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们对农时的把握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它地处北温带，四季分明，作物多为一年生，树木多为落叶树，农作物的萌芽、生长、开花、结实，与气候的年周期节奏是一致的。

在人们尚无法改变自然界大气候条件的古代，农事活动的程序不能不取决于气候变化的时序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早就成为人们的常识。

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子去见梁惠王。

梁惠王问孟子自己如何尽力治国，百姓遭灾时是如何尽力救济，为什么人口没有增加。

孟子认为，只是考虑如何去救灾，没有考虑到如何不违农时去发展农业生产，应该尽快抓紧时间促进生产，让人们过上温饱生活。

这就是“不违农时”这一成语的来历。

我国古代农时意识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有关，也和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有关。黄河流域春旱多风，必须在春天解冻后短暂的适耕期内抓紧翻耕并抢栽播种。

《管子》书中屡有“春事二十五日”之说，春播期掌握成为农时的关键一环。

一般作物成熟的秋季往往多雨易涝，收获不能不抓紧；冬麦收获的夏季正值高温逼熟，时有大雨，更是“龙口夺食”。故古人有“收获如盗寇之至”之说。

黄河流域动物的生长和活动规律也深受季节变化制约。如上古畜禽驯化未久，仍保留某些野生时代形成的习性，一般在春天发情交配，古人深明于此，强调畜禽孳乳“不失其时”。

大牲畜实行放牧和圈养相结合，一般是春分后出牧，秋分后归养，形成了制度，也是与自然界牧草的荣枯相适应。

随着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和多种经营的开展，农时不断获得新的意义。如牛耕推广和旱地“耕、耙、耢”及防旱保墒耕作技术形成后，耕作可以和播种拉开，播种期也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而播种和耕作最佳时机的掌握也更为细致了，土壤和作物等多种因素均需考虑。

如《氾胜之书》提出“种禾无期，因地为时”。北魏《齐民要术》则拟定了各种作物播种的“上时”、“中时”和“下时”。施肥要讲“时宜”，排灌也要讲“时宜”。

如何充分利用可供作物生长的季节和农忙以外的“闲暇”时间，按照自然界的时序巧妙地安排各种生产活动，成为一种很高的技巧。

我国古代人民主要是通过物候、星象、节气掌握农时，不过这有一个发展过程。

对气候的季节变化，最初人们不是根据对天象的观测，而是根据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如草木的荣枯、鸟兽的出没、冰霜的凝消等所透露的信息去掌握它，作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依据，这就是物候指时。

在我国一些保持或多或少原始农业成分的少数民族中，保留了以物候为农时主要指示器的习惯，有的甚至形成了物候计时体系《物候历》。中原地区远古时代也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

相传黄帝时代的少昊氏“以鸟名官”：玄鸟氏司春分、秋分；赵伯氏司夏至、冬至；青鸟氏司立春、立夏；丹鸟氏司立秋、立冬。

玄鸟是燕子，大抵春分来秋分去；赵伯是伯劳，大抵夏至来冬至去；青鸟是鸽鹅，大抵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是雞雉，大抵立秋来立冬去。

少昊氏以它们分别命名掌管春、夏、冬、秋的官员，说明远古时，确有以候鸟的来去鸣止作为季节标志的经验。

物候指时虽能比较准确反映气候的实际变化，但往往年无定时，月无定日，同一物候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出现早晚不一，作为较大范围的计时体系，显得过于粗疏和不稳定。于是，人们又转而求助于天象的观测。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代已开始“历法日月星辰”。当时测天活动是很普遍的，其流风余韵延至夏商周三代，后人有“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的说法。

人们在长期观测中发现，某些恒星在天空中出现的不同方位，与气候的季节变化规律吻合。如先秦道家及兵家著作《鹖冠子》中说道北斗星座：

斗柄东向，天下皆春；

斗柄南向、天下皆夏；

斗柄西向，天下皆秋，

斗柄北向，天下皆冬。

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大时钟。

有人研究发现，我国远古时代曾实行过一种“火历”，就是以“大火”即心宿二“昏见”为岁首，并视“大火”在太空中的不同位置确定季节与农时。但以恒星计时适于较长时段，如年度、季度。

由于有时观测天象也会遇到一定困难，较短时段计时的标志则不如月相变化明显，于是又逐渐形成了朔望月和回归年相结合的阴阳合历。

朔望月是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一月，所谓回归年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次为一年。但回归年与朔望月和日之间均不成整数的倍数，12个朔望月比一个回归年少11天左右，故需有大小月和置闰来协调。

朔望月虽然便于计时，却难以反映气候的变化。于是人们又尝试把一个太阳年划分为若干较小的时段，一则是为了更细致具体地反映气候的变化，二则也是为了置闰的需要。探索的结果最后确定为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以土圭实测日晷为依据逐步形成的，不晚于春秋时。已出现的春、夏、秋、冬是它的八个基点，每两点间再均匀地划分三段，分别以相应的气象和物候现象命名。

