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添光彩的人友情纯洁了双眼

1350 年，薄伽丘因父亲去世回到佛罗伦萨。

那不勒斯创下的声名早就传到了佛罗伦萨，见多识广和盛情煎熬之后又孕育出稳重之风，这时的薄伽丘的重返故里自然与上一次不可同日而语。薄伽丘立即得到了佛罗伦萨当局的爱重，可以一展才华了。他在共和政体中担任掌管财政的职务，还任过外交官。在任外交官阶段，曾先后七次受共和政体的委托，去跟外国的国王和罗马教皇办理外交事务。

在当时，意大利的封建势力仍很雄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日耳曼皇帝，依然是意大利的最高统治者。在封建势力中.最狡诈者是罗马教皇。教皇不仅是欧洲整个封建社会的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而且还从欧洲各国人民身上榨取了巨大的财富。教皇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统治。不可告人的野心，使得教皇成为维持分裂局面，阻碍国家统一的罪魁祸首。他不仅直接干涉城市政治、煽动城市内部党争，而且挑拨各城市之间的关系， 引起城与城之争。薄伽丘在与罗马教皇的交涉中，维护了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表明：市政厅是高于一切的，“正义法规”是佛罗伦萨的生命的保障， 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薄伽丘的政治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听到了有关佛罗伦萨历史上党派相残的惨剧。怀着消除党派仇隙， 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热望，他步入了政界，渴望能有所抱负，做一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但是，风浪险恶，独木难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他无力回夭。他深深地感到：那些蝇营狗苟的佛罗伦萨人，尤论是格尔夫派还是吉伯林派，都是应受诅咒的邪恶之徒。目睹各大家族之间的连年血战， 各党派的相互倾轧，人们的愚昧、粗野以及教会人士的贪婪、虚伪、腐化， 他希望自己能写出一部作品，抨击贪欲，建立秩序。写作《十日谈》的思想逐步酝酿成熟了。

同时，薄伽丘与彼特拉克的友谊也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1351 年，佛罗伦萨当局要招聘当代著名学者到新成立的佛罗伦萨大学任教， 薄伽丘力荐延聘放逐在外的彼特拉克。他以佛罗伦萨共和政体代表的身分， 亲自去帕度亚邀请放逐的彼特拉克返回佛罗伦萨，并且传达了当局退还从前没收彼特拉克的产业的决定。

彼特拉克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代表。他在法国古城卡尔奔特腊群山之中的温都克斯山第一次提出“人学”和“神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在担任阿维农教皇宫廷的秘书时说深信新时代的远景已经接近人间。他一生中都在思想和文学上进行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斗争，把罗马教廷斥作“悲哀的逆流， 恶毒的寺院，异端的教堂和谬误的学校”，虽然他曾是教皇的秘书，在根本上不否认宗教和教会的存在，但他对教会和封建主全力维持的禁欲主义教条确实深恶痛绝。

彼特拉克主张意大利的统一，反对贵族暴政的统治。他尤其怀念古罗马的光荣，要以古罗马的精神来恢复意大利的统一。这情绪表现在他的几行诗里：当勇者武装抵抗野蛮的狂暴的时候，战斗不会很长，因为往古的勇敢精神，仍以生命温暖着意大利的心房。

彼特拉克很早就指出“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于我就够了”，“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凡人要关怀世间的事”。他把文艺复兴理解为：（1）“从古罗马帝国晚期（五世纪）到他所处的时代（十四世纪）这千年间正是欧洲的黑暗时代”，既毁灭了古典文化的精华，又毁灭了公众品德的精华；（2）当时的粗野状态还不太根深蒂固，人可以改变那种状态，因此他号召人要设法摆脱“黑暗时代”，来一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维的复活”。他对青年一代寄予期望——掌握古人才华的奥秘，“这遗忘的沉眠”将很快被驱散，人总将“在过去的纯洁光照中迈步前进”，人类的创造力将空前发挥出来。这种很简单的概念，就成了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根深蒂固的信念。

彼特拉克的这一切思想都深深影响了薄伽丘。两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和生死不渝的友谊，使得他们在对人性的尊崇，对教会禁欲主义的荒谬，对意大利民族统一问题，见解趋于一致。比较起来，薄伽丘的人文主义思想又更加富有生气。与彼特拉克不同的是，他并不相信基督教能拯救人们的灵魂，也不迷恋僧侣的苦行主义，他的身上更多地具有新时代的气息，他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有代表，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勃兴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于此后文化的贡献，彼特拉克的抒情小曲远不及薄伽丘的《十日谈》，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