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席勒的友谊

1788 年 6 月 18 日，歌德结束了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意大利之行，带着危机克服后的冷静与谨慎，再次出现在弗劳恩普兰的家里。他很快发现，原来所熟悉和厌恶的一切，现在需要重适应和认识，从意大利获得的新思想不仅造成了他与整个宫廷的距离，而且对于魏玛宫廷而言，情况也是这样。完全以普鲁士将军自居、时刻准备建功立业的公爵，似乎觉得反对战争的枢密顾问还是呆在意大利为好。维兰特宁愿在艺术上维护原来的信念，意大利的美学对他过于遥远。赫尔德和他的精神师友师友关系早已完结，歌德甚至不能对他抱更高的期望。冯·施太因夫人则对他的不辞而别不能原谅，在出走没多久，她就以受了侮辱的贵妇姿态讨还所有寄给他的书信，而歌德旅行期间为她所记的意大利印象记，此时又由她寄回他这里。这一切到意味着什么？在对解决其精神危机有重要意义的意大利之行中，他的所作所为又如何呢？ 1786 年 10 月 29 日，化名菲利普·默勒的歌德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

罗马。魏玛的生活突然在他的面前消失，他感到轻松和自由。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他在市场闲逛、说笑，在博物馆、教堂、宫殿进行艺术观摩，主要时间则埋头写作。他不仅带来《伊菲格尼》《哀格蒙特》的初稿或片断，而且带着《塔索》、《威廉·迈斯特》和《浮士德》的写作计划。他厌恶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在与少数几个侨居罗马的德国艺术家的交往中感受到纯洁的乐趣。除了房东画家约翰·海因里希·威廉·蒂施拜因外，画家弗里德里希·布吕、后来到魏玛任艺术顾问的瑞士人海因里希·迈耶尔、女画家安格丽卡·考夫曼及作家和美学家卡尔·菲利普·莫利茨等，都是这一时期与歌德交往的朋友。

歌德此行不仅希望克服危机，而且希望通过不带偏见的学习解放自己回宫廷生活而拘谨起来的艺术思想。在威尼斯，他注意到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对艺术的影响，他反人民视为自然的一部分，美的一部分。在罗马，他发现了人民和古典艺术的相互关系之秘，即堪称楷模的罗马平民社会的存在本质。他把观摩和研究各种艺术的心得写成《对自然的单纯摹仿、手法、风格》一文，后来发表在 1789 年由维兰特主编的《德意志信使》上，发展和深化他在《法兰克福学报》上表达的美学信念。其思想成果是，他进一步完成了由“狂飚突进”时期的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的转变。这些思想都反映在几部作品的修改上，如《伊菲格尼》把“狂飚突进”中普罗米修斯的反抗精神改换为对社会现状的认识，进而企图揭示一种典范的人道主义行动，以加强其道德力量。《塔索》则考察了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作为要求改变现状的英雄，他的妥协实际包含一种对《伊菲格尼》的理想的批判性扬弃，其对人与社会的理想关系的探求远远超越了对魏玛宫廷的批判。1775 年就动笔的《哀格蒙特》带着“狂飚突进”精神的余波，描写 16 世纪荷兰反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初稿写到哀格蒙特与阿尔巴公爵辩论时写不下去了，在意大利才重新获得了写作的灵感。哀格蒙特本人被写成一个爱人民爱戴和拥护的英雄，其贵族作风导致他对暴君阿尔巴公爵的错误认识人和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最终遭到杀害。死前梦见由平民姑娘克莱辛化成的女神预言荷兰的自由将会到来。歌德通过他歌颂了一种人道主义的骑士精神，它既含有古典主义的节制，更充满本于热爱自由和反抗民族压迫的狂飚一般的激情。

