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跃进」后紧跟不上毛泽东（1961–1966）

为因应「大跃进」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中央自1961年着手进行经济调整，以缓解困难的情势。如何缓解经济困难？中共高层内部有不同的政策主张。这种看法的歧异导致领导人之间关系的紧绷，更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表面化与白热化。在此一政情急速变化的阶段，邓小平难以「乱云飞渡仍从容」，在「文革」伊始即靠边站。邓小平在经济调整和「文革」前的国内政治中到底采取什么看法？做了什么决策？邓为何从毛泽东的「副帅」变成毛欲去之而后快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

本章论点为：邓小平对于「大跃进」后的经济整治，甚为认真与用心，在人民公社与工业企业等问题上，皆根据亲自调查提出较符合实际的建议与方案；在「包产到户」问题上，邓小平视之为农村纾困的可行对策，反映务实倾向对其治国思考的影响，只是在毛泽东的坚决反对下无法坚持己见。在「文革」前数载的国内政治中，毛泽东感到邓小平在政治上（如经济调整与「社教」问题）和刘少奇过于接近而生疑，又认为邓对毛的新政策倡议（如「三线」建设）有些怠慢，因而降低对邓的信任，造成两人关系的疏离，最终导致邓在「文革」初期失势下台。

下文首先探讨中共在1961年进行经济调整以摆脱「大跃进」酿成之困难时，邓小平采取何种作为，接着讨论在调整过程中掀起政治风波的「包产到户」争议，邓小平如何回应，再来检视邓小平在「社教」运动与「三五」规划中的意向与处境，以及相关问题对邓、毛关系由浓转淡的影响，最后的小节简要说明邓小平何以在「文革」初即遭清洗出局。

第一节　参与经济调整工作（1961）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针对「大跃进」的缺失，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邓小平此前因为积极推行「大跃进」，亲身体验该运动的问题与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因此对于此一指导方针的转变，表示赞同与支持，也积极参与各个领域的具体调整工作。

农业蹲点调查

1961年春，毛泽东号召全党进行调查研究，中共领导人纷纷下乡蹲点，搜集农村情势的一手信息，作为施政参考。3月13日，毛泽东点名邓小平与彭真抽出时间下乡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7-1]邓小平一方面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安排人员去农村调查，[7-2]并亲自设计农业调查的问题提纲；[7-3]另一方面，不同于邓在「大跃进」期间单凭下级汇报以及走马看花所得，即参与制定农业政策的做法，邓此次真正亲赴农村作比较集中的调查，除深化自身对农村工作复杂性的认识，也认知到农业现行政策须作调整的必要性。[7-4]

5月10日，邓小平、彭真根据「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和各县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联名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为了「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们提出的意见包括：调整社队规模、减少粮食征购和增加余粮分配、废除供给制、改善评工记分办法、公共食堂去向的讨论、确认耕畜和农具的所有制问题，以及恢复发展手工业、家庭副业。[7-5]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食堂、供给制等问题上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意见」。[7-6]

针对人民公社结合供给制与工资制的分配制度问题，邓小平、彭真在信中指出：

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它不仅使劳力多、劳动好的人吃亏；也不能适当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7-7]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是对地富和上中农更有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小；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包五保户和对生活困难户给予部分补助。

两人对此所做的结论是：「看来废除三七开的供给制，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实行供给，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针对有「人民公社的心脏」之称的公共食堂，邓小平在顺义调查期间曾直爽地指示当地干部：「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7-8]但是他与彭真给毛泽东的信中，对于此问题的说明就含蓄许多。邓、彭一方面表示：食堂问题在北京郊区比较复杂。居住分散的队最好不办，一般也以不办常年食堂为宜。至于农忙食堂，他们强调群众意见很不一致，难以建议。北京市各县、区在试点时向群众宣布：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据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食堂、不吃食堂都给予便利。结果远处郊区的食堂大部分都解散了。但另一方面，两人又不把话说死，表示：

现在情况还在变化，有些人退出食堂自炊一个时期后，又要求入食堂，散了食堂的地方，也有少数人要求再办。看来，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他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

邓小平对公共食堂问题倾向松绑、开放，但又强调要依群众意愿决定食堂去留的态度，实际上，还不如同一时间胡乔木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调查后，直接主张不办食堂那样明快。[7-9]这或肇因于邓小平明了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起一直坚守兴办公共食堂的政策立场；邓自己的堂弟邓自力1959年因解散食堂等问题落难于「反右倾」运动的前车之鉴，或也对之采取谨慎策略有所影响。

邓小平的农业调查和观点，汇合其他中共要人相似的访查所得，对毛泽东造成影响，[7-10]促其下定决心，终而将1958年「大跃进」以来突出宣传的人民公社在分配上的两项「共产主义因素」——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加以取消。

主持制定工业、教育的工作条例

在工业领域上，邓小平强力呼吁工业生产必须贯彻、落实「八字方针」，也就是切实地进行调整、做必要的退却，以免影响、耽搁整体经济的发展。1961年8月9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示：

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八字方针，究竟怎样贯彻？一年多了还没有具体化，各部、各地区和计委都没有具体地安排。去年钢完成了1,840万吨，还是一马当先，影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今年又是高指标，1,800多万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还是影响八字方针的贯彻。[7-11]

邓小平也花费诸多心思在主持制定〈工业七十条〉（后来定称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制定〈工业七十条〉的目的，邓小平的说明是：「〈工业七十条〉要有针对性，就是为了专门治乱的。这几年把企业管理搞乱了，就是要把这种混乱局面扭转过来。」[7-12]在〈工业七十条〉酝酿与讨论的过程中，邓小平不但多次从旁推动、给予指示，也从7月14日起亲率调查组前往大型工业企业聚集的东北，进行为时近两周的视察与调查。在获取企业情况的一手信息后，邓小平对〈工业七十条〉应有的内容，有愈加明确的看法。后来〈工业七十条〉中规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7-13]企业对国家负责实行「五保」，[7-14]正是源于邓小平的这次东北之行。[7-15]

