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地区积极进行反“扫荡”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德、意法西斯承认其建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霸主地位的策动下，在德、意威逼英伦三岛及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的刺激下，决心乘机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东南亚诸岛。

为此，日军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以把中国变成它南下夺取东南亚和南洋群岛的后方补给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日军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逼降，以迫其屈服；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扫荡”。

1941年7月，以残酷毒辣著称的冈村宁次，调任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上台后，即加紧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攻。

日军在大规模“扫荡”我晋察冀之北岳、平西和晋冀豫之太行、太岳，以及山东清河、鲁南等抗日根据地后，调集日伪军50000余人，于11月3日向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等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鲁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荡”。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以“铁壁合围”、“辗转电击”、“分割封锁”、“抉剔”、“清剿”等作战手段，一举歼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彻底摧毁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指挥这次“扫荡”的是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

敌人非常重视这次“扫荡”，把它看成是在山东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重大军事行动，并作了严密部署：以第十七师团主力、第三十三师团一部，集结于临沂地区，向临沂以北及东北进击；以第三十二师团一部集结于大平邑、费县地区，向西蒙山进击；以第二十一师团主力和独立混成第五、第六旅团各一部，分别集结于沂水地区，向沂水西南进击，从而，对我鲁中沂蒙山区构成合围态势。另以一部协同临沂之敌抢修营县、临沂间公路，防我向东南转移；一部于沂水、东里店之线防我军向北转移；各县伪警备队分别参加各路日军的“扫荡”，并担负“清剿”、构筑守备临时据点、遮断壕沟，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等任务。

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早在1941年8月，为了解决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的统一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就决定：

“（甲）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都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乙）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

（丙）将山纵及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即黄春圃）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纵队、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

10月初，山东军政委员会根据日军对鲁中“扫荡”的动向发出紧急指示，明确指出敌有集中更优势兵力，以沂蒙区为中心，对山东进行长期“扫荡”的可能，要紧急动员起来，做好反“扫荡”的—切准备工作。指示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全面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内外线斗争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反“扫荡”作战。

一一五师也发出反“扫荡”作战准备的指示，要求：军区、军分区立即划定地方武装及游击小组的作战地域；领导机关应有计划地分散，加强反“扫荡”斗争的领导；主力部队应灵活地袭击敌之翼侧和后方交通线与据点；我军后方兵工生产及各种机器应准备随时分散隐蔽。

当时我军在山东的情况是这样的，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师部驻青驼寺一带；山东纵队机关驻马牧池；山东纵队第一旅在沂水——蒙阴公路以北抗击顽军的进攻，第二旅在滨海北部；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在滨海南部；抗大第一分校和蒙山支队分别在蒙山的西部和东部活动。

5日黄昏，临沂、费县、太平邑、蒙阴、沂水、莒县等地日伪军出动20000余人，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法，在7架飞机、10辆坦克配合下，分十一路向临沂以北的青驼寺、孙祖、留田一带进行合围，企图聚歼党的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师部等领导机关。同时，在沂河沿岸和津浦路有关地段部署重兵，防止向东突围和向西转移。分局和师部机关于4日晚，由青驼寺转移至留田牛家沟，仅有一个营的警卫部队。

在危急关头，罗荣桓召开领导紧急会议，综合各种情报，集中大家意见，决定向西南方向突围。入夜，罗荣桓、陈光亲率警卫部队和机关人员5000余人向西南转移。利用夜暗，迅速而秘密地通过了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由于组织严密，行动隐秘，机关部队于6日拂晓没费一枪一弹，就安全转移到了50千米外蒙山南端的护山庄。各路敌军合击留田扑空，随即以一部兵力在我们根据地内建立临时据点，主力反复寻我军决战。

8日，敌人合击卢山地区，鲁中军区司令部被袭，遭受一些损失。

12日，敌人转而对我军实行“清剿”。于是，11月12日至12月上旬，为这次战役的“清剿”与反“清剿”阶段。

当时，敌人将沂蒙山区划分为4个“清剿”区，在“清剿”区内遍设据点，修筑公路，挖封锁沟，捕捉壮丁，挨村挨户搜查，寻找主力决战。同时，敌人还在“清剿”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基本区内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或烧成废墟，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为反击敌人“清剿”，并考虑到我军留在内线作战的部队过于薄弱，根据地会遭受更大损失，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首长断然决定，师部暂不向外线转移，改向沂蒙山中心区挺进。同时，调山东纵队第二旅一个营、抗大第一分校两个队、蒙山支队一个大队和分局警卫连也挺进沂蒙山中心区，协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反击敌人的“清剿”，坚持根据地里的斗争。

1941年11月14日，敌人集中7000余人的兵力，对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所在地西蒙山区进行合击。

