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唐孩子的老人

1. 一位普通的中国百岁老人的离世

2017 年1 月12 日清晨，唐宗喜老人告诉家人，她即将离开这里，之后，躺在床上面容祥和地安然而逝。

唐宗喜老人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家庭妇女，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一个完整的名字都没有。因为姓唐，身边的人一直叫她“唐孩子”。

就这样，“唐孩子”这个名字一直伴随老人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民主选举，当地的工作组给老人起了一个名字-唐宗喜。她身材矮小，身高不足150 厘米。但瘦小羸弱的她见证了一个世纪的中国。

2. 最凄苦的逃荒岁月

唐宗喜（2016 年）

1914 年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成为该组织的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西欧各国陷入战乱。现在的历史书上这样记载唐宗喜出生的时代。

1914 年9 月，唐宗喜老人在安徽淮北濉溪县唐村出生，和其他当时中国劳动妇女一样，等待她的是千辛万苦的一生。

那个时代的中国，女性需要通过缠足来迎合当时的畸形习俗。老人在6 岁时被迫缠足，据老人回忆，虽然当时自己抗拒、尖叫、哭泣，自己的脚依然被大人们残酷地用裹脚布紧紧地缠上。当时因为实在忍受不住疼痛经常在夜里偷偷地把裹脚布松开，但白天被发现了又被缠上。当时裹脚只是为了适龄时能顺利出嫁，殊不知这一双粽子般大小严重变形的脚给一个女人的一生带来多少不便和痛苦。

10 岁时，老人的父亲和弟弟相继离世。从那时开始，唐宗喜便开始和母亲一起种田、割草、喂牛、放羊，用幼小的身体来支撑起这样一个不幸而脆弱的家庭。家庭的困苦，让十岁的她已经可以熟练地做饭，推磨，洗衣，做针线，照顾两个妹妹。

1931 年9 月18 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一带，残酷的战争开始降临在中国人的头上。

远在安徽的唐宗喜一家因为地处乡村，暂时还感觉不到战争的威胁。那一年，唐宗喜17 岁，依然每天辛苦地劳作。

第二年的夏天，唐宗喜和相隔三华里的任家的大儿子成了亲，成了任家的长房儿媳。成亲时，老人还没有大名，村里的人都按照娘家的叫法叫她“唐孩子”，正式一些的场合就称呼她为“任唐氏”。

成亲后，日常劳作比以前更加辛苦和忙碌，那时任家有十来口人，作为长房的儿媳，一个大家庭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她的肩上。缝补浆洗，煮菜做饭，推磨舂米，养猪喂鸡，使她疲于奔命，时不时还要回到娘家

去照顾母亲和妹妹们。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自此，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整个中国都因战争的到来而陷入混乱和极度的贫穷，远在安徽的唐宗喜和任家也没能幸免，因为无人耕作，物资紧缺，贫苦艰难但还算安定的日子也自此告终，生活每况愈下。

1942 年，儿子任启兴降生。在农村，添人进口是喜事，但在那个年代也意味着多了一个吃饭的人，给本来就缺吃少穿的家庭又增加了负担。由于抗战的缘故，粮食紧缺，淮北一带又水患频发，农民的生活几近绝境，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儿子启兴刚刚满月时，老人就不得不抱着幼小的孩子跟随公公和丈夫一起离开家乡，外出逃荒乞讨。

逃荒是为了活命，可是每到青黄不接的时节，近处也没有什么人家可以施舍粥饭的了，她就只能和乡亲一同去更远的地方要饭。一走就是千儿八百里，来回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一路上挑着一副担子，担子的一头是幼年的儿子，一头是褴褛不堪的行李和逃荒用的锅碗瓢盆。沿路饥饿寒冷、劳累困乏，吃尽人间的苦。

1944 年，儿子两岁的那年秋天，她和丈夫挑着儿子到六安逃荒。有一天大雨，路上坎坷泥泞，老人一个趔趄，把儿子从筐子里甩了出去，掉进路边池塘冰冷的水中，呛了好几口脏水，丈夫跳进水中，把儿子抱了上来。三人的衣服全湿透了，寒风阵阵袭来，一家人坐在路边，冻得嘴唇发紫，浑身颤抖。在寒冷与饥饿中，唐宗喜与丈夫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凄苦与绝望。

