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见解和社会活动

如果说乔治·桑仅仅是一个热中于罗曼蒂克爱情的风流女子，那是不公允的。实际上，法国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风云激变的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都深深地影响着这位“浪漫主义母狮”。乔治·桑小时候是卢梭社会平等思想的积极追随者。她的言论、行动和文学创作无不打上乌托邦社会平等思想的烙印。

一八三六年，乔治·桑时常出入共和派爱国志士的社交圈子，当时进步青年所向往的社会平等的理想也同样激励着这位女作家。一八三六年一月三日，她在给儿子莫里斯的信中清楚地表明了她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个人数最少的阶级也就是受过教育的阶级，它始终高踞于没有知识的阶级之上，尽管这个阶级是民族的大多数。”虽然乔治·桑还没能从理论的高度深刻地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但她从耳闻目睹的事实中，感到阶级对立的存在。她写道：“我觉得，土地是上帝所有的，上帝创造了土地，把土地交给人类，作为人类的永久栖息之所。在上帝的本意中，并不是要一部分人饱死，另一部分人饿死。人们不管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个问题，每当我看到一个眼泪汪汪的乞丐依在富家的门口乞讨时，就不禁感到悲怆和愤懑。”当然， 乔治·桑对社会上贫富悬殊的根源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她把这一切归因于文化教育，说“一个人没有文化，就只能受奴役，因为一个农民不管如何聪明、有德行、俭朴、受人尊敬，但总是寄附于一个凶恶、酗酒成性、粗暴、蛮横无理的人。”这就把文化教育问题当成了区别社会阶级的根木标志，未免失之偏颇。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学校里居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她十分反对这种正统思想。她在同上的信中写道：“我跟你所说的这些原则是同你们中学里的原则完全背离的。公立中学是以政府的思想为指导的，总是宣扬统治者的原则。如果拿破仑占据王位，学校就宣扬帝国和战争。如果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就叫你们去当共和党人。老师或教科书上对于历史的评论，你根本别去听它。那些教科书是甘当政府奴仆的学究们奉命与成的。”“你读一读当代人写的关于古代重大事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 英雄们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从以上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乔治·桑对社会的阶级矛盾有清醒的认识，而她本人是站在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广大群众一边的。

早在四十年代初期，乔治·桑就与社会主义者勒德律-罗兰、路易·布朗、皮埃尔·勒鲁等人有深交，一贯支持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主张。

一八四八年，巴黎爆发了二月革命，乔治·桑衷心欢迎这次有工人阶级参加的共和党人的革命。她于二月十八日给儿子莫里斯·柔的信中说：“如果你必须为祖国献身，我不会阻止你。”乔治·桑的心为革命而激奋，为它而欢呼、庆贺，相信“人民的世纪来临了”；她甚至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信仰者。一八四八年四月，她在《人民事业》杂志上发表文章写道：“社会主义是目的，共和国是手段，这就是最先进、最睿智的仁人志士的座右铭。因此，进行社会改革，就是行使公民的义务。”

二月革命后，她的许多朋友都成了共和国的支柱，她的儿子莫里斯也被任命为诺昂市长。在那个时代，法国妇女是不能参政的，但是乔治·桑却深深地“卷入”了这场革命，成为一位幕后活动的“女干将”。她积极进行普选宣传，为激进派议员出谋献策，帮助儿子在诺昂进行共和政治实验。与此

同时，她还直接为共和政府效力。她被任命为《共和国公报》的编纂，主编了好几期公报，并且还创办了《人民事业》杂志。勒德律-罗兰曾颁发给她一张“红派司”，她可以接近任何一个政府委员。她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把一些共和派的友人荐举到政府中去工作，并激励他们的政治热情，甚至给他们指出行动的方向。例如，三月六日她写信给政府委员弗雷德里克·吉拉尔说：“我亲爱的兄弟，大胆泼辣地行动起来吧⋯⋯我用不着过多地关照你：要毫不迟疑地扫除一切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又如，她在给克勒兹政府委员吉扎尔的信中说：“如果革命依靠富翁去反对穷人，那末共和国的寿命不会超过半个月。相反，要是它依靠穷人去反对贪得无厌的富翁，那末穷人们将会是明智、忍耐而慷慨的，他们会让朋友们把什么都办得妥妥帖贴。”三月十九日的《共和国公报》中，乔治·桑写了篇《致富翁》的文章，

