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土木工程

建筑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内容极其复杂，它既包含传统建筑方式的延续与变化，旧城镇的改造，也包含近代西方建筑方式的传入与发展，以及新兴城市的建设活动。但从本质上讲，这时期建筑文化反映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也是中西建筑方式交融的过程。

由于封建社会末期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经济与技术的停滞，在建筑发展方面也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不论在建筑类型、建筑理论、建筑设计方法方面，还是在建筑材料、建筑结构、施工技术等方面都不能和欧美先进国家同日而语。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新兴的西方建筑方式日益在中国传播，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产生了严重挑战，并促使中国近代建筑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一）建筑新类型、新技术与新形式的出现

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深入与巩固，各国为了满足 其殖民统治的需要，开始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建造了一系列新兴的西方建筑。其中有为政治服务的公使馆、领事馆、总督公署、巡捕房、工部局、兵营；有为经济服务的银行、洋行、海关、饭店、新兴商业建筑；有为交通运输及工业生产服务的码头、船舶修造厂、火车站、原料加工厂、仓库；有为其生活享乐服务的娱乐性建筑、花园住宅等等。此外，由于交通运输与商业贸易的发展，许多大城市的人口急遽增加，房荒日趋严重，于是为了满足广大居民生活需要， 一种仿欧洲联排式住宅的城市里弄住宅类型便最初在上海产生。这种类型的住宅后来很快在沿海城市流行起来，并且根据中国的城市环境而有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当时的房屋，一般说来，都没有固定的风格，早期以殖民地式和折衷式居多，逐步又传来了古典式、罗曼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欧洲村舍式和平房式。从现存的版画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开埠之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建造的西式洋房都只有一二层。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已出现不少三四层的建筑。这些建筑物多是砖木结构，砖墙承重，木楼梯，木梁板， 其造型比例和细部装饰都不大考究，外墙以青砖砌筑，夹有红砖水平线条装饰，墙的外表不施粉刷。到二十世纪初时，已开始出现不少五层以上建筑， 建筑艺术也考究多了，外观已有应用面砖、石块和水刷石粉面等做法，内外装饰也相应增加，房屋的机械设备也比较现代化，高层建筑已应用了电梯。

上海在 1843 年建于外滩的旧英国领事馆和 1848 年建于金陵东路外滩 2 号的旧法国领事馆都是二层建筑，造型仿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式样，砖木混合结构，形式比较简朴。室内有壁炉，屋顶上有许多烟囱。其中法国领事馆在中部还高出一圆顶 为三层，主立面二层均采用了连续的券廊做法。到十九世纪晚期，在上海外滩一带建造的俄国领事馆和德国领事馆已都是三层建筑，立面采用连排的券形窗，屋顶上部还设有阁楼和老虎窗。1905 年建造的上海旧日本领事馆则已达到极其堂皇与豪华的地步，外观采用西方古典建

筑式样和装饰，在立面上有突出的柱式和连续券廊，建筑材料则为砖石混合， 在中部屋顶上还做有方形的曲线穹顶，似带有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大师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的手法。

北京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已在东交民巷、台基厂、御河桥一带形成外国使馆区，区内陆续建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使馆、银行、洋行、教堂、花园洋房和兵营等等。其中以英、美、法、日、俄等国的使馆规模较大，四周均有围墙，内部有广阔的庭院和各类建筑，前面有庄严的大门，建筑布局与设计手法往往中西结合，不甚严格。如原英国使馆，虽大门为雄伟的欧洲文艺复兴式样，但围墙与院内附属建筑则仍沿用中国传统形式。原法国使馆和日本使馆的大门均为不严谨的折衷主义建筑式样，虽然都有中央券洞和壁柱、檐口等西方古典建筑细部，但手法粗劣，而且还都在大门两旁设置一对中国传统的石狮，是中西结合的典型例子。而北京原比利时使馆虽规模不及上述几个国家，但其主体建筑则为典型的北欧中世纪府邸形式，复杂的高坡屋顶、老虎窗和许多小尖饰，与简洁的墙面、窗户产生对比，衬托在绿树成荫的庭院内，显得异常怡然幽雅，这无疑是经过建筑师精心设计的。

1898 年在青岛建造的旧德国总督公署则采用欧洲古典复兴时期的公共建筑形象，平面的中部与两端突出，造成在水平方 向划分为五段，内部为单面走廊式布局。立面造型严谨，高四层，顶层部分为阁楼，上面还设有一排弧形的老虎窗。建筑主体部分的立面为二层连续券廊，正中部分有一宽阔的券门，入口台阶直上二层。建筑外部为石墙，内部应用钢骨包混凝土结构， 顶上为陡峭的两折形孟萨式屋顶，红瓦屋面，颇能表达庄严的气势。此外， 1861 年建造的武汉前英国领事馆则是采用英国花园式住宅的例子。

上海江海关建筑的变化过程可以说明公共建设的发展情况。1857 年在汉口路外滩建造的上海江海北关还是一座古庙式的建筑，前有牌坊，主体建筑为二层传统形式，上面还高出一个三层的小阁楼。1868 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江海关全由外国人管理，江海关的建筑也由外国人负责建造。1891 年开始拟建的上海江海关关署，由一名英国建筑师设计，于 1893 年落成。由于该建筑是由英国人设计的，所以建筑物带有英国哥特建筑风格，主体高三层。该建筑“前面以铁栏围绕，入其门，地甚广，可以方轨并驰。由南首石梯历级而升，⋯⋯梯傍有石狮，盖仿中国衙署式样也。中央有钟楼。屋顶并设有避雷针。各处玻璃窗装在外面，百叶窗装在内，为防日曝雨洒之用。⋯⋯ 又有暖气设备，天寒时便可满室温和”①。