据实际组织起草〈工业七十条〉的薄一波回忆：邓小平「很重视这个东西」，除了催促他尽早完成该条例的初稿，邓自己也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并强势闯关通过。〈工业七十条〉中有一个关键的内容：重申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限制企业内的党组织对生产行政工作做过度而不适当的干预。在讨论的过程中，邓小平强调：关于工厂生产的指挥问题，只能服从一人意志，不能有多头马车，「党委书记要做甩手掌柜」，也就是工厂里党的负责干部要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调查、发现企业管理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并研究解决方案，而不要对生产行政工作随便加以指挥；车间以下的党支部也不宜对生产施行领导。[7-16]

针对〈工业七十条〉的主要内容，陈丕显为主的华东代表认为：其过多地吸取「一五」时期办工业的经验（存在照抄苏联、规章制度多的问题），而对「大跃进」时期办工业的经验如发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够重视。甚至指称：制定〈工业七十条〉的人好像是刚从苏联回来，没有参加过「大跃进」。邓小平闻后愤而指出：「难道我成了刚从苏联回来的吗？」「我就是刚从苏联回来的，不讨论了！」陈丕显只好悻悻然退让。[7-17]

在教育领域上，邓小平指示高校和中专学校要加以调整收缩。他在专门讨论学校调整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示：「三年内教育要步子放慢，调整学校搞到什么程度，住、吃、课堂、师资都要算账。少办些学校，把它办好。大学16、7万，高中44、5万，初中200多万，控制这个比例。」[7-18]邓也拨出部分心力放在〈高教六十条〉（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审定上。

〈高教六十条〉乃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共同起草，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逐条讨论。据参与执笔该条例的人回忆：「邓小平讲究办事效率，凡有争论，他听了意见，立即拍板，或者要求起草者另拟一稿，第二天再讨论。」[7-19]

邓小平主持定案的具体例子很多。像是高等学校应实行教育部主张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中宣部主张的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争议问题，最后邓小平拍板决定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另外，在高等学校内，党的领导权是集中在校党委一级或是各系与各教研室的党支部也可施行领导上，邓小平在讨论过程中肯定、同意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观点，亦即党在各系和各教研室的支部只能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对同一层级的工作进行保证与监督，而无任何直接的领导权。[7-20]

〈工业七十条〉与〈高教六十条〉皆在1961年夏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并下发试行。毛泽东曾在会议期间评论：「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7-21]这也可以看作是毛对主持制定相关政策文件的邓小平的一种称许。

另外，对于聂荣臻主持下提出的〈科学十四条〉（全称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并针对党的角色与工作内容提出补充意见：

我看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只提一点意见，党的领导方法，内容可以充实。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科学家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让我看，24小时都有事情做，怎么能够说这样一来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好做了？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这个报告大部分的内容，可以向党外作口头报告，索性把政策讲清楚。[7-22]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前述几项可供实际操作的指导性纲领条例的制定与出炉，有助于缓解、抑制「大跃进」对相关领域所造成的混乱，并建立一套可依循的规范，以明确方向、重建秩序。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的邓小平，其发挥的积极作用自应获得肯定。从中也反映邓小平在多方面的政策思考上，也渐褪去浪漫不切实际的倾向，理念与态度都趋于务实。这不久也表现在他对「包产到户」问题的看法上。

第二节　对「包产到户」争论的态度（1962）

1960年代初，由于农村经济的凋弊破产和严重破坏，针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病，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主张，在不少地区中出现并向周围扩散。这一农业主张引发不小的政治风波，领导经济调整工作的邓小平也被卷入在内。

对曾希圣推行「包产到户」的态度：以毛的是非为是非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倡导「包产到户」的代表人物。曾在「大跃进」期间锋头甚健，大受毛泽东的赞赏。然而，他发现运动过激的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后，有所醒悟，并在1961年开始推展实际上与「包产到户」没有多大差别的「责任田」制：在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用水管统一、抗灾统一的「五统一」基础上，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全奖全赔。其主要特点为：将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相结合，把包工和包产相结合，把生产成果与计算奖赔结合起来。[7-23]

对于曾希圣的农业新主张，毛泽东起先在1961年3月中旬表现出或可小试的态度，表示：「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但到了1961年底，中共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以后，毛对曾的做法开始明白表示反对。[7-24]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中，实行「责任田」更成为曾遭受批判，甚而被罢官的理由之一。[7-25]

对于曾希圣在安徽推行「责任田」，邓小平是清楚的。因为曾希圣在1961年3月跟毛泽东提出相关构想的前后，也曾跟邓小平就此交谈过。[7-26]曾希圣在3月20日致信多位中央领导人，分析实行「责任田」的优、缺点，并指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邓小平亦是受信人之一。[7-27]邓小平对曾希圣推行「责任田」抱持什么态度，现在虽无直接数据说明，但似无恶感，因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曾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曾希圣在安徽试行「责任田」的情况报告，转发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以增进邻省对安徽有关作为的了解并减少误会。[7-28]另外，也有数据指称：邓小平曾在同年告诉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去进行「包产到户」实验。[7-29]倘若此事属实，则邓小平应该不会反对曾希圣在皖的相关举措。然而，一旦毛泽东明确反对曾希圣的「包产到户」政策后，邓立即修正自己的态度。

