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伊斯兰文明在非洲（中）

一、伊斯兰教在西苏丹、中苏丹地区的传播

西非在地理上呈现为一系列纬向分布的地带：气候干燥、水源稀少的撒哈拉沙漠南缘地带（西起塞内加尔河口东到乍得湖地区）被称作萨赫勒地区。“萨赫勒”（Sahel）的意思是“浩瀚的工沙海之岸”（ the shore of the huge sea ofsand）；在这个地带以南是热带草原地带，被称作苏丹地区，“苏丹”

（Bilad al-sudan）的意思是“黑人之乡”（ the land of the BlackPeoples）；从苏丹地带南缘到几内亚湾沿岸是热带雨林地带。由于沙漠南侵，萨赫勒和苏丹这两个地带在历史上的分界是不断变动的。事实上，人们经常将这两个地带统称为苏丹地区，其中西起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的大西洋海岸东至尼日尔河自加奥（Gao）至贝努埃河（Benue Riv.）来汇的这一河段的地区， 被称作西苏丹（the west Sudan）；而自尼日尔河上述河段的东岸起至乍得湖地区及其以南、以东一带，则被称作中苏丹（theCentral Sudan）。在新石器时代，西苏丹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最重要的一个农作物培育中心，起源于非洲的大部分农作物都是首先在这里得到栽培的。进入早铁器时代以后， 在西苏丹和中苏丹建立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的一批国家（除东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外）。这一批国家显然是在穿越撒哈拉的长途贸易的刺激下而得到孕育、发展的。

纪元初期骆驼被引进撒哈拉地区，这就在沙漠中引发了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在此之前马和牛的使用限制了生活于撒哈拉北缘的柏柏尔人的机动性，无论是就其游牧生活还是就其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贸易而言都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那时撒哈拉以南和以北地区之间的贸易量是微不足道的。

养骆驼的柏柏尔游牧民在受到罗马非洲（Roman Africa）农业居民的抵御和排挤的情况下，开始南下进入撒哈拉地区。他们居住在沙漠中部的绿洲， 并进抵沙漠南缘。在撒哈拉游牧的柏柏人大多属于桑哈扎族（Sanhaja），他们同马格里布的桑哈扎人有亲缘关系，经常性的往来与沟通使他们在语言上和风俗习惯上的共同性得到了维持。当沙漠中的桑哈扎人进抵撒哈拉南缘时，那里并不是无人居住的地方。定居的苏丹黑人居民在此之前很久就生活在霍达赫（Hodah）、塔干特（Tagant）、阿德拉（Adra）一带。随着撒哈拉地区的干旱化、沙漠化，定居的黑人居民逐渐南迁，这种迁徙又随着剽悍的桑哈扎游牧民的向南推进而加快了步伐。苏丹黑人在那里仅仅留下一些孤立的群体，沦落为桑哈扎人和后来的摩尔人（Moor）的臣民，他们就是今天主要居住在毛里塔尼亚境内的哈拉廷人（Haratin）。结果在撒哈拉沙漠南缘地带居民的种族成分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侧为定居的黑人农民，另一侧是属于白色人种并实行游牧的桑哈扎人、摩尔人、图阿列格人（Tuareg）以及柏柏尔人其他族体。

公元 2—5 世纪之间的某些时候，沃洛夫—谢列尔人（Wolof—Serer）、索宁凯人（Soninke）、桑海人（Songhay）等生活在萨赫勒地区的黑人农民与推进到撒哈拉南缘的白种游牧民发生了直接接触。这种接触伴随着贸易往来以及游牧者对定居者施加的压力，促进了黑人农民中政治组织的发展：在

黑人农民社会里，部落酋长和一部分商人由于从大宗贸易中获得特殊的好处而演化为剥削阶级；黑人农民为对付白种游牧民的袭击和劫掠而不得不动员其自身的社会和政治资源并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于是，从公元 4 世纪起，在塞内加尔河下游谷地和尼日尔河曲地带逐步地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建立了台克鲁尔（Takrur）、加纳（Ghana）、马勒尔（Mallal，Malel 或 Mellel） 等国家。

阿拉伯人征服北非给撒哈拉南北之间的贸易带来了新的动力。来自伊斯兰世界东半部（主要来自伊拉克）的穆斯林商人也被吸引到撒哈拉商道北端， 诸如费赞的扎维拉（Zawila）和摩洛哥的西吉尔马萨（Sijilmasa）等贸易中心，这样通过撒哈拉商道所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就成了伊斯兰世界商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对西苏丹黄金产地的黄金的渴求就推动着更多的穆斯林商人踏上撒哈拉商道而进入黑人之乡。从公元 8 世纪起，奔波于撒哈拉商道上的马格里布、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人，除了一部分当时尚未改宗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外，其余都是穆斯林，他们把伊斯兰教带进西苏丹和中苏丹的黑人各族社会里，在那里开始了伊斯兰教文明的传播。

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和中苏丹的传播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8—11 世纪 70 年代为第一阶段，11 世纪 70 年代—16 世纪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在西苏丹传播伊斯兰教的主要是来自北非的伊巴底人（ the Ibadis 或 the Ibadites），即伊巴底王朝（ the Ibaditedynasty）的臣民；在中苏丹则主要是伊巴底人和说科普特语的埃及人。他们属于哈瓦利吉派（the Kharidjite）穆斯林，西苏丹和中苏丹的第一批黑人穆斯林是受他们影响而皈依伊斯兰教的。在哈瓦利吉派的伊斯兰信仰里包含有各种前伊斯兰信仰的成分，因此他们对苏丹地区黑人的传统宗教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① 。伊巴底人作家的著作给我们介绍了，从公元 8 世纪起来自塔赫尔特

（Tahert）、瓦尔格拉（Wargla）、南突尼斯和贾巴尔·纳富撒（Djabal Nafusa）的哈瓦利吉派穆斯林跋涉于撒哈拉商道以及移居萨赫勒地带的加纳、加奥、奥达戈斯特（Awdaghust）、塔得迈卡（Tadmekka）、加亚儒（Ghayaru）、扎富努（Zafunu）和库格哈（Kugha）等黑人王国或城市的情况。例如，厄尔

—达尔吉尼（13 世纪）在他的著作里记述了一段有关他的曾祖母的轶事：她约于 1179—1180 年旅行到西苏丹，在那里获悉位于加纳内地的马里王国的国王已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记述印证了厄尔—贝克利（Al—Bakri）记载的那个关于马勒尔（Mallel）的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的著名故事：马勒尔王国备受旱魃蹂躏之苦，按照传统宗教所做的一切祈祷和祭祀都无济于事。居住在这个王国里的一名穆斯林向国王允诺，如果国王愿意皈依伊斯兰教，他将通过祈祷而实现甘霖普降。国王在他的一再劝告下而答应皈依伊斯兰教。于是， 在一个星期五，国王斋戒沐浴后穿上穆斯林长袍，与他一起来到当地的一座小山岗上。这个穆斯林彻夜祈祷，同时国王则反复地念诵着：“阿门”。果然滂沱大雨自天而降。自此，国王虔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命令驱逐了魔法师和捣毁了偶像，他的子嗣和廷臣也变成了穆斯林。然而，这个王国的人民仍继续信仰传统宗教。“自那时以来，他们的国王们都沿用了厄尔—穆苏尔

① UNESCO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the Drafting of a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ⅢeVol.,1988.PP.70—71。

马尼（al—Musulmani）这一头衔①。”可以肯定，马勒尔是当时位于塞内加尔河上游地区的一个马林凯人（Malinke）部落。近世以来有些学者认为它就是后来成长为马里帝国的那个部落②，也有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不一定存在着直接的承袭关系。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当时（11 世纪中期）穆斯林商人已深入到马林凯人居住区，不管马勒尔是不是后来成长为马里帝国的那个部落，作为马林凯人诸部落之一并在后来发展成马里帝国的那个部落的国王改宗伊斯兰教，应当是可信的。根据马林凯人的口头传说，在马里帝国的创建者松迪亚塔（Sundjata）之前，马里的国王们就已经是穆斯林，其中穆萨·阿拉科伊（Musa Allakoi）和巴尔曼达纳（Barmandana）据说还曾去麦加朝圣。

在萨赫勒地带的那些城市里，北非穆斯林商人与当地居民建立了接触： 这些当地居民有奔走于这些城市与黄金产地之间的黑人商人和控制着撒哈拉贸易的苏丹地区诸王国的统治者。伊斯兰教开始在这两部分人中赢得新的皈依者，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限于对这两种人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伊斯兰教是一种分裂的因素：统治集团和一部分黑人商人是穆斯林，平民百姓是“异教徒”。统治集团为了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或者在形式上皈依伊斯兰教，而在本质上仍保留着对当地传统宗教的信仰；或者将当地传统宗教信仰的许多成分杂糅进伊斯兰信仰中；或者在穆斯林商人面前表示皈依伊斯兰教，而在自己的臣民面前又隐瞒自己的信仰。“统治者摆脱困境的方法就是在伊斯兰教和传统宗教之间保持中间立场。因此，他们中间的多数就既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异教徒。①”

在第一个阶段，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在沿着萨赫勒和苏丹地区与撒哈拉商道相衔接的那些主要商道上形成了一个个小社区。这些社区是与当地居民的村庄或城镇住区隔离开的，其居民是清一色的穆斯林商人和神职人员； 那里建有清真寺，人们遵循与伊斯兰信仰相关的风俗习惯，如一日五次进行祈祷，穿阿拉伯款式的衣服，禁食猪肉和烈酒等等。这些社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享有一定的自治权，由它们各自的谢赫（Shaykhs）或卡迪（Kadis）掌管司法权。它们是一块块嵌进黑人社会的飞地。从这些飞地出发，伊斯兰信仰和文明逐渐向当地居民渗透。这种穆斯林与“异教徒”分开居住的模式， 一直持续到相当晚近的年代。厄尔—贝克利、伊本·卡尔东（Ibn Kaldun） 等阿拉伯作家，对这种模式都有过精彩的描述。例如，关于加纳首都昆比— 萨累（Kumbi—Saleh）， 厄尔·贝克利做了如下描述：“加纳的这座城市（the City of Ghana）是由两个座落在平原上的镇子（towns）组成的。其中之一由穆斯林居住。这个镇子很大，拥有 12 座清真寺，其中有一座清真寺是为人们聚会做星期五祈祷的。每个清真寺都有伊马姆（imams）、报时人和拿薪俸的《古兰经》诵经人。那里有法官和学者。⋯⋯王城叫作加巴（al—Ghaba， 意思是树林），离穆斯林住的那个镇子有 6 英里远。⋯⋯在王城里，离朝堂不远有一座清真寺，专供负有外交使命来晋见国王的穆斯林使用。⋯⋯国王

① Al—Bakri,“ Description de I'Afrique Septentrionale par el-Bekvi”,tr.Pary Baron Mac Guckinde Slane ，Paris，

1913，PP.333—334。

② 例如，Andree Clair 在“le Fabuleux Empiredu Mali”（paris,1959）一书中，就持此说。

① J·F·A·Ajayiand Michael Crowder ，eds.，“History of West Africa”，third edition,Longman Inc.,New York1985,P.162.

的译员是穆斯林，他的财务主管和多数大臣也是穆斯林①。”在台克鲁尔和加奥等王国的京城，穆斯林也同样有自己单独的住区（Ward）。

在这个时期，将伊斯兰教传播到西苏丹地区的主要是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穆斯林商人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兴趣去向当地居民传教。但是随着穆斯林商人的到来和穆斯林社区的扩大，西苏丹的许多地方都有了专职的伊斯兰神职人员，这些人在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方面表现出自由派的色彩，对于西苏丹居民的固有信仰颇为宽容，并且通过治病救人、平息纷争、释梦、预卜未来、祈雨和分发护身符等来赢得非穆斯林的尊敬和信任。他们的传教活动对于西苏丹黑人的改宗起了重大作用。

第一批皈依伊斯兰教的西苏丹商人，渐渐地从他们所属的族体分离出来，形成了内婚的群体，形成了以其职业和信仰区分于黑人农民的单独的族体。他们就是如血液流动于血脉中一般在西苏丹广大地域的商业网络中活动的迪乌拉人（ Dyula）、豪萨人（Hausa）和迪亚科汉克人（Dyakhanke）。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诞生于麦加这一商业社会里，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长期经商，因此伊斯兰教提供了一套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伦理和实践规则，这种规则有利于认可和参与商业联系，提供一种将各不相同的族体的成员团结成一体的意识形态，并有利于实现长途贸易所必需的安全保障和信贷制度的建立。正像 A·G·霍普金斯所认为的那样：“伊斯兰教有助于维持一个分布于广泛地域范围内的商业网络或公司成员的一致性，这些公司或网络分布于异域他乡；它能够使商人认同，并因此而毫无困难地共事；它提供了一种在道德上和礼仪上崇尚信誉的行为准则，从而使信托和信贷成为可能②。”这就是为什么西苏丹黑人社会中的穆斯林商人对伊斯兰教的皈依最为真诚。

西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的模式有三种：自愿、被迫和摇摆不定。位于塞内加尔河下游的台克鲁尔的国王沃尔·迪亚比（War Dyabi）被认为是西苏丹诸王国中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统治者。厄尔—贝克利对这位国王的改宗作了如下的描述：“位于‘尼罗河’（当时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均被误认作尼罗河，此处指塞内加尔河——引者）旁的台克鲁尔，是由黑人在那里居住的一个城市，就像其他人（the Sudanese）那样，他们曾是异教徒并信奉偶像，直到拉比斯（Rabis）的儿子沃尔·迪亚比（或沃尔·恩迪亚依 War-Ndyay）在位时为止。他变成了穆斯林，引进了伊斯兰法律，并强制他的臣民皈依这种宗教，使他们睁眼看到了真理。他死于（伊斯兰教历） 432 年（即公元 1040 年）。今天（即公元 1067—1068 年）台克鲁尔的人民都是穆斯林①。”厄尔—贝克利还记载说，台克鲁尔的这位统治者开始把伊斯兰教传播到毗邻的锡拉地区（Silla Country），他的儿子拉比（Labi）于公元 1056 年追随穆拉比德人（Almoravids）统帅伊本·奥马尔（Yahy ibn‘Umar） 同反叛的朱达拉人（Djuddala）进行战斗。由此可见，台克鲁尔的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是自愿的和虔诚的。

加纳王国的统治者则长期拒绝改宗伊斯兰教。尽管他们同穆斯林有着广泛的接触和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固守祖传的宗教。根据厄尔—贝克利的记述，在加纳首都，王城里的人们的宗教是“异教”，他们“信奉偶像”。“王

① Al-Bakri，“DescriptiondeI’Afrique Septentrionale” ，Paris，1911—1913，PP.327—331 。

② A·G·Hopking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London： Longman，1973，P.64 。

① Al-Bakri，前引书，P.324。

城周围是圆顶茅屋和灌木丛，那里住着他们的负责做传统宗教崇拜的祭司。那里还有他们的偶像和王家墓地。⋯⋯当国王去世时，他们就在墓穴之上造一个很大的木质圆顶⋯⋯他们把国王的祈祷用品和武器、吃饭和喝酒的器具、食品和饮料以及伺候他吃喝的那些人，都放进墓穴里。然后封上这个圆顶建筑物的入口⋯⋯他们为死者献上牺牲和酒类等祭品①。”加纳国王之所以坚持信奉祖传宗教，可能旨在保护他的王国免受来自北部的冲击。但是，北部的穆拉比德王朝崛起之后，加纳王国被穆拉比德人征服了，它对伊斯兰教的抗拒导致了它的政治权力的被摧毁。加纳复国之后，它的统治者也成了穆斯林。

加奥（一作考考 Kaw-Kaw）以及直到马里帝国崛起时的马林凯人诸王国的国王，则是对伊斯兰教采取实用主义做法的样板。约于公元 1009—1010 年（伊斯兰教历 400 年），加奥的第十五代迪亚（Dya）（或称扎 Za）科索伊（Kosoy）皈依了伊斯兰教。厄尔·贝克利报道说，当他即位时，一个加里夫（Caliph）按照典型的伊斯兰方式，授予他一把剑、一个盾牌和一本《古兰经》作为权威的标识。他补充说，这位国王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从来就不把这些权力的标识给予任何一个不是穆斯林的人。但是在加奥，据厄尔·贝克利描述，朝廷仪式显然是非穆斯林的。同时，在马林凯人那里，在有关马里帝国的创建者松迪亚塔的历史传说中，几乎看不到他信奉伊斯兰教的任何成分，相反总是强调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魔法师的作用，而他继承的竟是一个早已接受伊斯兰教的王朝。由此可见，这个类型的改宗，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王室与千千万万的非穆斯林民众处于文化断裂的状态中，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当统治者谋求与伊斯兰世界加强联系时，他们便宣称自己是穆斯林； 而当他们谋求动员民族力量时，便转而向传统宗教寻求支持。因此，在穆斯林商人眼里，这些统治者被视作自己的教友；而在臣民眼里，他们则被视作民族传统的继承者和保护人。对于西苏丹诸王国的统治者来说，在两种信仰之间的摇摆不定，恰恰是玩弄权力平衡的一种十分微妙的手段。

伊斯兰教传入中苏丹的时间和方式基本上与西苏丹相同。8—9 世纪，伊巴底人和说科普特语的埃及人沿着撒哈拉商道深入到中苏丹，将那里业已存在的地方性贸易体系与穿越撒哈拉的伊斯兰世界贸易体系衔接起来，尤其是将加奥地区的尼日尔河曲地带的贸易体系与乍得湖以北和以东的卡沃尔

（Kawar）、加涅姆（Kanem）地区的贸易体系衔接了起来。到公元 900—1100 年期间，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和比它晚一些时候建立的北非的穆拉比德王朝， 给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以及加涅姆地区与加奥地区的商业往来，增加了动力， 穆斯林商人在中苏丹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乍得湖以北和以东地区的加涅姆国，在这种频繁的贸易活动中接受了伊斯兰教。

有两个穆斯林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群体对于伊斯兰教在加涅姆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个是突尼斯南部杜扎尔绿洲（theTuzar Oasis）的居民， 他们约于公元 947 年之后南迁到加涅姆；另一个是约于公元 1016—1018 年间

从瓦当（Waddan）绿洲迁入加涅姆的伊本·马尼（Ibn Mani）家族。到 11 世纪时，已有大批穆斯林商人、游牧民、学者和手艺人迁居于加涅姆，他们自称具有阿拉伯倭马亚人（Umayyads）的血统，保存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在他们的影响下，加涅姆的统治者从玛伊·布卢（Mai Bulu）在位（1007—

① Al-Bakri，前引书，P.331。

1023）时起，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伊斯兰教。然而直到玛伊·胡梅·杰勒米

（Mai Hummay Djilmi）在位（1075—1086）时，加涅姆的统治者们仍没有明确地与传统宗教决裂。厄尔—贝克利在谈到这个时期的情况时说，虽然生活于加涅姆宫廷中的穆斯林教士向一代一代的国王传授伊斯兰教义并给他们诵读《古兰经》的一些段落，可是没有一个玛伊（即国王）公开宣称信仰伊斯兰教，加涅姆仍然是“一个信奉偶像崇拜的尼格罗人”的王国。胡梅·杰勒米在位时，伊斯兰教在加涅姆的传播开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这位国王之前，加涅姆王室是杜古瓦（Duguwa）家族，塞富瓦（Saifawa）是这个家族的旁支。杜古瓦家族在容纳众多形式的传统宗教的同时又对伊斯兰教有所采纳，而塞富瓦家族则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与传统宗教实现了决裂。胡梅·杰勒米可能是代表塞富瓦家族从杜古瓦家族那里夺得最高权力的第一位国王，也是加涅姆第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君主。据说胡梅·杰勒米客死于埃及，这说明他是在试图实现一个穆斯林到麦加朝圣的宿愿。他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杜纳马（Dunama，1086—1140 在位）被认为是塞富瓦家族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据说杜纳马拥有一支 10—12 万人的强大军队，曾向加涅姆的毗邻地区的“异教徒”发动了一场“圣战”。他两次去麦加朝觐，在第二次朝觐途中溺死于红海。

从胡梅·杰勒米在位时起，图拉·杜扎尔（Tura Tuzar）、加扬巴拉

（Gayambara）、卡伊·马拉卡依（Kayi Malakayi）、迪希儒（Dihiru）、迪瑞·赖马（Diri Laima）和阿贾米·布卢米（AjamiBulumi）这六大穆斯林移民群体开始成为塞富瓦王室的权力支柱。所有这些群体都通过联姻而与统治王朝结成一体，后来这种联姻成为固定的制度。于是，皈依伊斯兰教遂成为塞富瓦王室维持和巩固权力必需的唯一的选择。

总之，穆斯林伊巴底人的功绩在于他们首先把伊斯兰教传播到西苏丹和中苏丹各族。但是，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义对后世苏丹各族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这种影响似乎只被保存在一些宗教建筑风格上，如西苏丹和中苏丹很多地方的清真寺都建有尖塔，这种形式起初来自南突尼斯；这些清真寺的长方形望楼则是对公元 10 世纪及其以后伊巴底人的主要中心穆扎泊（Mzab）建筑形式的抄袭。

从公元 11 世纪 70 年代起，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和中苏丹的传播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导致这一转变的历史事变是：信奉正统伊斯兰教的穆拉比德人崛起于今毛里塔尼亚境内之后，在北向征服北非、建立了一个大帝国的同时， 又南向于 1076 年征服了加纳王国并使加纳居民很快就皈依了伊斯兰教。穆拉比德人将马立克教派（Malikism）的正统伊斯兰教传播到撒哈拉南部和西苏丹，使那里的穆斯林伊巴底人输入的哈瓦利吉派伊斯兰教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阿拉伯游牧部落希拉勒人（Hilal）或巴努·希塔勒人（BanuHital）和苏莱姆人（Sulaym）从 1050 年起，从上埃及出发，向马格里布迁徙，到 12 世纪中期完全控制了马格里布东部并深入到了中部，同时比他们晚来的阿拉伯游牧部落马基勒人则沿着撒哈拉沙漠北缘向西马格里布推进。这些信奉正统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游牧民取代伊巴底人控制了撒哈拉商道，同时也摧毁了哈瓦利吉教派在西苏丹和中苏丹的影响。

在征服加纳之前，穆拉比德人已使邻近加纳北部的重要商埠、位于撒哈拉西部商道南端的奥达戈斯特（Awdaghust）皈依马立克教派的正统伊斯兰教。关于加纳的改宗，阿拉伯作家厄尔—祖赫里（al—Zuhri）于 12 世纪中

期记载，在加纳被征服之后 7 年，累姆图纳人（Lamtuna，即穆拉比德人）曾支持新近改宗的加纳来强迫塔得迈卡的巴努·坦马克（Banu Tanmak）柏柏尔人的统治者们改宗正统伊斯兰教①。塔得迈卡是南撒哈拉的一个商埠，位于尼日尔河曲东北，同北非的塔赫尔特和瓦尔格拉保持着经常的贸易往来。从北非来的伊巴底商人自公元 9 世纪以来一直把它作为同尼日尔河曲地带进行贸易的一个中转站，同时又把它作为向苏丹地区传播哈瓦利吉派伊斯兰教的一个前哨阵地。中苏丹道腊（Daura）的豪萨人有一个传说，把“巴格达王子” 阿布亚齐杜（Abuyazidu）说成是豪萨城邦的始祖。当代一些学者认为此人似与北非历史上著名的反叛法蒂玛王朝的哈瓦利吉派领导人阿布·亚齐德（Abu Yazid）有某种联系。据历史记载，阿布·亚齐德于公元 947 年被杀害，他的生母是一个苏丹黑人，他本人就出生于塔得迈卡或加奥。由此可以看出塔得迈卡在哈瓦利吉教派向苏丹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同时又可以看出，一旦奥达戈斯特、加纳和塔得迈卡这些位于撒哈拉南缘和萨赫勒地带的重要商埠或王国的居民皈依正统伊斯兰教，那末这种教义向苏丹地区的传播就水到渠成了。

加纳被征服以后，大批索宁凯人（Soninke）离乡背井，四处逃散，这是先前已经开始的移民过程的继续。伊斯兰化的索宁凯商人，即阿拉伯文献中所说的万加腊人（Wangara），在萨赫勒及其以南地区逐渐建立并扩展自己的商业网络，直至热带森林的边缘。他们事实上帮助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把伊斯兰教传播到了这些来自北非的移民从未涉足过的苏丹的非穆斯林地区。从尼日尔河畔的迪亚（Dya 或 Dia）迁徙到巴凡河畔（the Bafing river）的迪亚卡巴（Dyakhaba）的索宁凯人，后来变成了著名的经商族体迪亚科汉克人

（Dyakhanke）。他们转而采用马林凯语并发展成结合紧密的共同体，并将商业活动与传教活动糅合在一起。此外，起源于索宁凯人而在语言上已经马林凯化的其他经商族体，则朝着其他方向延伸业已存在的贸易网络：迪乌拉人

（Dyula）大都向着南方深入；马尔卡人（Marka）活跃于尼日尔河曲地带； 叶尔塞人（Yarse 朝着沃尔特河流域挺进。他们对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的传播作了重要贡献。

继加纳之后相继崛起于西苏丹的马里和桑海帝国，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都需要借助于伊斯兰教。从对外方面来说，这些帝国需要通过经营和控制西苏丹与北非之间的贸易以获取经济收入，需要以推进伊斯兰信仰的边界和进行圣战为名来拓展与维持帝国的版图，需要通过朝拜麦加的活动来显示帝国的富强，以及建立和维持同其北非顾客与伙伴的良好关系。在对内方面， 这些帝国的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保持其同那些血缘与文化彼此迥异的臣服氏族和部落的联盟关系。而像伊斯兰教这样具有普遍性的宗教正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因为它可以在各不相同的氏族和部落中建立起一种有较强凝聚力的共同的文化纽带。在马里帝国，开国君主松迪亚塔的儿子和继承人曼萨·乌利（Mansa Uli）在位期间（1260—1277）曾途经埃及去麦加朝觐。他使马里帝国进一步扩张到萨赫勒地带并控制了迪亚、瓦拉塔（Walata）、廷巴克图（Timbuktu）和加奥等商埠，从而在嗣后数世纪里推动着苏丹地带

① al-Zuhri，“Kitabal-Dju‘rafiyya” 。 “Mappemond du Calife al- Ma ‘mumr eproduite par Fazari（IIIe/IXes.）”， reeditee et Commente par Zuhri（VIe/XIIeS.） 。 Arabictext by Muhammad Hadj-Sadok，BEO，21，1968， PP.181—182。

各族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和萨赫勒地带已经伊斯兰化的各族保持着经常而频繁的接触。而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超越氏族和部落的宗教则为这种接触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规范和粘合剂。在曼萨·乌利之后，朝拜麦加成了马里君主的传统。这种大胆的冒险性旅行使他们更加了解和贴近撒哈拉以北的穆斯林世界，同时也刺激和鼓励了西苏丹各族的一些穆斯林到北非去研究伊斯兰学问。譬如摩洛哥的非斯（Fes）不仅成了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体系的一个商业中心，而且成了来自马里的穆斯林学者们学习伊斯兰学问的中心。由于存在着宗教联系，摩洛哥素丹与马里君主便互相视为兄弟， 1352 年，摩洛哥素丹阿布勒·哈桑（Abu‘l Hasan）去世时马里朝廷曾为他举行了一次悼念仪式。14 世纪，曼萨·穆萨（Mansa Musa）和他的兄弟曼萨·苏莱曼（Mansa Sulayman） 在位时，都曾鼓励在西苏丹建筑清真寺和发展伊斯兰学问。根据伊本·白图泰的亲自观察，苏莱曼在位时伊斯兰教已深入于普通民众之中，其主要戒律已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范。他报道说，当时穆斯林领袖已供职于马里宫廷， 君主和所有的宫廷成员都参加群众性的祈祷活动。在过伊斯兰教重大节日宰牲节和开斋节的时候，“人们都来到礼拜处，那里靠近素丹宫，都穿着美丽的白衣服。素丹披头巾，黑人们只于节日才戴头巾，但法官、讲演员和法学家们例外，他们经常总是戴着头巾，他们于素丹面前诵念赞词。⋯⋯礼拜讲演完毕，讲演员走下讲台，坐在素丹面前，谈很多话，⋯⋯讲演员的话，都是劝善止恶，赞颂素丹，鼓励人们服从素丹，克尽职守的话。”他还谈到： “素丹按时作礼拜，时时坚持集体举行，对于子女，为督促作礼拜而施行体罚。聚礼日，如不早早到寺，会挤得无地容身。”马里人于聚礼日都穿上“洁白美丽的衣衫”，“如一人只有一件破旧的衬衣，他也要把它洗净弄整齐再去参加聚礼。他们注重背诵《古兰经》，如背不出来会给孩子们带上脚绊， 待背出，才行撤去①。”从这里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马里帝国的传播已相当深人，君主明确地、公开地支持伊斯兰教，同时该教的全部声望都被直接地用来劝诫民众忠诚于君主。