这段时期歌德创作非常丰富，除了对上述 3 部作品的修改、完成，他还

写出了《浮士德》中的部分片断，搜集了《威廉·迈斯特》的材料，写了《纳乌西卡》中的两场。他不仅从事文艺创作，研究古希腊和罗马艺术，而且也曾在西西里岛巴勒莫的植物园中观察植物，欣赏地中海明媚的自然风光，研究其中的海藻，形成了植物学上“原始植物”的观念，认为各种植物都是从“原型”演化而来。当他决定离开罗马，已打定主意过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生活，新的思想观念使他明确了将来生活及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过同公爵约定，他将不再担负枢密院的工作，不再负责财务的管理，而成为国家科学和艺术部门的行政领导，担任了魏玛剧院、魏玛美术院和耶拿大学的总督。他试图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一种教育手段，通过把自己置身于对科学、艺术和文学问题的研究，实现自己在意大利获得的新理想，把魏玛城变成第二个佛罗伦萨。他现在对国家财政已不负责任，耗费巨款建起了各种文化和科学设施。他还把自己的家发展成无形的科学院——“星期五协会”，使它成为志同道合者和真理追求者的活动中心。经常出人的朋友有迈耶尔、耶拿大学教授费希特及后来的谢林、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威兼·冯·洪堡兄弟等。

歌德敏锐地感到德国文坛的精神的变化，在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下，如今各领风骚的是诸如卡尔·菲利普·莫利茨的《旅行家安东》（1788—1790）；克林格尔的浮士德小说（1791）；海涅的《阿丁哲罗》等作品，尤其是现在的魏玛宫廷武官席勒的《希腊诸神》和《唐·卡洛斯》，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讨论。后起一代浪漫派首次以反对者的姿态出现。仿佛不是偶然，席勒在歌德重返魏玛不久就发表了对《哀格蒙特》的评论，歌德立刻把这位与他背道而驰者打发到耶拿大学，以免威胁自己在国家精神上的领导地位。

1789 年歌德完成了组诗《罗马悲歌》的创作。在这组席勒给予最高评价的诗里，他把源于古希腊、罗马单行六步、双行五步的悲歌（Elegie）体的古典风格与个人经历相融汇，既回顾在罗马度过的幸福生活，又反映了他与新的生活伴侣、23 岁的制花女工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的爱情关系。1790 年，歌德一度因公赴威尼斯，所创作的《威尼斯铭语》103 首，除了表达他对于时事、世界和威尼斯生活的感受，也贯穿着对于克里斯蒂娜的怀念。这两组诗中歌德的感情不同于以往爱情诗的狂热和夸饰，而是带着一种感人的温存，反映了他的情感世界的一些重要变化。

那是 1788 年 7 月的一个早晨，歌德正在公园散步，一个宛如他诗中的漂亮姑娘朝他走了过来，她是来替她的兄弟、一个没有收入的作家向他求助的。歌德毫不犹豫地把她带到家中，过了两天，她就带着好的母亲一道搬了进来。我们知道，在居留魏玛的头一个 10 年，歌德并未正式娶妻，那位善妒的宫廷女官对他的占有不容他发展别的关系，那位美丽的女演员当情人的时间又太短，现在的这位 23 岁的姑娘年轻而热情，浑身焕发着青春的气息，而歌德年近 40，完全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家，想要一个孩子。这位对他倾注了满腔爱情的姑娘表现的大胆和勇气终于赢得了歌德的真挚的回报。《罗马悲歌》表明他们在相互的关系中感受到多大快乐。从最初的《访问》《晨怨》开始，克里斯蒂安娜成为诗人新的女神，其中有激情、有嬉戏、有爱情、却没有丝毫的无病呻吟，仿佛人类始祖一般的纯朴自然。她的睡姿和偶然的爽约，都能激发诗人的诗情；她的快乐而纯朴的天性，令他想起罗马艺术中的古典美理想，在《悲歌》第五首油画中罗马背景下的浮士季娜与克里斯蒂安娜两个形象已融而为一。