1962年初，中共中央举行旨在检讨「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相较于林彪在「七千人大会」公开讲话中力挺毛泽东（此举常被看作是恶名昭彰的政治投机行径），邓小平支持毛的坚定立场，实也不遑多让。在会议的筹备阶段，邓小平向毛泽东并中央常委提交书面报告，检讨由其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此前几年的工作，表明应对「大跃进」运动失误负起主要责任，并为毛个人的错误开脱。邓小平表示：「总的来说，毛主席历次反映我们根本路线、政策的议论，是正确的，但我们有若干具体政策措施，与指导思想相违背」，「是许多具体的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另外，对于陈伯达奉邓小平指示整理而成的「大跃进」以来的中共中央文件辑录，邓也强调：经研究的结果，毛泽东在此一时期的语录，作为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7-30]邓小平主动揽责在身、不遗余力维护领袖威信的报告，毛泽东阅后都有些不好意思，他对邓小平等人表示：你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什么都是执行我的指示，理解不深，执行不够，执行也有偏颇，你们把我当成圣人，不是闲人已经不错了，你们不批评我，我自己也要作自我批评。[7-31]

「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共中央为讨论修改刘少奇的大会报告稿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在其开会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强调：「当然是跟主席走！」摆出「唯毛是瞻」的态度。[7-32]在「七千人大会」中，毛泽东为维持人民公社制度而批判曾希圣时，邓小平未声援后者，就不叫人意外了。曾的妻子余叔抱怨：「老曾搞责任田，是主席同意了的，而且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主席不说话，别人也不说话呢？」[7-33]邓小平之所以没有出面替曾希圣说话，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已有定夺，再多说也无益，甚至可能招毛大怒。

愈渐支持「包产到户」

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认可态度，到了1962年中才变得明确。

1962年春，刘少奇带领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危机重新加以评估，并一致认为：经济情势比原先估计还严重得多，需要扩大经济调整的力度。陈云在相关的讨论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最后被推举出任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负责经济决策事宜。

在「大跃进」期间取代周恩来、陈云掌管经济大权的邓小平，在经济开始进行调整后，对陈云所作的扎实调查相当地重视，将之批转高层以供决策参考。[7-34]对于陈云重新回到决策圈，司掌经济事务，邓乐见其成；对于陈云为经济难题所开出的「药方」，如压缩城镇人口以减轻国家的粮食负担，邓也从善如流、要求力行。

精简人事在粮食需求上虽可起到「节流」的作用，但亲历缺粮危机并亲手处置调粮问题的邓小平，[7-35]深知经济回稳的关键，还在于粮食的供给能否稳定，因而主张抓紧农村生产队的工作，以振兴、恢复农业生产。[7-36]在促进生产上，颇有「开源」效果的「包产到户」，在1962年孟夏前后，又重新进入邓小平的政策思考范围内。

曾希圣在1962年初失去安徽的领导职位后，「包产到户」并未人去政息。由于它救急有效，在该省不但「春风吹又生」，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中共领导层内也获得愈来愈大的回响。邓小平在综合比较各方的声音后，态度也日益倾向赞成「包产到户」。

首先，中央书记处的计划书记李富春在6月中旬致函刘少奇与邓小平，报告他在安徽农村所见，并以转述当地农民意见的方式，表达对「包产到户」的支持。[7-37]其次，「责任田」在安徽死灰复燃的现象以及因此产生的「官司」争论，一路打到中央书记处，更让邓小平难以回避「包产到户」的问题。6月下旬，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华东局的农业负责人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包产到户」的性质问题爆发激辩。华东局认为安徽实行「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邓子恢反驳：「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多数能做到「五统一」，怎么能说成是方向性错误呢？[7-38]中央书记处内部对此意见不一，赞成和反对者皆有。[7-39]

面对会议僵持不下的局面，邓小平松口表示，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7-40]有资料指称：此时已转任闲职的曾希圣，在辗转得知邓小平的何妨一试的态度后，感到欣慰并盛赞邓为「帅才」。[7-41]

再次，邓小平受到陈云的影响，对「包产到户」支持的立场，越来越鲜明，甚至也接受陈主张的分田到户。陈云在1962年春重新参与经济决策的工作后，政策建议愈形大胆：「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因为陈云认为重新分田的办法，可以更加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速农产量的恢复。[7-42]6月底，陈云还就分田到户的意见，与毛泽东以外的中央常委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进行沟通，获得「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的结果。[7-43]陈云与邓小平进行商谈时，邓表示：分田到户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7-44]陈云高兴地跟自己的工作亲信说：「我的意见已和小平同志谈了，他赞成！」[7-45]

或许因为政治局常委会的大多数成员（除去毛泽东以及不太管事的朱德）对分田到户问题渐有默契与共识，[7-46]进入7月以后，邓小平在更多的场合中表现出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开放立场。7月2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示：

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要肯定，形式要多样。公社、大队为基础都可以，不要轻易否定一种。但现在大队是少数，小队也发生了问题，不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也有好的。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陈云同志也赞成多种多样，他提出分田单干允不允许？是否就是不好的？[7-47]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原先反对「包产到户」，后来经过调查后转变态度。他在7月初就此向邓小平汇报时，邓也明确表示赞成。[7-48]7月7日，邓小平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代表，谈到农业问题时表示，「现在看来主要还是从生产关系上解决」：

现在全国也还有个别的公社实行社所有制，群众不愿意拆散，能够保持的就让它保持好啦。也有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比较多的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责任到田」、「包产到户」、「五统一」等等。在这个形式下面，有的实际是分田到户，不过现在分田是不合法的，现在看来各种形式的分田到户恐怕不只百分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分田到户晓得它搞什么。名义上还是集体核算，实际上已经不是了，要解答这个问题，怎么解答，中央准备在8月会议上研究一下。现在「百家争鸣」。这样的大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无非是找出一个道理来。