然而，即使是正统伊斯兰教，在西苏丹普通穆斯林群众中仍以不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传统宗教和风俗习惯仍顽强地在伊斯兰信仰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机会和位置。对此，伊本·白图泰感触良深。当他来到马里帝国的北部边城伊瓦俩台时，他感到当地居民的情况“甚属奇异”：“一个人不是说其父是某某，而且说其舅是某某，一个人的继承者，不是自己的子孙，却是自己的外甥，这真是举世未见的事。除非是在印度木赖巴尔地方的异教徒那里。可是这里的人，他们却是按时礼拜的穆斯林，还学习过教法，能背诵《古兰经》。至于当地的妇女，她们尽管按时礼拜，却抛头露面，不回避男人”。在马里帝国首都，他看到即使在斋月里，许多女子“都赤裸裸地见人”，“各长官习惯上都在素丹宫开斋吃饭，每人的饭菜由约 20 名赤条条的使女送来。还有为了敬礼而把灰土扬得满头满身。⋯⋯还有许多人吃死物的肉和狗肉、驴肉。”前伊斯兰教的古老习俗也表现在朝廷礼仪方面。伊本·白图泰注意到，在马里，“黑人对他们的君王极其恭敬屈从，⋯⋯如与素丹谈话，素丹答话，他便揭开背上的衣服，把土扬在头上背上，像用水沐浴一般。⋯⋯据说这是他们的礼貌①。”

① 《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602 页，第 607 页。

①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 607 页，第 601 页。

如果说在西苏丹的统治者和一般民众中，伊斯兰教不得不对非洲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做某些妥协的话，那末在那里的一个新兴社会阶层——穆斯林学者中，伊斯兰的统一性和纯洁性则得到了保持。这个社会集团是在西苏丹主要的政治和商业城市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尼亚尼（Niani）、杰内（Jenne）、廷巴克图和加奥是他们聚集的几个著名中心。起初，职业性的伊斯兰宣教师、法学家和学问家都来自北非和埃及。据伊本·白图泰的记述，马里君主曼萨·穆萨和曼萨·苏莱曼经常赏赐他们。倒如，穆萨曾于一日之内赏赐伊斯兰法学家穆德雷克 3000 密斯卡尔；来自今阿尔及利亚的特累姆森一个名叫伊本·谢赫·勒贝尼的学者，由于在穆萨儿童时期资助过他 71/3 个密斯卡尔，穆萨竟赐还他 700 密斯卡尔，还有“锦衣一件，奴隶、男仆多人，并吩咐他要不断常来走动。”而勒贝尼的儿子也是一位学者，“在马里城（即尼亚尼——引者）教授《古兰经》”。伊本·白图泰还提到西班牙格拉纳达城的“杰出诗人阿布·伊斯哈格·萨赫里”终老于廷巴克图并葬在那里②。这些来自北非和埃及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法学家和学者在马里享有优越的地位，在京城尼阿尼的清真寺和布道房里，设有供政府通缉的犯罪者避难的庇护所。马西纳

（Massina）地区穆斯林聚居的迪亚城，在其卡迪（Cadi）的治理下享有自治权，朝廷不得派人进入该城追捕那些寻求庇护的人。

随着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的传播日益广泛和深入，到马里帝国鼎盛时期， 形成了一个由本地的黑人穆斯林学者、宣教师和法官组成的集团，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去摩洛哥的非斯学习过，对伊斯兰学问和诗歌有专门造诣。在西苏丹的各个穆斯林中心里，廷巴克图是最著名的。虽然这座城市到桑海帝国时期才臻于鼎盛，但它在马里治下已经变得很重要。正是在那个时代，被后世学者称作“大学”的两座声名远播的清真寺——星期五清真寺（ the FridayMosque）和桑科尔清真寺（the Sankore Mosque），建筑了起来。它们不仅用于祈祷，而且用于研究。至迟到 16 世纪，廷巴克图的多数穆斯林学者都是在西苏丹土著居民中成长起来的。来自伊斯兰教的故乡希贾兹

（Hijaz）的谢赫·阿布德·拉赫曼·塔米米（Shaykh‘Abd al-Rahman al- Tamimi），发现廷巴克图的学者的学识比他更为宏富。廷巴克图的所有重要官职如卡迪（Kadi）、伊玛目（Imam）和哈迪布（Khatib），都由黑人穆斯林充任，他们大都来自马里帝国的腹地。杰内的情况与此类似，伊本·白图泰赞扬那里的学者是精通阿拉伯诗歌、散文并具有专门学识的杰出的穆斯林。

尽管在此阶段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得到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传播，西苏丹各族人民的传统宗教和文化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在他们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的接触和联系比较少的情况下是这样。15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桑海帝国的崛起，马里失去了廷巴克图、杰内和萨赫勒地带的其它穆斯林中心。由于它的衰落，外来的穆斯林共同体逐渐地撤离了它的京城尼亚尼。而当马里的势力完全退缩到马林凯人的聚居地，即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这两条河流的上游河间地区以后，马林凯人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则重新大行其道。穆斯林虽然仍能在各个马林凯人部落的宫廷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可是酋长们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在伊斯兰教和传统宗教之间摇摆不定的特点，而且往往更多地倾向于和借助于后者。只有万加腊人这个无所不在的穆斯林行商群体，依

②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 606 页，第 610 页。

然忠诚于真正的伊斯兰教，在以后的世纪里继续在西苏丹各族人民中坚持传播伊斯兰教的正是他们。同样，在尼日尔河曲东侧的加奥，自从科索伊宣布改宗以来，历代桑海君主都被认为是穆斯林，但是直到 1464—1492 年在位的索尼·阿里·贝尔（Sunni‘AliBer）时，都没有真正放弃对桑海人传统宗教的信仰。索尼·阿里统率桑海人从尼日尔河曲东侧扩张到西侧的马西纳以后， 在廷巴克图指定了一个卡迪（Kadi），可能在其他伊斯兰城市也是如此。这些城市的穆斯林贵族对索尼·阿里的宗教信仰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激烈的攻击，甚至把他描写成一个残忍、暴虐和堕落的君主。索尼·阿里的非正统的、不纯粹的伊斯兰信仰，据说归咎于他童年时期在他母亲的家乡法鲁（Faru）， 即索科托（Sokoto），所受的桑海传统宗教教育。近世学者认为，廷巴克图等城市的乌拉玛（‘Ulama，即穆斯林贵族）之所以与索尼·阿里势不两立， 从政治上说，是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站在阿基勒·阿克·麦劳勒（Akil Ak Melaul）领导的图阿列格人（Tuareg）一边，而后者则是索尼·阿里的宿敌； 从宗教上说，是因为索尼·阿里“不是一个好的穆斯林①”，而且事实上他是传统的桑海文化的象征，这种文化是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社会尖锐对立的。索尼·阿里死后桑海帝国内部爆发了内战，新任君主索尼·巴雷（Sunni Baare）拒绝变成一个伊斯兰教的真正皈依者。由洪波里总督穆罕默德（the Hombori — Loi Mu-hammad ）和他的兄弟乌玛尔·贡迪亚格霍（ ‘ Umar Komdiagho）领导的一个伊斯兰教派，举兵反叛索尼·巴雷，并在靠近加奥的安发奥（Anfao）把他推翻。穆罕默德·图雷（Muhammad Ture）夺取了君主的权力，采用了阿斯基亚（askiya）这一头衔，建立了阿斯基亚王朝，从此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的势力和影响进入鼎盛时期。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图雷系统地实践了穆斯林政策，尽心竭力地将伊斯兰教引进并扩展到西苏丹地区。到 15 世纪，伊斯兰教终于在尼日尔河曲和萨赫勒地带得到了普遍确立。在城市地区，一个能够用阿拉伯语阅读和写作、潜心研究伊斯兰学问的知识者阶层，对桑海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拥有巨大影响；一批由当地土著穆斯林写作的伊斯兰宗教和学术著作的面世，不仅结束了西苏丹没有成文文化的历史，而且使西苏丹的伊斯兰教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宗教。阿斯基亚王朝的历代君主对外来学者采取乐善好施的政策，赐给他们许多荣誉和礼品（包括田产和奴隶在内），使他们享有在别国不可企及的社会声誉。然而，即使到15—16 世纪，伊斯兰教在全桑海帝国境内仍然不占统治地位。居住在帝国东部的普通桑海人以及生活在帝国其余部分的乡村地区的各族人民，仍然固守着他们祖先的信仰。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图雷在写给来自北非的著名伊斯兰神学家厄尔—马吉利（Al-Maghili）的一封信里，对这一状况深感痛心， 然而他对此却无能为力。摩洛哥入侵并占领尼日尔河曲地带以后，桑海帝国分裂为许多部落。在各个部落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臣民，大都复归于传统宗教，或者采取介于伊斯兰教和传统宗教之间的立场。

11 世纪 70 年代至 16 世纪末，伊斯兰教在中苏丹地区的传播也有所进展。在加涅姆帝国，到玛伊·比利·b·杜纳马（Biri b.Dunama）在位时期

（1140—1166 年），传统宗教习俗在宫廷里又故态复萌：母后（Maqira）以比利判决一个贼自杀而不是按照《古兰经》的规定砍掉他的手为借口，将这位玛伊在宫中囚禁了一年，在这期间比利只能垂帘听政（将他与朝臣隔开的

① D·T·Niane ，ed，“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Ⅳ”，Unesco1984，P.193。

一道帷幕叫作 Fanadir）。尼日利亚历史学家巴尔金都（Bawuro Barkindo） 认为：“肯定地说，母后对这位统治者采取法律行动甚至对他进行惩罚，这不是伊斯兰教的做法。母后似乎在前伊斯兰时代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被胡梅和杜纳马所取消，但是在比利在位时又东山再起，而且一直继续到王朝的终结。玛伊垂帘听政，估计也是一种前伊斯兰做法的故态复萌，这种做法也继续到王朝的结束①。”再度得以实行的前伊斯兰时代的其他一些做法，可能还包括玛伊的登基仪式中的非伊斯兰成分在内。意味深长的是，宫廷中的伊斯兰经师（Ulama）对上述非伊斯兰习俗的复辟居然予以容忍，而且对按照前伊斯兰习俗的方式登基的玛伊们依旧予以祝福。

伊斯兰教在加涅姆帝国拥有的权力和声望，在 13 世纪上半叶玛伊·杜纳马·迪巴拉米在位时（1210—1248 年）达到了顶峰。迪巴拉米（Mai Dunama Dibalami）作为一个勇武的穆斯林君主和伊斯兰学问赞助者的名声，远播于北非和中东。他不仅亲自去麦加朝圣，而且在开罗建筑了一所专门用来接待来自加涅姆的朝圣者和学生的馆舍。他试图摆脱前伊斯兰习俗的约束，但成效不彰。他的继承人玛伊·卡代（Mai Kaday）在位时 （1248—1277 年）， 前伊斯兰文化在宫廷斗争中继续成为唤起和激发每一个强人觊觎权力、实现其阴谋和野心的精神力量。

塞富瓦王室在玛伊·乌马尔· b·伊德里斯（Mai Umar b.Idris）在位时（1382—1387）放弃了加涅姆地区而迁徙到乍得湖以西的博尔努（Borno 或 Bornu）地区。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政治混乱，到玛伊·伊德里斯·阿劳马在位期间（1580—1617）才迎来了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据编年史记载， 伊德里斯·阿劳马大力复兴伊斯兰教，在国内建造了一批清真寺，并在麦加建造了一座专供朝圣的博尔努人投宿的旅舍。他试图强使其臣民遵循伊斯兰道德准则，“竭尽全力清除和改革一切公开流行的”非伊斯兰习俗，并用伊斯兰法律取代习惯法。“为了做到严格遵守《古兰经》和符合穆罕默德的言行，他把一切争讼都移交给博学的穆斯林法官，并全权委托他们做出各种判决①。”这样就剥夺了各部落酋长传统的司法职能。至此，伊斯兰教表面上看起来已深入到乍得湖地区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实际上在这种信仰中仍掺杂和混合了当地人传统宗教习俗的因素。

从博尔努西部边境到尼日尔河畔，主要是豪萨人居住的地区。在中苏丹的这一部分，伊斯兰教的传播来自西边的尼日尔河曲和东边的博尔努这两个方面。据《卡诺编年史》记载，国王雅基（Sarki Yaji）在位期间 （1349

—1385 年），“万加腊人从麦勒（Melle）把伊斯兰教传进”卡诺（Kano） 城邦萨尔基②。雅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严格要求他的臣民遵守伊斯兰教规。但是直到穆罕默德·雍发（Muhammad Rumfa）在位（1463—1499 年）之前， 皈依伊斯兰教的只限于卡诺的统治阶级。从 15 世纪下半期起，豪萨城邦的统治者开始大力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他们的臣民中去。当时扎里亚（Zaria）城邦

① Bawuro Barkindo，“The Early States of the Central Sudan：Kanem，Borno and Some of the irneighbours to C.1500A.D.”，in“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one ，thirdedition，P.236。

① Ahmad Ibn Furtuwa（or Fartua），“History of the first twelveyears of the reign of Mai Idris Alooma of Bornu

（1571—1583），byhis Imam”，Eng.transl.H.R.Palmer，Lagos，1926，P.12，P.20。

② H.R.Palmer，“Sudanese Memoirs：being mainly translations of a number of Arabic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udan”，Vol.3，Lagos，1928，P.104。

的君主穆罕默德·腊鲍（MuhammadRabbo）、卡齐纳（Katsina）城邦的君主穆罕默德·科饶（Mu-hammad Korau）和卡诺的穆罕默德·雍发都深受来自北非的穆斯林改革者厄尔—马吉利和来自埃及的著名伊斯兰学问家厄尔—苏玉梯（Al-Suyuti）的影响，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按照伊斯兰教规给予指导。厄尔—马吉利应雍发之邀写了《论君主的义务》（theObligations of Princes）， 该书遂成为豪萨城邦君主们的行动指南。据传说，那时先知的后裔，即谢里夫（Sharifs）们也抵达豪萨城邦，他们的传教活动导致了豪萨人伊斯兰信仰的加强和一些传统宗教残余的被清除。有些君主，如卡齐纳的科饶的继承人伊伯拉罕·苏拉（Ibrahim Sura），甚至采取囚禁拒绝祈祷的人等严厉的惩罚措施，来强迫自己的臣民改宗。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伊斯兰教被普遍地接受了下来，事实上真正皈依伊斯兰教的只限于豪萨商人和职业教士，宫廷圈子的那些人奉行的则是一种混合的宗教，而广大民众则继续坚持其传统信仰。伊斯兰教在豪萨人地区传播产生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结果，是豪萨商人继迪乌拉人之后，成长为西非另一个最活跃的商人群体。随着通往柯拉果产地的商道的开辟，豪萨商人和迪乌拉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热带森林地带的北部边缘。

在乍得湖以南和以东地区，巴吉尔米（Bagirmi）也在 16 世纪变成了一个穆斯林国家。受这一事态的鼓舞，阿布德·厄尔—卡里姆（‘Abd al-Karim） 国王也将瓦代（Wadai）变成了一个至少在表面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在苏丹地带的西端，即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到 16 世纪时绝大多数居民也都被视作穆斯林了。在那里沿大西洋海岸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穆斯林宣教师在宣传伊斯兰教义。冈比亚河边上的三座里巴特（ribat）专门培训宣教师， 随后他们被派遣到各个毗邻的地区去传播伊斯兰教义。沃尔特河流域的莫西人（Mosi or Mossi）长期抵制伊斯兰教的传播，14 世纪时他们甚至洗劫了西苏丹著名的穆斯林中心廷巴克图和瓦拉塔（Walata）。只是到了 17 世纪，

穆斯林商人叶尔塞人才开始渗透到莫西人诸王国；而且晚至 19 世纪，才有一些莫西人改宗伊斯兰教。

综上所述，到 16 世纪，在北起撒哈拉沙漠南缘，南到热带森林边缘地带， 西起塞内冈比亚，东到瓦代的辽阔地域内，各个大国以及多数较小的国家的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成了穆斯林。同时，在各个城镇和多数乡村地区， 属于各个族体的非洲人都已皈依伊斯兰教，然而除了穆斯林商人和伊斯兰神学家、学问家、法官表现出应有的忠诚和热忱外，其他穆斯林民众的皈依只是虚有其表。尽管如此，经过若干世纪的努力，伊斯兰教已成为这里唯一具有普遍性的宗教。8 世纪至 16 世纪的西苏丹和中苏丹历史，并不是一部伊斯兰文明史，而是伊斯兰教持续不断地传播，逐渐地深入到当地各族人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若干方面，并与他们固有的文化发生冲突、摩擦、撞击，以及最终相互妥协、容纳与融合的历史。

二、西苏丹、中苏丹最早的几个国家

从公元第一千纪初起，由于铁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由于撒哈拉商道的逐步完善和贸易量的增大，在西非萨赫勒地带开始了国家形成的过程。在最早建立起来的一批国家组织中，较为重要的有加纳、台克鲁尔、马勒尔、索索、考考（加奥）等。

1. 加纳

不管加纳的统治者是来自柏柏尔人还是来自当地的非洲人（由于缺乏可信的史料，今天很难把这一点搞清楚）①，但可以肯定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是索宁凯人。索宁凯人是大曼德族系（thegreat Mande family）分布于萨赫勒地带的那些族体中的一个，该族系的其它族体分布在向南远至森林地带的广大地域。在北部，索宁凯人与撒哈拉沙漠中的白人游牧民接触的时间最长， 以至于其别名“萨拉科累人”（Sarakolle）具有“红种人（白种人）”（‘red[white] people’）的含义①。事实上在柏柏尔人抵达西撒哈拉南部之前，索宁凯人的先民已经在那里生活，从至今仍生活在瓦拉塔、奈马（Nema）、提奇特（Tichit）以及远至沈奇特（Shinqit）的那些说阿泽尔语（Azer）、属于索宁凯人的一个支系的黑人群体，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与柏柏尔人不同，索宁凯人以务农为生，随着金属工具的引进和使用，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生了巨大变革。他们最先承受了南进的柏柏尔游牧民所带来的压力以及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外部因素推动着他们在较大的范围里进行社会—政治的重组，以期战胜任何来自柏柏尔游牧民的侵略和赢得对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体系的控制。在这一贸易体系里周转的货物主要是食盐和黄金：沙漠商队将产于撒哈拉的矿盐运进萨赫勒地带的那些城市，在那里换得的是产于塞内加尔河与法莱米河（Falemi Riv.）汇合处的班布克 （Bambouk）的黄金。加纳就是在这些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建立起来的。

沿着撒哈拉商道传播开来的关于加纳的信息，抵达撒哈拉以北的阿拉伯人当中，并经过他们传到倭马亚帝国的首都巴格达以及帝国的东部地区。“加纳”这个名字于 830 年首次出现于阿拉伯文献中，出现于厄尔—法扎里

（al-Fazari）和厄尔—科瓦瑞资米（al-Khwarizmi）的著作中。但是除了加纳盛产黄金这一点以外，对这个国家的情况则完全没有谈及。厄尔—雅库比于公元 872 年写成的著作，是最早提供了关于加纳的较为具体的情况的文献，他提到了加纳、加奥和加涅姆这三个国家以及在它们管辖下的别的王国， 而且意识到这三个国家事实上只是凌驾于那些较小的部落之上的一种超结构

（superstructures）①。在嗣后的 2 个世纪里，阿拉伯地理学家很少谈到加

纳。直到 1067 或 1068 年厄尔—贝克利的著作面世，才使后人对加纳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这本法文译名叫《北部非洲记述》的著作是根据到过西苏丹的旅行者提供的情况写成的。该书对加纳及其邻国做了详细描述，因其资料的可靠性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除了阿拉伯文献中那些记载外，在索宁凯人各群体中还有一些流传至今的有关加纳的口头传说。据人类学家 Ch.蒙泰伊经过广泛的调查、搜集而整

① 17 世纪由西苏丹本地学者写成的阿拉伯文史书《苏丹史》和《探索者史》，都依据口头传说资料，认为加纳和桑海的早期统治者具有白人血统。流传至今的一些传说甚至肯定地宣称，西苏丹许多地方性的王朝的统治者都源自白人，都以历史上的或神话中的某个穆斯林伟人作为其祖先。在当代非洲史研究者中，有些人直接将传说视作史实；另一些人则认为：“直到 12 世纪中期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柏柏尔人或阿拉伯人将白人血统注入到台克鲁尔、加纳或桑海的早期统治王朝中去，传说中的白人起源只不过是伊斯兰教传入后所造成的影响的一种结果。”（前引书‘HistoryofWestAfrica’，P.130）

① M. Delafosse，‘Le Gana et le MalietI’emplacement de leurs capitales’ ，Bulletin du Comitéd’Etudes Historiques

de I’Afrique Occidentale Francaise1924,P.494 。

① al-Yakubi，‘kitabal-Ta’rikh’ ，ed.byH.T.Houtsma，Leiden，1863—1866，PP.219—220 。

理出来的《关于瓦加杜的传说和索宁凯人的起源》一文②，“加纳”在索宁凯人中被叫作“瓦加杜”（英文拼写为 Wagadu，法文拼写为 Ouagadu）。瓦加杜是一个繁荣的王国，其首都在昆比（Kumbi），其国王的尊号为“马加”

（Magha ）或“曼加” （ Manga），国王属于西塞父系集团（ the Sisse patronymicgroup）。由于受惠于国王的守护神——一条蛇，瓦加杜每年都能采集到大量的黄金。在祭拜这条蛇时都以一名处女作为牺牲。有一年，被选作祭品的那名处女的意中人杀死了这条蛇，结果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了：垂死的蛇发出了可怕的诅咒，从而引起土地的干涸和黄金资源的断绝。自那时起，金脉转移到了尼日尔河上游的布尔（Bure）。结果，人民四处离散，他们的家园变成了沙漠。这一传说的某些细节在距今三、四个世纪以前的《苏丹史》和《探索者史》中已被提及① 。这两部史书都将马里视作卡亚—马加

（Kaya-Magha）王国的继承者。《探索者史》说：“马里是在西方的统治者卡亚—马加的王国衰落之后才崛起的⋯⋯，卡亚—马加在瓦科雷语（ Wa ‘kore，即索宁凯语）里意思是‘黄金之王’（the‘King of gold’ ）⋯⋯。其首都的名字是昆比（Qunbi），这是一座重要的城市。②”《苏丹史》说： “世界的那一部分的第一个王国就是卡亚—马加的王国，其首都是加纳，这是巴加纳（Baghana）地方的一个重要城市③。”考古学家 P.托马塞和 R.毛尼认为：“索宁凯语中的‘瓦加杜’和马林凯语中的‘巴加纳’是同一地域的两个名称”。其他相似之处是各种传说都提到黄金对于这个国家的作用、马加这一尊号以及首都昆比。人们假设今毛里塔尼亚东南角上的昆比—萨累

（Kumbi-Saleh），可能就是那个王国的首都。在那里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穆斯林城的遗迹，该城在大约 13 世纪的时候被废弃了。这或许就是厄

尔—贝克利于 1067—1068 年描述过的加纳首都的穆斯林住区④。厄尔—贝克利将加纳首都确定在奥卡尔（Awkar），这是柏柏尔人为瓦加杜这片地方起的名称。他将加纳这个名称既用来指称王国，也用于指称其首都。他明确地说： “加纳是其国王的头衔。”据人类学家德拉福斯研究，“加纳”（Gana）或“卡纳”（Kana）在马林凯语中还具有“军事首领”（awar chief）这层含义①。按照厄尔—贝克利的记述，在 1067—1068 年时在位的国王是冬卡·麦宁（ Tunka Menin），他即位于1063 年，王位继承自他的舅父霸西（Basi）。当代学者莱维戚翁认为，这一关于加纳实行母系继承的证据只是一个孤证， 或许是例外情况而非一般规则。加纳王位的父系继承既同索宁凯人中现行的

② Ch.Monteil，‘La Lé gende du Ouagadu et le I’origine des Soninke’ ，in Melanges Ethnologiques， M ém. del’Institut Frangaisdel’Afrique Noire ，no.23，Dakar，1953，pp.359—408 。

① Al-Sa‘di ，Ta’rikh al-Sudan ，texte arabe éd.et trad. ，O.Houdas，Paris，1900（repr.1964）。Ta’rikh al-Fattash texte arabe et trad.fr.，O.Houdas et M.Delafosse，Paris，1913—1914（repr.1964）。关于《探索者史》的著者， 参见 N.Levtzion，‘A Seventeenth Century Chronicle by Ibnal-Mukhtar：a critical review of Ta’rikh al-Fatt āsh’， Bull.S.O.A.S.，1971（inpress）。

② Ta’rikhal-Fattash ，PP.75—76 。

③ Ta’rikhal-Sudan ，P.18 。

④ P.Thomassey ，etR.Mauny ，‘Campagne de fouilles a Koumbi Saleh（Ghana？）’，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sais de I’Afrique Noire ，ser.B.，1956，PP.117—140。

① M.Delafosse，‘LeGanaetleMali’，P.487 。

继承模式也同古老的索宁凯人王国的历史传说相一致②。

关于加纳的早期发展，据《探索者史》记载，在 8 世纪末叶之前，曾有

44 位柏柏尔人君主接连不断地统治这个国家，其中希吉耒纪元前（即公元 622

年前）在位的有 22 位，在那之后在位的有 22 位。当代学者据此做出推算，

认为加纳的起源可上溯至公元 3 世纪或 4 世纪。加纳的疆域长期局限于塞内

加尔河和尼日尔河上游的河间地区。公元 8 世纪末，一个名叫卡亚—马加·西塞的索宁凯人夺取了国家权力，从此开始了西塞王朝的统治。9—11 世纪是加纳繁荣强盛的时代，其领土北起撒哈拉沙漠南缘，南到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上游的黄金产地，西与塞内加尔河中、下游地区的台克鲁尔、锡拉两王国接壤，向东伸展到廷巴克图附近。今毛里塔尼亚境内的柏柏尔人当时也臣服于加纳。

根据阿拉伯文献（包括《探索者史》和《苏丹史》）和索宁凯人的口头传说，我们现在有可能对加纳的政治体系、经济生活以及首都的情况进行描述与分析：

政治体系厄尔—贝克利报道说，加纳国王冬卡·麦宁“拥有很大的权力并希望像一个伟大的帝国的统治者那样受到尊重③”。国王被视为具有神性的人，他是作为一个族长来统治国家的。他的宫殿里居住着一个大家族，有他的近亲、奴仆和显贵。他是索宁凯人诸部落的大酋长，又是军事首领，还是宗教首领，支配着王城附近的圣林（王陵）的祭司们。他被认为是索宁凯人诸部落的保护神的子孙。西塞氏族的成员垄断着宫廷和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主要职位，各大臣和省督都是国王从西塞氏族成员中选任的①。西塞氏族的图腾祖先是蛇神瓦加杜——比达（Ouagadou—Bida），据说它在国王即位那天爬出洞穴享受祭品。厄尔—贝克利对加纳国王冬卡·麦宁的装饰和临朝听政的情况做了详细描述：只有国王和王储有权穿裁剪和缝制的衣服，其余的人则身上裹着一块四角的棉布，富裕的人则裹一块绸子或锦缎。国王穿戴得像妇女一样，带着项圈和手镯。当他接见自己的人民，倾听他们的诉讼，为他们主持公道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圆锥形茅屋宫殿里。宫殿周围绕着一圈像围墙一样的篱笆，院子里拴着一些披金制马衣的马匹。国王“把他的马匹拴在沉重的黄金桩上”，以炫耀其拥有的财富和权力。国王的身后，站着 10 个手执盾牌和镶金宝剑的侍从，他的右边是在其宫廷中作为人质的藩邦国王们的儿子。他们都穿着华丽，头发中间编入黄金。王城（叫作“加巴”al—Ghaba， 意思是“洞穴”）的总督和宫廷中的诸大臣坐在国王前面的地上。宫门由良种狗守护着，它们从不离开王座所在的地方。这些狗都戴着金制项圈，项圈上悬垂着一些装饰品。国王到来的时候，击鼓升堂，他们把这种鼓叫作“得巴”，是用一块凿空的大木头做成的。民众一听到这种鼓声，就聚拢到这里来。当他们来到国王面前时，都一齐跪下并用尘土撒在自己头上，这是他们朝见国王的礼节②。

当国王要死的时候，就用木头建造一个圆顶的陵墓。国王死后，人们把

② See N.Levtzion，‘Was royal Succession in Ghana matrilineal？’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1972，PP.91—93。

③ Al—Bakri,Description de I’Afrique Septentrionale ，P.327 。

① Djibril Tamsir Niane，etJ.Suret—Canale，Histoiredel’Afrique Occidentale ，Paris，1961，PP.31—32。

② Al—Bakri, Descriptiondel’Afrique Septentrionale ，PP.327—331 。

尸体放在陵寝内一个用毯子和垫子铺成的台子上。在尸体周围，放上死者的饰物和武器，以及他生前常用的餐具，里面盛满食物。国王的厨师、司酒官和很多奴婢，也被置于其死去的主子的身边。然后人们用织物和席子覆盖在棺木上面，贴着地面层层缝合；接着用土隆起一个很大的土墩，土墩周围挖一条壕沟，只留下一条通道。每逢重大节日，就杀人祭奠已死的历代国王。王陵位于王城附近的一片丛林里，祭司们住在那里为死去的国王做祈祷，并保护这片丛林，不准任何人入内。国王在这片丛林里设有监狱，“只要把什么人弄到那里去，那末谁也就不再提这个人了①。”

王廷由高官显宦组成，其中一些人是穆斯林和获释奴隶。每天早晨，国王亲自在王城里巡视。他骑着马，在官员们的陪同下出巡，随时准备倾听他的温驯的臣民可能发出的怨言，并当场为他们主持正义②。

