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从毛的「副帅」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第一节　中央总书记任内作为的评述

邓小平活跃于「文革」前十年的中共政坛，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深受毛泽东个人的器重，故有机会崭露头角，进而参与中枢领导，在1956年中共「八大」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中央总书记的权位，之后在毛泽东愈益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更是水涨船高。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员，参与决策、与闻大计，但是不同于其他常委的是，身任总书记的他还负责领导中央书记处，落实常委会的决策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也实际指挥党中央直属各部与地方党委，以及实行党对政府、军队的领导。由于邓小平位高权重，「文革」前毛泽东对内在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对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表述与追求自我主张时，他都作为主要的副手，密切投身其中。

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内所发生的政治风波（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与揭发，以及东欧波匈两国出现的反共骚动），益加促使毛泽东思考在中国如何避免出现史氏治下所形成的苏式极权政治体制与僵硬统治方式。毛思定后的方案，就是在党政、思想领域推行整风运动，以彻底清除党内各种不正之风。

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邓小平就任中央总书记后面临的第一起重要政治任务与考验。对于运动有关的决策，包括整风的酝酿、邀请党外提供建言（「开门整风」）、加入「反右派」议程、加大运动的热度与范围（党内大反「温情主义」的同时，发起工厂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分别在地方与边疆地区展开反对「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运动），邓小平都全程参与。他秉承毛泽东的意旨，以党中央名义全面规划并监督运动的进程、步骤和重点，直接统帅、调度中共各级党组织，贯彻运动的目标与方针。整风之所以能按毛泽东的意图渐次推展，与邓小平的张罗、驱策直接相关；「反右派」之所以流于走火蔓烧，也与他的激励、催促大有关连。简言之，邓小平是中共1957年推行整风、「反右派」的首要组织者、号令手以及急先锋。事实上，他是毛以外对运动介入最深的中共领导人，甚至可以说「主事在毛、成事在邓」。

中共领导的整风运动从全党进而朝向全国、全民范围发展后，一个重要的政治影响就是运动中对各种「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的严加批判，助长了党要巩固、确认其在各界的领导权的氛围。毛泽东顺势将整风的范围从已「取得基本胜利」的「整党」、「整政」，进一步地转向「整财经」、「整军」。

毛泽东的基本思路，近似于他在延安时期的设想与作法：经过「七整」以促进党的统一领导。^[8-1]如果说1940年代前期毛在延安透过多项内容的整风树立高岗在西北地区的崇高地位，并乘机树立党一元化领导的典范，再进而将之推广与贯彻，以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创造必要的条件；^[8-2]那么，1950年代后期，毛则在北京经由一系列的整风树立邓小平在中央高层的突出地位，并借机强化党一元化领导的趋势，以为中共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验做好组织的部署。

1957年底，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受到苏联建设与规划的鼓舞，心生经济赶超发展战略的想法。毛气满志骄地从莫斯科归来后，在高层间对主张经济稳健发展的政府系统大表不满，高声地反「反冒进」。这番「整财经」的重要结果就是将国务院管理经济的要权转交给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委任邓为「大跃进」运动的指挥者与督战者。

在「大跃进」行将步入高峰以前，毛泽东鉴于此前东欧军队发生离心的教训，并且期以强调学习本国战例来巩固、提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决定对中共军队高层进行一次整风，使之更加听命于党中央的指挥，并跟上「总路线」、「大跃进」要走出中国自己的路的主要要求。这即是中共解放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的由来。中共军中有关「教条主义」的争论，邓小平从初始就颇为关心。在毛的指示下，邓小平后来更以「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领导1958年春夏之交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推促军委负责人彭德怀改变原定的会议议程，大力升高对涉嫌、犯错人士的批判，掀起「反教条主义」运动的最高潮。邓小平在执行有关任务时，甚至力主自己过去的战友刘伯承到会检讨，直到相关批判出现过火、失焦的状况，方给予刘伯承关照。此一军队整风与人事清洗事例，显示邓小平对「文革」前军队事务的介入之深。

邓小平对于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大跃进」，自始就是亦步亦趋。邓小平在1958年秋后鼓吹「人民公社化」与贯彻大炼钢铁指标上，都甚为卖力。他循由党的组织网络并诉诸严明的党纪，强而有力地推进运动；也前赴地方视察、打气，为其所经之地的运动带来火上加油的影响。在1959年上半年运动纠偏与降温的阶段，邓小平积极配合毛泽东「纠而不泄」的意旨，抑止运动的狂热偏向，却也注意保持运动的热劲。例如：邓小平强力布置该年仍属不低的钢铁指标；仍旧深信农业高产，并根据严重失实的估产，硬性征购粮食。1959下半年因彭德怀直言上书引发事端的庐山会议，以及让「左」倾政治气氛复燃、高涨的「反右倾」运动，邓小平都无条件地紧跟毛泽东。

