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集市的多样发展

明清的集市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因开市情况、贸易规模、贸易参加者以及所在地区的不同，又分为许多类型。

自明初以来，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社会分工日益扩大和商品经济逐渐发展，集市数目和开市日期明显增多，集市贸易日趋繁荣。

明王朝十分重视集市的管理，并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官府确定集市地点，规定开市日期，统一斛、斗、秤、尺，管制物价，严禁诈骗等。集市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起着积极作用，并密切了城乡之间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集市是人们贸易有无和商贾凑集的场所，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着比较重要的地位，是店铺贸易的补充。由于地区的不同，对集市的称谓也不完全一样。

其中两广与江西、福建等地，称集市为墟。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北直隶等地，则称之为集。四川部分地区称集市为亥，云贵地区或称之为街子，或称之为场。江南、浙江、湖广等地称较小的集市为市，规模较大且设有官署者为镇，但有的则统称为镇市或市镇。

明代的集市，由于开市的情况不同和其交易商品、交易对象的不同，经济功能会有所差异。由于生产与需求的不同，某些集市以某种商品交易为主，另一些集市则以另一些商品的交易著称，从而各种商品的集市分布亦有所不同，明清时期的集市有不同的类型。

一是以满足小农一般性需求为主的集市。直隶《长垣县志》记载：

县境居民稠密，其村落稍大者各为期日，贸易薪蔬粟布，亦名曰集，无他货物，盖以便民间日用所需耳。

陕西富平县“市集皆日用常物，无大贾也”，贸易商品大率“粟米酒脯菜炭而止”。湖南桂东县，“各乡墟集以二八、三七等日交易而退，皆布米菽粟之类，无奇货异物”。此类集市规模大小不一，如湖南武岗州集镇“列肆多者八九百家，少至数十家，所集之货，多盐米布帛取便日用，无甚居奇罔利者”，这种列肆多至八九百家的集镇似不多见。

也有些偏远地区，集市规模十分有限，如粤北山区的连山县，附近多少数民族居住，“每月二七之期大保有墟”，瑶民赴墟贸易“所携惟米盐茶油，试觅粥园蔬无有也”，大概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有无互易，这样的集市在清代也不多见。

绝大多数集市均有商贩参与其间，但商贾数量则不是太多，记载或多称“商贾无几”，或曰市“无巨贾”云云。

二是以保证小农生产性需求为主的集市。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是小农进行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在集市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清代的山东，各州县均有常设牲畜市，数量三五个或十余个不等，大致每县每日总会有一两个或三五个牲畜市开市，需求旺季还有大规模的牲畜市开设。

清代中叶山东全省牲畜的年交易量估计在24万至48万头之间，各州县牛驴税约占商税总额的30%，是集市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其他各省的牲畜贸易状况，如广东肇庆府高明县榄冈墟“每年八月三六九日集，专鬻牛，至十月终散”。开建县金装墟逢二七日墟期，“凡有客人买牛一只，不拘水牛、沙牛及牛牯牛母，俱系每只税银5分”，每年征收牛税银“二十余两或三十余两不等”。

恩平县“水牛每只税银8分，沙牛每只税银5分”。江苏省江阴县“农田各器耕牛豚豕等畜，春夏间某乡某镇俱有集期”，江苏各州县也都征收牛税。

农具，如河南嵩县皋南集，在县东25千米，“数十里内民货盐米农器，率担负柴炭入市交易”。汝河镇离县百里，四周重山，“向无市，盐米农器易于县，往返三四日，妨农功”，遂于乾隆“三十年秋始为立集，民便之”。庙湾集，离县百余里，“溪岭错互”，也是为方便山民“易盐米农器”，于乾隆年间设立集市。

可以看出，即便最偏僻的集市，农具也是集市贸易最主要的商品，保证小农的生产性需求乃是集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

又如，直隶定州集市上贸易的商品“用物惟镰锸筐篚盆碗布席”，“食物惟豆麦菽粟瓜菜”，“其畜物惟马牛骡驴羊豕鸡鹜”，均属极为普通的农家必需品，也包括农具、牲畜在内。

在南方蚕桑区，养蚕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也可在集镇墟场中购买。《幽风广义》记载江浙蚕桑区：

