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古代非洲的对外交通与文化交流

非洲从来不是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孤岛。古代非洲通过地中海、苏伊士地峡、红海、印度洋同欧洲、西亚、南亚和远东建立了交通、贸易和文化联系。掌握了印度洋季风规律的航海家们开辟了纵横交错的印度洋航路。在通往美洲和非洲南端的大西洋航道开辟之前，印度洋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

非洲特别是尼罗河流域是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非洲文化（特别是北部非洲的）与古代两河流域、希腊、罗马、阿拉伯、印度文化等的交流、互相影响，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印度尼西亚人（马来—玻利尼西亚人）通过多条航道，前来东非贸易， 并移民马达加斯加岛，带来了马来——玻利尼西亚文化。

在古代，中国和非洲关系占有特殊的地位。从公元前 2 世纪直到 15 世纪， 中非在双向交流中获益匪浅。埃及和北非还是中国与欧洲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之一。

尽管有腓尼基人环航非洲的报道，但从莫桑比克海峡到博哈多尔角的非洲沿岸，由于热带洋流凶险，风大浪急，在古代，始终是一条未曾开辟的航道。从 15 世纪初年起，葡萄牙人开始沿西非海岸缓慢南下，1487 年迪亚士绕过了好望角，1498 年达·伽马越过莫桑比克海峡，循着传统的印度洋航线， 终于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征服、统治和奴役，同时也破坏了红海—印度洋的传统贸易和交通格局。

一、非洲与西亚、欧洲

在古代，苏伊士地峡把北非和西亚连在一起，这是非洲与西亚交通的陆上通道；地中海有星罗棋布的岛屿和两岸突入海中的半岛，好像搭在非欧之间的浮桥，为非洲与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来往提供了便利。

公元前 4 千纪左右，欧洲和非洲的海上接触就已开始，主动权属于非洲

人。公元前 3 千纪，非洲和爱琴海地区已有人员往来和文化联系。在克里特

岛的艺术中出现了黑人的头像。公元前 2 千纪，已有黑人在爱琴海生活，在米诺时期的海外战争中，有一个黑皮肤的米诺军官指挥一支黑人军队。象牙和驼鸟蛋已从非洲运到西班牙。在休达和得土安发现了来自伊比里亚半岛的钟形铜器，在北非西部发现了公元前 1500 年前的青铜和紫铜箭头。从科尔巴至比塞大一带，发现了利帕里群岛出产的黑矅岩片，并经过西西里和班泰雷利亚岛加工，这证明欧非间通过墨西拿海峡的航行业已开始。西西里岛上流行的卡斯泰卢西奥陶器，是卡比利亚陶器的先导，其特征是在浅色底胎上绘有褐色或黑色的几何图案。爱琴海诸族对非洲的殖民始于公元前 11 世纪或

10 世纪，从此两地之间建立了固定的海上联系。

从公元前 8 世纪起，希腊人经常来到尼罗河三角洲。公元前 650 年，米利都人在尼罗河的一条支流上建立了瑙克拉提斯港，成为希腊、埃及和阿拉伯商品的交换市场。大约在公元前 630 年，克里特岛和塞尔柱的希腊人在利比亚海岸建立了昔勒尼城，从埃及、迦太基和苏丹都有商队前来贸易。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都曾访问过埃及。希罗多德曾沿

尼罗河上行直到埃烈旁提涅，还听说了今苏丹境内的麦罗埃①。

杜波伊斯说：“尼罗河文明是现代欧洲文明的先驱②。”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希腊人在风俗习惯方面，是“从埃及那里学来的”，例如剃头刮脸，使用假发，穿裙子和凉鞋，都是埃及发明，而后传入欧洲的。在信仰方面，希腊神祗的名字几乎全部起源于埃及，希罗多德写道：“埃及人最初使用十二位神的名字，这些名字后来被希腊人借用了去”，而且“牺牲占卜的方法也是从埃及学来的”。女神埃西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家喻户晓，备受崇拜。她身穿一套紧身衣，头戴一顶埃及式的皇冠。贝斯是希腊人信奉的诸神中，一个道地的埃及神。在政治制度方面，埃及国王阿玛西斯曾制定一条法律，规定每人每年都要到所在的诺姆去证明自己是否忠诚老实，否则就要处以死刊，而“梭伦从埃及那里学到了这条法律而将之施用于国人中间”③。

在古代希腊极盛以前，埃及的生产力和文化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埃及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显然大于欧洲对非洲的影响。希腊的作家经常向埃及寻求创作的灵感和科学知识。不过到了希腊极盛时期，特别是亚历山大占领埃及之后，这种状况就有了变化，希腊罗马文化给埃及文化以深刻影响。

西亚同非洲的关系，特别是同埃及的关系，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依然迷雾阵阵。埃及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之间，经由苏伊士地峡发生接触， 或通过红海同美索不达米亚的接触，看来远在法老时期之前就已存在。在整个法老时期，除了双方的互相攻伐、统治之外，埃及同西亚的贸易是很密切的。黎巴嫩沿岸的木材是历朝法老大兴土木所必须进口的。公元前 14 世纪，

一部分希伯来人曾移居埃及，许多人沦为奴隶。公元前 1300—1250 年，他们推举摩西，挣脱奴隶枷锁，从埃及经西奈半岛，回到了迦南。腓尼基人在同北非各地的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埃及商人在俾布罗斯修建过寺院，同这个城市的贸易非常密切。在公元前整个第二千纪，埃及和它的商业、文化关系一直没有间断。在拉斯舍姆拉、盖特奈和美吉索等遗址所出土的铜像、狮身人面像和装饰图案，都表现了埃及的艺术风格。西奈文字是埃及象形表意文字的简化，是向字母符号迈出的重要一步。腓尼基人依据西奈文字制定了历史上第一套字母系统，它影响了阿拉米人的字母，并是希腊、罗马（拉丁）文字的发源。

埃及人的亚麻纺织技术是高超的。纺织品，特别是亚麻布受到国外，包括欧洲地中海各族的欢迎。玻璃制造技术在公元前 3500 年就已出现，从公元

前 1600 年左右开始向外传播。大约公元前 700 年，称作雪花石膏的多色玻璃瓶子传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腓尼基人加以仿制，发展成为一种工业。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埃及开始生产纸草纸，是古埃及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后来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以及阿拉伯人等用之作为书写的载体。“paper” 这个字就是从“papyrus”（纸草）这个字演化而来的。

在科学知识上，埃及人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也不小。埃及人的外科手术以及他们用来治病的各种医疗方法和药物，如栓剂、油膏、糖浆、饮剂、油剂、按摩、灌肠、泻剂、泥敷剂等等，都先后传入了希腊—罗马。伊姆荷太普是古埃及第三王朝国王左瑟的宰相、建筑师和御医，埃及人把他奉为神明，称

① 希罗多德：《历史》，第 2 卷，第 287 页。

② 杜波依斯：《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第 58 页。

③ 希罗多德：《历史》，第 2 卷，第 299、277、302、355 页。

为伊梅夫塞斯，希腊人则把他变成了自己的医药之神阿斯克莱比奥斯。埃及人创造的每年 365 天的太阳历，成为儒略改历（前 47）的基础。希腊人曾借鉴埃及人于公元前 1580 年造出的水钟，制造了古代计时的漏壶。

腓尼基人以航海和贸易见长。他们在把贸易路线从东地中海向西地中海扩张的过程中，走南北两条路线。北线沿西西里岛、撒丁岛和巴利阿里群岛航行，南线则沿北非沿岸航行，约每隔 30 英里建一个停泊点，后来一些停泊点变成为永久性的殖民地，如乌提卡（前 1101）、迦太基（前 8 世纪）等。公元前 6 世纪开始，迦太基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出现，并以北非为基地建立了迦太基帝国，垄断迦太基以西的贸易，不让他人染指。他们的水师封锁了直布罗陀，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一些通商据点，同当地非洲人进行贸易。希罗多德记载了迦太基人同非洲人之间的哑贸易，他写道：迦太基人到达后， “沿着海岸把货物陈列停妥之后，便登上了船，点起了有烟的火。当地的人民看到了烟便到海边来，他们放下了换取货物的黄金，然后从停货的地方退开。于是迦太基人便下船，检查黄金，如果觉得黄金的数量价格公平的话， 他们便收下黄金，走他们的路；如果觉得不公平的话，他们便再到船上去等着。而那里的人们便回来把更多的黄金加上去，直到船上的人满意为止①。” 这个贸易口岸，位于西海岸何地，无从考证。但在公元前 6—5 世纪间，迦太基人为建立移民前哨，扩大贸易，对非洲西海岸的航行作了不懈的努力。大约公元前 530 年，马西利亚人欧塞梅纳（Euthymine）进入大西洋，沿海岸航行，到达一条河，那里有鳄鱼和河马，此河可能是德拉河①。

公元前 5 世纪中叶，汉诺率 60 只船，3 万人，由加的斯（今西班牙西南

海岸）出发，沿非洲大西洋海岸航行，在摩洛哥沿岸建立了 6 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留下一些人员和物资。汉诺挑选几个克利斯人作翻译，继续南航， 建立了克尔纳，后来它成为迦太基在西非最重要的居留地。汉诺继续南行， 发现一条名叫奇里特斯的大河。学者普遍认为它是塞内加尔河。他们返回克尔纳，补充给养，再次南航，驶过冈比亚河口，航行 7 天，到达一个岛屿， 白天看到一片森林，晚上看到“熊熊烈火”，听到笛声、鼓声和鼎沸的人声， 占卜者命令他们离开。迦太基人离开该岛，汉诺写道：“我们吓得胆颤心惊， 全速航驶。经过四天航程之后，我们望见陆地还是一片火海。其中有一个比别处大火烧得更旺的冲天火柱，几乎要碰到星星似的。在白天看到这是一座非常高的大山，叫做‘诸神的战车’②。”对这一记载，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肯定与否定之争。否定汉诺航行真实性的学者认为，