那一年，是抗战的第七年。

就在二人在无望中挣扎时，一位好心的人把他们领回家，帮他们烤干了衣服，又端上来热粥让他们食用。每当老人回忆起这个事情，总是

感到无比的感恩。感谢这位路人在这样危难的时候给全家提供了帮助，在最无助的时候将他们拉出了濒死的深渊，感受到一点人间的暖意。这也使得唐宗喜在之后的人生里总是秉持着善良这一做人的原则。

3. 苦难不会因为你已经很苦，就不再降临

1945 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但国共内战又开始了。在这段时间里，唐宗喜又陆续生了一男一女，但都相继夭折。那时沉浸在丧子之痛的这位普通农村妇女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苦难只是个开始，而更痛苦的事情还尚未到来。在儿子五岁那年，相濡以沫的丈夫突然因肺结核病故。丈夫的突然逝世让老人痛苦不堪，唐宗喜要面对的是独自抚养儿子和极度贫瘠的物质生活。绝望和悲伤之后，还是要继续面对残酷的现实，放下痛苦，开始重新劳作，抚养儿子启兴。

多年以后，当别人问起，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时候，唐宗喜回忆很久后，说：“人生不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日子也不能到这里就到头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那时候好多乡亲们看她一个人过日子过得太难了，就劝她改嫁。但她不敢。她觉得肯定不能扔下儿子改嫁，绝对做不到的。带着他改嫁怕人家对儿子不好，会让儿子受委屈。唐宗喜就在那时候决定自己一个人抚养儿子长大了。

儿子成了唐宗喜艰苦求生中唯一的希望与依靠，老人在儿子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启兴在成年后回忆说：“那时候我娘说，‘人穷志不能短，再苦再难，也一定要上学。’也就是因为读了书，我们的命运才走上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轨道。”

1948 年，六岁的启兴在母亲的支持下，开始了求学生涯。尽管那时候家徒四壁，母亲唐宗喜仍然想尽办法供养启兴去私塾读书。

她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也希望儿子能通过受教育摆脱命中注定一般的苦难。

那时候唐宗喜每天都要去接儿子放学。在农村，启兴时常受到不懂事的小孩子们戏耍，嘲笑他们孤儿寡母。为了让儿子少受人欺负，母亲会踮着小脚来回走几里路接送。

“那时候肯定也很辛苦，但我现在不太记得了，现在只能记得那时候满心盼他好好读书。”暮年的唐宗喜回忆那段日子思索了一会儿，都记不清日子到底是怎么一日一日挨过去的了。

也许，当一个人有了希望与目标，所有的痛苦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吧。

启兴在成年时回忆说，尽管母亲一直非常疼爱自己，但原则性很强，尤其是不能浪费，不能糟蹋东西。他说：“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七八岁左右，我娘给我做了一身蓝色的大棉袄。那时候农村人买不起布，所有的布都是我娘自己手织的。织成布之后再自己泡在大缸里拿树上的苦豆子染成蓝色，最后再缝制成大棉袄。我拿到棉袄肯定很兴奋，一件新衣服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很快就赶上正月十五元宵节了。这是一个大节日，也是我们那会儿最期待的节日之一，因为过节的时候小孩子可以玩扔火把。农村的火把是用高粱穗儿和高粱秆儿扎成的，点上火后扔到天上，这就是扔火把了。那时候我还小，自然也是爱玩的年龄，于是就和小伙伴们扔了许多火把。因为玩得太开心了，我没有注意，一不小心就把新做的大棉袄烧了一个大洞。我吓坏了，吓得不敢回家，心疼自己的棉袄，也害怕娘会伤心，就一直在外面躲着。后来我娘出门找

到我，又气又后怕。气是气我不回家，害她很担心，也气我弄坏了大棉袄。但更多的还是后怕，后怕我会走丢，更害怕我会被火烧伤。我娘为了让我长教训，罚我跪来着，告诉我说一定要小心爱护物件，爱护自己。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是这件事情让我开始明白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东西。”

1953 年，启兴修完了五年的小学私塾，到了该上初中的年龄。为了能够改变家族的命运，唐宗喜决定让儿子继续念下去。高昂的学费意味着更大的生活压力，老人也因此变得比原来更加辛苦。