夜间阿穆尔召我去学习别的课程；

我的心一半在学习上，却感到双倍的幸福。我能够学下去吗？如果我在凝视着，

那酥胸的突出部，一只手沿着大腿抚摸？大理石的秘密揭开：我理解了对比法则；抚摩、打量，眼有所见，手有所感。

白天我为爱人化费的一切，夜间她会加倍地给我偿还；

啊，无数次的热吻，说不完的情话，她沉入梦乡了——我却沉入遐想。在爱人的怀中我不止一次诗兴发作，轻轻地把诗的韵脚敲在她的脊背上。

心爱的人啊，睡梦中的你呼吸多么均稳，而那炽热气息又在烧炙着我的胸膛。

歌对她既柔情脉脉，又小心翼翼，仿佛爱护珍宝一样疼爱着她，令我们突出地感受到其价值感和防护意识，而这在歌德以往的爱情生活中是没有过的。当歌德不在家的时候，他总会收到这样的信，“爱我并且想着我”，“我每分钟都在思念着你，我想的只是，怎样把家务事操持的井井有条，让你高兴。因为是你使我变得这样幸福的。”他从前从没有读到如此充满怯生生的关切和温存在话语。当 1789 年 12 月 25 日儿子奥古斯特出生，他们之间的话题就更多了，歌德常常就共同生活和家庭琐事给以亲切而细致的答复。1790 年他即将赴威尼斯，他给赫尔德写信提及克里斯蒂安娜带给他的幸福：

我为那两个被我仍在家里的人感到非常不安，我坦白地向你承认，我非常爱这个姑娘，只有分别时我才感到我对她多么依恋。

他迅速结束第二次意大利之行，为的是重新回到她身边。

当歌德决定再版记叙其爱情生活的《罗马悲歌》时，曾遇到魏玛上流杜会的挑战，宫庭似乎不能容忍这件“丑闻”——一位声名赫的贵族竟把一个女工带入尊贵的家庭。维兰特给他的儿子奥古斯特取了个外号，叫“厨娘的儿子”，赫尔德也建议他不要再版《罗马悲歌》。魏玛人的流言蜚语使得歌德无比痛苦，贵为公国要员，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儿子：

手里抱着娇儿，不住地吻个没完，

心爱的人一边诉说，眼泪止不住地流淌。我是多么可耻，竟让世俗的流言，

当着我的面玷污她那光辉的面庞！

（《悲歌》之六）

在这种诽谤歌德的大合唱中，倒是公爵挺身而出作了歌德的爱情“保护神”，充当了小奥古斯特的教父。这之后公爵又开始读他的诗，关注他的科学研究，

参加他们团体的活动。歌德于 1806 年正式与克里斯蒂安娜结婚。

18 世纪 90 年代对于歌德是个不寻常的时代。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欧洲，各国的进步力量和守旧势力对垒十分鲜明。1789 年 7 月攻陷巴士底狱以来，德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受到鼓舞，热烈欢迎新时代的到来。魏玛的维兰特、克涅别尔、赫尔德对法国人民深表同情，克洛普斯托克作诗歌颂。莱茵河左岸的美国兹地区在革命家格奥尔格·福斯特的领导下甚至于 1792 年成立了告别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歌德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态度十分复杂，他肯定下层阶级的革命是权贵们多行不义的结果，但对暴力本身又忧心忡忡，认为暴力失去理性的节制必将不分精华糟粕毁掉一切。《哀格蒙特》曾隐约反映歌德的思想矛盾，他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仅仅还是进化论意义上的。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大科夫塔》《平民将军》，对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回应还十分有限。在剧本《叛乱者》中，某硕士羡慕一位见从法国回来的伯爵夫人，因为她有幸目睹大革命的情景，“有幸看到那个伟大民族的幸福和激动的情景，这个民族在一刹那间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了，摆脱了枷锁”，而伯爵夫人的回答怀疑主义的，“那些怀着伟大意向而犯了错误的人，他们的行动往往要比那些总是按照自己的卑微意向行事的人更值得称道。”这应该都是他内心的声音。

1792 年奥地利、普鲁士与法国流亡王朝联合进攻法国革命政权，歌德曾偕普鲁士将军卡尔·奥古斯特一道出征，但遭到失败。1793 年，联军又围攻并扼杀了摇篮中的德国革命——美国兹城的共和国。歌德的两次出征并不能说他站在了反革命的一边，当他看到美因兹城投降后联军不顾信义地迫害德国革命者时，他才明白谁是真正的反革命。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沉入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植物学、解剖学、光和颜色学等，既是他的兴趣所在，又是排遣世纪纷扰的避风港。

