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脚印

路走准了没有

陈伯吹

这样一个命题，我得分两方面来说，虽然它们是两条渠道，但是异途同归的。

一条是从课内到课外：

当我作为一个小学生时，给我们上历史课的潘赋涛老师，讲解完了课文

《东汉和三国》，时间还富裕，也许老师瞧着课堂纪律好，来了兴致，就不辞辛苦地继续讲了《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那一段故事，让大伙儿听得眉飞色舞，逗起了课外阅读的愿望。恰好我父亲珍藏着一部木版雕刻的附有绣像画的《三国演义》，我喜不自胜，狼吞虎咽般地读下去，继续有两年之久，连《水浒传》也读了，那也是木版印行的，只是开本小了一截，也有人物绣像画十来幅，装订在开头的第一本上，只是这两部“大书”读到末尾，都有凄凉的感觉，悲从中来，真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那些英雄、豪杰、名士，风流云散，各自归“山”，对于这两大文学名著的思想意义，真谛所在，是触及不到的，有的只是深沉浅淡的伤感而已。倒是一些历史知识，是个收获，那也只是“准历史”罢了。在语文学习方面，无形中受到一些熏陶，如今回想起来，大量阅读是有好处的。

沿着历史的这条线索搜寻下去，接着就是《西游记》《石头记（红楼梦）》

《镜花缘》《杨家将》《岳飞传》《七剑十三侠》《南宋飞龙传》等等，记得“殿军”就要数到《年羹尧平西》了。

看来我从儿童时代，直到少年时代，课外阅读不算少，因此，在不知不觉间获得了大量的社会史地知识，懂得了一些地区的风土人情，同时养成了课外阅读的习惯，无形中助长我对语文的爱好，而且成为一个早熟的青少年人。可不是，虚年龄 17 岁，就当了“孩儿王”——小学教师。

另一条是从国内到国外：

当我作为一个小学教师时，时值 1922 年新春，路过杨行镇，上元节的塔灯还未降落。进入村中，村民看着我，好奇而又藐视，村中还活着清朝末期的一位秀才，另一位还是举人呢。我进入了一处书香门第的朱家宅，不是一般性的平平常常的农村，我警惕着，思忖着，要好好工作，该给村民们瞧点儿颜色，办好学校，教好学生，结好家长，友好村人⋯⋯我这样在整整的 3 年工作中，水到渠成般地进行顺利。得力何在？一半儿在于师范学校里的学习，一半儿在于平时的文学阅读。

我有什么“法宝”在封建气息相当浓重的村子里，还是 19 世纪的 30 年代初，办好一所国民小学，让师生间、乡校间亲密祥和，是什么诀窍？有什么秘密？通过回忆与思考，确凿无疑地在于长时间的文学阅读——特别是后来对于儿童文学的阅读。

在 1922 年 1 月与 4 月，最适合于儿童阅读的两种期刊（每周一册）：《儿童世界》与《小朋友》，相继编辑出版，既新颖，又丰富，深得小读者与他们的老师和家长的欢迎。在此之前，孙硫修早就又编又译地出版了《怪石洞》、

《三双猪》、《小红帽》、《灰姑娘》⋯⋯几十种儿童文学读物。叶圣陶的

《稻草人》，是创作，也在 1921 年问世了⋯⋯作为一个关心儿童精神食粮的教师，于此能不无动于衷吗？对我说来，既是辅导阅读的教学工作，也是自

己文学进修的一门功课。

精神食粮，也不能食而不化，于是自己也想“东施效颦”般学写点儿了，恰在这里，我不能不先写下一个“插曲”：在我进入儿童文学园地之前，我也曾经过文学宫门而闯进去窥探过，虽未得宝，也拾得一二个还不错的石卵。那是在 1929 年的芳草书店出版过一册书信体的小说集，题作《畸形的爱》；

下一年出版了叙事诗集《誓言》，这是以 20 首诗成集的有情节的诗，其中 5 首曾分别刊登在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和北新书局出版的《北新杂志》上。前者主编郑振锋先生告诉我：“您已在我们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儿童小说《学校生活记》，何不循着这道儿前进呢？”嗣后他又不用信笺，只用当年吸的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品海牌”（俗名“强盗牌”）的空壳儿，写上几句鼓励的话，可分量不轻啊。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编辑、教授的手笔，我珍藏着，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家给敌人毁了，连同这珍贵的纸条儿也同归于尽。可在我的记忆里，还是水晶般的那样鲜明。

闲话少说，言归正事。

1928 年底，我离开宝山县小学的教职是被迫的，罪名是“革命”，和另一位同事同日下午被捕，幸得学生的解救，校长的力保，得以无事释放。教育局长的援助，得以在上海立足，一面在大学工读听课，一面在师范当兼课教师，另一面入夜则耕耘“自留地”——写作，经常深夜不寐，依靠稿酬来弥补工读生活的不足。1930 年底，业余写作居然在寒冬开出花来，我应赵景深与李小峰两位的选拔，进入北新书局当编辑，负责《小学生》半月刊的编辑工作。两年半后，因我在业余时间里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语文教科书与小学默读课本而产生了意见，于是我进了在两年前曾被张一渠邀请去儿童书局工作，如今顺水推舟地实现了，而且当上了编辑部的主任。可是好梦不长，作为一个殖民地的人民，有志难逞，敌人特别对文教事业，肆意摧毁。谢六逸为《立报》主编的《言林》副刊，被迫南迁香港。留在沦陷区上海的我，只得选择翻译工作的那条路子获得主编顾冷观的协助，《绿野仙踪》、《小夏蒂》（一译《海蒂》）、《出卖心的人》、《杜立德航海故事》与《一文钱》等等，陆续发表，日子得以过去。

待等太平洋发生战事，上海全是侵略军的世界，我这个文化人，也只能往桂林、重庆躲避，在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呆了两年半，西迁的中华书局编译所，就在李子坝准备复刊具有历史意义的期刊《小朋友》，我幸运地获得金兆梓老师、姚绍华同学以及吴廉铭先生的推荐和引进，坐上主编的位置，直到解放后 1952 年 12 月让位，但是我还处在少年儿童出版事业的岗位上。尽

管这 40 多年来（可惜“文化大革命”的十载大好时光！全都蹉跎了），中间一度在华东、北京两个师范大学教课，在中国作家协会当理事，可是夙兴夜寐地没有停过写作，发表了一些作品且不谈，单在为同志们创作出书，被邀写序文的，就积有 130 多篇，已出版了《他山漫步》、《天涯芳草》、《火树银花》；其第四集《苍松翠柏》，估计今年年底也可以编竣。

关于理论方面，早在 1932 年出版了《儿童故事研究》，1933 年出版了

《儿童文学研究》，1978 年有《作家与儿童文学》，1982 年有《儿童文学简论》，尚未编竣出版的还有《儿童文学谈屑》。

至于作品则已出版《童话集》与《小说集》；尚待编辑审读的还有《文集》与《诗歌集》。都 30 多万字。

作家之路，该怎么走？走准了，自然能成为名作家。走不准，只能是“歧

路亡羊”的追踪者。我大概是没有走准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