对于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如同前两年，邓小平主持监制偏高、勉强的具体生产计划，到各地为运动的积极分子嘉奖、鼓劲。该年下半年，邓小平偕同毛泽东为了与苏联较劲，做出大炼「争气钢」与紧急出口粮食、副食品以提前还清欠苏外债的运动决策，并主持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其恶果是让中国大陆受创的经济情势雪上加霜，因运动造成的人命损失也继续攀升。为了解决主要城市与工业重镇的严重粮荒，邓小平亲自出面半劝半压内陆省份（特别是邓自己的家乡四川）做出牺牲，忍痛将其省民生活基本所需的口粮大量调出救急，以厉行先让一部分的地区与人民存活下来的政策。西方学者指出：因「大跃进」运动而致死的人数，较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民死亡的人数，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8-3]

中共自1950年代中期起努力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径的主要国际背景，就是欲与苏联互别苗头、一较高下；此外，针对国际情势和走向的估判，以及应采方针与对策的问题，中苏双方之间的歧异也扩大到了无法继续维持团结表象的田地。在中、苏两党关系由好转坏的过程中，邓小平与毛泽东态度一致、步伐齐一，他经常以毛的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出面与苏共人士进行唇枪舌战与强硬交涉，之后更针对与苏方「打笔仗」的政治需要，主持撰写出一批条理阐述、细致论证毛的「反修」、「防修」主张的政论文章。邓小平在反苏过程中费心投入揭露「修正主义」的论述工作，后来竟反作用地投射回中共自身的政治，为毛发动「文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邓更成为毛国内「反修」批判的标靶。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化，东南亚共党成为中共党际外交的新重点，邓小平在这方面也参与颇多，致力将相关外交纳入中共对苏争斗的战略框架之中：一来因应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出面同东南亚共党交换意见，争取它们支持中共对苏的立场和观点；二来促使北越不顾苏联拉拢，在外交上偏向中共，并处理双方互动中出现的摩擦问题；三来为促进世界革命情势乐观判断的早日兑现，支持东南亚共党在当地的革命活动。

不过，在「大跃进」难以为继、国内转而被迫进行经济调整后，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开始出现分歧。邓支持「包产到户」，在毛表态反对后，他虽放弃己见，但已无法挽回毛的全盘信赖。其后，邓小平在政治上与刘少奇过于接近，又在组织上配合刘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更引起毛泽东的疑心。毛倡议建设「三线」时，邓在政策领会上稍慢，也是毛、邓关系疏远的另一原因。所以「文革」爆发后不久，邓即成为被批判、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

总之，邓小平在「文革」前十年多数的时间中，是毛泽东及其激进政策主张深信不渝的支持者与雷厉风行的执行者。毛屡次委交重任予邓，邓也每以激昂的热情、缜密的安排相报（后期则紧跟不上）。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所作的观察，是否有助于对毛泽东时期个别政治人物与其所处的政治结构与体制之间关系的理解？

中共政治研究中有「毛挂帅」解释模型（Mao-in-command model），其主要内容是：在由毛泽东宰制的权力结构、决策体制下，其他中共要员为了生存与舞台，仰毛鼻息、观之脸色，他们的政治选择与行为大受其限。^[8-4]只是，邓总书记仅是一个被毛主席掌控的「线拉木偶」吗？他难道完全没有自我主张的余地吗？从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任内与毛泽东的互动中可以发现：从毛泽东所倡议的政治主张与决策发展到具体部署和政策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衔命承办、「办也有决」的邓小平仍有很大的挥洒余地和优游空间。

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邓小平负责将毛泽东简单的运动构思和复杂的实际状况加以衔接。他制定运动在不同阶段与领域的具体政策，并监督各层官僚确实对之予以执行。邓在组织程序上虽要向毛汇报或事后报备，然而，他在规划政策与指示党干时，绝非照本宣科，宣讲毛的意旨而已，他更要进行诠释，以之为准地判读运动情势、指挥行事、做出调整，以及代表中央回复下级对运动问题的请示等。在整风运动升温与扩大之时，毛认为运动已步上轨道、自身心思移往经济问题后，甚至干脆将运动的指挥权交予邓，统由他经营、管理与收场。

