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恢复根据地斗争

李开田刚刚从医院回到家后，就见一个30岁上下的八路军战士躺在自家床上，李开田的哑巴妻子德英守在他身旁。德英看到自己的丈夫李开田有些纳闷，就指着受伤战士头上的帽子和身上的衣服，意思是说：“我救的是八路军伤员。”

根据地开展各项建设运动

1942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对实施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执行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党中央要求各地对决定及其附件认真贯彻执行。

其实，关于减租减息运动，早在抗战初期，我根据地就已经开始初步开展了。抗日战争初期，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政策上的一个大转变。

1937年2月10日，党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这是由土地革命政策向减租减息政策转变的开始。

当年8月，洛川会议正式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列入随后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至此，减租减息的政策基本确定。

洛川会议以后，山东根据地也响应党中央号召，在一些地区开始着手实行减租减息。至1940年8月，根据地大部分署级政权都颁布了五一减租、分半减息的法令，并普遍执行。

当年9月，省战工会提出了根据地的土地政策，规定最高租额和息额，保障农民的永佃权。同年年底，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并公布施行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地租一律按原租额减租20%，债息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一分五厘，禁止预租和庄头剥削。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由于当时战争形势残酷，山东党组织对抗战时期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减租减息运动仅仅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泰西、鲁西地区进行，并没有在整个根据地普遍展开。农民仍然受着地主盘剥，生活困苦。这种状况，影响了党群关系，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为了减轻前线压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中国的抗战进入非常艰苦阶段，进一步调动社会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显得更加迫切。

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才在总结各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对实施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执行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同年2月，刘少奇由华中返回延安途中，受党中央委托来山东检查工作。针对山东分局负责人忽视群众工作的实际问题，刘少奇专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来抓。”刘少奇还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从理论和工作方法上对山东的减租减息工作作了指示。

经过学习党中央的《决定》和刘少奇的批评与建议，山东的党政领导认识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制订相关政策规定，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并对运动开展的方法、步骤、方针、政策和具体要求作了明确规定。

随后，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也颁布了《山东省土地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法规文件，对有关政策作了具体规定。这些法规和文件的出台，为山东根据地开展大规模双减增资运动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其次，领导干部下乡试点，创造经验推动全局。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建议，确定以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沭县为“双减”运动实施中心县。

为了搞好试点工作，从5月份开始，山东分局抽调300多名干部组成“双减”工作团，在两个中心县、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多个外围村首先开展了双减增资试点工作。

再次，利用宣传教育群众，推动运动深入开展。《大众日报》发表了《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向地主绅士进一言》等社论和文章，密切配合群众运动，教育群众，启发他们的觉悟，提高减租减息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同时，开展“谁养活谁”、“谁创造世界”的教育，清除农民对地主习惯上人格依存的旧思想，教育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在刘少奇、山东分局和各级党组织的推动下，山东减租减息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2年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借粮、复雇、救济春荒等方面的工作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根据地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原则灵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产物。这一政策在山东的执行，对我根据地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首先，它形成了组织武装和参军热潮，扩大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其次，它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总之，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大大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势力，鼓舞了农民的生产和抗日积极性，对巩固了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外，我山东抗日根据地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这个运动实施的背景是，1941年至1942年，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残酷“扫荡”与国民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以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

另一方面，根据地开展过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增加了，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主要是如何组织劳动力。

为此，山东根据地的领导也认识到：组织起来是大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因此，要求各地坚持在自愿参加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下，以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换工和互助。

各地基本上都贯彻执行了这些指示，并通过耐心教育、典型示范等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使互助合作运动得到蓬勃发展。至1944年，已经组织起各种互助组织64000多个，共38万余人。这样，就推动了全根据地内生产高潮的迅速形成，使根据地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为了增加和积蓄物质力量，山东抗日根据地还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提出的生产与节约并重的方针。

1942年，山东党政领导向全区发出了“发展农业、手工业，开展贸易，稳定金融，厉行节约，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号召。全区的生产节约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

生产与节约并重方针的执行对巩固和发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保障战争供给和准备将来的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山东全区部队都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并发挥劳动力密集的优势，起到了模范作用。

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业产量，除减租减息、组织劳动互助外，山东根据地的党和政府还实行了以下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一、鼓励开荒、植树；二、兴办水利，组织掘井、开渠，利用河流筑堤、修闸，采用水车增加灌溉，提高农业产量；三、提倡农民家庭副业生产，增加家庭收入；改进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提倡浸种、选种，免除虫害，实行精耕细作，奖励劳动英雄，奖励对农业技术有所发明的人员；四、加强领导，及早布置，深入动员，认真发动群众，普遍组织劳动互助，调剂人力畜力，筹拨农业贷款。

上述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生产条件有所改善，粮食产量增加，群众的生活也随之得到了提高。同时，在根据地实行的自由贸易、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活跃了市场，并以剩余的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向外输出，换回本区所需要的其他必需品。

大生产运动，不仅使山东根据地克服了困难，保障了供给，而且还储备了大批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这就为发展工农业和加强对敌经济斗争打下了基础，为战胜敌人准备了物质条件。

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运用金融手段与也成为我根据地与敌人开展斗争的一种方式，而我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就是北海银行。北海银行成立于抗战初期，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达“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在占领区遍设银行，建立金融网络，以图在财政、金融上扼住山东经济的咽喉。同时，国民政府、日伪政府也趁机将其握有的民生钞券投放到山东，购买物资，扰乱金融，严重威胁到根据地的金融秩序和经济活动。

鉴于以上种种情形，为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于1938年成立了北海银行。北海银行的建立对解决根据地战时供给的困难，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量伪造边币和法币，通过各种渠道投放到根据地，企图破坏根据地的经济。面对这一情况，山东根据地明令停用法币，禁用伪钞，采取了“阵地斗争”、“比价斗争”等方式，北海银行是山东地区货币斗争的主角之一，其在组织章程中就明确宣布成立的目的是“为繁荣根据地经济，加强对敌金融货币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从其占领区内向外排挤法币，并且伪造20多种法币，连同周围沦陷区的法币，大量涌入山东根据地。当时根据地人口不过1000万，陡然流入几亿元法币，导致通货严重膨胀，法币币值狂跌，北海币跟着跌落，根据地物价飞涨，由法币膨胀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成为山东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巨大威胁。

1942年5月29日，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发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以北海银行票为我山东各地之本位币。自七月一日起，所有军政民间往来账目、借约契据，一律以北币计算。”

随着战局的变化和北海币地位的提高及市场的扩大，日伪当局伪造北币的种类和地区也不断扩大。1942年，仅5元的伪造北币就发现3种，据查“似自泰安、章丘、新浦等县临敌区偷运入境”，在青岛、烟台、威海等地也发现多种伪造北币。

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掌握真假票的特点，山东发起查禁假票的群众运动。

1941年12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发出《关于查禁伪造北海本币的指示》，“通过党政军民各种组织自上而下的深入动员”，以政府布告、报刊报道、会议讲解、冬学教育等形式，广泛宣传，维护北海币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同时，要求“各北海银行总行、各地分行及办事处应会同各地政权机关设立识别所”，利用政权的力量和人民的抗日觉悟严厉查禁假币。

根据地财政金融工作与战争密切相关，北海银行紧密配合斗争的需要，坚持经济为政治军事服务的方针，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因此，山东革命的力量之所以得以生息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北海银行功不可没。

除了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和货币斗争之外，中共山东分局还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

通过这些运动，至1943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好转，山东革命力量在对敌斗争中的地位大为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