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风流人物

歌德一生的出游多少带一点神秘的意味，从原居地到另一新环境的转换总是标志着一个新的活动阶段的开始：瑞士之游、意大利之行都是这样。1814 年 7 月 26 日，马车载着歌德出了魏玛城门，65 岁的他又开始了新的、给他带来创作丰收的莱茵之旅。

7 月 28 日，歌德到了故乡法兰克福，目睹双亲去世后面目全非的故居，感到相隔几十年的时间距离再也无法缩短了。这不，《法兰克福报》的报道竟把他称为“我们文学最伟大、最年老、但仍活着的英雄”。显然，他的名望已深入人心，但人们已不相信他的创造力，对于日新月异、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真的像历史一样属于过去的时代吗？

一天之后，他在威斯马登会见了好友、音乐家采尔特。不久法兰克福的老朋友、枢密顾问维利美尔也来到威斯巴登。他与歌德已相识 30 年。当他还是一家老银行的年轻继承人时，曾应歌德之请帮助过默尔克，现在他邀请歌德到他法兰克福附近的领地赫尔贝缪尔去做客。歌德接受了邀请，他可能并没料到，这里会成为他的第二个赛逊海姆。

他的第二个“弗里德里克”是玛丽安娜·冯·威利美尔。她本是一个小演员，和她的母亲一起过着吉卡赛式的流浪生活。14 岁时为威利美尔收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能歌善舞，活泼聪明，也一天比一天地漂亮。渐渐地，她与养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她接受了他的爱，并从旅行、乡村生活中感到了幸福。现在的玛丽安娜 30 岁，温柔、多情、善解人意，而且性感，歌德见

到她感到自己一下子年轻了。他曾从 1813 年起研究阿拉伯、波斯诗歌以及中国、印度的哲学，此刻仿佛觉得自己成了波斯诗人哈菲兹，开始漫无目标地写作一些爱情诗。10 月 18 日晚上，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庆祝大败拿破仑的莱比锡战役周年纪念日，当时山谷中处处都是庆贺的篝火。歌德又写了一些其他的情诗：

我心爱的人儿目光炯炯，那奇异的光彩让人困窘。可是我呀却知根知底，我知道这目光的含义。

其实威利美尔更明了将要出现的危险。在歌德来过几天之后，他急急忙忙使玛丽安娃成为自己的合法妻子。不过从下面这首充满哈菲兹味道的诗歌中，可以知道歌德在警惕韦茨拉尔的悲剧重演，根本不想破坏朋友的幸福。

你不是夜晚恶事的俘虏！但情歌却使你十分痛苦。从黑暗中重新升起来吧，向着那光明汇合的绝顶。展开双翅，打起精神，前面并非艰难的远征，但是已经离大火很近，飞蛾哟，你将化为灰烬。

11 月歌德返回魏玛和耶拿，朋友们对他的变化感到吃惊：他精神焕发、态度温和、怀着强烈的激情，沉醉在阿拉伯的幻想之中，虽然多少年以来破荒地参加新年舞会，但又好像已完全忘记了所处的时代。

1815 年 5 月，歌德坐车再次到莱茵和美因地区出游，旅途中写了两首诗

《苏来卡对优素福那样喜爱》、《既然苏来卡是你的芳名》，开始了代表歌德的哈提姆和代表玛丽安娜的苏来卡之间的爱情对话。8 月，歌德再次前往赫尔贝缪尔，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相互吸引着哈提姆和苏来卡，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幸福的几周。歌德从她身上感受到艺术和欲望奇怪的结合，不仅激发了她的爱情，而且焕醒了她的诗情，这是连美女柯罗娜都无法相比的。9 月，歌德与玛丽安娜一家在海德堡再次相“遇”。她非常灵巧地把一张纸条塞到歌德手中：