国王支配的财富主要来自税收。他对进口的盐、铜和其它商品征税：对驴子运载的每一驮盐入境征收 1 个第纳尔③，出境征收 2 个第纳尔；入境的每一驮黄铜征收 5 个密斯卡尔（相当于 1/8 盎司黄金），每驮杂货征收 10 个密斯卡尔。④从这个国家的矿山里挖出的天然金块，全部归国王所有，只有金砂留给采金的平民。据说国王拥有一块重达 15 公斤的天然金块，它被嵌在国王的宝座上。

国王能够动员一支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庞大的军队，据说有 20 万之众，

其中有 4 万名弓箭手。京城一带的索宁凯人居住区，由王廷直接管理。凡达到规定年龄的索宁凯人，必须服兵役。国王经常调兵遣将去征服周围的小国， 将它们沦为藩属，或者去夺取黄金产地和掳掠奴隶。国王向藩邦征收贡赋， 有时派出大臣，会同戍兵去监督藩邦国王，甚至取而代之。国王拥有一支强大的马队。《探索者史》依据口头传说，对这支马队做了如下描述：“数千匹骏马俯卧在一张张席子上，脖子和腿上都系着丝绸带子。每匹马配备一个供排尿用的铜盆⋯⋯每匹马都由三个人负责照料：一人管喂养，一人管饮水， 一人管排泄。每天晚上，国王高坐在他的红色宝座上，在众多侍从的簇拥下， 俯视着 1 万名被邀到王宫里用餐的臣民们。①”

京城风貌加纳京城位于何处，在 1919 年以前学者众说不一。《探索者史》的一个手抄本说：“他（国王）的城市的名称叫昆比，是个大都会。”因此， 考古学家梅西埃尔 （Bonnel de Mezieres）于 1914 年要求当地人带他去加纳京城遗址，他被径直地带到了昆比—萨累。据他调查，“萨累”（Saleh） 的意思是“圣城”，这样就排除了厄尔—伊德里西（AI—Idrisi）关于萨累是一个君主的名字的说法。从昆比—萨累这个地方的格局和废墟的面积来看，只有这个地方才和厄尔—贝克利描述的情况相吻合。

厄尔—贝克利对加纳京城的描述，有关穆斯林城区的情况，前已述及。关于王城，他告诉我们那地方距穆斯林城区有 6 英里之遥，在这两个城区之间住着当地的居民，他们的房屋是用石头和金合欢树的木头建造的。两个城区之间有一条大路相连。在王城里，宫殿是由一座城堡和许多圆锥形茅屋组

① Al—Bakri，Descriptiondel’Afrique Septentrionale ，PP.327—331 。

② JosephKi—Zerbo，Histoiredel’Afrique Noire ，Paris，1978，P.109 。

③ 第纳尔（dinar）和密斯卡尔（mithqal）都是阿拉伯货币单位。

④ 第纳尔（dinar）和密斯卡尔（mithqal）都是阿拉伯货币单位。

① Ta’rikhal—Fattash ，trad.O.Houdas，Paris，1964，PP.76—77 。

成的。城市郊区有很多供居民饮水用的甜水井，水井附近种植蔬菜。

1914 年以后，考古学家梅西埃尔·托马塞（Thomassey）和毛尼（Mauny） 等对昆比—萨累做了多次发掘。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片很大的居民点，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是用一块块板岩建造的，以一种高度精确的几何角度耸立着。墙壁外侧用木柱支撑。街道中心是一个大广场，次要的街道朝向那条向西南延伸的大街。屋内地面都是用 2 米长的石板铺的。有一座二层楼房子长

达 66 英尺、宽 42 英尺，共有 7 间彼此相通的房间，有一架保留得很完整的

梯子可以上下。另一幢更大一些，有 9 个房间，墙壁主要是用一块块石板似的片麻岩粘以泥胶砌成的，内侧涂以一层黄泥。可以看得出，楼上是主人的生活用房，底层则用来开店和接待客人。房间的墙壁上有三角形壁龛，用于放置灯具和日用器具。显而易见，这片居民点当年是一个商业城区。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铁器，其中有标枪、刀子、箭头、钉子、锣片、锤子、凿子、链子、无脚杯、各种农具和一把剪刀；还有很多玻璃制的称砣，显然是用来称金子的。此外，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地中海一带生产的陶器的碎片， 还有 77 块彩石，其中 53 块上镌刻着《古兰经》的经文，24 块饰有花边。还发现了墓地和一些镌刻着阿拉伯铭文的墓碑，并发现死者被头朝东方放入墓穴。所有这些，都表明这片地方就是当年厄尔—贝克利笔下加纳京城的穆斯林城区。然而，考古学家至今尚未发掘出王城和王室墓地，所以我们至今尚不能对加纳京城做出更加全面的描述。

藩邦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加纳在其鼎盛时期是一个拥有众多藩邦的帝国。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古比于 827 年写道：“加纳国王是一个伟大的国王。在他的土地上有的是金矿，而且在他的管辖下有许许多多个王国。”主要的藩邦有南方的台克鲁尔、索索、马勒尔等，东边尼日尔河中央三角洲上的一些王国，北边的瓦拉塔（Walata）、奥达戈斯特（Awdaghost）等①。

奥达戈斯特是加纳诸藩邦中最富庶的一个。它是公元 6 世纪时柏柏尔人在一片绿洲上建起来的一个商埠。人们认为它与今天毛里塔尼亚境内东塔干特（Tagant）的台格道斯特（Tegdaoust）是一个地方。奥达戈斯特是柏柏尔人的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在今天的台格道斯特发掘出来的一些房屋的废墟，表明那些房屋当年是被用作货栈的。据伊本·卡尔东（Ibn Khaldoun） 说， 9—10 世纪时，柏柏尔人王公提科兰（Tiklan）及其伟大的继承人提鲁坦（Tin Yeroutan Tiloutan）将柏柏尔人联合起来，建立了奥达戈斯特公国。厄尔—贝克利带有几分夸张地报道说，当时奥达戈斯特拥有 10 万名沙漠行商

和单峰骆驼，并迫使加纳以外的黑人群体缴纳贡赋。从 10 世纪末起，加纳攻占了奥达戈斯特，在这里设了一名黑人总督。

厄尔—贝克利告诉我们，奥达戈斯特生意兴隆，“市场总是很活跃的。人群拥挤，喧闹之声震耳欲聋，以致于人们只能勉强听见身边的人讲些什么话。买主以金砂付款，因为那里没有白银货币。那里有美丽的建筑物和漂亮的住房。人口中的多数是柏柏尔人。”城市郊区有菜园，园中种着黄瓜；还有椰枣园和无花果园。这样就在城市周围形成一道阻挡沙漠侵袭的屏障。奥达戈斯特是一个重要的伊斯兰教中心，那里建有一座扎美式（djame）大清真寺，还有不少较小的清真寺。

奥达戈斯特之所以富庶繁荣，是因为它位于从北非的西吉尔马萨

① JosephKi—Zerbo，Histoiredel’Afrique Noire ，PP.107—108 。

（Sidjilmasa）南下越过撒哈拉沙漠的商道的南方终点，它北距西吉尔马萨有 2 个月的路程，南距加纳京城有 15 天的路程。

经济生活加纳的居民大都是农民，他们种植高粱、黍、小麦和棉花，采割树胶和蜂蜜。农民们在收获之后用粮食纳税。加纳的手工业也颇为发达。北非商人到昆比去购买棉制品和鞋子，这些商品是由索宁凯人工匠制作的。厄尔—贝克利在讲到尼日尔河流域的特兰加城时写道：“在那里纺织名叫‘席皮亚’的布匹，这种布匹长宽各 4 肘①。居民们并没有多少棉花，但是差不多每家都有棉田。”

加纳经济的支柱是金矿的开采和对外贸易。黄金产自南方的加兰

（Galam）、班布克（Bambouk）和布雷（Boure）等产金区。国王对金矿的开采实行某种形式的垄断，只有金砂才能投入流通。金砂产出后，经万加腊

（Wangara）商人①流入萨赫勒地带的商埠。万加腊人由于经常往返于黄金产地与昆比等商埠之间，与阿拉伯和柏柏尔商人之间联系密切，所以较多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厄尔—贝克利说，加纳最好的黄金来自吉亚茹（Ghiyaru）城， 该城距加纳首都有 18 天路程，是位于塞内加尔河上游右岸的一个贸易据点， 距今卡叶斯（Kayes）城不远。这个城市的西边是亚拉斯尼（Yarasni），那是另一个贸易中心。厄尔—贝克利没有谈到沿着昆比至吉亚茹和亚拉斯尼这条商路而居住的穆斯林社区，但是说到“当穆斯林进入他们那个地方时，人们给他们以尊重，不过二者的生活方式并不一致②。”

加纳的黄金可能在 8 世纪时就已大量输出到马格里布。伊本·蒙卡尔（Ibn

Hawkal）在讲到 734 年一支阿拉伯军队深入到西苏丹的情况时说：“他们满载而归，带来许多黄金。”雅库特在其《地名辞典》的“提卜尔”一条中， 讲到马格里布商人深入到加纳的黄金产地进行“哑交易”的情况：“这（即提卜尔）是苏丹人地域内的一个国家，称为比拉德—阿特—提卜尔（金砂之国）。纯金即由此运出。该地区位于马格里布以南。商人们从西吉尔马萨出发，前往苏丹边缘地带一个叫作加纳的城市。⋯⋯他们在前往加纳途中经历了闻所未闻的困难，⋯⋯终于来到他们和金砂之国分界的地方。于是他们敲响随身携带的大鼓，凡当地人民所住之处，都能听到鼓声。⋯⋯商人们断定那些人已经听到鼓声，于是就摆开各人所带的货物，各种商品分门别类地陈列。然后他们离开这个地点大约一天路程的地方，这时候苏丹人带了黄金来到这里，在每一类货物旁边放上一定数量的黄金，然后离去。接着，商人们就来收起放在自己货物旁边的黄金，将货物留下，最后商人们击鼓离去。” 他在“加纳”一条里说：“这是马格里布以南的一座大城市，和苏丹人的地域相接。商人们集中到这里，然后由苏丹人的地域进发，到黄金之国去①。”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虽然在加纳京城商品关系已经颇为发达，但在边远地区居民对商品交换还相当陌生，还处在“哑交易”的阶段，哑交易这种方式见诸史籍者可上溯至法老埃及时埃及人在蓬特（Pount）所进行的贸易，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述过这种交易形式。

加纳由于位于撒哈拉食盐产地与黄金产地之间的连结点上，而从这两种

① 肘，自人的肘部到中指尖的长度，约合 0.5 公尺。

① 万加腊商人指的是索宁凯人和迪乌拉人商人。

② Al—Bakri，P.177 。

① 转引自德·亚·奥耳迭罗格：《十五至十九世纪的西苏丹》，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93—94 页。

产品的交换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并促进了商品关系的发展。在昆比，加纳的居民向马格里布商人提供的货物有金砂、布匹、鞋子、奴隶等；而马格里布商人输入的商品则有盐、货贝、珍珠、铜、生产工具等。马格里布商人获利之丰，从伊本·豪卡尔记载下来的一件事可见其一斑。他说，在西吉尔马萨亲眼看见该城一个名叫萨杜恩（Mohammed Ben Ali Sadoun）的批发商开出一张 4.2 万第纳尔（约值 200 公斤黄金）的支票。西吉尔马萨是泽纳塔

（Zenata）柏柏尔人的首府，位于南摩洛哥的塔菲拉勒（Tafilalet）地方。这位商人显然是获利于撒哈拉贸易。正是因为这种贸易极有吸引力，“所以长长的沙漠商队，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来到加纳，昆比就变成了阿拉伯商人和黑人商人交汇的一个枢纽。正是在这个时候，索宁凯人变成了商人，直至今天他们仍是商人②。”

穆拉比德人崛起于塞内加尔河口一带之后，于 1054 年夺取和洗劫了奥达戈斯特，城中一部分黑人居民逃往南方，另一部分则皈依了伊斯兰教。20 年后，阿布·贝克尔指挥的穆拉比德军队征服了加纳，于 1076 年攻占昆比。伊

本·卡尔东约于 1400 年记述了这一事变。他说：“加纳王国在穆拉比德帝国开始强盛时已极度衰弱。（穆拉比德人）扩张其对尼格罗人的统治，蹂躏其领土，劫掠其土地，把‘吉兹亚’①强加在尼格罗人头上，并迫使他们纳贡， 还诱使许多人改宗伊斯兰教。他们摧毁了加纳国王的权力，征服了这个国家， 使这个国家的居民沦为奴隶②。”据 12 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学家厄尔—祖赫里

（al—Zuhri）的报道，加纳的人民在穆拉比德人占领期间改宗了伊斯兰教。厄尔—伊德里西说，12 世纪中期加纳国王及其人民都成了穆斯林。

穆拉比德人对加纳的统治只维持了 11 年。阿布·贝克尔于 1087 年去世后，加纳重获独立。但是，穆拉比德人的入侵给加纳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由于烽烟四起，战火不熄，造成商路不通，加纳的对外贸易和国家税收受到致命打击；由于穆拉比德人滥加放牧，水井失修，牧草消耗殆尽，造成沙漠南侵，农耕难以进行，甚至连京城昆比也日渐荒废。在这种情况下，加纳以前的藩邦纷纷叛离。总而言之，加纳的崩溃之势已成，往昔国势昌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 索索

曼丁哥人（Mandingo）包纳分布于从大西洋到艾尔（Air）的苏丹—萨赫勒地带以及向南深入到贝宁湾（the Bight of Benin）森林中的一系列族体及其支系。在 12 世纪初，曼丁哥人的居住地远没有今天这样广大。当时能够识别出来的族体主要有三个：加纳的创始者索宁凯人（萨拉科勒人），他们基本上居住在瓦加杜（奥凯尔 Auker）、巴卡努（Bakhanu）和卡尼亚加

（Kaniaga）；往南是索索人（Soso 或 Sosso），他们居住在库利科罗山（the kulikoromountains）脚下，以索索城（the city of Soso）为首都；再往南是马林凯人（Malinke）的居住地，位于坎加巴（Kangaha）和锡给里（Siguiri） 之间的尼日尔河上游盆地。当加纳受到穆拉比德人的一再侵略的时候，索宁凯人纷纷逃离其祖居地瓦加杜而同尼日尔河沿岸的居民混合了起来，在那里他们创建了新的定居点。对黄金的寻求导致他们向南挺进到森林的边缘地

② Djibril Tamsir Niane，etJ.Suret—Canale，P.33 。

① “吉兹亚”是穆斯林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

② Ibn Khaldoun，K.Ta’rikh ，PP.263—264（Histoire，ii，PP.109—110）。

带。可以肯定，15 世纪时臻于鼎盛的杰内城（the town of Jenne），最早是由索宁凯商人创建的，在时间上大概要先于阿拉伯人抵达那里之前许久。20 世纪 70 年代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被叫作“杰内—杰诺”（Jenne—Jeno）

的旧城，其早期历史与 9—10 世纪以来以阿拉伯人为主导的穿越撒哈拉的贸

易没有直接关联，因为杰内—杰诺的最古老的居民点上溯到了公元前 3 世纪，是由农民、牧民和铁工（iron— workers）创建的①。除了尼日利亚的包奇高原（ theBauchi Plateau）外，杰内—杰诺老城是那个时代西非唯一的金属制作的地点。公元 1 世纪起稻子在这个地区得到了种植，因此非洲品种的稻子的种植至少可以上溯到那个时间之前很久，这样就否定了非洲种植的水稻是从亚洲引进的这一理论。

后来人们为什么要离开杰内—杰诺而聚居到杰内新城去呢？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可能是旧城里的穆斯林商人更喜欢使他们自身与异教徒分离开来而造成的。大约到公元 800 年，该城已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贸易中心，与西苏丹和萨赫勒地带各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它主要进口铜，而以从南方运来的黄金、柯拉果和铁与之交换。11 世纪末昆比—萨累衰落之后，直至 1235 马里帝国的创始人松迪亚塔（Sundiata）登基，在这 60 年里，由于只留下来很少一点关于西苏丹的文字资料，所以我们对西苏丹的历史所知不多。根据口头传说，我们知道昆比的陷落引发了一连串的战争，并在索宁凯人当中引发了人口的迁徙。在穆拉比德人攻占加纳以前，昆比的索宁凯商人中已有许多人皈依伊斯兰教，但是其余的人则试图保持其传统的宗教信仰。复杂的斗争造成了这个省同那个省的不和，而在同一个省里，这个氏族则同那个氏族不和。瓦加杜这个中央省份被内部倾轧所撕裂；对传统宗教仍保持坚定信仰的索宁凯人群体，逃到了麦马（Mema）省并定居在那里；类似的斗争则将卡尼亚加省的居民分裂开来。马哈穆德·卡迪（MahmudKa’ti）写道：“在卡尼亚加有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城市，它很早就在扎腊（Zara）建立了起来并被用作省会；它被叫作萨因·代姆巴（Sain Demba）；它是迪亚富奴（Diafunu） 的人民——叫作迪亚富奴凯人（Diafununke）——的主要城市。⋯⋯正是在加纳帝国被摧毁之后，扎腊被建立起来了。帝国的一些居民迁徙到了库萨塔

（Kussata），并被称作库萨人（Kussa）。其它一些人则去了扎腊；他们被卡尼亚加·法润（Kaniaga Faren）所征服，法润夺取了他们的王国并制服了阿拉伯人，而这些阿拉伯人曾使图图梯（Tututi）、提席特和塔卡纳加

（Takanaga）诸地归属于他们①。”扎腊王国（迪亚拉）投入了反对法润统治的斗争并开始同正在扩张的索索发生冲突。

扎腊王国的霸权从 1180 至 1230 年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 12 世纪末，康泰王朝（Kante dynasty）领导下的索索人（theSoso people）作为反穆斯林的势力而崛起。索索人是马林凯人的一部分。按照口头传说，其首都所在地索索位于库利科罗（Kulikoro）地区巴马科 （Bamako）以北 80 公里的山里。索索人与马林凯人只有一点不同，即前者坚持其祖先传统，对伊斯兰教持敌视和反对的态度，而后者则皈依了伊斯兰教。索索人是专门的铁匠，并以职业为界限形成一个内婚群体。从 12 世纪中期起，索索人试图反

① R.J. Mc Intosh and S.K.Mc Intosh，‘The inland Niger delta before the empire of Mali:evidence from Jenne— Jeno’，JAH，22，1981，No.1，PP.1—22。

① 译自 Mahmud Ka’ti ，loc.cit，P70。

对伊斯兰教和攫取索宁凯人聚居的地区。据传说，索宁凯人的迪亚利索氏族

（the Soninke Clan of the Diarisso）甚至在昆比衰落之前就已经摆脱加纳而独立，康泰则据有索索和卡尼亚加而建立了一个新王朝。索索王凯模科

（Kemoko）把索索和卡尼亚加统一成为一个单一的王国，其子苏曼古鲁·康泰（Sumaguru，或苏毛洛 Soumaoro）登基后则继续了他的征服事业。据德拉福斯（Delafosse）编定的马里编年史，苏曼古鲁的生卒年份为 1200—1235年。这位新国王征服了索宁凯人的省份，并进攻了曼德（Mande），受到曼德国王的激烈反抗。据说他曾 9 次攻破并劫掠了曼德，而每一次马林凯人都重整旗鼓，进行反攻。曼德国王纳雷·发·马干（Nare Fa Maghan）死后，其长子曼萨·丹卡让·图曼（Mansa Dankaran Tuman）有意与索索媾和，将自己的妹妹纳纳·特里班公主（Princess Nana Triban）嫁给苏曼古鲁为妻。传说强调苏曼古鲁是一个法力无边的魔法师和巫师，称他为巫师国王

（the Sorcerer King）。他曾试图强行制止索宁凯人的奴隶贸易并坚决反对伊斯兰教。他征服并处死了 9 个国王。他的残暴统治不止一次地引起“曼丁卡人”（the‘Mandinka’）的反叛。他们吁请曼德的曼萨·丹卡让·图曼率众起义。但是由于担心苏曼古鲁报复，这位曼德的国王向南逃入森林地带， 在那里建立了“救星之城”基西杜古（Kisidugu， the‘City of Salvation’）。于是起义者转而吁请纳雷·发·马干的第二个儿子松迪亚塔出面指挥。1235 年，松迪亚塔率军与苏曼古鲁决战于库利科罗以北的基里纳，苏马古鲁兵败身亡，索索国的领土被纳入马里帝国的版图。

1. 台克鲁尔

台克鲁尔（Takrur）是西苏丹最早的王国中的一个。14 世纪以后，阿拉伯文献中往往将整个西苏丹叫作“比拉德·厄尔—台克鲁尔”（Bilad al— Takrur），而将西苏丹的穆斯林统称作“台克里尔”（Takrur），意思是“台克鲁尔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台克鲁尔最早改宗伊斯兰教，并曾一度在经济上居西苏丹诸国之首的缘故。

台克鲁尔的情况由厄尔—贝克利第一次介绍给阿拉伯世界。这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指出，台克鲁尔是塞内加尔河畔的“一个镇子（town）”。12 世纪中期，厄尔—伊德里西对台克鲁尔的国王的描述是：他是一个独立的君主， 拥有奴隶和军队，以果断、坚定和公平决断而闻名于世。来自马格里布的商人频繁地来到台克鲁尔，带进来呢绒、铜和玻璃珠，输出黄金和奴隶。在台克鲁尔以东，塞内加尔河畔座落着另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锡拉（Sylla），它是台克鲁尔的一个属国。“其人民是被沃尔·迪亚比改宗的穆斯林。锡拉的国王同他自己的那些城镇和加纳之间的土地上的异教居民进行战斗①。”

伊本·赛义德（Ibn Sa’ id）写于 1240 年的书告诉我们，台克鲁尔的居民分为两部分：定居者和游牧者，即图库洛尔人（Toucouleur）和富拉尼人（Fulani）。在安琪利诺·杜尔塞尔特（Angelino Dulcert）于 1339 年画成的那张地图上，标以“菲勒”（Felle）和图科洛尔（Tochoror）之名的， 就是指这个地区。

有关台克鲁尔的早期历史的全部文字资料仅此而已，而剩下的就得靠口头传说来填补。富拉尼（the Fulani）人的先民可能是在台克鲁尔的第一个统治王朝，即迪亚奥果（the Dye’ ogo）王朝时期来到富塔的，据说迪亚奥

① Al—Idrisi,Nuzhat，P.3（trans.P.3）。

果具有白人血统。当时谢列尔（theSerer）人居住在富塔，他们成了迪亚奥果的臣民。迪亚奥果在公元第一千纪末期确立了对整个富塔的统治。在 10 世纪，迪亚奥果王朝被一个新王朝，即马纳王朝（the Manna Dynasty）所推翻。新统治者是尼亚科哈特氏族（the Nyakhate Clan）的一支，该氏族是加纳和富塔之间的萨赫勒地带的一个索宁凯人国家迪亚拉（Dyara）的统治者。沃尔·迪亚比（或沃尔—恩迪亚依）是台克鲁尔的第一个穆斯林国王，死于1040 或 1041 年。厄尔—贝克利视台克鲁尔为一个苏丹人的、黑人的王国。

正是在那个时期，台克鲁尔的人民图库洛尔人变成了热情的穆斯林。来自撒哈拉柏柏尔人日益增长的压力推动着苏丹人向南迁徙到塞内加尔河以远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在同一群体内部出现了图库洛尔人、沃洛夫人（Wolof） 和谢列尔人之间的差别，后二者未皈依伊斯兰教，其中沃洛夫人在 14 世纪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卓洛夫（Jolof），而谢列尔人的国家组织发展比较迟。

富塔的马纳王朝在 11 和 12 世纪是依附于迪亚拉的统治者的。也有一些

学者认为，台克鲁尔早在 11 世纪中期就已经摆脱加纳的统治，因为沃尔·迪亚比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参加了穆拉比德人发动的圣战，其子拉比或拉巴

（Labi or Laba）继续同穆拉比德人结盟并站在他们一边，于 1056 年同高达拉人（Godala）打仗。台克鲁尔控制了塞内加尔河，并事实上垄断了加兰

（Galam）的黄金产地，一度取代昆比成为贸易中心。厄尔—伊德里西认为台克鲁尔是 12 世纪时的一个强国，其在塞内加尔河流域的权威是无可争议的。它兼并了巴里萨（Barissa）城，又控制了奥里尔（Aoulil）的盐矿。在加纳之后，台克鲁尔成了最为 12 世纪时的阿拉伯人所知晓的一个王国。其商人超过了加纳的商人，因为后者受阻于瓦加杜、巴科胡奴（Bakhunu）、卡尼亚加和麦马等相互敌对的索宁凯人省份之间的内战。上溯至巩迪奥儒

（Gondiouru，位于卡叶 Kayes 地区）的塞内加尔河可通航的河段，在交通上有利于从台克鲁尔来的商人从事奥里尔的盐与巴里萨以远的黄金的交换。

越来越确凿的证据表明，在 11 世纪末和 12 世纪中期的某个时候，台克鲁尔臻于鼎盛。在索索和马里显露头角之前，台克鲁尔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柏柏尔和阿拉伯商人川流不息地来到桑加纳（Sangana）、台克鲁尔和锡拉等城镇。昆比衰落之后，黄金贸易并未中止，而是由台克鲁尔暂时填补了由昆比留下的真空。在台克鲁尔，也跟在昆比一样，形成了一个柏柏尔和阿拉伯人的社区。但是，台克鲁尔只是满足于将其影响在塞内加尔河盆地扩展开来，而没有投身到索宁凯人、马林凯人和索索人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去。

1. 迪亚拉

13 世纪迪亚拉变成了马里的一部分。它可能是作为马里的藩邦，将其影响扩展到了台克鲁尔。伴随着加纳和索索灭亡之后索宁凯人请群体向塞内加尔河谷的迁移，索宁凯人和马林凯人在富塔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富塔在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显得动荡不定。这些压力来自北方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Moors），东方的索宁凯人和马林凯人，南方的沃洛夫人、谢列尔人以及逼近冈比亚河上游的马林凯人。在 14—15 世纪，口头传说记录了一系列急剧的王朝变迁，所有的变迁都同来自富塔外部的侵略相关连。具有索宁凯血统的马纳王朝被具有谢列尔和马林凯混合血统的冬迪翁王朝（the dynasty of the Tondyon）所推翻，冬迪翁王朝又被拉姆—泰尔姆斯和拉姆—塔加（Lam

—Termes and Lam—Taga）这两个来自霍得赫（位于加纳首都正西）的族群建立的王朝所取代，他们大概是富拉尼人（Fulani）和柏柏尔人的混血种。

据推测富塔已变得支离破碎，被几个各自统辖着小小的酋长国的王朝所分割，沃洛夫人的卓洛夫国成长起来以后，也在 15 世纪后期在富塔分得一杯羹。而在这个时期，迪亚拉王国深入到了塞内加尔河的右岸。

迪亚拉王国的中心在金给（ Kingui），即现在的尼奥罗（Nioro）一带。根据口头传说，它是在加纳王国垮台之后，由尼亚科哈特人（Nyakhate）的索宁凯氏族建立的。迪亚拉起初大概是卡尼亚加的索索人的藩邦，后来则被置于马里的统治之下。作为马里的臣属，尼亚科哈特人被允许继续治理其王国。在那时，尼亚科哈特人甚至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卡尼亚加、台克鲁尔和其它毗邻的省份。

到 14 世纪末，尼亚科哈特人统治被迪亚瓦拉王朝（the dyn-asty of the Dyawara）取代。据口头传说，迪亚瓦拉人趁马里内乱之机杀死了马里驻迪亚拉的代表，并使迪亚拉独立。沙漠商队川流不息地来到迪亚拉，其首都成了一个商业中心。迪亚拉的军队以骑兵为主干，显示了迪亚瓦拉人的强大。从16 世纪后期起，持续不断的内战削弱了迪亚拉王国。1754 年，被卡阿尔塔

（Kaarta）的班巴拉人（Bambara）灭掉。

三、马里帝国的盛衰

马里原是尼日尔河支流桑卡拉尼河地区的一个小酋长国，由说曼丁哥语的凯塔部落组成。当代多数学者都认为厄尔—贝克利于 12 世纪时提到的马勒尔王国就是后来发展成为马里帝国的那个国家的早期形态。厄尔—贝克利说：“被叫作囊加尔马塔（Nungharmata，即万加腊人）的阿杰穆黑人（ the Adiemmblacks）是商人，他们将金砂从艾尔塞尼（Irseni）转运到别的国家去。在这座城市的对面，（塞内加尔）河的另一岸，是一个大王国，其疆域之宽广有 8 天的路程，其君主冠以‘杜’（Dou，或‘铎’ Do）的头衔。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战场上用弓箭作战。该国以远是另一个叫作马勒尔（Malel） 的国家，其国王的头衔是‘厄尔—穆斯里马尼（al—Muslimani）①。”一个世纪以后，厄尔—伊德里西告诉我们，在巴里萨（Barissa），即厄尔—贝克利所说的艾尔塞尼以南，那里是莱姆—莱姆（Lem—Lem）人的国土，受到过台克鲁尔和加纳人的袭击。他提到那里有 2 座城市，即马勒尔和铎（Do），

其间相距 4 天的路程②。他还注意到莱姆—莱姆人在脸上刻标记或将面部划伤。从厄尔—贝克利和厄尔—伊德里西谈到的马勒尔和铎的地理方位来判断，这两个国家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两河上游的河间地区。这是有关马里王国的最早的历史记载。

