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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四章 秘密结社
秘密结社也称秘密社会，是封建社会末期下层穷苦人民的秘密团体，是经济上贫穷、思想文化上愚昧落后的产物。最初只是为了消灾祈福或互济互助，以后随着组织的发展，逐渐成为少数人藉以满足个人欲望（追求金钱或权力）的手段，或成为首领们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
加入秘密结社者，多出于对自己处境的不满，而凭藉个人力量，通过正常手段又难以使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得到改善，因而寄希望于秘密结社的组织，用这种“越轨”的手段来达到改变自己命运与前途的目的。秘密结社的首领，往往用一些反对社会秩序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发展组织。
清代秘密结社分两大类：一类是宗教型的，通过茹素诵经，消灾祈福相号召，以师徒传授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宗教迷信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 简称教门①。另一类是帮会型的，以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相号召，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忠于誓言，讲究信用和义气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 简称会党。
教门根植于自然经济下小农经济的土壤之中。小农（自耕农、自由佃农与依附农民）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封闭式生活，以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经济单位， 生产只是为了满足一家人的消费及交租、纳税，很少同市场发生联系，彼此间仅存在地域关系，很少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不可能建立起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他们势单力薄，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承受天灾人祸的袭击，对于未来总是充满不安与畏惧。由于贫困与落后造成的愚昧，他们只能把向往美好生活与改善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愿望，寄托于神灵的庇祐、救世主的降临。正是这种经济与思想状况，使广大农民特别易于接受教门的宣传，使他们涌入教门之中。清代前期，北方各地自然经济的统治比较牢固， 教门的组织也比较盛行。
会党也是小生产者的组织，是在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成员主要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的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清代前期，我国南方闽粤等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因而这里的会党势力较大。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的变化， 对秘密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的解体，使教门赖以存在的土壤逐渐流失，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涌现出大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无业游民等，他们纷纷来到城镇市圩，或到异地他乡去谋生，为了在新的谋生地得以立足，互济互助，便大量投入会党。
近代秘密结社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
① 以往学术界多将宗教型秘密结社称作“秘密宗教”或“民间宗教”以区别于正统的佛、道等教。但从本质上看，这类组织并非宗教或教派，而是民间秘密结社，故称“教门”为宜。
第一节 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时期教门
鸦片战争后，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白莲教系统的各个教门组织，都逐渐衰落了。其中比较活跃的青莲教，已开始向会党转化或与会党融合。青莲教是大乘教的一支，又称金丹教。该教门自称：“金者坚之称，丹者圆之谓”，故称金丹教①。青莲教在江西、湖南一带，人们因其徒众茹素食斋而谓之为斋教。传到北方热河的一支，又称“金丹八卦教”。教内有严格的等级，教徒分为顶航、引恩、宝恩、证恩、添恩等。凡入其教门，须由添恩递进，逐级升级。教门内又设有上、中、下三盖经牌，领得上盖、中盖者，才可以传徒②道光年间，青莲教由四川传入湖南武岗、新宁一带。道光十五年正月十
九日（1835 年 2 月 16 日），青莲教首王又名从四川成都至湖南武岗县，以算命打卦为名，传徒纠众，宣称青莲教教人坐功运气，是金丹大道。凡习其教者，可以消灾祈福，成仙成佛。该县程孔固听从入教。王又名向他传授坐功运气之术，早晚诵经，忏悔过恶；令他供奉“无生老母”，誓食长斋。后又带他到四川，传给他《龙华经》、《上靠定经》及《众生启上忏悔经》即
《五报十忏》，并坎卦图章一个。告以：上字言太上无极，靠字是言告人 不可为非，定字是言人有定志。“众生启上”是言众人启告太上，忏悔过恶。坎卦是天一生水，取坎填离之意。程孔固回到武岗后，用红纸书写“无生老母”牌位，供奉家中，劝人吃斋入教，先后传徒程孔读、潘明德、雷倡和等40 余人，使之入教。后程孔固之徒雷倡和又传瑶民蓝正尊入教，使青莲教又在该地瑶民中传开。
青莲教在雷再浩、李沅发时，开始向会党转化。
雷再浩是湖南新宁县瑶民，与广西全州人李世德等素相交好，同入青莲教，在武岗一带以“茹素邀福”为号召，传教收徒。后因“本地荤食之人不肯允从”，难以传教，遂仿照附近天地会的方式，纠人结拜弟兄，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该县创立棒棒会。结会时，“先搭高台，以一头目居其上， 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斋钱一百八十文，焚香歃血为誓”①。由会首发给每人小白旗一方，上书“关口渡牌牒”五字，盖以“保和堂”戳记， 作为相互识别之暗号。雷再浩见入会之人渐众，遂与李世德等率众在武岗县黄陂洞地方举行武装起义。后因雷再浩兵败被俘，起义失败。
雷再浩以后，又有青莲教首领李沅发在新宁一带创立把子会。李沅发是新宁水头村人，家贫无田地，靠编织草鞋为生。后因难以维持生计，离家“在外游荡”。道光二十七年（1847）参加雷再浩起义，充任“总铁板”。事败， 逃归新宁。道光二十九年，新宁暴雨成灾，“谷价昂贵，富户不肯发卖，本县并不劝谕减价，又不开仓平粜。绅士只把宾兴仓义谷出售，为数不多。八月收复后，又勒索重利，贫民无力偿还”。同年十月，李沅发见本地“人心不 服”，与同县之谢兴有、刘复昌等“说及生计艰难”，商议结拜弟兄，兴立“把子会”，以“劫富济贫”相号召。凡入其会者，“各出钱百文，买备
① 档案《军录》裕泰折，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② 档案《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吴文镕折，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① 《新宁县志》卷 16，《兵事志》。
香烛鸡酒，朝天同拜盟誓，如有翻悔，死在刀下”①。后因会内杨倡实被知县万鼎恩搜获，李沅发遂率领会众 300 余人，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
年 11 月 18 日）深夜起义，进攻新宁县城。起义者头裹红巾，军旗上写有“万云龙”字样，带有天地会特色。起义军在城内会众接应下，攻占县城，救出杨倡实等，处死知县万鼎恩。李沅发下令“众弟兄一齐蓄发”，以表示对抗清廷的决心。起义军在城内设立五营，首领皆称“大哥”，李沅发被尊为“总大哥”，总管五营。又分造五色旗帜及“三军司令”、“劫富济贫”两面大旗。起义军在新宁坚持了 40 天，后因清军将城墙炸裂，被迫突围，最后失败。
青莲教的另一支，则直接与天地会相融合。道光二十五年（1845）八月， 江西南康县人董言台，即董时诒，在赣州与当地人刘仙爵会遇闲谈。刘仙爵告以自己曾学习金丹教，入教后茹素食斋，可以获福延年。教内有洋布牌， 书写乾、震、离三卦，盖印图章两个，一是八卦，一是“三官会庆”四字， 领得布牌者即可自行传徒。董言台即拜刘仙爵为师入金丹教即青莲教，礼敬无生老母。刘仙爵传给咒语，令其盟誓，并给予布牌一个。董言台入教后， 不食荤酒，人皆称他为“斋公”。道光二十七年二月，董言台来到湖南，与同教蒋万成、黄松寿及添弟会内唐帼通结拜添弟会。唐帼通向添弟会首领张老二借得拜会时传抄字帖，仿照刊刻印刷，分头纠人。同年三月初五日（1847 年 4 月 19 日），董言台、唐帼通 等同至湖南临武县社下地方，共 74 人，一同结拜添弟会。其后蒋万成又因贫苦难度自行传教敛钱，陡照造图章、经牌， 自称金丹教教首，纠得丁茂盛等 8 人，拜他为师入教。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二
十七日（1847 年 7 月 9 日），董言台回至江西长宁县，又与素识之谢嗣封等人结拜天地会，后改称“关爷会”。
鸦片战争后，教门逐渐衰落，在群众中的影响也在减弱，以致穷苦人民越来越多地投向会党，甚至有的教门的组织也开始向会党转化或与会党融合。
会党
鸦片战争后，会党的发展甚为迅速。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进一步发展， 而且又兴起了两大会党系统，即青帮与哥老会。
天地会系统的会党。
鸦片战争后，天地会总的发展趋势是从秘密传播走向公开的武装反抗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冲锋陷阵。从组织上来看，比清代前期又繁衍出更多的名目，主要有以下一些。