《汉诺回航记》是采用一种混杂的和晚于亚里斯多德的希腊后期的语言。考古学也证实，迦太基人在大西洋海岸的最南的据点是摩加多尔，这里发现了迦太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物品。而在摩加多尔以南没有任何古代实物证据发现。肯定论者认为，与汉诺同时代的希罗多德不知此事，是迦太基人对希腊人保守秘密的结果；罗马学者普林尼记载了此事，证明公元 1 世纪沿非洲西海岸的航行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古代的技术条件也能胜任这次航行。

第二，关于“诸神的战车”所指何地，一部分学者把它同喀麦隆火山等

① 希罗多德：《历史》，第 2 卷，第 507 页。

① 有人认为可能是塞内加尔河。

② 《汉诺回航记》，转引自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42

页。

同起来①，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汉诺见到的高山应是塞拉利昂的卡库利马山，燃烧的大火则是一场壮观的野火而已。

继汉诺之后，关于非洲大西洋沿岸的航行的记载还有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

公元前 146 年，罗马灭迦太基，开始占领北非。同年，波里比阿率领一支小舰队，沿摩洛哥西岸向南航行，一直到达朱比角。他确定大阿特拉斯山的终端在大西洋岸边，色尔奈岛在摩加多尔的对面。约公元前 80 年，罗马人又航行到马德拉岛和加那利岛。

虽然马格里布地区经历了罗马人、汪达尔人和拜占庭人的侵略和统治， 但欧洲人从摩洛哥向南的航行，却未延续下去。

从非洲东海岸开始向西的环航也留下了迦太基人的传说。在讲到这一传说之前，先得提一下埃及和非洲东海岸的关系。

早在埃及法老哈特舍普苏特女王之前，曾有少数埃及人到过蓬特。古王国有一个阿斯旺人说：“我和我的主人、领主和财政官⋯⋯一同去过库施、比布鲁斯和蓬特 11 次②。”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曾有一支船队被派到蓬特去运香脂树。拉美西斯三世时曾派出一支远征船队，“驶过穆加德海”③。史学家一致认为蓬特位于非洲之角，“包括沿海平原和东部多山地区，在北纬 17°至 12°之间④”。埃及船队可能最远驶抵了印度洋的哈丰角。埃及人的船队到蓬特，也有类似蓬特小船的木筏到过埃及的红海沿岸。在古赛尔以北的红海海岸发现了埃及和蓬特交往的遗迹，一个碑文写道：“⋯⋯愿蓬特的宝船平安地到那里，平安地回来⑤。”到拉美西斯四世时，埃及和蓬特的交通和贸易关系暂时停止了。这大概与埃及经济的衰落，政治的动荡有关。

法老尼科在位时（前 610—前 593），埃及各方面开始复兴，因此有力量再次继续先前同蓬特的贸易和交往。他在位时，开通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 并派腓尼基人从红海出发，环绕非洲，经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回到埃及。希罗多德写道：“腓尼基人从红海出发，航行到印度洋，在秋天到来时，不管他们航行到非洲沿岸的何地，都要上岸播种，收割谷物以后，再继续航行。第三年他们驶过直布罗陀，回到了埃及。他们说，在绕行利比亚（指非洲—

—引者注）的时候，太阳是在他们的右手。有的人也许信他们的话，但我是不相信的①。”从希罗多德开始，对这次环非航行的可信性，一直存在着争论。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和哲学家波赛多尼都认为，环航的成就缺乏证据。而相信环航的人们指出，当船只绕过好望角的时候，南半球的太阳正好在航行者的右手。

在古代，非洲东海岸的对外交通条件比非洲西海岸优越得多。西海岸海岸线平直，缺乏天然良港。北有博哈多尔角危险的暗礁和滨海巨浪，使从欧洲来的航行者望而生畏，不敢越雷池一步。东海岸不但有天然港湾，可供外来船只停泊，而且季风和南赤道洋流利于印度洋的航行。其次，在印度洋的

① 参见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第 99 页。

② 《非洲通史》第二卷，第 110、109 页。

③ 《非洲通史》第二卷，第 110、109 页。

④ D.O’corner,A.B.lloyd,“ Ancient Egypt” （《古代埃及》），Cambridge1985,P.270。

⑤ 《非洲通史》第二卷，第 110、109 页。

① 希罗多德：《历史》，第 447 页。

对岸是古代社会经济发达的两河流域、印度，而在大西洋对岸则是尚处于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印第安人。因此，西海岸除上述有争议的两次航行之外，到15 世纪以前是不通航的，而东海岸则是仅次于地中海的对外交通区域。红海早已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所利用。

也门的米尼亚是南阿拉伯最早的商业国，向埃及等地运送没药和香料。取而代之的是萨巴人，他们约在公元前 1000 年或者更早一些，就渡过红海， 移居埃塞俄比亚，与当地库施特人融合，建立了阿克苏姆王国。约在公元前8—7 世纪，它已开辟通往红海至印度的航运，以阿杜利斯港同阿拉伯国家、埃及、东非贸易。

南阿拉伯诸国处于同东非贸易的有利地理位置。他们可能很早就掌握了印度洋季风的奥秘。印度洋季风分为两季。当北半球处于冬季时，东北季风持续而来，一直吹到桑给巴尔。阿拉伯的独桅帆船可以在 11 月下旬出航，但

大多数是在 1 月间东北季风正盛时出海，约 20—25 天即可到达。到 4 月印度

洋季风转变为西南季风，阿拉伯帆船启航回国。公元前 2 世纪，希姆亚尔人取代萨巴人的地位，逐渐把中转贸易的重心转到由马菲尔附庸国管辖的穆扎港①。他们从东非输出象牙、犀角、玳瑁和少量的椰油，输入穆扎人专门为东非当地居民制造的长矛、手斧、匕首、钻子和各种小玻璃器皿，还有酒和大量小麦。《红海回航记》说：“这两种东西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讨好野人的。”穆扎人派遣阿拉伯人船长和代理人，控制他们。阿拉伯人不仅与之贸易，而且互相通婚。《红海回航记》称之为“古代的权利②”。可见阿拉伯人对东非沿岸贸易已经经历了很长时期了。

开辟同东非贸易的还有波斯人。公元前 6 世纪，波斯人占领巴比伦和埃及之后，进入了红海。大流士（前 550—前 486）占领印度后，为保证埃及和印度之间的航运，他重新开通了“从尼罗河到红海的尼科运河③”，并越过萨巴人，直航波斯。

公元前 4 世纪，希腊人打败波斯，占领了埃及。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领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希腊人同阿拉伯人争夺红海— 印度洋航线的竞争由此开始。托勒密一世（前 323—前 285 年）希望与印度、东非直接通商，但阿拉伯人控制了各条航道。他决定派水师将领推罗指挥大船队去勘察红海，带回了大量象牙，实现了同印度和肉桂海岸（今索马里海岸）的通商。在托勒密三世当政时，希腊水手希帕勒斯掌握了印度洋季风的规律，开辟了埃及直航印度的航线，也为希腊罗马人进入非洲之角以南奠定了基础。

托勒密五世（前 209－前 181 年）当政时，由于丧失了叙利亚，可能紧靠红海沿岸的非洲内陆的大象日趋减少，以及意大利对东方商品需求的增长等原因，迫使托勒密王朝与印度洋诸地保持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公元前 2 世纪末，索科特拉岛已有外国人居住，其中有克里特人。尤克多苏斯（又译欧都克乌斯）由遇难的印度人领航，约于公元前 120 年首航印度，带回一船宝石和芳香的木材。5 年以后，他再次航行到印度，但返航时，船遇到大风偏

① “ Encyclopldia Britenica” ，（《大英百科全书》），1911,Vol.2,P.264;vol.3,PP.955—957.

② G.S.P.Freeman—Grenville,ed.“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 teen the Century”（《东非沿岸文选》），Oxford，1962，P.2.

③ DanielF.McCall,“ Eastern African History”（《东非史》）,1967,New York.P.18.

离航线，在瓜达富伊角以南失事。但他找到一位领航员把他带回了红海。希腊人与东非接触开始的确切年代，虽然难于判断，但可能不会晚于公元前 2 世纪末年。尤克多苏斯在遇难地听到了一艘西方的船失事的故事，带回木雕的船头，亚历山大的船工鉴定认为是加的斯建造的船。另外，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还发现了公元前 2 世纪末铸造的托勒密王朝的金币。不过，这种接触可能还没有发展成定期的大规模的海上交通和商业往来。

在罗马取代希腊统治埃及以后，罗马统治阶级对象牙的需求剧增，促使他们把商业边界推进到东非。

《红海回航记》称东非海岸为阿扎尼亚，说当地人“身材魁伟”①，沿海各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头人，但处在阿拉伯船长和穆扎代理人的宗主权之下。他列举的沿海城镇有萨拉皮昂（可能在梅尔卡以北）、尼康（可能在布尔高， 即邓福德港）、皮拉利亚群岛（拉木群岛）以及大陆的最后一个商镇拉普塔①。在随后的 1 个多世纪中，罗马同东非的贸易增长很快。把托勒密写的《地理志》与《红海回航记》加以比较便可得知，新出现的一个市镇，名叫埃西纳， 拉普塔已被描绘成为一个都会（metropolie），托勒密常用此词表示一个国家的首都，而且阿拉伯的宗主权再也没有提及。罗马人所知道的最南端已不是拉普塔，而是更南的普拉森（Prason）角，“这里住着吃人生蕃”②。从考古出土的钱币也大致可以反映这种贸易的增长，公元 1 世纪只有 1 枚罗马钱币，2 世纪中叶增加到 6 枚，3—4 世纪则达到 107 枚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钱币③。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瓦解，阿克苏姆的港口成了红海—印度洋航线的最重要中转港口，公元 525 年夏进入阿克苏姆海港加巴扎的船只，9 艘来自印度，7 艘来自大法拉桑岛，15 艘来自巴勒斯坦，22 艘来自埃及，另外 7 艘来自伊奥塔巴岛（西兰）④。阿克苏姆同拜占庭、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锡兰和东非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阿克苏姆国王通过阿高执政官派代理人到萨苏运回黄金，还有大批商人同行，加起来达到 500 人⑤。由商队运回的黄金，铸成货币，用来支付国王和贵族购买外国人货物的价款。阿克苏姆还从今索马里海岸进口各种香料，乳香，肉桂等。科马斯说，“这些商品由海路运到阿杜利斯⋯⋯再转运印度和波斯⑥。”

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迅速席卷西亚、北非，渗透到东非，阿克苏姆亦随之衰落。东部非洲海岸的交通和贸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以阿拉伯—波斯为中心的印度洋贸易的一翼。

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更多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其中不仅有商人，而且许多在政治和宗教斗争中失势的部落，一批批相继迁入东非沿海定居。与此同时，已进入铁器时代的班图人逐渐迁徙和定居于东非内陆和沿海地区。西亚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土著文明（班图文明）的结合，在东非沿海出现

① 当为库施特人。

① Freeman—Grenville,op。cit,P.1.

