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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窟阴影

1339 年，薄伽丘上了年纪的父亲遭到了经济的打击，急需得到他的帮助。从此，他不得不放弃了公子哥儿的优闲生活，必须为自己的衣食操心了。1340 年，他回到了佛罗伦萨。他告别了秀丽怡人的那不勒斯，告别了阳光和快乐，落入了终日聒噪不休的“蛙窟”。

那时的佛罗伦萨正处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之中。

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政治上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中部和北部的城市共和国，到十四世纪中期，先后变为个人专制国家。专制君主独揽司法、立法、军事和行政大权。他们通常出身于封建贵族世家或大商人、大业主、大银行家家庭。这其中已孕育着中央集权国家的萌芽。中部和北部还有萨优依公国等封建小国和教皇国。南部的西西里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先为法国安茹家族所有，到公元 1435 年，则处于西班牙拉冈王国的统治之下。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教皇辖地、威尼斯是当时五个主要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五个国家的历史就构成了这个时期的意大利史。

1454 年以前，每个主要国家都着手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和疆界。各城市和城市联盟之间的战争连续不断。教皇国也热衷于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借助于雇佣军进行的。各个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巨大成就就是在持续的内部纷争中实现的。在政治体制方面，佛罗伦萨实行的是希腊城邦式的民主政治。十世纪时，佛罗伦萨还是托斯卡纳公国的一个小镇；十一世纪开始成为意大利工商业和银行业的中心；1115 年获得自治权，建立了城市共和国，实质上是封建国家内部的一种自治权，政权仍由封建贵族掌握。到了十三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日益增长，那些挥金如土的封建贵族在经济上正被迫处于次要的地位。为了支撑门面，维持表面的繁华盛世，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那些商人和高利货者。金钱成为社会的杠杆，那个一度受到封建贵族极端鄙视的“中层阶级”，即那些商人、作坊主、银行家、工业家和手工匠，正不知不觉跨进市政厅的大门，身居交椅，开始执政了。

当时，佛罗伦萨行会林立，主要的有羊毛商、丝绸商、呢绒场主，银钱商、律师以及医生和药剂师等七大行会。1250 年，工商业居民制订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第一部人民宪法，使七大行会的“肥人”控制了城市政权。1293 年， 佛罗伦萨成立了行会民主政权，行政机关由六名执政官组成，任期两个月， 期满改选。行会民主政权不许贵族担任行政官职。因为冈巴地一役，贵族立有大功，开始居高临下、飞扬跋扈起来。为了严格限制贵族的政治权利，1293 年，佛罗伦萨市民在民主党派领袖吉阿罗·戴拉·贝拉律师的领导下，制定了名为“正义法规”的新宪法。“法规”一方面加强了行会对政府的控制， 并增设了一名执政官，由他统率一千名市民武装，专门对付犯法作乱的贵族分子。另一方面，“法规”规定：凡非实际从事一种行业者，一律不得担任公职。1295 年，行会民主政权又对“正义法规”进行了修改，规定：非豪门的贵族，只要加入一种行会，便可担任公职。所以，任何一个小贵族要想取

得市民权，参加行会是必须的途径。

佛罗伦萨是社会变动最多的国家。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指出：“使这个城市受到扰乱的不只是一种分裂，而是各种各样的分裂：首先是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敌对；其次是格尔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仇恨；最后还有比安卡派和内拉派之间的结怨。”1343 年，梳毛工人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雇佣工人反对工场主的斗争。

薄伽丘回到佛罗伦萨不久，就参加了行会。他目睹佛罗伦萨动荡不安的政局和野蛮落后的社会习俗，深感有两件事急待解决：一、消除党派之争。所有家族宿怨，宗派对立，个人仇隙，敌对情绪，都该彻底结束。二、消除社会公害，维护社会治安。市政厅应严惩肇事头目，不论他属何党派，哪一宗教。薄伽丘坚定地站在共和政权一边，反对封建专政制度，抨击同旧贵族勾结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尽管薄伽丘不乏政治热情，客观形势却时时与他作对。他并没有受到佛罗伦萨当局的应有重视，心情一落千丈，郁郁寡欢， 一道阴影掠过他的胸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