在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的案例中，邓受毛委托指导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邓不仅仅是作为毛对会议的传话者，他得经手安排毛不好明言之事。例如：在会议转向批判「教条主义」后，邓不管众人的意见，一径要刘伯承与会「受审」，就是避免由毛本人出面，让「反教条主义」的旗帜被「卸磨杀驴」的议论所淹没。若仅将邓视为毛的一枚棋子，实也有失简化，因为邓在会议后期顾虑会议发展，不支持对刘的批判超出「教条主义」问题的界线，令批刘正酣的彭德怀、林彪不得不收手，毛也在达到整刘以固权威、报夙怨等目的后，同意邓对会议批刘所作的煞车决定。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要邓担负的政治角色，即是以毛的主观狂想与偏好多快为本，指挥中央各部门与地方领导人，编制具操作性的生产与建设计划，也强力督帅、整合所有单位、人力与资源，通力将之完成。统整重要经济信息与监视主要生产环节的邓，对于运动重要项目与计划的看好程度，有时是照应毛的心意，有时更超乎毛所预期。在「大跃进」乌托邦之梦的筑造上，可说是毛中有邓、邓中有毛，毛、邓两人难以分割。

综前所言，在以毛泽东为主的政治结构与体制下，邓小平在奉行毛的旨意时，肩负将之实体化的任务，也就是把它发展、充实，以及因时地制宜。邓小平的动机可能十分复杂，包括：崇信毛泽东关于国事的判断；对毛感恩图报，自愿肝脑涂地；为了保持禄位，专门投其所好⋯⋯。无法给予单一而明白的解释。但从本书对邓小平所作的细节描写中，至少可以反映出邓并非完全勉为其难地奉旨行事或是出于无奈照章办事，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乐在其中，自以为是正确的。易言之，邓在「文革」前十年一方面受限于以毛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与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个体的邓，其立场与作为也反过来巩固他所处的结构与体制，甚至促之僵化、走向极端。

本书对邓小平的研究也可扩充、深化「毛挂帅」模型的内涵。「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需绿叶扶」，是毛泽东常引用的谚语。事实上，毛主导中共政治发展的同时，他自己也需要像邓小平这样能善体其心意、又能干练地付诸实践的政治能手鼎力相助。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任上对毛泽东的政治倡议加以「具体部署」的角色和活动，可简要化约为两个部分：一是集中：代表党中央具体规划与布置，负责执行并监管其进度；另一是「民主」：代表党中央激发、鼓动并引导下级党委的积极性。邓在这看似对立的两者之间适时地进行拿捏、收放与平衡，令之互补相辅（即使中央政令获得民气支撑，也使群众干劲得到方向指引），共同促成毛的政治意志在现实情境中实现。毛泽东以大元帅之姿升帐发令，邓小平等人鸣锣擂鼓、聚将点兵，在毛个人魅力型的领导之外，另外注入党的组织律令权威，让毛的红色帅旗更能高举，方是「毛挂帅」更完整的图像。

邓小平在「文革」前不短的时间内，享有毛泽东的荣宠，掌握大权、充当前锋，实至名归地作为毛的「副帅」。身为「王储」的刘少奇对邓小平不敢小觑，「大管家」周恩来也要对他敬让三分，其他各级官僚与干部寻求中共中央指示与指导时，更往往直接视邓总书记的决定为党中央的裁决。邓小平特具的若干政治性格，在「文革」前的政治发展与党国运作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机敏、准确掌握层峰的政治意向，机警调整态度以对（「文革」前一、两年方略现疲态）；实行政策与贯彻目标时，紧抓问题要害、出手狠准，果断速决、铁腕作风等，对事态的扭曲发展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常被称道，甚至大加宣扬的讲务实、重实用的政治个性，在「文革」前他执迷追逐共产主义愿景（「大跃进」）与坚守捍卫马、恩、列、史的「先祖遗教」（中苏论战）时，则退居次位或不见踪影。

对于「文革」前中共党国对民间社会所进行的改造工程，以及伴随而来的「红色恐怖」，例如：数百万人被错划为反党分子并遭到残酷对待；人民的言论自由实际上被取消与剥夺，社会气氛呈现死寂状态。数千万农民缺粮致死、陈尸沟壑；亿万农民被禁锢在「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人民公社，既丧失自主的权利，也失去努力生产的诱因。邓小平自有应负的责任，根本无法规避与隐晦。

第二节　中央总书记经历的政治资产

根据本书正文的讨论，本节可以初步总结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期间的政治历练与经验，主要为他积存两方面的政治资产：

第一、强化治理能力，使之享有竞争优势。

邓小平自言担任中央总书记期间，「是在领导核心之中」。^[8-5]在这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中，举凡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大事，邓小平几乎无役不与。邓小平在此时期对各方面事务的咸有涉入，使之成为全方位的「通才」（generalist），而不仅是专于特定领域工作的领导人。另外，也养成他在政治洞见和手段运用上的炉火纯青。^[8-6]