② Freeman—Grenville,op。cit,P.4.

③ 《非洲通史》卷 2，第 438 页。

④ 《非洲通史》卷 2，第 302 页。

⑤ Freeman—Grenville,op,cit,P6.

⑥ Freeman—Grenville,op,cit,P6.

了东非城邦和斯瓦希里文化。

到 15 世纪末，从摩加迪沙至基尔瓦，沿海城邦共计有 37 个之多①。这些城邦同阿拉伯、伊朗、印度，乃至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频繁。

在这个时期，海上交通路线大致可以分为四条。

第一条红海—东非航线。从埃及、埃塞俄比亚出港的船只，或从亚丁渡过红海，绕过索马里半岛，沿东非海岸航行，直到桑给巴尔和索法拉。这是一条古老的航线。《红海回航记》已有记述，公元 14 世纪伊本·白图泰就是

经泽拉“海行 15 夜，到达摩加迪沙”。②后至基尔瓦。

第二条路线为阿曼—东非航线。从波斯湾或西北印度出航的船只，经阿曼或索科拉特岛，航行到东非各个港口。就利用季风而言，这条航线“特别便利”。③公元 10 世纪曾航行于此条航线的马苏迪认为，当时“这是一条主要的贸易路线④。

第三条航线为南印度—东非航线。海船从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出发，循西南方向，渡北印度洋到东非海岸。印度在公元前 6 世纪已同东非进行贸易， 莫桑比克城有相当数量的印度居民，和专门停泊印度船只的处所①。伊德里西说，印度人驾驶船只航行于“僧祗各岛之间②”。马可波罗则说，从马拉巴尔海岸开往马达加斯加岛，“航期为二十至二十五天”。③郑和下西洋曾走这条航线，“自小噶兰国（奎隆）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木骨都束国（摩加迪沙）④。

第四条从印度、锡兰或东南亚出发经马尔代夫至东非沿海的航线。郑和船队曾利用过这条航线，“官屿溜（马尔代夫的马累）用庚酉针⋯⋯船收木骨都束（摩加迪沙）⑤”。

印度洋贸易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后更加发展了。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对东非自然产品的需求日益扩大。索马里是乳香、没药等香料的主要产区。象牙主要来自东非内陆，是东非沿岸的主要出口货物。黄金在沿海贸易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矿区在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当时已形成一条从索法拉通往矿区的“黄金商道”。索法拉在和平时期每年出口黄金可达 100－130 万米特卡尔（约合 5000 公斤）⑥。优质木材主要产于拉木岛和鲁菲季河谷地，是输往阿拉伯和伊朗的主要商品。其他出口品尚有琥珀、兽皮、龟板以及珍奇异兽等。

奴隶从东非输往阿拉伯、伊朗和印度等地，史籍多有记载。《诸蕃志》载：“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为奴，获价甚厚”。10 世纪阿曼商人伊斯迈拉维赫到索法拉贸易，诱骗 1 个国王及其 7 名随从，连同约 200 名奴隶运

① G.Oliver,G. Mathew,“ History of East Africa”,London,1966,P.113.

②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 200 页。

③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3,P.183.

④ Freeman—Grenville,op.Cit,P.15.

① R.Reasch,“ History of East Africa”,NewYork,1961,P.30.

② Freeman—Grenville,op.Cit,P19.

③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 年，第 238 页。

④ 《星槎胜览》。

⑤ 《郑和航海图》。

⑥ Freeman—Grenville,op.cit,P.123.

回阿曼。他估计年青的国王可售得 30 第纳尔，7 名随从可售 60 第纳尔①。但

是，这个时期东非奴隶贸易的规模不大，每年从东非运到阿曼的奴隶只有 200

人，尽管每年有 1000 只船航行于阿曼—东非之间②，与后来欧洲人从事的奴隶贸易不能同日而语。黑人奴隶在阿拉伯和伊朗从事什役、商业、建筑、农业和其他工作。例如伊拉克南部水坝工程，是“由数以千计的黑奴修建的③。” 在这里，黑人受到较为温和的对待，可以结婚、成家，有些黑人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为神学家、音乐家等。例如黑人赛德·伊本·米斯贾被认为“是个伟大的音乐家④”，拉巴赫则在麦加成为著名的伊斯兰法理学家⑤因此， 把近代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奴隶贸易简单诿罪于古代东非奴隶贸易，是不恰当的。

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定居东非沿岸，形成了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是以班图语为基础，吸收了约 15%的外来词汇， 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伊斯兰教传入东非沿岸诸城邦，在这里建筑了一些伊斯兰清真寺。沿海城镇（例如基尔瓦）采用了阿拉伯建筑风格：圆顶或尖顶、半圆拱、石柱和装饰性浮雕。公元 7 世纪以后，阿拉伯移民将亚洲的桔子、柠檬、石榴、蜜果等引种东非，通过印度洋海上航路，东非的豇豆、葫芦、咖啡、蓖麻等作物传入了亚洲。

到 15 世纪郑和下西洋航行于印度洋时，东非作为印度洋航道的一翼，已达到其繁荣的顶峰。

二、马来—玻利尼西亚人移居马达加斯加

在古代非洲与世界的交通和文化交流中，一个独特而又争论纷纭的问题，便是印度尼西亚人移居马达加斯加的问题。

马达加斯加岛位于印度洋西部，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两者最近距离为 368 公里。偏离了人类古代最繁忙的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太平洋航线。

在印度尼西亚人到达之前，这里是否有原始人居住，目前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是无人居住的荒岛①，即使有一两件石制工具被假定为人类制品， 也嫌证据不足②。

对马达加斯加的族源及其文化的创造者，依然是个争论不休的课题。肯特认为：“没有非洲人创造的马达加斯加的传统往事，都毫无意义③”。根据语言学、人种学、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一般认为，马尔加什人既有浅褐色的亚洲型，类似印度尼西亚人，他们有长而直的头发，纤小的体态；又有黑人

① Freeman—Grenville,op.cit,P.9—10.

② 《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 年北京，第 179、193 页。

③ 《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 年北京，第 179、193 页。

④ Graham.W.Irwin,“ African Abroad” （《海外非洲人》），NewYork，1977，P.59.

⑤ Irwin,op.cit,P.66.

① N.赫塞尔蒂纳著，宁骚译：《论马尔加什的族源》，载《民族译丛》，1983 年第 4 期。

②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P.220.

③ Raymondkent,“ Earlyking domsin the Madagascar （1500－1700）”（《马达加斯加的早期王国》），1970，

NewYork，P.265.

类型，他们有黑色皮肤，肥厚的嘴唇和扁塌的鼻子；而混合型最为常见。 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现代马尔加什语属于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其基

本词汇的 94%有明显的印度尼西亚影响④。班图语的词汇在马尔加什语的各种方言中大量存在，并对马尔加什语词的结构产生了影响。

马达加斯加从马来文化中吸收了不少东西，例如住宅的样式、种植水稻、梯田、弦外有浆托架的独木舟、两个活塞的风箱、可以转动的弓钻、带有支架的锉刀以及崇拜祖先的信仰。然而，在从事畜牧的习惯方面，在西部地区和贝齐莱岛对蛇的崇拜，又反映了非洲大陆文化的影响。

一般认为，印度尼西亚人迁移到马达加斯加可能有两个阶段，即老印度尼西亚人阶段和新印度尼西亚人阶段。

关于老印度尼西亚人何时到达马达加斯加，其说不一，多属推测，我们留待后面再说。

至于新印度尼西亚人，亦即麦里纳人的先民，他们到来的时间，有的估计为 1—10 世纪①，这可能与已知的材料不符。

伊朗学者博佐格·伊本·沙姆里亚尔在《印度奇迹大全》一书中写道： “位于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岛屿上的瓦克瓦克人（Waqwaq），“乘了上千只小船于回历 334 年（公元 945—946 年）”，在甘拜卢（Qanbaloh）登陆。他们航行了一年，“在距甘拜卢六天航程的一些岛屿上进行了抢劫，成了索法拉的僧祗人的许多村庄和城镇的主人”。“当地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到别处去， 而非要到这里不可。他们回答说，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国家和中国都需要的货物，诸如象牙、龟板、豹皮、龙涎香等，而且他们想找一些僧祗人， 因为僧祗人体格健壮，做奴隶好使唤。”②

瓦克瓦克一词，据德尚考证，是由印尼人乘坐的小船的名称衍变而来， 印尼人把弦外有桨托架的小船叫做瓦卡（waka），当时东非和阿拉伯人把有这种特征的船和拥有这种船的人混为一谈了③。所以瓦克瓦克人就是印尼人。

另外，瓦克瓦克人与中国“隔海相望”，并曾向中国贡黑奴。查中国史书，在此之前向中国进贡黑奴者有室利佛逝和诃陵两国，前者于公元前 724

年献僧耆女一人①，后者于公元 813 年、815 年和 818 年三次献僧祗奴、僮和女②。这也证明，瓦克瓦克人是指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王国和诃陵王国之人。

当时阿拉伯人不但以“瓦克瓦克人”指称印度尼西亚人，也用来指称居住在马达加斯加的印度尼西亚人。在阿拉伯人的著作中，比沙姆里亚尔的著作更早地提到过瓦克瓦克和甘拜卢。例如，公元 916 年曾到甘拜卢

（Kanbalu）航行的马苏迪写道：“甘拜卢是⋯⋯在僧祗海航行的最远点”， “正像中国海止于日本国土一样，僧祗海止于索法拉和瓦克瓦克的国土③”。

④ 《非洲通史》第 2 卷，第 696 页。

① 赖·腊伯马南扎腊：《马尔加什民族史》，三联书店，1972 年，第 8 页。

② “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非洲通史》）Vol.2,PP.706－707.引文基本上依据中文版，但据英文版略作改动。

③ H.Dechamps,“ Historierde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史》），Pairs1961，P.40.