里有蚕市，春日卖筐箔薕荐一切蚕事器具，卖桑树，卖蚕连，卖蚁，卖蚕，卖桑，卖茧，卖丝，无不毕具。

再如广东顺德县龙山乡大墟“有蚕纸行，养蚕者皆取资焉，每岁计桑养蚕”。又有桑市，“他乡之桑集于此”，“有蚕多而桑少者则以钱易诸市”。

肥料，如山东清平县戴家湾集以麻饼为商品之最大宗，专设有麻饼行。利津县店子街集设有豆饼行，江苏吴江县黎里镇，“每日黎明乡人咸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江南农业集约化程度高，肥料需求量甚大，饼肥需从相邻的河南、山东、安徽数省大量输入。

《续纂淮关统志》记载，该关关税“向以豆饼为大宗”，“豆饼出产之处，自豫东、徐州而来者谓之西河，自东省而来者谓之北河，自凤颖、洪湖而来者谓之南河”。

其他如麦种、薯薯秧、烟草、树种、鱼苗、仔猪，以及作为手工业原料丝、棉、竹、苇、染料等，也都能够在集市上购买。

三是以某种特产商品的集散为主的集市。清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可供出售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数量不断增加，粮、棉、丝、茶、棉布、丝绸、烟草、染料等都成为集市中上市的大宗商品。

小农赴集出售，商人赴集收买，从而形成繁盛的集市贸易。清代这种因某种商品的集散而兴盛的集市比比可见，兹举要述之。

粮食是集市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即便最萧条的集市也会有少量粮食交易，而粮食贸易较盛的集市一般各州县也都会有，就是粮食市，在粮产区它以汇集输出为主，在缺粮区则以转运分销为主。

河南嵩县“中熟产粟可供食年余”是个余粮的县，该县之田湖、葛砦、德亭、楼关、白士街等集镇都是粮食集散地。

田源镇在县东15千米，“米粮聚集”，温泉之黄庄、汪城，伊河东之花庙诸保之民“集期担负入市者相望于道”。葛砦，在县东南数十里，“市多囤商，民重载而入，恒轻赍以归”。德亭镇在县西北20千米，“市多积粟，由穆册关贩运宜水”。

南方粮产区湖南、江西、四川等省每年有大批稻米输出，其粮食集市更为兴盛。如湖南黔阳县托口市为“附近乡村并邻近肩运米粟者”粜卖之所。

新路市位于沅江之畔，有“米码头”之称，不仅附近小农售粮于此，稍远者“自龙潭来，朝发夕至，次日即返”，米市夜间仍有买卖。

更高一级的粮食市如长沙府之湘潭县，是著名的米码头，凡“衡、永、郴、桂、茶、攸20余州县”米谷均汇集于此，每届“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于他邑”。

长沙、宝庆、常德、岳州等府所产之米再经洞庭湖出长江聚于汉口，江浙客商多来此贩运。重庆之粮食市则为“川省总汇”，凡川省粮食销往江楚诸省，均需由此入长江东下，“夔州、保宁二府以及其余府属有产米地方，俱装至重庆就买”。

至于江南的枫桥、浒墅、平望、黎里、乍浦等镇则是以转运分销为主的粮食市。

棉花生产与贸易最盛者首推江南松江府和太仓州，所产除供本地之外还有大量棉花输往闽广、关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棉花市。乾隆时人诸华《木棉谱》记载：

闽粤人于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买花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

清代人杨光辅《淞南乐府》描述棉花交易状况道：“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曰收花灯”。太仓州花市以鹤王市最盛，“每岁木棉有秋，市廛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林湖径达”，更有闽广商人“航海来市”。华北冀鲁豫平原是棉花的又一主要产区，棉花交易也十分活跃。直隶总督方观承《棉花图》记言：

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牛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挈纷如。

