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梁启超（1879—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他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学，是康氏最得意的弟子。他追随康有为，积极从事变法维新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1896 年，他任著名的上海《时务报》总撰述，撰写了《变法通议》、

《古议院考》、《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文章，阐发和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次年又在湖南任时务堂总教习，创办《湘学新报》、《湘报》，提倡新学，鼓吹变法。 1898 年，他与康有为倡导并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协助康有为、谭嗣同等主持新政。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等论著，继续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宣传改良主义，并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后来他的思想趋于保守，主张保皇，投身立宪运动，公开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相对抗，还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梁启超著述甚丰，大部分汇编为《饮冰室合集》（148 卷），另有各种专集 20 多种。

为宣传变法维新，梁启超也主张变易进化哲学。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变”是“古今之公理”。他说：“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若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①变易，是宇宙间的客观规律，“人之为”是无法阻遏的。由此，梁启超强调中国必须变法维新，他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弛骤之。”这里，梁启超提出中国要变法，要主动变，自觉变，把“变之权操诸己”，这样才能保国、保种、保教；如果被动地、被迫地变，把“变之权让诸人”，那就会受人束缚，受人驱使，其境遇将会十分尴尬的。因此，他强调中国只有走“自变”的道路，才能独立自强，不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他分析世界各国变法的途径有四： “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政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

①突厥（今土耳其）、印度、波兰，尽管情况不同，但都属“代变者”，代变，

其结局总是不妙。惟独日本为“自变者”，自变，才能独立富强。梁启超这一“自变”论，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洋溢着浓厚的积极进取精神。

梁启超把进化论应用于历史领域，认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②。梁启超批判了中国古代从孟子以来的“治

① 《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

② 《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

乱相嬗”的历史循环论，认为这是“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③。在他看来，历史虽有螺线状循环之像，但按其总趋势和发展方向来说，则是进化的。那么，历史进化的动因是什么呢？梁启超将其归结为物竞天择，他说：“竞争者，进化之母也。”①有竞争必然导致有破坏，而破坏旧的，才能建设新的。他指出：“随破坏，随建设，甲乙相引，而进化之运乃递衍于无穷。”②

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把“三世之义”视为“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③。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进化，就生产工具的发展来说，曾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等时代④；就经济发展来说，则“由渔猎而为畜牧，由畜牧进而为耕桑”⑤；就政治制度的发展来说，则有“三世六别”。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具体阐述了他的“三世六别”论。他写道：“治天下者有三：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超越）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他认为，当时中国的任务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即从“一君为政之世”的第一阶段“君主之世”转变到第二阶段“君民共主之世”。他坚信，将来的中国必将进入太平世即“民为政之世”，他说：“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中国）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

梁启超这一“三世六别”的历史进化论，固然脱胎于康有为的“三世” 说，但他具体地指出“据乱世”即“多君为政”，“升平世”即“一君为政”， “太平世”即“民为政”，“三世”中又有“六别”，比较接近于历史事实，也较容易为人所了解。但同康有为的“三世”说一样，梁启超的“三世六别” 说也是不科学的。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社会是由“心理”的作用造成的，社会历史的进化过程就是“社会心理”这一实体发动、演变的过程。他说：“全世界者，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一社会者，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①并认为，在无数历史事件的波澜起伏中，存在有共同性和一贯性的东西，即“民族意力”为其动因。他说：“史迹有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迄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②虽然他并不否定“物”存在与影响，但他坚持认为历史是“心对于物

③ 《新史学·史学之界说》。

①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势及中国之前途》。

② 《新民说·论进步》。

③ 《读〈春秋〉界说》。

④ 见《变法通议·论译书》。

⑤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① 《余之死生观》。

②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

之征服”，人类文明是精神的创造。他明确地说：“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精神既具，则形质自在；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③

梁启超坚持唯心进化史观，必然认为历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他直截了当地声称：“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④虽然他也有“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二元论的说法，但实际上始终把“英雄造时势”放在第一位。他说：“英雄之能用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⑤ 在他心目中，“时势造英雄”仅是英雄利用时势而已。由此，梁启超进而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进化发展中的作用，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生来“愚昧无知” 的“群氓”。他以此为反对“共和”，坚持“立宪”的改良主义作论证，认为中国民智未开，“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所以只能实行“开明专制”。

梁启超的哲学思想，基本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在《自由书·唯心》一文中，大讲“一切唯心所造”，认为只有“心”才是实在的。他说：“境者心所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又说：“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他十分推崇王守仁的学说，鼓吹天赋观念论。他说：“吾本心固有之灵明，足以烛照事理，而不为其所眩；吾本心固有之能力，足以宰制感觉，而不为其所夺，即吾先圣所谓良知良能者是也。”①在他看来，人心生来就有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不受外物和感觉的迷惑；真理本来就在我的心中，不必依靠经验，不必外求。为了论证“天赋观念”论，梁启超从西方搬来了康德哲学。他认为，康德哲学“以良知为本体”，同王守仁的学说“若合符节”；又认为，康德的认识论同“佛教唯识之义”可以“互相印证”。康德所谓“人为自然立法”，就是佛教所说的“一切唯识所现”。在这里，梁启超否定了康德哲学中关于“物自体”的唯物主义因素，强调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还说：“由我五官及我智慧两结构而生知觉，非我随物，乃物随我。”②这样，他就否定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而坚持了一条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

总之，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戊戌变法前后具有很大影响。他为宣传变法维新而在哲学方面的理论探讨，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是，总的来看，他的哲学思想是比较肤浅的，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到后来，他在哲学方面就几无新的贡献了。

③ 《国民十大元气论·叙论》。

④ 《中国史界革命案》。

⑤ 《英雄与时势》。

①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② 《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