①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新唐书》卷二二二，作僧祗女二人。

② 《新唐书》卷二二二，《旧唐书》卷一九七。

③ G.S.Freeman—Grenvill（ed）,OP.cit,PP.14—15.

据考证，甘拜卢可能系今奔巴岛的姆坎布（Mkunbuu）角④，《雅库特地理辞典》称作姆甘拜卢（Mkanbalu），而瓦克瓦克则应为马达加斯加，索法拉正与马达加斯加岛隔海相对，都在甘拜卢之南。

从上述阿拉伯、伊朗人的资料可知，印度尼西亚人在 10 世纪已同东非沿海进行贸易，并已定居马达加斯加岛。如果考虑到室利佛逝献黑奴给中国皇帝是 8 世纪初。因此，马来—玻利尼西亚人的第二次迁徙浪潮，应不晚于 8 世纪初之前。

为什么会在此时出现第二次迁徙浪潮呢？

地处东西交通要冲的马六甲海峡两岸，在公元 6－7 世纪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6 世纪下半期，扶南衰落，趋于解体，位于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7－13 世纪）兴起，其最盛时曾控制了西爪哇、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西部。在这一社会激荡时期，可能促使一些马来—玻利尼西亚人远航东非，以避动乱。随后，8 世纪中叶在爪哇岛又兴起了夏连特拉王朝（即诃陵国）。室利佛逝和夏连特拉都是 7—10 世纪的重要航海国家。“室利佛

逝从 8 世纪直到 12 世纪控制了印度洋大部分转运贸易①。”因为中国的统一和唐朝的繁荣，为重新振兴的东西方贸易提供了条件。室利佛逝和夏连特拉到东非各地采购中国市场需要的象牙、龟板、豹皮、龙涎香等便很自然了。印度尼西亚人同东非贸易和迁徙马达加斯加的浪潮，一直延续到 13 世

纪。当时，阿拉伯人称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为科姆尔（Khmer，Qumr）。这在马吉德和苏莱曼·马赫里绘制的地图上已经标明。伊德里西在 12 世纪写的手稿中指出，科姆尔常到大陆沿海贸易，“受到僧祗人的良好接待。”又说： “扎贝季（zabaji）岛上的居民乘大小船只，去僧祗人那里做生意，因为他们能听懂对方的语言②。”扎贝季岛是指爪哇（Java），也可能是苏门答腊岛。这说明 12 世纪时，印度尼西亚同东非和马达加斯加的贸易还是很兴旺的。到

13 世纪，在伊本·赛义德写的著作还谈到，“一些科姆人被中国人驱逐，最后到达了马达加斯加③”。如果赛义德的材料可信的话，印度尼西亚人的第二次迁徙应当结束于 13 世纪。

可能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日益增强，印度尼西亚人停止了向西的航海和贸易。伊本·穆贾维尔在一篇文章中叙述说：“科姆尔人入侵，把亚丁据为己有；他们将移民赶走，并在山上用石头垒起房屋。他们在一个季节风里一起航行到亚丁。这批人死后，这种移民活动就终止了。从亚丁到摩加迪沙有一个季节风；从摩加迪沙到基尔瓦是另一个季节风；从基尔瓦到科姆尔还有一个季节风。科姆尔人用一个季风期就完成了这三段航程。回历 626 年（1228 年），一些科姆尔人架着一艘船沿着这条航线航行，他们想驶向基尔瓦，结果他们误航到了亚丁。他们的船弦外装着桨托架。但巴拉巴尔人把他们逐出了亚丁①”。

④ G.S.Freeman—Grenvill（ed）,OP.cit,PP.14—15.

① R.OliverandJ.D.Fage, Ashoort History of Africa（《非洲简史》），penguin Books1985，P99.

② Gemeral History of Africa,vol2，P707；Freeman-Grenvillop。cit，P.19.两者的英文译文略有出入，如贝季岛，后者作 Djawaga.

③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3，P.222.

① “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非洲通史》）Vol.2,P.708。译文基本依据中文版，但据英文版作了个别改动。

从上述资料可知，第二批移居马达加斯加岛的印度尼西亚人，其移居时间在 8－13 世纪之间，其航线是上述印度洋的印度—东非航线或马尔代夫航线，也可能经印度到亚丁而至马达加斯加。他们使用的是装有弦外桨叉托架的大小船只。这种船只在科摩罗群岛的考古发掘已有发现，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特有证物。因为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上的运输工具就有五种类型的弦外装有桨叉托架的小船和独木舟②。最先建立这种婆罗浮屠纪念物的是夏连特拉王朝国王毗湿奴（775－782 年在位）。

第二批移居马达加斯加的印度尼西亚人，可能在东海岸或者西北海岸登陆，而后逐步向中部高原渗透。这批新到的印度尼西亚人叫霍瓦人（Hova） 或麦里纳人，他们遇到了第一批或老印度尼西亚人，即瓦津巴人（vazimba）。霍瓦人同瓦津巴人通婚。一部分瓦津巴人被同化，另一部分则被逐走。因为新来的印度尼西亚人比老印度尼西亚人更先进，武器更精良。麦里纳人的首领安德亚马内罗（1540—1575 年）“使用尖刀进攻塔那那利佛的瓦津巴人。他征服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武器安装着土制尖矛的竹竿③。”

瓦津巴人除在中部高原残留外，现分布在马达加斯加岛的西部。对他们的族源也有争论。一种说法是起源于非洲。因为瓦（va）或巴（ba）是班图语的前缀，意思是“人”或“族”。津巴（zimba）或辛巴（Simba）的意思是狮子。在马达加斯加岛不曾有过狮子，这就暗示他们来源于非洲。但一般认为瓦津巴人代表了先期到达的印度尼西亚人。首先，他们讲的是纯粹的马尔加什语，与新到的印度尼西亚人的语言是相通的，只是渗入的梵语较少。“辛巴”一词在马尔加什语中是被驱逐或受损害的意思，或许瓦津巴不是一个人种的名称，而是对迭遭挫折的迁入者的后代的称呼。其次麦里纳人同瓦津巴人的交往并不感到陌生，不但与之通婚，而且容许他们保留一些土地和特权。到了现代，在麦里纳人的名门贵族中一些人仍自称其祖先是瓦津巴人。即使被撵走的瓦津巴人，也被配给其他地区的一块土地。最后，瓦津巴人的祭祀仪式被承袭下来，他们的陵墓一直成为人们祈福消灾的参拜场所。这说明，瓦津巴人与麦里纳人都有崇拜祖先的相同习俗。

以瓦津巴人为代表的老印度尼西亚人于何时来到马达加斯加？各种推测相距甚远，有公元前 1000 年至 600 年之说①，有公元前 3－2 世纪之说②，也有假定公元“5 世纪以后踏上旅途的③。”从新老印度尼西亚人的语言差别中判断，在老印度尼西亚人，即瓦津巴人、萨卡拉瓦人的历法中只有少量的梵文，而新印度尼西亚人则有更多的梵文。由此设想老印度尼西亚人是在梵文影响印度尼西亚之初，即公元 4 世纪或者更早一些，迁居马达加斯加岛的。

早在公元 2 世纪初，印度商人开始从孟加拉的港口驶往安达曼群岛、婆罗洲、苏门答腊和爪哇。在克拉地峡两岸出现了一些印度化的城邦，婆罗门教和梵文已在这些地区传播。在婆罗洲的马哈坎河口发现了一件 4 世纪或 5 世纪初

② N.J.Krom,“ Borobudor ：Archoelogied Description”（《婆罗浮屠：考古图解》），1923，PP.175－185,210

－244。

③ N.赫塞尔蒂纳：《论马尔加什人的族源》。

① 赖·腊伯马南扎腊：前引书。第 8 页。

② N·赫塞尔蒂纳：前引文。

③ 《非洲通史》第二卷，第 545 页。

的梵文碑文①。

老印度尼西亚人到达马达加斯加岛之后，可能过着与婆罗洲的伊班人相似的生活。伊班人把一年分为两段，一段过定居生活，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 另一段从事航海。

老印度尼西亚人为什么在此时迁居马达加斯加岛呢？除了印度人的压迫以外，此时正处于次马来人（即后到的马来人）迁徙的浪潮之中。大约公元前 3 世纪，次马来人从大陆迁居印度尼西亚，迫使原始马来人迁至内陆。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形势下，一部分马来人向外迁徙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既从事航海又从事农业的马尔加什的先民是通过什么航线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呢？现已证实，马来—玻尼利西亚人曾在太平洋，凭藉简陋的设施迁居玻尼利西亚群岛，甚至于公元 4 世纪抵达其东端复活岛，老印度尼西亚人当然也可以利用赤道以南那股各个季节都从东向西的洋流，从印尼到达马达加斯加。这股洋流起于爪哇南边，一直延伸到马达加斯加的东海岸。1883 年，位于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喀拉喀托亚岛火山爆发，浮石碎片就曾漂流到马达加斯加的东海岸②。