邓小平面对这些共青团的后生晚辈，无所顾忌地说出自身的政策偏好：

总之，要巩固集体经济，就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问题。当然，也还有一个工作问题、领导问题。农村主要是调整生产关系，我们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想来，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7-49]

只不过「包产到户」等议题，终究无法如邓小平所言的「在8月会议上研究一下」，因为在邓讲话的次日，毛泽东就表态反对「包产到户」等主张，使得相关提案胎死腹中。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支持者，被迫缄默无语，进而抛弃原先的立场。

毛表态反对后转向

当「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主张在中共党内逐渐形成舆论之时，毛泽东在1962年初夏指使罗瑞卿（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在军队调查「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并强调「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也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7-50]换言之，毛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等农业「单干」主张，除了是对国内社会主义事业的倒退，也有损于中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与苏联竞争时的地位与颜面。毛反对「包产到户」的心意，在此已表露无疑。

7月6日，陈云鼓足勇气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分田到户，以动员农民对付台湾「反攻大陆」的军事威胁。毛泽东虽然没有当场给陈云难堪，但他严拒「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立场——批之为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的中国式的「修正主义」，[7-51]很快就传遍高层。面对毛的震怒，陈云借口养病，淡出政治。

相较于陈云的称病而去，邓小平则以立场转向来因应情势变化。7月8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表明自己反对「包产到户」的态度。[7-52]当日晚上，邓小平急忙联络胡耀邦，要求不要传达他在前一日对共青团干部讲话中关于「包产到户」等问题的段落。[7-53]除了急急收回自己在相关问题上的出格言论，邓小平也藉由筹备行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机会，在拟定中央要求各地先行调查以为开会作准备的通知中，以设计具特定倾向的调查问题的方式，突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反对。

在中央通知中有关农业方面的问题，邓小平开头即问：「你们认为，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巩固集体经济，使农民生产恢复和发展快一些？」在开宗明义肯定「巩固集体经济」后，邓才问：「你们认为，采取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办法是不是可以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更进一步地询问相关办法「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引起何种结果？」对于已实行相关办法的地方，「应当采取什么政策？」[7-54]邓小平这种有预设答案的问题设计，应是他想在此一争议上扳回失分的一种补救。另外，邓也在7月19日签发中共中央〈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7-55]

即便如此，邓小平此前针对「包产到户」问题的谈话，还是传到毛泽东耳中，毛批评邓为「唯生产力论」。据薄一波的回忆，「这个问题当时弄得还挺厉害」。邓小平只能辩解：「我没有旁的用意，就是把生产搞上去，把目前的困难度过去就是好的。」[7-56]自此直到毛泽东身故以前，邓小平不再对人民公社制度独一无二的地位提出异议，而与毛保持同调。[7-57]

邓小平在经济调整期间所做的工作中，「包产到户」问题并不是他唯一遭到毛泽东批评的事项。1962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高唱「阶级斗争」，除严厉批判「包产到户」主张为「单干风」，也指责对经济情势审慎估计的倾向为「黑暗风」，对大批的政治运动受害者恢复名誉为「翻案风」。对于缓和对外关系的主张，毛也有所责怪。这些事也都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其中，特别是甄别平反的工作，即由邓小平主导与推动。

邓小平力主推行大规模甄别平反工作的原因有：首先，邓小平开始对中共自「大跃进」以来频仍发起政治运动的做法，以及每每流于扩大打击面的结果，有所省思。[7-58]1962年3月，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说：「这几年，批判、处分的人很多，拔白旗、反右倾、整风补课等，80%、90%是错了，甄别工作进度很慢，不能调动积极性。」[7-59]其次，邓小平将甄别平反当作调动基层干部与群众积极性的一种方法，因为网开一面、不拘小错，可让先前在政治运动中被错划、误惩的人士获得解放，并藉以安定他们亲友的情绪，进而安心于生产。5月11日，邓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表示：

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主要对象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联系着群众，实际上影响到大量的群众。 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的人听到这些事，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来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甄别平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7-60]

然而，毛泽东受到彭德怀写信要求平反的刺激，裁示「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邓小平期望快刀斩乱麻、「一揽子解决」的甄别平反工作，也只得停摆告终。

毛泽东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的挞伐，主要针对邓小平在内的所谓「一线」领导人。这对投入调整工作、全心努力恢复经济的邓小平而言，无疑是一重大的政治打击；但是对邓更重要的是，重建毛对自身的信任，让之知晓自己有心改正。

针对「包产到户」与甄别平反等主张在中央官僚部门中颇受同情的情形，毛泽东十分愤怒地指示：「在中央部门要反分散主义！」[7-61]负责统领党国官僚的邓小平，专门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商讨补救措施。邓小平表示：「分散主义最大的在中央的各部门，这是个大问题。不使主席、常委经常了解全局动态，对决策不好。书记处的责任是通风报信，为主席、常委作准备。材料一要少而精，二要经常。」邓小平除了规定党中央的各部门按时撰写、上报综合报告，以「建立一个经常向主席和常委反映问题的习惯」；对于自己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他也指示：「以后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有些摘记送常委传阅（不是指要经常委批准的，主要是反映情况）。」[7-62]邓小平的此一规定，实具有自我设限的涵义，因为毛泽东经此得以更方便地对邓与中央书记处的作为进行监督。

另外，对于毛泽东在1962年炎夏大批「单干」并大谈「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邓小平表态力求跟进，颂赞毛的提醒与指正「非常重要，很及时」。[7-63]