新式旅馆是近代出现的一种重要公共建筑类型，从平面布置、建筑形式到结构做法都与中国传统客栈迥异。1866 年在上海英租界建造的前汇中饭店，高三层，造型是仿欧洲十九世纪的折衷主义建筑做法，砖木结构，外墙为砖砌，每层均有白石檐口 线脚装饰。1906 年，前汇中饭店的三层建筑被拆除，重建新楼，高六层，是当时首批上海高层建筑之一。新楼主体局部应用了钢结构，其余仍为砖木结构，内部已装置电梯设备。它的立面外墙为红砖所砌，每层均有线脚划分，窗间墙为白色面砖装饰，总体造型带有折衷主义建筑风格。比这座建筑略早几年在北京长安街上于 1900 年落成的北京饭店旧楼，是由法国人投资建造的。建筑物主体高七层，钢骨架外包混凝土结构， 电梯设备齐全。正立面为土红色面砖贴面，并在适当部位做有檐口、阳台等

① 引自屠诗聘主编：《上海市大观》，中国图书编译馆 1948 年版。

古典细部装饰，总体造型新颖简洁，气势宏大，因而形成为当时北京新建筑的重点。本世纪初在北京建造的六国饭店（后改为国际饭店），外观则完全仿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形式，手法严谨，立面主体部分为三层，底层做成基座状，二、三层用通长的柱式与窗间墙连成整体，顶部为陡峭的两折形孟萨式屋顶，上面开着一排老虎窗，里面设有阁楼作为辅助用房。这座建筑的设计可算是外国建筑师的精心之作。

此外，在这段时期中，资本主义列强在我国建造的洋行、银行、工部局、俱乐部更是与日俱增，这些建筑多半是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形式或欧洲中世纪的建筑手法，一般说来，早期比较简朴，后期则规模逐渐增大，设计也豪华精致得多。例如上海汇丰银行在 1867 年、1880 年、1923 年三次兴建的大楼中，就可明显看到其发展的过程。如在 1880 年建造的汇丰银行只不过是三层

的折衷主义小型建筑，而到 1923 年落成的汇丰银行新楼则已是赫赫有名的六

层石砌外墙的古典大厦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上海的洋行已有 41 家，最出名的是上海怡和洋行，位于今北京路外滩，当时建筑规模已很宏大，高三层， 内部有壁炉，外观为殖民 地建筑风格，入口有古典柱式的门廊。本世纪初已改建为六层大厦。其他如天津的旧义品放债银行、天津旧英国工部局、天津旧日本领事馆、天津旧德国俱乐部（1907 年）、上海前市政厅大厦（1864 年建，已拆除）、上海旧旗昌洋行（1898 年）、上海东方汇理银行（1898 年）等都是本时期比较典型的西式建筑实例。

（二）天主教与基督教建筑的广泛传播

1840 年以后，西式教堂便在各地不断出现，教堂式样也随着传教士的修养与兴趣而有所不同。

罗曼式教堂：亦称罗马风教堂，这是十至十二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教堂建筑风格，平面呈拉丁十字形（长十字形），以山墙面为主要入口，特点是立面应用一些古罗马建筑的细部，但不甚严谨，门窗顶部均用半圆形券， 屋顶内部天花为石砌半圆形肋骨拱结构，外部覆盖有高坡屋顶。早期在中国出现的西式教堂常采用这种型制。1847—1853 年建造的上海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sis Xavier）教堂为现存最早的一座西式教堂，它是罗曼式与巴洛克式混合的教堂。当时该教堂为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常驻远东大主教的驻节座堂所在地。设计人为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Ferrand Jean），监修者为罗礼思（Flelot Louis）神父。教堂平面为罗曼教堂常用的拉丁十字形，内部用柱墩分成中厅和两个侧廊，中厅较高，侧廊略低，内部天花都是做成罗曼式半圆形的肋骨拱顶。但其拱顶结构却不像欧洲罗曼式教堂那样是真正由石料砌成，而是用木骨构成轮廓后，再在外部粉上灰泥，形似拱券， 这可能是当时中国工匠尚未掌握西方这种拱顶的建造技术，只求外貌相似。因此门窗都开得较大，并且在窗间墙处不设砖扶壁，这是由于假拱顶没有侧推力的缘故。教堂的立面 则带有意大利巴洛克教堂手法，山花部分应用了一些柔和的曲线，两侧各有一个高起的小钟楼，造型端庄而又富有变化，是早期教堂建筑的精美实例之一。1860—1861 年在上海法租界四川南路建造的洋泾浜天主堂，原名为圣·约瑟堂（St.JosephisChurch），是较典型的法国罗曼式建筑，砖木结构，设计人和监造者均为罗礼思神父，正立面山墙顶上设有三座尖塔，下面有一圆形的玫瑰窗，整座建筑造型精美别致，尤其是侧面墙上的彩色玻璃花窗特别引人注目。此外，1870 年建成的南京石鼓堂路天主堂及 1894—1898 年在上海郊区佘山建造的佘山修道院、四川彭县白鹿乡的

天主教堂、1933 年建造的青岛圣米厄尔天主堂等等，都是典型的罗曼式教堂。

哥特式教堂：是十二至十四世纪盛行于欧洲的一种教堂建筑风格，起源于法国。平面内部常有一个中厅和一二个侧廊，尽端有半圆形的圣坛，主入口在正对圣坛的山墙面，上面有巨大的圆形玫瑰窗。建筑特点是用尖券、尖拱和骨架结构，外部有明显的扶壁和飞扶壁，立面上一般有三个层层退进的尖券门，两个对称的钟塔，或集中为一个，体形高耸，屋顶上还有许多小尖饰，墙面常做有宗教故事题材的装饰，表现了超尘脱俗的宗教思想。建筑四周的窗户较大，多用彩色玻璃镶嵌画装饰，富有神秘宁静的气氛。这种教堂式样在我国天主教与基督教建筑中均常采用。1703 年在北京蚕池口建造的天主教旧北堂就是采用哥特式，1887 年因皇室扩展宫廷，旧北堂被拆除迁建于西什库，1888 年建成，俗称西什库教堂，亦称新北堂，仍然采用法国哥特教堂型制。它是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建筑墙身全用城砖砌筑，表面用汉白玉石料装饰细部，做工精致，形象准确，但教堂前的平台栏 杆、石狮和一对碑亭则为中国传统旧制，形成中西结合的布局。1863—1888 年建于广州的石室圣心教堂是我国近代最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天主教堂之一，尖塔高 58.5 米，居全国所有教堂之冠。中国最杰出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当推上海的徐家汇天主堂，它也是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原名圣依纳爵天主堂，系法国天主教神父南格禄（Gotteland Claude，1803—1856）和法籍教士梅德尔（Lemaitre Mathurin，1816—1863）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创建，光绪初年，开拓旧址，重建新堂，1910 年 10 月 23 日举行落成大典。新堂平面进深 79 米，