17日，师首长判断敌人主力在西面，决心出敌不意率部东越临沂——蒙阴公路，进入沂蒙山区。当晚，我军由西向东进发时，正遇敌人的大队人马由北向南，沿临蒙公路运动。我军即退至路旁的山林中隐蔽，严令全体人员不许高声说话，防止马嘶叫，凡易发出响声的东西，都要采取措施。当时，大队人马虽然挤在一个小山窝里，但万籁无声，人们手握刀枪、棍棒，随时准备战斗。待敌通过，我军迅速由西向东疾进。天亮后，正遇大雾，我军如同腾云驾雾般地越过公路，突破了敌人的重围。

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师部重返沂蒙山区后，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各地，加强反击敌人“清剿”斗争的领导。师部直接指挥特务营和山东纵队第二旅第四团第三营，在垛庄、旧寨、三角山、绿云山等地，用伏击、袭击、阻击等手段，连续给分散“清剿”的敌人以打击。

活动于东西蒙山地区的蒙山支队和抗大第一分校的部队，也多次扫击“清剿”的敌人，使敌人不敢轻易离开据点。由于内线部队力量的加强和积极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对敌斗争，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逐渐改变了被动的形势。

这次反“扫荡”战斗中，第一一五师特务营和分局特务连的指战员，在保卫机关和与敌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特务营，很值得称赞。

与在内线部队坚持艰苦斗争的同时，我山东地区各部队也都广泛展开打击当面的敌人：教导第二旅在滨海区南部多次进行了破袭战；山东纵队第一旅在鲁南及泰山区多次袭击敌据点，截击向沂蒙山区调运的敌兵；教导第二旅在滨海区北部攻克临沂——营县公路上的小梁家、塔墩、批石头等据点7处；第三旅在胶济线的张店、周村间多次伏击敌人；第四旅在新泰以东的上门一带阻击配合敌人向我进犯的顽军……这些斗争，都有力配合了沂蒙山区的反“清剿”斗争。

12月4白，敌人向瓮城子、大沟、王林一带我军指挥机关合击，我军指挥机关迅速分头向北和西转移，摆脱了敌人。

为了保证指挥的安全，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首长决定向外线转移，内线斗争由山东纵队统一指挥。此后，敌人在我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打击下，被迫据守临时据点，“清剿”计划宣告破产。

1941年12月上旬以后，为这次战役的撤退与反击阶段。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军除留少数部队在根据地继续“扫荡”外，主力陆续从沂蒙山区撤出。12月23日，敌主力开始分路撤退。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各部一面截击、尾击撤退的敌军，一面袭扰留在根据地内的敌人，破坏交通，拔除据点，收复朱满、蒋庄、大桥、马牧池、岸堤、河阳等据点数十处。至12月28日，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基本恢复了沂蒙山区根据地，历时50余天的反“扫荡”战役宣告结束。

在近两个月的反“扫荡”战役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共歼灭日伪军2200余人，连同邻近各根据地配合作战共歼敌4000余人，攻克据点160余处。同时，我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山东领导机关和主力军，彻底摧毁我鲁中根据地的计划、并取得了反对敌人毁灭性“扫荡”的重要经验。这一胜利对于坚持和发展山东的抗日斗争有着重大的意义。

日军向山东根据地“扫荡”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八路军，摧毁抗日根据地，所以特别强调所谓“消灭战略和消灭战术”。他们以“分散配备，集中突击，分区围攻”作为“扫荡”最基本的方式。在此基本方针下，日军的战术随着敌我斗争的发展，又经常变换和改进，一般由“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又由“铁壁包围”进而发展到“拉网合围”。

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通常都是实行各兵种联合作战。在山岳地区，主要使用步兵，多轻装部队，重武器少，有部分骑兵和少数飞机配合；在平原地区，多使用快速部队，配备大量汽车、骑兵和坦克，重火器亦较山区为多；在沿海地区，则以海军舰艇和飞机配合陆地作战。日军在战争中还公然违犯国际法，施放毒气和细菌。

日军每次“扫荡”均有充分的推备和周密的计划，例如：事先修补公路，准备粮食、弹药和运输工具，实行据点戒严，隐蔽集结兵力，以保证其突然袭击；派出特务和利用奸细广搜情报，侦察道路，绘制地图，散布谣言，扰乱人心；采取各种手法迷惑八路军、或以小股敌军于次要方向积极动作，吸引与分散我之兵力，企图造成八路军之判断与部署的错误。

面对着拥有优良技术装备、有大量伪军配合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山东八路军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但是，日军也有兵力不足、野蛮侵略、丧失人心，等等，无法弥补的基本弱点，山东八路军利用敌人这些矛盾，在广阔的回旋地区内，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组织各战略区互相配合，英勇奋战，千方百计地粉碎日伪的“扫荡”。

