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点

乔治·桑在晚年与福楼拜曾经有过文艺争论，她的全部文艺观点在给福楼拜的信中可说宣泄无遗。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内容与形式

乔治·桑认为福楼拜的文学创作过分寻求形式美，她说：“我觉得你这一派不关心事物的本质，太爱在表面上逗留。你这一派用心寻找形式，过于忽视内容，变成文人的读物。”（1875 年 12 月 19 日致福楼拜的信）福楼拜写作十分讲究文学美，提倡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要用得恰到好处，无法以别的动词替代。而乔治·桑则以创作平民化为己任，她的文学语言是为广大群众所喜欢的，不追求典雅，而力求通俗。在她的小说中常常使用民间俚俗语言，对话完全是口语化的，非常朴素自然。因为乔治·桑认为小说是用以教育人的，所以评论家往往也称她的小说为“教育小说”。乔治·桑小说描写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农民、农妇、乡绅、儿童等，文学的语言必须适合这部分人的审美力，因此不能学究气十足。乔治·桑竭力宣扬内容与形式的一致，在创作上也是努力实践这一主张的。

（二）主观与客观

福楼拜于一八七五年十二月给乔治·桑的信中说：“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以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面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露面一样。”他认为作家应该在小说中客观地、中立地来处理人物和事件，不要用自己的喜忽哀乐的感情去褒贬人物，也就是说不要把作家的主观意识变成人物的意识。乔治·桑则反其道而行之，她主张作家的主观意识与人物的客观效果应当一致，作家的感情色彩可以并且应当在小说中反映出来。她在给福楼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知道你反对拿私人的学说干预文学。你就真对吗？是不是与其说成美学原则，不如说成信心缺乏？心里有一种哲学，偏不许它露到外头来，就办不到。⋯⋯艺术不仅仅是描绘。而且真正的描绘，充满推动画笔的灵魂。”乔治·桑认为在写小说时，作家不可能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他的哲学原则或思想见解必然要在作品中流露出来，因为描绘之中有着作家的灵魂在推动。她在批评福楼拜的客观主义时说：“从写的东西里头抽去自己的灵魂，这又是什么病态的幻想？把本人对自己创造的人物的意见隐藏起来，因而让读者对人物应有的意见陷入迷离惝恍，等于甘愿不要人了解，这样一来，读者只好丢开你了；因为，假如他想听听你对他讲的故事的话，就全看你有没有明白指出：这个人强，那个人弱。”（一八七六年一月十二日致福楼拜信）乔治·桑主张作家主观思想和所描写的对象的思想要交融，要求主客观的一致，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可取的。

（三）暴露与歌颂

乔治·桑在《魔沼》开头《告读者》中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艺术家用严峻的目光扫视他们周围的事物，想方设法去描绘痛苦，贫困的惨景， 拉萨尔的粪污。这也许是属于艺术与哲学的范畴，但是，描写这种奇丑无比的、卑微的、有时是邪恶和有罪的阴暗面，难道他们就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了吗？其效果就很好了吗？”显然，乔治·桑认为光是揭露、没有颂扬并不是文学创作的理想方法。她在给福楼拜的信中也说：“艺术不仅仅是批评和讽刺：批评和讽刺只描绘到真实的一面。我愿意看见人原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是或好或坏，而是又好又坏。”她说，作家冷漠地仅仅指罪恶

给读者看，永远不让他们看到善良的一面，读者是不会满意的。读者会自问： 究竟是人物坏，还是作家自己坏？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坏，面面都阴暗，她认为这样“不合乎人性”。她甚至高呼：“在斗争中间，我愿意看见善良胜利。” “艺术应当追求真理，真理不是描写罪恶。⋯⋯人生不只是装满了妖精。社会不光由恶棍和坏人组织成，正人君子并不属于少数，因为社会一直存在于某种秩序之中，罪行不受惩罚的也不太多。”她为什么相信罪行会受到惩罚呢？因为她认为有一种“公众的良心”在社会上占优势，这种道义的力量迫使坏蛋尊重法律。这里，乔治·桑仍然相信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是好的，是保护人民的利益的。虽然前面的立论不无道理，但是它建立在现存社会的法律基础上，是一种瘸腿的理论。

（四）理想与现实

乔治·桑宣称应当以“理想的真理”取代“直接的现实”。因为，以前的社会现实是一出悲剧，以后应当以喜剧来使人们欢娱。作家应该向前看， 不要成为记述当前事件的奴隶。描写理想的东西，这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之一，但是在雨果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中，描写悲惨的现实并不与展望未来相抵牾。而乔治·桑则更愿意看到一个稍稍美化了的现实，认为作家要从真实中跳出来，不要让现实的负荷压碎了理想。这种文艺观的形成与乔治·桑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她对四十年代的革命深感失望，因此想把小说当成躲避现实的逋逃薮。现实越是残酷和令人失望，虚构的未来就越能给人们以安慰。作家的目光不要仅仅看到几步远的地方，而要看到几十年、几个世纪以后的未来。她认为，所谓理想，就是今天的梦幻，也就是明天的现实。她的这种观点，正好同巴尔扎克及司汤达等人的现实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她作品中的诗情多于散文，颂歌多于挽歌，暖色多于冷色，激情多于力量。这种理想化的小说，并非自乔治·桑始，它与十八世纪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贝纳丹·德·圣皮埃尔的《保尔和薇吉妮》等作品是一脉相承的，是文学中的乐天派。但是，正如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泰纳所说：“无疑，这样创造出来的形象缺少实感，难见真面目，⋯⋯他们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形象。”

但是，乔治·桑的理想主义文艺观，确实使她塑造出一系列独树一帜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看了司汤达、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那些被现实折磨得形销骨立的憔悴人物以后，再看乔治·桑的人物形象，恰如一阵清风拂面，给读者以激奋和新意。这些人物形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画廊中的人物形象所难以取代的，它们互为补充，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