但有人提出，这条航线长达 4000 海里，中间没有可供停泊的中继站，很难想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通过这条航线到达马达加斯加。因此，有人认为当时人是利用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南印度作为中继站航行到马达加斯加， 或者沿着《红海回航记》所记载的航线，以科摩罗群岛为中继站到马达加斯加。在科摩罗文化中有许多印度尼西亚人的影响。在昂儒昂禁止捕捞湖中的一种鳗鱼与马达加斯加人的习俗相同，而其鳗鱼的名称也同马尔加什语一样，都是由印度尼西亚语的词汇派生出来的。又如装有弦外桨叉托架的小船， 开椰子使用的锉刀等等，都受到马来—玻利尼西亚文化的影响。

自从新印度尼西亚人（麦里纳人）逐渐向中部高原渗透以后，老印度尼西亚人（瓦津巴人）则向西迁徙，或者逐渐与之融合。麦里纳人在中部高原建立了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组织，称为“福科”（Foko），这与帝汶岛称为“富昆”（Fukum）的社会组织属于同一类型。这些家族组织逐渐联合，终于形成为早期的伊麦里纳国家。

印度尼西亚人还带来了灌溉农业。他们修筑梯田、挖沟筑垒、建立村庄。这类村庄在伊麦里纳约有 1.6 万个，与印度支那半岛和泰国的村庄极为相似。他们还引入了“马来西亚植物群”，例如水稻、芋头、香蕉、椰子、甘蔗等等。这类植物中的芋头、香蕉也传入了东非海岸班图人中间，绍纳人称为“姆比里”的非洲琴，与印度尼西亚人演奏的乐器极为相似，也许脱胎于印尼乐器①。

在古代中世纪，马达加斯加与非洲大陆、阿拉伯、伊朗也有交通贸易往来，非洲的班图文化、斯瓦希里文化和阿拉伯文化都对马达加斯加产生过影响。

在马达加斯加西北部的马科阿人，曾说一种与马拉维的尼扬扎语和汤博卡语有关的语言（现讲马尔加什语），在马达加斯加的方言中都有一些班图语词汇。马达加斯加人，像班图人一样，把牛看作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一种

① 约翰·F·卡迪著，姚楠、马宁译：《东南亚历史发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第 75 页。

② N·赫塞尔蒂纳：前引文。

① P.E.N.廷德尔著：《中非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36 页。

标志，在牛的耳朵上所烙的印记，是受非洲文化影响的。

马达加斯加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有一条从亚丁经非洲东海岸到马达加斯加的航线。在马达加斯加岛的许多遗址中有阿拉伯文物出土。

在马达加斯加东北沿海的伊诺多地区，发现了“萨珊—伊斯兰”（Sasanian

—Islam）式的陶器，至少在 9－10 世纪马达加斯加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已有贸易和交通往来。在武黑马尔发掘的墓葬，死者按伊斯兰习俗面对麦加。出土的文物中有元明时期的中国瓷器①，有伊朗的玻璃念珠、铜镜和器皿。最有特征的是用绿泥石（chlorite—Schiet）做的容器，大多数是三只脚，与基尔瓦发现的相类似②。这些墓葬的发掘使人们知道伊哈拉纳人（Iharana） 曾在此居住。据对伊哈拉纳人骨骼的鉴定，他们是具有班图血统的混血儿， 类似科摩罗群岛的现代居民。当时，这些混血的穆斯林很可能与东非沿海、阿拉伯、远东乃至中国有着商业往来。

住在武黑马尔以北的翁贾齐人，自称是阿拉伯人后代，并以占卜算命闻名。据口头传说，一些人迁到东海岸南部，形成了一个说马尔加什语的穆斯林族，即现仍生活在马提塔纳河谷和伍希珀诺城的安泰美罗人（Anteimoro）。他们保存下来一部“大书”（索腊布），是用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马尔加什语写的，写在一种特制的纸上，按已鉴定的部分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巫医处方和祈祷文。但他们后来被马尔加什人所同化。

在西北沿海，葡萄牙人于 16 世纪初到马达加斯加时，发现了一些繁荣的穆斯林市镇，他们同东非海岸的蒙巴萨、马林迪有着经常的贸易联系。这些镇的居民叫安特劳特腊人（Anteloatra）。每个市镇都建在岛上，以厚实的围墙加以防卫，都有自己的谢赫，说明他们同马尔加什人是互相分离的，甚至是敌对的。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马岛影响较为显著的是马尔加什人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占卜凶吉之类的习俗，但他们不信伊斯兰教；马尔加什语中一周每天的名称，与阿拉伯语相似，12 宫星座的阿拉伯名称被马尔加什人使用了 200 年。

综上所述，古代马达加斯加岛与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的交通、贸易以及迁徙，使马尔加什人在马来—玻利尼西亚文化的基础上，吸收非洲、阿拉伯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

三、中非交通与文化交流

古代的中非交通，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古代中西交通。因为古代中国人的地理概念还较模糊，他们把位于自己西面的国家一概称之为西方，非洲亦包括在西方之列；而古代中西交往中，北非国家，跟西亚国家一起处于中介的地位。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一直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和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

中西交通线一般说有三条。第一条是沙漠之路，即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西出玉门关，过葱岭，横穿伊朗高原，经伊拉克、叙利亚、或海路或陆路，经亚历山大里亚到欧洲。第二条，是通过在欧亚大陆北部的茫茫草原上的草原之路。第三条是从闽粤沿海出南海，经印度洋、红海到埃及的海上

①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第 35 页。

②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P225.

之路。今天，人们把这三条道路都称为丝绸之路。除草原之路外，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与中非交通有着密切关系。

中非交通的开辟是以丝绸为媒介的。中国利用蚕丝织布，已有近 5000 年的历史。1950 年在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的丝线、丝带和绢片，经测定其年代距今约 4750 年左右。约在公元前 9 世纪，周穆王带着各种丝、绸、贝币赠给西北各族首领。范文澜认为“穆王是个大游历家，相传到过昆仑山的西王母国。一个天子不会冒险远游，当是西方早已通商的道路①”。

丝绸传入伊朗和印度约在公元前 5 — 4 世纪。希腊人克泰西亚斯

（Ctesias）曾于 5 世纪末在波斯宫廷当御医，他于公元前 398—397 年回国后，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丝国（赛里斯 Seres）①。公元前 4 世纪丝也已传入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的大臣■胝厘耶（Kavtiliya）在其所著《治国安邦术》中有“产生在脂那（又译支那）的成捆的丝”的记载②。梵文中的 Cina（脂那）是由秦朝之秦演变而来，而后又转为阿拉伯文 al—sin，拉丁文 sina 以及现在通用的 China。③亚历山大灭波斯（前 330 年），攻印度（前 326 年） 以后，关于中国的信息和丝绸传入埃及当是可能的。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始于公元前 138 年张骞通西域。这样一条长距离国际商道的开辟，是东西各族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东西双方历史发展的产物。

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侵占了埃及，并亲率大军侵入西亚，灭波斯，征

印度，建立了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死后， 他所征服的地区，由其部将建立了三个王国：在欧洲的安提阿王朝；从小亚细亚、到伊朗高原的塞琉西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极盛时有居民 50 万人，商贾云集，有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波斯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亚历山大东征客观上促进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文化经济交流，打通了中西交通的西段道路。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汉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又获得了高度发展，给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汉朝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为张骞出使西城最终打通丝绸之路提供了可能。

公元前 139 年，汉武帝遣张骞出使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张骞历经磨难，实地考察了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于公元前 126 年回到长安。张骞出使西域，完成了中西交通大动脉的开辟，首次带回了关于非洲古国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信息。亚历山大城在中国古籍中经常被提到。《史记》、《魏书》、

《北史》称之为黎轩（li—xian）①，《汉书》、《魏略》作犁靬（li—jian），

《后汉书》、《晋书》作犁鞬（li—jian），均是 Alixandria 的不同译法②。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第 145 页。

① 张星烺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17 页。

②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163 页。

③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364 页。

① “轩”此处不读 xuan，应读 xian。

② 学术界对此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现有人提出新说：《史记》中的黎轩、条支和《汉书》中的犁靬、条支，

张骞关于西域的报告，汉武帝对之采取了积极的对策，“置酒象郡以通西北”；公元前 115 年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又派副使去安息；安息则派使随汉使到中国，“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③”。所谓眩人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的魔术师，他们“蹙眉峭鼻，乱发拳须④”正是埃及人的形象。此后，汉又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印度）诸国，每年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⑤。从此可谓商使之属，不绝于道。中国丝绸沿着此路辗转输入埃及， 大受欢迎，成为上流社会的珍贵衣料。在麦罗埃出土的小小的中国鼎⑥，也可能是这一时期输入的，因为此时正是麦罗埃文明的繁荣时期。埃及的玻璃制品也沿丝绸之路输入中国。河南省发现的公元前 2 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制造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面部像。①埃及魔术师的来华，中国遣使埃及②以及两国物品的交流，标志着中非的陆路已经畅通。但当时中埃之间的交往和贸易还是间接的，双方都力图直接交往和贸易。因公元 1 世纪丝绸之路东西两段形势的变化，使此一努力受阻。

公元前 146 年罗马灭迦太基，成为地中海的霸主，埃及托勒密王朝也受

制于罗马，公元前 63 年罗马侵占叙利亚，而丝绸之路仍然控制在安息人手

中。公元前 53 年和 36 年，罗马两次对安息用兵，目的之一就是夺取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但均告失败。《后汉书》记载：大秦“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造成“遮阂不得自达”③。

在东段，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五单于争之”，而郅支单于杀汉使，侵凌康居、乌孙和大宛，遮阻中西交通东段。公元前 36 年汉西域都护甘

延寿率军讨伐郅支单于，汉军大胜，为东段的畅通创造了条件。公元 97 年， 东汉西域都护“遣甘英使大秦”④，他先到波斯湾头，打算渡波斯湾，绕阿拉伯海，入红海，到亚历山大里亚。可惜，甘英“临大海欲渡”之时，听信了安息船家所说来回需时三年，且“数有死亡者”的谎言，中途折回，未达目的⑤。

