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练政”

1775 年 11 月 7 日早晨，歌德首次来到魏玛城。这时的魏玛公国是德国

许多封建小邦之一，人口不过 10 万，首都居民仅 6000 人，赫尔德称之为“介

于村庄和宫城之间的地方”。这 1 年是魏玛公爵亲政的第 1 年，1758 年他的父亲爱伦斯特君士坦丁公爵去世后，曾由母亲安娜·阿玛利亚摄政 17 年，气象已然不凡。他初掌国政，雄心勃勃地准备干出一番事业，尤其对于文学艺术极力奖掖，小小的魏玛后来竟成为德国文化的中心。初来乍到的歌德自然对此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他与青年公爵情投意合，因此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他，通过他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计划，使自己的才能变为社会现实。这也曾是维特们的理想。1775 年 11 月，歌德给朋友写信，表达了初到魏玛的喜悦之情：

我的生活锋如雪橇向前飞快地滑行，悠然起伏，铃声悦耳。天知道为什么我还注定要经受这种磨炼。它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而万事也将称心如意。（《致约翰娜·法尔默》）

1776 年 1 月 22 日，他又给这个朋友去信：

如今我已完全陷入所有宫廷和政治纠纷之中，几乎不能自拔。我的处境够有利的了，魏玛和埃森纳赫公国一直是一个舞台，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人是怎样一跃而成为世界大人物的。但是，我并不急于求成，自由与满足将成为新制度的主要条件，尽管我比以往更能就地洞察当今君主统治的污秽不堪的一面。（《致约翰娜·法尔默》）

歌德的这些话反映了他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他为君主所信任，获得了建功立业，改造社会的机会，能够参与专制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与宫庭又存在种种矛盾，需要时时抛弃个人自由而作出妥协，这样又可能使他根本就无所作为。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理想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这也是所谓歌德的“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人格矛盾的现实心理基础。这种矛盾使得他既最迫切需要战友，又最容易引起战友的误解。幸好公爵对歌德的信任是强有力的，送给他郊外别墅；给他父母写信；不顾教会僧侣的反对，邀请赫尔德担任魏玛教区的主教。不久朋友伦茨和克林格尔也到了魏玛。

歌德很快以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天才的魅力驱除了宫廷的敌意。在公爵母亲安娜·阿玛利亚眼里，歌德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她在富蒂尔特有一个文艺沙龙，其领袖人物正是歌德在《神、英雄、维兰特》中批评过的维兰特，当时歌德不满维兰特贬低莎士比亚和古腊艺术，故作了讽刺诗予以讥嘲，也曾使之不快。但歌德“只为公仇，不涉私怨”的态度最终得到了他的谅解。如今相互见面，维兰特对歌德称赞备至，甚至在自己主办的《水星》杂志上发表《献给歌德的颂歌》。凭着维兰特的热情介绍和歌德的巧妙周旋，公爵家庭周围的人很快接纳了他。1776 年 6 月，他以公爵私人顾问的身份作为枢密院参事正式参预国政。但在别人眼里，他不是随公爵出游，就是出席宫廷舞会，似乎跟一个弄臣差不多。

歌德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刚来这儿没几天，不是就有人对他恶语

中伤吗？但现在似乎远方的战友也对他疑虑重重，认为他——“狂飚突进” 的旗的陷入了封建主义营垒。1776 年 6 月 12 日克林格尔不得不写信给朋友替歌德解释：“过去和现在，我在这儿每天都发现，关于歌德的事确实是没什么可议论的，事实上，⋯⋯他忙于政务，并利用这个国家做事情——人们应该怎样来称呼他呢？在此，我想一并告知你，一切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特别是那些传闻纯属子虚，你切不可轻信，姑妄听之而已。歌德深受人们的爱戴，是国家的救主，而公爵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们从瑞士和其他地方听来的所有消息没有一句实话⋯⋯”（《克林格尔致 E·施来尔马赫》）事实上，歌德“治国安邦”（致默尔克信语）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提他千方百计推荐战友出任要职，他自己介入国事的程度也日渐加深。

1776 年 6 月，歌德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779 年，任军备和筑路大巨；

1780 年，任枢密顾问；1782 年任会计长官，并被提升为贵族。在这段时间里，歌德俨然一名勤勉而干练的行政大员。他整顿奄奄一息的伊尔梅瑙矿山，使之恢复生产；管理交通，修筑道路，取得不凡成绩；任军备大臣时，肩负招募和装备新兵的重任。他还负责监督纺织品的生产，调查国内地质矿藏情况，组织木材贸易，改进消防制度。到他任会计长官，事实上已成为掌管整个宫廷财政和国家预算的财政大臣。歌德的足迹遍及整个国土，亲眼看到自己的思想化为现实，并通过这些繁忙的活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活动风格：由解决具体问题而至于社会制度完美性的思考，而至于决定完美制度的思想观念问题。这倦，他从对于这弹丸之国的繁重职责通向了国家管理这门艺术的桥梁。他学会了这门艺术。