山东清平县是清代新发展起来的棉产区，清代前期“木棉集市，向来新集最盛”。乾嘉之际“王家庄、康家庄、仓上等处亦多买卖，每日交易以数千金计”，已有几个新的棉花市兴起，清末该县的棉花市更增至十余个。

家庭棉纺织业是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逐渐发展起来的，清代中叶华北平原已出现了一大批商品布产区和以棉布交易著称的集市，叫棉布市。

如嘉庆《滦州志》记载，该邑集市“日出聚货，日昃而退，所易尤多棉布”，大抵“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运于他乡者十之八九”。

乾隆年间直隶束鹿县和睦井集“布市排集如山，商贾尤为云集，称巨镇云”。河南正阳县“布市”以陡沟店最盛，“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其布匹输出“东达颖毫，西达山陕，衣被颇广”。

山东齐东县布市“民皆抱布以期准集于市，月凡五、六至”，嘉庆年间每年从各集“布市”上汇集输出的棉布有数十万匹，主要输往关东。

至于江南棉纺织业在明代即已相当发达，清代江南棉布的输出量每年高达4000万匹之多，以棉布集散著称的市镇更是不可胜数。

江西布产以夏布为著，如兴国县“衣锦乡、宝成乡各墟市均卖夏布，夏秋间每值集期，土人及商贾云集交易”。石城县夏布“四乡集场皆有行市”，其中以固厚墟为最，“岁出数十万匹，外贸吴越燕毫”。

宁都州夏布墟以安福乡之合同集、仁义乡之固厚集、怀德乡之璜溪集、在城之军山集等为盛，“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如云”，总计城乡各集所出夏布岁可售银数十万两。

清代江浙、四川、广东是全国主要丝、绸产区。丝市、绸市以太湖周边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府为最盛，有专门的丝绸市。如湖州府南浔镇以“丝市最盛”，仅丝行即有京庄、广庄、划庄、乡庄之分，嘉兴府濮院镇以濮绸著称，各省商人在此设庄收买，“开行之之名有京行、建行、济行、湘广、周村之别，而京行为最”。

苏州府吴江、震泽二县“凡邑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此外，江南著名的丝、绸市镇还有震泽、黄溪、菱湖、双林、乌青、王江泾、王店、石门、塘溪、临平、硖石、长安等，不下数十个。

广东的蚕桑业是在外贸出口刺激之下发展起来的。明末清初，南海、顺德等县兴起“废稻树桑”，“废田筑塘”的热潮，或将“果基鱼塘”改为“桑基鱼塘”。

至清代中叶，这里已形成一个以九江、顺德县龙山、龙江等乡为中心，“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的专业化桑蚕区，农“所缫之丝率不自织而易于肆”。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

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

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

显然，墟市丝价与市场的需求已经存在一定的密切联系。

清代烟草种植以福建称最，江西、湖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亦各有名产。福建泉州、漳州、汀州诸府产烟，尤以浦城、长泰、海澄、永定等县所产为佳，因而有不少的烟草市。每年：

五六月间新烟初出，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挈纷如，或遇东南风，楼船什佰悉至江浙为市。

江西烟产以玉山、广丰、瑞金、新城、永丰、兴国等县为著，兴国县“种烟甚广，以县北五里亭所产为最，秋后吉郡商贩踵至，利视稼圃反厚”。玉山县是附近诸县烟草加工中心，每值烟季“日佣数千人以治产烟，而声驰大江南北，骡马络绎不绝”。

湖南烟草以衡阳为加工集散中心，“祁、邵邵、茶、攸所产，皆售于衡郡，制为京包、广包，鬻之各省，俱称衡烟”。“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皆总于衡烟”。

其他如江西墟市贸易以茶油、桐油、纸张、靛青等特产为著。赣州府产茶油、桐油，“每岁贾人贩之不可胜计，故两关之舟载运者络绎不绝”。

广信府以产纸最著，如弋阳县姜里村村墟“产竹木、纸张，商民贸易”，有“店铺三百余家”；石城县横江墟所产“横江纸，岁不下累万金”。

铅山县更是“业之者众，小民藉食其力者十之三四”，该县之陈坊市、湖市等墟市均为纸张集散之所，尤以河口镇、石塘镇为盛，“富商大贾挟资来者率徽闽之人，西北亦兼有之”。

再如，广丰县五都墟“产靛青、竹木，一四七日为墟期，乡民聚集，贸易用米米麦”，洋口墟“产烟叶、茶油，二五八日为墟期，客商贩运聚集之所”，据说该墟有“行铺千余家。”