学校要交伙食费，但唐家交不起，启兴只能从家里头带干粮和咸菜。有时候学校学习紧张，比较忙，他回不来，母亲就挑着担子走二十多里路，把干粮给他送到学校去。

启兴回忆起上中学的这段时光时，总是很感慨。“那段时间太苦了我娘了。我娘是小脚，走路很费劲儿的。那时候从家走到我的学校，要走三四个小时。遇到下雨，满地泥泞，走路就更加困难。我那时候很盼望母亲能来看我，但也很心疼我娘，每次送她走的时候都很舍不得。”

为了能够回报母亲的操劳，启兴学习非常刻苦和努力，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母亲快乐，才有机会改变贫苦的命运。因此，启兴的成绩一直很优异。每到期末放假时，启兴都主动拿着成绩单向母亲汇报。一听各科成绩都比较好，她似乎忘掉了一切辛酸和艰苦，喜悦立刻溢于言表，这更加激发了启兴努力学习和奋斗的动力。

但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1955 年，启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本来一直专注忙于学习的启兴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不对劲，先是偶尔胸痛，到后来开始发烧，最后渐渐连二层的床铺也爬不上去了。后来实在是被

病痛折磨得不堪忍受，启兴才告诉母亲，与母亲到医院求诊，被诊断为胸膜炎。

胸膜炎在中国50 年代中期的农村来说，几乎是致命的。由于当时医疗水平不发达，药物价格昂贵，环境恶劣，胸膜炎的治疗需要特效药青霉素和链霉素，对一贫如洗的唐宗喜母子来说，几近绝境。

西药实在是买不起，就算是有钱，也很难买到，无奈之下，母亲设法给找到一个中医，开方抓药，每天煎中药喝。鉴于启兴病情严重，学校同意启兴休学治病，但也可以边上课边治疗。唐宗喜虽然心疼儿子，但仍然决定让启兴带病一边喝中药治疗一边坚持上课。

说起这段往事时，暮年的唐宗喜的记忆仍然很深刻，能回忆起一些细节。她说：“不能休学，这样会耽误学习的。我可以搬到学校去照顾他。最开始没有地方住，后来学校门口小亭子里（传达室）的一个姓李的，启兴叫他李大爷，是个好人，很热心，给我在学校附近找了个住的地方。我就在那里熬药，熬好了给他送到学校去。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好了，但我记不得到底多久了。”据启兴回忆，病情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吃了几十服汤药后病情逐渐好转，最终痊愈。那时候启兴的身体备受疾病煎熬，内心的压力也非常大。母亲的牺牲与付出都让他感到无以为报，只有继续加倍地努力学习。

启兴上初中的这三年成绩一直都很好。

多年后，他对自己的子女们说：“那会儿只能靠读书来改变命运啊。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一心要读好书。如果不能靠读书走出农村，那我和我娘的苦都白吃了，我不如不读书回家帮我娘干活。没有回头路的，只能努力读。”

4. 死里逃生

1959 年，启兴读完了三年初中，面临着新的选择。在中国20 世纪50 年代，考大学在农村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大部分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进中专，这样可以早毕业早工作，既减轻家庭负担，又能贴补家庭。但是中专毕业不能直接再考大学，想考大学就必须先报考高中。成绩不好的孩子，通常家长就不让继续上学了，认为在农村，上个初中，多识几个字就很不错了，毕竟知识多了也没有用武之地，甚至有许多孩子连小学也没念完就回家种地去了。大部分的家长尽管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但迫于生计，也只能仅顾眼前，放弃让孩子继续读书。当年报考中专学校的人较多，差不多占总人数的2/3，但录取率很低，考上的不过几人。因为费用昂贵，参考人数较少，所以考高中相对容易些，但考入重点高中也有不小的难度。

虽然家庭非常困难，唐宗喜仍然决定让儿子继续读书，不考中专而是考高中，这样将来有机会考取大学。启兴本来也是有不读书了或者读中专、帮母亲分担家庭责任的想法，但是在母亲的鼓励下，放弃了不读书或读中专的念头，报考了高中，并最终考上了当地的孙疃中学高中部。