面阔 28 米，中间最宽处达 44 米，塔高 31 米，规模宏大，成为上海一重要建筑物。礼拜堂的大门朝东，正门两侧有高耸的塔楼，几里之外已能望见。礼拜堂内部为哥特式的骨架券结构，墙面主要为红砖所砌，墙基勒脚用有一部分青石，线脚、花饰、雕刻均为白大理石做成，塔顶则为淡紫色的石片瓦， 整座建筑体形高大，色调和谐古雅，细部精致秀丽，给人以神圣、崇高的印象，故被称之为“中国教堂之巨擘”①。在基督教教堂中亦不乏哥特式建筑的佳作，比较杰出的例子为上海圣三一教堂，俗称红礼拜堂，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教堂位于江西路，1866 年奠基，1869 年落成。建筑师为英国人史浩德（Gilfert Scott）与凯德纳，承造者为番汉公司。该教堂原为外国人礼拜之用，教堂型制为英国乡村哥特教堂式样，外观非常秀丽，礼拜堂内部呈拉丁十字形，在中厅与侧廊之间设扶壁与尖券门窗，厅内天花亦做成骨架形的六分尖拱，用木构仿石工做法。堂内两侧的彩色玻璃花窗，每扇均为纪念有功于教会的人士，构 图与做工均极精致。1891—1893 年间，又在教堂前增建了一座方形钟塔，体形高耸，已成为教堂的重要标志。此外， 如 1899 年在上海新闸路建造的圣彼得堂、1900 年在天津泰安道建造的基督教礼拜堂（安格利教堂）、1897 年重建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也都是采用哥特式的实例。

文艺复兴式与巴洛克式教堂：欧洲文艺复兴建筑思潮流行于十五、十六世纪，主要提倡人文主义与古典建筑型制；巴洛克建筑风格则流行于十七、十八世纪，强调在古典建筑形式上自由变化，并常在造型上应用大量曲线与曲面。这两类风格的教堂在我国亦为数不少。北京八面槽天主教堂就是典型

① 参见路秉杰：《上海的教堂》，《新建筑》1986 年 3 期。

的仿文艺复兴式教堂实例。该堂原名圣若瑟堂，俗称东堂，1655 年由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位神父创建，1720 年毁于地震，1885 年重建成为文艺复兴式教堂，面西向，立面上采用了严谨的西方古典柱式和分层的檐部，顶上还做有钟楼和突出的穹顶。不久该堂又被毁，现存的东堂为 1905 年所重建，基本上按原样修复，总体造型尚严谨，只是两侧略有修改，细部掺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做工也比较粗糙。 1904 年重建后的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原名圣母无染原罪堂，俗称南堂，则是一座带巴洛克风格的教堂，造型活泼秀丽，建筑外墙全为青砖砌筑，立面上应用了明显的卷涡和曲线装饰，山墙顶部与入口上部的小山花也都做成对称的卷涡状，而装饰细部也带有一些中国传统建筑手法。此外，在有些城市还出现了带俄罗斯建筑风格的东正教堂， 典型例子如哈尔滨道里的东正教教堂（1901 年），上海新乐路东正教教堂

（1931 年）等。

教会学校与医院：起初多沿用中国传统建筑型制，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部分学校与医院已开始应用现代建筑技术，但仍 保持中国宫殿式建筑屋顶形式；另一部分则直接移植了欧洲建筑式样，为新式学堂和医院建筑开辟先例。例如 1888 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傅罗到南京干河沿创设汇文书院。同年建有三层西式教学楼，南面中间还建有五层钟楼，外墙全部用青砖砌筑， 内部为木结构，该建筑目前仍保存完好，即现在金陵中学的钟楼，它是南京最早的三层西式楼房。后因屋顶失火，故将主体建筑改为二层，原三层部分改为阁楼，设有老虎窗，并将原两折式屋顶改为四坡屋顶，钟塔部分原为五层，后改为四层现在的样子。现存的这座建筑平、立面对称，钟亭在最高位置，显示出庄严肃穆的效果。立面简洁朴素，二层间有线脚装饰。根据现存建筑的特点分析，该建筑形式属美国殖民期的建筑风格。1898 年，汇文书院又在钟楼两旁建有教堂、西教学楼等三座建筑，均按西方建筑型制，亦为南京仿西式建筑做出楷模。此外，在成都已于 1907 年建成了四层的四圣祠医院，亦为教会所办，外墙全用青砖砌筑，但在柱顶、券面等某些局部则点缀有红砖作装饰，也是该时期常用的手法。

（三）洋务派与民间仿洋式建筑

1840 年以后，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在江南一带建造起一批最早的工业建筑。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江南造船厂的厂房，南京的金陵机器局、金陵船厂、金陵火药局的厂房等。这些厂房均为二层砖木结构，屋顶用三角形木桁架，并辅以钢结构拉杆和铁件，外墙用青砖砌筑，这是与当时欧洲红砖厂房不同之处。其中金陵机器局厂房现在还保持着原貌。