第三节　「社教」运动与「三五」规划问题（1963–1965）

1963年起，邓小平的工作重心与时间主要放在外事关系上，尤其是与苏共的意识形态论战。然而，邓小平仍参与国内的重大事务，并置身在国内政治的重大发展与变化中。

1963年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改称「四清」）乃是中共治国议程中的一项重要政治议题。几与之同步发展的是，国内经济在经过1961年、1962年的调整后，接下来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则是中共高层努力思索的一项主要经济议题。事实上，邓小平正是在相关议题上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和批评，使得两人益形疏远。

奉行刘少奇的「社教」方针，让毛起疑

「三面红旗」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得向来自认是正确主张化身的毛泽东心绪低迷，特别是自感身陷权力危机，而益加敏感与多疑。自信不若先前的毛泽东，小心检视中共党内的各方力量，希冀分辨可以信任的盟友，以捍卫并确保自身独尊的地位。长年来被毛视为「自己人」的邓小平，也得重新受到毛的政治考核。就毛而言，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职位上经历数年的磨练，对于党机器的操控运转已相当熟练，势力不可小觑，断不能在其忠诚问题的判断上出现任何失误。

邓小平自获得毛泽东的眷顾而接任中央总书记以来，确实在一些重大政策与运动上，紧跟毛泽东并为其所欣赏，例如：整风、「反右派」，军队「反教条主义」以及「大跃进」。但是就毛看来，邓小平在1960年代前半期却有同自己拉开距离、而与刘少奇走近的迹象。这时毛对刘的忠诚度已渐渐起疑而将刘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邓看似倾向刘的政治言行，因而变得更加容易启毛疑窦。

1961年至1962年的经济调整中，毛泽东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抑或是想更集中心思于如何突破困局，他在更多的时间里是待在「二线」，让刘少奇统领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主持经济调整工作。由于毛较少在「一线」指手画脚，而且因为他也尚在思索，无法向「一线」领导人提出明确的方向，所以刘少奇与邓小平有较大的政治空间进行政策探索，并较敢提出不同的政治尝试。刘、邓在时间、情势的急迫压力下，有迅速反应处置的需要，又鉴于中共先前政策偏差导致混乱，以及「当家作主」首重稳当的「角色意识」，较倾向于以保持党国正常运行、政经稳定发展为优先。这与毛泽东更重视政策的意识形态意涵与后果大不相同。[7-64]刘、邓与毛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迥异的思考，即为一例证。

邓小平与刘少奇在经济调整期间，确实做到彼此步调一致、通力合作，双方对当时问题的看法与情势的分析相近。[7-65]刘很信任邓，要邓一起整顿危局；[7-66]邓也很配合刘，奉行与信从刘的领导。[7-67]刘与邓在此时期协力推动的一些有违毛泽东偏好的政策与倡议，在毛诉诸「阶级斗争」并仗其权威下，虽然立即中止，但已经引毛疑心。刘、邓为了止息毛的怀疑，尽量依循毛的主张，但是毛的疑心太大，不会没有行动。毛在后来「文革」时提到「1962年的右倾」，就是批评刘、邓在这时候的表现。

另外，被毛泽东批判为「1964年的形左实右」，则是指刘少奇主导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错误偏向。毛也因邓小平在其中与刘「配合演出」，而感到不悦，甚而迁怒。

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的主要职责之一，在于贯彻中央的意旨和决定。邓小平虽然同样参与最高决策，然无论其个人意见为何，一旦最终方案底定，邓都是不论原则而只讲求有效率的执行（unprincipled bu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7-68]邓小平服从组织决定并雷厉风行贯彻的行为取向，向为毛泽东所欣赏；邓举重若轻、不拘泥细节的行事能力与作风，更享誉中共领导层。邓小平这种性格和作风，在毛泽东亲自掌舵、「国无二主」之时，问题不大，邓小平至多只有在执行上拿捏是否得宜的问题。然而，当发号司令者不仅是毛泽东一人之时，可能衍生的是非就会多起来了，甚至引发毛始料未及的中央书记处为刘少奇的个人主张服务的情况，最集中表现的例子，就是引发毛、刘当面争执的「社教」运动。

「社教」运动的起因，乃是1963年春毛泽东着眼于在前一时期中共党内、外出现若干背离社会主义的做法和现象而决定发动的，期以教育党员和人民：「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社、资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复辟、干部变质、党变修的危险性。」[7-69]刘少奇在1964年下半年起接掌、指挥「社教」运动后，他对运动的基本设想（基层干部大有问题，要将之踢开）与具体做法（集中力量于一点，暗中查访、开展夺权），对基层干部有打击面过大之虞。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大张旗鼓地捕捉手脚不净的基层干部，不但牵扯面过宽，也错置运动重点，纵放了蜕变异化的上层干部。[7-70]尤为重要的是，刘在运动过程中展现的驱动全党投身运动的权威，让毛吃味；刘个人流露出不轻易妥协的自信，更让毛倍感威胁。[7-71]

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主张，邓小平恐不是全盘同意而是有所保留的。因为被刘少奇当作「社教」的新圭臬——其主持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全称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乃是修改〈后十条〉（其全称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而来。〈后十条〉正由邓小平、谭震林在1963年9月至10月所主持制定的。[7-72]