那几年，中国开始治理淮河，乡里组织兴修水利，家家户户都要出工出力，挖沟排涝，修河筑堤。唐宗喜老人的公公已带小叔子去外地谋生，家里没有劳动力，所以唐宗喜一个女人只能亲自上阵。每一个周末将馍做好后，便到水利工地中劳作，和其他男劳力一样下河、挖土方、挑土篮、抬大筐。一年四季，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一直都是与其他男劳力一起工作，并承担相同的工作量。

多年以后，当后人们问起老人为何如此拼命时，老人说：“我不想

因为自己是女人就让别人看不起我，孤儿寡母的不坚强点更让别人瞧不起。那时候安徽的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夏天经常把人晒得直发晕。冬天又冷得要命。那会儿腊月的时候照样得下水挖泥。水真的是冰得不行，直刺骨。我那会儿手和脚全部冻裂了。冻裂了以后好不容易快好了，又要下水，就又会冻裂，后来就好不了了。”

超负荷的劳动让唐宗喜老人的手指严重变形，脚上布满了深深浅浅许多裂口，老人的腿脚也经常因为当时寒气入骨而疼痛难忍。这些病痛因为当时缺乏及时的治疗而早已无法痊愈。七十年过去了，老人对这段经历只能说出个大概，细节已经全然不再记得，只留下老人的伤痛不停地提醒着我们，这段鲜为人知的残酷经历曾经那样鲜活地存在过。

1959 年是一个为时不长却让全国人民饱受痛苦的灾难的开始。当时，由于全国继续搞“三面红旗”“一大二公”，加上自然灾害等种种因素，我国进入了严重的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吃饭穿衣成了大问题，发生了饿死人的人间惨剧。缺粮少菜，没有食油，更没有肉。人们开始吃糠、吃野菜，继而挖草根、扒树皮，有的中了毒全身青肿而死，有的吃红薯梗和用玉米芯磨成的面，排泄出现困难，还引发了肠梗阻等多种疾患。

1959 年到1962 年，被中国人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当时启兴在读高中，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却着实挨了三年饿。没有荤腥，没有油水，蔬菜很少，如按需要，每天二斤粮也满足不了。可那时的粮食严重匮乏，城市吃商品粮的每月只有27 ～ 32 斤定量，纯农村户口的一年口粮才两三百斤，而且是皮粮，折合成商品粮还不足两百斤。然而就是这点粮也时常没有保证，发不到农户的手里。

唐宗喜为了保证儿子能生存下去，时常自己少吃些，把粮食留下来给儿子吃，时间久了，老人饿得形销骨立。“我饿一点没有关系，他正

在长身体，得多吃点。”

成年后的启兴回忆当时的情景：“那会儿我让我娘不要再给我留粮食了，但她坚持说是她吃饱了以后留下的，我就不要，她就一定要给我。看到她那面黄肌瘦、弱不禁风的身板儿和浮肿的双腿，我真是心如刀割，我俩推托一阵子之后都很难过，就抱在一块儿痛哭。”

那时农村社员都把自己家的锅砸了，建立人民公社，吃“大锅饭”，集体到队里的大食堂领饭吃。

公社做“大锅饭”，厨房需要一个炊事员。在三年困难时期，炊事员的地位是极其特殊的。在人们心中，只有秉公办事、有人缘的才能胜任这个至关重要的职务。粮食在那个时代甚至比黄金还金贵，只有大家相信不会私藏或是偷吃粮食的人才能有资格做炊事员。为了公允起见，炊事员的职务一般由村民投票得出结果。当时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投了唐宗喜给大伙做炊事员。她一直承担这个职务到三年困难时期结束。

唐宗喜依然是自己少吃点儿，把粮食留给儿子，而自己则被饿得双腿浮肿。但就是这样，也没有贪过公家一粒米。唐宗喜因此也深得村民的信任，她对启兴说，不能贪公家的。

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里，虽然艰苦，但唐宗喜仍然想方设法为孩子的成长拼命努力，每周末启兴会从学校回家，所以每周日一早，唐宗喜便和儿子一起去邻居家借磨，把平时省下来为数不多的高粱玉米磨成面，做成一周的伙食。就这样，三年困难时期，唐宗喜独自一人带着儿子“死里逃生。”