除工业建筑之外，洋务派还建造了一批大型民用建筑，如火车站、邮电局、国会、咨议局、劝业会场、学堂等等。较典型的例子 如：京山铁路北京车站（1893 年，现为北京前门车站），北京的旧国会（1908 年，现为新华社）， 北京的万牲园大门、畅观楼（1906 年，现为西郊动物园），北京的旧陆军参谋本部（1908 年，现为北大医院病房），清华学堂（1911 年），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英籍教员楼建于 1890 年），两江师范学堂（1905 年），江苏省咨议局（1908 年），以及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西式花厅（1910 年建，现为孙中山办公旧址）、上海前市政府（1864 年建，现已拆除）等均是。

在民间，许多店铺和住宅的门面也自发地模仿西洋建筑形式。当时所谓的“洋式门面”多半都带有巴洛克建筑的装饰，也有一部分是其他式样。这类例子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与沈阳中街一带到处都可见到。

所有上述洋务派建造的一些公共建筑与民间的仿洋式建筑中，只有江苏咨议局、湖北咨议局与清华学堂建筑造型严谨，外观为欧洲文艺复兴建筑式样，目前保存得也最好。其余建筑多半都是在西式门面上掺杂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装饰。如旧国会大厦、万牲园大门等都在巴洛克门面上雕刻着云龙装饰。北京前门车站则是一座比较典型的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并有高耸的钟塔，但在拱形候车厅正立面的两边也刻有明显的中国升龙图案。在一些民间的“洋式门面”上，还常常雕刻着狮子滚绣球、福禄寿三星、刘海戏金蟾以及中国的卷草、葫芦等装饰。这些特殊情况的出现都是与当时晚清文化的总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分不开的；同时也有当时工匠习惯于迎合中国人传统习尚的关系，它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建筑上的反映。

水利

自 1840 年至 1919 年八十年间，随着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的水利科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经历了由传统的技术向近现代技术的过渡。这一时期，引进国内的新技术主要有：

（一）河道测量

测量是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基础，我国在清初康熙时，就有全国性的三角测量。咸丰十一年（1861）英国海军测绘长江航道，根据此次的测量成果， 9 年后绘制了长江计里全图。同治二年（1863）两江总督曾国藩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命测绘长江自湖南巴陵以下至上海崇明海口长江河道图。光绪十五年（1889），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吴大澄在开封设立河图局，进行河南阌乡至山东利津海口的河道测绘工作，光绪二十五年（1899）天津武备学堂学生施测了山东曹州至利津黄河下游河道。

我国具有实用意义的河道地形测量则开始于近代，应用于水利工程，约在民国初年。

宣统三年，张謇设江淮水利局于清江浦，用新法实测淮、运及沂、沭、泗水道，有平面及断面各图，还有水位、流量的测量，并有完整的测量图表及报告。这次测量后所绘的图 2500 多幅，图说 1000 多份，表 25 卷，在水利测量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1916 年，江淮水利测量局又以旧黄河口平均水位为假定零点高程，实测各处河湖底的海平，这是海拔在淮河测量史上的首次使用。1917 年，江淮水利测量局对淮河进行第二次测量，测量工作从该局上届测量止点五河县开始，持续上溯至桐柏主峰胎簪山止， 全长 760 余公里，历时一年半。1919 年，张謇依据历年来的测量成果，发表了江淮水利计划书。在此前后，华北各河流，长江、珠江等河也先后开展了作为水利规划前期的测量工作。

（二）水文测验

近现代水文测验技术取得了根本的变化，表现为：测验工具及计算方法的更新，定量连续的观测，水文测验作为水利规划的依据，测站大量增加， 先进的测验手段不断引进，观测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咸丰十年（1860）上海海关在长江口外吴淞口设置潮位站。同治四年（1865）汉口的长江干流也设置了水位站。光绪六年至三十年（1880—1904）福州、厦门等地还先后设置了潮位站和雨量观测站。

（三）施工机械和通讯设备

现代施工机械的引进对提高工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光绪初年， 福建乌龙江上就首先使用挖泥船疏浚河道。清末时，黄河淤积严重，决口不断，有人建议采用机器挖泥船疏浚黄河。光绪十四年（1888），在黄河铁门关以下河口段采用挖泥船疏浚，但是由于船吃水太深，使船体搁浅无法行进。光绪十七年改用轮船带传统疏浚机械混江龙，但效果也不太理想。另外，海河工程局、上海浚浦局也有多艘各种式样的挖泥船。光绪十二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开始参考外国图纸试制挖泥船。

光绪十九年（1893），薛福成建议各省在大江大河沿线架设专用电话线， 将有线通讯用于江河防汛。稍后，永定河设置了报汛专用电话线。山东河防局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设置了电讯机构，架设电话线路，到光绪三十四年

（1908），两岸已架线长 700 多公里。报汛电话的使用，改变了历史上“飞边报情”，人与水抢 速度的状态，大大提高了报汛速度。光绪十四年，黄河河南长垣、山东东明堤防段施工中始用小铁路运输土料。同年郑州堵口、次年山东章邱堵口，都采用了小铁路运输材料，工效提高好多倍。此后，黄河岁修和堵口抢险都普遍采用小铁路。电灯照明也在黄河河工中使用，大大改善了施工条件。

（四）水力发电

1912 年（一说 1913 年），在我国云南滇池地区的螳螂川建成我国第一

座水电站。这座水电站于 1908 年酝酿筹建。当时滇越铁路自越南修至云南， 法国以铁路沿途用电为理由，要求在滇池出口处之螳螂川上设水电站，云南恐利权外溢，决定集官商股份自办，定名为商办跃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电站即由跃龙公司主持兴建。电站设计者是德国人，电机也是从德国进口的， 1912 年建成发电。民国早期还在四川金堂、泸县、康定等地修建了 5 座小电

站，总发电量 300 千瓦。这一时期是我国水电事业的初创和起步时期。

此外，在张謇的倡导下，1915 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南京成立，校长由李仪祉担任，完全采用西方教学方法办校。它是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学校。