1942年10月，日军又准备对沂蒙山区进行“扫荡”。日军为建立华北兵站基地，进一传摧毁抗日根据地，聚歼八路军有生力量，在山东反复推行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其军事打击、政治欺骗、经济破坏、文化麻醉、特务统治等相结合的所谓“总力战”。

在军事上，日军综合过去“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蓖式扫荡”、“清剿抉剔”等手段，发展成为“拉网合围”的“扫荡”战术，其特点是以强大兵力，多路出击，梳蓖式快速推进，在广大地区内先后构成若干合围围，边压缩边搜索，力图迫使八路军困于狭小地带，聚而歼之。

1942年以来，日军在山东采用这种战法向根据地进行了较过去更加频繁的“扫荡”。在一年内，日军千人以上的大“扫荡”达40次，其中尤以1942年9月到1943年1月向鲁中、胶东、鲁西、清河、冀鲁边地区的5次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大“扫荡”规模大、时间长。

1942年3月，日军1000余人奔袭莱芜西北的卞庄，山东纵队第十二团一营、十团三营遭日军合围，经激烈战斗，方摆脱敌人围攻。10月初，泰山军分区挺进淄河流域，先后拔除扬集、峨庄等10多处日伪据点。

1942年10月下旬，日军秘密将其山东的主力部队1.5万余人集结于沂蒙区周围的临沂、蒙阴、沂水、曹县等地，待机行动。

日军为了隐蔽意图，扬言要“扫荡”滨海地区，其特务机关还透露出所谓“扫荡”滨海区的计划，并派出2000余人向滨海区佯进。当时，活动于滨海区甲子山一带的山东军区机关误认为日军将“扫荡”滨海区，便率省战工会、抗大、一一五师一部分越过沂沐河，向沂蒙山区转移。

27日，当军区机关转移到沂蒙山区的南墙峪时，日伪军1.2万余人配以的飞机7架、大炮数十门和大量骑兵，分12路扑来。在日军包围圈尚未全部合成时，山东军区机关除一部分跳出敌人包围外，其余人员依托南墙峪的高山，顽强抗击敌人、直到深夜才突围成功。

28日，合围南墙峪之敌开始重新调整部署，组织新的合围。

11月2日拂晓前，日伪军8000余人在空军和炮兵配合下，突然向对崮山区进行“拉网合围”。正在行进的山东军区机关、鲁中3分区、抗大各一部在对因崮峪被四面包围。

军区命令部队抢占对崮峪附近的对崮山，准备抗击敌人。特务营和第二分区1个团的部队先敌进入阵地。

11月2日晨，日军首先以猛烈炮火轰击达40分钟；10时许，又集中炮火猛轰；最后，从三面向对崮山发起一次比一次猛烈的冲击；到午后1时许，坚守对崮山的八路军弹药打光，便用刺刀、石头与敌拼杀，连机关人员都投入了战斗，连续打退了日伪军8次猛烈冲击。

黄昏后，机关人员在特务营的掩护下分路突围，最后，掩护部队只剩下14人，日伪军组织大批兵力从3面向对崮山山头冲击，14名战士被敌人压缩到对崮山东端悬崖顶上，全体跳下绝壁，6名战士壮烈牺牲。

此次战斗共毙伤日伪军600余人，八路军伤亡、失去联系者300余人，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鲁中区第二地委书记潘维周等英勇牺牲。

11月4日，合围对崮山之敌又环绕鲁山山区，避开了国民党军队，专对八路军连续合围。

7日、9日、10日，日军先后组织了3次合围，都扑了空。15日，日军又以淄河流域之马鞍山（博山东）为中心，进行合围，被围于山上的有1个区中队和在此休养的副团长王凤麟及部分伤病员。

日军以5000之众，在大小炮数十门和飞机轰击掩护下，向山上猛攻，28名八路军战士坚决抗击，弹药打尽，就搬起石头抗击敌人，—直坚持了两天，打死了100多个敌人，终因众寡悬殊，大部壮烈牺牲。

当日军攻上山头时，活着的全部跳崖。被围在山上的群众冯老先生，见战士们如此壮举，深受感动，向全家人说：“我们不能让鬼子活捉了去！”也率其儿媳、女儿和4个孙女全家跳崖，壮烈殉国。

沂蒙区、泰山军民支持了这次反“扫荡”斗争。他们大破沂蒙、临蒙公路，大摆地雷阵，巧妙地杀伤敌人，广泛开展“麻雀战”，日夜袭扰敌人。山东各区积极配合此次反“扫荡”，从各方面袭扰敌人的交通线。115师教2旅还乘机进行了海陵反“蚕食”战役，教1旅一部乘机进攻垛庄敌据点，牵制敌人。到11月中旬，终于粉碎了日军此次“拉网合围”的大“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