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祥得像一本经书

1. 小时候学习英文和德文

1914 年，杨岫云老人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沙沟镇的一个小康之家， 父亲毕业于江苏警官学校，是当地警察局局长。

当年，时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一步步设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尊孔复古，废除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临时约法。 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远在中国江南鱼米之乡的江苏盐城，政治变革以及战争的阴影暂时没有影响到居民们的生活，大家在平静地过自家的日子。

杨岫云和先生朱亚杰结婚照（1937 年）

杨岫云的家庭比较早地接受了民国的新思想，没有像传统封建家庭一样给她缠足，并让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杨岫云获得了本县仅有的两个保送名额之一，进入了江苏省助产学校学习，毕业后成为一名助产士。当时，民国学校纷纷开风气之先，向学生教授外文，所以，在中学和助产学校，她得以有机会学习了英文和德文。直到103 岁，她仍能记得不少英文单词，也能脱口而出德文单词“Deutsch（德国）”。

1937 年，她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朱亚杰。二人的结合遵循了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与那些缺少感情只能“相敬如宾”的旧式夫妻不同，杨岫云说，她一看到朱亚杰就非常有感觉，有学者的气质，“他非常的gentleman（绅士）”。

在一张略有褪色发黄的黑白合影中，看到两位老人年轻时的样子。杨岫云身着高领浅色旗袍，留着一撮民国时兴的刘海发型，面容端庄清秀。朱亚杰身着长袍，五官笔挺。

朱亚杰出生于江苏兴化，与杨岫云同岁。在扬州中学读书期间，他接受了进步、科学思想的熏陶，渐渐生出了读书报国之志。当时，因为家庭经济日趋困难，家中曾劝他辍学返乡，而他却说：“只要供我上学， 家中祖产片瓦分田不要。”

1934 年，朱亚杰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在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与其他大学生一样，他也一边学习，一边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中。1935 年12 月9 日凌晨，朱亚杰同数千名学生走上北平街头，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作为请愿队伍里的交通员， 他骑着自行车穿梭于队伍中，即使城楼上的警察一齐鸣枪，一时人群骚乱， 他依然从容不迫地指挥大家前进。

夫妇二人相识的时候，全面抗战已经打响，北平迅速沦陷，江苏也成了战斗前线，一座座城池包括国都南京相继陷落。两人遂随清华大学向大后方撤退，并于1938 年在长沙结了婚。婚礼办得很简朴，两人只是买了一些糖果发送给亲朋好友。

2. 战争中，记忆最深的就是空袭

不久，武汉沦陷，日军向中国中部步步逼近。清华大学迁到了昆明， 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汇聚了一大批国宝级教授-朱自清、陈寅恪、胡适、闻一多、钱钟书、冯友兰……可谓“群星闪耀”。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很多后来都成了社会栋梁。

据官方统计，西南联大校友中共有173 人当选为“两院”院士。这其中就包括朱亚杰，他后来成了新中国著名的石化能源专家，在1980 年和1994 年分别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48 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中，全部81 位院士中，有27 人出自西南联大。毕业生杨振宁和李政道曾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颠沛流离的时代。

杨岫云年轻时

因经费所限，朱亚杰和同学们当时只能在土坯墙、铁皮顶的教室中上课，在茅草顶的宿舍里居住。在大后方，杨岫云进入云南省昆华医院，成了一名护士。关于战争，她记忆最深的就是日军的空袭。在昆明的几年里，空袭警报声接连不断，每当一短一长的汽笛声响起，联大师生就会往城外空旷的地方跑， 接着，飞机、炸弹就会“呜……呜……”地掠过。“那时很害怕炸弹。” 杨岫云说。

著名作家汪曾祺当年也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他写过一篇散文《跑警报》，生动地记录了那几年的情形。“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防空力量， 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 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他写道。