1794 年 7 月，歌德和席勒在一次大自然协会的会议后相会在耶拿，歌德陪同由他成全的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一道回家。早在他结束意大利之行重返魏玛不久，席勒咄咄逼人在思想和艺术锋芒曾使感到不安，他们的年龄、出身、经历、美学观完全不同。歌德不喜欢席勒剧作《强盗》，“因为其中那种强有力而又不成熟的才能被抛入那不加遏制奔腾向前的戏剧怪论的激激流中去了，这种戏剧怪论是所努力加以摒弃的。这部怪诞的作品所赢得的普遍性的成功，使我感到惊恐⋯⋯我准备干脆放弃写作，因为我能对什么寄与希望，好使自己所写的东西胜过这些内容新颖、形式粗野的作品呢？”他对席勒的荣誉抱有一种怀疑主义的审慎。看来他们之间如果要保持和发展友谊，需要解决不少问题。

从席勒这方面来说，他 1759 年 11 月 10 日出生于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的一个医生家庭。他从小就爱看歌剧、学习演戏、仿效牧师说教，曾想修习神学。1773 年他进入符腾堡公爵创办的军事学校学习，这所学校虽被诗人巴特称之为“奴隶养成所”，但却有不少思想进步的教师。席勒开始接触莎士比亚、卢梭及狂飚突进运动的文学，克洛普施托克的《救世主》、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克林格尔的作品，给了他较深刻的影响。1781 年他写成《强盗》并在曼海姆出版，引起广泛的好评，使一度冷落的狂飚突进运动又起高潮。1787 年 7 月，时值歌德出走意大利，席勒来到魏玛，给维兰特和赫尔德留下了才华横溢的印象。1788 年至 1795 年，他主要用来研究历史和康德哲学。当歌德回到魏玛，席勒无时不在注意着他，他评论《哀格蒙特》，意在

引直歌德对自己的注意，可等来的却是冷淡和漠然。他在耶拿大学任教的日子里，与歌德的朋友们如克涅别尔、莫坦克茨过从甚密，近在咫尺的歌德却彬彬有礼地回避着他。席勒在一封信中把他与歌德的关系描绘成罗马时期勃鲁托斯和凯撒的关系：

他在我身上唤醒了一种十分奇异的感情——大胆的恨和大胆的爱。这种感情，也许，就是勃鲁托斯和凯撒所曾体验过的。我准备毁掉他的灵魂，可同时又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他的智慧已经是最终发展成熟，他对我的评价与其说是友好的，毋宁说是敌对的。但对我来说，评价一个人最重要的莫过于符合真实，这样所有人中只有他能把这种真实提供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他的那帮暗探们包围起我来的缘故，因为我自己是永远也不会征询他对我有什么看法的。

最后这句负气的话其实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席勒的前途显得越来越远大，他的脑子里充满种种大胆的行动计划。1793 年，在回路德维希堡探望父母，结识出版商科塔，商定由他主持出版文艺杂志《季节女神》。“天才编辑” 席勒很快不仅网罗了费希特、洪堡兄弟等作者，而且把大网撒向三条大鱼—

—赫尔德、康德、歌德。歌德接到席勒发给他的邀请书后，感到继续回避席勒的损失要超过所受的益处，于是投向罗网。经过席勒漫长的努力才有了 7 月他们在耶拿大自然协会的会面。

那次会面是以一场交锋结束的。当歌德走进席勒的家门，仍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植物变态的本质，并让他看一个原始植物的标本。席勒满怀兴趣地听着，听完却摇头：“这不是经验，而是理念。”歌德无法理解康德的理念的超现象的性质，更无法理解席勒如何能用物质性的感官感知现象之外的理念。他以为，他们之间在进行着一场有素的康德主义与他自称的顽固的现实主义的论战。结果谁也不从原则立场让步，这场战争只有和解，却不会有胜利者，但也可说都是胜利者，因为论战促进了双方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席勒对于歌德的意义非常类似现在与他日渐疏远的赫尔德和已因破产自杀的默尔克。