第二节 能源

电力

十九世纪末叶，电力工业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生产和使用电能的年代， 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较并不晚，但由于长期政局动 荡，战争迭起，电力的发展曲折缓慢，大大落后于一些工业发达国家。

（一）电力工业的发展

从 1882 到 1911 年，英、法、德、日、俄等国商人，在各国政府支持下， 在上海、香港、广州、天津、北京、大连、青岛、汉口等二十余个城市，相继兴建了约 30 座电灯厂（公司）。与此同时，中国官僚、民族资本工商业者， 在上海、宁波、杭州、福州、汕头、苏州、镇江、芜湖、武昌、重庆、成都、昆明、开封、长沙、济南、烟台、太原、吉林、满洲里、齐齐哈尔以及台湾台北等 30 余城市也相继开办了 40 多座电灯厂（公司）。这一时期建成的近

80 座电厂的发电设备总容量约有 37000 千瓦。据其中 30 座电厂统计，发电容量 22767 千瓦，外资和民族资本经营的各占 50.9％和 49.1％。

1919 年 2 月出版的《电界》第 39 期，内有全国电灯公司统计表，其中

经清邮传部立案的电厂有 11 座；经民国交通部立案的电厂有 62 座；未经交

通部核准立案的电厂有 42 座。全国共有 115 座电厂，其中 88 座电厂总容量

为 21589 千瓦（另 27 座电厂统计表中未填容量，也未列入外商所建电厂）。

另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中第 904 页：“1903—1947 年历年华商

发电容量、发电度数”记载，其中 1903 年全国电厂总容量为 300 千瓦，到

1919 年增加到 28615 千瓦。

以上资料表明，中国电业发展初期的 27 年（1882—1919）中，民族资本办电已有一定规模，除通商口岸城市外，各省城以及商业兴盛城市几乎都创办了小型电灯厂（公司）。以下简述中国电力工业萌芽时期最早办电的几个事例。

1. 中国最早的电厂。

中国最早出现电灯和兴办电业，发生在上海租界。清光绪五年（1879）4 月 11 日①，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工程师毕晓甫（J.D.Bishop），在虹口乍浦路的一幢外商仓库里，以一台 10 马力（7.46 千瓦）蒸汽引擎带动直流发电机发出的电能，点燃了炭极电弧灯。这是电能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应用。

中国兴办公用电业始自光绪八年（1882）。英国商人李德（R.W.Little） 等招股筹集白银 5 万两，创办上海电气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mpany）， 在南京路江西路西北角 31 号 A（原为老同孚洋行住房后的仓库，今南京东路

190 号）建设发电厂，安装一台购自美国的 16 马力蒸汽机以皮带拖动的发电机。同时在南京东路、江西中路的转角围墙内竖起了第一根电杆，再沿外滩至虹口招商局码头的街道旁立杆架线，串接 15 盏电弧灯，于 7 月 26 日下午

7 时正式供电。翌年，发电机组迁装到乍浦路 41 号，另建新厂，扩建了从英

国购进的 2 台蒸汽发电机组，可供 40 盏电弧灯用电。6 月，上海电气公司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签约，在外滩、南京路、百老汇路（今大名路）3 条街道旁

① 引自 1992 年 6 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工卷第 638 页。1994 年 12 月当代

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第 2 页则为 5 月 28 日。

安装电弧灯，淘汰了煤气灯。

上海电气公司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公用电业之一，与 1875 年在法国巴黎北火车站建成的世界首座火电厂相距仅 7 年。由于经营管理不善，1888 年， 上海电气公司破产，后由董事长魏特摩（W.S.Wetmore）等另招股集资，在乍浦路 41 号原址成立新申电气公司（New Shanghai Electric Company）。 1890年，从英 国购进 1 台 25 千瓦单相交流发电机（频率为 100 赫兹），配以双

缸凝汽式蒸汽机；并引进新型户内交流白炽灯，电压 100 伏，亮度采用 8

—500 烛光，由用户自由选用，比电弧灯使用方便多了。缴纳电费由过去按灯头计价，改为按电能实耗收费，因而深受市民欢迎。1891 年，上海市民家中陆续装用白炽灯。翌年，外滩一带的 155 盏煤气灯都改用白炽灯。不到两

年时间，装用白炽灯总数达 2895 盏，公司的经营效益迅速提高。

1893 年 8 月 31 日，工部局以白银 6.61 万两收买了上海新申电气公司， 成立工部局电气处。

1893 年 9 月 1 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武昌路、乍浦路东南角租地建

设中央电站，装机总容量 197 千瓦。工部局又增加投资 2 万两购置设备，选新址于虹口斐伦路（今九尤路）原屠宰场，兴建新中央电站，装机总容量为

298.5 千瓦。厂房设计和机器设备的布置安装，均参照英国曼彻斯特市电厂。1901 年，英国人奥特里奇担任电气处总工程师，用银 7 万两和 5 年时间，更换全部直流发电机为交流发电机，总容量达 600 千瓦，由原来只供夜间照明改为昼夜连续供电。为了提高电能质量和降低线路损失，从 1903 年起，发电机频率从 100 赫兹降至 50 赫兹；供电电压从 100 伏上升到 200 伏、220 伏； 通向市中心的 5 条高压线路相继建成投入运行。 1904 年，开始向工厂提供动力用电，全市白炽灯增加到 88201 盏。1905 年，电厂改造完成，发电设备容量增加到 1600 千瓦，最高负荷达 1090 千瓦。 1907 年，该厂安装了中国第一台汽轮发电机组，容量 800 千瓦，由英国派生公司制造；同时安装1 台当时远东最大最先进的自动链条炉排锅炉，蒸发容量为每小时 2.4 万磅