歌德永远学不会的是，不以诗的观点而应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比如歌德发现，他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用于改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但更进一步的计划像皇室领地的分封、减免农民赋税等则成了不折不扣的乌托邦，而且越是推进阻力也越大。他渐渐怀疑对国家机构变革的可能性，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既不愿意无希望地为公国的统治者服务，也无力与其他人（尤其农民和平民）结成联盟推进改革。他常常深居简出，性格越来越孤僻和谨慎，越来越倾向于怀疑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内心生活。

其中一个症象是，歌德有意无意地在疏远自己的朋友们。狂飚突进运动的主将之一克洛普施托克就歌德与公爵的关系上的不当写信来开导，歌德不客气地回信反唇相讥，二人的关系从此破裂；和莱斯特纳一家的通信往来中止了；和施托尔堡伯爵夫人奥古斯特精神上的联系也告中断；伦茨和克林格尔，这两位少年时代的朋友，跟随歌德一起来魏玛，因为没有屈己事人的准备，后来又离他而去——前者后来因精神病终其一生，后者后来成为沙俄陆军中将和沙皇的朋友；对于歌德，连雅可比、拉特瓦尔、甚至默尔克都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想法。歌德常把自己的隐秘思想写给默尔克，但又禁止他写魏玛宫廷的一切。只有和赫尔德夫妇的关系有所发展，甚至成了这位好斗的师友的宫廷保护者。在魏玛的 20 年中，歌德与顾涅虽尔的友谊日渐加深，与维兰特则处在一种君子之交的平淡和尊重之中。

1776 年 7 月，导致歌德出走的恋人莉莉订婚的消息传到魏玛，歌德感到

精神出奇的平静，过去对他已变得如此遥远。早在 3 月的莱比锡之行，他就与女歌唱家柯罗娜·施勒特尔相识，她于年底来到魏玛。但对歌德的创作、思想和情感发生深远影响的是另一个女人，直到他 1786 年出走意大利，宫廷

女官夏绿蒂·冯·施太因夫人始终是歌德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她与歌德爱情生活中出现的其他女性不同，无论热烈的小安妮特、深情款款的弗里德里克、还是理智的绿蒂或无比纤巧、体态轻盈的莉莉，她们都让歌德感到内在的压力，而这位比他年长的已婚美人并没有让他成为某个人的要求，因而更能激发他的创作想象力。歌德把自己的田园诗献给了她，而她成为他的两个女主人公的原型。

如果不是那不可抗拒的宿命把我们俩的命运系到一起，

以致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认识自己，那我肯定早就会远走高飞，

走向辽阔的大地。

我的诗歌、理想、希望和要求只向你、在你面前倾吐，

我们的生活相依在一处

这是歌德写的献诗中的一首。歌德同时也在爱着和谐地把艺术和美结合起来的柯罗娜·施勒特尔，这种关系反映在 1779 年写成的《伊菲格尼》中，女主人公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本于绿蒂的精神气质，而外貌则反映了柯罗娜的美。在公演时柯罗娜饰伊菲格尼，歌德饰奥雷斯特，克涅别尔饰找阿斯，会爵有时演皮拉德斯。有趣的是，伊菲格尼的形象反映了古典人道主义的理想，而她的原型施太因夫人却醋意大发，拒绝观看精彩的演出。

《伊菲格尼》是继莱辛《智者纳里》之后表现了彻底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力作，常被后人将它们与席勒的《堂·卡洛斯》相提并论，也是歌德从“狂飚突进”时期的天才主义走向人道主义的一个标志。它本是歌德为庆祝公爵女儿受洗而作，里面无疑会具有歌德在魏玛从政的一些经验，因而它又被视为君主教育的一个教材。歌德有感于宫廷政治生活的绝望，把理想寄托在希腊罗马文化中，以为最要紧的是培养和完美人的个性。伊菲格尼正是体现这一理想的高贵女性，她以其纯洁无私、光明磊落的人格表现，感化了野蛮的托阿斯王，协助他革除野蛮风俗而建立人道和公正的原则。这种用感化代替斗争的思想，说明了歌德思想的变化。早在启蒙运动初期，就一直存在君主教育的“好皇帝”思想，尤其在专制制度下，君主的善恶与整个国家的前途密切相关。歌德确实想把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塑造为君主的榜样，但他的这部作品却注定不会成功。较之其他小国之君，公爵当然有其卓异之处，但由于婚姻不美满，他过于醉心于风流韵事、狩猎和饮酒作乐，对社会、国家的义务反而疏落萧散。在这种情形下，以朋友和教师自许的歌德又成了一名“谏议大夫”。1783 年创作的《伊尔梅瑙》中充满屈原式的忠告：

