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在“自己的土壤”上

自五十年代末期起，冈察洛夫更是常常处在内心的不平静中，其中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因素。

一八五五年旅行归来之后，作家即着手完成他那部曾经带着它的提纲去环游世界的巨作《奥勃洛摩夫》。这部作品，在俄罗斯文学中，就揭露地主寄生生活的主题而言，可称得上是最深刻的垂世杰作之一。它所展示的时代的特殊产物——“奥勃洛摩夫性格”，对整个农奴制俄国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

一八五七年冈察洛夫结束了《奥勃洛摩夫》的创作，连载在一八五九年的《祖国纪事》上，并继续写他的原题名为《艺术家》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悬崖》（1860）。

这时期，冈察洛夫与屠格涅夫常有往来，相互通信，倾谈创作的苦乐， 他写道：“我真诚地爱文学。如果生活常常能让我感到一些幸福的话，那就是我的使命赐予的。它曾经不下千百次地召唤我去工作，我都不好意思承认， 我是怎样地一连许多天，在神圣的诗意的梦境中祈求、等待和希望实现那流着眼泪进行构思的心愿⋯⋯。”他还常把自己呕心沥血地酝酿出来的思想和形象讲述给屠格涅夫听，让朋友分享自己的喜悦。冈察洛夫是十分看重同屠格涅夫的友谊的，对于屠格涅夫所具有的精湛的艺术鉴赏水平和批评的眼力非常钦佩。当他正在紧张不安地等待《奥勃洛摩夫》全文出版后舆论界的评判之际，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1858）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并得到热烈的反响。冈察洛夫兴奋地阅读之后，却惊讶地发现它与自己的《悬崖》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使得敏感的冈察洛夫感到异常的痛心。于是，两位艺术家之间便产生了裂痕。之后没两年，屠格涅夫的《前夜》（1860）问世，那导致冲突的阴影重又在冈察洛夫眼前出现。冈察洛夫非常诧异，原本是中、短篇小说家的屠格涅夫却突然转向长篇创作，而且居然能这么迅速地写出新作品，怀疑他是个虚伪的剽窃者。在这之前，两人的关系曾经有过一些挽回， 如一八五九年在为屠格涅夫赴西欧举行的饯行宴会上，由于朋友们的斡旋， 最后握手言和，友好地祝福、告别；一八六○年又有安宁柯夫、法鲁日宁等人为他俩调解。朋友们认为，两个不同作家的作品，由于产生在共同的时代土壤上，出现某种思想上、构思上的类似情况，是不足为怪的；何况两位作家对自己的构思各有独特的处理，某些不期而遇的雷同并不意味着抄袭。然而，一次次的新的裂痕，终于酿成公开的敌对，以致于使辗转于怀疑痛苦之中的冈察洛夫最后也没能谅解对方，直到一八八三年屠格涅夫去世，他俩的友谊也始终不曾得到挽回与弥补。

冈察洛夫曾经两度赴玛丽叶巴顿温泉疗养地。还在一八五七年，他在那儿紧张地写《奥勃洛摩夫》的结尾部分时，还带着小说的手稿前去巴黎拜访过屠格涅夫，后者也热情地为了《奥勃洛摩夫》的成功张开双臂拥抱过他。可是，一八五九年的这次温泉之行，他却带着精神上的创伤，抱病耕耘他的最后一部长篇《悬崖》。在病中，他有感于岁月荏苒和人事沧桑，忧伤地感到自己“浪费了灵感”，谴责自己简直像在昏睡中生活着，甚至想“坚决永远”地抛弃文学生涯。

一八六○年初，冈察洛夫回彼得堡。他抛弃的倒并不是创作，而是立即向外贸部提出辞呈。退职之后，他很快地加工完成了《悬崖》的开头部分《祖

母》等章，交给了《现代人》杂志。

六十年代初，代表进步阵营的《现代人》发生了分化。围绕着农奴制改革问题所掀起的一场大论战，暴露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进步阵营分裂了，屠格涅夫就在一八六一年退出了《现代人》。社会政治上的这些重大矛盾，不能不反映在冈察洛夫的作品中。《现代人》的思想领导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眼就看出了《祖母》中有把俄罗斯庄园地主理想化的倾向，因此， 冈察洛夫的新作被退稿了。