隆兴会。广东香山县人高名远、周佩居等人创立。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45 年 1 月 4 日），周佩居来至高名远家中闲坐，谈及彼此孤单， 恐人欺侮，商议纠人拜会，以便遇事互相帮助。高名远忆及以前外出谋生时， 曾于不识地名山洞中拾得布包一个，内有天地会《会簿》一件，遂向周佩居商议结拜天地会，以期遇事互相帮助，兼可恃众抢劫。周佩居允从，二人分头纠得黄孔怀等 68 人，于十二月初二日（1 月 9 日）在香山县草旅山地 方齐集。每人出铜钱 300 文，交给高名远买备香烛鸡酒。众人推高名远为“大哥”，高名远在桌上设立洪令牌位，率众跪拜。另外用竹篾扎圈为门，门口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李沅发供词》。
架起纸刀两把，令众人从刀下钻过，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 宰鸡滴血入酒分饮。高名远以天地会名目已久，恐难招人，遂改名隆兴会①。
关爷会。江西赣州人凌成荣、谢嗣封纠人创立。道光二十七年（1847） 正月，赣州长宁县人凌成荣、僧道祥等赴素好之谢嗣封家探望。谢嗣封称赣州一带向有天地会名目，同会之人彼此帮扶，可以免人欺侮，倡议纠人结会。凌成荣等允从，分头纠得 24 人，于是月二十六日（3 月 12 日）齐赴谢嗣封家会齐。谢嗣封用红纸写立关爷牌位，又做纸旗五面，上写“忠义堂”三字， 插入米斗之内，并买备香烛鸡酒。谢嗣封先将入会者名单写入纸上，复与众人一同向神牌跪拜。谢嗣封自居老大，凌成荣、僧道祥等为“散老大”，其余按年龄大小排列。谢嗣封站立上首，口念：“有忠有义，无得欺兄骗弟， 如有欺骗，立见消亡。”命令众人：此后总老大有事呼唤，不许不至。誓毕， 宰鸡取血滴酒分饮。相约会内之人皆以发辫向左盘为记号。其后，谢嗣封“因天地会历奉拿办，恐致张扬败露，遂改为“关爷会”②。
红钱会。福建建阳李先迓等创立。李仙迓原籍江西南丰县，向在福建建阳县种山度日。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与同乡饶聂狗相遇，往来交好。道光二十七年三月，饶聂狗患病时，李先迓为之出资调治。饶聂狗感激之余，向李告知自己以前曾在三点会首领 李魁家中佣工，得到结会歌诀一本，遂将歌本交李先迓收存。嗣后饶聂狗病故，李先迓遂欲纠众结会，先后纠得 130 余人。众人皆拜李先迓为师，李先迓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 及吃饭拿物俱用三指暗号。旋因三点会查拿甚严，遂改名红钱会。相约将铜钱用银朱涂红，每人各给一枚，作为入会凭据①。
尚弟会。湖南衡阳人左家发与广东人李丹所结。左家发即刘开三，又名刘沅龙，行医为业。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由湖南衡山县搭船外出行医， 会遇同船之广东人李丹及湖北人张添左。适值李丹染患眼病，为左家发治愈， 遂相契好。李丹遂向左家发等述及广东旧有添弟会，现改名尚弟会，凡入会者，互相帮助，并可恃众抢劫，按股分银。左家发等遂拜李丹为师。李丹给予三圈印票数十纸，称为门牌。告以内有上盖、中盖、下盖之分。上盖为天盘，中盖为地盘，下盖为人盘，粘贴门首，遇会内之人抢劫，能免劫掠。领买上盖者需缴钱 3400 文，可保一族；中盖缴 2400 文，可保一家；下盖缴 1400 文，可保一身。并称会内分黄、红、白三家，广东老万山之朱九涛为黄家， 住处设有忠义堂；李丹为红家；张添左为白家。红、白二家皆听黄家统属。并传授歌诀：“金丹始祖洪启盛，洪英传授与丹隆，大明国玺高溪义，五祖留记教万宗。太极天图高悬挂，天书宝剑插斗中。不知原来真正义，牛八下世坐山宗。”称时常念诵，可免灾患。相约会中人相见，发辫由左盘右，将线垂下，便可识别②。
边钱会。清前期的边钱会尚非天地会系统之会党，后来受到 天地会的影响，到近代成了天地会的分支。咸丰元年（1851），江西宁都人李运红等在崇义县所结边钱会，已与天地会毫无二致。是年九月，李运红从荒担上买得旧书一本，内有边钱会结会口诀，遂起意纠人结会。九月二十日（11 月 12
① 《军录》耆英折，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廿八日，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 108 页。
② 《军录补》，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① 《朱批奏折》福建巡抚徐继畲折，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② 《军录》程矞采折，咸丰元年十月初七日。
日），与素识之卢金标等 8 人，每人出钱 1000 文，同赴山僻空庙内结拜。李运红于供桌上设立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令卢金标等从“桥”下钻过。李运红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宰鸡取血，滴入酒中分饮。并传授口号“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相约发辫盘在头上，从左至右，作为相互识别之标志。又发给每人红布一块，分别纠人①。
斋公会。咸丰二年（1852）正月，广东南雄县人曾河阑等人结拜天地会， 改称斋公会。曾河阑藏有旧布包一个，内有天地会《会簿》一件、“太极八卦图”木戳一个。是年正月，与同县之张大萌商议纠人结会。曾河阑用黄布刷印会单，盖以“太极八卦图”戳记，交张大萌等纠人。先后纠得饶四姊等共 552 人，每人出钱 100 文，交曾河阑买备香烛鸡酒。众人共推曾河阑为大哥，张大萌为头目，于正月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3 月 13、16、19）等日，在该县大岭背湖口圩空庙内，歃血盟誓。曾河阑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因恐天地会名称“沿用已久”，难以招人，遂改名“斋公会”②。是年广西也出现“斋公会”。
除上述新出现的名目外，鸦片战争后有些地方的天地会组织，仍沿用清前期已经出现的名称。
添弟会。道光二十七年（1847），湖南湘潭人张老二等结拜添弟会。是年二月，张老二由广东来到湖南临武县以演习拳棒谋生，遇唐帼通，谈及曾在广东望海山地方遇一游方僧人，向他告知结拜添弟会可以敛钱，互相帮助， 并交给他一张字帖，内写“奉天安民兴明室”。唐帼通因家道贫苦，起意自行纠人结会。先后邀得唐大旺等 74 人，内有曾入金丹教的蒋万成、董言台等多人，于三月初五日（4 月 23 日）在临武县社下地方结拜添弟会。唐帼通向张老二借得会内传抄字帖，仿照刊刷，写立牌位，安设五色纸旗，用尺、剪、戥子各一把，插放米斗内，开写入会者名单，供奉香烛鸡酒，设立竹圈。众人推唐帼通为大哥，唐帼通站立上首，令众人向牌位跪拜，并从竹圈下钻过， 名为“过关”。唐帼通又传授众人：“逢人问姓，答以本姓某，改姓洪，接递物件，只用三指。”是为“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然后宰鸡滴血入酒同饮。又刻忠义堂图章，每人分给红布一块，作为拜会凭据①。
双刀会。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建漳浦人戴仙、广东潮阳人黄悟空等结拜双刀会。道光二十三年七月，戴仙在广东陆丰县大安圩地方，遇长乐县人曾阿三。曾阿三告以从前在漳州曾得有天地会歌诀图一张，戴仙即照样写画一张。道光二十四年八月，戴仙来到揭阳县地方，假冒曾阿三之名，纠约黄阿隆、黄悟空等结拜天地会。每人出钱 120 文，交黄悟空买备香烛鸡酒， 共推黄悟空为大哥。黄悟空设立洪姓牌位，领众跪拜。并用竹篾扎门，架起双刀，令众人从刀下钻过。黄悟空复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 每人分给会单一纸，宰鸡滴血入酒分饮。其后，黄 悟空又制备红布三角小旗， 上写“靝■岸”字样，意为天地会，作为入会凭据。因天地会名目已久，恐难纠人，遂改名双刀会①。
① 《军录》江西巡抚陈启迈折，咸丰四年九月初六日。
② 《军录》叶名琛折，咸丰二年九月初六日。
① 《军录》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
① 《军录》耆英折，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小刀会。在近代史上，小刀会中比较有名的有两支，一支是闽南小刀会或厦门小刀会，另一支为上海小刀会。
闽南小刀会。由新加坡归国华侨陈庆真于道光三十年（1850）在厦门创立。陈庆真（道光八年至咸丰元年，1828—1851），祖籍福建厦门店前乡， 出生于新加坡。及长，与原籍同安的王泉“合作资本”，在暹逻（今泰国） 收买洋货，贩至广东销售。旋因生意折本，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回到厦门，在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内充当雇员。道光三十年，陈庆真因前在广东时曾稔知三点会即添弟会歌诀、口号，遂与王泉商议纠人结会，以期遇事相帮。议定后，分头纠得刘标等 10 人，于同年六月在厦门旗杆脚地方，按照添弟会的仪式结拜，取名小刀会。其后，同安、龙海、海澄等县之人，纷纷入会。“不数日间，入会者已近万人”②，遂为官府觉察。福建巡抚徐继畲派令新任兴泉永道张熙宇前往查办，张抵厦门后将陈庆真捕获杖毙。小刀会由黄位继任首领。咸丰三年（1853），黄位、黄德美率领小刀会起义，攻占海澄、同安等县城，占领厦门达半年之久。
上海小刀会。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商业、交通运输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居民除本地人外，还有大量来自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客民”。这些人中，除少数人因经商致富外，大多成为手工业工人、航运工人、小商贩、小手 工业者、杂役或无业游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上海的棉纺织业和航运业遭到沉重打击，藉此为生者，生活更加恶化。为了求得生存，他们结成了各种势力集团，有些以地域划分，“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土著则上海也。”
①这些势力集团又分别属于不同的会党，如以李咸池为首的福建小刀会；以刘