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任内的丰富政治阅历和实务治理经验，在毛泽东的晚期，除了积劳成疾的周恩来以外，已无人可与之相比。^[8-7]事实上，这正是毛泽东在1973年再次起用邓小平的重要原因。^[8-8]毛泽东将志大才疏的「文革」新贵与老谋多算的邓小平做比较时，也不禁感到前者「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而邓则有娴熟政治、擅于统领的本领。至于邓小平思想倾向的问题，毛泽东之所以让邓「东山再起」，可能因为邓表露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低姿态；也可能因为邓在中央总书记任内曾与毛默契配合。无论如何，后来的发展证明毛有所失算与误判。

「文革」中一度遭到漠视与践踏的政治人物，在毛后时期又重新走回政治舞台核心。「革命地位」（revolutionary status）在决定中共高层政治的权位排序上，又恢复其重要性。^[8-9]邓小平之所以一枝独秀，是因为「文革」后的中共党内，无人的「革命地位」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华国锋之所以不敌邓小平的最主要因素，不在于政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华在党内的资历远不如邓。^[8-10]至于邓小平与陈云两人之间，邓在「文革」前十年的中央总书记经历，则是让他迎头赶上，甚而后来居上的重要关键。陈云在1945年即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地位仅居当时中共「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之后，更比邓小平早进中央政治局多年，论党内资历较邓深厚得多。但是陈云在「文革」前十年的多半时间里，因经济主张不为毛泽东所认可，只能枯坐冷板凳，寄情于苏州评弹，不能像邓一样长时间连续参与党政国策的领导。此外，陈云主要涉足组织、经济工作，也不及邓在中央总书记位置上工作经验的全面。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陈云的实际权位在此阶段终被邓小平所超越，并基本固定下来。

在中共讲究论资排辈、重视历练能耐的政治文化中，以及基于现实上统驭全局、掌舵引航的能力需要，由邓小平继任毛泽东的强人地位，可以说是形势使然、众望所归。邓小平对自身过人的政治经验与能力也深具信心，自认「搞政治我行」。^[8-11]这或也是他当政后在政治上较为自信，进而显得有些刚愎自用的一项原因。

第二、累积政治人脉和培养政治团队。

中央总书记在「文革」前中共政治与党国机器中所处的关键位置，让邓小平得以认识、熟悉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将各方面的中共重要干部；邓本身突出的领导特质与能力，在此过程中也多为后者所体认与折服。这种经由正式职位的工作关系所构建的「非正式的联结」（informal bonds），^[8-12]在后来转化成邓小平用人时的重要资源。^[8-13]

1978年邓小平正式执政之后，「文革」前的相关同僚与下属，转而成为邓的股肱之臣。就中央层级而言，「文革」前与邓在中央书记处共事者，如彭真、李先念、杨尚昆、胡乔木，皆在他入主中央后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地方层级而言，「文革」前治理东北的宋任穷、湖北的王任重、上海的陈丕显、北京的万里，也因当时与邓互动频繁而强化已有的信任或建立厚实的关系，进而在邓治下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在1980年代曾先后被邓小平视作接班人的胡耀邦、赵紫阳，在「文革」前也因分别任职于共青团中央和广东省省委，而有机会在邓面前展现他们的才干，并为邓所赏识。^[8-14]

第三节　「副帅」经验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政治领域

邓小平因领导并推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被中共官方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本书对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任内历史的检视与探讨，并非意在动摇或改写其在晚年大胆探索后所获致的相关历史地位与评价。本书认为：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任内的政治经历，对他后来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及施政作为有重要影响。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若干政经政策，其根源可溯及他担任中央总书记时期的经验。

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任内除熟习政治领导、广结政治人脉外，对于中共政经体制、治理方针和发展战略的特点与良窳，也有较诸他人更深刻的认识。邓对此时期经验的反省与汲取，是他在「改革开放」时期治国的重要参考。必须强调的是，邓小平对「文革」前十年经验的体会与扬弃，有许多并非是所谓幡然悔悟或一步到位的，而还要经过后来政治的磨练与沉淀，特别是「文革」冲击的影响，才发生功用。但是邓小平后来大胆而果敢的摸索，毕竟是从这一个基点开端。以下五个方面讨论中央总书记经验对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政治领域的影响。

第一是对邓小平规范中共党内高层政治的影响。

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任内对毛泽东「家长制」领导的恶性发展深有体会。在作为「大跃进」先声的反「反冒进」上，毛泽东对主张经济稳健发展者，不顾情面地穷追猛打；在军队「反教条主义」上，他示意对军中涉及相关问题的将帅，揭发批斗、上纲上线，邓小平秉承上意具体执行。因毛冲冠一怒而方向扭转的1959年庐山会议，邓没有亲临现场，形格势禁下也表态响应。邓小平对这段时期党内生活的失控发展，不但没有挺身而出，反而顺毛之意、逢君之恶。^[8-15]邓在「文革」中也终于尝到毛的攻击，无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政治清算与数年软禁、劳动之灾。