冈察洛夫热爱祖国、憎恨农奴制度，但不能接受革命的道理，他幻想不流血的革命。然而，作为一个目光敏锐的作家，感受着时代的要求，总觉得

《悬崖》的构思不明确，对它的形象处理不满意，长时期地为自己的这个新生儿的诞生经受着分娩前的痛苦与不安。这期间，冈察洛夫于一八六二年重又回到他所厌恶的官场，主持政府机关刊物《北方邮政》，第二年被任命为四等文官，一八六五年又就任出版事业咨询机关的委员和检查官。在刊物上， 他与皮沙烈夫展开过激烈的论战，也因此导致了激进刊物《俄国言论》在一八六六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的反动年代里被封闭的后果。这一切使冈察洛夫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关系冷淡了下来。可他在官场的升迁，又使他越来越感到生活在庸俗卑鄙的阴谋家之中实在令人作呕。一八六七年冈察洛夫请求退职。对于自己这段官场生涯，每当回忆起来，就带着忧伤的心情而感到歉疚。

《悬崖》终于在一八六八年问世了。这部冈察洛夫几乎奉献了整个创作生涯的作品，从构思到成书，随着作家思想的矛盾发展，构思的变化也很大。在早先的设想中，女主人公薇拉被英雄所吸引，抛弃了自己的家，跟随心爱的人走遍整个西伯利亚。倘若这个构思得以实现，那么小说就能提供出一位像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叶琳娜、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妇女那样先进女性的光辉典型。然而，由于冈察洛夫在小说情节上的举棋不定，最终，原构思中反抗的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一段爱情悲剧之后，重又回到了自己的“老窝”。即使如此，在整部作品的思想倾向上，作家的初衷未变，它依然贯穿着前两部长篇的思想红线，体现了与停滞的农奴制生活、与多种“奥勃洛摩夫精神” 斗争的主题。因此，它虽然未能给俄罗斯文学画廊增添新人的形象，但它真实地展示了四五十年代农奴制度的深刻危机，反映了宗法式生活道德基础的动摇；它不仅描写了停滞，也描写了觉醒，在反沙皇专制农奴制度的主题上继续前进。正因为如此，于一八六八年，涅克拉索夫为《祖国纪事》向作家预约这部新作，可是，也许是由于冈察洛夫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隔阂，他把手稿交给了《欧罗巴导报》，发表于该刊第一至五期上。

《悬崖》的创作，使作家呕尽了心血。冈察洛夫感到改革后的时代在变化更迭，新的社会生活正在迅猛发展，要继续创作反映新时代的长篇小说尚有待于积累对生活的观察理解。故而，在五六十年代以小说家蜚声文坛的冈察洛夫，到七十年代改用起评论的笔，写出了《迟做总比不做好》、《万般苦恼》等具有独创见解的文学评论，并写成回忆录《关于别林斯基个性的随笔》以及《文学晚会》、《旧世纪的仆役》等特写。

在文学评论中，冈察洛夫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他否定斯拉夫派的保守反对纲领，也反对无思想、无理想的“纯艺术”作品；他热情肯定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所开辟的道路，声言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拥护者；他主张真正的艺术家应当服务于生活，像列·托尔斯泰那样为人民

创作；他还对喜剧《聪明误》作出新颖的评价，赞扬格利鲍耶夫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正面形象，并断言任何时代都需要像恰茨基（《聪明误》一剧中的主人公）那样的人物，对于自己的三部长篇小说，他表明，正是由于反对农奴制停滞生活的思想，才将它们的构思串联在一起的，它们反映的是他自己的“回忆的世界”、自己的“土壤”。他承认，当前那种变化多端的生活对他的笔是“陌生的”。在美学观点上，在肯定艺术的教育作用和社会意义上， 冈察洛夫与别林斯基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他的最优秀的回忆录就是献给别林斯基的，他对这位革命家的肖像作了动人的描写，不但肯定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别林斯基，而且也高度评价了作为革命宣传家的别林斯基；强调指出了别林斯基在促使俄罗斯现实主义新流派的形成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性格沉静内向的冈察洛夫，他的晚年生活是孤寂的，除了与亲友们的书信来往外很少与人交往。他与奥斯特洛夫斯基、斯塔索夫、鲁宾斯坦、列·托尔斯泰等友人的通信，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是俄国书信评论中的佳品。尽管艰苦的作家生涯常使他处在不安的思虑中而很少欢乐，但他从未丢下过他的笔，停止过他对俄罗斯生活道路的探索。一八九一年夏，在他离开人世前不久，尚口授作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坚守在作家岗位上。是年九月十五日，八十高龄的冈察洛夫病逝于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