丽川为代表的广东三合会；此外还有以嘉定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以徐耀为代表的罗汉党；以朱自峰为首的庙帮或彭王党；以及以周立春为首的青浦三合会。这些会党，逐渐融合，统一在小刀会这一总的名称之下，于咸丰三年
（1853）八月，举行了著名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在上海建立政权，坚持了 17 个月，为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天地会的传播与发展，不断遭到清廷的镇压。被破获的天地会组织，为首者或被凌迟，或为斩决；为从者则被发遣到边远地区。一些被发遣者，往往在配所继续结会。咸丰四年七月，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的天地会成员段洸前， 便在配所纠人结会。段洸前原籍湖南常宁，与因抢劫案被发遣伊犁的河南人吴六在配所熟识。段洸前素习算命，来配所后以裁缝为生，吴六则受雇于旗人巴通阿■铺，充当伙计。咸丰四年七月二十日（1854 年 8 月 13 日），段洸前来■铺裁制衣服，趁雇主不在家，与吴六谈及贫苦难度。吴六称如今内地战事纷扰，莫若趁机纠众抢劫仓库、富户，以便得财回家。段洸前称恐人少难以成事，从前添弟会内楚粤各省之人最多，可以结会聚众，遂议定纠人“兴复旧会”。二人分头纠得彭正有等 6 人，于是年闰七月初一日（8 月 24 日），照添弟会 仪式结拜，吴六等共推段洸前为大哥，段洸前取出木印一颗， 上刻“段成心堂”4 字，称系自己执掌之印。又描出 5 字，令吴六刻成圆木印 5 颗，分给彭正有等执掌。又制成青、黄、赤、白、黑五色旗，按前后中
左右分立 5 营，作为会内大头目。复裁红纸各方，描出角、亢、氐、房等 28
② 《军录》，闽浙总督裕泰折，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
①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28 页。
宿字样，刻成小木戳 28 个，以便照数纠人，作为小头目。会内设有号簿一本， 用来登记入会者名单，由吴六收藏①。
其他会党
鸦片战争后，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不断发展，天地会系统之外一些小的会党，也在继续传播，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名目。
天罡会。道光年间，江西宜黄县潭坊地方有邹姓兄弟二人，纠人结拜天罡会，自任首领。其兄名邹良俚，绰号“梁王”，弟名邹松俚，绰号“松王”。家中供有“天罡星神牌位”，焚香叩祷。遇村邻有人患病请治，即约会族人七八名或数十名，于纸上书写天罡神牌位，用架扛抬，各执铁叉，问明病人常走道路，沿途呐喊“收魂”。兄弟二人手下有六七百人，会内编有仁、义、礼、智、信字号，刻有印信。规定遇有事情，先呈头目，持其印票往召，各字号如约而至。若遇紧急情况，则于信封上加插鸡毛，表示急如风火，严如军令。每月定期聚会，届时首领升堂，会众皆各带军器防身。遇有争执，由首领剖决是非曲直，或罚或责，俱各听命。因会内有文武生监书吏衙役等人， 地方官也不敢过问。以邹氏兄弟家中供奉 天罡星神位，故名天罡会①。
抬天会。由江苏东安县张克贤、张克贯等在该县五港镇创立，聚有 200 余人，称抬天会②。
斗台会。由湖南东安县云集庵僧人景灼于咸丰元年（1851）所立。是年八月，景灼于已故僧人葆沅经卷箱内检出书本、木戳、布牌等物，见书内画有斗台佛像，遂设立佛像供奉，并邀人结拜弟兄，先后纠得黄芹藻等 42 人，
于八月二十六日（1851 年 9 月 21 日）在庵内会齐，各出钱 100 文，交景灼买备香烛鸡酒。景灼用木斗设立佛像，令众人跪拜盟誓。众人共推景灼为大哥，拈香结拜。因供奉斗台佛像，故名③。
道光、咸丰年间的会党，除上述以会为名者外，还有诸多以“堂”为名者，称某某堂。
征义堂。湖南浏阳东乡地方周国虞首倡，初称忠义堂。周国虞素习拳棒， 膂力强悍，并有“封刀”、“封铳”等“邪术”。凡习法术、书数、医卜、星相及粗晓天文、地理，有一艺之长者，均收入堂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 因附近发生武装反抗事件，周国虞与曾世珍、马二等纠集村众，制裁操练， 藉资防御，将村内社庙改为征义堂，作为教习场所。由周国虞总管内事务。凡入其会，先出制钱 1000 文，报名登簿，邀入暗室，饮符水一碗，将头伸入瓦瓮内，盟誓永不改悔。会内定有记认，随时更换。初以红绳作汗衫纽瓣， 其后改用它物。堂内将心腹之人，散布于县署及省城督抚衙门，充当书差、兵役，以暗通消息，省城、县署之一举一动，征义 堂无不周知①。
合胜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广东人邓南保等创立。是年正月二十六日（2 月 18 日），广东英德县人邓南保与刘亚才、谭观欣等人会遇，彼此共
① 《军录》奕山折，咸丰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① 《军录》，金应麟折，道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
② 庄吉发：《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 卷 12 期。
③ 庄吉发：《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 卷 12 期。
① 《军录》署理湖南巡抚骆秉章折，咸丰三年八月十四日。
谈贫苦。邓南保称佛冈厅大庙地方，地僻山深，与清远、英德等县连界，富户甚多。倡议结拜弟兄，以便“恃众索诈。若不允从，即行劫掠”。众人遂共推邓南保为大哥，分头纠人，先后纠得 390 人。邓南保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11 字编列号次②。
广西的“堂”甚多，如广义堂、义胜堂、永义堂、得胜堂、洪胜堂、大胜堂等，不一一赘述。
青帮与哥老会的兴起
大约在道光与咸、同之际，又兴起了两个新的会党即青帮与哥老会。 青帮的兴起，与漕运水手的行帮和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两代，中
央政府每年把征自江南③、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等省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清代的漕运仍沿用明代的卫所制，各省的粮船，按省分帮，每省又按地区分为若干分帮。每个分帮由卫所千总 1 人或 2 人领运，
称为“运弁”。每条船有运丁 1 名，雇用“谙练驾驶”之水手 9 人承运。粮帮水手大多来自北方直隶、山东等省的破产农民，他们 “终年受雇在
船，无家可归”①。所得雇价甚低，嘉白等十帮，重运时，头工给银六两五钱，舵工五两二钱，水手四两；回空时，舵工仅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②。水手们驾船航行在千里大运河上，不但劳动极为艰苦，而且十分危险，常有遇风覆没之虞，经济上还要遭受种种勒索。粮船运行是有季节性的，每年约有半年时间无事可做，水手们只得临时外出“佣趁”，藉以糊口。
水手们终年生活在命运未卜、死生不定的畏惧之中，所以早在明季秘密宗教罗教便在水手中传播，入教之后，可以消灾祈福，保祐水手们四季平安， 这对水手们颇有吸引力。而且，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在杭州建有罗教庵堂，回空水手多借居其中，“相率皈依”③。以后这些罗教庵堂逐渐成为粮船水手们“生可托足，死者掩埋”之所。水手们每年平安回来， 各出银五分，“置备香烛素供，在庵酬神”。那些“无处佣趁”的水手，衣食无着，则由守庵之人垫给饭食，待来年“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藉沾微利”④。这样，罗教不仅在精神上给水手们以慰藉，而且在经济上予以帮助，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水手入教，罗教庵堂也成了粮船水手们互助性聚居之所。随着漕运的发展，罗教庵堂数目日增，至雍正年间，仅在杭州就有罗教庵堂 70 余处。
清统治者为了禁绝罗教及防止水手聚居滋事，不断对罗教庵堂加以打击迫害。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抚李卫曾查封杭州 的罗教庵堂 50 多处。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江巡抚永德又下令拆毁了杭州续存的 33 所罗教庵堂。经过这次打击，罗教便把庵堂从陆地转移到粮船之上。水手们在粮船中建立起“老堂船”，每帮设老堂船 l 只，供奉罗祖图像，分派 1 人专管香火
② 《军录》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③ 包括江苏、安徽。
① 《史料旬刊》第 12 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全案》卷 1，监察御史熊遇泰折。
② 《漕运则列纂》卷 9。
③ 《史料旬刊》第 12 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会案》卷 1，监察御史熊泰折。
④ 《史料旬刊》第 12 期崔应阶折。
及通帮水手用钱帐目，称为“当家”。大帮的当家称“老管”，与各帮当家共同组成船帮水手领导集团。老堂船作为帮内议事场所，设有标志老帮规、家法的“神棍”，可对不服管束的水手施以惩处。粮船水手之间，原有互济互助的传统。水手的劳动是集体性的，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特别是通过运河闸口时，每一帮的全部水手、纤夫，都要参加拉纤，才能把所有一帮的船全都拉过闸去。同时，船帮还夹带走私货物与私盐，也与水手们共同的经济利益相关。在老堂船建立之后，水手行帮内部的互助性又有了发展。老管对水手所得雇值，“按名提出若干，收有生息，遇水手患病医药或身故买棺，则老管即于此项内酌量资助”①。在水手的行帮内，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家长统治。凡拜师习教，皆按照罗教内排定的辈份，论资排辈②。帮内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宣扬“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③。从乾隆中叶到道光初年，在粮船水手中已逐渐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帮会，既在水手中互济互助，又从事走私贩私，杀人越货。不过这时还未正式出现“青帮”这个名称。