陆路不通走海路。

古代中西海路，又名海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和南海海道。东起中国南海沿岸，经马六甲海峡，出印度洋，经红海，止于埃及。这条丝路也像陆路一样，是东西各族人民共同开辟的。

因历史变迁而代表不同的地点。此说虽新，但难于成立。因《史记》和《前汉书》写的是同一件事，而且内容一样。如《史记》：“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前汉书》：“武帝始遣使至安息 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如按新说岂不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内的同一件事变成了两个时代的两件事吗？。

③ 《史记》卷一二三。

④ 《通典》，边防九。

⑤ 《史记》卷一二三。

⑥ 巴兹尔·戴维逊：《古代非洲的再发现》，第 65 页。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75 年，第 399 页。

② 孙毓棠认为，汉武帝遣使黎轩也许未达目的地（《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二期：《汉代的中国与埃及》）。

③ 《后汉书》，西域传。

④ 《后汉书》，西域传。

⑤ 《后汉书》，西域传。

西段海上交通，正如前述，经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长期实践，从埃及到印度的航线已经开通。托勒密王朝后期驶出红海到印度的船只已达 20 艘。公元初年罗马灭埃及之后每年增加到 120 艘①，但均为傍岸而行。居住在埃及的希腊人希帕罗斯掌握印度洋季风秘密以后，从埃及出发的船只，则可出曼德海峡，利用西南季风，直达印度南部，打破了南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地位，从此“印度和非洲内陆的贸易都集中到埃及港口②”。

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开辟中西海道的东段航路中起了主要作用。汉武帝（前140－87 年在位）时，中印两国海上交通已经畅通。他在平定南粤王之乱后， 设交趾七郡，以通外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汉之使节亦曾到达黄支。黄支即今印度马德拉斯的建志补罗。但在公元 3 世纪以前，中国海船尚不熟悉印度洋的季风规律和阿拉伯海的曲折航道，从印度到亚里山大里亚的航程，则由印度人、南阿拉伯人和埃及人转运中国的丝绸及其他物品，即所谓“蛮夷贾船，转送致之③”。海上交往也还处于间接阶段。

公元 2 世纪开始，大秦人（埃及人）开始绕过印度半岛，逐步向中国沿海推进。他们先到达缅甸，即所谓“掸国西南通大秦”，④再通过怒江水道， 到我国永昌郡。公元 120 年掸国国王献大秦幻人于汉廷。大秦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⑤大秦幻人者，乃埃及魔术师。

公元 2 世纪中叶，托勒密在其《地理志》中记载，喀第喀拉港（Kattigara） 可通中国都城。此港可能系交趾的讹音，是汉代南海贸易的中心①。在今越南迪石（Rach—gia）附近发现的古代港口遗址，出土了大量罗马时代的制品， 仅念珠一项就有数千枚，两枚罗马徽章，分别刻有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和安东尼·庇护的名字以及相当于 152 年的罗马纪年。可见交趾当时是中国与大秦海上贸易的前沿。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②这位使者所献象牙、犀角、玳瑁均非欧洲产品， 而是产于东北非。于是许多学者认为这位使者是亚历山大商人假冒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的名义来华，或者是罗马使者在埃及置办这些礼品。不论哪种情况，这件事标志着包括埃及在内的罗马与中国正式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建立。此后大秦商使来华更加频繁，其中见于记载的有 3 次。

一次是公元 226 年，大秦贾人秦论到交趾，太守送其至三国时吴国首都，

孙权问秦论“方土风俗”。秦论在吴停留 8 年之久，临行时，孙权赠 20 名矮人③。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2,P.193.

② 斯特拉波《地理学》，转引自齐思和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1973 年第 356 页。

③ 《三国志·魏书》。

④ 《后汉书·西南夷传》。

⑤ 《后汉书·西南夷传》。

① Richthofen，“China”（《中国》）Vol.I，P504—510.对喀第喀拉港的方位，学者多有歧见。

② 《后汉书·西域传》。

③ 《梁书·诸夷传》。

另一次是公元 281 年，即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大秦来献，“众宝既丽， 火布尤奇④。”

第三次是公元 284 年，即西晋太康五年，大秦国遣使来献，其中有密香纸三万幅⑤。密香纸产于日南，是大秦使者在途中购买的。

大秦商使的频繁来华盖因罗马帝国上层社会崇尚奢华，以穿着中国丝绸为荣。普林尼认为，“罗马帝国每年有 1 亿塞恩特斯（罗马货币单位）流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这就是罗马人为消费和妇女的奢侈所付出的代价”。①

在公元 4 世纪之前，通过大秦人（埃及人）从陆海两路到达中国，特别是从海路频繁远航来华，以及中国人到印度、西亚，中国人已经比较详细和确切掌握了前往埃及的海陆交通。据《魏略》介绍中国人从陆路到达波斯湾头以后有陆海两道通往埃及，陆路从安谷城（位于两河流域出海口）出发， “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海道“乘船直至海西”，即出波斯湾经红海而到埃及。大秦还可以直接从海道，“与交趾七郡外夷通”。中国人如何从海路达到大秦呢？《吴时外国传》记载：“从加那调洲乘大船，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也②”。这就是说，中国已知道乘印度洋季风， 可从印度到埃及。

公元 395 年罗马分裂为东西两部，国势日衰，使印度洋海上交通和贸易格局为之一变。作为当时世界四大帝国的阿克苏姆和中国的远洋船舶出现于印度洋，取代了大秦在印度洋的地位，与印度、波斯交市于锡兰（斯里兰卡）。比兹来认为，公元 3 世纪，中国商船已越过印度，出现于波斯湾头。这与《宋书》所说中国商船在印度洋上“汛海陵波，因风远至”，“舟舶继路，商使交属③”的盛况正相印证。中国船舶航行到波斯湾头，为以后直接航行到非洲作了准备。

公元 6 世纪以后是中非关系大发展的时期。从地域来看，中国同非洲的交往不再限于埃及，而是实现了同北非、东非国家的直接交往，同中非和南非也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考古学家在刚果共和国的姆班扎（今恩古恩古） 和大津巴布韦发现的中国瓷器、钱币和绒布便是证明。中非关系的大发展是同中国和非洲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密切相连的。

隋唐时期，中国结束了从三国开始的长期分裂局面，封建经济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为对外交流提供了雄厚的物资条件。唐宋两朝实行相对开放的政策。唐在广州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外商只要不违反中国法律，可以自由贸易。宋朝则在沿海各主要港口设立市舶使，扩大开放。这一时期，中国的航海技术大为改进，在世界上最先采用了水密舱、披水板和完善的压载技术，能在海上抗御狂风巨浪；并最先使用罗盘（指南针），测定航向。

公元 7 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征服了埃及、马格里布，将其并入阿拉伯

④ 《艺文类聚》卷八五。

⑤ 《晋书·武帝纪》，稽含：《南方草木状》。

① Hudson Ge of frey Fruncis，Europe and China（欧洲与中国），London1931，P.98。

② 《太平御览》卷七九一。有人认为，此时中国人已航行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阿杜利斯港。此说不确。如以加陈国为库施，但加陈在歌营西南，而库施不在印度的西南，而是西北；其次，阿杜利斯港不是“库施民族居住地区”，而是埃塞俄比亚人居住地区。

③ 《宋书·蛮夷传》。

帝国（中国史书称大食），先后由倭马亚王朝（661—750，中国史书称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750—868，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和法蒂玛王朝（909

—1171，中国史书称绿衣大食）统治。同时，从 7 世纪起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不断移居东非，建立商业城邦。当时，中国史书中的大食，在许多场合不仅包含阿拉伯帝国的领土，而且包含了一切信仰伊斯兰教，并由阿拉伯人统治的国家和城邦。所谓“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①，”就是这个意思。

大食第一次派使节访华是在 651 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有唐一代，大

食共派遣使节 39 次，约每 4 年一次。从 924 年至 1207 年，大食派遣使节到

宋、辽朝廷共 54 次，约每 5 年一次。这些使节，哪些来自亚洲，哪些来自非洲，难于分辨。但确有来自非洲者，例如，1073 年“大食俞卢和地国⋯⋯贡乳香②”，就可以确定为肯尼亚的给地（Gedi）。法蒂玛王朝和阿尤比王朝（1171

—1250）都曾以开罗为首都，因此宋辽时期的大食使节可能许多来自埃及和北非。

唐宋两代对非洲的贸易很盛。在唐代，仅广州一地的蕃商就有数万人， 其中必有许多来自东非和北非。中国所需要的香料、象牙、犀角、玳瑁多产自非洲。据《诸蕃志》载：弼琶罗（今柏培拉）“产龙涎、大象牙及大犀角。象牙有重百余斤，犀角重十余斤。亦多木香、苏合香油、没药。玳瑁至厚”； 中理国（中乃申之误，今索马里），“大食惟此国出乳香”，层拔国（今桑给巴尔）“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宋朝君臣上下盛行薰香，并用香料作化妆品和调味品，因而对香料的需求量极大。公元 1077 年，仅广州一

地就进口乳香 348673 斤。同时，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丝绸、瓷器需求也很大。根据非洲考古发掘，唐宋时期中国瓷器输出的范围很广，北非有埃及、苏丹， 东非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部非洲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其中以埃及和坦桑尼亚发掘的最为宏富。

除非洲使节和商人之外，唐宋时期还有少量黑奴来到中国。这个问题国外学者都很关心，认为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①。

非洲黑人来中国，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来看应始于唐代。1954 年在西安南郊唐代斐小娘子墓出土的一件黑人陶佣，头发卷曲，身穿大翻领大袍。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只有黑人的到来及其活动才有艺术的创造。