跑警报的时候，联大师生们穿过新校舍北边围墙的一个后门，过一条铁道、一条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古驿道，就到了山野。有些人会找一个坟头靠着，有些会钻进古驿道一侧的一片马尾松林，树下一层厚厚的干松毛，大家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仰望着“蓝的要滴下来的天”， 还能买小贩的零食。

在汪曾祺的笔下，“跑警报”虽然有些危险，但“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因为，“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 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夫妇二人的大儿子朱德政出生了。

当时的国民政府比较重视教育，蒋介石拨专款保证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所以，一家人能做到温饱无忧。“不能算好，也不能算特别差”， 杨岫云说。对于战争中的普通人来说，这样就很能让人满意了。

毕业后，朱亚杰先是被分配到了江西一所学校教授化学，后又经朋

友介绍回到昆明，一边从事化学科研工作，一边备考留学，希望能够延续自己的求学梦。

抗战结束后，他以冶金专业榜首的成绩，考取了国民党教育部公费留学，赴英国曼彻斯特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研究生。1949 年，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默默地把驻英使馆撤走，第三年的学费没了着落。朱亚杰只能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愿望，半工半读受聘于英国西蒙卡夫化工厂设计公司，任副工程师。翌年，聘用期满，公司赏识朱亚杰的才华，许诺高薪续聘十年，并承诺可以帮助把妻儿一同接来英国居住。不过，他婉言谢绝了。

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英国老板对他说，“如果英国参战，你很快就可能成为战俘，到时候后悔就晚了。”但依然无法动摇朱亚杰回国的决心。其实，不只朱亚杰，当年，“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毅然回来建设新中国”的相似故事接连不断地上演。钱学森、邓稼先……青年精英们怀着质朴的理想，回到了在他们看来充满希望的故土，希望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情怀。

在爱国华侨的帮助下，朱亚杰在当年11 月回到北京，担任母校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

在他出国的三年里，杨岫云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江苏老家，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无法找到工作，只能靠家里的接济维持生活。

她坦言，自己很想念丈夫，但并没有让思念之苦淹没自己的生活， 因为自己的性格“乐观，听天由命”。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和一些综合类大学被拆分，仿照苏联教育模式成立了许多专业技术类院校。朱亚杰因此被调离清华大学，授命参与组建北京石油学院，也即后来的中国石油大

学。杨岫云也跟随丈夫来到了石油学院，进入附属幼儿园负责儿童保健。大儿子朱德政则被北京最好中学之一的清华附中录取。

南渡后，北归来。就这样，国家进入了新的时代，一家人也开始了新生活。只是，不管是国家和个人，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

4. 朱教授变成了羊教授

50 年代，朱亚杰的事业“如鱼得水”。作为北京石油学院的开创人之一，他对学校初期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倾注了大量心血， 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被师生调侃为“不管部部长。”

他还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人造石油专业，担任教研室主任，写成《人造石油工学》，培养出了一批石油科技人才。在1960 年大庆油田开发前的数年里，我国的人造石油产量从1952 年的25 万吨提高到了90 多万吨， 给新中国的工业发展输入了急需的血液。

1963 年，朱亚杰出任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1966 年5 月开始，“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校园里飘起漫天的大字报，荒诞与暴力成了正义。他瞬间从德高望重的教授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夫妻俩被勒令在两个小时之内搬到石油学院大院里的一个临时工棚--“最简陋的茅草屋”。接着，他在游街、批斗、“黑帮”劳改队和学习班中熬了一年多。

大儿子朱德政当时已经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参加了工作。面对“文革” 的疯狂，他“冷眼相看”，依然定期去探望住在“牛棚”里的父母。大家给他父母贴大字报的时候，他也从没参与过，在那个时代，这样做也是需要勇气的，有很多的人都靠通过对落难亲人的疏远、批判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是出于狂热，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我没有另眼看待过父亲和母亲。”朱德政说。有一次，朱德政去看石油学院的一个展览，展出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抄家而得的“革命成果”。到了父亲的“展区”，他只看到了墙角的一个桌子， 桌子上摆了一个断线的电话。