（10.9 吨），由英国拔柏葛公司（B＆W）制 造。翌年，直流供电电压提高到 400 伏，有 2 台直流发电机专供电车公司，容量 600 千瓦。从此上海街道

出现有轨电车。是年斐伦路电厂容量 4400 千瓦，最高负荷 2500 千瓦。1911

年，电厂容量增至 6400 千瓦。

1908 年，工部局以银 7.5 万两购置杨树浦沈家滩黄浦江边 39 亩土地，

1911 年 11 月动工兴建江边电厂（后改名为杨树浦电厂），1913 年 4 月 12

日建成发电，装有 2 台德国制造的 2000 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和 4 台英国制造的

2.2 万磅（9.98 吨）/小时链条炉排锅炉。1923 年，杨树浦电厂容量增至 12.1 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 12 台，锅炉 26 台），成为远东最大的火电厂。

1. 最早的官办和民办电业。

中国最早于 1882 年在上海创建电厂后，1888 年，广州、台湾、天津、北京相继出现电灯厂，发展迅速。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张之洞（1837—1909） 在两广总督任内，派人在国外购买一台直流发电机，随带电灯 100 盏，于 1888

年 7 月 18 日运到广州，在总督衙门（今广州越华路广东省民政厅）旁建厂， 安装发电机，架设线路，23 日开始发电，整个衙门亮起了电灯。这是中国官府建厂用电的开端。

1890 年，美国旧金山的华侨商人黄秉常，禀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开

办电灯厂。他在美国华侨中集资 40 万元，筹办广州电灯公司。2 台 100 马力

发动机和 2 台 100 马力交流发电机（每台可供电灯 750 盏）购自美国威斯汀

豪斯（西屋）电气公司。1891 年，广州沿街、店铺和公共场所共装电灯 700 盏。这是民族资本经营电业之始。

1. 中国最早的水电站。

1888 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北市东门创立兴市公司，建设电灯厂，从国外购进蒸汽发电机组，建成发电。随后，刘氏曾计划在台北市附近的淡水河支流新店溪，开发建设龟山水电站，甫见端倪，却因于 1891 年离任而搁浅。

该水电站直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侵占台湾后，才于 1905 年建成发

电，装机容量 500 千瓦。它是中国国土上最早的一座水电站。4.宫廷里的第一盏电灯。

清光绪十四年（1888）为了慈禧太后还政光绪帝载湉后退居休养，修葺西苑（今中南海），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派机器局总办恩佑，用白银 6 千两，向丹麦祁罗弗洋行购买发电设备。当年农历三月由海军衙门付

定银 4 千两，将发电机组运到北京，安装在中南海（今国务院）西门外盔头

作北侧饽饽房，称西苑电灯公所，隶属于清宫廷内的奉宸苑。发电机容量 15 千瓦，供宫内照明用电。北京第一盏电灯安装在西苑慈禧寝宫仪銮殿，当年12 月 14 日（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前已供电亮灯了①。

5.中国大陆最早的水电站。

1908 年，云南劝业道刘岭舫与云南总商会商定，由民间集资，招募商股， 成立商办耀龙电灯公司，聘请德国工程师在螳螂川上兴建石龙坝水电站。1910 年，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进 2 台 240 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电站设计、施工、安装承包给德商利和 洋行。同年 7 月开工，1912 年 4 月建成发电。同时， 中国当时输电电压最高的石龙坝至昆明市区的 23 千伏线路架设完工，全长

34 公里，把水电站的电能送到小西门万钟街水塘子变电所，降压为 3300 伏， 分送市区各配电变压器，再降压至 110/190 伏，供用户用电。石龙坝水电站是 1919 年以前中国大陆仅有的一座水电站。

（二）电器工业的发展

中国在 1919 年前的电器制造工厂寥寥无几，而且均集中在上海，都是规模很小的从事修配业务或生产零部件、低压电器的工厂。

由于外商在中国享有殖民主义者的特权，在资本与技术方面都占有优势，并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因而外国资本最早在中国兴办电器制造工厂。1911 年，美国慎昌洋行在上海开办电器修造工场，它的主要业务是修理该行经营的进口电器设备，同时生产一些简单的小型电器。

1913 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上海成立子公司，称安迪生灯泡厂，主要生产白炽灯泡，并生产低压线路电瓷配件、电风扇以及家用电灯开关，资本约为白银 100 万两，职工有近千人。在当时称得上是一座产品较先进、质量较好、颇具规模的大厂。

国人兴办电器事业始自 1914 年。是年，钱镛森在上海创办钱镛记电业机械厂。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南洋电机厂，就是以该厂为主的几家工厂合并组

①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宫案卷中，有清朝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府主管官员）盛显，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1888 年 12 月 14 日）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奏折，内称：“闻近日北洋大臣有呈进电灯之事”，

“太监等人未经娴习 或有差失，不可不虑”，“可否即饬停止”。这说明 1888 年 12 月 14 日前，西苑内已亮起了电灯。

成的。

1916 年开办的上海华生电器厂，是由洋行职员叶有才和布店帐房杨济川、木行跑外袁宗耀三人合资经营的，主要生产电风 扇、电流表和电气开关等产品，并制造电力变压器和电机。1917 年，该厂自行设计、制造成中国第一台电力变压器。1922 年，该厂制造的 8 千瓦直流发电机和 60 安电镀用直流发电机，曾在上海总商会的展览会上获金奖。1926 年，该厂又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交流同步三相发电机，容量 150 千瓦。进入三十年代，华生电器厂在制造电机和输变电电器方面有了更快发展，取得较大成就。

1919 年，上海华通电器机械厂成立。该厂是由原上海电力公司方棚（即变压器）车间的总领班姚德甫集资创办。该厂初期承包装修工程，随后仿制市场上缺少的电器元件，逐渐批量生产电流表、电压互感器等。三十年代中期，华通电器机械厂的产品已发展为三大类：工业电器、家用电器和铁路电器，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综合电器工业制造厂。1936 年，该厂为上海华商电气公司制成 1 台仿西门子公司的 33 千伏、600 安高压油开关，安装在上海泗