有关马里早期历史的口头传说，都是以松迪亚塔（Sundiata）为核心人物展开的。这些口述史料确认，最初存在着两个分立的王国，一个是铎，另一个是基里（Kiri）或曼德（Mande）。“曼德”后来被用来称呼整个马林凯人地区。铎或铎杜古（Dodugu）王国的居民属于贡德部落（the Conde tribe）， 而科纳特（Konate）和凯塔（Keita）部落则居住在以南的基里（曼德）王国。卡马拉（Camara）部落拥有锡比（Sibi）和塔蓬 （Tabon）两座城市，并逐渐征服了尼日尔河右岸；特拉奥雷（Traore）部落据有基里的一部分，而其

① Translated fromal—Bakri,loc.cit，p.33 。

② Al—Idrisi，Nuzhat,French transl.,1866，P.132 。

多数则住在后来被叫作甘加兰（Gangaran）的那个省里。

强盛的铎杜古王国拥有 12 座城市，尼日尔河右岸有 4 座城市。因此，口头传说证实了文字资料的可靠性，即那里有铎和马勒尔（即口头传说中的基里）2 个王国。马勒尔统一了该地区之后，铎这个名称就消失了。厄尔—贝克利谈到在昆比陷落之前马勒尔的一个国王就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伊本·卡尔东则记载了这个国王的名字：贝雷芒达纳或塞雷芒达纳（Beremundana orSeremundana）。11—12 世纪尼日尔河上游所有这些小王国都被凯塔部落统一。国王贝雷芒达纳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曾去麦加朝觐。我们设想这时铎和基里已成为一个单一王国。

凯塔部落相信他们是比拉利·布纳马（Bilali Bunama）的后裔，此人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虔诚的仆人和穆斯林共同体的第一位报时人

（ muezzin）。其子拉瓦洛（ Lawalo）定居于曼丁（Manding），并在那里建立了基里城。拉瓦洛之子拉塔尔·卡拉比（ Latal Kalabi），其孙是拉希拉杜尔·卡拉比（ LahilatulKalabi）。拉希拉杜尔·卡拉比是赴麦加朝觐的第一位曼德国王，其孙马马迪·卡尼（Mamadi Kani）将统治区域扩张到铎、基里、巴科（Bako）和布里 （Buri）。马马迪·卡尼约于 12 世纪初在位。他有四子，其中一个儿子叫西姆蓬·巴马里·塔戈诺高科林（Simbon Bamari Tagnogokelin），此人的儿子是姆巴里·奈内（Mbali Nene），后者的长孙是纳雷·发·马干（Nare FaMaghan）。纳雷·发·马干于 13 世纪初在位， 当时索索正值鼎盛时期。他死后，其长子曼萨·丹卡让·图曼继位，但是索索国王苏曼古鲁兼并了曼德，图曼王逃往南方森林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马林凯人各部落拥立曼萨·丹卡让·图曼的同父异母兄弟松迪亚塔。根据口头传说，松迪亚塔的童年是不幸的，他长期瘫痪，其母索戈隆·贡德（Sogolon Conde）总是被妃嫔们嘲笑。他一学会走路就成了他那个年龄群体的领袖。他受到了曼萨·丹卡让·图曼的摧残，结果他和母亲、弟弟曼德·布加里（Mande Bugari）不得不亡命异国。没有哪个马林凯人酋长敢于给他们提供避难所，所以他们就去了加纳并在昆比得到了接纳。然而只是在麦马，他们才找到了安身之处。麦马国王曼萨·冬卡拉（ Mansa Tunkara）对松迪亚塔委以重任。流亡生活持续了许多年。在麦马，曼丁哥的探子发现了他并向他转达了马林凯人各部落酋长对他的拥护。麦马国王给了他一支武装力量，他返回了故国。消息传开后，马林凯人各部落纷纷武装起来，各部落将领与松迪亚塔在锡比平原（the plain of Sibi）举行了会议并结成同盟，松迪亚塔被推举为联合作战司令。他在 1220—1235 年同索索王国展开了激烈的争战。

松迪亚塔领导的联军与苏曼古鲁之间的决战发生在基里纳（Kirina）， 一个至今难以确定其准确地点的村子。苏曼古鲁的军队的人数不可胜计，其将领中有卓洛夫国王卓洛丰·曼萨（Jolof-ing Mansa）和基塔的通卡拉人（the Tunkara of Kita）的酋长。结果，索索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被迫向库利科罗退却。

基里纳战役的胜利对于松迪亚塔领导的联军来说不只是一项军事上的成就，而且巩固了各部落之间的联盟。接着，松迪亚塔征服了原先由加纳控制的所有土地，他的将军们征服了塞内冈比亚、卡萨芒斯、加布（Gabu，即今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河上游地区，并向南推进到森林地区，他的儿子和将军们还兼并了加奥和台克鲁尔。这样，就统一了西苏丹。

马里帝国的诞生是在基里纳大捷之后举行的一次诸侯会盟的产物。会盟的地点在库鲁坎·富加（Kurukan Fuga），距坎加巴（Kangaba）不远的一片平原。会盟被称作大会（the Gbara），事实上是参战的诸同盟的一次立宪会议（a constituent assembly）①。会盟确定了以下几点：第一，松迪亚塔被庄严地宣布为曼萨（马林凯人语）或马干（索宁凯人语），意即皇帝、王中之王。每一个入盟的酋长都被确认为他所在省份（farin）的长官，只有麦马和瓦加杜的酋长才拥有国王这一头衔；第二，会议昭告天下：皇帝须从松迪亚塔世系中遴选，皇后须永远是出自贡德氏族（the Conde Clan）的皇帝的第一个妻子（旨在纪念纳雷·发·马干与松迪亚塔的母亲索戈隆·贡德的幸福结合）；第三，皇位继承实行父系制；第四，皇帝被认为是最高法官、族长和他的所有臣民的父亲；第五，马林凯人及其同盟者被划成 16 个“佩带弓箭”的自由人或贵族（ Tonta— Djon Tauni Moro）的氏族；第六，五个马拉布特（Marabout）氏族被认为是松迪亚塔的诸盟友中之为首者，他们被宣布为“信仰的五卫士”（the‘five guardians of the faith’），瓦加杜的西塞氏族也被包括在内；第七，专门经商的那些人被划分成四个氏族， 格里奥、制鞋者以及某些铁匠的氏族也包括在内；尼日尔河上的船民索毛诺人（Somono）和鲍佐人（Bozo）因有战功，被宣布为“水上主人”（the‘Masters of Waters’）；第八，对索索人采取特殊措施：其土地归帝国所有，其人民被划分到手艺人氏族或等级中去。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迁移到西部去。

这几点事实上是马里帝国的宪法，它确定了各个氏族的权利和义务，使从事手工业的诸氏族开始变成世袭的、等级制的职业群体，经商者也是这样。在加纳时期，个人经商是一种自我选择，而从现在起必须子承父业。

父系继承制原则在松迪亚塔死后并未完全得到遵守。据德拉福斯的研究，松迪亚塔是在举行一次仪式的过程中突然被一支箭射中而身亡的。但是， D.T.尼亚奈（D.T.Niane）认为他是在桑卡拉尼河 （Sankarani Riv.）中溺死的，因为在距马里首都尼阿尼（Niani）约 10 公里的河段有一个被叫作松迪亚塔—墩（Sundiata—dun，意思是“松迪亚塔深水”）的地方①。松迪亚塔死于 1250 年，接着由其长子曼萨·叶雷伦库（Mansa Yerelenku，或乌利Ouli）继皇帝位，他约于 1250—1270 年间在位。他保持了国家和军队的统一并使领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他去麦加朝觐引起了阿拉伯世界对马里的注意。他死后宫廷阴谋使帝国面临毁灭的危险。不过，松迪亚塔的一个名叫撒库拉（Sakura）的将军拯救了帝国。他继续对外征服，降服了图阿列格人

（Tuareg）部落，重新确立了马里对尼日尔河谷地的权威并夺取了加奥。在秩序重建的情况下，他去了麦加以实现一个穆斯林的心愿，但是在回来的路上他被撒哈拉沙漠里的强盗杀害了。据说他的遗体被运回马里并以王家礼仪殡葬了。他的继承人都很软弱。约于 1307 年坎库·穆萨（Kanku Musa）取得了王位，称曼萨·穆萨（Mansa Musa）一世，他是松迪亚塔的外甥。

曼萨·穆萨一世是马里帝国最著名的皇帝。他于 1325 年去麦加朝觐，在途经开罗时挥金如土，以至于市场上的金价因此而下跌 12%左右。这次朝圣充分显示了马里皇家的富有。他“随身带着 500 名奴隶，每个奴隶带着约 6

① D.T.Niane ed.,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IV，Africa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UNESCO， P.134。

① D.T.Niane，loc.cit，P.145 。

磅重的黄金。在他的行李中，据说有 80—100 驮用骆驼驮的黄金，每驮重约

300 磅。”他的“骆驼行列、仆从、妻妾、礼品、傲慢的车夫和彩饰，过了

100 年（在开罗）还仍然是闲谈的资料”①。德拉福斯和杜波依斯都推算这支

朝圣队伍有 6 万之众，费奇则认为至少有 8000 人②。《探索者史》根据口头传说，说曼萨·穆萨的朝圣队伍如此之长，以至于当走在最前头的人已经抵达廷巴克图的时候，皇帝本人还在尼阿尼的皇宫里。这次朝觐在地中海世界影响深远。埃及、马格里布、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那些商业城市对马里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在开罗时，曼萨·穆萨的丰采、慷慨和富有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获得了一个伟大的素丹应获得的荣誉。厄尔—马克利基对他的描述是：“他是一个年轻人，有着棕色的皮肤，丰富的面孔，优美的风度， 受过马利基特礼仪（the Malikite rite）的教育。他出现在穿着华丽和骑在马上的随从中间，周围是他的一万多名臣仆。①”在西欧，1339 年马略卡的犹太制图家所绘的地图上，出现了马里及其统治者的形像。传说曼萨·穆萨一世为了加强他的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文化联系，在开罗和麦加购买了土地和房屋，以安置来自西苏丹地区的朝圣者。他途经开罗回国时，许多埃及商人随同他一起到了马里；他还带回了安达卢西亚的建筑师伊夏克·厄尔—图埃金（Ishak al-Tuedjin），这位建筑师在廷巴克图和加奥分别设计建造了一座大清真寺，他还在廷巴克图建造了一座王宫，在尼阿尼建造一所朝堂（the audience Chamber）。他设计的两座大清真寺的结构为平顶、带雉堞、望楼呈金字塔形。据伊本·卡尔东的记述，这位建筑师为此而得到了

1.2 万密斯卡尔（54 公斤）黄金的报酬。

曼萨·穆萨一世在位期间马里进入鼎盛时期。传说这时马里拥有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其中骑兵 1 万人。关于帝国的版图，同时代的阿拉伯史学家厄尔—奥马里在其所著《埃及以外的非洲》中引用了曼萨·穆萨一世在开罗时同一个法学家的谈话：帝国领土的长度“约相当于走一年的路程②”。在曼萨·穆萨一世朝圣期间，他手下的著名将军萨兰·曼迪安（Saran Madian）将帝国的势力深入到整个萨赫勒地带，迫使经常劫掠和反叛的撒哈拉游牧民臣服。这样，马里的疆域向北扩展到了沙漠边缘，控制了通往塔加扎（Teghazza） 食盐产地的商道；向南扩展到了森林边缘，控制了苏丹边缘地带的产金区； 西至大西洋岸，东到塔凯达（Takedda）铜矿和商队汇集中心。面积之广，使马里堪称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一。

曼萨·穆萨一世死后，其子马罕一世（Maghan I ，或者 SomaBurema Maghan Kegni）继位。约于 1336 年，曼萨·穆萨一世的兄弟曼萨·苏莱曼（Mansa Sulayman）推翻了马罕一世。在曼萨·苏莱曼在位期间，北非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历了马里，并在尼阿尼居留了 9 个月。他说：“尼格罗人很少

①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 年中文版，第 146 页，第 138 页。

② M.Delafosse, ‘Traditions historique et legendaire du Soudan foccidental,traduitesd’un manuscrit arabe inedite’,AFRCD,August,p.306 ；费奇(J.D.Fage)：《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中文版，第 50 页；

杜波依斯(DuBois)：《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 年中文版，第 134

页。

① al-Makrizi(before1442),al-Dhahabal-mashuk fidhikr man hadjdja …,1955,edn(Cairo)；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Les Pelerinages des sultans du Takrur in J.M.Cuoq(q.v.),PP.390—393。

② 转引自巴兹尔·戴维逊，前引书，第 139 页。

不公正的，对于不公正的事之深恶痛绝胜于任何其他民族。他们的统治者对于犯了一点不公正行为的人绝不宽恕。他们国内无比安全。旅客和当地居民都不必担心盗贼或者暴徒的危害①。”商旅不仅行路安全，而且晚间总是容易找到适当的住处，不需要事先安排就能够很方便地从许多繁荣的市场上购买食物，可以用食盐、香料或者珠串去交换。伊本·白图泰还看到，马里居民有很好的品质，“他们决不贪图任何死在他们国内的白人的财产，哪怕是一笔数不清的财富也罢。他们总是把这些财物托付给一些可靠的白人管理，直到合法继承人把它接收过去为止②。”

曼萨·苏莱曼保持了帝国的繁荣昌盛，但他死后宫廷斗争使王族陷入分裂。在曼萨·穆萨一世、曼萨·苏莱曼和其他已故皇帝的后裔的周围形成了7 个互相争斗的政治集团。苏莱曼之子丰巴（Fomba）在位仅 1 年，就被马利·迪

亚塔（Mari Diata）即松迪亚塔二世于 1359 年推翻，此人是一个专制暴君， 他“自毁长城⋯⋯消耗了帝国的财富⋯⋯他卖掉了那块被视为稀世珍宝的著名的黄金。这块贵金属重 20 密斯卡尔。这个挥霍无度的昏君以低于其所值的价值把它卖给了埃及的商人们③。”松迪亚塔二世得了嗜睡病而一卧不起，权力被移交给了其子曼萨·穆萨二世（1374—87），而实权则操于一名将军手中。这位将军恢复了秩序并镇压了著名的产铜城市蒂吉达（Tiggida，即塔凯达 Takedda）的一场叛乱。15 世纪末帝国被王公们挑起的内乱所摧毁。省督们（Provincialgovernors）越来越蔑视中央政权。不过，马里帝国的声望仍存续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下面，我们对马里帝国的居民、政治体系、经济生活做一简要介绍： 居民 曼萨·穆萨一世和曼萨·苏莱曼在位时期是马里帝国的鼎盛期，

这时帝国的版图囊括了西非的整个苏丹—萨赫勒（Sudan-Sahel）地区。众多的民族与文化因此而被聚合在一个单一的政治首脑的治理之下。马里帝国的居民由这样一些族群组成：(1)撒哈拉游牧民。以麦苏法人（the Messufa） 为主，他们活动的范围从塔加扎到穿越撒哈拉贸易商道在马里的主要交汇点瓦拉塔城（the City of Walata）。麦苏法人是食盐贸易的主要代理人；沙漠商队从他们当中招募向导，因为他们对撒哈拉了如指掌，这种知识对于奔走于马格里布和西苏丹之间的沙漠商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麦苏法人的活动范围以西，直到大西洋岸，生活着列姆图纳·桑哈扎人（the Lemtuna Sanhaja）和高达拉人（theGodala），这两个柏柏尔人群体所占据的地区与今毛里塔尼亚相一致。他们像麦苏法人一样卷入了撒哈拉贸易并经营着伊基勒（Ijil）的盐矿。在瓦拉塔和尼日尔河曲之间是图阿列格人的地盘。所有这些沙漠游牧民都受到瓦拉塔、廷巴克图、加奥和昆比的马里驻军的监视。广阔的撒哈拉领地则被置于马里军队司令苏拉·发润（Sura farin）的控制之下。(2)萨赫勒地带诸族。当时萨赫勒地带还相当湿润，是一片牧草丰盛的土地。台克鲁尔、奥达戈斯特、昆比、瓦拉塔、廷巴克图等城市均位于这一地带。富拉尼人（the Fulani）游牧于从大西洋岸到尼日尔河曲这片地方。

①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 608－609 页。

②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 608－609 页。

③ Ibn Khaldun(14thCent.),Kitab al-‘IbarWa-diwanal-muhtada wa’u-khabar(‘UniversalHistory’), 1975 Partial

French.transl.inJ.Cuoq(q.v.),Histoire des Berberes et desdynasties musulmanes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PP.348—9。

他们是牧牛人，根据季节变化从这个牧场移动到那个牧场。到 14 世纪，富拉尼人的一些群体南迁并定居化，主要在杰内（Jenne）周遭地区、沿桑卡拉尼河（Sankarani Riv.）右岸地区、尼阿尼周围地区，以及在台克鲁尔。萨赫勒地带的农业种植者，有图库勒尔人（Toucouleur）（或被称作台克鲁尔人Takrur People），以及索宁凯人、桑海人（Songhay）。他们早在 12—13 世纪就已经改宗伊斯兰教，而且有许多人住在大城市里。尽管杂居的人们仍不讲同一语言，但平原地区交通比较方便，因而促进了新的城镇的建立和共同文化的形成。(3)萨瓦纳（Savannah）地带诸族。该地带从西到东分布着沃洛夫、曼丁哥、索宁凯等主要的民族群体。马林凯人一群群地定居于卡萨芒斯（Casamance）和塞内冈比亚地区，他们是追随着松迪亚塔手下名将蒂拉马罕（Tiragmahan）征服这两个地区的军队而到来的。从冈比亚到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的沿大西洋海岸地区，分布着水稻种植者比发达（Beafada）、巴兰特（Balante）、佛鲁普（Felupe）和拜囊凯（Bainunke）等农业民族的社区，这些社区受到了马林凯人诸群体的切割与包围。据《苏丹史》（Ta’ rikh al-Sudan）描述：“杰内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一周的每一天都有许多市场营业。据说那里有 7077 个村庄，彼此鸡犬之声相闻。从下面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他们居住得多么稠密。譬如说，如果素丹（即马里皇帝）要传唤德博湖（Lake Debo）附近一个村庄的一个居民，派出的信使只须走到城墙的一个门口，从那里将他要传出去的信息喊出来，接着就能够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人们重复着这些话，信息几乎一刻不停地抵达目的地，被传唤的那个人于是就赶往集会地点①。”《探索者史》则宣称马里“有 400 座城镇和

最丰饶的土地②。”当代一些学者估计马里帝国的总人口有 4000—5000 万之多①。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谷地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帝国的首都尼阿尼在14 世纪时至少有 10 万人口（到 16 世纪初，尼阿尼已不再是西苏丹的大都会， 但 LeoAfricanus 估计那里仍有 6 万人）。

政治体系 马里帝国的辖土在松迪亚塔建国时就被划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曾与松迪亚塔结盟的那些王国，如加纳和麦马，其国王仍保留原有头衔； 第二类是被征服的那些地区，在那里总督（farin）代表皇帝与传统酋长并立。松迪亚塔尊重被征服省份的传统机构，因此在行政上是松散的，帝国与其说是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如说是诸王国和行省的一个联盟。不过在主要的省份里曼丁哥驻军的存在可确保帝国的安全和完整。将帝国划分成两个军事区大概是由松迪亚塔首创的。“君主有两名受他指挥的将军：一名负责南部地区，另一名负责北部地区；前者被叫作桑加尔·祖马（Sangar Zuma）， 后者被叫作法兰·苏拉（FaranSura）。每人都有一些受他指挥的校尉和士兵。”

在曼萨·穆萨一世和曼萨·苏莱曼在位期间，马里的政治体系更趋完善。从中央权力来说，曼萨（mansas）是政府首脑和所有权力的源泉。辅佐他的是一批高级行政官员和权贵，他们是从松迪亚塔的扈从的后裔中被挑选出来的。在帝国腹地即曼德地区，村庄（dugu）是政治结构的基础；一般来说， 各个村庄是由同一祖先的后裔聚居而成的。在同一名酋长的治理下的那些村庄形成一个省（Kafu）。起初，曼迪国王是一个跟其他酋长一样的酋长；铎、

① Al-Sa‘di,Ta’rikhal-Sudan,French.translated,PP.24—5 。

② Translated from Mahmud Ka’ti,loc.cit.P.67 。

① D.T.Niane，‘Mali and the second Mandingo Expansion’，inD.T.Nianeed.,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Ⅳ,P.156 。

基里和邦科（Banko）等省的统一才使凯塔酋长（the Keita Chief）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国王。通过松迪亚塔和他的子嗣的征服，曼迪的凯塔国王就变成了曼萨，即皇帝，在他之下有一系列的国王。

松迪亚塔的将军们的子嗣构成曼萨身边的那些军事贵族，由他们组成朝廷，对于君主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格里奥（griot）是皇帝的首席代言人，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伊本·白图泰对曼萨·苏莱曼朝廷中的格里奥的职能做了描述：曼萨的格里奥是从松迪亚塔的格里奥巴拉·法赛克（Balla Fasseke）的子嗣中挑选出来的，这些子嗣们组成库雅泰氏族（ Kouyate Clan）。格时奥是皇帝的首席代言人。“曼萨轻声地说话，格里奥则将他的话大声地重复一遍①。”首都尼阿尼和各省来的信使每天向格里奥汇报。格里奥是王子们的老师，由他来安排仪式和指导宫廷乐师。14 世纪，曼萨·穆萨登基后，朝廷设有秘书处，但是他们只是当这个皇帝给伊斯兰世界的素丹们写信或收到他们的信息时，才用得着秘书们。在其它情况下，都是采取传口信或者接受口信的办法。

皇帝喜欢扮演“人民之父”（‘father of his people’）的角色，由他本人在庄严的会议上实施正义。他亲自听取他的臣民对他派驻各省的总督的怨恨和不满的意见。他根据国家的法律断案。然而，尽管有一个穆斯林法庭，曼萨对任何一个前来寻求正义的人来说，仍保持君主和父亲的威严。在各个省里，司法是由卡迪（kadīs）按照他选定的古兰经经文来实施的。

在臣民的心目中，马里皇帝俨然就是一个神灵，他们见到他时双肘撑地向他叩头，同时把尘土扬到头上和背上。皇帝即位时，他被抬举到用新鲜公牛皮包裹成的一个平台上。皇帝的一些侍从是从开罗买来的土耳其人。朝廷上有很多禁忌。例如，皇帝在场时绝对禁止打喷嚏。如果有人鼻孔发痒，就尽可能地在别人不觉察的情况下朝着地面打。但若皇帝打喷嚏，在场的人都用手拍打各自的胸膛。廷臣、随从、军士、奴仆的衣着都须按照皇帝的规定行事：皇帝本人的裤子是用 20 块布缝制而成的；军士们被恩准穿裤子，但多大的宽度要依他们各自功勋的大小来定；将校们的勋章是金手镯和脚环；延臣们穿的是用当地产的棉花制作的白色服装；女奴隶则一概赤身裸体。皇帝对廷臣常常给予慷慨馈赠，甚至赏给有的官员每年 250 公斤的黄金。

马里朝廷里设哪些官职，以及在中央一级设有哪些权力机构，对此我们所知甚少。除了格里奥以外，我们知道朝廷里设有财政大臣（Santigui）一职，这一官职最初起源于王室管家这一角色。随着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财政大臣负责保管黄金以及诸如象牙、铜和宝石之类的财富。

马里帝国是由行省和藩邦组成的。它“像一棵芒果树：在中央有一个受皇帝直接管理的坚强核心，它无时无刻不到处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在地方则分成省，各省由代表皇帝的省督治理；各省辖区内划分成区（Kafo）和村

（dougou），村政权有时有两个长官，即一个宗教性的土地长官和一个政治长官①。”在帝国鼎盛时期，那些很遥远的地区也都是按照这种体制组织起来的。例如，瓦拉塔由于它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重要性，就被作为一个行省而设了省督。1352 年，该省省督因滥用职权而被撤了职。“在中央核心的周围， 一连串的王国被维系在一种严格的从属关系中，而这些王国本身都由当地的

① IbnBattuta,loc.cit.,P.303 。

① Joseph Ki-Zerbo, Histoire del’Afrique Noire, Paris,1978,P.140 。

酋长去治理②。”省督一般是由皇帝直接委派的，但也有省督代表皇帝将权力授与地方长官的情况。如廷巴克图的地方长官（targui），就是穆萨总督（farba Moussa）代表曼萨·苏莱曼授与他权力的，同时给他一件紧身上衣和一块穆斯林男子用的头巾作为身份和权力的标志，还让他坐在一块由显贵们稍微托起的盾牌上。在省督与地方酋长并立的那些省份，前者负责监督后者，并负责征集贡赋以及战时征募兵士。军功贵族是从士兵中挑选出来的。马里军队驻守于诸如瓦拉塔、加奥、廷巴克图和尼阿尼等主要城市里。这支军队的影响远至塔加扎，从松迪亚塔那个时代起，它就是一支精锐之师。战马大多来自台克鲁尔或卓洛夫，但后来尼日尔谷地的马匹饲养业则兴旺起来。一个曼丁哥骑兵是用长矛、剑和弓箭装备起来的。骑兵直接受曼萨指挥，步兵则由较小的贵族统率。各省提供自由人兵员。

经济生活 马里帝国以盛产黄金而闻名，但是其经济则基本上是以农业和养牛业为基础。人民多数是务农的。一些曼丁哥歌曲赞颂农业生活。贵族并不卑视田间劳动。在不打仗的时候，自由人则以农耕为日常营生。狩猎与农耕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贵族既从事农耕也兼事狩猎，没有失身份的问题。在尼日尔河、桑卡拉尼河、塞尔加尔河、冈比亚河谷地以及卡阿布（Kaabu） 种植水稻；在干燥地区种植的黍（millet）长得很好，是萨赫勒地带的主要产品。蚕豆和其它作物也得到种植。伊本·白图泰强调指出，马里的食物供应是丰富的：生活费用低，旅客不必携带干粮，因为他们在每个村庄都会找到足够的食物。由于农产品丰足，马里皇帝能够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和扮演“人民之父”的角色，经常宴请他们。每逢收获时节，人民就给皇帝或其代表一份奉献，这是忠顺的一种表示。在曼德，传统上人们将第一批时鲜薯蓣献给皇上，而偷薯蓣者则受到曼萨的严惩。棉花到 15 世纪末已在整个帝国得到了广泛种植。

饲养动物是萨赫勒地带一些民族，如富拉尼人的专业，但是到 14 世纪， 尼日尔河谷的大部分农民都已经饲养牛、山羊和绵羊。一些富拉尼人群体被该河谷的丰盛水草所吸引，在卓洛夫、台克鲁尔和曼德定居下来。

以渔为业者是那些十分专业化的族群，如尼日尔河上游的索摩诺人

（Somono）、尼日尔河中游的鲍佐人(Bozo）以及桑海地区廷巴克图和加奥之间的索尔科人（Sorko）。鱼被熏干或晒干，一捆捆地被装进大篮子里，卖到直至南方森林边缘的整个帝国。

一些氏族从事手工业。在曼丁哥山区和尼阿尼地区铁很丰富。铁匠制作农具和武器。曼萨在尼阿尼有一个很大的铁工厂。皮革由制鞋者氏族处理， 他们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大量进口皮革，货源充足。金匠很受尊敬。黄金在曼迪是由被唤作锡亚基（Siaki）的匠人加工的，他们住在大城市中心。纺织业也颇繁荣。帝国诸行省之间的棉花贸易是大宗交易，有时也出口到南方诸族。马宝（Mabo）这一特别氏族在台克鲁尔是织布和染色的能手。所有的手工业者都实行族内婚。

黄金、食盐、铜和柯拉果对马里的经济十分重要。马里有许多金矿。黄金产于毗邻曼迪的布雷省（Bure）、塞内加尔河上游的班布克和加兰（Galam） 以及尼阿尼一带地方。南方森林地区的黄金也输入到马里帝国。在南方森林地区，位于今加纳的贝格霍（Begho），当时是柯拉果、黄金和铜的一个重要

② Joseph Ki-Zerbo, Histoire del’Afrique Noire, Paris,1978,P.140 。

贸易中心。盐是在塔加扎和伊基勒（Ijil）采掘出来的，而由迪乌拉人

（Dioula）销售到整个帝国。塞内冈比亚沿海地带生产海盐，但是没有运抵内陆。塔凯达（Takedda）是铜的主要产地，同时又是铜的一个交易中心。铜锭出口到南方，那里的各族人民把铜看得比金还贵重。这些铜不仅被卖到阿坎人那里去，而且被卖到贝宁—伊费/伊格博—乌科渥（Igbo-Ukwu）文化区。马里从南方进口柯拉果，索宁凯人和马林凯人专营这项贸易，并因此而同森林地带诸族（如阿坎人和古儒人 Guru，居住在今加纳和科特迪瓦的那些民族）建立了接触，后者称他们为迪乌拉人（Dioula）或万加腊人（Wangara）， 意思是“生意人”。迪乌拉人对于各种食品的多变的价格能够应付自如。他们善于组织家族社会，这个社会的成员被分配到从廷巴克图和杰内到卡萨芒斯和洛比（Lobi）的广大地区。因此能够有效地交换信息和产品，掌握价格的变动和决定是否囤积货物，以更多地赚取利润。