那是抄家的时候，造反派在家里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什么能证明错误政治立场的东西，就指着这电话说：“你凭什么用电话？”让他把电话拆了。拆了之后，露出桌子的玻璃下面贴了一张朱亚杰在英国念硕士的证书。造反派说指着说：“你看，那上面没有一个中国字，全是洋文， 就是洋奴。”朱德政一看，“抄了半天家就这么点东西？”所以他心里也明白了，根本就没什么问题。

1969 年，北京石油学院响应中央的号召向京外搬迁，改名“华东石油学院”，朱亚杰和杨岫云又随学校来到了山东东营。

朱亚杰在这里被下放到了农场放羊。每天，挥着鞭子把羊群赶出去吃草，天黑时再赶回来，当时有年轻人开玩笑道，朱教授变成了“羊教授”。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杨岫云也被迫离开了原先的工作岗位，只能扫地、放羊，好在她一直陪在丈夫身边。丈夫的情绪一度苦闷压抑，杨岫云就不断地安慰、鼓励他。“又不是你一个人挨批斗。”她说。其实，她的心里也感到无可奈何，但轻易不在家人面前表现出来。

“那时候，真是不把人当人看呀。”她说，“但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文革”也波及到了两人的孩子们，尤其是小女儿。因为高考被取消， 被打倒的父亲又无法在工农兵学员的推荐过程中给她帮助，所以，即使她成绩优异，最终还是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让一家人非常遗憾。

5. 有权有势时弓着身子拉车，落魄潦倒时直着身子走路

“有权有势时弓着身子拉车，落魄潦倒时直着身子走路。”朱亚杰的同事曾这样评价他。

寒冬渐渐过去了。1971 年，国家决定恢复招收工农兵大学学员，朱亚杰因而回到了教学岗位。翌年，尼克松访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渐渐缓和。他开始作为特邀专家，奔赴国内各大炼油厂协助安装外国进口设备。当时，辽阳化工厂从法国进口了一套乙烯裂解炉，说明书上注明热效率是83%，但经朱亚杰核算后，发现只有81%。面对这样的结果，法国厂商颇为惊讶于中国竟然有人能算出这套炉子的热效率，也不得不承认提高2% 是商业需要。

“文革”结束后，朱亚杰很快被平反，所有的待遇、职位被恢复， 1980 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有人在‘文革’中说我父亲什么本事都没有，却任了这么多职，但是他‘文革’后所有的职位都比以前高。”朱德政说。

朱亚杰感到东营的环境并不能适应石油学院的发展。“都是盐碱地， 招研究生人家都不来。” 1979 年，研究生部拟招收45 个学生，报考者却只有35 人，合格者只有5 人。因此，他向中央打报告，申请在北京另建研究生部，点名让一些教授再回来。

就这样，朱亚杰先后参与创建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油学院和北京研究生部。后来的中国石油大学的一位领导评价：“没有朱院长，就没有中国石油大学的今天。”

1986 年7 月，朱亚杰作为中国氢能源协会主席，率团代表中国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第六届世界氢能会议。招待会上，42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

团的旗子悬垂在大厅里，朱亚杰发现，代表中国的竟然是台湾当局国民党的旗子，他立刻向会议主办方提出抗议，“必须立即把台湾当局的旗子撤掉，否则我方就集体退场”。主办方查询后得知是工作人员缺乏国际政治知识造成的，立刻换掉了旗子，并在祝酒词中对此事表达了歉意。

在职业生涯的暮年，他开始提醒人们注意能源和环境危机，并把大量的精力转向了氢能等新能源的研究。“煤炭的无节制的直接燃烧（工业与民用），对环境保护和人民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他曾在1989 年的全国新能源会议上说。作为中国新能源研究的奠基人，他率先上书国务院，希望将新能源列入国家战略，并在1990 年主持了我国第一个新能源国家攻关计划。