邓小平大权在握后，并不止于对毛泽东当年的干纲独断加以批评，更进一步从制度面思考何以「革命先锋队」领导的「新中国」会孕育出一位「现代秦始皇」。^[8-16]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将高层领导体制的改革置诸政治议程，也有意地限制党内冲突的激烈程度和扩散范围。^[8-17]前者如：针对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问题，邓小平希望以「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责任相结合」的做法改正弊端；邓也认为应设立规章以保障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以及党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后者如：邓小平逼使华国锋及其人马交权，但并未将此政治斗争引向社会，华国锋也被允许留在中央委员会内，而无步上「文革」期间党内输家难有善终的后尘。

可惜的是，邓小平在权力地位愈加巩固后，对于中共高层政治初有雏型的制度性规范，改采随其个人所意的权宜态度。邓自言是年轻一辈的中央领导人唯一的「婆婆」，亦即他们必须且只能听命于己；^[8-18]邓先后不满胡耀邦与赵紫阳的政治表现而将之罢黜，相关的做法与处理过程，在程序上、法理上皆不无疑义。胡不久即抑郁而殁，赵更在余生失去了人身的基本自由。

第二是对邓小平调整中共政治治理方式的影响。

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任内，经常衔毛泽东之命领导、组织或参与政治运动（整风），荦荦大者包括：政治、思想整风——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运动；经济整风——1958年的反「反冒进」；军队整风——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如此一方面经由运动中对党的政治领导的强调与突出，强化了党对各领域、各部门的一元化领导；另一方面，透过运动中对思想共识的形塑与灌输，也调动党干与群众的各种积极性，众志成城地从不同的面向共同推进有别苏联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深晓并娴熟毛泽东所发明的政治运动的操作逻辑与方式，能针对当下的政治需要与风向，机巧地根据各种实际状况，锁定运动的批判目标人选如：1957年整风、「反右派」运动中党外的「章罗联盟」、文艺界的「丁陈反党集团」；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刘伯承、萧克；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反地方主义」中河南的潘复生、山东的赵健民、辽宁的王峥，「拔白旗」中鞍钢的蔡博，「反右倾」中四川的邓自力。既藉以聚拢或隐或显的支持者，也导引甚至威逼中间立场者与潜在反对者，一道投身批斗那些被党所认定的「公敌」，并在身边周遭挖掘可以被套用相关政治标签的人，以表自身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否则就有归类为另一边的风险）。因为在揭发斗争上，「大家参与、人人有份」（深陷其中，无法切割，而且事成之后还可论功分赏）；在思想观点上，「越辩越明、人人互睹」（上级与群众交相施压，同时也不乏如邓小平在反「反冒进」中经整风「启发」后即「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的忠心向党者）。如此促使参加运动者更紧密地跟随党的脚步，进而按照运动中政治争辩所揭橥的方向，为党在各领域擘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群策群力、想方设法、献力献策。

然而，邓小平在有效完成相关运动任务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也发现政治运动本身的危害之处，譬如：运动中的打击面与发酵波及面，从数十万（右派分子）到数百万（右倾机会主义者）之谱，而且事后证明绝大多数是错案，能站得住脚的寥寥无几；运动所调动的党干和群众的积极性，以及其后涌现的建议与创造，不少是唯任务导向、政治投机、急功好利、只争朝夕不顾长远、非科学甚至反科学，其成果不但没有「多快好省」，反而常有不真实、不耐固、不优质、不合算的流弊。邓更清楚地感受此点，当然要等到集毛式政治运动大小弊端于一身、邓个人也有切身之痛的「文革」。

「文革」后，邓小平并没有简单地以一个「文革」受害者的身份来挞伐「文革」。他深知「文革」的极端发展，乃与「文革」前他自己领导、组织的多次政治运动分不开。直言之，他知道这场「动乱」从何而来，若算起历史细账，他也与之脱不了关系。邓痛定思痛地表示：「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8-19]他因而主张不再以政治运动的方式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途径与方法。「改革开放」期间，邓在政治上虽坚持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不诉诸政治运动解决。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相当注意掌控，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也慎防流于过度纠缠，从而耽搁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

第三是对邓小平设计中共政治制度的影响。

本书对邓小平的中央总书记时期历史的讨论，也有助于认识与理解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制度发展。「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所谓「老干部」不但重返权力中枢，他们也将其在「文革」前所经历的、认为行之有效的制度经验，重新带回中共政治。邓小平在「文革」前担任的中央总书记职位及整个中央书记处机构，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重新设置，就是中共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复古」。邓小平虽不是第一个倡议者，但无疑是最有力的推销者，因为「文革」前领导该机构十年的他自有别人所不能企及的发言权。