穿越撒哈拉的贸易给马里帝国带来了大宗的收入。帝国的收入来自税收、贡赋、征用天然金块、关税和战争掠夺，而关税则有赖于对穿越撒哈拉贸易的控制。通往利比亚（经由费赞）和埃及的商路的开辟，增加了从台克鲁尔到塔菲拉勒（Tafilalet）的西部商路的贸易量。北非一些大的贸易公司对撒哈拉商路的畅通起了重要作用。如厄尔—马恰阿里（Al-Maqaari）兄弟公司的阿卜德·厄尔—瓦希迪（Abd al-Wahid）和阿里（Ali）在瓦拉塔购置了房屋、畜圈、女人和奴隶，而其兄弟阿布·贝克尔（Abou Bakr）和穆罕默德（Mohammed）则在特累姆森（Tlemcen）定点经营，同时另一兄弟阿卜德·厄尔—拉赫曼（Abd al-Rahman）则被安排在西杰尔马萨（Sidjilmasa）。“特累姆森的人把撒哈拉人确定要的商品发出，撒哈拉人则给他运去来自西苏丹的象牙、柯拉果、金砂和撒哈拉游牧民的皮货。西杰尔马萨的那个人把价格信息通知到各个点上，并通过书信使之了解商人们谈交易的情况和当地新闻。这样，他们的共有财产增加了，他们的事业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发展⋯⋯ 因为他们带去的商品不怎么值钱，而带回来的却是金砂，即百金之王。”这些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同马里皇帝保持着联系，后者在书信中称他们为“最亲密的伙伴”和“最亲密的朋友①”

14 世纪以后，马里帝国日趋衰落。对帝国首先予以重创的是图阿列格人和柏柏尔人。一些柏柏尔人群体，如凯勒·昂特萨尔（Kel Antessar）、延塔拉（Yantara）、麦杜萨（Meddusa）和列姆图纳（Lemtuna），在 14 世纪已开始像曼丁哥社会那样过定居生活；而生活在艾尔（Air）和阿德拉尔·德斯·伊佛哈斯（Adrar des Iforhas）的游牧柏柏尔人，则时常反叛。曼萨·穆萨二世约于 1387 年去世后，松迪亚塔的后裔——王族的长支（the senior branch）试图夺取自曼萨·穆萨一世以来已按幼支（the Junior branch）即松迪亚塔的弟弟曼德·鲍里（Mande Bory）的后裔传承的权力。这种争夺皇位的斗争大大地削弱了王权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尤其在萨赫勒地区是这样。进入 15 世纪，图阿列格人一再劫掠廷巴克图城。他们约于 1433 年夺取了该城，以及萨赫勒的多数城市，包括瓦拉塔、尼马（Nema），甚至可能还有加奥。

随着马里北部诸省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图阿列格人的南进加强了其对于穿越撒哈拉贸易的控制与作用。但是他们的军事优势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① H. Peres, Relations entre le Tafilalet et le Soudan a traversle Sahara du XIIeXIVeSiecle,Univesited’Algèr 。

索尼·阿里（Sunni‘Ali）统治下的桑海国的出现，给了图阿列格人以致命的一击。图阿列格人的军事活动和桑海的霸权的主要结果，对马里的经济生活造成一种窒息。同时，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大西洋贸易发展了起来，于是马里帝国的西部诸省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从 15 世纪起，马里同葡萄牙建立了外交关系，二者之间的商业联系也密切起来。

富拉尼人的崛起给了马里帝国又一重创。自 13 世纪以来，富拉尼人先是向南侵入富塔托罗（Futa Toro），然后进抵马西纳（Macina）和富塔贾隆（Futa Jallon）。他们始则为当地酋长的附庸，终则对土著居民确立统治并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在邓哲拉（Tengella）的领导下，富塔托罗的富拉尼人国家， 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邓哲拉及其子考利（Koly）的领导下，戴尼安克富拉尼人（the Denianke Fulani）侵占了整个塞内冈比亚，同马里帝国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 1481—1514 年间的某个时候，戴尼安克富拉尼人同马里军队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前者大获全胜，考利不仅征服了富塔，而且被这个地区的富饶所吸引，在那里定居下来。马里与西部诸省的交通线向北朝着冈比亚和卡萨芒斯的方向后退。在 15 世纪后期和 16 世纪早期，联系马里东部和西部的通道变窄了。受马里皇帝派遣的曼丁哥商人将黄金卖到苏图科

（Sutuko）市场，不再是安全的了。他们不得不迂回前往，以至于需花费 6 个月的日程。而考利和他父亲的军队通过加强在所有富拉尼人聚居地区的势力而迅速膨胀起来，在邦杜（Bundu）大获全胜。渡过冈比亚河之后，父子二人分别行动：邓哲拉率部朝着迪亚拉王国挺进，而考利则征服了富塔托罗。可是邓哲拉出师不利，他约于 1512 年被桑海军队击败并被杀死。考利定都于阿尼亚姆—戈多（Anyam-Godo），从那里对卓洛夫帝国多次地发动进攻，征服了一些地方。富塔托罗的富拉尼人对卓洛夫的霸权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前半

期。于是，马里就逐渐地失去了它的西部领地。尽管如此，直到 16 世纪末， 马里仍然能够比较有效地从冈比亚河到卡萨芒斯这一带行使权力。

对于马里帝国的衰落和解体来说，葡萄牙人的到来更带根本意义。葡萄牙人在沿海地带站稳脚跟以后，其国王约翰二世（John Ⅱ）在 1481—1495 年分别向富塔的国王、廷巴克图的科伊（Koi）和马里皇帝那里派去了大使。派往马里的大使则有 2 个，第一个大使沿冈比亚河向上走，第二个则从埃尔米纳堡（Fort ElMina）出发。接待他们的马里皇帝是曼萨·穆罕默德二世

（Mahmud Ⅱ），他是曼萨·乌勒（Mansa Ule）之子。当时尽管马里已同戴尼安克富拉尼人发生战争，但它仍是十分强大的。1534 年，曼萨·穆罕默德三世（Mahmud Ⅲ）接待了约奥·德·巴罗斯（Joao de Barros）派去的一个使团。巴罗斯当时代表葡萄牙国王驻守在埃尔米纳堡。使团同马里君主就有关冈比亚河贸易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但是，葡萄牙人已经开始插手沿海地区非洲人的内部冲突。他们派往马里帝国首都的使团的真正用意只是对这个国家的内部情况收集情报而已。到 17 世纪早期，在冈比亚这个原是马里帝国的一个重要行省的地盘上，分割成了萨鲁姆（Salum）、乌利（Wuli） 和康托尔（Cantor）三个王国。

1599 年，马里皇帝曼萨·穆罕默德四世（Mahmud Ⅳ）试图趁摩洛哥军队占领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而造成的混乱局势，重振昔日雄风。由于得到班巴拉人和富拉尼人多数地方酋长的支持，他推进到了杰内。可是他被一名部将出卖了。他在挽回败局之前竭力重新控制西非的那些商业都市。然而这些城市一个接一个摆脱了马里的统治。随着马里帝国的解体，在尼日尔河内陆

三角洲兴起了 5 个小王国。班巴拉人也趁马里崩溃之机崛起。17 世纪上半叶马里帝国从西苏丹政治生活中消失。

四、桑海国的兴衰

桑海人的故乡在登迪（Dendi），这个地方位于今贝宁、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三国交界处。桑海人的一个重要部落索尔科（Sorko）人以渔为业，他们溯尼日尔河北上，在蒂拉贝里站稳脚跟，在那里与以狩猎为生的果伍人和以务农为生的铎人结盟，共同形成了桑海人的核心成分。

索尔科人继续朝尼日尔河曲挺进。在昂松戈湍流一带，他们确立了对务农的加比比人的统治，建立了移民点库基亚。在库基亚（Kukya），桑海人同图阿列格人发生了接触，通过他们而加入了尼日尔河中游黑人各族与北非居民之间的贸易体系。随着库基亚发展成一个商业繁盛的城市，桑海人中产生了专门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阶层，同时他们的社会开始分裂为互相对立的阶级。至此，桑海人国家的产生已经是势所必然的了。

据传，约于公元 670 年，以迪亚·厄尔·也门（或叫作扎·厄尔·阿里亚门）为首的三个柏柏尔人，为逃避阿拉伯人的奴役，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动身，越过撒哈拉沙漠来到库基亚。当他们发现索尔科人向尼日尔河中的鱼神献祭时大肆勒索加比比人，迪亚·厄尔·也门便以非凡的法力杀死了鱼神， 从而使加比比人摆脱了索尔科的统治。加比比人遂于 690 年拥立他为国王。这样，迪亚·厄尔·也门就成了桑海王国的创始人。然而，索尔科人不愿臣服于他，便溯尼日尔河北上，先后建立了加奥、班巴等城市，并一直向西推进到廷巴克图以南的湖区莫普提。

迪亚·厄尔·也门建立的王朝，被后人叫作迪亚王朝或扎王朝（Dia or Za dynasty）。在最初的 200 年里，王国的疆域狭小，仅限于以库基亚为中心的一片地方。而在这期间，索尔科人营建的加奥城，作为撒哈拉商道的另一个终点站，迅速地发展了起来。于是，沿着尼日尔河左岸扩张势力的库基亚的国王，约于 890 年夺取了加奥城。从这时起，由于桑海王国统治着巨大的商业中心库基亚和南北交通的要冲加奥城，它就能够独占性地支配着从尼日尔河向北和向东去的撒哈拉商道了。约于 1009 或 1010 年，迪亚王朝第十五代国王迪亚·科索伊（Dia Kossoi），把首都迁到了加奥，但嗣后国王的登基仪式仍在库基亚举行。就在这一年，①迪亚·科索伊经过与加奥的穆斯林商人进行辩论，终于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桑海王国历史上第一个穆斯林君主。这时，桑海王国已是囊括尼日尔河曲东侧的一个相当强大的王国了。

迁都以后，又有 17 个桑海君主在位。在这期间，加纳王国灭亡了，在桑海王国以西广袤的热带草原上兴起了一个强盛的帝国——马里。13 世纪，马里的锐意扩张使桑海失去了其北部省份和它对沙漠商道的控制。1325 年，马里军队攻占了加奥，灭掉了桑海王国。至此，迪亚或扎王朝共传了 32 代君主。

桑海王国灭亡后，马里皇帝曼萨·穆萨在麦加朝圣归途中，曾驻跸于加奥。他把桑海末代国王迪亚·阿西巴伊的两个儿子阿里·科伦（‘Ali Kolon） 和苏莱曼·纳尔（Sulayman Nar）带回尼阿尼作为人质。这两个桑海王子于

① 有的学者推算为 1019 年。见 S.M.Cissoko,‘The Songhay from the 12th to the 16th Century’,in D.T.Niane ed.,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Ⅳ,P.188。

1335 年成功地逃回加奥，重建了桑海王国。第一代君主是阿里·科伦，他改王号为索尼（Sunni 或 Sonni），意思是“继任首脑”。苏莱曼·纳尔继他之后为王。在他们之后的 18 代君主，都沿用了“索尼”这一称号，所以这一时期的桑海王国被称作“索尼王朝”或“契王朝”（ Sunni or Shidynasty）。

1400 年，索尼·马多果（或叫作索尼·马达乌 SunniMadawu）使桑海最终摆脱了马里的宗主权。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桑海国开始了由王国向帝国的转变。索尼·马多果曾奔袭马里首都尼阿尼，从那里带回 24 个属于马里皇帝的奴隶部落。他的继任者索尼·苏莱曼·达阿马（Sunni Sulayman Daama） 侵入并摧毁了马里索宁凯省的中心尼马（Nema），从那里掳获了大批战利品。1462 年，第十九代君主阿里·贝尔（Ali Ber）即位，称索尼·阿里（Sunni ‘Ali）或阿里大帝（Ali the Great）。他是桑海帝国的真正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阿里·贝尔的父亲是索尼·苏莱曼·达阿马，母亲来自登迪地区的法腊

（Fara）。当时桑海人还保留着母系制遗风，孩子出生后要舅舅来抚养成人。因此，阿里·贝尔不是在宫廷中而是在偏远荒僻的法腊长大的。桑海人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尽管他也接受了伊斯兰教育，但他始终对伊斯兰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阿里·贝尔于 1464 年登上王位。他雄心勃勃， 一生致力于扩大桑海国的版图。他以尼日尔河水路为基础，调兵遣将，在河曲地带纵横驰骋。他骁勇异常，意志坚强，在战场上勇猛冲锋，在谈判中机智刁钻，同时很懂得利用对手内部的矛盾，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凡是被他选定要进攻的目标，总能旗开得胜。他精心筹划的一次又一次远征，几乎没有发生过损兵折将、劳师无功的情况。他差不多朝着所有的方向开拓疆上。1469 年 1 月，他率军夺取了廷巴克图，并下令杀害了桑科尔清真寺的一大批穆斯林学者，理由是“他们同情图阿列格人及其庇荫者”。这一暴行在穆斯林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在攻占廷巴克图以后，他又向西北部和北部的“摩尔人沙漠”、东北部的阿扎瓦特沙漠进军。为了夺取瓦拉塔，他着手实施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从廷巴克图以西的法圭比内湖畔的腊斯马到瓦拉塔，挖一条长约 280 公里的运河①。

阿里·贝尔一面设法对付北方的图阿列格人，一面挥师南进，以 400 条

战船把杰内城团团围住。经过 6 个月（《探索者史》说是 7 年 7 个月零 7 天） 卓有成效的封锁，杰内的统治者被迫献城投降。杰内是通往沃尔特河盆地和南方森林地带的商道的枢纽，是进行黄金和柯拉果贸易的一个重要市场。因此，夺取了杰内也就使形成中的桑海帝国增加了新的财源。

杰内和麦马的西南是马西纳（Macina）地区，那里是约于 1400 年迁入的富尔贝人的牧场。马西纳的富尔贝人的酋长继续效忠于马里皇帝。阿里·贝尔由杰内向马西纳挺进，以残酷的手段对付富尔贝人。据《探索者史》记载， 富尔贝人桑加雷支族有幸生存下来的人，“加在一起在一棵树的荫凉里都站得下。”接着，桑海军队由马西纳西进，袭击了马里帝国的卡拉省。至此， 阿里·贝尔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德博湖周围和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这一重要产粮区，控制住了库基亚、加奥、廷巴克图和杰内这一商业中心地带。

在尼日尔河曲内侧，从 1465 年到 1484 年，阿里·贝尔曾四次向洪博里

（Hombori）和班迪亚加腊（Bandiagara）山区进军，臣服了那里的多贡人

① 这条运河只挖了 15 公里长，因沃尔特河流域的莫西人突然入侵而停工。

（Dogon）和通博人（Tombo）。不过，桑海人向南方扩张，遇到了莫西人（Mossi）王国雅膝加（Yatenga）的顽强抵抗。雅膝加国王纳巴·纳赛雷于 1477 年率兵奔袭瓦拉塔，遭到了阿里·贝尔的猛烈狙击，被迫撤退。桑海军队穷追不舍，最终把雅滕加势力从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地区排除了出去。然而，在阿里·贝尔在位期间，虽然对沃尔特流域的莫西人多次用兵，却没有能够使他们臣服。

此外，阿里·贝尔还派兵远征今贝宁、尼日尔、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四国毗连地区的古尔马人（Gurma）、豪萨人和巴里巴人，以开拓桑海帝国的东南边疆。

总之，索尼·阿里·贝尔在位 28 年，总是骑着战马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场，以高度机动的武装力量战斗于帝国的四面八方。他居无常所，虽然在尼日尔河畔的库基亚、加奥、卡巴拉（Kabara）和迪尔马（Dirma）等地兴建了王宫，但他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久呆过。他的雄才大略和精明强干， 是桑海建国以来任何一个君主都望尘莫及的。 1492 年 10 月 23 日，索尼·阿里·贝尔在打仗回来的路上，出乎意外地淹死在德博湖东南一条名叫科尼

（Kony）的小河里①。这时，桑海已经成为东南从登迪和克比起、西南到杰内对面的锡比里杜古，囊括整个尼日尔河曲的新月形帝国。

阿里·贝尔死后，其子巴卡里·达乌继任为索尼王朝第二十八代君主， 称索尼·巴阿雷（Sunni Baare）。这时，城市里的穆斯林上层和坚持传统信仰的桑海旧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巴阿雷不懂得通权达变，固守桑海传统宗教，甚至于 1493 年 1 月 21 日表示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结果，内战爆发了。由洪博里—洛伊（Hombori-Loi）②穆罕默德（Muhammad）和他的弟弟奥马尔·贡迪亚格霍（‘Umar Komdiagho）领导的一个反对巴阿雷的伊斯兰教派，于 1493 年 4 月 12 日在加奥附近的安法奥（Anfao）打败了索尼·巴阿雷。巴阿雷率残部向南逃到蒂拉贝里附近的阿约鲁，在那里维持着一个小朝廷，直到 1500 年左右。

穆罕默德夺取了国家最高权力，改王号为阿斯基亚（Askiya），建立了阿斯基亚王朝。传说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生于尼亚美附近的内尼岛，其母是索尼·阿里·贝尔的姐姐。穆罕默德虽然目不识丁，但却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常因宗教问题与舅舅索尼·阿里·贝尔发生口角。攫取国家权力后，他被称作阿斯基亚大帝，意思是“始皇帝”或“太祖皇帝”。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锡拉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继承索尼·阿里·贝尔开创的帝业，励精图治，使桑海国进入鼎盛时期。

阿斯基亚大帝把权力的重心从桑海旧贵族盘踞的帝国东南部转移到穆斯林新贵族聚集的西北部。加奥仍是首都；然而最重要和最繁荣的城市是廷巴克图，它俨然成了第二首都。随着这一变化，阿斯基亚大帝竭力推行伊斯兰教，欲借宗教的力量来维持其统治。为此，他于 1496 年 10 月至 1498 年 8

月在 500 名骑兵和 1000 名步兵的护卫下，带着 30 万枚金币，到麦加朝觐。这次朝觐使他获得了“台克鲁尔的哈里发”的头衔，因而成为西非穆斯林公认的首领。在途经开罗时，他拜访了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厄尔—苏玉梯（the grand master of al-Azhar，al-Suyuti），后者给他提出了有关政府问题的

① 据考证，就是今天的科纳河。

② 洛伊（Loi），桑海语，相当于马林凯语中的法润（farin）或法尔马（farma），意即总督。

建议。另外，麦加的谢里夫（Sharif）由于阿斯基亚大帝的这次朝觐而向桑海帝国派出了一名大使，这位大使名叫厄尔—萨柯里（al-Sakli）。因而， 阿斯基亚回国之后他的权威在穆斯林当中就有了不可置疑的合法性。

阿斯基亚大帝在桑海帝国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于是索尼·阿里·贝尔在位时逃亡他乡的穆斯林学者又回到了廷巴克图，王室和贵族子弟涌入那里的桑科尔清真寺受教育，公主们热衷于同富有的穆斯林商人联姻，帝国和桑哈扎人、图阿列格人等游牧的柏柏尔各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出现了更加繁荣的局面。

阿斯基亚大帝在他的兄弟奥马尔·贡迪亚格霍辅佐下，继续向外扩张。1512 年他征服了马西纳和扎拉（Zara，即迪亚拉）。他成了撒哈拉和塔加扎盐矿的主宰者并攫取了阿加德兹（Agades）和豪萨城邦卡齐纳（Katsina）、卡诺（Kano）。不过他在南方对巴里巴人（Bariba）、莫西人和多贡人的进攻是劳师无功的。通过一系列征服活动，他巩固了桑海帝国并把它扩展到从登迪到桑古（Segu）以南的锡比里杜古（Sibiridugu），从塔加扎到雅滕加的边境。

阿斯基亚大帝沿袭索尼·阿里·贝尔的传统来组织他的帝国。他委任奥马尔·贡迪亚格霍为库尔米纳总督（ Kurminafari）；他设置了新的行省， 以忠于他本人的人去取代索尼·阿里·贝尔的官员，并对所有的穆斯林城市委任了卡迪（Kadis）。他重新组织了朝廷和枢密院（the imperial council）， 确定了席次和各自应负的职责。他给在朝廷上供职的乌拉玛（‘ulama）和卡迪制定了规范。

阿斯基亚大帝鼓励贸易，从而使帝国空前地繁荣起来。他大力引进精确的衡器并对之进行检视，并派出大批市场巡视员以保障买卖公平。传说，他在卡巴拉—廷巴克图地区挖了一条运河以利灌溉。他将战争中掳掠来的大批奴隶安置下来，让他们务农，并减轻农产品税收，以此来鼓励农业生产。他尊重学者，发展文化，擢用才智之士。

阿斯基亚大帝即位时年已 50，他在位 35 年。到 1520 年左右，当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时，由于年事己高，双目失明，加之奥马尔·贡迪亚格霍已经去世，争夺最高权力的阴谋诡计开始在宫廷中滋生蔓延。1526 年，他接受他的弟弟雅雅（此人接替奥马尔·贡迪亚格霍任库尔米纳总督）的建议，委任王子巴拉（Bara）为廷巴克图以南湖区宾加省的省督（受库尔米纳总督辖制）。其他王子要求父亲收回成命，遭到拒绝。1528 年，以长子穆萨为首的诸王子公开反叛，并战败和杀死了奉调进京勤王的雅雅。8 月 15 日，阿斯基亚大帝被迫宣布退位，穆萨攫取了王位。

阿斯基亚·穆萨（Askiya Musa， 1528—1531 在位）统治了 2 年 9 个月， 在宫廷内讧中被他的兄弟们杀掉。正当得胜者酝酿推荐一个新的阿斯基亚时，驻守加奥的库尔米纳总督穆罕默德·本坎（Muhammad Benkan Kiriai， 1531—1537 在位）捷足先登，据有了阿斯基亚宝座。新阿斯基亚不是阿斯基亚大帝的直系后裔，而是奥马尔·贡迪亚格霍的儿子。1537 年 4 月，在阿斯基亚大帝的参与密谋下，其子伊斯玛仪（Isma‘il，1537—1539 在位）联络握有重兵的登迪总督（Dendi fari）发动兵变，废黜了穆罕默德·本坎。阿斯基亚大帝正式地向伊斯玛仪移交了权力，并于翌年 2 月去世。阿斯基亚·伊

斯玛仪随后也于 1539 年 11 月病逝。阿斯基亚大帝的另一个儿子伊夏克被立为新阿斯基亚，史称阿斯基亚·伊夏克一世（Askiya Ishak I ， 1539—1549

在位）。虽然阿斯基亚大帝被废后的 20 多年里，桑海帝国政局动荡，但社会

稳定，经济和文化继续发展。阿斯基亚·伊夏克一世在位时，桑海军队于 1546

年占领了马里首都尼阿尼达 7 天之久。

1549 年 3 月阿斯基亚·伊夏克一世去世，他的兄弟库尔米纳总督达乌德

（Dawud， 1549—1583 在位）和平地获得了权力，成为第六代阿斯基亚。他

在位 33 年，表现出他的任何一个兄长都望尘莫及的才干，是阿斯基亚大帝之后最有作为的一个君主。《探索者史》和《苏丹史》说他聪颖过人，足智多谋，善待众人，是文人的朋友。他任用了一批能干的高级官员，而且他本人经历了他的兄长们在位时种种问题的考验，从而能够有丰富的经验去处理政务和人事关系。他重振军威，厉行镇压境内各族的反抗，迫使属国继续纳贡； 并再一次远征马里，四次攻打莫西王国。他精通《古兰经》和伊斯兰法，还坚持每天早晨与一个穆斯林学者研讨伊斯兰学问。他十分重视穆斯林贵族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对他们优渥有加，大加封赏。编年史中处处可见他赐给他们土地、奴隶、粮食、牛马和衣服的事例。他敕建图书馆和伊斯兰金库，并为重建廷巴克图星期五大清真寺捐款。他的这些做法促进了桑海帝国中心地带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正是在他在位期间，廷巴克图作为一个伊斯兰学问中心而闻名遐迩。

阿斯基亚·达乌德去世后，新的一轮王位继承危机爆发了。达乌德本来打算要长子继承王位。但当他去世时，长子不在加奥，结果他的另一个儿子厄尔—哈吉（al-Hadj，1583—1586 在位）攫取了王位。1586 年 12 月，厄尔

—哈吉被他的兄弟们废掉，达乌德的又一个儿子穆罕默德·巴诺（Muhammad Bano）成为第八代阿斯基亚，史称他是“诸王子中最愚蠢的一个”。1588 年， 库尔米纳总督萨利赫（al-Salih）和西部各省军队总指挥萨杜克（al-Sadduk） 联手向加奥进军，要求废黜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巴诺。可是在进军途中， 萨利赫和萨杜克发生火拚，萨利赫被杀死。萨杜克继续率兵东进。当他与朝廷派出的军队交战的那一天，巴诺病故，于是萨杜克在穆斯林占优势的西部各省的支持下成为阿斯基亚。与此同时，桑海族占优势的东部各省则支持加奥的王公贵族将达乌德的又一个儿子伊夏克扶上台。阿斯基亚·伊夏克二世

（Askiya IshakII）立即率兵与其兄弟萨杜克展开激战。后者兵败被杀，西部各省所有军政长官都被撤职和监禁，约占桑海军队半数的西部各省将士或死或散。这场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桑海帝国元气大伤，广大穆斯林对阿斯基亚·伊夏克二世的政权充满了仇恨。

恰在这时，桑海帝国与北非摩洛哥王国的矛盾激化。在摩洛哥，萨阿德王朝于 1554 年取代了瓦达西王朝，并于1578 年 8 月开始了穆莱·阿赫默德·阿尔—曼苏尔（Mulay Ahmmadal-Mansur）的统治时期（1578—1603）。这位

摩洛哥素丹定都于摩洛哥南部的马拉喀什，决心向南扩张势力。1590 年 1 月， 他给阿斯基亚·伊夏克二世写了一封信，宣称他有权对进入撒哈拉食盐产地的每头骆驼征收一个密斯卡尔的税；并威胁说，他准备支持逃亡到摩洛哥的阿斯基亚·伊夏克二世的一个兄弟（实际上是桑海宫廷中一个奴隶的儿子） 回国登上桑海君主的宝座，伊夏克二世的答复是挑战性的：一封用语粗暴的信和两支铁矛、两副马蹄铁。

1590 年 10 月 16 日，摩洛哥素丹组成了一支 4000 人的远征军，其中有

1500 名摩洛哥人，其余都是来自西班牙、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冒险家和海

盗。远征军中有 2000 名步兵火枪手、500 名骑兵火枪手和 1500 名执矛骑兵，

配备 10 门火炮和大量火药。由 1 万头骆驼和 1000 匹马为远征军运送装备和给养。另有 1000 名工 匠和医生随行。来自西班牙南部、在摩洛哥素丹宫廷中充任宦官的朱德尔帕夏，被派作远征军的司令。远征军首先进入德腊阿谷地，以逐步适应干燥炎热的沙漠生活。这一年的 12 月 22 日，时值撒哈拉沙

漠最凉爽的季节，远征军踏上了征途。仅仅用了 2 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越过

了撒哈拉，约有半数人丧生。1591 年 2 月 28 日，远征军抵达尼日尔河曲， 今班巴市附近的卡拉巴拉（Karabara）。稍事休整，他们就开始向加奥挺进了。

当侵略军闯入国门时，伊夏克二世正在西部的卡拉省同他的政治反对派作战。直到很晚的时候，他才赶回加奥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迎击摩洛哥远征军的事宜。1591 年 3 月 12 日，由 1.25 万名骑兵和 3 万名步兵组成的一支桑

海军队，在加奥以北约 50 公里处的通迪比（Tondibi）村，列阵与摩洛哥侵略军展开了决战。桑海君主下令把一群牛驱赶到南沿阵地，企图让牛冲向敌阵，使侵略者溃不成军。可是，当远征军向着桑海军队的阵地猛烈开火时， 那些牛因受到惊吓而狂蹦乱跳。它们不仅没有朝着敌阵奔去，反而掉转头在桑海军队的阵地上凶猛地左踢右撞。同时，桑海人的弓箭和长矛难以抵御侵略者的火枪火炮，死伤甚众。侥幸逃脱的人，纷纷泅渡到尼日尔河对岸。只有担任后卫的一个团的桑海勇士，勇猛战斗，绝不后退，直到战死疆场。

远征军大获全胜，接着就直逼加奥。伊夏克二世仓皇撤离京城。上至王公贵族、文臣武将，下至百姓，全都慌不择路地逃走，许多人在泅渡尼日尔河时溺水而死。侵略军在加奥住了 17 天，便转而攻取廷巴克图，并在那里驻守下来。

撤到尼日尔河对岸古尔马地区的伊夏克二世无心抗战，而以奉献 10 万金

币和 1000 名奴隶为条件，要与摩洛哥议和。朱德尔倾向于同意议和，但被摩

洛哥素丹拒绝。穆莱·阿赫默德·阿尔—曼苏尔于 1591 年 8 月撤了朱德尔的职，改派马哈茂德·扎尔昆接替他。接着，桑海军又与侵略军交战两次，伊夏克二世便被迫撤往登迪。不久，伊夏克二世被一伙伺机抢劫的人杀害于尼日尔河右岸的比兰加（Biranga）。