在中国文献资料中，非洲黑人有时又称“昆仑奴”，而昆仑奴并非专指非洲黑人，同时还指我国海南岛、交趾、马来半岛北部山区以及我国南海近海面色黝黑的人种①，其中尤指尼格利托人（Negrito）。因此昆仑奴指非洲黑奴时必须同下列三个条件联系起来考察。第一，与僧祗（又译作僧耆，层期，层拔，即 Sanjibar）连用者，如公元 724 年（唐开元十二年）室利佛逝“献侏儒、僧祗女各二②。”第二，与大食、波斯连用者。如公元 977 年（宋太平共和二年）大食遣使“贡方物，其从者目深体黑，谓之昆仑奴③。”第三，

① 周去非：《岭外代答》。

② 《宋会要·续国朝会要》。

① 参见《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第 4、194 页。

① 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 16—32 页；艾周昌：《非洲黑人来华考》，载《西亚非洲》1987 年第 3 期。

② 《新唐书》记为咸享至开元前，《卅府元龟》卷九七一明确为开元十二年。

③ 《宋史·大食传》。

与“西海”、“西域”连用者。如对昆仑奴的来源地加以区别，应该说到中国的非洲黑奴为数很少，且间隔时间很长，不可能存在一条掠卖黑人至中国的贩奴路线。

中国人屡次欲去非洲而未达，但在唐宋时期从陆海两路去非洲的夙愿均已实现。首次从陆路到非洲的中国人为杜环。唐与大食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但在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双方在 751 年于坦逻斯（Talas，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发生一次冲突，唐军战败，随军的杜环被俘。他从中亚先到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库法（在今伊拉克境内），随后又去埃及、马格里布（摩邻）访问。他称赞埃及的医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他在马格里布游历时，阿拉伯人占领马格里布才半个多世纪，因此“法有数般， 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④。杜环后来从海路经红海、印度回到广州。他将此行见闻写成《经行记》。可惜此上已经散佚，仅存片断於《通典》中。

到了唐宋时代，中非交通陆路相对衰落，海路日趋繁荣。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陆路途经众多的国家和地区，经常受到政治动荡和战乱的影响， 不安全，且时断时续。海路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化，能始终畅通，即使一条航线受阻，另一条航线可以起而代之。

第二，在中非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交换商品的种类日益扩大，数量日益增多，瓷器、铜铁这类易碎和笨重的商品猛增。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发掘的瓷器数量大得惊人，迄今尚无精确统计，仅日本小山富夫士用来分类的中国古瓷计达 10106 片①。这类体积大、易碎的商品不适宜陆路的骆驼运输，海路

用船装载则比较安全，且运量较大，运费低廉。据测算，一支 30 匹骆驼组成

的商队仅能运载 9000 公斤货物，一艘海船能装 60—70 万公斤，相当于 200 匹骆驼的运量②。

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商船继续航行于广州与波斯湾之间。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了阿拉伯人从波斯湾到中国的航线，并说： “大部分的中国船，都是在西夫拉装了货启程的③”。中国航海家在唐代又将中国至波斯湾的航线延伸到了东非。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记载了这条航线：“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 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 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刺国，与东岸路合④”。这就是三兰航线。

三兰位于何处，迄今未有定论。三兰不是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 已确证无疑，①可能是在此港湾附近阿拉伯人早期的另一个居留地②。贾耽的

④ 《通典》卷 193。对摩邻的地望尚有马林迪（戴闻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第 15 页）；麦罗埃（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3.P.193）；阿克苏姆《世界历史》1980 年第 6 期）三说。

① 孟凡人、马文宽：《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第 5 页。

② 郑家馨：《古代中国与北非人民的友好往来》，载《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江西人民出版社， 第 210 页。

③ 《苏莱曼东游记》，刘半农、刘小惠合译，中华书局，第 18 页。

④ 《唐史·地理志》。

① 见《Tanganyika Notes and Recorts》1966 年，第 21 期。该杂志的文章认为在 1862 年桑给巴尔素丹马吉德

三兰航线采取倒叙手法。从位于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三兰国至今也门的席赫尔（Shihr，设国），再经卡勒哈特（Shahr-ikalhat，萨伊瞿和竭国）、苏哈尔（没巽国，即 Mezoen 的对音，苏哈尔的别称）、磨难港（Qwal-al-Manama），最后到奥波拉（乌刺国，obollah），与从印度到奥拉波的东岸航线相合。

到了宋代，中国航船开始熟悉了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印度洋航线，不再傍岸而行，直接穿过印度洋，到达红海两岸。《岭外代答》记载，至麻离拔国（今阿曼的马赫拉）的航线，从广州发船，乘北风行，约 40 日到兰里（今亚齐），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至其国③。据推算，从亚齐穿印度洋至阿曼，总航程 2500 哩，只需 62.5 天④，与其所记大致相符。

《诸蕃志》还叙述了中国至埃及的航线：从泉州出发，四十余日至兰里

（亚齐），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可至密徐篱。⑤密徐篱（Misria） 即埃及。 12 世纪时，以开罗为首都的阿尤比王朝统治着从叙利亚至也门的

红海沿海，所以 60 余日便可到达红海阿尤布王朝统治的港口，但也不能排除中国船航行到埃及的埃得哈布港。

许多迹象表明，宋代的中国商船航行到东非的频率增加，也可能掌握了从印度直接航行到东非沿岸的航线。弗里曼—格伦维尔根据桑给巴尔岛卡真瓜一个深珊瑚井中发掘的大批宋钱推断，这些钱币是迷航的中国人埋藏的①。皮尔斯在《桑吉巴尔》一书中记述，有一支中国船队曾于 1270 年访问了东非沿岸②。这些到达东非的船队可能经南印度越过印度洋到东非的航线。因为， 1164 年宋朝政府规定，出海商船 5 个月内返航可以减税，1 年内归国不减税，

超过 1 年者要查明原因给予惩罚。从赢利和不触犯政府规定的角度出发，商船都要寻找捷径。这可从马可波罗的记载得到佐证，他说，从马拉巴尔海岸开往东非的船只，“船期为二十至二十五天，但返航时要奋斗三个月③”。

元朝时中非交通更加频繁，而且出了几个世界知名的旅行家。一个是中国的汪大渊，另一个是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

汪大渊，江西南昌人，生于 1309 年（亦有 1310，1311 年说），20 岁时附舶出洋，到了亚洲 99 个国家和地区。回国后撰《岛夷志略》：“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由于古今译音之别，对汪大渊所到非洲之地的考证多有分歧，但他到过北非和东非许多国家是确定无疑的。当时统治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1252—1517），正处于繁荣时期。他称赞马鲁涧（Mamluk 的音译）国，“民乐业而富”，商业繁荣，“而市无扰攘之患。” 当时统治东非沿海的僧祗帝国为马赫迪王朝，他称层摇罗国（Zanjibar 的音

命名达累斯萨拉姆之前，为 Zaramn 人居住的一个渔村，叫 Mzizima。

② “阿拉伯人早期到此，见这儿风景秀丽，港湾宁静，可在此自由贸易”，故起名萨拉姆（见《外国地名语源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第 138 页。另外，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姆萨珊尼、姆吉姆维马等地均有中国古瓷发现。

③ 《岭外代答》卷二。

④ 参见：孙光訢《郑和是我国开辟印度洋航线的第一人吗？》，载《海交史研究》1984 年第六期。

⑤ 《诸蕃志》卷上。

① Freeman-Grenville，East African Coin-finds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东非钱币的发现及其历史意义）in Journal African History（1960）.

② Pearce，Zanjlbar，The Island Metropolis of East Africa（桑给巴尔），London，1920，P344.

③ 《马可波罗游记》，第 238 页。

译）“居大食之西南”，①比唐宋时期统称东非城邦为“大食诸国”，在史地上更为清楚。

伊本·白图泰（1304—1368/1369 年），摩洛哥人，出身穆斯林法官世家，21 岁时去麦加朝圣，开始游历生涯，到过亚非欧三大洲几十个国家。1342 年受印度皇帝派遣，充任赴华特使，中途几经波折，1346 年由海路到泉州。他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和北京②等地，对中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写道：“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种水果、五谷、黄金、白银，皆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具有绘画天才，中国瓷器，价格低廉，“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中国旅游管理井井有条，“对商旅来说，中国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方”。他证实，当时中国已普遍使用纸币，城市已烧煤，其火力比炭还强③。

由于唐宋以来中非交往的增多，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日益丰富，为中国人绘制比较准确的非洲地图提供了条件。1311 年至 1320 年间，元代地理学家绘制的《舆地图》已将非洲画成一个三角形的大陆，直到 15 世纪欧洲的地图才有类似的画法。

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三访非洲，把中非交往推向了高潮。郑和第四次远航后，麻林（马林迪），不刺哇（布腊瓦）、木骨都束（摩迦迪沙）相继来贡，明成祖乃决定命郑和“偕其使者往报之”，乃有第五次（1417 年 1 月至 1419 年 8 月）、第六次（1421 年 3 月至 1422 年 9 日）、第七次（1431

年 12 月至 1433 年 8 月）远航，三访非洲④的壮举。郑和船队访问了今索马里、肯尼亚等国十几个城镇，如瓜达富伊（葛儿得风）、哈丰角（哈甫呢）、摩加迪沙（木骨都束）、布腊瓦（卜喇哇）、朱巴河口（竹步）、马林迪（麻林迪）、蒙巴萨（幔八萨）等。

郑和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组织之严密，技术之高超都是前所未有的。从 1405—1433 年间派使臣到中国访问和贸易的东非城邦有马林迪，摩迪加沙、布腊瓦、朱巴和索马里等。1420 年马林迪国王干刺义亦敦偕妻及陪臣亲自访问中国。国王不幸在福州去世，葬于闽县。郑和的访问在非洲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至索马里至今还有以郑和名字命名的村庄。

郑和访非也加强了中国和埃及的关系。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曾航行到红海东岸的秩达（吉达）港。吉达和埃及的埃得哈布港遥遥相对，所以马欢在《瀛涯胜览》卷首有《大宛米昔通行商》的诗句。米昔（Misr）即埃及，有人推测可能中埃在郑和航行期间有直接贸易。同时，永乐中，埃及亦遣使来华访问①。

