转非”就非常难办。克定最初迁来的户口，只能在农村落户。

克定的户口被安排在上渡公社九生产队，他在汽车修配厂的工资在第九生产队领。克定的劳动报酬，由生产队记工分，到了年终，按分值结算。当时该生产队的工分值，每月平均分摊不到10 元，克定由金口镇转来的工资证明，每月72 元，汽车修配厂照原数付给公社，克定每月损失工资60 余元。这对克定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但按当时政策，是无法更改的，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户口能迁入城市。

当年新化县城关镇新成立了一个电极糊厂，需要克定去承担一部分产品外销任务。克定于1975 年秋脱离南源汽车修配厂，迁居城关镇进入电极糊厂工作，由于户口在上渡公社，克定的工资仍不能自领，必须拨交该公社。

城关镇委唐书记为了让克定能在城关镇安心工作，就把户口迁入他的家庭所在地湖水公社。算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唐书记一句话，湖水公社对克定的事一概不过问，工资也可以自领，克定终于领到了应

属于自己的72 元的全额工资。

克定在电极糊厂一干就是10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克定被任用为电极糊厂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当时厂长是城关镇商界名人晏汉生。

正如克定搞火工品一样，长期从事这项工作，有了实际经验，又能从书本上获得一些理论和数据，两相结合，生产碳素制品，就成了克定除了火工品以外掌握的第二门技术。

1985 年，克定已进入古稀之年，过了退休年龄，娄底地区资江煤矿党委计划成立碳素厂，生产电极糊，招聘克定和晏汉生两人前往协助办厂，因此克定就正式脱离了新化电极糊厂，同时办理了退休手续。

刘克定夫妇与儿子于北京（1975 年）

其间，克定于1979 年去北京探亲，顺便去看望公安部政策研究办公室的黄萃英主任。她是克定妻子的幼年同学。克定咨询她有关户口迁移的问题时，她说按国家规定，劳改刑满人员原来户口在农村的回农村，在城市的仍回城市，如地方不按此规定办事，可以向公安部申诉。克定回新化后，给公安部信访处写了书面报告，经过漫长的等待，经政研室审批后，下达湖南省公安厅执行，通知城关派出所为克定上户口，终于恢复了他的城市户口。克定户口本上迁移原因，写的是“上级指示”，落户地址是青石街一号。克定有了城市户口，求生谋职的路子更加宽广，为了能定居北京，克定辞去了资江碳素厂的顾问职务，转而参加河南安阳市西郊碳素厂及山东新太市福利碳素厂两个单位的筹建工作，从1987 年开始，给这两厂设计厂房、安装设备、指导生产，直至生产出质量合格产品为止。

刘克定夫妇在北京（1979 年）

24. 二十年没有见面的妻子叶宝绶

克定的妻子叶宝绶，原籍武昌豹子澥，生长于北京。她父亲叶润民，早年留学日本，学医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后随黎元洪大总统在北京就任中央防疫处处长（中央防疫处后改称卫生部）。袁世凯篡权后，他在宣武门外大街自费开设城南医院，直至1928 年病逝。

叶宝绶的母亲王贞，北京人，1972 年，克定下放罗田时病逝。她兄弟姐妹共有6 人，弟弟叶先泽在台湾退休，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政府“总统府”侍卫官多年。

叶宝绶初中就读于北京市师范学校，后转学西单翊教女子中学高中部。1936 年和克定在北平结婚，当年她19 岁，克定20 岁，可算是少年夫妻，她二哥叶先金在武昌中华大学和克定同学，两人是通过这种关系认识的。

结婚后第二年，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克定夫妇携带初生的孩子逃离北京。当时平汉铁路已经中断，他们是从天津乘津浦路火车，先到南京，再搭乘英商太古公司轮船到达汉口。由于汉口亦遭敌机轰炸，又回到湖南新化克定的老家。战时逃难，一路辛苦，初生婴儿

刚到南京突患重症脑膜炎，送往南京著名的中央医院小儿科医治，刚脱离危险，就抱回旅社，中央医院随即遭敌机轰炸，病房大楼被毁，侥幸逃过一劫。

1939 年，克定在西安工作，她千里寻夫，经过四川时，正遇重庆敌机大轰炸，她背着两三岁的幼儿死里逃生，历尽艰辛，来到了西安。夫妻俩在西安共同度过了国难时期的6 个春秋，虽然天天有空袭警报，但还是平安地闯过来了。到西安三年后，她进了金城银行工作，家庭经济才日渐宽裕。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一家人又回到了阔别8 年的北京古都，克定已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用不着她去当小职员养家糊口了。但好景不长， 1948 年解放军到北平西郊，他们又一次带着儿子由天津乘海轮逃离北平，第二次回到湖南新化。

1950 年，全国解放，社会恢复了正常秩序，她在克定创办的武昌东湖矿药厂任出纳。1952 年东湖矿药厂停业后，她去了北京，在全国妇联做财务工作，而克定留在武汉创办青山矿药厂，从此一南一北，两地分居，长达20 年之久。

