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树立爱国主义的国情观

综上所述，我国的国情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我们要正视有利条件，对“四化”建树立必胜信心；正视不利条件，想方设法加以克服。我们要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为重。从改善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着想，是当代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的基础。

树立爱国主义的人口观。

把人口问题同国家、民族的繁荣联系起来考虑，并非从现在才开始，只是时至今日，人口爆炸性地增长，才使人们把人口问题提到战略高度，提到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来认识和解决。在人口问题上掉以轻心和丧失信心，都不是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态度。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当承担起解决中国人口的重任为改善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生存条件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早提出人口压力问题的是我国古代思想家韩非。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不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然而，韩非这一杰出思想，几千年中并不受人重视。

① 1689 年 2 月 26 日《人民日报》。

在现代，我国有两个“马尔萨斯”，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是钟惠澜。1957 年 2 月，马寅初根据实地考查的结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展了“新人口论”。他认为，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二者是统一的。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认为，人口问题不仅是个量的问题，也有质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进入原子时代，科学的发明一定层出不穷，要利用这些发明，利用者非有相当的知识和技术不可，这些人不在乎多，而在于精。”“这个时代的斗争，是知识的斗争，不是人数的斗争。” 他建议：必须实行以“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为基本内容的人口政策。马寅初还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两种社会生产的关系。他指出： “人类进化主要的动力有二：一是生殖，一是生产。前者是繁衍人种的作用，后者是保存人种的方法，单是生殖而无生产，或单是生产而无生殖，均足以使人类走向灭亡的路上去。”

马寅初大胆地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人口问题的教条主义观点，划清了《新人口论》同马尔萨斯主义的界限，成为我国人口学领域里思想解放的先声。但是，马寅初的正确主张并未得到采纳。同年，钟惠澜通过严格计算，发出警告：如果政策不变，中国人口会在 20 年内达到 10 亿。钟惠澜的

忠告同样也未引起重视。直到 70 年代，中央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我们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实行控制人口增长，繁荣中华民族，造福子孙后代。必须破除封建主义、利己主义的人口观念，树立从大局着眼，为整个民族的未来着想的爱国主义的人口观。

解决人口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把人口变成资源，是爱国主义人口观首要的观点。

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口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经济问题。因此，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我国人口问题的产生，从历史根源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压迫剥削，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停滞的结果。建国后，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有失误，也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原因。爱国主义人口观认为，解决我国现实的人口问题和制定正确的人口发展战略，首要的问题是发展经济。其理由是：

第一，我国严重的人口问题的实质，在于物质资料生产同人口出生的比例失调和自然资源超载。发展经济，可以缓解、解决比例失调；发展科学技术，可以扩大和延伸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从而使人口同自然资源相适应。

第二，发展经济可以扩大就业，把人口变成资源。我国有 11 亿人口，其中劳动力约占一半。农业经济中约有 4．2 亿劳动力，城市经济中约有 1．3 亿劳动力。把 5 亿多劳动力合理地组织起来，利用现有的条件，适当地加以培训，就可以变成一种巨大的资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人口多并不单纯是一种负担，问题在于如何开发人力资源，兴利除弊。日本的人口密度是我国的 3．5 倍，人均耕地只有我国的二分之一，人均可利用的草原只有我国的三十三分之一，各种自然资源也比我国贫乏得多，但日本从发展经济入手，比较好地解决了人口问题。

第三，发展经济可以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就会逐渐变化，出现自觉控制人口增长的现象。据世界许多国家的调查表明，当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750 美元以上时，人口生育水平便开始下降。苏联多年来一直推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但当达到这个水平时，人口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联邦德国和法国还出现负增长。我国的一些地区，人均收入达到1400 元以上的，生育率也开始下降。①

控制生育，使人口合理增长，是爱国主义人口观极其重要的观点。 1990 年 10 月，国家统计局宣布：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大陆过

去 20 年间少生了两亿人。这个数字似乎并没有引起公众太多的注意。其实，这个数字太值得注意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算个帐：少生的两亿人，假设都生出来，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据有关部门调查，按目前的消费水平，一个孩子从出生到 16 岁，城镇需要 21391 元，农村需要 10520 元。按此推算，仅抚养费一项，多生二亿人就要花掉三万亿元。