让我忘记，就在我们这里，许多造物也受到尘世的牵制，农夫把种子播撒在薄薄的砂土种的白菜却给野兽果腹，

矿工们在矿坑里为糊口而劳动，猎人一咒骂，烧炭夫就要发抖。

这是要公爵爱民，体恤他们的痛苦，那么君主的本性如何？

他虽热爱真理，却也有癖性使他容易陷于迷惘。

鲁莽的性格引起他高飞远行，

他不怕悬崖峭壁，不避羊肠小径；灾祸在身旁自伏，

使他隐入困苦。

于是令人痛苦的过分激动，有力地驱使他东奔西跑，他的行动表现出郁郁不乐，但休息过后依然故我。

诗人道出对君主的殷切希望，

啊，君主，但愿你这国土的一隅都成为你治世的楷模，

你早知身肩重任

逐步收敛那放纵的灵魂。

⋯⋯⋯⋯

不！请用男子坚定的手，把幸福种子明智地、丰富地播进耕好的土地；静待其成长：将来必有收成

造福于你和你的国人。

后来，歌德对公爵的作为完全失望，放弃任何进谏的活动，尤其是当他对公爵企图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国同盟反对奥地利、并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后尘冒险备战的劝阻失败以后。而今他只求能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思考和研究问题，不愿再“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恩格斯语）了。他希望退职，但公爵的挽留和加薪使公国议会议长歌德欲罢不能。为了摆脱过分的压力，他有时会突然出走，如 1777 年 12

月的哈尔茨山之行。1778 年 8 月 5 日他给默尔克去信谈了体会：

大约是去年 11 月，我独自一人骑马带着旅行袋启程，途经施洛森、弗洛斯特和科特，直奔诺德豪森哈尔茨山农夫的栖身之所，再翻过韦尼戈罗德、戈斯拉尔到巍巍的哈尔茨山，⋯⋯ 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我想是在 12 月 8 日

午后 1 时吧，我伫立在布罗肯山峰⋯⋯

有如兀鹰

在早晨的浓雾之上展开柔软的翅膀寻找猎物，

我的歌儿飘荡。

因为已有神灵给每个人

拟定了路线，幸运儿沿着它，快步奔向

那快乐的目标；但不幸的人

心中痛苦

他徒劳地反抗

铁丝缠成的栅栏。只有利钳才能

一下子把它剪断。

这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歌德在这首《哈尔茨山冬游记》中表达了内深心处的痛苦和企图在大自然中寻求解脱的心情。1777 年 12 月 9 日，他在给冯·施太因夫人的信中称自己为“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尘世间流浪者”。

歌德搬到了公爵赐予的位于弗劳恩普兰大街的寓所，这是他来魏玛的第 8 个年头。从前的往所是城外的花园别墅，尽管他不原意离开这更靠近森林、河流和星星的灵魂避难所，但已毫无办法，他在此地将度过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光，直至去世。

对于这座豪华的新住处，歌德不想把它作为上流社会生活的象征。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厌倦浮华和空虚，而宁愿把它视为通向科学和艺术的驿站。很快，居所成了“博物馆”，他从青年时代就搜集了有关人类知识、思想和艺术的物品，诸如版画和素描、图画和书籍、各种雕塑作品，尤其是骨头、矿物和植物标本，琳瑯满目地充满他的府邸。在“狂飚”时代他曾艺术地发现的那个洋溢着蓬勃生气的大自然，而今成为他科学研究的对象。他繁忙的公务旅行总带给他双份收获，他不仅深入地作社会实践，而且由涉及社会现象的思想把他引向对自然界生命的永恒变化的观察和研究。他力图根据经验透过感觉来把握本质，通过综合和比较各种现象而作出概括。把矿工、矿物学家和诗人、政治家集于一身的歌德，1784 年由于人的颚间骨的发现又成为人类学家。在他写的那篇关于骨骼的论文中，他以一种全新的思路考察人与动物的关系，即超越任何体系之外，从现象与现象之中找寻统一性的办法。这自然会招致墨守成规的学术界的反对。只是在事隔一个世纪以后，世人才把这种反对转变为对其科学预见才能的惊异。

当然，歌德从大自然中发现的诗意会以另一种形式来表现。他曾向克涅别尔表示，“在本质上，我生来就是个作家”，只有在不断的创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我无法想象，怎么可以把诗和律师活动联系在一起，就像现在怎么可以把另外一个我和三等文官区分开来一样，只有靠另外这个我，那位三等文官才会生活得很好。只有在我的那些计划、构思和事业的最深处我才是忠实于自己的，并且把我那上流社会的和诗人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生活用一个肉眼看不到的结联系起来。”事实上，担任官职的歌德除了宫廷文艺活动、爱情生活、漫游等活动中写出的抒情诗和《伊菲格尼》外，似乎尚未写出能在声望上与葛兹和维特相比肩的新作。而现在动笔的剧本《托