大约在嘉道年间，又出现了一种与漕运有关的武装走私团体，专门帮助粮船水手帮会夹带走私品与私盐，其成员既有各地游民，也有被逐的粮帮水手，号称“青皮”。道光末年，漕运水手大 量减员，被裁水手大量加入青皮的队伍。咸丰三年（1853），浙江漕粮改行海路，浙帮被遣散，数以万计的失业水手、纤夫，同青皮相结合，在两淮盐场、运河沿岸及长江中下游从事走私、贩卖私盐及抢劫活动。咸丰、同治之际，在江苏安东、清河一带的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①，也从事走私及贩卖私盐的活动，称为“安清道友”。这样，从道光开始到咸、同之际，在江浙两淮一带，便形成了一支由粮船水手行帮、青皮与安清道友融合而成的会党，通称“青帮”。
道光、咸丰年间兴起的另一新的会党是哥老会。哥老会也称哥弟会，在四川称“袍哥”，江南一带又称“红帮”。
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向来言人人殊。以往大多认为哥老会乃是天地会的分支，为郑成功创立②。近年有学者认为哥老会是天地会系统的仁义会和江湖会发展而来③，也有人认为哥老会乃啯噜之音转④。又有学者提出，哥老会是以啯噜的组织形式为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的⑤。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和档案史料来看，哥老会的产生，与道光、咸丰年间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上的水手、纤夫们的行帮及沿岸的会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都主要是依靠木、帆船。档案史料记载：“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系雇用民船，帆橹如织。”①因而需
① 《军录》江苏巡抚陶澍折，道光五年七月廿四日。
② 即：“清净道德，稳诚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文学。”
③ 《漕运汇选》，第 51 页。
① 《军录》卞宝第折，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九日。
②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刘师亮：《汉留全史》。
③ 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 年第 2 期。
④ 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台）《食货月刊》（复刊）第 9 卷第 9 期。
⑤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13 页。
①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 1 辑，第 1274 页。
要雇用大量舵工、水手和纤夫。据外国人观察，长江“上游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为三类。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吨，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称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驱船”。这是上水船。至于下水船，“大号船约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约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
②。在轮船进入长江之前，重庆至宜昌航线上，共有船夫、纤夫 20 万人③。航船上的水手、纤夫，漂泊在千里江湖之上，所从事的劳动极为艰苦，
而且是集体性劳动，因此在生活与生产上，都需要彼此间互相帮助。他们往往采用歃血结盟的方式结拜弟兄，形成水手行帮。沿岸各地的秘密结社成员与行帮接触后，受其影响，不断加入水手行帮的队伍，使水手行帮同各地秘密结社进一步融合。这些秘密结社，在四川有“啯噜子”④；在两湖地区有天地会、江湖会、仁义会，还有秘密宗教白莲教、青莲教；在江西有担子会、边钱会。经过互相影响与融合，便在长江水手行帮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会党
——哥老会。正因为哥老会中有其他秘密结社的 因素，所以清人往往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①或称哥老会②，“又号江湖会”③。或称江湖会为“变名哥老会”④。
因为哥老会的兴起与长江中下游航船上的水手行帮有密切关系，并受到长江沿岸各地秘密结社的影响，所以哥老会的活动据点称作“码头”，首领称为“舵把子”，并因受到仁义会、啯噜子、江湖会、边钱会的影响，又称首领为“帽顶”、“老帽”、“老么”等⑤。至于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如有的哥老会成员也自称“洪家”，会内也有隐语暗号，内容也与天地会相类似，以致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同一系统的秘密结社。
外国轮船侵入长江航线以后，造成了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业的迅速衰落。“1860 年开放长江，轮船通航，数千艘帆船遂被逐入支流。这些帆船对于当时行驶在支流中的小船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在他们的竞争下，数百名小船的船夫，被贫困和诱惑所屈服。⋯⋯其中许多人为了吃饭而不得不加入叛军”⑥。事实上，支流上小船的水手，长江航线被裁减下来的大批水手、纤夫，有的加入太平军，有的则加入清军或湘军。
渗入湘军与清军兵营中的哥老会，往往也称哥弟会、仁义会、洪江会、江湖会、英雄会、乌龙会等。哥老会之所以能够在湘 军与清营中传播，主要因为它投合了兵丁们的需要，即遇事互相帮助。“自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协力同心，乃历久之习惯”
② 同上书，第 1337—1338 页。
③ 同上书，第 1339 页。
④ 四川的“啯噜子”是来自各省游民中的秘密结社，一部分活跃于川陕老林地区，一部分在川东泸州到重庆以下的川江之上，充当水手，或驾船为生。见档案《朱批奏折》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七日及李世杰折，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① 《左宗棠奏疏》卷 33。
② 《军录》张之洞折，光绪廿五年正月廿一日。
③ 《军录》左宗棠折，同治五年五月初八日。
④ 《军录》闽浙总督英桂折，同治八年三月初一日。
⑤ 《军录》署四川总督锡良折，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二日。
⑥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 1 册，第 1307 页。
①。湖南湘勇中，“哥弟会党，人数多不可计”。不仅一般勇丁，甚至“积功
保至二三品官阶”者，也纷纷结拜哥老会。咸丰八年（1858），清营中发现蓝翎都司饶嘉宾与都司龙正文、守备刘吉芬等 30 余名军官结拜哥老会②。光绪五年（1879），一名被革职的总兵杨开泰与曾任知县、都司等职务者，结拜哥老会③。左宗棠的湘军中，哥老会尤多。当左宗棠率湘军来到西北时，哥老会也随之传至陕、甘及新疆等省④。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湘军大量裁撤、遣散，被裁遣者，生活无着， 遂沿袭军营中结会之习，在各地开堂“放飘”，使哥老会迅速发展。据清官员奏：“自咸同军兴以来，湘民释耒从戎转战者，湘军几遍寰区。从军既久， 习于游隋，又兼素无恒业，遂不肯复安耕凿，每踵军营积习，结拜弟兄。”⑤
咸同以降，哥老会受到天地会与青帮的影响，或与之融合，往往也带有洪门与青帮的某些特色，如哥老会一般称红帮，因有些哥老会成员也加入洪门或青帮（安清道友），故人们往往把它与青帮、洪门相混，或讹为青红帮。实际上哥老会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独立的组织，与天地会（洪门）和青帮不同。哥老会的组织 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绪年间湖南哥老会首领龙松年便立有双龙山、公义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会内有严格的等级，首领称正龙头、副龙头。其下设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礼堂与执堂。举行仪式时，还临时设有“盟证”、“香长”，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还设有头目，分为：心腹、圣贤（又分文圣贤、武圣贤）、当家（又分披红当家、插花当家）、红旗、黑旗、巡风等。头目之下还有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满、小满。结会开堂，称为“开山”，要举行开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庙或人迹罕至之处举行。会场正面设坛，上祀五祖、关羽，并有用红纸书写之“进山东”、“出山东”，内容为誓辞、条规、檄文等。由正龙头向神坛朗诵。一般头目、会员对神礼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会员入会，也要举行入会式，于清净之处举行。新会员入会，须有老会员介绍，称为“保举”。会场之布置，也与开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举及新入会者进入会场，新入会者跪于神前，由管事者提问，新入会者作答，内容皆有定式。然后举行“抖海式”。这时，管事者斩一白雄鸡，口称若日后背盟，即“有如此鸡”。誓毕，再行礼起立。礼毕，由管事者将新入会者之姓名，填记于“宝”即名录之中，并缴纳会费，即算入会①。
