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日记·路

孙幼军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指望我当个工程师，经常对我讲，成为一个“技术人才”，什么时候都有饭。他的心脏，用他自己的话说“该通的地方不通，不该通的地方通”，跳不了多久，他这么喋喋不休，纯粹是为了我。我太小，无法理解爸爸的苦心，莫名其妙地做了一阵子当飞机驾驶员的梦之后，决心当个作家。大概我终日捧着文学作品苦读的劲头儿感动了他，有一回他对我说：“当作家也行。”接着他又指点我：

“多读！读多了，这本书里取出一段儿，那本书里取出一段儿，就成了自己的一本书！”

有好长时间，我一想起爸爸的话就忍不住笑，特别是后来，在我看到有人读了一本书就全部取来，“成了自己的一本书”的时候。

但是，我面对稿纸，回忆着书籍在我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我忽然有了新的想法。爸爸是个勤奋的人，不会鼓励自己的儿子当个文抄公，他多半是在深入浅出地向一个娃娃解释书的作用。可惜这话爸爸只讲过一次，很快就变了主意，又在为我将来的饭碗担忧，讲起“技术人才”那一套。接下去，这一套也没了，因为他 39 岁就离开了人世。所以，我始终没有机会听到他在这问题上的进一步阐述。

我很小就对读课外书有兴趣。那时候专为孩子写的书极少，我读的多数作品是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峨嵋剑侠传》、《女侠黑龙姑》、《琥珀连环》⋯⋯直到现在我还能把当时读过的这类书一口气数出三十部来。平日是借、租，春节前后衣袋里有几块属于自己的钱，我就高兴得发疯，一口气都买了书。记得住在北平北锣鼓巷的时候，过年前鼓楼大街上食品店的摊床列成长队，果脯、冰糖葫芦之类琳琅满目，我到了那里，一概视而不见，眼里只瞄旧书摊儿。美味食品的诱惑咽两口涎水就可以抵挡过去，书的吸引力却是无法抗拒的。我从一个书摊儿寻到另一个书摊儿，蜜蜂采蜜似地搜寻自己想要的书。

两年以后，在长春市一个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把武侠、历史演义小说读了个遍，把书里那些套话背得烂熟，并且模仿着那些作品，自己胡编起来。我将铁路局用过的废旧表格翻转来用针线订成本子，就写在那上面。描写招数的“泰山盖顶”、“犀牛望月”，讲解武器的“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以及表现主人公武功高强的“一张弓威震海外，三支箭射转乾坤”之类陈词滥调充塞其中。惟恐还不够味儿，我边写边绘上插图，腾空上房者有之，飞剑割下首级者有之。我把我的小说拿给同学看，居然就有热心的读者争相传阅。究竟写出的那些玩意儿是“这本书里取一段儿，那本书里取一段儿”，还是纯属我杜撰，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到六年级，我的兴趣转向“新文艺”。我 1947 年 5 月 23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晚上到文叶书林去租了一本冰心小说集，押金是二百元，阅读费（按）20％计算，这还是老主顾的好面子呢！”看得出我常去租书读，也看得出我对武侠小说已不那么热衷。同月 29 日又记有“我走到书摊的北方去，因为现在天正落雨所以他没出摊，我垂头丧气的归路上碰着了书摊掌柜的，所以随他到家里，我们的交换成功了，我给他的是 8 小本：《郭子仪征

西》、《郭子仪地穴得宝》、《青龙白虎》、《唐明皇游月宫》、《三盗梅花帐》、《三探聚宝楼》、《血溅武家寨》、《七子八婿大团圆》，所换得的书有《梦柯》、《炉火》、《老舍幽默集》、《春天里的秋天》、《风沙》⋯⋯ 为什么换得这许多书呢？因为他注重古本演义等小说，不注重文艺小说。记得当时我进行了一场藏书大更新，武侠、演义等小说全部换成了鲁迅、巴金、冰心、叶绍钧、丁玲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书当时也并不易找寻，我搜采得相当齐全，可见是费了不少力气的。也就是在这时候，我用一个有玻璃拉门的小书柜（那是在日本人回国“大甩卖”中买的便宜货）办起“小小图书馆”。图书馆是我自己命名的，我又自己动手用一块木头刻了馆章，每册书都端端正正印上那 5 个红字。