她在全国妇联工作时期的历届评比中，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妇联，虽是妇女组织，也在劫难逃，大小干部，有的挨批斗，有的被抄家，到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无中生有，上纲上线。遭遇最惨的，是妇联书记曾宪植，她在五七干校一次批斗会上，脖子上挂着亡命牌，上面写着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五花大绑，和一批判处死刑的刑事罪犯，一同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一阵枪声以后，她没有死，又被拉了回来，原来这是陪斩。在那特殊的岁月里，对待特殊的专政对象，采取了特殊手段。

叶宝绶在全国妇联搞财务工作，是一般干部，够不上当权派，但由于叶剑英、曾宪植夫妇，是她表兄、全国人大代表熊子民夫妇的老战友、好朋友，叶宝绶也和曾宪植平时比较接近，又兼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种种原因，她被停职反省，写了无数次书面材料都过不了关，最后送往西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干校是按军队组织生活，重活脏活，都由这些有问题的人承担。艰苦劳动造成她脊椎严重侧弯变形，后罹患骨癌，于1990 年11 月8 日癌细胞转移到肺部，不治身亡，终年73 岁。

25. 克定老人八十岁时的自述

俗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1996 年冬季，屈指算来，我已届80 高寿，属超龄老人了，在人生的旅途中，我搭上了末班车。

万物静观，弹指一瞬间，几十年岁月，就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消失，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那些寒山秋水、野风惊梦、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似乎远远遁去。可是监狱的阴影，依然是胸心中的重压，狱中的苦难，历历在目。

“受不完的蒙蔽，请不完的罪，流不完的眼泪，站不完的队。”感情支配理智，狂热取代思考，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也经过了这个不可思议的，长达十年的荒唐年代。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过浪漫主义的憧憬。1934 年我18 岁，初到北平，过着一种浪漫的大学生生活。在一只心爱的自来水钢笔上，刻上了几行小字，“人生不可不储三副血泪，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为。此三副方是英雄血泪，非复儿女情长，执手涕泣比也。”真是少年狂妄。但后来我真是按照这

三条原则，进入我的人生轨迹。

回顾一生，有高兴享福的日子，也有受苦受难的日子，我坐过牢，做过官，挨过炸弹，翻过船。提起翻船，那是1953 年的事，我所经营的东湖矿药厂“五反运动”后被迫停业。我从阳新县玮源口雇船装载我的行李、家具及书籍等回武汉。在黄石市广阔的江面上，遇到强大的风暴，船被打翻，我和船上的水手都被翻到江心。我一手抓着一件行李，一手扳住船的后沿，随波逐流，虽然到了临死边缘，但我人很清醒，我会游泳，估计我一时死不了。当时正是正月天气，还身着棉衣，时间久了也会冻死在江里，所幸黄石市水上公安局的救生艇开来了，把我们救了起来。

从这次事故中，我也悟出一些道理，生死只是偶然一瞬间的事，假如我那时心一慌，手一松，很快就会葬身于汹涌波涛之中。

回首前尘，正如我的间接友人姚雪垠在一首诗中所说，“我爱史诗彩色多，缤纷世事入网罗。英雄痛洒山河泪，儿女悲吟离乱歌。正看惊涛奔急峡，又随流水绕芳坡。丹青欲写风光细，不绘清明上汴河”。人的一生有逆境，有顺境，浩劫后的晚晴，刚刚呷出一点生活的甜味，说不定，又一次暴风雨接踵而来。我自然不能例外，就在这惊涛恶浪与流水芳波中，度过了我多变的大半生。

我能活到现在，不聋不瞎，耳聪目明，步伐轻盈，精神爽朗，一个绝招，就是数十年潜沉自敛，光风霁月，对世情看得很淡，把生死置之度外。有道是“死去生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能学孔老夫子在雨中歌唱的精神。过去的让它过去，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何种重大打击和挫折，都看成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一千七百年前的陆机（261-303）《叹逝赋》“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成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之能故”。

不错，河中流水，永远是新来的。一代一代的新人辈出，谁又能永远成为旧人而不逝去。生、老、病、死乃人生规律，所以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临终遗言，切切不可给他奏哀乐。

在人的一生中，遭遇着许多坎坷和不幸，是可悲的。但这正是对自己生活的赐予，假如没有经过这些坎坷与不幸，何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人世间的真善美，又何以能领略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深邃境界。

“亲落落而日稀”，

“友靡靡而愈索”。《叹逝赋》

刘克定九十华诞聚会（2006 年）

托末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人生天地间，譬如远行者，我搭乘的末班车已望见终点，“看蚯蚓翻泥，听细草的根儿吸水”，为期不远。少年衣食马牛走，奔波只为稻粱谋。一生漂泊无依托，衰老终年客大都。

晚年时，刘克定一直由孙子、孙女等陪伴，悉心照顾。2014 年，老人百岁时，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