在桑海军队撤往登迪的途中，骑兵宣布废黜了伊夏克二世，拥立他的兄弟穆罕默德·加奥（Muhammad Gao）为阿斯基亚。然而，新阿斯基亚中了马哈茂德·扎尔昆的圈套，在应邀到侵略军的营寨参加谈判时被杀害。侵略者扶植阿斯基亚·达乌德的一个儿子在廷巴克图称阿斯基亚，同时达乌德的另一个儿子努赫（Nuh）在东部称阿斯基亚。努赫率桑海军队撤退到南方热带森林地区，采用游击战术，与尾追而来的摩洛哥军队周旋。他抗战的中心地点在加亚（Gaya）对岸的加鲁（Garu），而侵略军在尼日尔河 W 区修筑挺进基地科伦城堡，从那里出发追剿努赫。经过近两年的较量，桑海军队越战越强， 终于在 1593 年上半年围歼了科伦的摩洛哥军队。在这之前返回廷巴克图的马哈茂德·扎尔昆，被一名部将驱逐到了洪博里地区，在那里被当地居民杀死。

摩洛哥素丹再度起用朱德尔任远征军司令。虽然朱德尔于 1595 年击败了

努赫的进攻，可是直到 1599 年，也不能在东南地区把抗战的桑海军队消灭掉。就在那一年，朱德尔被素丹召回摩洛哥，努赫的王位也被穆罕默德·索尔科（Muhammad Sorko）篡夺了。

桑海帝国彻底崩溃了。在北部，摩洛哥侵略军控制着从库基亚到杰内这一桑海帝国的中心地带；在东南部，即从库基亚以南到登迪，则被阿斯基亚

王朝的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所掌握；在杰内以西各省，班巴拉人、富尔贝人和图阿列格人纷纷割据自立，虽然摩洛哥侵略者不能控制他们，可是他们也丝毫没有要求恢复桑海帝国的愿望。

朱德尔奉诏回国以后，远征军的将领各自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他们不再听从摩洛哥素丹的号令，也不再把抢掠到手的黄金奉献给他了。因此，穆莱·阿赫默德·阿尔—曼苏尔于 1603 年去世后，新素丹便于 1618 年决定不再向西非增派军队。滞留于原桑海版图上的摩洛哥军队，变得相当独立。他们与当地黑人妇女通婚，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混血民族—阿尔马人。

桑海帝国的崩溃，使黑非洲古代文明的发展遭受到很大挫折。西非历史上最后一个广袤、强盛的大国销声匿迹了。继之而来的是四分五裂、政治动乱、灾疫流行。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商业衰退，各主要城市因丧失了它们在撒哈拉贸易中的作用而急剧衰落，廷巴克图不再是一个伊斯兰学术中心。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城乡人口锐减。正如《探索者史》所说，从摩洛哥入侵开始，“一切都起了变化。危险代替了安全，贫穷取代了富裕，动乱、灾难和暴行取代了宁静。”

下面，我们对桑海帝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分别做一介绍：

经济 地处西非萨赫勒地带中部的桑海帝国，由于受益于穿越撒哈拉的贸易，经济上是十分繁荣的。尼日尔河从西到东穿过帝国的中心地带，一方面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另一方面肥沃的尼日尔河谷地为农耕提供了自然基础。桑海帝国的经济有两个部门：传统的农村经济和城市商业经济。

据《探索者史》和《苏丹史》记载，尼日尔河谷地人口稠密，乡村居民或从事农耕，或从事渔业，或从事畜牧。王公贵族和大城市里的穆斯林权贵们的采邑是由奴隶耕种的，奴隶们聚居为村落。阿斯基亚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大土地拥有者（landowner），他的田地分散在整个谷地，由一群群的奴隶耕种。奴隶在凡发（fanfa）的监督下劳动，收成以实物地租的形式被征调和运到加奥。每 200 名奴隶进行集体耕作的一片田地，每年须生产 1000 孙努

（sounu，1 孙努约 250 公斤）的稻谷，而阿斯基亚则向他们提供种子。管理皇家谷仓的官职叫卡巴拉—科伊（kabara-koy），他主管的船队将种子运送给奴隶，并将收获的稻谷运进皇家谷仓。平民拥有的奴隶，与此情况相同。一批穆斯林权贵（马拉布特、乌拉马）也是大地产的拥有者，“他们的采邑可与中世纪欧洲的教会领地相提并论”。①这些神职人员都住在城市里，有些人甚至住在北非。农耕者使用的工具是锄（桑海人叫作 Kaunu）。索尔科人、铎人和鲍佐人（Bozo）以渔为业，鱼被晒干或熏干，行销于全帝国。马西纳和巴科胡奴（Bakhunu）所在的萨赫勒边缘地带饲养牛和山羊；马西纳谷地的居民过定居生活，他们饲养食用牛。谷物、鱼、肉等农产品的上市比例之大， 完全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乡村居民以此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如食盐。

瓦拉塔、廷巴克图、杰内、加奥、库基亚等穿越撒哈拉贸易的主要中心， 同撒哈拉、北非乃至地中海欧洲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从尼日尔河谷向北穿越撒哈拉的商道，主要的有五条，一条是廷巴克图—塔加扎—图阿特（Tuat） 到塔菲拉勒（Tafilalet）和阿尔及利亚西部；第二条是廷巴克图—瓦拉塔— 提席特（Tishit）—瓦达恩（Wadane）到达尔阿（Dar‘a）和塔菲拉勒；第

① JosephKi-Zerbo，Histoiredel’Afrique Noire ，Paris，1978，P.148—149 。

三条是加奥—塔得迈卡—加特（Ghat）到利比亚和埃及；第四条是加奥—塔得迈卡—加达姆斯（Ghadames）到利比亚和突尼斯海岸；第五条是加奥—豪萨—加涅姆—博尔努到尼罗河谷地。贸易被掌握在阿拉伯—柏柏尔人以及万加腊人（曼丁哥人）、瓦科雷人（Wakore，即索宁凯人）、莫西人、豪萨人和桑海人手里。廷巴克图等城市成为会合点，那里的居民从中转贸易中获利颇丰。有些商人组织良好，在许多城市里设有分支结构，并从物价的波动中牟取利润。他们在尼日尔河上拥有商船队并用骆驼和牛驮运货物。当利奥·阿非利加纳（Leo Africanus）于 16 世纪初抵达桑海帝国时，看到卡巴拉港（the Port of Kabara）各种货物堆积如山①。

交易是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通过货贝（cowries）、黄金、盐、铜等中介物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换的情况也很常见。在进口的货物中，布匹大多来自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马约尔卡（Majorca）、英格兰、法国等欧洲城市和国家，盐来自塔加扎和伊吉勒（Idjil），武器、马匹、铜、玻璃制品、糖和工艺品来自北非。这种贸易的驱动力是食盐—黄金交易。盐块重25—30 公斤，通过廷巴克图等城市商人分发到内地。桑海帝国输出黄金、奴隶、象牙、香料、柯拉果和棉制品。金砂和天然金块来自班布克（Bambuk）、布雷（Bure）、莫西地区的金矿，特别是来自阿散蒂的比图（Bitu inAsanti）。

桑海帝国的国内贸易是以当地产品的交换为基础的。在所有的大的人口中心都有市场，在那里农民以自家的产品换取食盐、布匹和来自北方的其它日用杂货。从尼日尔河中央三角洲或登迪来的谷物被运到廷巴克图、加奥和萨赫勒地带销售，而来自南方的柯拉果和黄金则向北集聚到穿越撒哈拉贸易的商道的始点。杰内对整个西非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货物集散地。

总起来看，虽然桑海帝国的中心地带商业繁荣，但这种繁荣是以外贸为驱动力，而不是建立在当地产品的市场经济化的基础上的。商业停留在易货贸易的阶段，铸币和纸币都还没有产生。财富的个人和社会积累仅限于以实物的形式进行，而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这种积累的规模是有限的。

政治和行政组织 桑海帝国的政治和行政组织渊源流长。权威的强等级制、系统的中央集权制和绝对君主制在桑海帝国发展了起来，从而使桑海帝国的政治和行政体制有别于加纳和马里。加纳和马里帝国的国家结构，是一种王国联邦制（a federation ofKingdoms）。

桑海帝国的君主制是以伊斯兰教的和习惯的价值为基础的。一方面，按照桑海和西苏丹的古老习惯，国王是子民之父，握有半神秘的权力，被认为是国家繁荣兴旺的源泉。另一方面，根据伊斯兰传统，自 11 世纪以来就成为穆斯林的加奥的国王们，是依据《古兰经》的训诫实行治理的。这两种传统被结合在一起，并且随着君主的变换而有所侧重：在阿斯基亚·穆罕斯德和阿斯基亚·达乌德时期注重于伊斯兰传统，而在索尼·阿里·贝尔和其他阿斯基亚们在位时期则更多地倾向于桑海固有的传统。

住在加奥的皇帝被一个庞大的宫廷集团环绕着，其中包括他的家庭成员、高官显宦和属于盖赛莱与马宝（Guesere and Mabo）这个等级的格里奥。他坐在一个隆起的平台之上，周围站着 700 名宦官。属于万杜（Wandu）这个等级的格里奥充任传令官。数目庞大的仆从——他们往往是奴隶，在宫廷总监（hu hokoroi koi）的指导下负责各种宫内事务。御衣橱主管负责皇帝的

① LeoAfricanus（1550），‘Descriptiondel’Afrique’ ，Frenchtransl.A.Epaulard，Paris，1956，Vol.2，P.467 。

穿戴。当君主死亡时，由其最年长的兄弟继承皇位。实际上，皇位继承是由参与竞争者的力量的强弱决定的，这就是周期性政治危机的原因所在。新阿斯基亚的即位，由苏纳（sunna）宣布，加冕礼在库基亚举行。典礼仪式包括新阿斯基亚接受一方国玺、一把剑和一本《古兰经》作为继承权力的标志； 同时还有承自索尼王朝的权力的传统标志，即鼓和圣火（dintouri）。政府由阿斯基亚任命的大臣和顾问组成，这些人的位置是根据其职能而定级别的，阿斯基亚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当阿斯基亚任命臣子担任官职时，要在星期五的例行朝会上，宣布这个官职的席次，并授与他品级相当的衣服、帽子、首饰和一定数目的鼓。

中央政府的官员组成皇家枢密院（the imperial council），帝国的所有问题都在枢密院里得到讨论。秘书长（achancellor-secretary）做会议记录并负责处理皇帝的文书，以及起草和执行其诏令。其他官员分别主管各个行政部门，但是并不存在严格的职能专门化。

根据《探索者史》和《苏丹史》，我们知道主要有这样一些官职：希·科伊（hi koi）是“水上主管”或船队指挥，这个官职是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官职之一，因为从桑海人的起源来说，在尼日尔河上的水上生活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希·科伊是最高等级的廷臣之一，他控制着各个行省的省督。法里·芒曹（fari mondzo）是农业主管，这个官职极有可能与分散于整个帝国的众多皇家采邑的管理和每年收益的运进有关。这个十分重要的官职通常是由与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王公担任的。类似官职还有哈里·法尔马（hari farma）

（河流与湖泊专员）、萨奥·法尔马（sao farma）（森林专员）和瓦耐·法尔马（wanei farma）（负责财产管理）。

中央政府中的其它重要官职还有：诺·科伊（no koi），渔业大臣；科赖·法里马（korey farima），主管白人事务；卡里萨·法尔马（kalissa farma），财政大臣，负责管理国库（皇帝的实物形式与货币形式的收入都被集中于加奥）和皇帝的开支；巴那·法尔马，负责官员们的薪水；多伊·法尔马，负责购物；巴拉马（balama），在较早的时候是军队司令，16 世纪时其重要性减弱，仅是驻守于卡巴拉—廷巴克图地区的军队的长官并且受库尔米纳·科伊的辖制。

桑海帝国对辖土采取两种政府体制：实行第一种政府体制的辖土是那些被征服的行省，由阿斯基亚委任的长官治理，阿斯基亚随时可撤去他们的职务。这些行政长官形成一个等级，负责所有方面的治理，但司法除外；司法权由皇帝委派的卡迪（kadī）来行使。这些行政长官的头衔是法里（fari）、法尔马（farma）或法尔巴（farba），都是从曼丁哥的法润（farin）一词派生出来的，意思是总督（governor）。科伊（koi）是一个桑海语词汇，意思是长官（chief），其重要性在行省的行政体制中比总督低。芒曹（mondzo） 一词只用来指称个别地方的行政长官，如廷巴克图·芒曹。桑海帝国被划分成两个行政大区：西部的库尔米纳（Kurmina）和东南部的登迪。库尔米纳总督差不多都是由皇帝血亲和簪缨王公来担任。该总督驻守于登迪尔马

（Tendirma），地位仅次于皇帝，负责廷巴克图以西诸行省的政务，但是行省省督是由阿斯基亚任命的，并且对阿斯基亚负责。到 16 世纪末，库尔米纳的军权使他能够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所有的西部诸省，事实上成了这些行省的首脑。他指挥着一支约 4000 人的精锐之师，因此能够与皇权相抗衡。登迪总督统辖帝国东南诸行省，他在国家里的位置仅次于库尔米纳总督而居第

三。占据这个位置的往往是宫廷中的一个重要的廷臣，他享有与阿斯基亚坦率直言的权利。他负责保卫帝国的东南边境。他管辖下的那些行省的省督也须由阿斯基亚本人任命。两大行政区之下的省督有巴拉·科伊（Bara Koi， 他对皇帝之命有否决权，虽然他并不一定行使这一权利）、迪尔马·科伊（Dirma Koi）、洪博里·科伊（Hombori Koi）、阿拉宾达·法尔马（Arabinda Farma）、本加·法尔马（Benga Farma）、卡拉·沙（Kala Sha）和巴格纳·法尔马（Baghena Farma）。

廷巴克图、杰内、塔加扎、瓦拉塔等贸易城市在其长官科伊或芒曹的治理下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这些城市的商业、手工业活动和人口规模要求有很多的行政官员去管理。在廷巴克图，除了负责司法的卡迪和廷巴克图·科伊外，还有一大批文职官员，如负责市场和城市治安的阿萨拉·芒曹（asara mondzo）、衡器监察官、市场监察官、卡巴拉港海关官员、各种行会的主管、各民族社区的长官，所有这些人组成了这个大城市里一个有效率的行政系统的核心。

实行第二种政府体制的辖土是那些臣服或附属地区。这种政府体制是间接统治。这些地区的长官是按照当地习俗设置的，只须得到阿斯基亚的同意即可。地方头人与皇权之间的争议常常导致叛乱的发生。阿斯基亚对这些地方实行干涉并将自己看中的人强加于当地。阿斯基亚·厄尔—哈吉废黜了马西纳的丰多科（fondoko，即长官）布布·马里亚马（Bubu Mariama），并将他流放到加奥，即是一例。阿斯基亚王朝在豪萨城邦卡诺和卡齐纳、阿加德兹王国、图阿列格人凯尔·昂塔萨尔联盟（Kel Antassar fed-eration）以及来自廷巴克图—瓦拉塔地区、具有桑哈扎人血统的图阿列格人“马格杀润”

（Magsharen）联盟，实行的都是间接统治。马里后来也沦为桑海帝国的一个藩邦，但是桑海对马里的统治从来不是连续的。位于桑海和马里两国边境之间的锡比里杜古（Sibiridugu），也是桑海的属地。所有这些属地的统治者都按时向桑海帝国纳贡、战时提供兵员，并通过访问、礼品馈赠和联姻来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

通过上述各种行政体制，桑海帝国得以把西苏丹的尼日尔河地区各族人民组织起来，“颇耳人的伊麻目（Imam），台克鲁尔和桑海的武将，柏柏尔人和马里的文人，索宁凯人的伊斯兰法官，杰尔马人（Djerma）和豪萨人的臣仆，大家都在效忠桑海皇帝和承认德行与才能的基础上携手合作。”①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创建了一支职业军队，从而改进了士兵的质量。桑海军队被划分成若干个兵团，其中一个充当皇家卫队，另一些则被部署在各个行省，军士执长矛、浸了毒液的标枪和马刀。一些军团的士兵装备着锁子甲胸衣和黄铜制的尖顶头盔。由于战马价格昂贵（在 16 世纪时每匹马值 10 名战俘），所以只有精锐之师才骑马。步兵是军队的基本构成部分，其成员来自社会的各个等级，其中包括很多奴隶、较低等级的贵族和自由人。贵族的职业是政治和战争，较高等级的贵族构成骑兵的基础。尼日尔河上的渔民， 其中大多是索尔科人，组成桑海军队的一支常备水师，他们约拥有 2000 艘独木舟。桑海军队到底有多大的规模，我们无从知晓。阿斯基亚大帝的改革和阿斯基亚·穆罕默德·本坎的改革，将加奥的正规军增加到了大约 4000 人，

其中包括 300 名近卫军。多数士兵是阿斯基亚的奴隶，他们被允许结婚，甚

至可以娶阿斯基亚的女儿为妻。桑海军队的全部兵员在 1591 年通迪比战役时

约有 3 万名步兵和 1 万名骑兵。

桑海帝国的财政收入来自君主个人资产的收益，以及从穷人那里征集来的什一税（zakat），征自农业收成、牧民和渔民的实物税，再加上关税和商业税，特别是从大城市商人那里征收来的各种名目的税。阿斯基亚的个人收入的很大比例被用来维持宫廷开支和供养正规军。他们也将收入的一部分用来修建清真寺或者馈赠给伊斯兰高级神职人员（如大马拉布特）和伊斯兰学问家。

司法是皇帝的特权。阿斯基亚作为穆斯林的埃米尔（amir）和子民之父， 有权对各种案件实行裁决。在桑海帝国境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司法制度，即伊斯兰法和习惯法。前者实行于穆斯林社区里。它是以在西苏丹的大学（即大清真寺）里教授的马立克法（the Malikite law）为基础的。卡迪

（Kadī）是由活着的皇帝指定的最高法官。对于充任这个位置的人，阿斯基亚并不能任意指定，而要受传统的制约。在廷巴克图，占据卡迪这一位置的人在整个 16 世纪都出自望族马赫穆德·本·奥马尔·厄尔—阿基特（Mahmud ben‘Umar al—Akit）一家，该家族还派人充任桑科尔清真寺（the Sankore mosque）的伊麻目。许多城市的卡迪都变成了世袭制。卡迪之下有诸如宫廷秘书、书记员和公证人等助手。对犯法者的惩治由阿萨拉·芒曹——代表皇权的一名官员来执行。卡迪审理各种案件，包括刑事的和商务的，对于他的判决不得上诉。另外，像奴隶的解放、遗产的分割、私人文件的有效性这一类的案子，他也有权依据民法条款做出判决。卡迪是廷巴克图城的真正的首脑。他的权力越出了严格的司法领域。

习惯法在整个帝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占统治地位，即使在大的穆斯林城市里，人们处理家族内部的争议或通过其所属族群的酋长来解决争议的依据也都是他们各自的习惯法。

在加奥，皇家枢密院在国家事务方面作为政治法庭对一些重大案件做出审理和宣判，此类案件一般涉及到叛乱者、王公及其追随者。阿斯基亚·伊夏克二世曾建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对不道德行为进行审判，特别是对奸夫的审判。

社会生活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桑海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亲属纽带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规范所有社会机制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因素是家族。氏族（clan）是若干个家族（family）的集合体。最古老的氏族，如图雷（Ture）、锡拉（Sylla）、通卡拉（Tunkara）、西塞（Cisse）、贾克希特（Jakhite）、德拉姆（Drame）、贾瓦拉（Jawara），都具有索宁凯人渊源；只有很少的氏族，如马伊加（Maiga）具有桑海人渊源。可以看出，桑海人的构成的历史渊源不是单一的，而是索宁凯人、柏柏尔人、曼丁哥人、戈比尔人（Gobir）和豪萨人混合的产物。

在《探索者史》和《苏丹史》里没有提到民族组织（ ethnic or- ganization）的形成，除了在给奴隶或者与地域或种姓化的贸易组织命名时提及民族名称以外。桑海社会的最基本的特色是被划分成等级：该社会划分成贵族、自由人、行会成员和奴隶。这一特色在整个西苏丹都具有普遍性， 但是在桑海社会里更加引人注目。人数众多的奴隶被用来从事家务和农业劳动，并担当从属性的政治和军事角色。

除了在尼日尔河谷地分布着一些拥有大的市场的城镇外，桑海人和帝国的其他民族都生活在乡村，都以务农为生。15—16 世纪的农民都住在圆形茅屋里，并聚居为村落，其基本状况与今天没有多大差异，其基本结构并未被

技术革命和其它任何类型的革命所摧毁。桑海帝国时期尼日尔河谷地的乡村人口是稠密的，尤其在杰内地区是这样。在城镇里，手工业者有自己的行会， 如铁匠、木匠和陶工组成的行会；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季节性的，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尚须靠种地为生。尼日尔河上的渔民，到了雨季也要去种地。正像利奥·阿非利加纳目睹的情况那样，乡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是可怜的①，但是存在着普遍的安全感，饥荒倒不常见。主人从奴隶那里收取的地租一向都不是竭泽而渔。农民尚有多余的农产品拿到当地市场上去出售，以换取盐和衣服。

在精神生活方面，伊斯兰教尚未在乡村扎根。农民仍保留着他们当地的传统价值观；而且在登迪和南部的大部分乡村地区，人们尽管在表面上皈依了伊斯兰教，却仍保留着传统的崇拜。

在整个西苏丹和萨赫勒地带，随着商业的大扩展城市文明也发展起来。在 15—16 世纪，在这一地带繁荣起来的城市有瓦拉塔、杰内、泰嫩库

（Tenenku）、登迪尔马、廷巴克图、班巴（Bamba）、加奥、阿加德兹、卡齐纳和卡诺。这些城市一般来说都是开放的和不设城墙的。市场设在城内， 郊区则是圆顶草屋。城市中心的房屋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按照苏丹风格以石料建成。最大的三个城市是廷巴克图、杰内和加奥。廷巴克图在 16 世纪

达到鼎盛，在阿斯基亚·达乌德在位时该城的居民有 8 万之众。①杰内在经济

上和精神上都与廷巴克图有着密切的联系，约住着 3—4 万人，有一座美丽的清真寺，堪称苏丹艺术的瑰宝；同时杰内又是南部的大市场，因为它地处萨瓦纳和森林地带的衔接点上。加奥作为政治首都，居民接近 10 万人②。它面向豪萨世界、登迪、利比亚和埃及。

在所有这些城市里，桑海人都起着统治核心的作用，桑海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普及。但是，柏柏尔—阿拉伯人、莫西人、豪萨人、索宁凯人、曼丁哥人、富拉尼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在这些城市里也占很大比例。城市社会盛行苏丹模式的等级制，不过等级差异在这里是按照经济（特别是职业） 界限划分的。城市社会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商人、手工业者和宗教团体，所有这些成分都直接或间接地靠商业来维持生计。商人大多是外国人。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是居民中一个活跃而充满生气的阶层，他们彼此结成行会，各个行会都有自己的规章和习俗。知识分子、马拉布特和大学生是有教养的人， 他们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

在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之间有一条断层线，前者与后者迥然不同，而且前者从来没有能够向后者扩展。城市社会的统治阶级（governing ranks）一般是由外国人组成，因为城市生活的基础是伊斯兰教和商业价值，并且在整体上与当地传统社会相脱离和相对立。

15—16 世纪，在西苏丹和萨赫勒地带崛起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知识

① LeoAfricanus，loc.cit.，Vol.2，P.472 。

① 这是 S.M.Cissoko（塞内加尔的西非中世纪史专家）的估计数字。他认为这个数字比 R.Mauny 估计的 2.5 万人这个数字更接近事实。他说，在 16 世纪时，廷巴克图城的人口十分稠密，居住空间高度集中，城内两层楼房很普通。（见 S.M.Cissoko，‘The Songhay from the 12th to the 16th century’，in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IV，P.206.）。

② 这个数字是根据该城在 16 世纪末时做的第一次调查资料推算出来的，因为这项调查告诉我们，该城有

7626 所房屋，尚不包括郊区的草屋在内。

分子，而这个阶层的基础的和核心的部分则生活在桑海帝国的城市里。在 14

—15 世纪，西苏丹的精英分子是在非斯的卡拉维因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jami’al-Karawiyyin inFez）和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Azhar inCairo）培养出来的。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形成一个文人阶层。而普遍的安全和繁荣，又吸引着学者们从整个西苏丹和萨赫勒地带以及北非和埃及来到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城市居住。在 16 世纪，这些城市形成了一些研究和教授伊斯兰学问的中心，当代非洲史学者常称之为大学。最著名的大学是廷巴克图的桑科尔清真寺（the mosque of Sankore）和星期五清真寺。这些大学并不像埃及和摩洛哥的那些大学一样是一种组织机构， 而只是一批闲云野鹤式的学者聚集在那里探讨伊斯兰学问。同时，这个时期还有约 180 所古兰经学校，数千名来自西苏丹和萨赫勒地带各个角落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住在那里。教师大多不收费，但他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通过学生日夜劳作和全部奉献来维持。教学分两级进行：初级古兰经学校，以阅读和背诵《古兰经》为基础；较高一级的古兰经学校，在那里学生开始按科目学习。在大学里，则教授神学（tawhīd）、注释学（tafsīr）、传说（had īth）和马立克法学（fikh）以及文法、修辞学、逻辑学、星相学、天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科学与数学知识的讲授是入门性的。教学方法与今天无大差异，基本特征是解释和评述课文。许多教师是西苏丹和撒哈拉人。在 15 世纪，亚赫雅（Shaykh SīdīYahya）和卡巴拉的一个土著厄尔—卡巴里

（Moadib Muhammad al-Kabarī）训练了一批教师。在 16 世纪，那里有一大批著名的教师。属于阿基特（theAkits）和安达（the Anda Ag Muhammads） 这两大柏柏尔家族的教师，为数最多。最著名的教师是奥马尔·阿基特（Kad īMahmud b.‘Umar Aqit 1463—1548），他是法学家和语法学家；他的兄弟阿赫马德（死于 1536 年）、堂兄弟厄尔—穆科塔尔（al-Mukhtar）以及他的那些侄子，包括著名的阿赫马德·巴巴（Abdul‘Abbas Ahmad Baba ibn Ahmad ben Ahmad Akit，1566—1627），都是学者和教师。

桑海的成文文化基本上是一小撮城市精英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以阿拉伯文书面语言为基础的，没有吸收土著居民的语言和文化。可以说，这种文化仅仅停留在社会的边缘上。因此在桑海帝国崩溃之后，它也就随着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商业城市的衰落而式微了。

五、加涅姆—博尔努

加涅姆—博尔努（Kanem-Bornu）是位于西非东端乍得湖（Lake Chad） 盆地的一个古国，全盛时期统治范围包括今乍得南部、喀麦隆北部、尼日利亚东北部和尼日尔东部。

博尔努（Bornu，Borno 或 Bornou）作为一个地理区域，位于乍得湖西南方的平原上，北界约河（Yo Riv.）或渥贝河（WaobeRiv.），东南是叶德塞兰河（Yedseram Riv.）。从湖的西南岸直至著名的豪萨城邦卡诺（Kano）， 一马平川，其间不存在任何天然疆界。而加涅姆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则位于乍得湖东北方的盆地上，那里是一片沙土平原，平原上排列着一些起伏的沙丘，低洼潮湿处生长着农作物和小片的棕榈林。在湖的南方和东南方的河流纵横的草原上，居住着巴萨人（Batha）、瓦达伊人（Ouadai）和巴吉尔米人

（Baguirmi）。在加涅姆以北的提贝斯提山区，居住着图布人，这个民族对

于加涅姆—博尔努帝国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

加涅姆—博尔努早期历史的文字资料，是由阿拉伯地理学家和旅行家雅古比（Yakoubi，9 世纪末）、厄尔—贝克利（al-Bekri，1050 年）、伊德里西（Idrissi，1150 年）、伊本·赛义德（Ibn Said，13 世纪）、伊本·卡尔东、伊本·白图泰（14 世纪）等提供的。他们报道的情况大都是关于已经形成的加涅姆帝国的情况，而对于加涅姆崛起之前的情况则很少提及。厄尔

—贝克利的报道曾提到流传于费赞（Fezzan）的一个传说，说阿拉伯名将奥克巴·本·纳菲（Okba ben Nafi）曾向提贝斯提山区的贾多（Djado）发动了一次袭击。这一事件大概发生在公元 666 年。这一传说没有提到纳菲是否向南深入到乍得湖地区。

据推测，加涅姆—博尔努国家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 9 世纪。考虑到某些资料隐含的先前状态的蛛丝马迹，可以大概地把乍得湖地区的见诸文字记载的历史追溯到公元 700 年左右。

据传说，卡沃尔（Kaouar 或 Kawar）、加涅姆、博尔努地区最初的居民是萨奥人（ Sao ）。在整个贾多地区遗留至今的不计其数的石砌圆墓

（bassina），据说也是萨奥人当年在远至提贝斯提山区生息繁衍的的明证。很可能在 7 世纪时，萨奥人已与自撒哈拉沙漠南下的柏柏尔人游牧部落融

合；到 8—9 世纪白人游牧民已越过提贝斯提山区进入乍得湖西北方向的约河谷地和恩加拉（Ngala）地区。萨奥人是一个农业民族，他们不曾建立国家。经过与南下的柏柏尔游牧民不断融合，形成了提贝斯提山区的图布人