啊，从哪里来的狂喜欢腾？莫不是从东风吹来的风？它那美丽羽翼的扇动，

治好了我心灵的伤痛。在它呼吸中回荡着

朋友的上千次忠告：

趁心中的烈火还未熄灭— 我要把热吻一千次迎接。

这是她用歌德的风格和生命节律唱出来的歌。难怪歌德后来略加修改把它及另外 4 首诗全都收进《西东诗集·苏来卡之书》。在爱情的冲击下，歌德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他们用哈菲兹诗集作为传递爱情的密码，用诗歌创作来进交谈，度过了欢乐的 3 天。在离别的那天，玛丽安娜写下了《致西风》这首杰作。

离别自然使诗人痛苦，不过智慧最终能够战胜热情。像往常一样，歌德把痛苦转化为抒情诗的创作，使自己摆脱了感情的波动。说实话，德国文学应该感激玛丽安娜，感谢她激起这位老青年的爱情和诗情，才不致失落这串诗歌史上闪耀着奇光异彩的璀灿明珠——1819 年出版的《西东诗集》。其中的抒情诗既不同于赛逊海姆时期，也不同于 19 世纪以前的创作，表面的特征是抒情手段借用了波斯和阿拉伯诗歌的形象，而内在特质则正如黑格尔所说，它是从“自由自在、抛弃自我的心情迸发出来的”，“其中幻想的热烈和丰富是古今所没有的”，青年的热情和老年的智慧多姿多彩地交织着。

《西东诗麻》中的诗不只是爱情诗，由玛丽安娜激发的灵感还把他的创造力引向一个更大的范围，这就是他不能忘怀的时代、欧洲政治变动对德国社会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拿破仑战胜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后，曾组织了莱茵联盟，给德国带来一些法国革命后的思想和制度，促进了德国的进步。但德国一部分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尤其是浪漫派）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反抗拿破仑，并于 1813 年继俄国的胜利之后在莱比锡击败法军。歌德基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辩证观点，对反拿破仑战争并不表示支持，反而接受其授勋（也接受过俄国的勋章）和接见，这自然会令爱国人士不满。但拿破仑失败后，德国的统一、自由和社会改革并没有实现，欧洲各国君主反而举行维也纳会

议，组成俄、奥、普 3 国反动的神圣同盟，镇压进步思想和行动，封建势力在欧洲全面复辟。这时歌德转向波斯诗人哈菲兹，是毫不奇怪的。

哈菲兹进行创作时，正是蒙古人统治波斯的时期。他的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和暴虐、宗教势力的猖獗、社会道德的沉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他歌咏春天、鲜花、美酒和爱情，呼唤自由、公正、美好的新生活，对人民的苦难寄与了深厚的同情。歌德反抗或逃避德国的窒息和反动的气氛，很大程度上把哈菲兹视为诗人的自我而不是原型：

北方和西方和南方分裂，王位崩坏，王国战抖，你则逃往纯净的东方

把家长的空气享受⋯⋯

（《歌人之书》）

歌德曾在一个场合把哈菲兹说成是伏尔泰，因此他选择哈菲兹的目的也就清楚了：哈菲兹和伏尔泰都反对蒙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致力于启蒙工作，对人们思想意识产生过进步作用。另外，哈菲兹的经历实际上也沿续着《塔索》的主题，对于当今的歌德而言，即如何在封建政治侵犯思想的艺术时，尽量保持知识、文化与权力的平衡，不至于使进步知识分子艰难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因此，他在马车上写出来的这些诗篇，表现了诗人从内心体验到外部观察而形成的世界观、从泛神论而来的宗教观、从探求大自然而形成的宇宙观等几乎整个一生的思想成果。在诗风上，不仅有早期安那克瑞翁式的罗珂珂歌声，而且有“狂飚突进”时代的回声，最终则回到古典的形象基础上，可以说把各个不同创作时期的经验作了集大成式的创造性统一。其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和形式相融合的试验也取得了成功，诗人自称哈提姆，玛丽安娜成了苏来卡，拿破仑变成帖木尔⋯⋯如此种种，不仅自然地传达了东方诗歌的神韵，而且在文化上表现了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眼光。