1794 年 8 月 23 日，席勒给歌德写了一封约稿信，在这封信中席勒对歌德表现出同代人难以企及的深刻理解：

尽管相隔甚远，我已经对您的思想历程从旁观察了很久，而且怀着不断重新激发起来的钦佩心情注视着您所描绘的道路。您在寻求自然界的必然物，但却是在一条最困难的道路上寻求，面对这样一条路，每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一定会望而却步。为了弄清楚个别事物，您把全部大自然作为研究对象；从大自然各种现象的总体上，您探索能以解释个体的原理。为了最终用整个自然大厦的材料创造性地把一切事物中最复杂的人建立起来，您从简单的组织向着更复杂的组织一步一步地攀登。您试图通过对大自然的摹仿创造人，从而深入钻研隐藏在其中的技巧。这是一个伟大而真正富于英雄气概的理想，它充分表明，您的精神如何把它的全部丰富的想象集合在完美的统一之中。⋯⋯如果您是个希腊人，哪怕生下来只是个意大利人，如果从婴儿时代起，秀美的大自然和理想化的艺术就已经把您包围起来，那么您的道路就会无限地便捷，也许这条路完全成了多余的⋯⋯但由于您生来便是个德国人，

而在这种北方作品中您的希腊精神已被抛弃，因此，您只能要么把自己变成一个北方艺术家，要么通过思考力的帮助来补偿困现实条件而想象力有所不足的那一部分，而这就等于从内容，通过合理的途径创造出一个希腊。

歌德非常赏识席勒的洞察力，这封信表现的外交技巧也今他确实感到遇到了一个知己、一个在智力上堪与匹敌的对手。他放弃了过去对他的防范和保留

——居然有人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他。面对席勒带有骑士风度的深沉致意，他也优牙而聪明地回信：

在我过生日这一天——我已经活满 45 岁——我所收到的最愉快的礼物就是您的那封信，您在信中如此友好地对我过去的全部活动作了一个总结，又满怀同情地鼓舞着我更加勤奋、更加有成效地发挥我的全部力量。

歌德也在总结他所处的时代及生活道路，他认为，今后他们所走的道路，在这次意想不到的会见之后，应当汇合在一起：

我一直珍视您所写过和做过的一切，高度评价其中表现出的纯正而又罕见的严肃性，如今我又可以指望从您本人那里了解您特别是这些年来的精神发展⋯⋯眼下，当我们各自间解释清楚，两个人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就可能更加顺畅无阻地一道工作。您的同情对我来说是一种多么巨大的鼓舞，存在着一种我能清楚地意识到而又驾驭不了的昏暗和动摇。在您帮助我克服之后，您自己将会看到，我们会变得多么亲近、熟悉⋯⋯

不久，席勒应邀来到魏玛歌德家中，就相互关心的问题和思想分歧进行了讨论。这场长达两周的讨论奠定了他俩合作的基础，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拟定了一个旨在繁荣民族文化的合作计划。以《季节女神》和后来的《文艺年鉴》为基本阵地，两个世界观互相对立、精神上却志同道合的文艺和思想巨人，共同开创了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歌德衰惫的创作精力经由席勒的激荡重新旺盛了起来，进入了创作的第二个高潮；同时，他的面向现实的精神也给席勒以好的影响。他们都是狂飚突进运动的杰出代表，如今又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用完美的形式、纯洁的语言，以古希腊的艺术为榜样，表达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针对社会上的市侩气和文艺界鄙陋庸俗的现象，歌德打算以警句诗的形式进行批评，席勒大为赞赏。于是他们合写了近 500 首的《赠辞》，大都收在 1797 年席勒编的《文艺年鉴》里，这部年鉴因而被被为“赠辞年鉴”。一些被批评的艺术家也以同样的形式的击，这场涉及德国文化前途的论占一时蔚为大观。在此背景下，席勒打算创建一所作家学院，使魏玛成为民族文学的中心。为此歌德和席勒定期交换建议和想法，保留下来的书信成为探讨二人关系和研究古典主义美学的重要文献。他们在共同战斗的同时，也相互进行勉励。歌德曾写信给席勒：“在《赠辞》无所顾虑的冒险之后，我们必须致力于伟大的、有价值的创作，把我们千变万化的现实转化为高尚的、善良的形象，使所有的敌人感到羞愧。”

1797 年，他们竞赛似地创作了一系列叙事谣曲，歌德写有《掘宝者》、

《神和舞女》、《柯林斯的新娘》、《魔法师的徒弟》等，这些作品被收进了 1798 年的《文艺年鉴》。另外，诗情勃发的歌德在修改完动物叙事诗《列

那孤》之后，又全力以赴开始《威廉·迈斯特》的创作，1796 年 6 月 26 日，终于完成名为《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长篇小说。还在意大利之行前即 1777 年至 1785 年间，歌德就写出了一些篇章，也就是 1909 年发现的《威