随着哥老会组织的发展，其成员遍布各省，号称其成员不持一文，可往来全国。每至一处，先谒外管，称“拜码头”，继而引见龙头，待以宾客之礼。临行时，复按其在会内之职位高低与路程远近，送给盘费。若需要巨款时，则由龙头派人“拖队伍”，即进行抢劫。
① 《军录》湖南巡抚刘崐折，同治六年六月初一日。
② 《军录》英桂折，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③ 《军录》贵州巡抚岑毓英折，光绪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④ 《军录》左宗棠折，同治六年九月初二日。
⑤ 《军录》湖广总督张之洞折，光绪十八年七月廿三日。
①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 4 章，商务印书馆 1911 年版。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会党
这一时期，教门在组织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 中国已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和从属地位。因此， 除少数卖国分子外，全国人民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前深受教门影响，被视为教门“羽翼”的民间武术团体，如义和拳、大刀会、金钟罩等，纷纷同各地的地主武装——团练结合起来，组成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 白莲教系统的教门组织，也发生了分化。有些成员，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口号，接受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加入义和团①。有些继续反对清廷， 因屡遭镇压而加入了基督教与天主教②。有些则成为纯粹的封建迷信团体，在民间传播封建迷信思想，靠骗钱财来维持，如光绪八年（1822）成立的一贯道，便是在原来白莲教基础上建立的，后来进一步堕落为反动会道门。
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地会党组织十分活跃，在反对外国教会 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其中较著名的事件，有四川大足龙水镇余栋臣领导的哥老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长江流域各省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在浙江，这时还成立了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的会党。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首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首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 2 万余，已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
双龙会是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亦有 2 万余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 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白布会。最初是浙南一带的团练组织，后来流入严州一带，变成客民的同乡会。在濮振声出任首领后，改订章程，按军事编制，建立“独立军”， 从事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天主教民专横，官不能制”，濮振声率领白布会起义，活跃在建德、桐庐、新城三县交界处， 击败清军防守营，继破从桐庐前来“进剿”的清军，占据桐庐、分水两县， 并进兵严州府城。后来濮振声不幸被俘，被监禁在仁和县署。起义失败后， 白布会仍 在严州各地活动。
平洋党由嵊县竺绍康创立，最初是为了向当地土豪蔡老虎报杀父之仇，
① 《军录》两广总督叶名琛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② 王明伦：《团练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7—271 页。
由于清廷包庇蔡老虎，因而把矛头指向官府，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
鸟带党原是诸暨一带无业游民的组织，以“劫质富户，勒索财宝”为事。因腰缠玄带为号，故名。辛亥革命时期因王金发等人加入而重新活跃起来。王金发是嵊县人，秀才出身，有文化知识，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大同学社，以研究学术为名，进行反清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鸟带党也逐渐倾向于反清革命。
除以上较大的会党外，还有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及青帮系统的私贩党等。
辛亥革命时期，教门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在资产阶级推翻清皇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更难发挥正面的作用。一些会党则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与领导，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
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清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会党。这些会党大多属于天地会与哥老会两大系统，也称“洪门”与“汉留”。其活动地区主要在两广、江浙、江西、安徽、四川、两湖及陕甘等省，甚至宁夏、新疆也发现过哥老会的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状况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这时会党的成员虽然仍以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 有者为主， 但这些阶级、阶层本身已发生了变化。会党活跃的省份，大多经济比较发达， 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都比较高；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多已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希望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要求在受到国内封建统治的阻挠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以后，他们日益产生不满情绪， 不断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他们的斗争往往由于会党本身的弱点和落后性而陷于失败。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加入会党以后，他们开始积极引导会党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列。
其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一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思想上同封建专制制度日益格格不入， 倾慕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当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廷采取投降卖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认识到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推翻清廷这个“洋人的朝廷”，从而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主张废除封建的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亟需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支持，而同下层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会党，便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可资利用的一支现成力量。会党也只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才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不仅有可能性，而且有现实的基础。
会党具有长期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有互济互助，患难与共 的传统和“富团结力，守秘密，重然诺，急公死义”的精神。而且有自己一套组织系统， 是一支现成的队伍。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