泾变电所投入正常运行，为上海电网电压上升为 33 千伏作出贡献。

煤炭

中国近代煤炭工业技术在社会历史急剧变化中，经历了由手工操作到半机器操作的过程。煤炭工业新技术主要是伴随近代煤矿的诞生而从西方引进的。

（一）近代新式煤矿的诞生

近代新式煤矿诞生的标志主要是指使用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提升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并具有生产的规模性、专业性和商 业性。

中国近代煤矿诞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清政府已经建立起几十个近代军工民用企业，外国商人也在中国建立了一批航运、铁器、玻璃等民用企业。旧式手工煤窑生产，已无法满足大量的煤炭需求。因此，购买西方采煤机器，聘请外国技师，开办新式煤矿成为清政府洋务派官员的迫切要求。在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沈葆祯等人的积极倡导下，从光绪元年至二十年

（1875—1894），中国先后建起了规模大小不等的近代新式煤矿 16 个，采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三种方式进行经营，但不论哪一种方式，实权主要操于官府。16 个煤矿中大多归于失败，只有基隆煤矿和开平煤矿算得上应用西方采煤技术和设备正式建成投产、并具有大机器生产特征的近代新式煤矿。基隆煤矿建成最早，堪称中国近代煤矿的先声，开平煤矿发展最快，堪称近代新式煤矿的代表。

台湾基隆煤矿是由两江总督、福州船政局督办沈葆祯创建的。1876 年开始筹建，聘请英国工程师、购买英国机器，1878 年建成投产，日产能力约 300 吨，主要设备有蒸汽提升机、通风机和抽水机。由于基隆煤矿是官办企业， 管理人员官气十足，不善经营，中饱私囊，投产几年后还未达到设计年产能力，便开始走下坡路，1879 年产煤 3 万吨，1881 年产煤 5.4 万吨，1882 年产量开始下降，1883 年降至 3.1 万吨。1884 年因中法战争，矿井被炸，生产停止。战后一蹶不振，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892 年因长期亏损而封闭。188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沦陷，基隆煤矿被日本侵占。

开平煤矿是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 创建的。1881

年建成投产，日产能力 500 吨。主要设施有：提煤立井 1 个，深 60 丈，直径

14 英尺；通风、抽水立井 1 个，深 30 丈，直径 14 英尺；蒸汽绞车（即提升

机）1 台、蒸汽动力扇风机 1 台，蒸汽动力水泵 3 台、靠重车牵动的小绞车 1

台；机修车间 1 个；运输铁路 1 条，从唐山至胥各庄，长 15 里（是中国第一

条铁路）；运河（称煤河） 1 条，从胥各庄至芦台，长 70 里。这些机器设备主要购自英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煤矿技术设施。开平煤矿的建设和生产， 都聘请英国人任总工程师。开平煤矿与基隆煤矿不同，创办经费主要来自私人资本，截至 1891 年，共用银 220 万两银，其中直隶总督垫款仅 24 万两。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是中国煤矿业中第一个明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招商章程，其中心内容表明：该矿以商品生产为目的，是由商人主持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强调投资者的资本安全和有利可得，保证大股东对矿山的管理权。开平煤矿从建成投产至 1892 年唐廷枢去世，一直在唐廷枢的主持管理之

下，依章办矿，产销两旺，盈利丰厚，发展迅速。到 1894 年建成三对井，日

产煤 1500 吨，到十九世纪末，开平煤矿年产量已接近 80 万吨。

开平煤矿的利润在中国早期近代企业中是不多见的。它在建成投产后的第八年即 1888 年开始发放股息，每年股息在 10—12％以上。因此，开平股票在上海市场上为人们争相追逐，溢价购买。

与基隆煤矿、开平煤矿同一时期筹建的新式煤矿尚有直隶（今河北）磁州煤矿（1875 年）、湖北广济煤矿（1875 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 年）、直隶临城煤矿（1882 年）、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1882 年）、北京西山煤矿（1884 年）、山东淄川煤矿（1887 年）等 14 个。但是，这些煤矿或是由于地质条件差，或是由于资金不足购买不到外国机器，或是由于管理不善， 未能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仍以沿用手工开采为主。

近代煤矿是适应清政府洋务派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它们一出现就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煤矿新技术不能得到充分应用、充分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煤矿创办人大都是封建官僚和地方官吏，资金来源不足，经营管理又带有严重的衙门习气，机构臃肿，管理腐败，领导人常常远离生产现场发号施令，坐失时机， 耽误工期，浪费资金；（2）技术上完全依靠外国，没有消化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离开外国工程师，煤矿生产建设则无法进行；（3）生产的煤炭首先满足洋务派开办的军工、民用企业需要，剩余部分才投入市场，所以，煤矿生产缺乏市场的驱动力。这三个方面的特征，也是中国早期近代煤矿成功少、失败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二）近代新式煤矿的初步发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电力革命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煤炭成为发展经济最重要的能源动力，而中国丰富的煤炭储量，为列强觊觎已久。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败北，此后中国国势日衰，列强乘势来华攫取开矿权，通过独资或合资经营的方式，纷纷在华建矿。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在外资刺激下，也纷纷筹资建矿，一时间新式煤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 1919 年，生产规模稍大的煤矿有 42 个，年产量总计达到 2005 万吨。生产规模比较大的新式煤矿有：中英合办的开滦煤矿，日资经营的抚顺煤矿和烟台煤矿，英商经营的福公司焦 作煤矿，中日合办的本溪湖煤矿， 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中德合办的淄博、坊子煤矿，中英合办的门头沟煤矿， 中比合办的临城煤矿以及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保晋矿务公司、峄县中兴煤

