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鲍威尔的宗教与哲学观点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最初属于老年黑格尔派，后来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施特劳斯出版《耶稣传》以后，他立刻予以反驳。1839 年，他出版了他的著作《约翰福音史批判》，由于其无神论和共和制的思想， 他失去了波恩大学讲师的职位。但他并未因此中断自己的研究，1841 年又出版了《对同观福音书作者的福音史批判》。

布鲁诺·鲍威尔提出，对基督教的批判，应探索基督教思想体系怎样为人所创造出来并成为支配世界的宗教的途径。他认为，那些给基督教铺平了道路并使其成为世界宗教的要素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如正统神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下子就以完备的形态从犹太教中产生出来的。他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成为世界宗教的状况而言，它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但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立场， 耶稣及其使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基础都消失了。他否认施特劳斯把它们看作某种国民精神或集团精神无意识的集体创作，而认为它们是抱有一定宗教目的的个别人物完全有意识的创作活动的结果，因而是纯粹的虚构，是福音书个人的作品，换言之，是“自我意识”的产物。

布鲁诺·鲍威尔反驳施特劳斯的观点，认为象施特劳斯那样谈论福音书中的奇迹是否发生过是完全不适当的，因为他忽略了耶稣这个人出现的哲学意义。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犹太人把神性与人性分裂开来了，基督教通过耶稣这个人物就把神性与人性结合起来，这是精神发展的必然结论。因此耶稣的出现是自我意识的发展所需要的，有着哲学的必然性。他认为，福音书的作者创造性地反省了他自己接触到的不同的实在经验，他们在记录时， 对故事中的事件和耶稣传，由于各人反省不同、了解不同而有所不同，这都是由他们自己的自我意识所决定的。因此，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他与施特劳斯在解释福音书上的分歧，是“自我意识”与“实体”之间的分歧。

关于“实体”与“自我意识”的争论，并没有超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范围。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这两者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施特劳斯片面

地抓住黑格尔的“实体”作为他的出发点，而布鲁诺·鲍威尔则片面地抓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作为出发点，进而把“实体”与“自我意识”对立起来。从实体发展到自我意识，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两人使每一个因素都获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发展。因此他们两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但同时他们两个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 而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只有费尔巴哈才把“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结束了施特劳斯与布鲁诺·鲍威尔之间的争论。

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以及对专制制度的某些批判，在当时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争论，他们对黑格尔的批判，也为弄清黑格尔那些极端抽象神秘的哲学范畴的现实内容准备了一些条件。但是， 他们的根本弱点就在于一方面没有超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范围，这使他们对封建势力的批判受到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在批判宗教中，虽然看重黑格尔的方法，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方法的“合理内核”是什么，因而也不是自觉地批判地运用其“合理内核”。然而，推动哲学向前发展的，归根到底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而不是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争论。也正是由于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就是这批青年黑格尔分子中最著名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