知识分子，虽有奋不顾身的革命热情，却缺乏深入到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发动工作的本领，他们希望有一支现成的队伍为自己所用，会党正是这样一股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虽只限于其首领，而会党的家长制统治，重义气，绝对服从首领的传统，恰好有利于革命派这种联络工作。只要首领被动员起来，便可以带动一大片。革命派通过会党，又可以进一步联系广大下层群众。
会党长期受到清廷的镇压与迫害，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一直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同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口号，在形式上颇为相似。经过革命派的联络与教育，会党大多从原始、落后和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组织， 转化为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团体。一些会党不仅组织上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而且政治上也接受了革命党人的纲领，把原先“反清复明”和盲目排外的宗旨，变为以推翻清皇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其活动逐渐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因而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 两广天地会。
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地区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与三点会。其成员除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外，也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参加，并成为会内首领或骨干。他们中间一些人，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产生了民主意识，思想上已不同于以往会党的首领，所以容易并乐于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有的后来完全转变成革命党人了。如广东顺德人尤列， 少年时曾肄业于广州算学馆，17 岁时曾漫游上海，继至日本长崎、神户。后来在上海“入闱”加入洪门。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 后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招考书记员，尤列“欲借此谙习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孙中山等创立兴中会，其后又在南洋创立中和堂（洪门组织），以后并入同盟会①。广东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少年时即与洪门中人相往还，后至广州德国教会开办的礼贤学校学习，皈依基督教。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华南医学堂，接受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后来辍学回到惠州，专门从事会党的联络工作②。有的会党领袖虽非知识分子出身，但因曾在海外领略过资本主义的新鲜事物，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如广西壮族人王和顺，少年时曾投入刘永福部下，后来参加了三合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起义失败后，“漫游海外、博考各国之政治典物”③，也有了新的思想。
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首领与骨干，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迫切要求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把会党引导到革命的轨道上去。郑士良曾对孙中山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④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集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会党方面代表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吾国岂能固 步自封？因此特来向诸位请教。”又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郑士良事略》。
③ 《中国日报》1907 年 9 月 28 日。
④ 《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 25 辑，第 321 页。
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形，所以对孙先生期望甚切。”①革命党对会党也颇重视，孙中山提到，广西会党“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势力呢？”②
两广地区革命党人对会党的联络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有的加入会党， 成为其首领。如革命党人陈少白首先加入广东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其后又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之龙头”。有的革命党人则介绍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如会党首领杨子华、相玉昆等加入兴中会，王和顺、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有的革命党人则使会党与革命团体合并，建立新的革命团体， 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请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其纲领则完全采用兴中会的革命纲领③。
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过程，也就是向会党灌输革命思想的过程。会党长期以来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并不反对封建专制帝制，仅反对满族人做皇帝，代之以汉人做皇帝。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会党首领的思想起了变化， 带动整个会党也倾向于民主革命。广西会党首领王和顺曾说：“从孙中山先生游，得与闻国之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④会党有了思想觉悟的提高，因而积极参加革命党人在两广地区发动的武 装起义。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 潮州黄冈起义；同年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 钦廉上思起义等，会党或成为主力，或全由会党群众参加。
- 浙江的会党。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会党一部分属于哥老会系统，一部分是本地自发产生的。
鉴于浙江各会党在以往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表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对会党十分重视，并对会党进行联络。最早联络会党的是光复会的陶成章。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王锡桐领导伏虎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浙江籍留学生中，海宁留学生祁文豹等即建议陶成章前往联络，并为之介绍。陶成章到达海宁后，起义已经失败，但这件事却坚定了陶联络会党的决心。光绪三十年（1904），陶成章与魏兰回到浙江杭州，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介绍，两次走访被囚于仁和县署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彼此“商谈颇洽”， 濮振声为陶成章出具介绍函数件，名片数十纸，帮助他们往各地与会党首领接洽。陶成章与魏兰前往富阳、桐庐、分水等地，“遍谒白布会诸头目”， “历探各种秘密会党之内状”①。其后，陶成章又单独取道陆路，由分水入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以至云和。他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边跑路，边调查，边联络，边进行革命宣传。继陶成章之后联络会党者，还有敖嘉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宣传、教育，浙江
①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 168 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第 62—63 页。
③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 168 页。
④ 《中国日报》1907 年 9 月 28 日。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 3 册。