谦·迈斯特的戏剧使命》共 6 部。应该说，经过长期的耽搁后完成的这部巨著，席勒的友谊起着很大的赞助作用，他读校样、读手稿、提出意见，有时对它的关怀超过了辅助者的界限，仿佛自己的作品。在歌德晚年编成的《席勒和歌德通信集》里，关于《学习时代》的讨论占站相当大的一部分。

从《维特》到《学习时代》中间经过了 21 年，这一时期内歌德的变化非常大。他脱离狂飚突进时期的浪漫主义，经由意大利之行进入古典主义时期，而《戏剧使命》就是中间的桥梁。它反映了当时德国知识分子如莱辛、歌德等建立民族剧院，企图通过戏剧的教育作用，在精神上统一德国的愿望和企图。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威廉·迈斯特不满意身边的狭隘庸俗的环境，献身于戏剧事业，企图建立一座民族剧院。他幼年喜爱傀儡戏，到了青年时期，他仍常常到剧院看戏，爱上了女演员马利亚娜，不久由于发生误会而与她分手，然后加入了一个流动剧团。这个剧团到处流浪，有时也受雇到贵族府邸去表演。但由于剧团的实际与他的戏剧理想差距太大，他深感失望，最后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看到一个丰富多采的人文主义世界。他亲自串演哈姆莱特，想成为德国的莎士比亚。《学习时代》把一部主要描述戏剧生活的小说发展成“教育小说”，作者在其中树立了“古典主义”的人生理想，即不断克制自己，培养自己的个性，成为一个所谓完整的人投入现实生活。因而在《学习时代》里，威廉的戏剧事业只是他在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他接触到各阶层的人物，经历了许多迷津和错误，最后加入一个为改造社会而努力的秘密团体。

书名为什么由《戏剧使命》改为《学习时代》？除了小说主题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原因，还因为歌德实际把威廉·迈斯特的成长经历比喻为欧洲手工业者的成长经历。欧洲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一般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学习时代、漫游时代、为师时代。第一阶段学习基本知识和技术，学习期满后漫游各地以广见闻，直到技术到达熟练的程度，即可招收学徒了。歌德以威廉·迈斯特为中心写出他的教育理想，以后又写出了《漫游时代》，至于他是否有写作《为师时代》的计划，至今未发现片言只语，只能存疑了。

《学习时代》描绘了德国 18 世纪 80 年代前后的社会情况，因为书中曾提到罗塔里欧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这时的德国文学虽已由歌德和席勒联手开创了灿烂的古典时期，但社会上却充斥着冒险、神怪、盗侠的通俗小说。歌德抛开那些荒诞不经的气氛，如实描写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确实令人耳目一新。通过威廉·迈斯特的经历，小说主要写了演员和贵族两类人的活动，以及最后的秘密团体的活动。前 5 部所写的演员的生活多近于实际，威廉抱着远大的理想——为德国创造民族剧院——厕身其中，但当时并没有适合他理想的戏剧团体，他与之为伍的只是些气味不相投忙着赢利的人，他几乎在不知不觉中走入迷途。后两部写了几个开明贵族，其生活却是理想的。罗塔里欧是个具有高远理想而又着重实行的贵族，也是秘密团体的首领，其他几个或被写成对人类有无限关怀的教育家，或被写成品格高尚的人物。歌德试图在不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贵族的道德改善，促进现实的改善。这当然是空想，但却反映了 18 世纪欧洲一些志在改造社会、改善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的部分社会实践。他们秘密结成会社、集合同志，打破国家、种族、

阶级的界限，以人文主义理想教育人类。欧洲各地都有其分会，歌德自己就曾参加自由圬人会（Freimauerei）的集会。威廉·迈斯特加入秘密会社后的活动在后来的《漫游时代》有进一步的展开。

