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顽固派进行反摩擦斗争

1939年3月底，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干部、战士及护送部队270余人，由鲁北南下鲁南，途经博山太河镇。

此时的太和镇春暖花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就在这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却突然对途经这里的我八路军进行了袭击，造成我军两人当场死亡，20多人负伤，近200人被俘。此即“太河惨案”，又称“博山惨案”。

其实，“太河惨案”只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制造诸多反共流血事件的一起。早在抗战一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就开始阴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企图限制和反对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随着抗战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筹划部署反共蒋介石先后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全国范围内的反共事件不断发生。

在山东地区，国民党也调整了部署，组织了苏鲁战区，任命东北军的于学忠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随即于部的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约20000人先后进入山东，抢占了沂山、蒙山等重要地区。

沈鸿烈也由鲁北进入鲁中山区，抢占了沂蒙山区要点东里店、鲁村一带，进一步扩大实力，对我实行政治限制，制造军事摩擦。

于学忠到山东之后，于、沈又同牟中琦等人一起，再次策划限制我们的办法，规定我山东纵队在泰安以西，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并限令我鲁南、胶济路以北各支队，在几天之内开赴指定地区集结。

此外，国民党军政部也直接下令调我山东纵队去北宁路作战，限制我向南发展。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与命令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把我党领导的军队，限制在一个对我不利的狭小地域里，置于他们的严密监督与控制之下，不准我们发展根据地，不准我们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准我们发展军队，只准他们为所欲为。

同时，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枪口对内，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东的顽固派中，第一是沈鸿烈，第二就是秦启荣。

秦启荣是山东邹县北关人，曾南下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北游击司令，组织鲁西、鲁北国民党地方武装。

韩复榘撤离济南，山东大部沦陷，秦启荣被任命为别动总队游击第五纵队司令。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之后，秦启荣积极行动，不断制造袭击八路军山东部队的流血事件。“太河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断进攻，朱德、彭德怀曾以总司令、副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呼吁全国党政军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痛亡国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加紧团结，以利抗日”。

在山东根据地，我党同志一方面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主动和国民党军队及各种地方力量疏通关系，配合作战，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另一方面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

在不断与国民党顽固派周旋的过程中，我党同志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摩擦，才能巩固与发展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当然，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我党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始终把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首要位置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用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号召民众，组织民众，团结一切爱国抗日的进步士绅，孤立和打击反共、反八路军的顽固派。

按照区别对待的指导方针，根据地首先要针对的两个对象是于学忠和沈鸿烈。于学忠和沈鸿烈比较起来，他虽然有时候对我根据地态度也很强硬，但比沈鸿烈要好一些，同我党的摩擦比较少。

而沈鸿烈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从鲁西南到鲁西北，再到鲁北、鲁中，到处组织反共。他在鲁西北阴谋分裂范筑先与我之合作关系；在鲁北企图夺取我冀鲁边中心根据地之乐陵，限制我向鲁北发展；在清河区唆使当地的国民党部队联合向我进攻。

在其进入鲁中地区以后，沈鸿烈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限制与消灭人民抗日力量，驱赶我军出山东。此外，他还策动秦启荣等部秘密勾结日军，订立“共同防共协定”，制造了许多摩擦事件。因此，沈鸿烈是典型的顽固派，必须予以打击。

基于这个分析，我根据地采取的策略就是争取于学忠，孤立与打击沈鸿烈。在我根据地的有力回击下，沈鸿烈反共的结果是他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最后，蒋介石见沈鸿烈在山东实在难以支撑下去了，于1941年秋，以召回述职为名，调沈鸿烈回后方，旋即公布沈鸿烈任农业部长，至此，沈鸿烈结束了主鲁生涯。

在对待秦启荣上，我根据地也注重把秦启荣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将领区别开来。那时，同我党搞摩擦的不只是秦启荣一个人，还有王洪久和张里元等人，王洪久驻地靠日本人的据点很近，很容易同日本人勾结起来，不好武装解决。

因此，对于像王洪久这样的情况，我根据地采取了警惕他、暂不动他的方针。

张里元这个人和王洪久有区别，和秦启荣更不一样，他虽然和我党不能很好合作，但我根据地同志到他的防地里，他也怎么样打击，尤其是如果我根据地军队路过他的防地去打日军，他也让我军过去。对于这样的人，我根据地采取了尽量争取的方针。

至于顽固的秦启荣，我根据地同志是比较一致的。有一次，他指挥部队围攻我根据地部队，我军反击了他，并抓了他一些人，缴了他一些枪，他就派人来同我军谈判。

当时我军考虑，缴了他几十只枪，对我军帮助不大，他还可能投靠日本人，带着日军和残兵败将来打我军。不如把人放了，把枪还给他，促使他向中立转化，对我们抗日更有利。

可是，我军的这个主观愿望没有奏效。他在沈鸿烈的指使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同我们搞摩擦，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规模大。

1939年3月，他制造了同年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8月上旬，他又制造了“雪野事件”；接着，他又制造了“淄河事件”。

秦启荣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愤慨。

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痛斥秦启荣是“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并提出我军对反共顽固派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中，再次以山东秦启荣制造太河惨案等事例，号召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组织了反顽战役。这次战役，主要是第一、第三、第四支队参加战斗，是张经武和王彬在前边指挥的。

经过几天的连续作战，我军拿下了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河、朱崖等地，把秦启荣全部击溃，其残部逃到张店、博山路以西去发展。这一战，我军缴枪2000多支，还收编了他一部分部队。

除了这次反顽战役之外，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其他各支队，也在各地区开展了反顽斗争。

通过这些斗争，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遭到沉重的打击，我山东根据地的范围得以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使得我根据地能够更有力地去对付日军的“扫荡”与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