对于1980年再次建立的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以「过来人」的身份界定其职权：「书记处的职权，肯定是管全局，党、政、军、民、工、农、商、学、兵，都得管。」^[8-20]事实上，邓倡建的这个中央书记处与「文革」前毛设计、邓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之间，并无实质的差异，同是司掌党中央的日常决策与执行工作，管辖范围涵盖党政军等领域。^[8-21]此时的邓小平正与1956年为「八大」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界定地位、功能的毛泽东相仿，只是邓更熟悉中央书记处应当所为之事，也因而对其运作方式和领导者提出更详细的要求与期许。^[8-22]

邓小平最初主张恢复中央书记处时，怀有权力上的计算。因为邓以亲身领导过中央书记处的经验，深谙中央书记处确可藉由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负责日常决策之便，揽得不小的权力并具有一定自主空间。因此，其之重设可暗中削减、瓜分时任党主席的华国锋的权力。^[8-23]邓小平打的此一「如意算盘」，也的确使得华在政治上提前跛脚。在顺利达到「倒华」的目的后，邓并未更动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因为他知晓、也希望利用相关机构制度所具之集中、高效、分劳、培养接班人等优势。然而，在邓小平实质取代华的最高领导人地位后，没有几年，他也面临了毛泽东在「文革」前所遭逢的一个尴尬处境。

中央总书记及其统领的中央书记处对各方事务皆能与闻，具有重大的政治实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的各级官僚对之愈加信崇，行动上愈以其下发指令与可能期望为准。中央总书记与中央书记处在党国体制中的地位愈形强化、吸纳越来越多的权力，自身也熟能生巧地越有自信去单独议决与处理事情。「文革」前夕，毛觉得邓在政治上与之不对盘，就批评中央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文革」开始后，毛更发出「大权旁落」的怨言。

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核心」邓小平而言，这种原被赋予独当一面重任的中央总书记与中央书记处，有可能自成一格、自行其事而出现与在上位者（最高领导人或由其主导的常委会）背道而驰的不预期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似乎又在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时重现。邓小平觉得胡耀邦在政治上与之不合拍（特别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感到所托非人，组织上也常有不当发言与惊人之举。^[8-24]然而，邓小平在制度上的响应方式，不同于毛在「文革」爆发后将中央书记处制度完全弃置，邓选择的是调降中央书记处的权力位阶，以减低中央书记处自外于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的可能性，并让未来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人，不会再因该机构权力的加持而有过分突出的政治能量，以至有言行「出格」的机会。

胡耀邦黯然离职后，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起，中央书记处所享的权力地位与自主空间明显受到规限而大不如昔。中共党章中原先规定的「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十三大」被更改为：「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8-25]换言之，第一、党章使用「办事机构」的字眼，着重强调中央书记处在政治局及常委会之下的从属地位，并且不再提及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职权（其在政治解释与运作上，向来存有甚大的弹性空间）。第二、在「十三大」以前，中央书记处成员与常委会成员乃同时一起直接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亦即前者获致合法性的来源与程序，与后者同一。但为了让中央书记处更服从于常委会的领导，党章新规定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要先经由常委会提名后、再经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也就是书记处成员获致合法性的来源与程序，除了本来即有的中委会，又多加上了常委会。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央书记处的业务主要限缩在党务方面。这也有助于「党政分开」原则的实施。在毛泽东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担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管党又领政，是「党政不分」最大的获益者。但因为邓本身「抓大放小」的政治特质与注意个人节劳，再加上，政府总理周恩来守分际、不争权，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之间关系平顺、配合得宜。但是当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分别由胡耀邦和赵紫阳负责时，两方却屡因经济管理权限划分问题出现争论，甚至让外界有党、政口径不一的观感，迫使邓小平以自身过去的工作经验出面进行调停与纠正。^[8-26]中共「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将日常决策权上缴政治局常委会后，不像先前那样「管全局」、「都得管」，而国务院提请政治局或其常委会决策的议题，也「不再经过中央书记处『过滤』」，^[8-27]两者冲突的因子大为减少。

以上对中央书记处制度的重大调整，大致不变地沿用至今，成为今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制度格局。

第四是对邓小平处理政治异议人士的影响。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乃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所主导的最具争议性的政治决策与事件。邓小平悍然下令清理北京天安门示威活动的举措，一方面乃与他在1957年「反右派」期间对右派施予严厉回应有一脉相承之处：为了保卫共党政权，高度警戒与敌视可能的政治异己力量，更不惜动用强硬手段加以压制。^[8-28]另一方面，邓或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两起事件的后续处置上有所差别。他可能从实际参与「反右派」运动扩大化，甚至作为主要旗手的经验中有所借鉴，避免重蹈当年伤及无辜、又造成寒蝉效应的政治后果。^[8-29]因此，在1989年天安门清场后，他声称不扩大范围持续追查、追究一般参与游行示威活动的人。^[8-30]