小说写了众多的人物，不少人物性格鲜明，非常生动，如女人憎恶者勒替斯，轻浮、风趣而善良、穿着拖鞋走来走去的菲利娜，精明干炼的剧院经理赛罗，热心戏剧但不内行的男爵，卖弄风情的男爵小姐，渺小而自私的梅里纳和他搔首弄姿的夫人，等等，尤其是书中穿插的迷娘和竖琴老人的故事及《一个美的心灵的自白》中的人物，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特别是前者，他们的出现那样神秘、死亡那样奇兀，令人感到歌德心中无限的爱和最深的悲哀。迷娘仿佛一颗纯洁而闪着奇异光彩的珍珠，超越文化、两性、社会以外，她没有故乡，却患着沉重的乡思；她一向男装，当她穿起女孩子的服装时，便死去了。竖琴老人则是她的对立面，仿佛希腊悲剧里可怕的命运的代言人，阴沉沉地负担着罪恶与悔恨，当迷娘想从远方及天上寻找一个新春时，他却只希望在坟墓中得到解脱。席勒曾把全书的人物布置看作美丽的太阳系，而迷娘和竖琴老人则如同两颗彗星，“那样恐怖地把这个星系连接在一个远方的更大的星系上边”（1796 年 7 月 2 日信）

《学习时代》出版以后，受到欢迎和反对的程度几乎同样热烈。歌德的旧友雅可比、施托尔堡兄弟、赫尔德、施太因夫人都反对书中“不道德的内容”，弗·施托尔堡甚至认为只有《美的心灵的自白》可取。浪漫派小说家诺瓦利斯则企图写一部类似的教育小说与《威廉·迈斯特》唱对台戏，可惜由于早逝未能完成。不过浪漫派的其他理论家和诗人则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史勒格尔兄弟称歌德为“诗的精神真实的总督”，认为小说在创作方法、思想内容、心理描写诸方面都创造了德国长篇小说的新局面。以后的浪漫派作家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它的影响。不过最好的继承了歌德的教育小说的传统的，当数 19 世纪下半叶的瑞士德语作家凯勒的《绿衣享利》。

1797 年，歌德的叙事诗《赫尔曼和窦绿苔》发表，引起仿佛当年《维特》一样积极的反响。这首诗被称为“市民牧歌”，用古希腊六步格诗体写成，叙述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以西地区后，德国人大批向莱茵河东岸逃亡时半天内发生的一段故事：金狮店店主的儿子赫尔曼和逃亡人群中一个少女窦绿苔的爱情。歌德曾说过，这首诗是“我试图把一个德国小城生活的纯洁的人性，在叙事诗的坩锅里从矿渣中分化出来，并想把世界舞台上巨大的运动和变迁，用这面小镜子来予以反映。”其实他歌颂的是德国小市民安分守己、害怕革命的保守思想，也反映了莱茵河西岸在法国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变化。其中多少表现了歌德凡俗性的一面。

在这一时期，歌德继续以浮士德为题材进行创作。他处理人物的基本思想格调仍然带有鲜明的“狂飚突进”的印记：自发地积极行动、不断进取、热爱生活的主人公。“狂飚突进”时期写的《初稿浮士德》曾经被作为片断收入 1790 年歌德的《文集》中，意大利旅行期间加写了《巫厨》和另外几场。但倘若没有席勒的敦促，歌德未必会在这个主题上继续花功夫，1797 年他重对作品进行设计和修改，加上了纯属个人的《献诗》、实用的《舞台序幕》及《天上序曲》。1708 年《浮士德》第一部在其著作集中发表。20 多年后，歌德又写完了第二部。

在自身的创作之外，歌德也同席勒一起为推进德国的戏剧而努力。其实，就其本质而言，席勒显然比歌德更适合戏剧创作，他的激情、那些精心设计

的情节、对强烈印象的追求，使其剧本能始终保持其悲剧性的冲击力量，而歌德的剧本几乎没有适合上演的。但他的影响却遍及席勒的许多剧作，有些情节甚至是由歌德提供的。歌德对席勒这时最大的帮助是为他提供一切方便，诸如创作、上演、评论等。魏玛剧院频繁地上演席勒的新戏或旧戏，《华伦斯坦》《唐·卡洛斯》《玛丽亚·斯契阿尔特》，都是魏玛剧院的保留节目。

转眼歌德已经年过不惑。90 年代末，他度过了与席勒相交的黄金年化，走过了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在与时代的搏斗中寂然步入 19 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