那个年代农村人民穷得捉襟见肘，饥不择食。人在恶劣的环境下为了生存很容易变得自私，这是人的天性。但唐宗喜没有选择变成这样的人。

1961 年，唐宗喜带着自己家的鸡蛋去集市卖，因为集市离家非常远，

自己又是小脚，走得慢，所以凌晨就出发了，一直走到中午，才到那个集市。看着时间比较紧，因为要赶紧回去给儿子启兴做饭，就很着急。突然在自己的鸡蛋摊儿旁边看见了一个布包，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沓钱，一共六十多元，那会儿真的是很大的一笔数额，唐宗喜带着孩子过日子这么多年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被吓坏了。

那时的人民公社的社员每天也就收入两三毛钱。她知道那个钱意味着什么，但她想都没想过自己昧了这个钱，只是想人家丢了得有多着急，搞得不好会出人命，得赶紧还给人家。老人站在那里，等丢钱包的人来找，可等了两个小时，也没见人来领，于是就把包交给了当时所在生产队的大队长任百勤。后来生产队用广播喇叭找到了失主，是隔壁村子一个姓周的人卖猪得的钱。这个人后来找着唐宗喜，一定要给她一部分表示感谢，但唐宗喜坚决不要。她觉得这是应该的，不是自己的就不能拿。

唐宗喜之后拿这件事情教育儿子启兴，希望启兴能够做到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起贪念，否则最终既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唐宗喜虽然一个字儿也不认识，没有读过一天书，但有着最朴素的豁达和智慧，也许，正是这样的品质使得启兴与她的后人们都能够成才成人。

饥饿、困苦伴随这对母子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5. 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有转机

为了报答母亲，启兴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读书。正是这种义无反顾的坚持，让任启兴在高考这场竞争中胜出，成为当地第一个大学生，也从此改变了他与母亲唐宗喜的生命轨迹。

1962 年的8 月，启兴收到了录取通知。

“那会儿我真是开心，感觉这二十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他也算是有出息了，将来总算可以走出农村了。”母亲唐宗喜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在庆幸命运得到了改变的同时，母子二人又面临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虽然对于启兴这样的贫困家庭，国家每个月都会有助学金，可是家里仍然需要掏一部分的学费及生活费。

启兴说：“当时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哪有什么钱啊。简直是家徒四壁，全部的家当可能加起来也值不上几块钱，哪有钱读书。”唐宗喜深刻地明白上大学对这个贫困的家庭意味着什么，日子再困难，她也不会允许启兴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受教育的机会。

“那会儿是挺困难的。但是大家也都困难，日子也还是照样过的。愁也没有办法，天无绝人之路，总还是能找到出路的。”唐宗喜这样回忆。

对于唐宗喜这样一个中国最基层最普通的劳动妇女来说，挣更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劳动量。她白天下地种田，晚上就在月光下纺棉织布。又向亲戚东借西凑，终于筹集出了儿子的学费。

8 月底的一天，启兴背上母亲亲手缝制的粗布棉被和衣服，准备上路去学校了。

启兴回忆说：“我临走前，我娘就一直送我，送了一程又一程。跟我说我是我们乡的第一个大学生，进了城以后不能和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学习、比出息，要听先生的话。说年轻人吃点苦不算啥，没有苦中苦，哪有甜上甜。这些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娘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懂得的人生道理虽然朴素却都非常深刻。这些话我到现在想想也仍然觉得很有道理。”

1962 年至1966 年，启兴在山东度过了宝贵的四年大学时光。大学时的费用一靠节俭，二是依靠助学金和亲友的帮助。大学期间学习很刻

苦努力，成绩很好，并担任了校学生会副主席等职务。

暮年的唐宗喜已经记不清儿子的这段艰苦贫寒的大学岁月，但依稀还能表达说：“他很努力我知道。我那会儿就老跟他说，我说亲戚们的恩情你一定得记着，能还就还，能报就报；也一定要记得是国家资助你完成学业的，你是国家的人，日后要为国家服务。”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启兴所在的学校也开始了激烈的动荡，因此一直拖到1967 年才进行大学毕业生分配。毕业分配时，启兴作为独生子可以给予照顾，分配回老家工作。启兴当时征求了母亲的意见，唐宗喜坚持让启兴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启兴回忆，“我那时候问我娘的意见，我娘说我是公家培养出来的，要听公家的话。穷苦人不怕苦，要是不去苦地方，就没有人去苦地方做建设了。我当时觉得我娘说得很有道理，就申请去了当时比较艰苦的大西北-宁夏，并在那里落户扎根了。”

