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在现实主义的先进潮流中

对于自己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感情，冈察洛夫是并不满意的。也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把这类诗移植到他日后的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之中，作为多愁善感、脱离生活的小阿杜耶夫少爷的得意“杰作”，并通过叔父老阿杜耶夫之口给予不留情的揶揄嘲笑。冈察洛夫能如此坦率地揭己之短，可算是文学史上作家勇于自嘲的佳话之一。

三十年代，马尔林斯基的浪漫主义中篇小说在俄国文坛上风行一时。别林斯基曾肯定了这是马尔林斯基“从生活的大书里扯下几页来”的形式探索，同时更指出在他的中篇小说里，“没有生活的真实⋯⋯一切都是虚构的”，而且“不无矫揉造作、堆砌词藻之弊”。冈察洛夫从开始创作他的中篇小说

《癫痫》、《因祸得福》时，就看出了这种虚伪的浪漫主义的空泛和不自然。

《癫痫》的主人公地主加舍连科在冈察洛夫笔下，是一个感情夸张的梦想家，作者揭示了他的懒虫本质，通过这一人物，冈察洛夫嘲讽了马尔林斯基式的人物。虽然作者尚未能寻根溯源地研究这类性格，探索产生这种心理状态的社会根源，但显然地，冈察洛夫已经力图于再现生活时对它作出现实主义的描绘。加舍连科的形象可以说是奥勃洛摩夫的雏形。冈察洛夫在以后的同名长篇中，就给了这种性格以更充分的、典型的刻画。第二个中篇《因祸得福》，用同样幽默谐谑的色彩来点染贵族青年主人公叶戈尔·阿杜耶夫的浮夸激情，揭露了那种小阿杜耶夫式的人道主义的虚妄性。这一点，在作家描写同名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中，也得到了异常深刻的展示。在这里虽然叶戈尔·阿杜耶夫还只是个概念式的人物，但作者试图对传统世俗小说的浪漫主义形象作出现实主义处理的意愿，还是有迹可循的，而且，这个中篇小说也是作者谴责农奴制度的最初尝试。

四十年代，冈察洛夫的创作与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进程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他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写出了一系列描绘形形色色的彼得堡社会生活的特写，就像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涅克拉索夫的《彼得堡风貌素描》那样，冈察洛失描写了城市居民的各个阶层，如小官吏、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角落”里的居民、贫困的劳动人民等等。作者对普通的小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城市社会的畸形现象给以讽刺，与果戈理、涅克拉索夫等人的作品构成了一整幅彼得堡社会的现实生活的画卷。冈察洛夫最重要的一篇特写《伊凡·萨维奇·彼德查勃宁》（1842 年写，1848 年发表），描写了一个“赫列斯达可夫气质”的青年官吏，一个玩世不恭的、浅薄轻浮的喜剧性人物，讥讽了官僚阶层的寄生恶习。他的另一篇特写，曾在迈科夫家庭圈子里朗诵过的《生活在世界上是好还是坏》，则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进行了哲理性的探讨。作者认为：现实中的人已经沦为为生活而忙碌操心的奴隶，只有“心灵的理想风暴”才能使凋谢褪色了的沉重生活变得新鲜。这篇作品反映了冈察洛夫自身的体验：一直过着枯燥的小职员生活的他，厌恶庸碌的生活，珍视惟一能在其中交流感情、寄托理想的艺术，同时也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中的普遍的苦闷情绪。

一八四三年夏，迈科夫一家去国外，与这个家庭有着亲密友谊的冈察洛夫没有随之同行。他准备尝试着写作长篇小说，构思自己的长篇《老人》。计划中的内容是描绘两个孤独的乡居老人，由于友谊而使生活变得美好起来。然而，行进在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的冈察洛夫，已经不能满足于写出一

部温情主义的、只能引起眼泪和欢笑的作品。尽管文友们热望读到他的长篇作品，甚至激励他，说他如不完成长篇，就是对上帝对人类的“犯罪”，但冈察洛夫却始终没有让《老人》见诸文字。最后，作者推翻了它的写作计划而代之以另一部长篇《平凡的故事》的构思。对于自己的作品的态度非常严肃的冈察洛夫，在他创作生涯的最初十五年中，还从没有让自己的作品正式发表过，即使是比较成熟的《伊凡·萨维奇·彼德查勃宁》，他也并不满意而将它束之高阁达六年之久。他的这些早期作品，虽说是献给强调沙龙趣味、轻视“生活散文”的迈科夫小团体的，但即使如此，冈察洛夫就已经作出了对浪漫主义的巧妙讽刺，开始了对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的探索。

冈察洛夫开始文学创作的四十年代，是一个农奴制矛盾趋向尖锐化的年代，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变化。在社会思想的普遍活跃下，涌现出了一大批“再现生活，再现现实的真实面貌”（别林斯基语）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别林斯基的《给果戈理的信》，帮助许多作家走上了进步的文学道路，冈察洛夫便是其中之一。他以自己再现、揭露专制农奴制度下的俄罗斯生活的篇章，进入俄罗斯进步作家的行列。

一八四六年，冈察洛夫完成了从一八四四年即已开始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他曾将写成的大部分读给迈科夫家庭听，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冈察洛夫十分谦虚地听取文友们的意见，哪怕是他的学生、迈科夫家最年少的瓦列里扬所提出的，他也认真考虑并精心修改。在他写完《平凡的故事》之后，他便立即请亚齐柯夫交与别林斯基，惶惶然地等待这位文学批评权威的“审判”。可是转交者十分轻率地将作品否定了，压了一年之久，只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下，亚齐柯夫向涅克拉索夫提及这部文稿，独具慧眼的涅克拉索夫只翻阅了几页，便确认是一部杰作，立即交与别林斯基。当然，小说得到了大批评家的充分肯定，认为《平凡的故事》是继