（Tubu）、加涅姆地区的加涅姆布人（Kanembu）和博尔努地区的卡努里人

（Kanuri）。渐渐地，“萨奥人消失了。他们的名字进入了传说中的王国。①” 加涅姆和博尔努的传说讲加涅姆国是由塞夫·德胡·雅赞（Saif Dhu

Yadzan）征服了生活在乍得湖以东的一个游牧部落群体之后建立起来的②。他的后裔逐渐地对其他一些族体确立了统治。这些各不相同的族体最终形成了加涅姆布人。塞夫的后裔成功地建立了玛伊们的王朝（the dynasty of Mais），该王朝从大约 9 世纪起一直到 1846 年止，先是统治加涅姆，然后统治博尔努。

据历史学家研究，公元 9 世纪在加涅姆地区居住着恩加拉加人

（Ngalaga）、康古人（Kangu）、卡依人（Kayi）、库布利人（Kuburi）、卡古瓦人（Kaguwa）、托马格腊人（Tomagra）、扎加瓦人（Zaghawa）、马拉勒人（Mallal）和其他许多族体，他们大多属于萨奥人的一些部落，有些则是从撒哈拉沙漠南下的游牧民。这时他们中的多数据说都受扎加瓦人的统治。扎加瓦人的国王被认为是神圣的，臣民们相信他不吃东西并能够控制诸如下雨、灾害、死亡等自然力量。至今我们仍弄不清扎加瓦人是什么时候在加涅姆开始确立自己的统治的。但是这一点是有可能的：扎加瓦人是加涅姆地区掌握冶铁技术的第一个族体。这样扎加瓦人就开始经商和从事其它手工业与服务业，从而他们就经常地往返于加涅姆地区的牧民与定居的农业居民之间。不仅如此，他们还经由卡沃尔和费赞同北非做生意，甚至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就已经同尼罗河谷地建立了贸易联系。扎加瓦人不仅向加涅姆地区

① Y.Urvoy，HistoiredeI’Empiredu Bornou ，Paris，1949.P.21 。

② G.Connah，Three Thous and Yearsin Africa，Man and his Environment in Lake Chad Region of Nigeria， Cambridge，1981，P.82。

牧民和定居农民提供生活和生产必需品与服务，而且竭力地在族体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这样，扎加瓦人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机关就渐渐地发展成了加涅姆地区众多族体的公共机关，他们的酋长也就成了臣民眼中具有神圣性的国王（在扎加瓦语里称作“卡尔赫”Kakrh）。

后来，加涅姆地区一个叫作杜古瓦（Duguwa）的群体，由于获益于从地中海南岸经费赞到加涅姆的贸易，逐渐强盛起来，并向扎加瓦人的统治提出了挑战。大概在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的帮助下，终于成功地从扎加瓦人手中夺得了权力，这可能就是传说中所讲的塞夫征服一个游牧部落群体的真实历史过程。可惜我们无从知道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我们也无从知道杜古瓦人的具体情况。据当代学者推测，杜古瓦人与塞富瓦人（Saifawa）是同一个群体的不同氏族。

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古比写于 872 年的著作告诉我们，扎加瓦人那时仍统治着加涅姆，但是其国王的权力已受到另一个叫作马拉勒（Mallal）的群体的挑战，后者的统治者冠以“玛伊”（Mai）这一头衔。麻苏迪（Al-Mas’udi） 写于 947 年的著作指出，加涅姆与扎加瓦是两个分立的国家，各有自己的首

都和国王。穆赫拉比（Al-Muhallabi）写于 976—996 年间的著作，把加涅姆描写成一个松散的王国，并说这个国家的人民视国王为神圣，国王是国内各族统一的核心。他指出，扎加瓦只是加涅姆诸族体中的一个。看来到 10 世纪后期扎加瓦已被完全并入加涅姆。更有意义的变化是这时在加涅姆已经开始出现城镇，其中最重要的城市是马南（Manan）和塔腊兹基（Marazki），前者是王廷所在地①。他还说，在加涅姆的城镇里，人们住在用泥土盖成的房子里。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赤身裸体，但是玛伊的装束已变得极其讲究：下身穿羊毛呢织成的裤子，上身是羊毛呢、丝绸和锦缎做成的服装。这不仅表明在加涅姆和穆斯林北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商业联系，而且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穆哈拉比又说，加涅姆统治者拥有自己的马匹和骆驼。在那时马匹是最有机动性的战争工具，在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马匹在军事突袭中是最有成效的。那里的人民也需要骆驼作为运输工具。

杜古瓦人的玛伊们的统治在 11 世纪时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当时在位的玛伊·阿尔基（Mai Arki，1023—1067）对该地区的各个部分发动了军事袭击， 基本目标是掳掠更多的奴隶和控制穿越撒哈拉的商道的南半部分。据说他拥有大量奴隶并在迪尔基（Dirki）、卡沃尔和费赞各安置了 300 名奴隶。他死于费赞②。

从 9 世纪起，阿拉伯—柏柏尔穆斯林开始迁居到加涅姆。10 世纪中期以后，撒哈拉沙漠中的图扎尔绿洲（Tuzar Oasis）的一个穆斯林家族经突尼斯南部和费赞来到加涅姆；约于 1016—1018 年间伊本·马尼（Ibn Mani）这个学识渊博的穆斯林家族从瓦当（Waddan）绿州迁居于加涅姆。这两个家族对加涅姆王室的伊斯兰化起了重要作用。据阿拉伯学者马克利基记载①，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本·马尼（Mohamed ben Mani）的阿拉伯使者，晋见了加涅姆国王胡梅（Houme 或 Houme，1075—1086 在位）。“这一事件产生了重大

① 于尔瓦认为加涅姆帝国的首都在恩吉米（Njimi），地点在今马奥镇（Mao）以东约 55 公里处。见

HistoiredeI’Empiredu Bornou ，P.27。

② Diwanin Lange，Chronologie et Histoire，P.67 。

① 见 Dans Quatremere,Memoires Ge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 surI’Egypte,Paris,1811,t.II,P.27 。

后果。国王肯定会把穆斯林文人吸引到自己身边，而这些文人的出现更加强了他在臣民中的神圣性。而同是这位国王，通过一项缓慢的工作，将伊斯兰政治思想和法律引进加涅姆朝廷中来②。”

胡梅被认为是一个新的朝代即塞富瓦王朝的开创者，因为胡梅不是杜古瓦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贾利勒的直系后裔，而是来自塞富瓦氏族。他明确地推行伊斯兰化政策。胡梅死后，其子杜纳马（Dunama，1086—1140）继位， 他是塞富瓦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之一。杜纳马是胡梅与一图布族女子所生的儿子，他在乍得湖地区发动了一系列远征，可能曾挺进到乍得湖以南的地区去征讨。他曾两次赴麦加朝觐，当他第三次去麦加的途中，渡红海时船只遭埃及强盗拦截并溺死于水中。接着由其子比利（Biri b.Dunama，1140—1166 在位）继位，编年史说这位玛伊懦弱无能。比利死后，由其子布库里（Abdallah b.Bukuri， 1166—1182 在位）继玛伊位，编年史称他是从定居的黑人农民中娶妻的第一个塞富瓦人玛伊。他的儿子和继任者玛伊·塞尔马（Mai Selma， 1182—1210 在位）即出自布库里娶的这个黑人妇女，所以编年史称塞尔马是塞富瓦王朝第一个黑人玛伊。从此，玛伊们与定居的黑人农民联姻似乎成了定制。塞尔马向北沿着恩圭米（Nguigmi）—比尔马（Bilma）—贾多（Diado）水井线扩张，牢牢地控制住了通往突尼斯的商道的南段，并与突尼斯的哈夫斯王朝（Hafsides）建立了友好联系，而且还可能把宗主权扩展到了费赞的那些绿州。

随着王室与定居的黑人农民的联姻，白种游牧民部落开始了普遍的黑人化。在这一广泛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塞富瓦王朝的社会根基越来越深厚了。与此同时，加涅姆的商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王室取自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税收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继塞尔马之后即玛伊拉的是他的儿子迪巴拉米（MaiDunama Dibalami， 1210—1248 在位），编年史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穆斯林国王；他的勇武和对伊斯兰学者的慷慨赞助，使他在北非和中东赢得了很好的名声。到这时，加涅姆帝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下来。这种结构在以后 7 个世纪里基本上没有改变。

根据于尔瓦的研究，这个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玛伊和由 12 名高级将领组成的“大执行委员会”（le Grand Conseil）手中。这个委员会“只是塞富瓦氏族公司的行政委员会”，“只是玛伊的家族委员会”，而塞富瓦氏族“是拥有全国农业、牧业和其它经济部门的这家公司的所有者”。王族的全部成员，至少是玛伊最亲近的直系成员，都理所当然地享有世世代代充任高官显宦的权利。他们“像法律一样尊贵”，在全国各地被认为是“不容争辩的主人”，可以在各个行省抢占采邑。“在帝国扩张时期，新的行省可以使王侯们的胃口得到满足，从而使他们感到没有必要公开发动叛乱。”可是到帝国萎缩时期，由于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占有，他们就会因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而犯上作乱或相互攻击。加涅姆帝国的朝廷的构成情况如下：

玛伊既是皇帝又是素丹（即全国穆斯林的首领）。他的继位人是由在位的玛伊的儿子中遴选出来的，而在无子或儿子年幼的情况下，则从其兄弟的儿子中加以指定。他在做王储时须是大委员会的成员。玛伊在位期间有可能

② Y.Urvoy,ibid,P.31 。

轻而易举地被大委员会废黜，因为后者握有军权，控制和支配着军队与国家的财政收入。母后（Maguira）拥有巨大的影响，她有权否决玛伊做出的任何决定，甚至将玛伊监禁起来。皇后（Goumsa）也享有权力很大的官方地位。自由民（Kambe）和奴隶（Katchella）都可以充任顾问委员会（Kokena）成员。王族会议（Maina），由亲王和公主组成，这些人往往结成支持或反对在位玛伊的帮派。马拉姆（Mallam），即由伊斯兰高级神职人员、穆斯林学者和法学家组成的一个集团。几乎每一个高级将领和行政官员都有明确的职权，而且对各人的品级和席次都做了具体的区分并一代代地传承下来。顾问委员会和王室会议的成员不担任专门的官职，在理论上仅仅是奉诏接受垂询。宫廷礼仪是繁琐而严格的，这些是伊斯兰习俗与加涅姆布人传统习俗的一种结合，而且其基本成份是后者。例如，在塞富瓦王朝的各个时期，母后都享有特殊的权力；新玛伊即位时被抬到一块盾牌上，然后这块盾牌被高高地举过人头；禁止王族未婚女子晋见玛伊（始自 11 世纪 70—80 年代）；玛伊坐朝的大厅的周围筑有一道围墙（被叫作“法纳迪尔”Fanadir），每当玛伊要走进大厅或要站起来离开那里时，大厅中所有的人必须走出去。因此， 伊本·白图泰于 1353 年报道说：博尔努国王伊德里斯（Idriss）“从不公开露面，而且只是在帘子后面同别人说话。”事实上，所谓“帘子”，指的就是朝堂四周的围墙①。

迪巴拉米进行了频繁的征讨，并委以诸王子以军权。结果，在加涅姆渐渐地形成一个武装的皇族集团。到迪巴拉米晚年，这个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酿成了内乱。同时，他为了控制北至费赞的商道而同图布人激战了 7 年之久， 还同东部的布拉拉人（Bulala）和一部分加裕人（Ghayu）发生了战争。这样就消耗了帝国的国力，并导致了帝国的衰落和崩溃。

迪巴拉米死后，加涅姆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内乱。他的儿子卡代（Kadai， 1248—1277 在位）在位期间仍有效地控制住费赞，并向乍得湖以南某地的马巴尼人（Mabani）发动了一次远征。卡代继续同北非的哈夫斯王朝发展友好关系，并派一名使者给该王朝的哈里发厄尔—曼苏尔（al—Mansur， 1249

—1277）送了许多礼物。这位玛伊被人杀害于勒雷·恩加穆图（Lere N’ gamutu），他的兄弟乌斯曼（Uthman，又叫卡希米·比利 Kachimi Biri 1277

—1296 在位）继位。据说乌斯曼继承了先辈的扩张事业，尤其向乍得湖以南地区进行了远征。乌斯曼之子伊卜拉欣·尼卡雷（Ibrahim Nikale）在位期间（1296—1315），内乱加剧，甚至他的儿子也发动了叛乱，并在失败后逃亡到约河上游；尼卡雷不得不将他捉拿归案并判处死刑。据说尼卡雷是被北部省的总督溺死于约河中的。接着即玛伊拉的是卡代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

（Abdullah，1315—1335 在位），他是加涅姆帝国最后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他在位末期，加涅姆帝国同萨奥人开始了一场持久的战争。他死后，他的四个儿子即塞尔马（Selma，1335—1338 在位）、库雷·加纳（Kure Gana， 1338

—1340 在位）、库雷·库腊（Kure Kura， 1340—1341 在位）、穆罕默德

（Mohammed， 1341—1342 在位）相继继位，时间都很短，而且据说都是在博尔努同萨奥人作战时死去的。1342 年，权力又回到乌斯曼的子孙们手中。于 1342—1366 年在位的伊德里斯（Idris b. Ibrahim）使帝国在短期内恢复了秩序与和平。然而他的继任者达乌德（Dawud）在位期间（1366—1369），

① Y.Urvoy,ibid.PP.38—39 。

王族成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同时布拉拉人对加涅姆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达乌德在战争中被布拉拉酋长杀害。在 1369—1382 年期间，达乌德之

子奥斯曼（Othman， 1369—1372 在位）、伊德里斯之子奥斯曼斯（Othmans，

1372— 1373 在位）、达乌德之子阿布—贝克尔·拉加杜（Abou — Bekr Lagatou1373—1382 在位）相继在位，他们都是死于同布拉拉人的战争中。这时，加涅姆帝国的地盘日益缩小，而且战争使这个国家变得四分五裂、满目疮痍。

伊德里斯之子奥马尔（Umar b. Idris， 1382—1387 在位）即位后， 看到自己无法维持对加涅姆地区的统治，在征询了属于他的氏族的王族成员以及在朝廷上供职的穆斯林文人的意见之后，决定放弃加涅姆地区，迁徙到博尔努地区去。在撤往博尔努的卡加（Kaga）的过程中，尾随追击的布拉拉人杀死了在奥马尔之后相继在位的两个玛伊，即塞义德（ Said， 1387

年）和卡德·阿夫努（Kadai Afunu， 1388 年）。幸运的是，在迁居卡加之后，布拉拉人没有再追击下去。对于塞富瓦王朝来说，“加涅姆丧失了，但是它得以在保留下来的富庶的博尔努和平地重建起来①。”

加涅姆帝国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其一是政治婚姻酿成了继承人危机。政治婚姻使众多的民族集团和宗教集团都与王族联结在一起， 这些集团凭借血缘纽带要求更多地分享权力，甚至要求继承王位。例如，布拉拉人就声称他们是某一个玛伊的女儿的后裔。其二是王公（Maina）的数目越来越多，随着他们作为军事将领和采邑的拥有者而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日益坐大，各自成为割地自雄并要求获取王位的分裂势力。由于帝国的迅速扩张， 不仅在位玛伊的嫡系亲属，而且旁系亲属都可以分到一块地盘并有可能形成政治上的反对派。从较深的层次上看，导致帝国衰亡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在经济方面。到 13 世纪，加涅姆帝国的疆域几乎占有乍得湖盆地的大部，而且向北伸展到费赞，然而用以支撑这个庞大帝国的资源并不多，因为它的北部国土差不多都是沙漠和半沙漠。阿拉伯旅行家厄尔—奥马里（Al-Omari）在 1337

—1338 年写成的《马萨利克·厄尔·阿卜萨尔》（Masalik al Absar）一书中指出，玛伊的权威是虚弱的，而且其过于分散的部队是不堪一击的，其土地是贫瘠的①。而帝国北部的荒凉不毛导致加涅姆布人逐渐南迁，以寻求更好的牧场，特别是博尔努的水草丰盛之地。然而，由于帝国的权力重心在加涅姆地区，被分封到博尔努去的王公日益坐大并逐渐自行其是，甚至有摆脱帝国宗主权的趋势，所以博尔努的资源和财富也不能够被有效地用来维系和支撑整个的帝国大厦。再者，塞富瓦王朝的另一个财力来源是对撒哈拉商道南段（从费赞到加涅姆）的控制。但是北非和撒哈拉地区的政治不稳定，也就造成塞富瓦王朝收入的不稳定。况且加涅姆派兵深入到沙漠腹地，就不可避免地要同提贝斯提山区的图布人和其他族体时常发生战争，这样塞富瓦王朝就不得不投入大批人力、物力去维持其对北部的占领。凡此种种，都导致塞富瓦王朝最终决定舍弃加涅姆而保住博尔努。

迁都卡加之后第一个较有作为的玛伊是乌斯曼（Uthman b.Idris，又叫Biri， 1388—1421 在位）。他在位期间布拉拉战争得到了平息。“尽管发生了凯伊加马·穆罕默德·本·达拉杜（Kaigama Muhamed ben Dallatu）叛

① Y.Urvoy,ibid.,P.54 。

① 转引自 J.F.Ade Ajayi＆M.Crowder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Vol.one,Third Edition,P.240。

乱，但这仍然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但在他之后，战乱又开始了，在 52

年里更迭了 13 个玛伊②。”

新的战乱发生于玛伊和位尊权重的王公，特别是凯伊加马（Kaigama）和叶里玛（Yerima）之间，前者在乍得湖以南的卡加，后者则据有博尔努的北部诸省。凯伊加马和叶里玛起源于阿卜杜拉在位时期（1315—1335）。当塞富瓦王朝撤到博尔努并定都卡加的时候，随即也就开始了同博尔努的王公们的龃龌。据说乌斯曼就是在凯伊加马·达拉杜发动的叛乱中丧生的，而其继任者则是被叶里玛和凯伊加马废黜并予流放的（1422 年）；接下来即玛伊位的阿卜杜拉· b·奥马尔（Abdullah b. Umar， 1424—1431 在位），先是被凯伊加马废掉并换上自己指定的一个人，而当这个人遭杀害后又在同一个凯伊加马的扶植下复位。同时，王室内部也自相残杀。玛伊·易卜拉欣

（MaiIbrahim b.Uthman，1431—1439 在位）在同另一个竞争对手即杜纳马

（Dunama b.Biri，1440—1444 在位）的一场冲突中命丧黄泉。在动乱期间， 玛伊们不得不颠沛流离，过着动荡生活，带着大批扈从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渐渐地，朝廷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集团：玛伊·伊德里斯（Mai Idris b.Ibrahim，1342—1366 在位）的后裔和他的兄弟达乌德（Dawud，C.1366— 1376 在位）的后裔。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集团击败了另一个，那么胜利者就必然翦灭异己并带来国家的和平与统一。

在经历了长期的动乱、混战之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465 年，当政治危机还要继续下去和布拉拉人对博尔努的周期性入侵还要发生之时，阿里·b·杜纳马（1465—1497 在位）临危受命，攫取了国家最高权力。阿里的外号是加济（Gaji，意思是“毛头小伙”）。到阿里·加济谢世时，不仅在博尔努和平得以重建，而且奠定了新的塞富瓦帝国（the new Saifawa empire），即博尔努帝国的基础。他在博尔努的传说中被认为是第二塞富瓦帝国时期最著名的三个统治者之一①。阿里是伊德里斯的后裔，在取得王位之前他帮助摧毁了达乌德的后裔；在成为玛伊之后他放逐了最后个属于达乌德后裔的统治者，并确立严格的继承制度以结束王朝危机。布拉拉人对博尔努发动了新一轮侵略，阿里·加济予以迎击并在拉迪（Ladi）的决战中大获全胜，从此一劳永逸地结束了布拉拉人对博尔努的进攻。而他的继承人则率兵攻入加涅姆，追击并战败布拉拉人，光复了吉米（Jimi）。阿里·加济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比尔尼·加扎尔加穆（Birni Gazargamu），这座城市变成了塞富瓦的玛伊们常驻的首都，直至博尔努帝国寿终正寝。比尔尼·加扎尔加穆的建立不仅结束了塞富瓦氏族游牧民族的本性，而且由于有了常驻首都，玛伊们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而在此之前，塞富瓦王朝的首都是经常变动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就是位于加涅姆地区的吉米。当塞富瓦王朝迁到博尔努时，据说最初安置在卡加地区的好几个地方， 如卡加、亚迪（Yadi）、马尔特（Marte）、卡瓦·巴加（Kauwa Baga）、加茹·吉姆（Garu Kime）等村庄。阿里·加济在建立比尔尼·加扎尔加穆之前， 首都设在位于今恩圭米（Nguigmi）一带的加茹·迈勒（GaruMele）。由于居无常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维系一种固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就

② Y.Urvoy,ibid.,P.54 。

① A.Smith,‘The Early States of the Central Sudan’ ，in J.F.A. and M.Crowder,eds.History of West Africa,Vol.l,P.181。

有许多困难。因此，阿里·加济定都于比尔尼·加扎尔加穆一事，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新首都位于穿越撒哈拉的商道的南缘和约河岸边，水陆交通方便，是北非与博尔努之间物资和思想交流的一个理想地点。

阿里·加济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在定都之后着手重组国家政治结构。对于位尊权重而又割地自雄的王公，他予以褫夺爵位或降低品级的处罚，其中包括凯伊加马的官职。加涅姆帝国时期的许多官职，当塞富瓦王朝迁到博尔努时，可能已不再设置或者在职能方面完全地改变了。很可能博尔努帝国时期的基本的政治制度，都是在阿里·加济在位时设立起来的。据于尔瓦所做的研究，15—18 世纪期间博尔努帝国的职官设置情况如下：大执行委员会的

12 个官职，按权力的大小来排列，依次为：军队总司令（Keghamma 或Kaigamma），拥有一种极大的权力，常利用这种权力更迭玛伊，其儿子像玛伊的儿子那样被称作亲王（Mairam 或 Keghamma-ram）；叶里总督（Yerima）， 管辖比尔尼·加扎尔加穆和穆尼奥（Munio）之间被称作叶里（Yeri）的一片地方，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和抗击图阿列格人的入侵；加拉迪总督（Galadima）， 加拉迪（Galadi）是位于帝国西部的一个地区，总督驻守于该地区的恩古苏

（Nguzu）；王储（Tchiroma），在位玛伊的儿子或兄弟在被确定为王位继承人之后，就成为大执委会的一个成员；阿尔吉诺总督（Arjinoma），阿尔吉诺（Arjino）是博尔努帝国北部的一个省，该省总督负责保卫帝国北部边疆； 弗弗总督（Fufuma），管辖比尔尼·加扎尔加穆一带，与叶里总督一起拱卫京城；巴加茹总督（Bagaruma），起初是巴加里省（Bagari）的行政长官， 后来变成了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卡泽列总督（ Kadzelma），卡泽列

（Kadzel）位于约河与恩圭米之间的乍得平原上，总督驻守于该省南部的德洼（ Dewa）；卡古斯蒂总督（ Kagustima），卡古斯蒂（Kagusti）是博尔努帝国东部的一个省份，总督负责保卫帝国的东部边疆；麦斯特雷总管

（Mestrema），宦官首领，宫廷总管，负责侍奉母后；伊洛总管（ Yiroma）， 宦官，随侍王后左右；泽尔总督（Zerma），负责保卫帝国的西南部边疆。除两名宦官首领外，大执委会的其他成员都须具有王室血统。此外，在朝廷上供职的还有其他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① 。由穆斯林充任的官职有：乌拉玛

（Ulama），随侍玛伊左右，是玛伊的宗教和政治顾问；卡迪（Qadi），按伊斯兰法审理案件的法官；伊麻目（Imam），是专门的神职人员，职责是在清真寺里诵读《古兰经》；塔尔巴（Talba），在朝廷上处理阿拉伯文书的书吏； 瓦济尔（Wazir），即首相，这个官职是在阿里·加济之后很久才被引进博尔努政治体制之中的①。

阿 里 · 加 济 辞 世 后 由 其 子 伊 德 里 斯 · 卡 塔 卡 尔 玛 伯

（ IdrissKatakarmabe， 1497—1510 在位）继位。新玛伊向布拉拉人控制的乍得湖以北的加尔尼—基亚拉（Garni-Kiyala）发动了猛列进攻，战胜了布拉拉人；回师博尔努，又镇压了阿达姆发起的一场兄弟阋墙之乱，在阿达姆宣誓效忠之后，又将他的这个兄弟派到新夺取的加涅姆的土地上，以那些土地作为阿达姆的采邑。继伊德里斯之后即玛伊位的是穆罕默德

（ Muhammed， 1519—1534 在位）。伊德里斯的这个儿子在登基之后 14 天，就率兵赴加涅姆同布拉拉人作战，并在拉达（Lada）战败和杀死了布拉

① Y.Urvoy,ibid.,P.39—40.

① J.F.Ade Ajayi＆M.Crowder, History of West Africa,Vol.one,Third Edition,P.248 。

拉人酋长之子卡代（Kadai）。这位玛伊后来死于出征的途中。接着即玛伊位的是伊德里斯的另一个儿子阿里（Ali，1534—1538 在位）。阿里曾出兵进攻豪萨城邦克比（Kebbi）并获胜，但在撤军途中由于中了埋伏而损失惨重。阿里死后由穆罕默德之子杜纳马（Dunama）即玛伊位（1534—1566 在位）， 然后王权又传到杜纳马之子阿卜杜拉（Abdullah，1566—1573 在位）手里。在这两个玛伊在位期间，布拉拉人的势力又有所复兴，并且时常向博尔努发动进攻，成帮结伙地到乍得湖以西地区掠夺。

阿卜杜拉死后，王位应由阿里之子伊德里斯·阿劳马（IdrissAlawma， 1580—1617 在位）继承。因他当时尚未成年，阿卜杜拉的姐姐阿伊萨·吉里·恩圭尔马拉玛玛（ Aissa Kili N ’guirmaramama， 1573—1580 在位）趁机夺取了权力，此人大概是塞富瓦王朝唯一的一位女性玛伊。阿劳马的母亲昂

萨（Amsa）为使儿子亲政费尽了心机。1580 年，阿伊萨把王位让给了阿劳马。阿劳马是博尔努帝国又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他在即位初年到麦加去朝觐，使他的视野大为开阔。特别是途经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使他学到了许多安邦治国的本领。例如，他知道了火枪（mousquet）的作用。回国后，他创建了一个火枪兵团，并聘请土耳其教官训练这支部队，并通过沙漠商队购置了大批火枪。他首倡用土砖（未经烧制）建造房屋，这一点在中苏丹的建筑史上不啻是一场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房屋都是用茅草和树枝搭成的。他试图在自己统治的国度里推广伊斯兰法，并从穆斯林文人中选拔了一批人充任卡迪（法官）；他本人将本应由他审理的案件交给卡迪，而且尊重卡迪做出的判决。当然，在他的臣民中要完全以伊斯兰法去取代传统的习惯法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伊斯兰法只是在博尔努帝国的一些地方、一些民族群体中才得到执行。

阿劳马的一项重大政治成就，就是通过发动一次接一次的征讨活动，用强力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并扩大了帝国直接的和间接的统治范围。关于他即位之初的 12 年里从事的军事活动，他的书记官、伊斯兰法学家伊本·法尔图阿

（Ibn Fartua）留下了一本记述颇为详尽的随军记行。从这本带有夸张性的记述中，我们得知，阿劳马同约河和叶得塞兰（ Yedseram）丛林中的恩加法塔人（Ngafata，萨奥人的一支）、乍得湖以南的马尔格希人（Marghi）和马加亚人（Magaya），以及加麦尔古人（Gamergu）、曼达拉高原的曼达拉人

（Mandara）、加涅姆的卡那尼亚人（Kananiyya）、卡诺和卡齐纳的豪萨人、乍得湖以东和以北的布拉拉人等，都进行过战争。在几乎所有的战争中，阿劳马都是最后的胜利者。在阿劳马在位期间，博尔努帝国的强大和繁荣达到了顶峰。

1580 年，阿劳马在同南方的一个民族（可能是加麦尔古人）作战时，在乌杰（Oudje）附近的阿劳（Alaw）被藏在一棵树下的敌人投掷的标枪杀死。正是因为他被葬于阿劳，所以死后他才得到了“阿劳马”这个名字。嗣后， 博尔努帝国一直延续到 1846 年。鉴于进入 17 世纪的历史已属于非洲近代史的范畴，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六、豪萨城邦