《西东诗集》的结构被人比作但丁的《神曲》：哈菲兹对于哈提姆犹如维吉尔对于但丁，苏来卡对于哈提姆正如但丁的贝阿特里契。诗人哈提姆由哈菲兹导引，经由诗歌《歌人之书》、恋爱《爱情之书》、观察《观察之书》、悲愤《不满之书》、格言《格言之书》、帖木尔《贴木尔之书》种种阶段到达爱人苏来卡《苏来卡之书》，又经过宴乐《酒保之书》而到达天堂《天堂之书》。全书就这样由一卷又一卷、一首又一首的套诗、组诗组成，既单纯、又深刻复杂，在对个别事物的表现中，因纳入一个更大的系统而成为一个具有广泛联系的整体。不过尽管如此，《西东诗集》并不能作为一部已完成的完整的著作，歌德还想把关于东方、古希伯莱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诗人和英雄、历史和文化的内容加进去，这样它或许会成为一部《浮士德》式的、以诗歌形式概括的歌德的世界观。

1815 年 10 月是旬，歌德结束了带给他创作丰收的莱茵之旅，回到了魏

玛的家里。妻子和和子都在欢迎他。奥古斯特已经 24 岁，曾在海德堡读书，当他想手执武器加入解放祖国的战斗时，地为年老的父亲所阻挠，结果受到凯归来的伙伴的耻笑；一次英勇的决斗也因为父亲之故被禁止，结果父亲的谨小慎微多少把他弄得有点——正如后来与歌德好的冯·施太因夫人所说—

—“可怜兮兮的”，直到他 1830 年死时为止，他始终是一个不幸的人物。

但这一年最不幸的是克里斯蒂安娜。她以自己的爱情、忠诚和勇敢赢得了婚姻，也赢得了以后日益发展自己的任性和享乐的权利，歌德对此并非毫无烦恼。1816 年 5 月的一天，克里斯蒂安娜给身在耶拿的歌德写信，告诉他花园的苹果树和郁金香开得非常喜人，然后就病倒了。几次反复之后，歌德赶回家，但第二天她就溘然长逝了。对于这位忠诚的伴侣，歌德从前曾写过一首名叫《阿明诗》的诗，道出了他们爱情关系的本质：

溪边有棵树，果实稀稀疏疏。枝条过早折断，这是谁的错误？藤罗密密扎扎，死死把它箍住，我朝果树走去，利剪倏地掏出。刚冲藤罗下手，不由浑身颤抖。果树一声长叹，向我苦苦哀求： “啊别要我的命，别去动藤罗，快快缩回你那残酷的手。

这藤罗我和它相依为命，枝枝节节紧连着我的心。

我能不爱它——我唯一的寄托？它苦不爱我，怎么缠住我的身？瞧，这无数个芽，这无数个根，它在我生命中已越扎越深。

我供给它自己需要的营养，它吮吸的是我的灵魂。

我的根原本是结实而粗壮，

而如今只能把活汁输送到半身。哪儿去了，我那巍峨的树冠？俯向水面的树条枯萎凋残。

我却依然只爱它：这致命的衣饰，这牢固的枷锁，这可怕的装璜⋯⋯ 消耗是满足，牺牲是甜蜜！

献身爱情者哪能把生命顾惜？”

为了填补克里斯蒂安娜去世后巨大府邸的空虚，除了投身于《浮士德》第二部的创作，第二年歌德亲自给儿子挑选对象，于是近 30 岁的法庭总顾问、美男子奥古斯特与德国北方一个没落贵族之家的面色苍白、天资聪慧的女子奥蒂莉·冯·巴格维什结为夫妇。他们感情不能算很融洽，令歌德感到欣慰的是他有了好几个孙儿。70 岁后，他更加依恋孩子了，他自称是“用盲目的、爷爷式的溺爱来爱他”。他为他们写儿歌，同孙子们在一起，他既像一个小孩子，又像一位圣人。

1817 年，歌德辞掉了魏玛剧院主席的职务。两年前，魏玛公国成为大公国。歌德获大臣衔。由于赫尔德、席勒、维兰特等魏玛国的名人都已去世，歌德感到对于欧洲科学和艺术界的重大责任，便递上一份 7 页的呈文，老实不客气地要求加薪，并以自己巨大的荣誉作根据，大公把他的年金定为前所未有的 3000 塔列尔。