三万亿元，意味着什么呢？

三万亿元近似于“六·五”和“七·五”期间国家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之和；三万亿元是 1990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7400 亿元）的 1．7 倍，相当于 1990 年国家计划投入教育经费（410 亿元）的 73 倍，相当于 1989 年国家投入卫生事业费（72 亿元）的 416．7 倍。用这笔钱，可以兴建 100 多个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用这笔钱，可以兴建

449 座扬子乙烯（投资 66．84 亿元）这样的工程。用这笔钱，可修筑 1363

条沈大高速公路（投资 22 亿元）还有余。用这笔钱，可兴建 1376 个亚运工程（按投资 21．8 亿元计算）。有人推算，如果把这笔钱全部投入教育事业，将可保证 1000 所重点高校正常开支 50 年。

如果多生二亿人，我们业已存在的乘车难，住房难、做衣难、吃饭难、入托难、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等等问题，将更加难上加难。我们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危机将更加难以摆脱。如果多生二亿人，即使我们严格控制人口，到 2000 年，我国人口也会超过 15 亿，到国庆 100 周年时，

至少可达 20 亿，不管我们对未来勾划出多少美丽动人的宏伟蓝图，都将化为泡影。事实雄辩地说明：少生二亿人，使我国避免了因分母增加二亿而带来的可怕后果。因而 1983 年首届联合国人口奖授给了中国。

“少生二亿人”，固然值得庆幸，但我们面临的人口压力，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削减。“八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年平均人数为 3．22 亿，正值第三次生育高峰期，面临的是一场更严峻，来势更猛的人口出生冲击波。在这严重形势的面前，我们要告民以实情晓众以大义，由此唤起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改革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责任感。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再一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可时至今日，有些人，尤其是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对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是太危险了。我们应从历史的教训中悟出一个必须正视的道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决不仅仅是一家一户的私事，也不仅仅是多生或少生几个孩子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兴衰的大事。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生育是基本国策和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人口战略的核心。每个地区、每个单位、每个家庭都应懂得这个道理：少生孩子就是爱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衡量一个人是真爱国

① 《国情教育教材》，光明日报出版社，第 35 页。

还是假爱国的试金石。因此，应积极投身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伟大运动中去。

提高人口素质，让人们优生优育，是爱国主义人口观的又一重要观点。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发展社会生产力，先进的设

备、先进的工艺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的素质。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高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快慢和经济实力增长的程度，不取决于它拥有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人口素质的高低。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两大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口素质问题。所以，提高人口素质是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解放前，我国人口素质很低。人口平均寿命农村只有 35 岁，城市不足

40 岁，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变化。全国人口死亡率从 1949 年的 20‰，下降到 1986 年的 6．69‰，人口平均寿命 1987 年已达

69 岁，比解放前延长近一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国民体质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由于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口发展过快的制约，人口素质提高慢，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这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也很不适应。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我国先天性残疾者有 5000 多万人，其中先天智残疾者超过 500 万人。在我国 3．3 亿儿童中，14 岁以下的先天残疾儿童超过 400 万人。我国青少年中营养不足者占 28．9％，少年中占 31．16％。12 岁的少年，我国的要比日本的分别低 5．75 至 7．2 厘米，体重轻九公斤。我国新生儿童遗传病患者，每年有 80 至 100 万之多，全国有各种遗传病 2000 多万人。这些情况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可见提倡优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人口素质构成了人本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资源取胜的时代已经过去，以知识和技术取胜的时代已经到来。我国劳动力丰富，但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差。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和年限不足五年，农村文盲、半文盲高达 44％，全国 15 岁至 19 岁人口中近半数没有受过初中教育，在 25 岁以上人口中，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 9．7

％，工业部门中，工程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 2．8％，工人中 80％文化程度达不到初中毕业水平。①我国劳动力素质差及由此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将使我们在经济发展的重要关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却发挥不出优势，极大地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实现。

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人力资本”学说认为，人是一国最大的经济资产，而教育才能增进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本存量，而大部分受贫困落后困挠的发展中国家都不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要把我国成人口资源大国，出路同样在于发展教育，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因为人口质量的提高，尤其是文化素质的提高，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有利于人口数量的控制。

总之，提高人口素质的主要途径，根据起来就是优生、优育。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内在质量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和成败的大问题。因此，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华民族的一员，都会积极响应号召，认真贯彻执行的。