流露出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至少它是一篇共产主义的辩护词。该文写道：“你们已经看见了人民的道德和伟大；正因为你们对此无法加以否定，于是就对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一事十分厌恶，深怕他们是共产党人。唉！不是的，人民不是共产党人；不过，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就有人相信共产主义了。人民中相信共产主义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然而，你们知道，如果说大多数人掌握着今天的真理，那末，少数人掌握着未来的真理。”这些语言理直气壮，掷地有声，人们简直难以相信这番话竟是出自像乔治·桑这样一位浪漫主义作家之口。当然，这篇《致富翁》远不是共产党人的宣战书；但是， 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说共产党人实行恐怖政策，迫害贵族和教士，破坏家庭和私有制，等等，乔治·桑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公然为共产主义辩护，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不仅如此，乔治·桑甚至还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五月七日，她在《真正的共和国》政治周刊上发表文章， 向资产阶级宣布：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危险分子。她写道：“要是你们认为， 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希望和志愿：借助公众良心所认可的一切合理手段， 从今天起就消灭巨富和赤贫之间令人厌恶的不平等现象，并开始实行真正的平等，那末，是的，我们这些人就是共产主义者。”这些思想都是可取的。

但是，乔治·桑对一八四八年革命很快就失望了，主要是对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表示不满。四月十六日她给莫里斯的信中说：“这儿一切都颠三倒四，杂乱无章，缺乏整体观念。⋯⋯不管资产阶级怎样反对，必须千方百计拯救人民。但是，正如蒙泰涅所说，人是反复无常并各有打算的。⋯⋯ 不过，社会还是在进步，历史还是在发展。”她认为革命要避免暴力和流血， 要采取温和的态度，不要把人民推上互相厮杀的道路上去，借此，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独裁政权。这种不流血革命的主张不是乔治·桑所独有的，这正是当时一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

乔治·桑对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的政治势态深为优虑。在她的家乡诺昂， 反动派以“共产主义幽灵”来恐吓农民，使农民站到了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他们高呼“绞死卡贝！绞死共产党人！打倒莫里斯·杜德望！打倒杜德望夫人！”等等口号，反动派暂时得势了。

在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年○年间，乔治·桑为《事件报》撰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致温和派》，她在该文中坚决反对当局对一八四八年革命老实行监禁和流放。乔治·桑从一八三六年起就和路易·波拿巴有私交。一八五二年波拿巴称帝，自封为拿破仑第三，对共和派实行政治迫害。乔治·桑

就利用她和拿破仑第三的个人关系，拯救革命者于危难。波拿巴派曾企图引

她入彀，但她断然拒绝，对帝国始终持批判态度。她认为，哪个党派镇压人民、践踏人道主义，就要坚决反对它。

一八七年○年爆发了普法战争，乔治·桑十分憎恶这场帝国主义争夺战， 她在一封信中写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帝国主义冒险的结果啊！”她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法兰西人民应当反对这场可耻的战争。

但是，乔治·桑这种以反对暴力和流血为内核的人道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而临着真正严峻的考验。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其时，乔治·桑在诺昂，并不了解这次无产阶级起义的性质，只是凭着一贯的非暴力思想准绳来测度这次革命的意义。她于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写给巴黎公社的友人皮亚、普洛絮等人的信中说：“如果这是一场内战，以枪弹去反对炮弹和机关枪，那末，你们最好是远离巴黎，去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在这方面，乔治·桑并没有背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般的处事准则：在无产阶级处于受压迫和受剥削的艰难时刻， 人道主义者们对他们寄予同情和怜悯；而当他们诉诸武力、用铁血求生存时， 人道主义者们往往就惊骇不止，要求他们解除武装。这说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阶级局限性。同年四月六日，乔治·桑写信给布库瓦朗说，她喜欢“传统意义上的无产者，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无产者的未来。”这句话是乔治·桑对自己人道主义思想最真诚的自我剖析。不过，当巴黎公社失败后，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残酷镇压公社社员时，乔治·桑坚决谴责政府的暴行，热情支持巴黎公社的事业。她在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发表的《战争时期一个游子的回忆》中说，她并不害怕巴黎公社起义的红旗，因为，“在这个政党的行列里，拥有一些功勋卓著、才华横溢的人士，他们率领着这个党，控制住它，以便保存该党的前途，因为这个党是有前途的，那些温和派对此不乐意也罢；甚至于可以说，这个党大概是最有前途的，因为它热情地关心未来，而宁可牺牲现在。”尽管乔治·桑对巴黎公社有过误解，但当她真正了解它的事业的正义性以后，便热情地支持它，赞扬它，表明她是无产阶级可靠的朋友。

综上所述，乔治·桑的社会观和政治见解基本上是可取的，她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和言论总的来说是有利于被压迫阶级的斗争事业，她的心同无产阶级连在一起。惟其如此，她的作品才焕发出进步人类的思想光华，从而葆其深远的社会意义。

乔治·桑在七十年代与福楼拜有深交，他们经常通过书信交换文艺观点。她晚年仍然不停地写作，尤其是创作童话故事。

乔治·桑于一八七六年六月八日在故乡诺昂逝世。她在巨部回忆录《我的一生》（共二十卷）中，以“对人慈善，对己自尊，对主虔诚”作为题铭。这可说是她一生处世为人的简洁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