从汉代到明初，中非陆海交通的开辟和发展，促进了彼此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随着岁月的流逝，文化交流从养蚕和丝绸技术，玻璃制造技术等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领域。

丝绸是中非通商关系的最早媒介，也是文化交流的最初内容。埃及不仅进口中国的丝织品，而且进口原丝进行深加工。即“常利用中国缣素，解以

① 《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第 360、358 页。

② 有些学者认为伊本·白图泰未到过北京。

③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 546—552 页。

① 《明史·西域传》。

为胡绫绀纹②。”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 4 世纪在埃及卡乌用中国丝织成的丝织品。他们用中国丝制成透明的轻纱，可能还向中国再出口，即《后汉书》提到的“杂色绫”。但是埃及人没有提花机，织造不出中国丝绸那样美丽精致的花纹图案。大约在 3—7 世纪中国提花机传入了埃及。丝织机上的踏蹑是中国最先发明的。埃及原来使用立机，无法装备踏蹑，后来从中国引进平机， 装上踏蹑，推动了丝织技术的发展。①

与丝织技术传入埃及的同时，埃及的琉璃和玻璃制造技术也传入了中国。琉璃于汉武帝时输入中国，《魏略》列举了“大秦出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琉璃”。公元 5 世纪制造琉璃的技术传入中国，从此琉璃成为中国王公贵族建造豪华建筑的材料。

埃及是最先掌握玻璃制造技术的，丝绸之路打通以后玻璃开始输入中国。除前述河南发现的亚历山大里亚制造的玻璃瓶外，洛阳发现了亚历山大里亚制造的玻璃珠，江苏邗江东汉墓出土了玻璃残片。后来中国引进埃及的玻璃制造技术，推动了中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这对丰富中国人的日用品和工艺美术的发展都有意义。

唐代以来瓷器成了中非之间贸易的另一项主要商品。中国是世界上生产瓷器最早的国家，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风靡全非洲。北非的埃及、摩洛哥、苏丹；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布隆迪、卢旺达；南部非洲的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南非、马达加斯加、中部的刚果（扎伊尔）等都有中国古瓷器和残片出土。中国的瓷器对非洲人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瓷器比当时非洲人使用的竹木器、陶器、青铜器更适用、美观、价廉，可以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所接受。低档的瓷器，大多为日用生活品，用来吃饭、喝茶（水）、饮酒；高档工艺品，它的胎体、造型、色彩、图案富有艺术魅力，成为非洲王公贵族、富商巨贾的供赏品和礼赠品。埃及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和马木鲁克王朝的宫廷都收藏着大量中国瓷器。阿尤布王朝的创立者萨拉丁曾将 40 件龙泉青瓷作为高级礼品赠送给大马士革素丹诺尔丁，以致欧洲人称中国青瓷为“萨拉东”。埃塞俄比亚冈达尔王朝的宫廷用中国瓷盘装饰墙壁。中国的瓷器还溶进了东非伊斯兰教文化，成为它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伊斯兰教不崇拜偶像，明确规定不准用人像装饰建筑物，东非则代之以中国瓷器装饰清真寺和穆斯林墓柱，如大殿的礼拜龛、门道、天花板、墓柱的顶端、柱身和眉腰等。

中国的制瓷技术也传到了北非和东非。其烧制技术、装饰技术为非洲制陶业所吸收。“索马里有一种装满美观的饮器至今一直被叫做新纳（sina） ①， 这是一种中国瓷器的仿制品。东非模仿中国瓷器的制陶业，不论在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不及埃及。埃及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就已生产陶器，但与输入的中国瓷器相比较则相形见绌。由于瓷器深受埃及人民喜爱，供不应求，因此从法蒂玛王朝开始，埃及工匠便仿制中国瓷器。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仿制华瓷成功，并传授给弟子。埃及工匠从器形、釉色、贴花工艺、刻纹都加以模仿，技术和质量日益提高，以至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它毕竟不是瓷器， 仍是陶器，因为埃及缺乏制造瓷器的高岭土。埃及工匠在仿制中国瓷器时，

② 杜佑《通典》卷一九三。

①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绸品—绮、绵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 年第 1 期。

① 屠培林：《中索人民情深似海》，《人民日报》1962 年 10 月 17 日。

结合埃及实际，赋予它们以浓厚的伊斯兰风格，如在仿制品上刻上阿拉伯文人名和伊斯兰风格的图案。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的制瓷业，明永乐—宣德年间专为向非洲出口而生产的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方球瓶等，也在瓷器上书写阿拉伯文。埃及仿造的规模甚大，在福斯塔特发现的近 60—70 万件陶瓷残片中，大部分是本地出产，而其中又有 70—80%是中国瓷器的仿制品②。中国古钱在非洲许多国家都有出土，其分布也很广，但以东非为最多。

在东非沿岸发现的、共 405 枚外国钱币中，中国占 91%①。宋代钱币大量输入东非，对活跃当地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影响。正是这一时期，桑吉巴尔素丹阿里·本·哈桑在位时（约 12 世纪），开始自铸钱币。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公元 751 年恒逻斯战役中，阿拉伯人俘获

了一些擅长造纸的工匠，在撒马尔汗建立了第一个造纸厂。约公元 900 年造纸术传入埃及，10 世纪末埃及本地造纸厂生产的纸张取代了自古以来使用的纸草纸。公元 1100 年造纸术传入摩洛哥，1150 年从摩洛哥传入西班牙，1189 年传入法国的赫洛尔，1276 年传入意大利，1391 年传入德国的纽伦堡，1494 年传入英国。造纸术的传播时间表生动说明中非文化交流的进程以及北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

印刷术也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刻板印刷在唐代已经盛行，大约于 10

世纪初传入埃及。在埃及沙漠出土了 50 张左右的印刷品，约在 900 年至 1350 年间。它们是用中国的刻板印刷方式，将纸铺在板上，轻轻刷印而成。

火器是古代中国的另一重大发明。8—9 世纪中国炼硝术传入阿拉伯国家

（包括埃及），阿拉伯语称硝为“中国雪”，当时只用来治病、制造玻璃和冶炼。11 世纪中国正式用火药这个名称。公元 12—13 世纪中国发明火箭， 即利用火药喷射，推箭上升。1225—1248 年火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用于军事目的的火药则是在 1260 年传入阿拉伯的。埃及阿尤比王朝打败蒙古军队，用蒙古俘虏中的工匠制造火药。13 世纪末中国火箭也传入了埃及。阿拉伯语称烟火为“契丹花”，火箭为“契丹火箭”。

非洲国家特别是埃及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埃及著名天文学家、希腊人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约在宋元时期传入中国，该书阿拉伯文名《麦哲斯帖》（Al-majist），中译为《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另一位埃及天文学家伊本·优努斯在开罗天文台根据实测的结果， 制定了《哈基木历表》，元代传入中国，为中国天文学家郭守敬制定授时历提供了参考。

在医学领域，杜环访非时就记述了埃及“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①”元代正式设立回回医官，推广阿拉伯医学。明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额上，取一小蟹”，这反映了中国脑外科手术与埃及医学的渊源关系。以服牛乳补虚破气之方，也可能是经伊朗传来的埃及药方，《千金翼方》云：“波斯国及大秦甚重此法，谓之悖散汤”。

元代之前，中国制糖沿袭唐朝时从印度传入的熬糖法。元代时埃及开罗

②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

① Freeman-Grenville.opcit.

① 杜佑《通典》卷 193。

人向福建永春（Unguen）传授“木灰精制食糖的方法”，②从此中国出产的蔗糖，“其质量较之埃及蔗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③

象牙、犀牛角，玳瑁和香料是东非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对中国社会生活、工艺和医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象牙不只是产于非洲、但以非洲所产者最佳，其株端直，其色洁白，品质优良。象牙除了解笏造带以备官僚使用外，还能制造各种器皿和象牙雕刻工艺品。

犀牛角和玳瑁也不只是来源于非洲，但中国也从东非大量进口。这两种产品除用作装饰品外，可以入药治病。“犀牛角，味咸，治百病④”。玳瑁可治疗“卒中不语”之症，即脑血管意外。

香料是非洲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主要有乳香、没药、龙涎香等。宋代泉州湾沉船中的乳香，经化验证明为索马里产品。①宋代，特别是南宋皇室官僚和富商大贾盛行薰香，在室内、帐内、车内、轿内到处薰香，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②香料还用于化妆品、调味品和入药。到宋代中医始知乳香有活血、止痛之功效，制成各种丸、散、丹，供吞服或外敷。没药也是重要的药材之一，可活血止痛。

中非两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产生的各种差异使古代中非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由于自然条件不同，非洲和中国都培植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构成了互相交流的基础。原生于非洲的草棉、葡萄、西瓜传到了中国，而中国原产的桃、杏等传到了非洲。在文化交流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照抄照搬，而总是有所选择、加工以至改造和提高，甚至更优于输出者。反过来， 输出者再向输入者学习，如此则不断推动古代中非经济和文化发展。

② Un-guen 又有译为尤溪者。

③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 545 页。

④ 《太平御览·药部》。

① 《海交史研究》第 4 期。

② 《老菴学笔记》卷一。

后 记

《非洲通史·古代卷》为北京大学何芳川和宁骚主编并合写导论。参加本卷撰稿的有郑家馨（北京大学，第一章）、张忠民（徐州师范学院，第二章、第四章）、陆庭恩（北京大学，第三章）、李继东（湘潭大学，第五、九章）、何芳川（第六、七章）、宁骚（第八章）、包茂宏（北京大学，第十章）、徐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第十一章）、艾周昌（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二章），主要参考书目以及人名、地名、族名译名对照表由宁骚辑编。

要特别感谢华东师大出版社陈长华同志，他接替王少如同志担任本卷责任编辑，并为本书各卷的付梓尽了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