① 《当代爱国主义浅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425 页。

树立爱国主义的资源环境观

目前，我们国家的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新时期，重视和加强对资源环境的认识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过去，我国曾强调对资源环境的认识和研究，但都没有当成一门科学来加以重视，从效果来看并不理想，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在制定政策或进行决策时，往往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给我们的实际工作造成这样或那样的损失。因此，十分珍惜，坚决保护祖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爱国主义资源环境观的首要要求。

不少专家说：“对发展中的我国，再没有比珍惜、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更为重要的事情了”，“黄河流的不是沙泥，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平均每年泥沙流量高达 16 亿吨，这已不再是微血管破裂，而是主动脉出血。” 我国几十年来，因为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资源和环境，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把人的主观意志、主观作用夸大到不适宜和程度，忽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的重要作用和对经济的制约作用，不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使自然资源和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与我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偏差有关。当代，我国的资源、环境状况究竟如何？问题解决的办法如何？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了解的，资源环境问题的缓解和克服前景如何？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的。因此，要十分珍惜、坚决保护、积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就必须对全民广泛深入的进行自然资源和环境知识的教育，提高全民对资源环境重要性地认识，增强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不被破坏的自觉性。

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是全民的事业，只有全体人民自觉、主动、积极参加，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培养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的科学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和宣传工具，普及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科学知识，增强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自觉性与责任感，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这是我们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最重要的环节。同时，要求人们把爱国意识从人际关系领域引申到人与资源环境关系的领域，象爱护和保卫祖国的荣誉、利益和国土一样，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和保卫祖国的资源环境。祖国的资源环境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就象唇与齿的关系，唇之不存，齿怎能不寒？因此，对于那种破坏资源和环境，自毁未来，自毁家园的行为，我们应当对此嫉恶如仇，坚决反对，勇敢地保护祖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要树立稳定、持久、协调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指导思想，走合理开发、治理、综合利用的道路，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种效益统一起来，把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危害降到最低水平，是爱国主义资源环境观的又一要求。

首先，要保持资源和环境利用的长期功效，强调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生态环境效益结合起来，制止各种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掠夺式经营。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国庆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努力增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劲，克服追求表面繁荣的短期行为。”

其次，协调各种自然资源和环境开发利用的关系，促进资源与环境效益最佳化。许多自然资源具有多方面的功效，人类对资源和环境的认识还不深，利用开发还不充分，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资源和

环境的浪费所造成的，也是对资源环境没有充分合理利用产生的。1983 年，我国能源的有效利用率不足 30％；而美国、日本则高达 50％以上；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不足 20％，而一些发达国家则高达 75％。①因此，必须协调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是协调处理好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产业内部的关系，二是协调处理好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才能达到资源与环境效益最佳化。

再次，综合治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仅重在对自然界的治理，而且重要的是对人的治理，如果不对破坏资源和环境的种种行为和观念加强治理，那么，往往是治理赶不上破坏，因此，必须“立法”，依法治理，才能收到明显的有效性。

破除在资源环境问题上悲观失望的观点，树立自省心、自信心和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资源环境观的一个基本要求。

我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不容乐观，有忧患意识是必要的。历史一再证明，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那么它就失去了发展的力量，不会产生凝聚力，就会陷入悲观和消沉，也就必然导致民族的衰弱。如果没有自省精神，它就会趋向盲目乐观。可见，古今爱国主义精神是贯通一致的。

今天，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更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代中华民族面临的一切忧患，毕竟都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忧患，同旧中国面临的忧患有着本质的不同。党的十一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令人瞩目成绩的同时，环保工作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79 年 9 月，我国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1 年又作出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1982 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把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十大基本任务之一。1983 年底，国务院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正式将环保工作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心，在此前提下，我们谈落后、论困难、讲危机、道忧患，就不会导致希望破灭。面对我国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现实，面对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唤醒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使人们切切实实地感到生存的危机、发展的艰难，改革的必要；同时，在困难中看到前途，看到光明，提高勇气，增强历史的责任感和民族凝聚力，振奋精神，鼓起斗志，要响应清华大学同学倡导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每一件事做起”的倡议，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为摆脱贫穷落后的阶段，变为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我国人民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还有两座大山等待我们去推翻，一座是贫穷，一座是落后。让我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立志推翻这两座大山。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① 《国情教育教材》，光明日报出版社，第 2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