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大队开展积极抗日

1941年7月，日寇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荡”。此时，我鲁南军区主力由于长期作战，药品匮乏，急需搞到一批药物。

10月的一天，我党在临城车站的内线宋邦珍搞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有一列装载药品的货车将由青岛开到临城，然后向南行驶。一定要把这批药物搞到手，这个时候，一支特殊的部队出现了，它就是后来屡次出现在影视节目中的铁道游击队。那么这支神秘的部队是如何组建和发展的呢？

铁道游击队原称枣庄铁道队。

1938年3月18日，枣庄被日军占领。枣庄是全国闻名的煤炭基地，而且交通方便。津浦铁路和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临枣、枣赵支线分别与津浦、陇海铁路相连。早为日军侵略者所垂涎。日军占领枣庄后，即派重兵驻守，并网罗大批矿警、伪军、便衣特务，还建立了以经商为掩护的特务机构。在大肆掠夺煤炭的同时，把枣庄变成控制鲁南地区的基地。

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就根据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及地方上层人物建立了统战关系，同时积极组建秘密抗日武装。

为了加强对枣庄地区党的领导和抗日斗争，特委在枣庄建立了鲁南中心县委。枣庄沦陷前夕，中心县委撤离枣庄，特委机关也从徐州撤到滕峄边山区。特委领导的滕沛峄三县抗日武装也会师此地，于5月21日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武装始称“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王志胜随峄县抗日武装参加起义，并分别担任第三大队两个排的排长。

义勇总队不久便转移到抱犊崮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为了及时获取枣庄日伪情报，开展对敌斗争，总队决定在枣庄建立抗日情报站，选派洪振海、王志胜回枣庄建站。总队的这一重要决策，为铁道游击队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38年10月5日，洪振海、王志胜身负总队的重托离开部队潜回枣庄，在他们的老家枣庄火车站西北侧的陈庄建立情报站。洪、王两人自幼生长在这里，出身贫寒，小时候便捡煤拾炭，大一些，经常结伙扒中兴公司运煤车上的煤炭维持生计，从而练就了飞身爬火车的本领。此后，他们当过火车司机助手、扳道工，学会了开火车，又下井当过煤矿工。

在枣庄，他们人地两熟，又有一帮“穷哥们”，所以，很短时间便通过亲朋好友的各种关系，搜集到敌伪情报，并通过家住小屯的峄县二区区委书记兼交通员的刘景松送往总队。不久，王志胜又打入位于枣庄火车站南侧日本特务以经商为名开办的“正泰国际公司”，以搬运工作掩护搜集情报。由于他们及时提供情报，部队反“扫荡”更为主动，使日军“扫荡”不是扑空就是遭到伏击。

1939年8月的一天，一列满载日军的火车驶入枣庄站。王志胜迅速将这一反常现象报告给洪振海。

洪振海判断，日军增兵枣庄，其目标极有可能是山中的抗日义勇总队。他一面通知总队迅速转移，一面考虑怎样才能有效地牵制日军。

火车站南边的“正太洋行”吸引了洪振海的注意。表面上，这个小院显得十分普通，但私下里，它却担负着收集山东南部、特别是山区根据地军事情报的任务。打掉它，就打掉了日军在山东南部的眼睛。但是洪振海和王志胜潜入枣庄时并没有携带足够的武器，他们大胆决定使用家家都有的菜刀去袭击洋行。

第二天，洋行里的3具尸体使日军大为震惊。于是，他们中断了扫荡行动，开始全城搜捕，但此时洪振海等人已经转移到山里隐蔽起来，而王志胜正在日本人的指挥下，忙着搬运尸体。

此后，情报站又陆续向山里送出了一系列情报。洪振海感到，枪是他们最需要的。仍在洋行工作的王志胜，在一次装卸日军货物时，意外地发现了枪支，于是他巧妙地做了记号，并迅速通知了洪振海。

1939年10月的一个夜晚，当装有枪支的火车缓缓开出车站，早已埋伏在铁路旁的洪振海，飞身爬上火车……

就在洪振海搞枪的同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主力也开进了鲁南抱犊崮山区。原在这里活动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被整编为第一一五师苏鲁支队，其性质也由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部队。

八路军精心打造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组成的枣庄铁道队，原来的草莽英雄开始了令敌胆寒的特种作战生涯。

1939年11月，洪振海召集6名铁杆弟兄，在枣庄情报站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了第一支队伍。因为主要在铁路线上活动，洪振海将它命名为“枣庄铁道队”。这也许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支在铁路上活动的游击队。

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纳归直属，同时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并抽调第三营副教导员杜季伟任政委。

此时的铁道队，队员已发展至20多人，他们大都是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在他们身上，既有比较勇敢的一面，又有组织纪律性差的一面。在日军重兵把守的枣庄，铁道队散漫的状态令政委杜季伟格外担心，他下决心整顿好这支队伍。经过整训，队员们的军政素质有了根本转变。铁道队开始向临城方向转移，公开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