四川省产药材，如灌县之青城山产川芎、泽泻，该县太平、中兴二场即以药材为商品之大宗，这两个场的药材先汇集到石羊场，顺石羊水下运至元通场，商人在此把从各场收购来的药材汇集成庄，然后大批运出川省。

简州、资州、遂宁、内江等州县产红花，既是药材，又可作染料，江浙商人多千里迢迢赴川省购之染丝绸。乾隆年间陆炳有诗《红花行记》道：

简州四月采红花，简州城门动塞车。

买花尽是姑苏客，姑苏余杭道途赊。

争发红花趁头水，半月为限悉抵家。

抵家之时方仲夏，颜色鲜新染轻纱。

清代，此类以某种商品的集散为主的集市，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有大幅度的增长，这是与农业的商品化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四是庙会，庙会是农村集市的另一种形式。

在《清平县志》中记载：

此间庙宇林立，春秋佳日往往演剧赛神，年有定期，谓之庙会。每届会期则商贾辐辏，士女如云，车水马龙，奔赴络绎，极一时之盛。

《武陟县志》亦言，所谓庙会者“敬事神明有祈有报，且因之立集场以通商贩”。

明清时期的这种商品流通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开始发挥其调整经济布局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就是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就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的流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网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

正是由于集市网的形成，才能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覆盖每一个角落，从而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经济区域联结为一个整体，形成分工互补。

[旁注]

秤　在我国，秤的出现很早。就出土实物而言，春秋中晚期，楚国已经制造了小型的衡器木衡，铜环权，用来称黄金货币。完整的一套环权共10枚，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

直隶　古代省名。宋制，地方行政机构以州令用劲，其直属京师者称直隶。元不属诸路及宣慰司或行省的府县，亦称直隶。明、清不属府而直属布政司的州称直隶州。

乾隆　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寓意“天道昌隆”。乾隆帝在位期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六次下江南，文治武功兼修。并且当时文化、经济、手工业都是极盛时代，他在发展清朝康乾盛世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确为一代有为之君。

褚华（1758年～1804年），字文洲，农学家、史地专家，上海县人。著有《沪城备考》6卷，对上海县的隶属、历史变迁、界域范围以及水道、古迹、社会、人物均有记载，被认为是“订正嘉庆县志而作”。他对农事亦颇有心得，著有《木棉谱》、《水蜜桃谱》等书，对研究上海地区物产、农业科技颇有价值。

直隶总督　正式官衔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饟、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清朝9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直隶、河南和山东的军民政务。而由于直隶省地处京畿要地，因此直隶总督被称为疆臣之首。

竹枝词　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竹枝词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由文人搜集整理保存下来的民间歌谣，二类是由文人吸收、融会竹枝词歌谣的精华而创作出有浓郁民歌色彩的诗体，三类是借竹枝词格调而写出的七言绝句，这一类文人气较浓，仍冠以“竹枝词”。

陆炳（1510年～1560年），字文孚，平湖人，1532年武进士，授锦衣卫副千户，后陆炳以功进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再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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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会典》记载，清代“凡城庙衢市，山场镇集，舟车所凑，货财所聚，择民之良者，授之帖以为‘牙侩’，使之辨物平价，以通贸易。”

清代严禁州县滥发牙贴，禁止私立牙行。牙行所领凭证称为“牙帖”。牙帖分为三等九则，但同等同则税银复有参差。

清朝末年，同官县领有三张牙帖，其中杂货行、炭行、陈黄红粟行各一张，都属三等下则。牙行交纳的贴费及税银合称“牙银”。陕西省额定牙税银2265两2钱，其中同官县额定2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