第五是对邓小平处理对外关系的影响。

中共与苏联关系长期的冰冻三尺，中越两党从「同志加兄弟」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恶化过程，以及中共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因中共与当地共党存在传统联系而心存芥蒂等问题，邓小平皆是中方的主要当事人。「解铃还需系铃人」，关于「文革」前中苏的意识形态争辩，邓小平主政后虽仍坚称中共当年向苏共争取平等地位是正确无误的，但他也承认中共本身也有理亏之处，特别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8-31]而且中共享来对他党「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那套「经验和实践」本身，邓也曾表示：「我们有些东西今天看来也站不住脚」，「如果现在讲，有好多提法就不同了」。^[8-32]（综合以上邓自己所做的总结，实际上，中共在「文革」前并非仅是邓所言的要与苏共平起平坐而已，中共从反对苏共对自己「下指导棋」，到后来不惜「打肿脸充胖子」，以有更高的马列道行自居，指责苏共的不是，要其迷途知返。）

邓小平鉴于中共过去在国际上「好为人师」但却落得徒劳无益，甚至自身孤立的下场，决定将中共对国际共运所能作的贡献，重新定位为中共自身「生产力的发展」，以在国际上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并力争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8-33]如此既与国内首重经济发展的新主轴内外呼应、彼此相通，也大幅降低革命型意识形态在中共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使之更理性、务实地看待外在世界，有助于中共建立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这也是中国大陆专心发展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中共与近邻之间启动与开展的和解进程中，特别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漫长谈判，邓小平审时度势，亲自主导中方的谈判方针与节奏，直至两党、两国关系成功完成融冰，^[8-34]终而化解中国大陆北疆承载多年的庞然压力。

第四节　「副帅」经验对「改革开放」的影响：经济领域

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作为有限，甚至曾有反复；相对地，他在经济领域内确实大刀阔斧、大破大立。从中，更可见中央总书记经验对他产生影响的痕迹。择其要者有以下三点：

第一、下定决心抓紧时间全力发展经济。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与政策之前，曾「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8-35]得到的最重要教训是，中共中央没有及时将施政重心移转至发展生产力与从事经济建设之上，反而恋栈于似无止境的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正因为中心指导思想的偏斜，即便有心发展经济，也因为错用方式（例如用整风解决思想问题，以作为发展经济的动力），栽了跟斗，以致陷入不进反退的窘况。放眼同时期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科技的突飞猛进，他更益发感到错失光阴而悔不当初。^[8-36]邓强调「改革开放」就是要记取过往挫败的教训，扭转长期效果不彰的方针与政策，汰换、革新不利发展的陈旧体制，引进境外经验与资源，全心一意地投入经济发展。

若对邓小平倡议或解释「改革开放」源起的相关言论进行分析，可以注意到他将这「近三十年」概分作四个时期：「健康、恰当」的「头八年」；基本正确但有曲折、错误的「文革」前十年；错误至极的「文革」中十年；徘徊不前的「文革」后两年。邓既然认为「头八年」无甚问题，所以通常几句带过；「文革」后两年的问题所在，邓认定是当家者（华国锋）未能拿定主意、指明方向，但为了团结一致，也不作深谈。邓提得最多的是「文革」前十年和「文革」中十年。他在总结这两段的历史经验时，虽经常将它们连在一起看，但在省思深度上，对两者却有差别。

邓小平认为中共在经济发展上犯有严重错误的「文革」前十年与「文革」中十年两个时期，不仅是时间先后的关系，更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邓惯用的说法是：中共从1957年到「文革」前的政策倾向是「左」，「文革」中十年更将之发挥至极致，成了「极左」或「左的极端」。易言之，前者是后者的主要源头，后者是前者的极化结果。邓有时甚至干脆以「二十年『左』的错误」，统称密不可分的两者。

然而，可以进一步察觉的是，邓小平在回顾相关历史时，却详述前者、概谈后者。也就是对「文革」前十年失误的经过（特别是「反右」与「大跃进」）扳指细数，对「文革」中十年的错误则笼统含糊。^[8-37]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文革」大多数的时间内，他根本不在中共决策圈之内，仅是一远在天边的无权旁观者，因而也无过多经验可谈；相形之下，他在「文革」前十年身处决策核心，行使重权、肩扛重任，其中之得失、甘苦，自是分外刻骨铭心、深植脑海。因此，可想见邓从中共自身历史中导出「改革开放」势在必行、经济建设刻不容缓的政治论断的过程中，中央总书记经验可能产生的突出影响。

第二、对邓小平进行农村经济改革的影响。

众所周知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包产到户」的实行，是中共农村经济改革甚具关键意义的一步，占有中国大陆八成人口的农村，其经济面貌不消几年即基本获得改善与改观。该政策之出现与流行，乃是地方试行卓有成效后，中央再正式予以承认并进而向全国推广。1958年「大跃进」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顺势土崩瓦解。