从 1945 年起，我断断续续写些日记。1947 年 3 月开始，我认真起来，

15 日我写道：“每天放学后除了做家庭作业外，实在也无聊的很，几本破书简直看得厌了，我很想写一些作品，但是我还达不到这目的，所以我要写这日记，第一可以记我一天做的重要事，第二也可以练习我的作文，以上可以算是开场白。”看样子是要丢开武侠小说，为当个作家认真做准备了。“还达不到这目的”应该是“还不具有这样水平”的不十分准确的表述。无论如何，“开场白”说明我开始有了些自知之明，比较清醒地迈向 14 岁。

自这日起，我毫不敷衍地写起日记来。在我把它看作是提高写作能力的手段时，是一天也不肯遗漏的。记事，我要求记得清清楚楚；记人，我要求记得活灵活现；记言，我要求记得实实在在，不用自己的话去代替。到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我已经不间断地对生活进行了 13 年的描绘，我的笔变得很听话。有人读了这部作品，说我“熟悉幼儿语言”，有人甚至由此断定我是个女性，及至见面，发现是个大下巴的男人时不免吃了一惊。其实，如果他们知道我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从 13 岁开始就在日记里如实记载他们的言行，他们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我写第一篇成人小说时，编辑同志也夸奖我的语言，并且说：“真看不出这和你的童话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我想，那是因为我的日记写过更多的成人，各种出身、各种职业、有着各不相同性格的成人。

是的，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并且熟悉他们。我自己就曾当过学生、士兵、运动员、教师、五七战士、作家，走过曲曲折折的生活道路。单是小学，我就换过 9 个，历经了伪“满洲国”、汪精卫伪政权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我还去过分别处于四座城市的三个中学、两个大学。我在大学当教师，又在中学时代过课，教过工人扫盲班。我教中国人，也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的国籍多达 20 种，职业包括外交官、记者、医生、商人、家庭妇女、留学生。给他们上课是“个别教训”，因此都混得很熟。我曾在工厂出出入入，还在农村里生活了 4 年多。

就这样，阅读文学作品勾引起我对文学的兴趣，使我产生创作的欲望。长期坚持写日记训练出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也促进我对周围环境、特别是这个环境中人物的观察，而曲折的生活道路既给我提供了多变的社会场景、形形色色的人物，也让我的感情经历了强烈的酸、甜、苦、辣的冲击，使我体验到人生的真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的个性中存在着冒失和急于求成的一面，独在成为作家的问题上，十分沉着、有耐心。从小学开始，我就以作文好出名，老师同学都赞扬。刚入初中，老师读了我第一篇作文，在后面批了“果出亲手，

堪称佳作”八个字。“佳作”之类夸奖我听腻了，“果出亲手”却分明在怀疑我抄袭。当时作文，从书上抄些现成句子是常见的现象。我虽也读过《作文材料精华》之类，却鄙夷抄袭行为，从未干过。我不屑申辩，只在心里说： “老头儿，走着瞧吧！”果然我的第二篇作文那位老师就在课堂上朗读给全班听。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读时绘声绘色，还摇头晃脑。初中时代是我爱好新诗的时期，我读了许多诗集，自己也写，都抄在一册很漂亮的本子里。我有些“狂”，当时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诗我看不上眼，却又从未想到从自己的“诗集”中选出一两篇投出去。读初二的时候，我的一篇散文在省一级的报纸上登出来，那也不是我主动投稿，是老师说我大会发言“很有感情”，要我写出来替我拿给报纸。满纸涂鸦变作铅字，我十分高兴。奇怪的是我并未受到启发，依旧写了东西孤芳自赏，既不示人，也不外投。

直到大学毕业，我才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我准备写一部以我大学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列出详细提纲，并且动笔。在写到 5 万字的时候，我病倒了。当时正是饿肚子的困难时期，实行所谓“劳逸结合”。我整日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床头挂着我从工艺美术商店买来的一个极小的布娃娃，我想病中轻松些，便丢开让我苦恼的长篇小说，用这个小布娃娃当主人公，写起童话来。在接下来的寒假里我完成了它。经过了一点小小的曲折，这本书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了。这便是我的处女作《小布头奇遇记》。

王府井书店里出售这本书时，有许多人买，有大人，有孩子，很热闹。我站在一旁看，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这一年，我已经 28 岁了。从想写书到终于有了一本书，我走了太长太长的路。不过，我到底迈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