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后十条〉，对农村基层情势与干部情况有较为冷静的估计，内容比较温和。邓小平曾评价「这个文件大体上比较好」。[7-73]1963年10月8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提出「社教」运动宜谨慎的看法：「贪污的一定要退赔，但运动要谨慎。」「可否这样设想，总的这个运动特点是十年没搞（老『三反』起），十年积的问题很多（尽管算是从1961年），如不警惕，打击面可能大了。还有这几年党内斗争也很复杂，还有三年灾荒困难，所以要趋向谨慎。」「这个运动要二、三年，后年还可能有个尾巴，只要政治上宽点，退赔方面、揭露方面搞严一点，也要实事求是，毛病就不会大。」[7-74]半年后，邓小平到地方指导工作时更表示：「这个〔农村『社教』运动〕也不要花多少时间，要抓季节，抓住生产，把生产搞上去，以生产为纲。」[7-75]

1964年后半年，刘少奇开始领导「社教」运动后，即对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不假辞色地严加批评，认为基层干部与贪腐分子利用相关条文阻碍运动的进展。[7-76]刘后来甚至批评以邓为首的〈后十条〉制定者，当初没去基层实地调查，仅听下级汇报了解运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运动文件，反映的是基层干部的意见，而非群众、贫下中农的意见。[7-77]邓小平闻之，心里恐怕也会有些不是滋味。[7-78]

但由于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挂帅指挥「社教」运动，[7-79]邓小平尊重刘少奇领导运动的地位，努力配合刘对运动走向的新指示。邓小平一方面公开响应刘少奇提出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与倚重工作队角色的运动主张；[7-80]另一方面，他按照刘所提的组织各级干部参加运动的指示，调动党机器与各科层官僚下乡投入运动。[7-81]

邓小平直到1964、1965年之交，在毛泽东开始强势批判刘少奇带领的「社教」运动方向后，才表明他个人对刘的运动主张的保留意见。1964年12月20日，对于涉有不法的基层干部的处理问题，邓小平表示宜限缩在小范围内：「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对于派遣各级干部蹲点调查的问题，邓在1965年1月3日也呼应毛对刘的批评指出：

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还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7-82]

然而，邓小平此前在「社教」运动中抛弃己见、服从刘少奇领导，并高效地将其指示付诸实行的做法，在自认大权旁落的毛泽东看来，分外刺眼，以为两人过于靠拢。1964年11月底，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怒气还在隐忍未发之时，就曾意有所指地将邓小平与刘少奇牵连在一起。他说道：刘少奇骂娘有用、说话「灵验」，「做主席，做秦始皇」，「小平做秘书长」。[7-83]一个月后，当毛泽东针对「社教」问题当面斥责刘少奇之时，毛同时也以邓小平不让他开会参加讨论为由，略带小题大作地对邓加以责骂。持平而论，邓小平在1964年下半年奉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领导与指示，乃为其中央总书记的职分，在组织上并无疑义。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气，实质上主要是邓没有照应、顾及毛对权力得失极为敏感的心理。[7-84]

如果说邓小平在「社教」问题上，多少是受了池鱼之殃，被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大发雷霆所波及；然而，毛在批责刘的同时，也另有直接针对邓小平个人工作的批评——「搞独立王国」。这则同中共高层在调整时期后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上，存在相左看法有关。

怠慢「三线」建设，引毛不满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原订从1963年开始的「三五」计划，向后推迟至1966年开始，而在此之前，再作三年的经济调整，并同时为「三五」计划预作准备。[7-85]对于这一兼具调整与过渡性质的阶段，以及「三五」计划的走向，在1960年代初主持经济调整工作的「一线」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已形成一定的共识，亦即更注重农业生产与民生需要的问题，「吃穿用」就是其形象化的比喻。毛泽东对此最初也无太大的异议。

自「大跃进」起即主持制定年度与中、长期经济计划的邓小平，既着手设计1963年与1964年的年度计划，也同时思考「三五」计划的重心问题。从1963年至1964年春这段期间邓小平在讨论计划工作时所作的指示，[7-86]以及对内、外的多次讲话中，[7-87]可以明显地发现他主张的是：以加大对农业的投资、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优先，再来的发展序位才是基础工业与国防。基于此一思路，邓小平更具体地提出：在「三五」计划内要建设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搞五亿亩；「三五」期间就是要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7-88]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配合中央总书记的意向，拟出了一个加重农业投资，基本工业要与之相适应和配合的「三五」计划构想。

1964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的计划汇报时，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毛泽东不但直接对邓小平主张的建成一定数额的稳产高产农田目标，表示不以为然，[7-89]更进而认为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基础工业与内陆地区的工业建设问题才应是「三五」计划的主要侧重点。在毛明确表态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高层只好以之为准。

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周边情势，保持高度的警戒，甚至据此提出改变国内建设的既有方针以肆因应，虽看似是一自然而然、无可厚非的自卫反应，但若注意到中国当时周遭出现的紧张情势，有些乃与毛自己推行的对外政策如同苏联针锋相对、对东南亚输出革命相关。易言之，中共当时所面临的四面烽火的处境，实有部分是自己引火上身所致。如第六章的讨论，在对外关系上一直担任毛的助手、政策立场与之无异的邓小平，此时就遇到了一个窘况：邓助毛对外施展若干强硬手段的后果，例如：在中、苏共思想论战方酣之时，又主动挑起两国边界属性的敏感议题，使得苏方益加恼火，开始在双方交界之处部署重兵，让中共在北面感到军事威胁的压力。这些竟反过来限缩邓自身对内实行较务实的经济主张的空间。