鲁南铁道队在临枣线上神出鬼没地奇袭日本侵略者，截取军用货物的活动，也影响了津浦路上“吃两道线”的穷苦百姓。他们有的组织10余人，有的组织二三十人，都自称“铁道队”。规模较大者有活动在临城南部的孙茂生部，即临南郗山铁道队和活动在临城北部的田广瑞部，即临北铁道队。这两支铁道队经我地下工作者争取，接受了我党沛滕边县委的领导。其余各部则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拉拢过去，很快被敌人吃掉了。

鲁南铁道队由临枣线转移到津浦路临城一带后，经常与活动在那里的两支铁道队配合行动，并建立了友谊。

1940年7月，为了有利于对这三支性质相同的武装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苏鲁支队经与沛滕边县委协商，将这三支铁道队在微山湖东岸蒋集村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王志胜任正副大队长，杜季伟任政委。合编后，原鲁南铁道队为第一中队，徐广田任中队长；临南铁道队为第二中队，孙茂生任中队长；临北铁道队为第三中队，田广瑞任中队长。

同时，又把临城一带的失业铁路工人组织起来，编为破袭队，负责破坏铁路交通；把铁路两旁的农民组织起来，组建掩护队，负责掩护截车掀货物。合编后，各中队仍以分散活动为主，大队领导多随第一中队活动，从此鲁南铁道大队进入大发展时期。

鲁南铁道大队成立后，更加活跃。日军停在火车站的机车，多次被他们开出车站搞翻或撞毁；货车时有脱轨，或被摘掉几节甩下；特务、铁杆汉奸和作恶多端的伪乡、保长被除掉。

受到打击的敌人多次纠集兵力对铁道大队活动区域进行“扫荡”和“蚕食”，妄图一口吃掉他们。这也使铁道大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这时，铁道大队已改由刚成立的鲁南军区领导。军区首长得知他们的处境后，将他们调到根据地进行休整，仅留下少数队员坚持斗争。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这支部队的军政素质进一步提高，而且发展了一批党员，提拔了几名中队长，健全了组织，调整了机构，于8月初，以新的姿态返回原地投入新的战斗。鲁南铁道大队出山后，形势依然严峻。敌人控制得更严，敌伪据点增多，交通要道岗哨林立。面对困难局面，他们信心不减，积极地开展对敌斗争。

1940年8月，铁道大队在津浦铁路沙沟与韩庄间制造了一起日军军列脱轨翻车事件，致所载坦克、大炮损毁，汽车大部报废。9月，铁道大队和发动的数百名群众对临枣铁路及沿途设施进行破袭，使交通、通讯中断，迟滞了日军行动，为山区反“扫荡”争取了时间。11月，铁道大队又在沙沟与塘湖间截获敌一货车，击毙押车军警，缴获甚丰。

至1941年初，铁道大队虽经反击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此时，活动在这里的我军主力部队又暂时撤离，驻临城日军专门从济南搬来特务头子中国通高岗和杀人不眨眼的少校队长松尾对付铁道大队，手段更加毒辣。

当时，日军化装成铁道队员抓捕群众，弄得群众真假难分，往往把真的也拒之门外。铁道大队只好撤到野外，在沟边田头过夜，条件异常艰苦。部分思想不坚定的队员有的妥协回家，有的带枪投敌，其中就有中队长田广瑞。针对这种情况，铁道大队报经军区批准，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只留下10多名队员坚持斗争，其余的暂时分散。

为扭转局面，他们一方面团结依靠群众，恢复和扩大情报网，凭着准确情报，铲除了假铁道队；一方面加强了对敌伪人员的分化瓦解工作，开展锄奸运动，镇压死心塌地罪大恶极的伪乡、保长和叛徒，使敌人丧失耳目，变成聋子瞎子，从而掌握了主动权，原来分散的队员又大部分归队。

随着铁道大队实力的恢复，1941年，由于日寇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鲁南军区主力由于长期作战，药品匮乏，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命令铁道大队务必想法搞到药品。

10月，临城车站的内线宋邦珍搞到情报，有一列装载药品的货车将由青岛开到临城，然后向南行驶。获得宋邦珍的这个情报后，铁道大队立即行动，做好了夺药品的准备。

当晚22时，列车从临城站开出，游击队员飞身上车，找到装载药品的车厢，列车行驶到沙沟与塘湖站之间，战士们迅速将药品掀下，由埋伏的队员运走。这次共夺得各类药品30多箱和一批给马注射的针剂，还有4架显微镜。铁道大队把这些药品及时运到鲁南军区。

铁道大队不仅协助我主力部队巧夺敌人的战略物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铁道大队也会对敌人发动正面的攻击。