尔夸托·塔索》和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植根于魏玛后的生活，无疑他想把新的生活和情感体验转化为新的作品。尤其是《塔索》，曾被人评为“提高了的维特”或宫廷生活的维特，深刻地反映了歌德作为诗人和政治家感到的矛盾。

托尔夸托·塔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叙事诗人，早年学习法律，后因长诗《里纳尔多》文名大震。1565 年被聘往斐拉拉公爵阿封索二世的宫廷任职，颇受公爵和他的姐妹的器重。1575 年写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令人想起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他虽在宫廷受宠遇，但树敌较多，内心常受反动政治高压之苦，又爱上了公主列奥诺拉。他几度逃出宫廷，在外四处漂流。1595 年教皇封他为桂冠诗人，召他去罗马，但他却已结束了一生。从诗人的以上经历我们不难明白歌德对这一题材感兴趣的原因。无论他的魏玛执政、跟施太因夫人相恋，还是与政敌的冲突，甚至早年顺父意习法律后改治文学的经历都惊人地相似。歌德此时的写作自然充满了热情，但直到后来到意大利旅行时获得关于塔索的新的材料，才基本完成了写作，1789 年 7 月在魏玛作了最后的修改。

这个剧本寄托了歌德对于魏玛生活的基本认识和复杂态度，是介于少年维特的热情和浮士德的高远的思想之间的中年歌德更复杂、更深刻的艺术自白。歌德把自己作为诗人的充沛感情和作为政治家的冷静的理智分别赋予了诗人塔索和精明强干的安东尼奥，两者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他的两个自我的矛盾。他的解决方式常常克制感情、向现实妥协。居本结尾的处理正是这样，塔索虽然痛骂安东尼奥是“暴君利用的宝贵的工具”，骂君主是“暴君”、“横行霸道，多行不义的权柄执掌者”，骂公主是“娼妓”，似乎对魏玛宫廷大加挞伐，但最终还是与对手握手言和，并不能割断与宫廷的联系。

这部剧本注重人物性格的描写和心理解剖，但情节发展缓慢，不过从后来改写的五音步抑扬格的无韵诗体的语言看，它有充沛的诗美，处处显示作者高超的技巧，是歌德古典主义时期的戏剧代表作之一，正如论者所说，“读

《塔索》时，令人产生一种好像驾着柔和的彩云漂游于另一种世界一样的遐想。”

1781 年 2 月歌德得悉莱辛去世（1781 年 2 月 15 日）1782 年 5 月父亲在法兰克福去世。生命之流在缓慢而无情地前进着。歌德感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些年来，他也曾回家看望父母，凭吊自己的青春和爱情——生活在平静的弗里德里克和缔结美满婚姻的莉莉；探望丧妻的妹夫和朋友施洛塞尔；1779 年他偕公爵再游瑞士，途中曾与几个朋友晤面，友谊和名胜一样令他感到喜悦。有一次陪同公爵视察斯图加特的卡尔学校，在颁奖时发现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学生。以后的数 10 年中，柏林、莱比锡以及卡尔斯巴德成为他经常性的旅行目标，但他精神上的漫游将停栖在什么地方呢？

不知不觉，歌德已过了 37 岁。他与冯·施太因夫人的关系处于幸福的平静之中，他的后墙紧挨着她家的花园，他们几乎过着夫妇一般的生活。他像父亲一样关心着她的孩子们，对小弗里茨俨然地负起了教父之责。但谁能想到，这已到了他们相爱的最后关头呢？对公爵也是这样，《伊菲格尼》中的理想早已破灭，《塔索》将告诉人们宫廷生活真相。其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但歌德感到了无聊：公爵既非暴君，也不是吸吮人民血汁来供他个人享乐的恶棍，而是一个并不怎么坏的君主——他的住宅、饮食、服装并不比一个富裕的居民更好，只是爱狩猎野猪，可在休息时还要朗读《浮士德》的篇

章。大臣也是些有教养、彬彬有礼的人。回首往事，无论多年惨淡经营获得的地位还是精心培植和发展的内在情感，一切仿佛都没有发生，但一切突然之间土崩瓦解了。我们的浮士德面对停滞的创造力，内心似乎感受到了自由生活的召唤。他准备躲开情人，躲开高官显位，也躲开公爵。经再三考虑，议会议长向公爵请了假。1786 年 8 月，当歌德与公爵、施太因夫人等朋友在卡尔斯巴德逗留；等到他们离去，9 月 3 日，歌德给公爵和施太因夫人及继任者各留下一封信，便离开了疗养地搭乘邮车直奔意大利。

这是歌德的第五次逃跑，不过这次主要不是为了女人，而是为了不自由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