在1996 年他病危时，因插着呼吸机管子不能说话，他还是不忘用笔嘱咐将要出国进修的博士生注意考察国外新能源研究。“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朱先生是一个‘不缺钙’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始终关心着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的进步。”他的一位学生评价他。

确实，20 年后，席卷中国的严重雾霾验证了朱先生当年的忧虑和先见之明。

6. 慈祥得像一本经书

杨岫云的一生是相夫教子的一生。先是追随朱亚杰先生到清华大学医务室工作，在朱先生调到石油大学参加研究生院筹建工作后，杨岫云又调到石油大学校医室任产科大夫。1965 年开始在校幼儿园担任保健医生，期间跟随丈夫到东营，又回到北京，共同经历生活的跌宕起伏。她很喜欢幼儿园的工作，喜欢跟孩子们待在一起。孩子们也都很听她的话，跟她撒娇，想博得她的喜欢。

20 世纪50 至70 年代出生的石油学院子弟很多都受过杨岫云的爱护。朱德政回忆说，她对待小孩子总是有很多办法，比如小孩儿的嗓子卡了鱼刺，她总是能很快地取出来。连打针这种孩子们最怕的事情，只要杨大夫在，孩子们都乖乖地听话；而其他大夫在时，孩子们就乱得翻了天。曾经有一个孩子，周末突然生病，去医务室打针，发现打针的不是杨大夫， 又哭又闹，不停地埋怨杨大夫不在身边，“臭杨大夫”，“臭杨大夫”…… 晚辈有人曾说，杨岫云“慈祥得就像一本经书”。

杨岫云80 岁

杨岫云说，先生的身体从来就没有好过，她总是像照料孩子一样照料先生。步入晚年后，朱亚杰身体的问题越来越多，杨岫云便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到了照顾丈夫上。65 岁的时候，她本想继续工作，但听从了学校领导的建议，离开了幼儿园。

在丈夫住院、动手术的日子里，纵然她也已是83 岁的高龄老人了， 但仍然非常耐心地24 小时陪床，谁劝都不听，事必躬亲，对丈夫无微不至地照顾，承担了家中里里外外的事情。朱亚杰80 寿辰的时候曾对大家说，他感谢妻子，他的身体之所以能维持到现在，跟妻子的悉心照顾是分不开的。

7. 当他的学生是很难的

朱亚杰和杨岫云曾送给自己的儿女和孙辈们六个字的“朱子家训”-立志、立信、立行。立志即立报国之志，立信即讲信用、有自信、忠于自己的志向，立行即要有行动、不尚空谈、踏实做事。

虽然写了家训，不过大儿子朱德政说，父母从未把孩子们叫在跟前， 就这么训一顿。更多的是身教，几个孩子都很自觉，较早地开始独立发展。

在报考大学时，朱德政曾经咨询父亲的意见。没想到，朱亚杰说， “你就自己看着选吧”。朱德政没有被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录取，调剂进入了北京矿业学院采煤专业。矿业学院跟石油学院面对面，他在教室听课，窗外就能看到父亲的办公室，就这么方便的情况下，因为学业繁忙， 平时一个星期也回不了一趟家。

宽松的家庭教育环境使他得以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在校期间，他被选入学校射击队，并成为队长，连续五届获得全国高校射击冠军。毕业后，他还进入北京市射击队集训一年，备战1959 年第一届全运会。

在学业上，他继承了父母的特质。“我在学校里学习其实不是特别认真，经常去打枪，但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站在台上一讲，一回答老师的问题，老师就说，别答辩了，走吧，通过了。就这样拿了毕业论文最高分。”他说。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的生活相当朴素， 儿女们常常穿带补丁的衣服，有时候会被人说，“你这穿的哪像大学教授的孩子”。

朱德政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有20 块，其中12 块5 伙食费， 零花钱7 块5。然而，就是这7 块5，他也舍不得花，毕业后还攒了一笔钱。后来，家里面买电视，钱不够，他就把这些钱又给了父母。