1968 年，启兴与爱人茂英在宁夏结婚。儿媳是儿子的大学同窗，大学毕业时本可以留在大省条件好的城市工作，但她决定追随爱人一同来到大西北。儿媳很敬佩老人为养育儿子所做出的牺牲，于是在成婚前决定来到启兴的安徽老家看望公婆唐宗喜。

从宁夏到安徽，茂英扛着一个旧布箱，手里拎着给公婆买的吃的、用的东西在宿县下了火车。宿县到家，还有60 多里路，那天正赶上下雨，道路泥泞，公共汽车停运。她一打听，车一两天内通不了，就决定步行到婆家。那天一直下着雨，她拎着行李，一路步行，从早上开始边走边打听，一直到下午才走到所在村。结果到了家以后，敲了半天门发现没有人，后来才知道是唐宗喜回娘家帮娘家人做农活去了。只好又通过邻居才把唐宗喜从娘家找回来，婆媳俩见到第一面。

这段记忆在唐宗喜的晚年依然清晰，她曾这样回忆：“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她来安徽看我。那天我还不在家，在我娘家，后来乡亲们把我找着，告诉我你儿媳来看你了，我就赶紧往回走，那时候还在想是不是他们搞错了，后来发现没有搞错，真的是我儿媳来看我了。那会儿儿子的婚事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根本没想到茂英会跑这么远来看我，当时真的很高兴。我就赶紧收拾屋子，给她做点好吃的。后来茂英在我家住了十几天，好多乡亲都来看她，她就把带来的吃的分给他们。我俩那会儿有好多可说的，经常一拉话（聊天）就是一个通宵，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到底说的啥了。后来我去供销社扯了十几尺布，买了几斤棉花，给茂英做个红底锦花的新棉衣。茂英穿上，真的像一个我们村里的小媳妇。” 启兴和茂英婚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老家把母亲接到身边。辛苦了半辈子的唐宗喜终于和儿子团聚在一起，并在宁夏开始了新的生活。

6. 文盲带出了高才生

随着启兴和爱人开始投入工作，领取工资，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变好，唐宗喜也终于可以不用再靠做苦力来维持生计了。

1970 年，唐宗喜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孙子。她非常兴奋，早早就为孙子做了几件衣服，还收拾了一些旧衣服，洗净裁好，以备作尿布用。唐宗喜从启兴结婚起，就一直盼望着能够早日抱上孙子，如今如愿以偿。儿媳三次生孩子，一儿两女，每次坐月子都是由老人操持服侍。三个孩子，一个也没有进过托儿所、幼儿园，都是由奶奶带大。启兴回忆说：“孩子小，还不会走路那会儿，我娘要做饭的时候就用布条儿把孩子背在身上，边哄边做饭。”启兴与茂英都忙于工作，平日里没有时间照看孩子，三个孩子的教育除了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其余就是由唐宗喜来完成的。她对三个孩子疼爱却又不溺爱。三个孩子小的时候，正是70 年代“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国家物质匮乏，百废待兴。孩子们虽然能吃饱饭，但爱吃的零食其实也很缺乏。奶奶经常能给孩子们变出一些好东西，葡萄干儿、冰糖什么的，她总是把零食藏在隐秘的地方，等孩子们学习累了，她就拿出一点来，公平地分给孩子们，犒劳他们。孩子们吃着零食，她就在一边看。孩子们那个时候都没有想到过，其实奶奶藏过那么多零食，自己却从来没有尝过一丁点儿。

唐宗喜与儿子一家（1975 年）

生活上她对孩子们尽全力照顾，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早饭给孩子们做好，不吃早饭不可以去上学。学习上她对孙子孙女们却丝毫也不放松，孩子们小时候贪玩儿，玩的时间稍长不回家写作业，她就踮着小脚到处去找。她的嗓门很高，高声叫着孩子们的名字，很远都能听得到。孩子们听到，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学习了。

夜晚，灯下，她也常常陪着孩子们写作业。虽然她不认字，但如果孩子看的是课外书，她一眼就能辨别出来，为这个还搞得孩子们不得不在课外书上包个书皮什么的，以便逃过奶奶的监督。