《当代英雄》、《死魂灵》之后对俄国“自然派”文学的一个新贡献，并热情地邀请作者前去朗诵。能够得到大批评家的激励赞赏，冈察洛夫真正地尝到了成功的欢欣，他不再怀疑自己的力量，感到生活就像长了翅膀一般，对创作充满了信心。此后，冈察洛夫开始了与别林斯基的个人交往，结识了不少常在别林斯基周围的作家。一八四七年，涅克拉索夫把《平凡的故事》刊载在经过刷新改组、由他主持的《现代人》杂志第三、四期上。由于作品在客观上嘲讽了斯拉夫派所美化的古老落后的宗法式生活，揭示了地主贵族田园式的多情善感和一无所能，展示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实干精神，生动地反映了它的时代特征，因此，它一发表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轰动了整个彼得堡”。自此，冈察洛夫所特具的反对专制农奴制的停滞落后和肯定社会进步的思想，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在自己的创作中。行进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他，忠实于作家的使命而终生不渝。

四十年代末，作家的不朽名作《奥勃洛摩夫》构思成熟（1847—1859）。在《平凡的故事》发表后不久，《现代人》刊出了这部新作的序曲式的一章

《奥勃洛摩夫的梦》（以下简称《梦》——笔者）。《梦》这个片断，真实地再现了外省小城死水般的沉闷生活图景，回响着批判农奴制度的产物—— “奥勃洛摩夫精神”的激越调子。而在创作这一作品时，作家一方面感到心中荡溢着丰富的思想构思，一方面又担心自己所写的是否有用，会不会是“相说八道”，便经常把自己创作中的困难与疑虑向别林斯基诉说。这时，别林

斯基已经身陷病魔之中，但仍坚持工作，他十分支持作家的创作构思，并给以帮助、忠告。他的支持坚定了冈察洛夫将自己的创作与俄国社会的先进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信念。虽说政治上持温和态度的冈察洛夫并不完全赞同别林斯基的农民革命思想，但在反农奴制这个根本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冈察洛夫还曾高度评价与自己政治观点不同的革命家、文学活动家赫尔岑。一八四七年初，在赫尔岑流亡国外途经彼得堡时，他俩还曾经见过一面。冈察洛夫十分同情赫尔岑的被迫流亡，认为赫尔岑出国是必要的。因为在这儿，有恐怖和灾难的威胁，赫尔岑是不可能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的。冈察洛夫一直认真地看待赫尔岑的活动，重视赫尔岑的文艺思想，尤其是赫尔岑关于文学应当描写现代社会和人物、反映自己时代的观点曾经给冈察洛夫构思《平凡的故事》指出了方向。在这段时期里，冈察洛夫与《现代人》的合作关系十分密切。

冈察洛夫对“自然派”的创始人果戈理是十分钦慕的。一八四八年，果戈理从西欧疗养地回国并在彼得堡歇脚，冈察洛夫随同涅克拉索夫等人穿上燕尾服隆重地前去专程拜访。果戈理在接见来客时表现得无精打采，态度勉强，只问冈察

洛夫今后打算写些什么。冈察洛夫激动地回答说：“老天爷让我写什么就写什么”，可是也只得到一声“唔”作为回答。随着，大作家就轻慢地评价起《平凡的故事》来，使冈察洛夫感到十分伤心。这仅有的一次与果戈理的会晤给了冈察洛夫留下了沉重的回忆。尽管如此，冈察洛夫仍非常尊重果戈理。他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崇敬之情始终不减。冈察洛夫充分认识到批判现实主义奠基人果戈理对于俄国文学发展的贡献价值。

在《奥勃洛摩夫的梦》刊出几个月之后，冈察洛夫满载着作家的声誉重回阔别十四年的故乡西姆比尔斯克。冈察洛夫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

“我看到尚未消逝的宗法制生活，也看到新的萌芽。青年、老人、花园、伏尔加河、两岸的悬崖、故乡的空气、童年的回忆，这一切都浮现到我的脑海中来，几乎搅扰我去完成《奥勃洛摩夫》⋯⋯”他脑海中产生了创作第三部长篇小说《悬崖》（1849—1869）的构思，但他不得不暂时抑制创作《悬崖》的冲动，尽快地完成《奥勃洛摩夫》。于是，他每天清晨就起身闭门写作，但总觉得不顺手，不满足于已经积累的生活素材，感到尚需不断地观察生活。同时，他深感四十年代末期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更意识到《奥勃洛摩夫》的创作构思尚有待于深入，必须加强作品中的反农奴制度的揭露倾向。这个时期，整个社会气氛异常沉重，使人窒息。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被镇压以后，俄国反动势力加强了，书报检查制度威胁着作家们，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的创作活动，一些作家如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甚至遭受流放的迫害，而一代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活动家别林斯基，只是由于死亡才免遭锒铛入狱之灾。冈察洛夫在《奥勃洛摩夫的梦》刊出时就曾被迫作出删改。他知道，要发表整部《奥勃洛摩夫》将更会遇到重重障碍。作家担心自己是否会连写作的权利也被剥夺，因而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