各会党皆“易排外宗旨为排满宗旨”，参加了反清革命。3.两湖地区的哥老会。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与哥老会及其分支。辛亥革命前，这些会党曾多次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有的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有的以“官逼民反”为旗帜，有的把斗争矛头直指土豪劣绅，有的则投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活动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孙中山派史坚如、毕永年等到长江流域联络会党，会晤了湖南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向他们宣传“革命排满”的思想。为了改变湖南会党山堂林立的局面，革命党人谭人凤于光绪三十年（1904）邀约湖南会党中各个山堂首领在长沙岳麓山举行“游山会”，把各个会党的会名、规章统一起来，皆称麓山道义堂，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八字为口号①。
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与教育，湖南会党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把从前“劫富济贫”、“反清复明”等口号，改为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甚至提出：“使地权与民平等， 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②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华兴会成立后，湖南哥老会大头目马福益接受了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的领导，以同化会少将、起义副总指挥的身份，把浏醴、衡阳、常德、岳阳、宝庆五路会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动员 数万名哥老会员，积极准备长沙起义。起义失败，马福益被捕牺牲。其后，湖南会党在同盟会领导下，又参加了萍浏醴起义。宣统三年九月一日（1911 年 10 月 22 日），会党又在焦达峰领导下，为长沙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会党，主要是江湖会、哥老会。太平天国失败后，长江、汉水沿岸哥老会的势力有很大发展，多次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斗争，提出“反清”、“灭洋”等口号。但因力量分散，多陷于失败。辛亥革命时期，湖北会党的势力相当可观，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联络会
党一事最初颇有分歧，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①。革命党人吴禄贞也拒绝联合会党进行革命。直到湖北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才开始联络会党的工作。
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适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扩大新军，于是由负责联络会党的胡宗琬等，动员会党成员加入新军，致使湖北新军中有大量会党成员。
科学补习所以后的革命团体如群治学社、共进会等，皆比较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对分散的会党山堂，不是简单地加以联络，而是由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共同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将其置于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使会党不再拘泥于旧日山堂的组织形式，而以个人身份参加革命团体。如共进会领导人便采用“换帖拜把”这种会党群众熟悉的方式，组织会党群众并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这样，使湖北的会党（包括新军中的会党分子）在武昌 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 四川的哥老会。
① 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
② 《中华国民起义檄文》，《辛亥革命》第 2 册，第 476 页。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 11 页。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通称“袍哥”， 又称江湖会，所以四川人把加入哥老会称做“◻江湖”，哥老会内部称入会为“进步”或“◻光棍”①。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组织在四川已遍及各地城乡，并渗透到各个阶层中去。“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各个交通沿线的镇场，哥老会皆设立“公口”、“码头”，他们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重视。黄兴认为，“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因而嘱革命党人李肇甫等“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竞成、张百祥之在会党有声望者， 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②。同盟会在四川建立组织后，便着手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提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并制订了“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的方针③。
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会党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革命党人派一些同盟会员加入会党，并成为领导者。革命党人熊克武回到四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哥老会，当了会内“大爷”；侯橘园加入广汉向阳乡的哥老会，也“当上了码头上一步登天的大爷”④。保路同志 军的首领王天杰、秦载赓等，都以同盟会员身份兼任会党首领。革命党人还有意识地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使之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会党进行领导。会党的首领张百祥、佘英、李绍伊、张捷先、张达三等，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四川武装起义的骨干。
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与灌输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会党群众的觉悟。四川的哥老会，原来一直停留在旧式农民起义的水平上，“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①。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他们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轨道。孝义会的首领李绍伊原以“兴汉排满”为宗旨，加入同盟会后，领导同志军起义时宣称：“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专制余毒，恢复汉族自由， 解救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②哥老会首领周鸿勋加入同盟会后，将所率队伍“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在发布的《中华国民军邀集革命同人启》中提出：“共和创政，平等分疆”③，已经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
- 陕西哥老会与刀客。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会党十分活跃，主要是哥老会与刀客。哥老会又分
① 石云：《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哥老会》，《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 1 期。
② 《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 4 册。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6、249 页。
④ 广汉政协：《广汉同志军的活动》，转引自隗瀛涛等：《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 558 页。
① 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2 期。
②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
557—558 页。
③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