这一段时期歌德的社会活动较多，除了早已脱稿的《意大利游记》和一些诗歌、评论的写作，他写得较多的是格言和科学文字。上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艺术和古代》，在他一生的最后 10 年，这份共出 6 卷的杂志的几乎所有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比较之下，歌德与周围朋友和助手的谈话或许另有特殊意义，它没有文艺短论中对于与天主教和反动派日渐密切结合的德国浪漫派的火气，却尽情展现了一代宗师的思想、人格和风度，诸如秘书里美尔、博阿赛莱及 1823 年才来工作的爱克曼，都为后人留下了比较忠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1821 年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一部问世，它由自 1807

年以来写的若干中篇小说组成；第二部则直到 1827 年才完成。尽管这部书是

《学习时代》的续篇，但由于中间相隔了 30 多年，歌德的人生阅历、思想等都有不少变化，它已不再是威廉·迈斯特经历的简单继续。可以说，它是一部通过威廉来穿针引线而连缀作者的故事、书信、日记、格言、笔记的思想库，也是一部不靠外在情节和主题而依靠思想力量来统一的政治小说。

《学习时代》描述的是威廉个人的求索过程，他企图通过献身戏剧来追求生活的意义，但最后却加入 18 世纪的一个秘密会社——塔楼兄弟会，它以谋求全社会的福利为宗旨。威廉在兄弟会里立下誓约，即必须做永不停息的漫游，不得在一个地方停留 3 日以上。漫游的主要目的是塔楼兄弟会的巨大的社会改革计划服务，其要点有三：第一是从对个别人的教育转向全社会教育的过渡的工作；第二是推动向美洲移民的计划；第三是组织不愿参加移民团的贫苦居民另建新型居民点。《漫游时代》就以威廉周游各地进行联络和组织工作开始。

歌德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教育区”，反映了他的教育理想。这里没有阶级的区分，只有职业分工的不同。培养能有益于社会的劳动者是教育的首要任务，他们因材施教，使每个受教育者精通至少一门技艺，能从事实际工作；这里注重艺术教育，认为它是个人自我完善的重要内容，书中曾描写用音乐陶冶情操，用系列绘画教授历史等；这里还注重培养集体意识，也就是注重人类普通的社会教养和情感的培养，歌德认为这是个人摆脱不同家庭带来的特殊习惯，更好地融入社会的手段。主人公威廉把儿子菲利克斯送到教育区内接受教育。就此而言，它仍是一部“教育小说”。

在《漫游时代》中，塔楼兄弟会已成为一个世界组织，它包括两组人：居住者和漫游者。居住者在固定的地区从事劳动；漫游者则在国内外开拓新的事业；这些不同的劳动都同样有价值，人人有一技之长，在集体中都是既为自己又为人人而工作着。尽管歌德并不否定私有制，相反还认为应尽量积累财富，以便能帮助别人和团体，但这已足以反映他与当时欧洲先进思潮的联系，而且所有这一切与他所处的德国的严峻环境相对立的。

《漫游时代》还像《学习时代》一样，穿插了 7 个短篇故事：《癫狂的流浪女》、《是谁泄露了秘密》、《褐色姑娘》、《五十岁的男人》、《新露美西娜》、《危险的打赌》、《不要走得太远》。它与基本情节的假定性特点不同，这些故事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一般也都穿找着受情的趣闻。另外，小说中还汇入了不少代表着歌德智慧的格言警句，既与小说的各部分具有内在联系，又可相对独立，包括做人、治学、文艺、宗教、美术、哲学、历史、政治诸方面，这些格言肯定生命的价值，洋溢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堪称有意义的生活教科书。

1823 年厦天，歌像像往年一样到玛利耶巴德和卡尔斯巴德去会见冯·列维采夫夫人和她的女儿们。多年来，歌德不仅在作品中，而且在生活中仍不停息地追求创造性。说实话，被人目为化石，尤其是把创造的心灵纳入世俗的规矩中该有多么痛苦，天才的孤独感在一生中始终折磨着他，正如《温和的赠辞》所言：