二十四节气的系统记载始见于《周髀算经》和《淮南子》。它准确地反映了地球公转所形成的日地关系，与黄河流域一年中冷暖干湿的气候变化十分切合，比以月亮圆缺为依据制定的月份更便于对农事季节的掌握。它是我国农学指时方式的重大创造，至今对农业生产起着指导作用。

我国农学对农时的把握，不是单纯依赖一种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系统。如《尚书·尧典》以鸟、火、虚、昴四星在黄昏时的出现作为春夏秋冬四季的标志，同时也记录了四季鸟兽的动态变化。

再如《夏小正》和成书较晚但保留了不少古老内容的《礼记·月令》，都列了每月的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次、气象和物候情况，作为安排农事和其他活动的依据，后者实际上还包含了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内容。这成为后来月令类农书的一种传统。

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并没有排斥其他指时手段。在它形成的同时，人们又在上古物候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整理出与之配合使用的七十二候。丰富了我国传统农学的指时手段。

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传统农学的主要指时手段，是和其他手段协同完成其任务的。

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其《农书》中记载：

二十八宿周天之变，十二辰日月之会，二十四气之推移，七十二候之变迁，如循之环，如轮之转，农桑之节，以此占之。

王祯还为此制作了“授时指掌活法图”，把星躔、节气、物候归纳于一图，并把月份按二十四节气固定下来，以此安排每月农事。

他又指出该图要结合各地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能拘泥成规，不知变通。这是对我国农学指时体系的一个总结。

人们无法改变自然界的大气候，但却可以利用自然界特殊的地形小气候，并进而按照人类的需要造成某种人工小气候。这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大创造。

温室栽培最早出现在汉代宫廷中。比如汉元帝时的召信臣做温室种育出葱、韭、菜等作物。这是世界上见于记载最早的温室。

类似的还有汉哀帝时的“四时之房”，用来培育非黄河流域所产的“灵瑞嘉禽，丰卉殊木”。汉代温室栽培蔬菜可能已传到民间，有些富人也能吃到“冬葵温韭”了。

唐朝以前，苏州太湖、洞庭东西山人民利用当地湖泊小气候种植柑橘，成为我国东部沿海最北的柑橘产区。唐代官府利用附近的温泉水培育早熟瓜果。

唐代温室种菜规模不小，有时“司农”要供应冬菜。北宋都城汴梁的街市上，农历十二月份还到处摆卖韭黄、生菜、兰芽等。

王祯《农书》记载的风障育早韭、温室囤韭黄和冷床育菜苗等，也属于利用人工小气候的范围。

这种技术推广到花卉栽培，有所谓“堂花术”。凡是早放的花称堂花。南宋临安郊区马塍盛产各种花卉。

方法是纸糊密室，凿地为坎，坎上编竹，置花竹上，用牛溲硫黄培溉；然后置沸水于坎中，当水汽往上熏蒸时微微煽风，经一夜便可开花。难怪当时人称赞这种方法是“侔造化、通仙灵”了。

此外，对于反常气候造成的自然灾害，如水、旱、霜、雹、风等，人们也是想出了各种避害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暂时地、局部地改变农田小气候。

例如，果树在盛花期怕霜冻，人们在实践中懂得晚霜一般出现在湿度大、温度低之夜，将预先准备好的“恶草生粪”点着，让它暗燃生烟，以其烟气可使果树免遭霜冻。

这种办法在《齐民要术》中已有记载。清代平凉一带还施放枪炮以驱散冰雹，保护田苗。

[旁注]

梁惠王　（公元前400年～公元前319年），姬姓，名罃，《战国策》作“婴”。魏武侯之子，称魏惠王。魏国第三代国君。在孟子见魏惠王前后，魏惠王曾用惠施为相，进行改革，制定新法。但他刚愎自用，志大才疏，终至人才的流失，魏国国势日下。

精耕细作　我国传统耕作技术。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借用牛力耕田，二是生产工具和劳动技术的不断提高，三是水利工程的完善和灌溉工具的发明，四是在小块土地上，靠精细的劳作和高投入增加亩产量，是精耕细作发展的主要动力。

《物候历》　又称自然历或农事历。即把一地区的自然物候、作物物候、害虫发生期和农事活动的多年观测资料进行整理，按出现日期排列成表。物候历的内容有日期、自然物候、作物生育期、虫害发生期及农事活动等。体现了同一地区的各物候期的先后顺序。

月相　天文学术语。在地球上所看到的月球被日光照亮部分的不同形象。是天文学中对于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被太阳照明部分的称呼。随着月亮每天在星空中自西向东移动一大段距离，它的形状也在不断地变化着，这就是月亮位相变化，叫做月相。

土圭　我国最古老的计时仪器，是一种构造简单，直立的地上的杆子用以观察太阳光投射的杆影，通过杆影移动规律、影的长短，以定冬至、夏至日。始于周代，到殷商时代测时已达到相当高的精度，其干支记日法一直沿用至今天。

[阅读链接]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远在春秋时期，就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4个节气。以后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责成邓平、落下闳等人编写了《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节气是华夏祖先历经千百年的实践创造出来的宝贵科学遗产，是反映天气气候和物候变化、掌握农事季节的工具。人们编出了二十四节气歌诀，方便了记忆，也便于指导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