1941年6月15日，铁道大队和微山湖大队协同作战，乘夜一举将微山岛攻克，全歼驻岛伪军100多人，缴获步枪90余支，机枪两挺和其他战利品一批。

7月，他们又奇袭临城火车站，一箭双雕，除击毙日军特务头子高岗和日特石川，缴获机枪两挺、长短枪30余支及大批子弹外，还在撤离时将化装戴的伪军帽子留在现场，使日军疑为伪军所为，将阎成田部解除武装，并将伪营长阎成田等人抓捕。同月，徐广田和临城车站地下党员徐广友将停在车站没有熄火的两辆火车头开到七孔桥撞毁，致日军津浦铁路运输线中断数日，又在临枣支线撞毁日军一车头。

我铁道大队神出鬼没，搞得日军惶惶不安，恨不得立即将他们消灭。日军在大规模“扫荡”、“围剿”无济于事后，便变换手法，利用叛徒、特务侦探铁道大队行踪。

1941年12月24日早晨，临城日军特务头子松尾等化装成铁道队员闯入洪振海驻地六炉店，被郝贞识破。洪振海等与敌特展开巷战，生擒两名，缴枪3支。松尾与另一名日特逃脱。

松尾逃回临城后，迅速纠集数百名日伪军，于28日凌晨包抄六炉店，而洪振海他们已经转移。扑了空的日军气急败坏，将村民赶在一起拷问，一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将村民房屋烧掉，又扑向黄埠庄。

洪振海听到日军在六炉店的暴行后，气愤至极，立即调集兵力在黄埠庄附近的运河大堤上伏击敌人。双方展开激战，敌伪死伤甚众。洪振海又带头发起冲锋，只冲出去几步便中数弹倒下，壮烈牺牲，时年31岁。由于寡不敌众，杜季伟随即指挥撤离。

1941年和1942年，日军把华北地区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集中大批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鲁南地区抗日军民处于最艰苦的阶段。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铁道大队奉命投入大规模的破袭战。他们兵分四路，破铁路，颠覆敌列车，砍断电线杆，断敌通讯，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扫荡”。

日军在“扫荡”山区根据地后，返过头来“扫荡”微山湖地区。

1942年4月20日，日伪军3000多人突袭微山岛。当时，我军在岛上总计500余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各支武装重创敌人之后分头突围。王志胜率领铁道大队穿上日军服装安全突出重围。突围后，铁道大队再次进山整训。

当年5月，杜季伟召开支部大会，民主选举刘金山为大队长，赵永泉为副大队长，赵宝凯改任大队政治协理员，尔后报鲁南军区批准，予以正式任命。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迁移到了江苏盐城一带。由于通讯不便，急需开辟一条通往延安的秘密通道。经过再三考察，最终确定了一条从盐城北上、经山东南部西去延安的秘密路线。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穿越临城附近的津浦铁路。这段的护送任务，落在了铁道大队的肩上。

1942年夏天，正在待命的铁道大队忽然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津浦铁路，同时军区还专门嘱咐：工作队中有一位代号为“0号”的首长，务必要保障他的绝对安全。

晚上，身着长袍、头戴礼帽的0号首长，在铁道队的掩护下，顺利抵达姬庄附近的津浦铁路东侧。0号首长平安到达第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所在地后，拍来了电报，最后落款竟是“刘少奇”。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是如此重要的0号首长！

从1942年至1944年，铁道队先后护送干部近千名往返延安，从未出现一次差错。为此，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处对铁道大队给予了充分肯定。

除完成护送干部这一主要任务外，在反“扫荡”这段艰难的岁月里，铁道大队还伺机打击日军和支援我兄弟部队作战。

1943年1月，铁道大队短枪队第二分队队长曹德清，带领6名队员一举捣毁柏山日伪据点，夜宿蒋庄时遭敌包围，除两名队员脱险外，曹德清等人壮烈牺牲。

3月，铁道大队奉命在沙沟至临城段两侧，阻击敌第九十二军入鲁，并巧妙地制造了日顽军交火，迫顽军滞留一周多。

5月，铁道大队“武装大请客”，将他们活动地区的伪乡、保长集中“请”到山里受训，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予以镇压，其余的经教育后放回继续担任乡、保长，明里应付敌人，暗里为铁道大队出力。

9月，刘金山率长枪队增援运河支队，在王楼村附近与日伪军激战5个小时，取得了毙敌57人、伤敌40多人的胜利。

在山东根据地开展的反“扫荡”斗争中，铁道大队表现特别优秀，他们利用自身优势，巧夺物资、打击敌人、帮助友军，成为鲁南抗日武装中的一支劲旅。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给予高度赞扬：“在广泛开展的小部队、武工队的活动中，铁道队是一面鲜明旗帜”，是“袖中利剑，怀中匕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