矿、萍乡煤矿、六河沟煤矿等。这些煤矿技术设备比较新，主要设备均是从外国购入，有的设备为当时国外最新产品，例如开滦林西矿立井在 1908 年安

装了 1 台 1000 马力的蒸汽绞车投入运行，这种蒸汽绞车是英国 1906 年出产

的最新产品。萍乡煤矿在 1907 年投产时，即在总平巷使用架线式电机车，共

有 36 台。当时西方在煤矿井下使用电机车也刚刚开始不久。焦作煤矿 1902

年开始先后开凿 5 个立井，涌水量都很大，小时涌水量共计 1818 吨，该矿共

安装 36 台蒸汽作动力的抽水机进行排水，抽水能力之大，当时在世界上也很罕见。抚顺煤矿地面运输在 1914 年前使用蒸汽机车运输，1914 年后改用电机车运输。这些新技术都接近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三）西方采矿科学的引进

清廷洋务派为了实行“自强求富”的政策，在开办近代企业的同时，开办一些专科学校，聘请外国人讲授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 以更好地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开采煤矿有密切关系的引进措施有两项。一是设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开平矿务局翻译处，翻译自然科学和技术工艺书籍；二是开办中西大学堂，培养人才。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设立二十余年间，就翻译了近代地质、采矿科学书籍十几种。该馆在同治十二年（1873） 首先翻译了《金石识别》，接着又翻译了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释》。嗣后，翻译了《开煤要法》（1875 年前译）、《井矿工程》（1879 年）、《宝藏兴焉》（1893 年）以及《求矿指 南》、《矿学考质》、《开矿器法图说》等等①。这些著作分别介绍了各种矿藏形成的原因，矿藏与地层的关系，寻找矿藏的方法，开采矿藏所用的机器设备以及各种金属的冶炼方法。西方地质采矿科学论著的翻译出版，无疑对巩固和发展新兴的采矿业起了理论指导作用。

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地质采矿学作为一门学科也被列入新兴学堂的专业之一，并且还出现了一些地质采矿的专科学校。1892 年建立的湖北铁路局附属矿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1895 年创建的天津中西学堂（北洋大学）设有矿务学专业。1896 年创办的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和南京储才学堂也都设有矿务专业。1906 年，唐山路矿学堂创办。1909 年，焦作路矿学堂创办。这些学堂的创办，为中国培养专门的矿冶技术人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石油

石油工业引进外国的技术与设备开矿，始自洋务运动。光绪二年（1876） 清政府两江总督沈葆桢到台湾巡视，得知台湾苗栗出磺坑产石油，有人正在那里用土法开采，并欲将该处租给英国商人。沈葆桢主张将之收归国有，文煜、丁日昌上奏清廷，奏准，便从美国购进钻机设备，聘请钻井技师，于 1878

年开钻一口井，深 120.17 米，日产油 1.5 吨。第二口井钻至中途发生事故， 工作就 此告终。又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再次开发台湾石油资源，上奏清廷成立矿油局，先后于苗栗出磺坑钻五口井，最深 120 米， 仅一口出油。后因资金匮乏，刘铭传与英商范嘉士订立承办台湾油矿合同，

①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二，宣统元年印；并参看叶晓青：《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

遭到清廷反对，刘铭传亦被革职，苗栗油矿被查封。清政府不允许与外国人订合同，但允许聘请外国人承包技术与购买外国设备。1903 年，陕西省大荔绅商于彦彪等人与德国世昌洋行汉纳根私订开采延长油矿的合同，实际上是出卖矿权，遭到陕西布政使樊增祥的斥责。后经陕西省巡抚曹鸿勋上奏，将延长油矿收为官办，由赈款 20 万两生息项下拨付开办经费。请两名日本技师来华勘查，并在延长成立了石油官厂。1907 年钻成了 1 号井，日产油三百公斤。这是中国大陆上第一口近代化油井，即现在的延 1 井。出油后，用小铜

釜试炼，日可得油 25 斤，经试用“烟微光白，不逊外油”。于是又建炼油房，

当月就有 14 箱灯油运往省城。中国大陆第一次炼出“洋油”，“延长官厂”

也引起全国关注。后又连钻 5 口井，但仅有 2 口出油，且产量不多。后来因为辛亥革命即将爆发，日本技师借故回国。开采工作几乎停滞。

宣统元年（1909），新疆地方政府筹集 30 万两纹银，从俄国购买了 1

台提油机（炼油设备）和 1 台挖油机（钻井设备）。当时，提油机安在乌鲁木齐工艺厂，挖油机则运到独山子开始钻井。井钻到七八丈深时，井内声如波涛，油气蒸腾，直涌而出，“以火燃之，焰高数尺”。这是新疆用钻机打出的第一口油井。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忠于清廷的新疆巡抚袁大化下令停办石油采炼工业，刚刚萌芽的新疆石油工业便被扼杀了①。

1914 年，北洋军阀将地方油矿一律“归为国有”，设立“筹办全国煤油事宜处”。经办的第一件事便是与美孚石油公司签定《中美合办油矿合同》， 开设溥利石油公司。又派熊希龄为督办，在陕北延长成立“中美油矿事务所”。当年由美孚派出地质、测量技师，与中国人一起，到陕北进行石油地质勘查。他们用新式顿钻机钻了 7 口井，但均未获得工业性油气流。经两年时间，耗

资 270 余万元，结果一无所获。于是，美国技师弃之而去。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延长一带钻探石油未达到目的，回国后便发表文章断言说：陕北油层系石炭纪，无大规模开采价值。受其影响，外国地质界也一直认为中国油源贫瘠，不是产油国，而是售油国。

从 1878 年台湾苗栗油矿由美国人打出第一口井起到 1919 年，41 年间共开发了 3 个油田：台湾出磺坑油田（1878 年）、陕西延长油田（1907 年）、新疆独山子油田（1909 年）。其中有两个夭折。至 1919 年，仅有延长 1 口

井出油，年生产原油 96 吨。中国石油工业起步艰难，后又长期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

① 见《新疆图志》关于兴办石油矿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