557—558 页。
为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笼山、秦凤山、定军山、贺兰山与通统山等。这些山堂之间虽然互相联系，在反清这一点上也相一致，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领导。大体上陕北较少，关中较多，陕南更多。刀客是关中地区渭河两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携带一把“关山刀子”，作为自卫武器，人们称他们为“刀客”，主要 由破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组成。最初多三两成群，贩运私盐、私茶，或为商家充当保镖。既有反抗意识，也颇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没有具体的组织，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统一领导。辛亥革命时期多集体加入军队①。
陕西的革命党人最初对联络会党也颇有分歧。有些同盟会员认为会党知识浅陋，难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并担心会党会泄露秘密。经过长时间酝酿讨论，才最后决定联络哥老会与刀客。新军中的哥老会，经过具有哥老会与同盟会双重身份的钱鼎的活动，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
宣统二年（1910），同盟会主要人物与新军头目，同哥老会首领在西安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关帝圣君”神位，供桌上摆着香表蜡烛，由哥老会中资深的朱福胜带领众人叩拜礼，歃血盟誓， 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间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给了正在酝酿中的陕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动。当时西安城内盛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 清廷遂加强了戒备。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使原已准备起义的陕西新军，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他们决定在九月八日（10 月 29 日）举行起义， 旋因新军突然接到开拔之令，起义又被迫提前举行。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影响远不如哥老会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组织。哥老会则在新军中建有与军队编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航”，营有“营舵”，控制着本标、营的哥老会成员。起义爆发后，新军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乱，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 子和资深人物，便顺利地控制了各个队伍的领导权。所以西安的起义及攻打满城，和后来东西两路抗击清军，主力都是哥老会。这样，军政府成立后，实权便控制在哥老会手中了。这时，哥老会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哥老会首领万炳南公开争着要当大统领，张云山也同军政府领导人张凤翙唱对台戏，而且到处增设“码头”，散发“票布”，扩展势力，以为是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事务，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勒索、抢劫财物，激起地方民众的义愤，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 海外洪门。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门在华侨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美洲华侨之洪门团体，称“致公堂”，“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八九”①。在东南亚华侨中， 情况也大体相同。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天地会成员 10000 余人，占华侨总
数的十分之八②。到光绪十六年（1890）末，新加坡秘密会党成员已达 68000 余人③。在越南华侨中，从事体力劳动者，十之八九都参加了洪门组织三合会
④。但是，海外洪门组织，主要在华侨中从事互济互助性质的福利工作，很少
①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258—278 页。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6 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9 页。
② 俞云波：《海外天地会研究》，见《会党史研究》，第 113 页。
③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99 页。
④ 广东文史资料选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 27 页。
政治内容，以“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为堂规，以“捍御祸害”， “赒恤同人”为义务，成为华侨藉以对付逆境，互济互助的福利性团体，在北美曾以“华人共济会”的名义，在当地政府注册。各个“堂口”之间，往往为了各自的利益或意气之争，互相斗殴，称为“堂斗”，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而且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凡非洪门弟兄，皆视为“细 仔”，即奸细。所以当孙中山最早在美洲宣传革命时，因未入洪门，“洪门人士无助之者， 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孙中山感到，“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成为“洪棍”①。这使他后来在美洲的革命活动，得到洪门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孙中山加入洪门后，不仅向洪门成员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而且从组织上加以整顿，纲领上加以改造。他首先提出重订洪门章程，规定各地洪门组织“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并且明确美洲致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宗旨。其次， 又倡议洪门总注册，以整顿美洲各地的洪门组织。再其次，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华侨加入革命组织，孙中山与美洲洪门首领黄三德商定，将美洲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在《致公总堂广告》中提出：“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认其未入洪门者，一律入围，联成一体。”“尽释从前门户之见，冀赞将来光复之伟业”②。经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美洲致公堂从原来一个华侨中福利性组织，变成了倾向于反清革命的团体，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为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武装起义筹款。为了支援反清革命，美国和加拿大的致公堂建立了“洪门筹饷局”，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筹集活动经费与购买军火之资金。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前夕，急需军火，加拿大维多利亚的致公堂，因临时捐款“缓不济急”，遂决定把该地致公堂堂楼向银行抵押 30000 元港币，全部汇 给设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其后各地致公堂纷纷效仿，“变产助饷”。其次，组织洪门成员积极回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前，檀香山洪门成员邓荫南返回广东， “时常来往于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①。陈南、黄复、邓子瑜、许雪秋等洪门中人，都积极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义时， 有大批洪门成员参加。据《香港西报》所载，当时惠州起义时革命党人与深圳会党“联成一气”，并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会友相助”②。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6 集，《致公堂与孙总理》。
② 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 287 页。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 43 页。
② 《辛亥革命》第 1 册，第 23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