邓小平虽力求跟上毛泽东基于备战思维所提出的经济建设新想法，但一方面自身首重补强农业的意见，自「大跃进」灾难后已成形有一段时日，在反应与转变上难免稍有迟慢；[7-90]另一方面，大型经济计划的另作安排，也确实尚需一定的时间以便重新研究、探勘与确认。[7-91]因此，直至1964年的夏秋之交，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与国家计委才将毛泽东主张的优先发展基础工业与「三线」建设的理念，纳入施政的正式轨道内。对此，毛泽东已大感不耐。8月，「东京湾事件」的爆发，益增毛对发生战争的焦虑感与准备应战的急迫感。再加上，约此同时，邓小平对于改由刘少奇领导的「社教」运动，在部署上却极力配合，态度显得特别热络。相形之下，益发让毛觉得邓对自己一心急着推动的「三线」建设有所怠慢。

毛泽东的怒气首先表现在对李富春及国家计委的批评上，进而将批评的炮火逐渐向上延伸，对准了领导国家计委的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曾刻意询问国家计委的人员：「你那个计委挂不挂牌子呀，写的是什么？」然后，语带批评地表示，国家计委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计委，而是「中央书记处计委」。亦即，毛认为国家计委只听命于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对毛所倡的「三线」建设不热衷。[7-92]到了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痛批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犯了「形左实右」的严重错误（邓在其中的错误，在于没有对之加以抵制，反而努力执行），也点名中央书记处与国家计委为两个不听指挥、自行其事的「独立王国」。[7-93]

毛泽东对邓小平与国家计委在启动「三线」建设上有所迟滞的不满，并非只停留在口头警告而已。毛对李富春与国家计委的惩处，是将之虚权化，也就是提拔开发大庆油田有功的余秋里组建「小计委」，[7-94]具体负责制定「三五」计划，从而掏空了李与国家计委的原有权力。毛对于督帅国家计委不力的邓小平的惩处，则是剥夺了邓从「大跃进」以来即享有的主导设计经济计划的权力。

对于新成立的「小计委」的组织领导关系，毛特别指示：「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7-95]当时国务院的副总理中，排名在邓小平之前的林彪本来就不管经济，陈云在1962年「包产到户」风波后即基本赋闲。自1958年起，邓在经济管理上，以中央总书记身份负责「具体部署」，身为总理的周反而得负责「具体执行」邓所主持的经济方案，邓因而是最具实权的副总理。事实上，周有事之时（如出访或病假），也常是由邓代行总理之职。毛在1965年初特意安排周领导「小计委」制定「三五」计划，邓虽也能参与其中，但他对经济计划的主导权，却不动声息地转手给周。

根据杨尚昆晚年的说法，毛泽东在要求成立「小计委」以摆脱国家计委时，甚至还提议要另外成立一个中央书记处。对此，邓小平「不好说话」，反倒是周恩来认为此议不妥而作罢。[7-96]此说若无误，可以反映出毛对邓接连在「四清」上跟错人、「三线」上又跟不紧的恼怒，甚至已到了想更动邓的职位的程度。

面对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邓小平不下一次地检讨自身在「三线」问题上，确实犯了毛所指陈的「抓迟了」的过失，[7-97]并积极地投入「三线」建设。然而，面对1965年至1966年越来越诡谲的高层政治发展，尤其是经毛泽东许可下的出人意表的政治斗争（如批斗罗瑞卿），[7-98]远遁西部荒谷、埋首「三线」布局，反倒成为邓小平走避相关政治斗争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也反映出邓对相关人事清洗的异议。

第四节　在「文革」初期的高层政治中出局

在中共领导层中，毛泽东真正看重与偏爱的是邓小平与林彪二人。[7-99]有资料指称，毛泽东对刘少奇大失所望，决心更换刘的接班人地位后，邓小平与林彪同是他属意的可能接替对象。[7-100]只不过，相较于林彪在「文革」前数年对毛泽东的一贯悉心维护与紧密相随，以及他在军队工作上的有声有色，邓小平明显地逊色一筹。林彪在中共高层中节节高升，与邓小平一样是出自于毛泽东的主动安排。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林彪与邓小平同时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林彪更进一步地被增选为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林彪也确实不辜毛泽东所望，在维护其权力地位上有所回馈：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响应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从巩固毛的领导威信出发声称：「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让心情不佳的毛如获知音。林彪在接替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后，在军中大力推行政治思想工作，例如：提出「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推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以及强调「突出政治」原则。相关举措皆赢得毛的青睐与好评。[7-101]

相比之下，邓小平在摸测毛泽东的政治意图上，略现疲态，[7-102]实际上也出现了摸不太着毛的真实政治脾胃的情况，对待文艺批判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事例。1963年起，在江青的引导下，毛泽东对中国大陆的文艺工作表现屡予严批；相关的批判更向整个思想、文化界扩大，造成气氛紧缩的现象，邓小平希望对此加以控制。1965年3月，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示：「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提出对此现象要加以制止。[7-103]

对于隐藏在文艺批判后面更大的政治图谋，特别是「文革」的导火线——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邓小平似不知此事乃由毛泽东、江青幕后策划，而直接不予赞同。当彭真向邓小平报告吴晗因耳闻《海瑞罢官》可能出事而深感压力时，邓不但要彭真传话给吴让之安心，自己也照样请吴打牌，甚至在牌桌上对吴表示「有我们给你往前顶」。[7-104]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态度从早先的唯恐人后，到「文革」前夜的半温不热，以至于摸不着头绪，皆难逃毛的法眼。邓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的人事问题，又层出不穷，毛在1966年初为此批评：

邓小平管的书记处，不知道是管的谁人的书记处。书记处里头坏了多少人啦。过去的不算，现在的彭真，他管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陆定一管的中宣部是个阎王殿，左派的文章休想过关。罗瑞卿在军队里头搞折衷主义。杨尚昆往来传递消息，收集情报。这就是邓小平的书记处。[7-105]