豪萨人居住的传统地区，北起艾尔山区，南到卓斯高原（JosPlateau） 北缘，东临博尔努帝国边境，西滨尼日尔河谷。关于豪萨人的起源，史学界

争论已久，大致有这样几种说法：(1)豪萨人的祖先是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的阿拉伯人。①但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说法是帕尔默对豪萨地区流传的关于巴亚吉达（Bayajida）或道腊（Daura）的传说的错误翻译造成的。因此历史学家不再赞同阿拉伯起源这一说法。(2)在撒哈拉南部未变成沙漠之前豪萨人是那里的原住民，后来他们南迁到现在居住的地区。②这种迁徙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在他们进入今尼日利亚北部以后，当地原住民一部分被驱赶到包奇高原（Bauchi Plateau），一部分仍留居原地；同时他们发现了一些人烟少的地方在那里居住下来，并与原住民融为一体。这种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那里至今仍生活着众多的小族体，他们的语言与豪萨语根本不属于同一语族。但是，南撒哈拉起源论至今仍是一个假设，而没有被历史资料所证实。(3)豪萨人的祖先是生活在乍得湖西岸的猎人、渔民和农耕者。当湖水向东退缩到它今天的地点时，这些人便作为农耕者留在湖水干涸了的土地上。萨顿进一步认为，在构成道腊、卡诺（Kano）、腊诺（Rano）和加让·戈巴斯（Garan Gobas）等王国的这片地方，豪萨人首先发展了起来，然后他们从那里向西、向北扩散到包括卡齐纳（Katsina）、扎若（Zazzau）、戈比尔（Gobir）、赞法腊（Zamfara） 和克比（Kebbi）地区。他说：“简言之，第二千纪豪萨兰（Hausaland）的历史，是一部从哈德吉亚（Hadeja）—道腊—卡诺地区向索科托（Sokoto）及其以远的地区推进的历史。”①但是，乍得湖西岸起源论也还没有得到证实。(4) 豪萨人起源于尼罗河谷地。英国民族学家米克认为， 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移居到努比亚，从那里赶走了在这以前住在尼罗河谷地的黑人和含米特人部落。②其中某些部落向西迁移到今尼日利亚北部。英国历史学家尼文1957 年6 月在英国皇家非洲学会和皇家联邦学会联席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断言“尼日利亚现在的居民最初来到那里大约在公元 1000 年， 也许略微早些。居住在尼日利亚东北角的博尔努人，大概是在其他民族之前从尼罗河谷地迁来的。豪萨人可能也来自沙漠的另一边。”③(5)本地起源说。俄国民族学家奥尔迭罗格认为，现在被称作豪萨兰的这片地方，“在 16 世纪初还没有形成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整体，每个城市完全独立自主。”根据他的研究，“阿拉伯文献中最早提到‘豪萨’的记载见于阿卜德·拉赫曼·苏玉梯（1445—1505 年）的《寄语苏丹、豪萨及台克鲁尔诸王》一书。”“豪萨” 一词作为民族名称使用，“看来是从 16—17 世纪开始的”。在 16 世纪时， 桑海人把尼日尔河右岸和左岸按照住在那里的民族名称分别叫作“豪族”和“古尔马”（Gurma）。而在现在桑海语中，“豪萨”一词表示“左岸”，“古尔马”一词表示“右岸”。他的结论是：16 世纪是豪萨族的凝结期，这时开始出现“豪萨人”这一名称，各豪萨城邦的统一意识也正是在 16 世纪形成的。

① H.R.Palmer,Sudanese Memoirs：Being Mainly Translations of a Number of Arabic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udan,Vol.3,London,1928,PP.133ff。

② H.F.C(Abdullahi) Smith,‘Some Considerations Rela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States in Hausaland’,JHSN,5,3,PP.329—346 。

① J.E.G.Sutton, ‘Towards a less Orthodox history of Hausal and,JAH,20,2,PP.184—5 。

② C.K.Meek,Tribal Studies in Northern Nigeria,Vol.l,London,1931，PP.61—87。米克和尼文的这一类看法，被当代历史学家视作“含米特神话”（Hamiticmyth）而予以摈弃。

③ C.Niven,‘Nigeria ：past and present’,AA,56,225 ，PP.265—266 。

①笔者认为，奥耳迭罗格关于豪萨族形成于 16 世纪的论证虽然是可信的，但是他回避了形成豪萨族的那些居民的祖先最初来自哪里这一点。当代尼日利亚豪萨史专家阿达穆也持本土起源说，不过他所做的论证与奥耳迭罗格不同。他认为豪萨人的祖先是现在豪萨人居住的这个地区的土著，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先是来自北方和东方的移民，然后是来自西方的万加腊人

（Wangarawa），即迪奥拉人（Dioula）和富拉尼人（Fulani），也定居于这个地区，经过与土著的混合和融合而形成了今天的豪萨人和豪萨语。②豪萨人居住的这一地区，早期包括撒哈拉南部的某些部分，特别是艾尔。各种资料表明，迟至 14 世纪或 15 世纪，图阿列格人曾征服这一地区，迫使当地豪萨人的多数居民向南迁徙到戈比尔。来自北方的压力导致豪萨人普遍变迁，他们向南迁入其他族体居住的地区，后者逐渐地采用了豪萨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关于巴亚吉达王子（the Prince Bayajida）从巴格达来到加涅姆—博尔努的传说，在豪萨人中是广为人知的。在博尔努，玛伊将其女儿嫁与巴亚吉达，但此举使巴亚吉达失去了自己的追随者。巴亚吉达因对玛伊心存戒惧向西逃去，不久来到一座城市，那里的居民因惧怕一条叫作萨尔基（Sarki，意思是酋长）的巨蛇而不敢去井边打水。他用剑杀死了这条蛇。当地女王道腊

（Daura）为奖赏他而同他结了婚，并给他纳了一个名叫瓜里（Gwari）的小妾。他与道腊所生之子叫作巴沃加里（Bawogari），而同瓜里所生之子叫作卡尔保加里（Karbogari）或卡腊夫加里（Karafgari）。他们所居之城叫作道腊（Dawra）。巴沃加里有 6 个儿子，是三对双生子，他们分别成为卡诺和道腊、戈比尔和扎若（即扎里亚，Zaria）、卡齐纳和腊诺的统治者。而巴亚吉达同博尔努公主所生之子则成为比拉姆 （Biram）的统治者。这样， 7 个国家就形成“豪萨七邦”（ theSeven Hausa States），或被叫作“七个豪萨”（ the Hausabakwai）。同时，卡尔保加里的儿子们则建立了另外 7 个国家，分别叫作克比（Kebbi）、赞法腊（Zamfara）、瓜里（Gwari）、朱昆（Jukun）、约鲁巴（Yoruba）、努佩（Nupe）、亚武里（Yawuri），它们被统称为“七个班扎”（banza bakwai），意思是“庶出七邦”（theseven bastards or worthless ones）。①

上述这一传说反映了 16 世纪发生于尼日利亚北部的一种诸邦并立的形势。事实上，豪萨兰的那些王朝和中央集权制政府并不是巴亚吉达创造的。即使在这个传说里，当巴亚吉达来到道腊时，那里也已经形成为国家。另外， 当这位英雄到来之前，在卡诺也早已存在一个王朝。

关于豪萨城邦起源的传说，谈到了豪萨城市的功能分工问题，这一点是令人很感兴趣的。根据这个传说，卡诺和腊诺成了“靛青之王”（Sarakunan babba），因为其居民的主要职业是织布和染色；卡齐纳和道腊则被称作“市场之王”（Sarakunan Kasuwa），因为贸易被集中在这两个城市里；卡齐纳被叫作“战争之王”（SarkiYaki），因为它的职责是保卫其他城市免遭外敌入侵；扎若（扎里亚）成了“奴隶之王”（Sarkin bayi），因为它向别的豪

① 德·亚·奥耳迭罗格：《15 至 19 世纪的西苏丹》，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中文版，第 141、144—145、147—148 页。

② M.Adamu,‘The Hausa and their Neighbours in the Central Sudan’ ，in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IV,P.268。

① Cf.Palmer, Sudanese Memoirs：Being Mainly Translations……,Vol.3,London,1928,PP.132-134 。

萨城市供给奴隶劳动力。②这一点也反映了主要的豪萨城邦建立起来以后的一般情况。

由豪萨人或富拉尼人编写的有关豪萨城邦的历史著作（都采取编年体）， 都是在 19—20 世纪著成的。这些著作有：(1)《卡诺编年史》，用阿拉伯文

写成，也有豪萨文本，所述内容上起远古时代，下迄 1892 年。(2)《扎里亚

编年史》，用豪萨文写成，所述内容为迄于 1890 年的扎里亚的历史。(3)《卡

齐纳编年史》，是从远古时代到 1807 年的卡齐纳历史，用豪萨文写成。(4)

《道腊编年史》，用阿拉伯文写成，内容是从远古到 19 世纪的道腊的历史。

1. 《赞法腊编年史》，用豪萨文写成，内容为自远古到 20 世纪中叶的赞法腊历代国王年表。(6)《索科托编年史》，由哈吉·赛义德用阿拉伯文写成， 内容是有关索科托帝国 1817—1849 年的历史，但也涉及 16 世纪以前豪萨城邦的若干史实。(7)《阿布贾编年史》，由霍桑（Hossan）和帅布 （Shuaibu） 于 20 世纪 40 年代用豪萨文写成，纪事迄于 1944 年。阿布贾在 18 世纪时是扎里亚王国的组成部分，所以这部史书对扎里亚的史实有相当详细的记载。现在，我们依据这些编年史提供的有关豪萨城邦的史料，分别叙述一下主要的豪萨城邦的历史：

1. 关于卡诺。卡诺王国是由色穆（Sheme）、达拉（Dala）、桑托洛

（Santolo）等酋邦（Chiefdom）组成。公元 11 世纪末、 12 世纪初，哲吉马苏（Gijimasu，1095—1134）始建卡诺城，那时他在达拉山麓（the foot of Dala hill）建筑了自己的住区，并开始筑城墙，但是直到其子察拉基

（Tsaraki， 1136—1194）在位时城墙也还没有修筑完毕。到 1200 年，卡诺的统治者差不多征服了该地区所有的酋邦，唯有桑托洛直到 14 世纪中期才失去独立地位而被归并到卡诺王国。亚吉（Yaji，1349—1385 在位）时，卡诺的对外征服活动加剧，将扎姆纳加巴（Zamnagaba）等酋邦并入卡诺，并用两年的时间征服并终于占领了腊诺。从那时起，尽管腊诺仍然存在，但它已失去了主权。在征服桑托洛酋邦的战争中，亚吉得到了一个由万加腊人、迪奥拉人组成的穆斯林集团的帮助。他们不仅参加了他的攻击部队，而且为这支军队提供了伊斯兰宣教师。桑托洛终于被攻占，其传统宗教中心被摧毁。到这时，卡诺王国的领土范围被最后确定了下来。卡纳内吉（Kananeji，1390

—1410 在位）时继续向外扩张，征服了扎里亚，扎里亚国王在战争中被杀死。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马具、铁盔和铠甲被引进卡诺。达乌达（Dauda，1421

—1438 在位）时，博尔努的一个王子带了一批自己的追随者逃亡到卡诺，并带来了马匹、鼓、喇叭等王权标志，以及更复杂的行政观念和职官等级。从此时起，卡诺开始引进了诸如加拉迪马（galadima）、奇诺马（Chiroma）、卡伊加马（Kaigama）等博尔努的职官头衔。尽管战争和军事袭击持续了整个15 世纪，但是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动对于卡诺王国来说则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从博尔努经卡诺到贡贾（Gonja，位于今加纳）的商道，据说是在 1450 年代开通的；来自撒哈拉沙漠的骆驼和盐在豪萨兰已司空见惯；柯拉果和阉奴交易此时也已开始。阿卜杜拉·布尔扎（Abdallah Burza，1438—1452 在位） 时，他的一个加拉迪马出征南方地区，从那里每月给国王遣送 1000 个奴录。

7 年间他“建立了 21 座城市”，在每个城市里安置上千名奴隶。卡诺城的城

② A.J.N. Tremearne,Hausa Superstitions and Customs：an Introduction to the Folklore and the Folk,London,1913,P.141。

墙是用晒干后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红土垒成的，墙高 10 米，共有 14 座大门， 门前都筑有防御工事，保护该城的入口。卡诺王国的日益强盛和繁荣，吸引着许多穆斯林商人、神职人员和学者来到这个国家。穆罕默德·雍发（Muhammad Rumfa，1463—1499 在位）时，卡诺城墙得到了扩展和加固，并建了一些新的城门；一些宦官被委任为国家官员；建筑了卡诺的主要商场即库尔米

（Kurmi）商场；设立了由最高级官员组成的“九人执行委员会”（即“卡诺九人”the Nine of Kano），作为这个国家的国务委员会；新建了一座被叫作吉丹·雍发（Gidan Rumfa）的王宫，还建了与朝堂分开的能容纳 1000 名女眷的后宫。他出兵攻打卡齐纳，这是卡诺与卡齐纳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战争。战争持续了 11 年之久，双方各有胜负。阿卜杜拉希（Abdullahi， 1499

—1509 在位）和穆罕默德·基索基（Muham-mad Kisoki， 1509—1565 在位） 时，继续对外扩张。他们打败了扎里亚，但是同卡齐纳的战争却劳师无功。

1. 关于卡齐纳。13 和 14

   世纪，“卡齐纳”这片土地上，存在着若干个酋邦，所有这些酋邦都讲豪萨语。在杜尔比—塔—库什依（ Durbi-ta- Kusheyi）当政时，卡齐纳成为诸酋邦中最重要的一个。杜尔比最终将卡齐纳发展成了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城邦。穆罕默德·科若（Muhammad Korau， 1445

—1495）很可能是该城邦历史上一个新王朝的创始者。杜尔比在位时，科若就发现了巴瓦达（Bawada），这里出产铁矿石，是几条商道的汇合点，又是一个重要伊斯兰圣地。科若在这里建了一座带围墙的城市（birni），将它命名为“卡齐纳”。这座新城很快就吸引了一批居民和行商前来定居，于是给其统治者带来了更大的权力和财富。渐渐地，周围一带的酋邦的酋长们开始以铁棒这一货币形式向他缴纳贡赋，这便是卡齐纳人头税（haraji）的开始。随着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增强，科若开始频繁出击，攫取更多的土地，直到为自己开辟了广大的疆域范围，建立起卡齐纳王国；他本人也完成了从酋长到国王的转变，传统上他被认为是卡齐纳的第一位穆斯林统治者。科若建筑了戈巴若清真寺（the Gobarau mosque），该寺的风格与加奥和杰内的清真寺属于同一模式，它的一部分至今犹存。科若与努佩交战，其时努佩也正处在扩张的势头上，所以这场战争没有给卡齐纳带来多少好处。在科若的后继者中，易卜拉欣·苏腊（Ibrahim Sura， 1493—1499 在位）被认为是一个暴君，他强迫臣民皈依伊斯兰教，对拒绝的人则囚禁起来以示惩罚。他死后， 由阿里（Ali）接替王位，他被叫作穆拉比特（murabit）①，这或许是对他修筑该城要塞的纪念。②

1. 关于扎里亚。根据拉斯特的研究，早在公元 1200

   年，扎里亚这片土地上已经存在一个名叫康库马（Kankuma）或康戈马（Kangoma）的王国，其统治者不是豪萨人，而是卡穆库人（Kamuku）。这个实行联邦制的王国的居民是“诺克文化的继承者，其经济是建立在金属贸易的基础上的。”当这个王国崩溃的时候，其首都杜荣枯（Turunku）就在 16 世纪以泽格泽格（Zegzeg） 这个名称为世人所知了。只是到了 1641 年，豪萨人才开始在泽格泽格（或称扎若 Zazzau）建立起统治，并以扎里亚为首都。①史学界认为拉斯特援引的证据大多是语言学上的，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而阿卜杜拉希·史密斯教授对

① 意思是“伊斯兰清修寺中人”（manoftheribat）。

① M.Last,inM.Adamu,History:Essays in Honour of Prof.Abdullahi Smith,Zaria,1979 。

这个时期所做的历史描述，②则被人们认为有较强的可信性：15 世纪之前不久，在豪萨兰南端的扎若平原上兴起了几座城市。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杜荣枯和库夫纳（Kufena）开始对别的城市实行统治。这两个城市起初互不统属，但是到 15 世纪末，杜荣枯的统治者巴夸（Bakwa）兼并了库夫纳，并着手在库夫纳辖土的东端兴建新首都。新首都以巴夸之女扎里亚公主（Princess Zaria）之名命名。随着杜荣枯和库夫纳的合并，扎若王国才真正开始形成。从 16 世纪初起，扎若着手向西和向南进行扩张。传说，巴夸的另一个女儿， 即阿米纳公主（Princess Amina），在一些战役中曾率兵冲锋陷阵。扎若王国的军队在西南方向挺进到了努佩兰（Nupeland），在东南方向挺进到了夸腊腊法（Kwararafa）。《卡诺编年史》声称，③努佩酋长（theSarkin Nupe） 曾被迫送给这位公主 40 名阉奴和 10000 个柯拉果，结果后者在那时拥有的阉奴和柯拉果在豪萨兰名列榜首。

1. 关于戈比尔。戈比尔是豪萨兰最北部的一个豪萨城邦。这个国家位于戈比腊瓦（Gobirawa）。从公元

   12 世纪起，在图阿列格人的压力下分成各种群体的豪萨人进入了这个地区并从这里向南迁徙。其中一些群体定居于现在叫作阿达尔（Adar）的地区，他们就成了今天的阿达腊瓦人（the Adarawa）； 另外一些说豪萨语的群体后来则成了戈比腊瓦人（the Gobirawa），他们也向南迁移并建立了戈比尔王国。大约到 1405 年，这个王国管辖的地盘仍在今尼日尔共和国境内；嗣后戈比尔王国又向南移，并在伯尔宁·拉勒（Birnin Lalle）建立了首都。戈比尔由于处在穿越撒哈拉沙漠到加奥的商道上，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贸易和手工业制造中心。据《卡诺编年史》记载，在 15 世纪中期，产于撒哈拉的盐经戈比尔被贩运到了整个豪萨兰。另外，由于戈比尔王国成功地抵御了图阿列格人的南侵，所以成了豪萨兰北境的保卫者。

2. 关于腊诺。关于豪萨城邦早期历史的几乎所有著作，都认为腊诺是公元第二千纪早期建立的那些王国之一，但是它后来被卡诺所兼并。然而穆莱·拉斯特（Murray

   Last）于 1979 年出版的《卡诺研究》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挑战。他指出，事实上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在 15 世纪之前腊诺王国已经存在。①据《卡诺编年史》，卡诺酋长亚吉（Sarkin Kano Yaji， 1349

—1385）从首都将其长官放逐到腊诺和巴布（Babu）达两年之久。②拉斯特认为，在这次征服之前，扎姆纳加巴（Zamnagaba）是桑托洛（Santolo）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在桑托洛被亚吉征服之后，也就没有必要把腊诺视为早期豪萨七邦之一了。他进而认为，或许有必要以扎姆纳加巴来取代腊诺在早期豪萨七邦中所占的地位。

1. 关于赞法腊。只是到了 16 世纪初，赞法腊王国才形成为一个国家，

   在那之前，在那片土地上主要有杜齐（Dutsi）、托盖（Togai）、基亚瓦（Kiyawa 或 Kiawa）和贾塔（Jata）诸酋邦。杜齐的统治者逐步将别的酋邦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兴建比尔宁·赞法腊（Birnin Zamfara）作为该王国的常驻首都，最早开始于 16 世纪。16 世纪中期，赞法腊向南发动了一场战争，夺取了尼日尔盆地的亚武里（ Yawuri），但是没有对那里实行长期占领。直到

② H.F.C.（Abdullahi）Smith,ibid.PP.329—346。

③ The Kano Chronicle,Palmer,1928,Vol.3,P.109。

① Murray Last, Kano Studies,1979,PP.13—15 。

② Palmer,1928,Vol.3,P.104 。

1600 年，赞法腊的统治者主要关心的是巩固其在国内的权力。

（7）关于克比。位于豪萨兰最西部的克比，其早期的居民就是豪萨人， 但是当地的传说并未将它包括在“豪萨七邦”之内，而是列于“七个班扎” 之内。按照 M·穆罕默德·贝洛的说法，“克比人（the People of Kebbi） 的始祖的母亲是卡齐纳人、父亲是桑海人。”①克比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桑海君主索尼·阿里（1464—1492 年在位）统治时期。当时里马河谷（Rima Valley） 低地归一些氏族酋长管辖，其头衔为马加吉（magaji），但不久别的豪萨地区开始往这里移民。移民者中有一个来自卡齐纳南部库扬巴纳（Kuyambana）， 名叫穆罕马杜·坎塔（Muhammadu Kanta）的人。此人武艺高强，他很快治服了当地的马加吉们而成了克比郡（sub—province of Kebbi）的事实上的桑海总督。他作为一名校尉（barde）加入了桑海军，并在同阿加德兹的素丹（the Sultan ofAgades）作战时屡建奇功。但他没有得到他希望得到的战利品份额，便与其追随者脱离桑海的辖制而自立门户。此事发生于 1516 年。接着， 他同桑海帝国进行了持续数年的战争并最终保持了独立。坎塔随后在苏腊米

（Surame）营建了其首都并鼓励小村落归并成城镇，这些镇子都出于防卫的目的而修筑了城墙。他自己将 9 个分开的住区归并在一起而兴建了比尔宁·莱卡 （ BirninLeka ），而且后来还兴建了另一座城镇即比尔宁·克比

（BirninKebbi），后者被用作抵御桑海人的一个基地。坎塔在巩固了其防御体系之后，便转而进行对外扩张。他占领了艾尔—阿加德兹，从桑海人手里夺取了对那个地区的控制权。穆罕默德·贝洛认为坎塔征服过整个豪萨兰和博尔努的某些部分；别的资料则说他侵占了亚武里和南方的努佩。但是，坎塔没有在他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行政系统，仅仅满足于这些地区原有的政权作为臣属向其缴纳贡赋。在 16 世纪，克比成了一个主要的国家，它在豪萨兰和尼日尔盆地之间起着一种缓冲的作用。博尔努为争夺对豪萨兰的控制权而同克比发生了战争，克比军队一度侵入博尔努西部，博尔努军遭到了惨败，然而在回国途中坎塔去世，时值 1556 年。此后，别的豪萨城邦不再向克比纳贡并开始各行其事。坎塔最小的儿子阿赫马杜（Ahmadu）继位后，没有对它们兴兵讨伐。16 世纪末，由于卡诺和卡齐纳对阿加德兹进行干涉，阿加德兹的统治者也不再坚定地站在克比一边了。于是，克比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的王国。

综上所述，在公元 1200—1600 年间，豪萨兰建立了半打以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些国家的首都所在地都是筑有城墙的城市，并且都变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其中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在豪萨兰内外进行扩张，这种扩张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导致了城邦体系的覆灭和帝国的形成。

现在我们谈一谈这个时期豪萨城邦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

尽管存在着地区性差异，豪萨城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自14 世纪以来，豪萨城邦的政治和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的确定，大多是从博尔努帝国那里借用过来的，甚至其机构和职官的名称也与博尔努相同。博尔努事实上长期被豪萨人当作一种高级的文明和文化的模式来仿效，而这种影响随着乍得湖地区的移民的源源不断地到来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在整个豪萨兰，小的乡村共同体考叶（Kauye，复数为 Kauyuka）是由家族（gida，复数为 gidaje）集团组成的，每一个考叶由一名酋长（maigari）

① M.Muhammad Bello，The Rise of the Soko to Fulani，1922ed.and transl.E.J.Arnett，Kano，P.13 。

治理。这些共同体形成一个个通常是相当小的聚落。往上一级是加里（gari， 复数为 garuruwa）即村庄，其首领叫作萨尔金·加里（ Sarkin Gari）或马加金·加里（Magajin Gari）。矗立在这种结构之上的是比尔尼（birni， 复数为 birane），其首领叫作萨尔金·卡萨（Sarkin Kasa）。在比尔尼发展为一种新的权力形式方面，有几种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一是豪萨兰农业和手工业资源的多样性；其二是长途贸易的发展，尤其 15 世纪以后是这样；其三是城墙的修筑对城邦的人民和土地所起的保护作用。国家的首脑叫作萨尔基（sarki），意思是国王。王权是绝对的，至少在理论上，国王个人的身体是神圣的，因为王国的命运全系于他一人。国王是从统治家系的成员中遴选出来的。虽然子承父业的继承制度在各个城邦已得到确认，但仍保留着母系制遗风。萨尔基与他的高级官员共享权力，后者部分出自萨尔基的家系，部分出自前政权的统治家系而现在已经变成世袭贵族的那些家庭。这些政治精英中的一部分成员被君主指定为国务委员会的成员。在戈比尔，国务委员会叫作塔腊·塔·戈比尔（Tara ta Gobir 或者 Tarar Gobir），意思是“戈比尔九人”（thenine of Gobir）。当国王去世时，由这个委员会决定由哪个候选人成为新国王。与此相似，卡诺的国务委员会叫作“卡诺九人”

（theKano nine）。前已述及，卡诺的萨尔金·雍发开了指派奴隶、宦官为国家重要官员的先例，由他们主管国库、京城和宫廷警卫以及同自由民官吏的联络，还负责履行各种各样的宫廷事务方面的职能，管理后宫。国家官员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加拉迪马（galadima），类似于首相或宰相，负责处理已经确定下来的国家事务。这个官职有时被委派给国王的一名嫡亲，而在很多情况下国王就成了强有力的加拉迪马手中的傀儡，于是加拉迪马就成了官员和显贵的主宰，他们当中的各个人只负责一个特别有限的或地方性的单位。从 14 世纪中期起，伊斯兰教的传播、奴隶作为贡品所起的作用、奴隶的定居以及他们被委以官职、宦官和妻妾所起的作用，等等，都对豪萨城邦的中央集权化乃至发展成专制政府，有很大的推动。特别是委派奴隶担任高级官员， 有利于削弱统治家系的成员对政府的垄断和使王权朝着更加绝对化的方向发展。

豪萨兰土地肥沃，地下蕴藏有丰富的铁矿（如达拉山的铁矿），人口稠密，因地处撒哈拉、萨赫勒地带、萨瓦纳（Savannaah，即热带草原）和热带森林之间，对农业、冶铁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都是很有利的。每一个豪萨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农民，农业是这个地区经济生活的基础。土地归聚落

（hamlet）、村庄（village）或城镇（town）等不同层级的公社（commumity） 所有，其酋长（Chief）对土地的使用进行管理（supervise）。土地从不买卖，在土地上耕作的人享有收益权。经公社酋长（the Communal Chief）批准，来自该公社以外的人可以获得和耕种土地。后来，随着封建化的发展， 萨尔基有了给任何人（不管是土著还是外来人）土地的可能性和权利。农户

（talaka，复数为 talakawa）在公社的一名首领（sarkin poma，意思是“农耕首领”）的指导下从事农业活动，后者负责观察雨季的开始和为保证获得好收成而向当地的神祗献祭。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农地：其一是国王的田地（gandum Sarkin），其特点是面积广大；其二是家族田地

（gandumgida），通常叫作戈纳（gona）；其三是个人田地（gayauna）。在王田上劳动的主要是奴隶；国家的显贵们的大片采邑的耕作，也主要靠奴隶。在卡诺国王阿卜杜拉·布尔扎在位时（1438—1452 年），有成千上万的奴隶

生活在卡诺及其附近，其中从事农耕的奴隶占很高的比例。这位国王的加拉迪马说，已经建立了 21 座城市，在每座城市里他都安置了 1000 名奴隶。由此可见奴隶数量之多和奴隶劳动规模之大。许多农作物都在豪萨兰得到了种植，包括各种品系的粟、高粱、福尼奥稻（funio）、水稻和其它粮食作物。商业作物，特别是棉花和靛蓝的种植（主要产地是卡诺王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在豪萨兰的经济中，14 世纪之前手工业已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实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手工业比较发达。在豪萨兰，棉布的制作很早就已开始；制作过程的诸阶段——弹、梳、纺、织、染等，都在当地完成。豪萨兰的皮革工匠和制鞋工匠制作了许多种类的手工制品，如皮包、皮鞋、马鞍和软垫等， 这些产品被销往整个苏丹地带和北非。首饰和金属制品的制作在豪萨兰也很发达，如炊具、农具、刀具、斧头、剑、矛等金属制品，制作精良。制铁业和多数手工业都有自己的行会，行会首领由国王指定，行会对生产方法、产品标准和价格实行控制或监督。

豪萨兰的商业非常发达。经商是城市人口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在豪萨兰， 定期集市贸易市场（Kasuwa）是主要的商品集散地。市场负责人（Sarkin Kasuwa）在助手的协助下维持各个市场的交易秩序，处理商人与买主之间的争执，并征收市场税，税收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上交给国王。豪萨兰的商人阶级很早就分成各种类别：从事农产品和小规模手工业制品买卖的，主要是生产者本人，他们被叫作西尼基（ciniki）。从事整体规模贸易的，被叫作法淘西（fatauci）。控制职业商人者被叫作法塔可（fatake），他们从事长途贸易。介于西尼基和法塔可之间的被叫作延科利（YanKoli），他们从一个市场到另一个市场，廉价买进，高价卖出，或者从法塔可那里批发商品来零售。控制西尼基者被叫作延卡苏瓦（Yan Kasuwa），其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其家乡的那些城镇。在所有的豪萨市场上都有专门的掮客，被叫作迪拉利

（dillali），他们熟稔该地区各市场的行情，能够预测供求和价格的涨落， 他们向卖主提供信息，并收取服务费。在豪萨兰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按照它们各自的产地，可以划分成四大类：其一为豪萨兰的产品，包括棉布、兽皮和皮革制品、农产品等；其二为北非产品，而且其中一部分产自欧洲，包括金属制品、武器、马匹、玻璃珠、玻璃餐饮用具以及某些昂贵的布匹；其三为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矿产品，包括来自台凯达（Takedda）矿场的铜棒，来自比尔马（Bilma）和撒哈拉其它盐矿的盐和泡碱（natron）；其四为来自豪萨兰以南地区的奴隶以及与邻国交战中掳来的战俘，这些战俘被卖作脚夫、家奴、士兵和警卫，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其中一部分被贩运到北非；此外还有从南方贩运来的柯拉果。

到 16 世纪末，随着桑海帝国的衰落，由豪萨兰向西去的商道变得不可靠了，桑海同艾尔的关系也告中断。另一方面，北方与豪萨兰之间的商业关系陷于停顿。结果，豪萨兰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同中苏丹的贸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