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哲学思想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出身于下级官吏家庭，自幼勤奋好学。早年潜心王守仁的心学，后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兴利除弊，与龚自珍齐名，时人以“龚魏” 并称，他 29 岁中举，52 岁中进士，曾任江苏东台、兴化等县知县、高邮知州等职。鸦片战争爆发后，曾做两江总督幕僚，亲身参加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战斗。他痛感亟待变法图强，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晚年，先居兴化整理著述，继居杭州“寄僧舍”潜心佛学。1857 年病逝，魏源著述较多，最主要的是《古微堂集》，其中的《默觚》是他的哲学代表作。1976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新编的《魏源集》。

同龚自珍一样，面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和当时不断受西方列强欺辱的现实，魏源深感封建制度的衰落，认为必须进行切实的改革。

为了寻求国家富强的道路，论证改革的必要，魏源考察了古代历史，形成了他的历史变易观。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变不是人为的，而是“自变”，是“大势所趋”，“会运所趋”，不论是圣人祖宗还是天地都不能阻止。他在《周书·顾命篇》中，极力阐发了他的“变”的思想。他说：“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则知天下大势所趋，圣人不变之，封建也必自变。”春秋时，“惟王道变而霸道，道德变而功制，此会运所趋，即祖宗也不能听其自不变。”唐虞以前，“天地所覆，皆得而治之，其政令灾祥祸福，一以天治，而不纯以人治。”颛顼始，“纯以人治，不复以天治。”“以人治不复以天治，虽天地也不能不听其自变”。魏源的历史变易观不但指出了“变” 的必然性，而且包含有某些历史进化观念。他肯定今胜于古，说：“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柳宗元）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① 所以，魏源极力倡导变法，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易简而能通变之法”②，呼吁“变”以寻求出路：“法久弊生，因时

③ 《五重证义》。

① 《长短言自叙》。

② 《尊命二》。

① 《默觚下·治篇九》。以下所引《默觚》均见中华书局 1976 年版《魏源集》。

② 《魏源集·筹鹾》。

制变”，“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③。

显然，魏源的思想中包含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反映出他反守旧、求革新的精神。但是，他的这种变易进化观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一方面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一方面又说“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乃复其初矣”④。在他看来，变的只是现象的东西，而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他说：“气无一息不变也，其不变者道而已。”⑤在他心目中，作为根本的“道”即封建制度及三纲五常是永恒不变的。魏源的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地主阶级思想家既想改变旧制度的积弊，又不能彻底与旧制度决裂的矛盾状况。正因为如此，当魏源的革新主张不能实现的时候，他自己就只能遁入老庄、佛教中去“求出世之要”了。

在认识论上，魏源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是引人注目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围绕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曾有过长期的争论。王夫之批判朱熹的“知先行后” 论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以“行”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王夫之强调知行相统一，而把行看作是知的来源和基础。颜元继承了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论，特别强调“习行”对人们认识的重要作用。魏源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赋予行以实践的意义，在认识论上是作出一定贡献的。

他明确地主张先行后知，不行则不知。他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他强调了行对知的重要作用，主张行是知的来源和基础，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他进而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①所以，“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②在这里，他强调了“亲历诸身”即直接经验的重要，认为是否“亲历诸身”，对认识事物的真伪、深浅皆然不同。关键在于这些人对这些事物曾经亲身“及之”、“履之”，直接经验积累得多了，对事物就能认识得比较清楚，而不必拘泥于书本。魏源不仅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而且非常重视后天学习——即间接经验的作用。他认为，接受间接经验，学习他人的知识，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

魏源承认人的天资有差别，但他认为这种差别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他讲到：“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①意思是说，天资聪明的人与天资愚笨的人一起学习，聪明人不努力，结果愈来愈笨；愚笨的人努力，结果愈来愈聪明。在魏源看来，即使有了聪明的天资，如果没有后天的努力，也不能获得智慧，反而会变得愚笨；相反，即使天资较愚笨，如果后天努力，就能获得智慧，变得聪明。也就是说，智慧、才能的获得，主要要靠后天人为的努力，经过后天的努力，完全可以改变天资的

③ 《默觚下·治篇五》。

④ 《默觚下·治篇四》。

⑤ 《默觚下·治篇五》。

① 《默觚·学篇二》。

② 《默觚·治学篇五》。

① 《默觚·学篇二》。

自然差别。经过学习，“中人可易为上智”②。

魏源重实际，讲实效，主张用行动的效果作为辨别是非、好坏的尺度。魏源承认人们认识中存在“是”、“非”、“对”、“错”的可能性。那么怎样辨别认识中的“是”、“非”、“对”、“错”呢？魏源提出了“验诸实事”、“质诸人人”的观点。他说：“以匡居之虚理验诸实事，其效者十不三四；以一己之意见质诸人人，其合者十不五六。”③意思是说，经过事实的检验证明，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空洞道理是没有什么实际效用的；经过与众人的商量证明，个人的意见是不那么全面的。因而，一个认识、意见是否正确，要经过实际的检验，要听取众人的反映。在《皇朝经世文编序》中，魏源说：“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这指的是，思想的东西必须接受客观事物的检验，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他又说：“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这是指，古代的东西必须用今天的事实来检验，看它是否适合于当前的实际。魏源认为，古今的情况不一样，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要求它们。“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他主张，“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斯于利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①。在魏源看来，社会国家制度的变革是否妥当，是否可行，要以是否“利民”、“便民”作为衡量的尺度，而不是以某人或某种主观意志作标准。在改革社会弊病方面，他提出要“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主张“毋冯河，毋画饼”。就是说要用实际行动来达到实际效果，要用实际效果来权衡实际行动。这种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正是他的“及之而后知”的观点在检验是非标准问题上的体现。

我们可以看到，魏源的认识论包含有比较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他所讲的“行”，是人们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实际活动，已具有实践的意义，而不属于纯粹主观观念性的东西。魏源把这种“行”看作是人们认识的来源和基础，已经初步看到了实践在人们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在魏源的认识论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正确地强调了经验、习行，但当论及理性认识时，则还拖着一条先验论的尾巴。他说：“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诚使物交物引之际，回光反顾，而天命有不赫然方寸者乎？”在他看来，认识就是“回光反顾”以唤醒心中固有的天赋，只要“回光反照，则为独知独觉；彻悟心源，万物备我，则为大知大觉。”②魏源对于“行”的理解，从“行”的内容来看，也还包括一些封建道德的践履笃行的色彩。同时，他对实践的看法基本上还是直观的，不可能从理论上进行抽象的概括，对实践和认识的相互关系也没有作出系统、科学的说明。

此外，在魏源的哲学中还有一些落后的思想，如他主张鬼神之说，认为： “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①又如，他主张天赋“性善”论，认为：“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人，即赋以此种子之仁”，只要发扬心内之“仁”，即可达到“众善

② 《默觚·学篇二》。

③ 《默觚·治篇一》。

① 《默觚·治篇五》。

② 《默觚·治篇五》。

① 《默觚·学篇一》。

齐归而性大成矣”②。

关于魏源思想的历史地位，后来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评价说：“新的思想之萌蘖，其因缘不得不远溯龚魏。”这表明魏源当属近代思想启蒙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