就这样，唐宗喜虽然一个字不识，但亲力亲为抚养长大的三个孙子孙女全部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老大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老二毕业于北京大学，拥有北京大学和美国的硕士学位；老三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后来去美国深造并留在美国生活。孙辈们各自的爱人也都是硕士或博士毕业。

她一生最欣喜的事情就是听到儿孙们又取得了好成绩，在什么方面有了进步。她去世前两个月躺在病床上，记忆力已经很不好了，在美国

读大学的重孙女打来视频电话，她还是开心地眉开眼笑，在视频中谆谆教导，读书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好好念书。

问起启兴，母亲是如何将三个孩子教育成才的呢？启兴这样说：“我娘虽然是个文盲，但心不盲。她明白很多很朴素但很深刻的人生道理，这是她的经历给予她的最大财富。她从小就教育我的三个孩子要积德行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别人要大方，不要小气，免得让别人看不起，做人要坚强，也要大气。三个孩子都是在她的影响下长大的，现在也都各自有所成就，也足以证明她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唐宗喜作为长辈的这个大家庭是典型的上贤下孝家庭。从儿子儿媳到第三代乃至第四代，大家其乐融融。儿子和儿媳也相濡以沫，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建设大西北倾尽了力量。启兴从45 岁开始就担任副部级领导职务，直至前几年在正部级的位置上退休。启兴非常孝顺。平日对母亲嘘寒问暖，虽然身居高位，很长时间工作都很繁忙，但内心对母亲的爱和牵挂却一点也没有减少。老人生病，儿子经常为老人倒便桶、喂饭。

唐宗喜全家福（2013 年）

不少人都觉得婆媳关系难处，可多年来老人和儿媳处得比母女还亲，对儿媳也是倾尽了慈母之心。儿媳把老人当成了自己的母亲，常对启兴说，“咱娘大半辈子不容易啊，她守寡那么多年，含辛茹苦，有了孙子后，娘又为我们分忧解愁，千辛万苦地拉扯孙子孙女。如今儿孙们都成家立业了。老人应当多享享儿孙的福，得到晚辈的尊重和孝敬。”

儿媳对老人的照顾细致入微。吃饭的时候，先让老人吃。穿衣服是想方设法给老人置备好的、合体的。老人的脚小，市场上很难买到合适的鞋袜。儿媳出差时就特别留意，遇上合适的就多买几双，更多的时候是带上尺寸去定做。每晚睡前，她总是打来洗脚水，帮婆母洗脚修指甲，经常帮婆母洗澡、搓背。家里靠南面阳光充足的房间总是留给婆母居住。每当婆母生了病，儿媳比自己得病还着急，迫不及待地找药、送医院。还时常有选择地看一些老年人保健及常见病的治疗书籍刊物，时间长了，儿媳成了婆婆的保健医生。

儿媳还十分注意婆母的精神需求，非常尊重婆母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只要对身心无害，从不干涉婆母做什么。一有空就陪婆母看电视、聊天，耐心倾听老人的诉说，了解老人的心境，不让她把烦心的事闷在心里。对婆母的脾气、秉性、爱好、想法，儿媳比儿子都摸得透，还常常给婆婆讲笑话，逗得老人喜笑颜开。

儿媳茂英于2014 年7 月份因病离世，孩子们怕老人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告诉老人儿媳去美国看望小女儿去了。于是常常可以听到老人的念叨，茂英怎么还不回来呢？由于记忆力衰退，老人对时间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她总是问孩子们，你妈妈走了多少天了，我想她啊！病危住

院后的一天夜里，她一直叫着儿媳的名字，让人唏嘘不已。而儿媳在遗嘱里只写了短短的五条，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孩子们好好照顾奶奶并替她行孝。

在老人的德行感召下，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子孙们都非常孝顺。虽然不在身边，但都惦记着奶奶，经常打电话询问奶奶情况，逢年过节都来看望。1993 年，孩子们把唐宗喜接到北京，带她游览了故宫、长城、颐和园，奶奶不仅第一次坐了飞机，来到北京，还踮着小脚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启兴回忆说，“那会儿我娘特别激动，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向下面挥手。下来以后还问我她是不是在做梦，说能活到今天这个份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高兴了。虽然她现在记忆力不好了，但她记得自己去过北京，上过天安门。”