「大跃进」期间，邓小平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推手与号角手。他当时认为人民公社解决了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问题，并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公社定位、内部运作及分配问题的讨论；他至地方指导时，也对公社领导权的掌控与内部组织问题予以指示。为了挽救「大跃进」对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包产到户」的成效开始映入邓的眼帘，他在1962年甚至一度将之视为一个或可与公社体制并存的政策选项。然而，说邓在当时已真正认识到「包产到户」的优点与活力，并将它看作是较适合中国农业生产的组织形态，恐怕是言过其实了，因为他对之主要还是基于权宜、实用的思考。不久，在毛泽东明言反对「包产到户」后，邓随即放弃。不过，在邓亲历的「大跃进」「灾难经验」中，对「包产到户」似乎留有不浅与不坏的印象。

由于中共高干长期被灌输农业集体经济模式至上的思想，「包产到户」也一直被官方批为异端作法。1970年代末，当「包产到户」又在当年「大跃进」的「重灾区」安徽出现时，中共高层对此出现正反意见。安徽领导人万里面对反对声浪，请示邓小平。邓表示：「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8-38]从而坚定万里继续在该省实行「包产到户」政策的决心，也让「包产到户」能有一个省级平台尽情展现其刺激农民生产的制度优势。安徽随后成为「包产到户」政策推向全国时的示范样板。^[8-39]在「包产到户」最终为中共官方承认为合法的过程中，邓也在中共领导层内起到化解反对阻力的关键作用。^[8-40]

需要再进一步说明的是，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支持「包产到户」政策在局部地区一试，并不代表他对该政策的效果已了然于胸甚或已决定将之向全国推销。^[8-41]实际上，「摸着石头过河」般地一边尝试、一边总结，见有正面兆头，再加大支持力度，才可能是实情。但是邓一开始会支持万里尝试「包产到户」，显示他对该政策无甚恶感，这应与其在中央总书记任内曾初步见识该政策的效力直接相关。邓指示对「包产到户」问题「不要争论」、埋头去做，或也是他欲弥补当年在毛高压喝止并将问题上升至阶级斗争高度之下，不敢放手尝试的遗憾。

当「包产到户」政策收效越益显著，邓小平对农村经济改革的思维与章法，也愈见连贯与完整。他在表述其改革观点时，更多地直接铺陈在对人民公社弊病如：「平均主义」、「大锅饭」、「以粮为纲」等的思考与反省上。有关人民公社体制的存废，可说是「成也小平（邓参与建立公社）、败也小平（邓批判放弃公社）」。

第三、对邓小平注意中共经济治理问题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的宏观管理上，邓小平也经常借鉴中央总书记任内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大跃进」只顾贪快、求成，付出伤筋动骨、得不偿失的代价，深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令其深以为戒。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为求中国大陆能急起直追、缩小与国际的差距，要求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并主张「台阶式」的飞跃发展。但是在实行相关高速发展战略时，邓小平特意提醒不要重复当年「大跃进」欲速不达的错误。^[8-42]

另外，在与年轻一辈的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国家经济计划时，也可常见邓小平忆往谈今。例如：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对高级干部痛陈过去在编定经济计划时长期存在的「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的缺点。^[8-43]1983年1月12日，针对「六五」计划问题，邓对经济部门领导人指出：计划要「留有余地」、「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邓并语重心长地说：「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8-44]邓以上的谆谆教诲，恐有不少正是提炼自他在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负责主持制定各种经济计划（尤其是恶名昭彰、祸国殃民的「大跃进」计划）的经验。

最后，有论者指出：邓小平主政下中共「改革开放」的政策与作为，犹如是将毛泽东的主张与事业予以改弦易辙，甚至加以埋葬。^[8-45]本书对邓小平中央总书记时期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于相关经历与他「改革开放」时期施政之间的关联性的探讨，则可以进一步地揭示：由于毛泽东一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曾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长年参与砌砖、添瓦的工作，^[8-46]邓在「改革开放」中对毛生前许多的重要主张与实践所作的深度改变，事实上，也含有对他自身中央总书记任内的治理经验与生命体验所进行的一次取舍和扬弃。

邓小平在「文革」前作为毛泽东的「副帅」时的诸多正反实践，包括本书侧重讨论的政治上「反右派」、经济上「大跃进」、军事上「反教条主义」、外交上意识形态论战与输出革命，实皆应看作是邓「总设计师」提出并遂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参照经验。一味加以遮掩、美化，不但不符合邓小平坦承当时有错、有责的简易说法，^[8-47]以及他对撰写传记提出的好坏对错都要并呈的要求，^[8-48]也有碍于我们理解邓晚年勇于否定部分中年自我、迈步大胆探索的思考转变过程。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