我完全脱离了传统，变得十分特殊；

然而事业毕竟伟大，它引起一些痛苦。

如果我不是过于奇特，甚至背离传统，

那作为土著，我认为这是我的最大光荣。

歌德在快 60 岁时，曾向列维采夫夫人献过殷勤，现在却是 19 岁的“囡囡” 引起了高龄老人的爱慕。他始终追求着青春、欢乐和魅力，而冯·乌尔丽克现在正代表着这一切：她的卷发像克里斯蒂安娜或玛丽安娜，是褐色的，眼睛淡蓝色；温柔、苗条，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歌德几乎每天都与她在一起散步。不久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就受托向母亲提出首相歌德向小姐的求婚。消息传到魏玛，儿子奥古斯特和儿媳奥蒂莉自然优心忡忡，幸好列维采夫夫人婉拒了歌德，而乌尔丽克则听命于母亲，甚至做好了待婚的准备。这一切令歌德很难舍弃这里的时光。尽管他在儿子儿媳的回信中百般遮掩，但归途中创作的《爱欲三部曲》中的《玛利耶巴德悲歌》却透露了消息。10 月底，歌德在家接待了美丽的波兰钢琴家玛丽·希玛诺夫斯卡，她的优雅、富于幻想性的散发着谈淡哀愁的举止和演奏，成功地起了某种移情作用，平息了歌德内心的骚动。

从此以后，歌德住在魏玛、很少外出了。他读书、会见客人、写作，过着一种钟表一样有规律的生活。从 1825 年 2 月起，他开始写《浮士德》第二部，把这称为他的“首要事务”。因为他明白，他其实已经以某种方式与周围的人告别了：席勒、赫尔德、克里斯蒂安娜⋯⋯11 月是他到达魏玛的第 50 个年头。有时他想，生活和创作中要不能体现出创造性，他是活得够老的了。

他早已退休，克涅别尔和采尔特的友谊使他在晚年感到温暖和力量，时间的流逝则使他感到生命的无情：1827 年冯·施太因夫人去世；1828 年有知遇这恩的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去世；1830 年大公夫人路易莎去世；1831 年年轻时的朋友克林格尔去世。儿子在意大利旅行中死亡的消息对他震动最大。他感到自己就像老年的浮士德，生命的有限和创造的无限正进行着一声悄然而紧张的角逐。在这个过程中，他以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为引导，正以博大的心胸准备把生命融入一个新的创造之海。

仿佛浮士德即将感受的生命之美，歌德的文学一命也由于预见“世界文学”来临而消逝得分外美丽和辉煌。他在写作的同时也在大量阅读莎士比亚、马洛、卡尔德隆、德·维迦、拜伦、司各特、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维尼等古代和当代的名著；他在 1826 年就开始订阅《环球》杂志关注法国作家

的情况，他阅读《法兰西评论》、《时代》、《爱丁堡评论》等杂志，就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文学发展作出估价；他与拜伦、卡莱尔通信，与英国的萨克雷、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美国的爱迪生等会晤。在逝世前两个月，他还得到法国《两个世界的评论》——一种新型的杂志即将出版的通知，他感到，这些杂志的读者群逐渐扩大，它们将有效地“促成一种我们所希望的普遍的世界文学”。其实还不止在理论，在实践中，歌德的创作一开始就为莎士比亚之星所照耀，晚年还有波斯诗人哈菲兹⋯⋯问题在于创造与吸收的辩证法，正如 1831 年刚完成的《浮士德》第二部，就其吸取古希腊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遗产而言，它把最深刻而多样化地吸收各民族的精神遗产与其自身的文学动力——表现文艺复兴以来 300 年资产阶级精神生活发展的历史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1832 年 3 月 22 日，歌德走完了圆满的生命之路，一代天骄、千古风流人物握着儿媳奥蒂莉的手，静静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