2007 年7 月，老人摔了一跤，住院做股骨头关节置换手术，又并发了心梗，后来又得了脑梗，几次病危都被抢救了过来。重病期间，在北京、美国的孙辈们都回来看望。老人在重症监护室，子孙们轮班看护；老人大便不出来，孙女用手帮着掏出来。在家人们的悉心照料下，老人居然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7. 无论什么时候，勤俭都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品质

唐宗喜晚年一直保留着年轻时的生活习惯，直到临终也没能改变。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儿子儿媳的地位不断提高，儿子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了，但老人的生活依然很节俭。可能是饥饿曾给了她太深的烙印，她总是觉得粮食十分珍贵，绝不能浪费。剩饭剩菜她从不舍得倒掉，总是拿来热一热再吃。有时水果放久了，生了烂斑，她也舍不得扔掉，而是用小刀削好洗洗吃掉，以至于有两次因吃剩饭和烂苹果闹了肠炎。平时不舒服时怕上医院多花钱，总是偷偷吃几片药顶过去。家里的旧衣服、包装盒、塑料袋，她一件也不让扔掉，如获至宝似地摆弄来摆弄去，积攒了一大堆。衣服破了，她要缝一缝、补一补再穿。孩子们每给她买一件新衣服都要挨她一顿数落。为了节省电，她一个人在的时候经常不开灯也不开电视，默默地坐在房间里。哪里亮着电源灯，她都觉得在费电，甚至于，有时候拿布把灯遮盖上她看不到亮了，她觉得这样就省电了。洗碗时要求水开得很小，洗澡洗衣服的水也必须节约下来擦地、冲马桶。儿女们也都能理解老人的省吃俭用的习惯。

唐宗喜与孙女（2016 年）

生活中，她对儿子儿媳的工作非常支持，经常说，家里的事你们不要管。年逾八旬时，她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健朗，还常常跑出去打扫院子，子孙们都管她叫“后勤部长”，到了九十多岁时还耳聪目明。

2007 年，老人摔了一跤，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她知道儿子在楼上，但是又担心儿子搬不动自己，硬是躺在地上不吱声。过了一个多小时，家里来人发现了老人躺在地上，才帮忙一起把老人送到医院。

老人虽然几次病危都被抢救了过来。但是康复后记忆力却大不如从前。记忆总是停留在过去的艰难岁月。晚年时，记忆出现偏差的老人仿佛仍然活在人生最困难的那段时光里，每次吃饭时她总是怕家里人吃不饱，自己碗里的饭拨来拨去。当她再一次病危住院时，基本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只有一种酸奶她很喜欢吃。孙女喂她时，她说，这个不应该她喝，应该孙女喝，因为是营养品，年轻人喝了价值更大。

老人2007 年病危后总觉得家里生活困难，而自己对家庭没有任何贡献。儿子儿媳想出了个办法，给老人找了很多白布，裁好后让老人纳鞋垫儿，告诉老人鞋垫做好后可以拿出去卖，这样既可以哄老人开心，也可以帮助老人练手练脑。就这样，老人每天安静地坐在阳光下纳鞋垫儿。纳出的鞋垫儿针脚很密，比很多买来的鞋垫儿还要精致。

唐宗喜最后一个生日，左为儿子启兴（2016 年）

8. 回家

2017 年1 月12 日，唐宗喜老人告诉儿子说：“我要走了，回家了。” 然后便闭上了眼，并再也没有睁开过。

世寿一百零三岁。

儿子启兴为母亲唐宗喜撰写了墓志铭：

“母18 岁嫁与吾父，仅育我一子。吾5 岁吾父病逝，母亲守寡终身，饱经沧桑，艰难困苦难以言表！母虽身体柔弱，但刚强坚毅；虽只字不识，却智慧豁达。其勤劳节俭、善良忠贞，是我人生永远的航标。母亲德泽后人，子孙多有小成。

母无疾而终，享寿百岁有余，可谓福寿无疆。想必已与离别七十年的家父及和睦相处近五十载的儿媳茂英团聚于极乐世界。镌此铭文，以示悼念，养育之恩，永志不忘！”

祝愿老人在极乐世界平安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