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帝国主义侵华史

建国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也最多。但人们的研究并不限于列强的政治军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由于近代中国遭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列强彼此间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 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具体论述了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及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和干涉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对华政策。当然，列强侵华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在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勾结的过程中，将中国社会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关系的课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论者通过论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与外国侵略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以及通过考察清代外交机构的变迁，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侵略者总是各自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似乎是成了历史的规律。

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

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 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国侵华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国侵华的全过程；后者更注重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对华政策的关系上，考察其侵华活动的演进。虽然只写到十九世纪末，但它大量利用美国官方档案，所论独具特色。

揭露英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集中叙述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侵略过程。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征引了大量中外档案和书刊，对十九世纪香港史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内容也包括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则是对英法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

揭露沙俄对华侵略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其第一卷叙述早期沙俄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订立。第二卷叙述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武力并吞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瑷珲条约》、《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的经过。第三卷叙述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的经过。第四卷叙述十九世纪末至 1917 年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该书大量利用了中、日、英文资料，系统考察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起于 1874 年日本进犯台湾，止于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涉及中日

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 70 年间中日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论述。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则是系统研究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

甲午战 争的专著。

丁名楠、余绳武等人合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是一部系统研究列强侵华史的著作。其第一卷于 1958 年出版，第二卷在中断 20 年后于 1986 年出版，

写到 1919 年。本书充分利用了中外文资料，是迄今综合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史》、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

中外关系史研究

除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外，中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了外交史、边界问题、条约及租界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外交机构的变迁以及人物的外交思想等等广阔的领域。

在中美关系方面，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虽重在研究民国时期中美政治、外交关系，但有一个序章，介绍早期中美关系，故实可视为一部通史性著作。吴孟雪的《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一书，对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起源和确定、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期间的中美法权交涉、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和复活等问题，均作了系统考察；在中俄关系方面，吕一燃的《中国西北部边疆史研究》，深入地探讨了中俄西部边界的沿革、管辖和民族问题。刘远图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则对中俄东段边界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中英关系方面，余绳武、刘存宽的《十九世纪的香港》，除了记述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外，对 19 世纪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也都有具体的论列。刘蜀永的《从 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 年第 2 期）一文，在指出英国侵占香港使之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的同时，也指出：在香港产生了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了洪仁玕、王韬、何启、胡礼垣、孙中山等一批具有不同程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从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角度考察，香港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中国，影响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窗口，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某种积极的作用。这些研究显然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范围。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还有国际间友好交往的一面，长期研究不够，近年来也开始有所发掘。张芝联的《历史上的中法关系》（《历史教学》1980 年第 3 期），介绍了早期法国在文化艺术上向中国学习和近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向法国革命传统学习的情况。赵金钰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日本大陆浪人》

（《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2 期），也介绍了真诚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本人宫崎寅藏等。

在外交史方面，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一书，从国际法角度，对列强在华特权、中外多边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等许多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被认为多平实之论。在外交机构方面，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分为传统外交体制、洋务体制、清末外交体制改革、民国外交制度等四编，系统论述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选拔、培养、任用外交官的人事制度上的变化，勾勒出了近代中国外交制度发展变化的脉络。在租界史方面，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对中国各地 租界开辟、拓展、收回，

以及租界或类似租界的地区等基本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全面介绍各地及各国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

刘培华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实质问题

怎样看待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是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必须正视的宏观理论问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绳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6 期）一文中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落后挨打，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造成恶性循环。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通。必须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广阔道路。他不赞成个别论者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变成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并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汪敬虞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近代 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一文中，不赞成所谓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引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向近代中国的介入，与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军事和经济入侵，不仅是同步进行，而且有同一目的。不能认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的殖民地化，只是由于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而在科学技术上，则是对中国进行帮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方生产技术的引进，固然引起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但是并没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这种势力的外国现代企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中华民族真正觉醒独立自主以后，西方文明才能真正为我所用。

余绳武的《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一文，则对美国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清廷要求英使谒见皇帝时行跪拜礼，并限制外商在广州一口贸易，是把西方国家当“藩属”对待，恶化了中英关系，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余文以为这并无根据，跪拜礼是当时中国的宫廷礼节，适用于一切外国来华使节，限广州一口通商主要出于巩固海防的考虑，两者皆与藩属制度无关。《剑桥中国晚清史》歪曲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也掩盖了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余绳武强调，《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失误说明，殖民主义思想残余的存在，是西方学者研究中西关系史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