“没什么可花的，主要是艰苦朴素。”他说。毕业后，他进入了煤炭科学研究院从事煤炭井下机械化开采研究，在工作中继承了父亲对科学精益求精的态度，一步步成了这个行业的权威。很多研究项目要审批， 只要挂上他的名字，就会获得一路绿灯。“搞研究就是，不断探索新的东西。”

他曾研究出一套综合采煤设备，工作效率与当时的通用设备相同， 花费却降了不少。

80 年代，他开始探索借助计算机编程辅助煤炭开采，那个时候，还没有几个中国人听说过计算机，更别说编程了。

“有人说，我就靠着我父亲，我就说，这是胡说，我工作上没沾家里一点光，从来不走后门，都是我自己一点点闯出来的。”他说，“如果靠我父亲的话，我就不会在这一行了。”

退休后，他不断被返聘，直到75 岁才为了照顾母亲杨岫云正式离开工作岗位。

虽然对子女的管束宽松，但朱亚杰对学生的要求却非常严格。“我父亲是有点脾气的，他以前带了一个学生，写的毕业论文，他一看写得不合格，就说‘不行，重写！’就给退回去了。”

1971 年，他重回讲台为工农兵学员上课，那时候正是“白卷英雄” 式的时候，知识分子地位极低。他看到学员们参差不齐的文化水平，亲自重新编写教案，从中学化学开始教起。

另外，他坚持一个星期进行一次10 分钟的测试，遭到了很多学员的强烈反对。助教劝他重新考虑，“您敢考他们？”

他说：“要学，就要考，其他我不考虑。”他对于教学的一丝不苟使大家普遍觉得“当他的学生是很难的”。而事实证明，严师出高徒。他带过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博士、教授，在各个单位担任领导工作。

1997 年，朱亚杰辞世。

他的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在杨岫云和孩子们的身上依然可以看到。2016 年，年迈的朱德政和更加年迈的母亲相处谈论的话题中，“国际国内形势”占了不小的比例。

“前几天卡斯特罗去世，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我都跟她说了。” 朱德政说。

朱家已经四世同堂，晚辈们生活在全国各地，或是移民国外，留在北京的不多。过年过节的时候，留在北京的家人会一起吃饭，石油大学的领导、同事每年过年都会来探望一次。上海、沈阳的家人近两年也回来过。

“她的朋友多着呢，石油大学、清华大学的，十几年前还来来往往的， 现在谁也动弹不了了。”

8. Buy my flower

暮年，老人住进了养老院，每天很有兴致地在养老院跟其他老人一起唱歌，很多都小她二三十岁。这是一家有100 个床位左右的精致养老院。厅内陈设以温暖的棕黄色为主，窗下是干净的木地板，墙上挂着检测老人们各项身体数据的显示屏。一位老人正坐在墙边的立式钢琴前，刷刷地抚弄着黑白琴键和乐谱。

103 岁的杨岫云戴着眼镜，安详地端坐在轮椅上，也并没有想象中百岁老人的衰老之态。看着来访者，她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微笑，说话很有气力。更令人惊诧的是，以这样的高龄，她竟然还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孙中山遗嘱，“也叫总理遗嘱”。她温和地告诉来访者。

她的大儿子朱德政坐在旁边，也已经78 岁了。几乎每天上午，他都会骑着自己的黑色二八大自行车来养老院陪着妈妈，跟她讲家里和社会发生的新鲜事，陪着她唱歌、吃饭、看电视。

“她现在的脑子很清楚，身上也没什么大毛病。”他说。 老人们有

时候会唱一首歌，原歌是英文写成，杨奶奶年轻时就学会了。后来，这首歌失传，她却一直没有忘，儿子朱德政自学音乐后，整理记录了下来， 并翻译成中文，教给了养老院其他老人。

“Buy my flower（买我的花）……”她坐在轮椅上，依然能够缓慢清晰地唱这首久远的英文歌。

杨岫云102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