「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成员一一被「揪出」的过程，既可看作毛泽东对相关人士的共同上级邓小平领导无方、督导不周的责怪，也实同是在权力上对之的削翦羽翼、步步进逼。[7-106]再加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如何看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邓小平又与刘少奇一道主张派遣工作组管理与引导，被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批为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毛泽东终而择定林彪为政治接班人，携手领导「文化大革命」。[7-107]

邓小平在「文革」急速升级的批判中，被冠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恶名，并因此黯然失权。邓小平以中央总书记的职衔与地位在中共政治中权倾一时、叱咤风云的历程，也至此告止。

注释

[7-1]〈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9册，页440。 [7-2]1961年3月27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规定书记处最近的四项工作，首项即是组织农村调查。4月3日，中央书记处又专门讨论去农村调查的人员安排。载杨尚昆：《杨尚昆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上册，页659、661。 [7-3]中国大陆资深经济学者（G君）提供的信息。（香港，2007年1月） [7-4]谢荫明、郭晓燕：〈邓小平1961年北京顺义调查〉，《党的文献》，2004年第5期，页69–70。 [7-5]〈邓小平、彭真同志5月10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10日，页1–7。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后面文中对此信内容的摘录，皆引自于此，不再赘述。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略》（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24。 [7-7]五保户、困难户乃指农村地区生活困难、无自给能力又孤立无援者。所谓「五保」，包括：保吃、保穿、保衣、保住、保葬。如果供养对象是孤儿，则还有保障其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 [7-8]钟文、鹿海啸：《百年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下册，页290。 [7-9]〈胡乔木同志5月8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8日，页2。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7-10]例如：在湖南调查的胡乔木与在河北调查的周恩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下册，页1153–1162。 [7-11]萧冬连：《共和国年轮・1961》（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页173。 [7-12]中国科学院运动办公室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言论摘录》（北京：1976年3月），页22。 [7-13]包括：规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规定人员和机构；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规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规定协作关系。 [7-14]包括：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7-15]钟文、鹿海啸：《百年小平》，下册，页303–30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下卷，页994。 [7-16]薄一波：〈薄一波谈邓小平〉，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话说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15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994–997。 [7-17]马天水：〈我的揭发〉，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大会专刊》，联合版第2期，1967年3月23日，版3。〈钢铁战线上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记大毒草《上钢一厂访问记》出笼经过〉，《大会专刊》编辑部主办，《大会专刊》，第8期，1967年6月2日，版4。 [7-18]萧冬连：《共和国年轮・1961》，页205。 [7-19]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页285。 [7-20]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页285–286。 [7-2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169–1170。 [7-22]萧冬连：《共和国年轮・1961》，页232。 [7-23]刘以顺：〈60年代初安徽农村责任田始末〉，《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8期（总第205期）（1994年8月），页2–12。 [7-24]刘以顺：〈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总第54期（1995年7月），页102–122。 [7-25]除了推行「责任田」的问题，曾希圣被撤职的原因还包括：他在安徽实行「一言堂」的家长制领导，以及蓄意隐瞒该省在「大跃进」期间所出现的严重问题。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234–239。 [7-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下册，页1623。 [7-2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114。 [7-28]〈中央办公厅转发安徽省委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1961年5月3日，页1–4。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7-29]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31. [7-30]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36–39。 [7-31]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2000），页317。 [7-32]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111–112。 [7-33]水静：《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页242。 [7-34]1961年孟夏，陈云赴外地、特别是在华东进行调查。陈云回北京后写成〈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报告。陈云在8月8日致信邓小平说明调查所见并附上前述三份报告。邓阅后批示将陈来信与调查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下册，页1258–1270。 [7-35]例如：1960年末，辽宁农村情势告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急电李富春，请求中央紧急调拨粮食。李表示粮食问题「得找小平同志」。东北局特地派专人赴北京汇报。最后，中共中央答应紧急调运两亿斤粮食以缓解灾情。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369–370。 [7-36]《杨尚昆日记》，下册，页171–172。 [7-37]李富春在信中表示：本月16日途经安徽一些地方，看到农民生活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要饭的了。同农民谈话，农民都这样解释：「实行包产到户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115。 [7-38]刘以顺：〈邓子恢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前后〉，《党史纵览》，1999年第6期，页15。萧勇、宗跃：〈邓子恢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党史博采》，1999年第1期，页13–14。 [7-39]对于「包产到户」问题，在中央书记处内，除彭真反对之外，王稼祥似也有所保留。载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页391。〈在国史第三卷初稿讨论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18日至12月31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编：《邓力群国史讲谈录》（北京：2000），第3册，页13。 [7-4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119。 [7-41]江鲲池：〈邓小平与安徽经济体制改革〉，《江淮文史》，2004年第5期，页5。 [7-42]《陈云传》，下册，页1321。 [7-4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2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下卷，页119。 [7-44]《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712。 [7-45]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页166。 [7-46]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针对此问题表示：「朱总司令那个时候不太管事。七个常委，除了总司令，刘少奇同意、周总理同意、邓小平同意、林彪同意、陈云同意，六个常委中有五个同意分田到户。」〈关于修改国史第二卷的谈话〉（2000年9月18日、11月1日），载《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7册，页148–149。 [7-47]《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713。 [7-4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118。曾自：〈向毛泽东进言「包产到户」——记我的父亲田家英〉，《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3期，页61–62。 [7-49]〈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团的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1962年7月7日），载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揪邓兵团编：《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文章汇编》（北京：1967），第2集，页56–57。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邓小平在1962年孟夏支持「包产到户」，主要基于应急的权宜需要。邓同意「包产到户」合法化，也不是要将之推广全国、全部取代人民公社制度，而是要因地制宜。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中国农村里仍占有主要的比例。另外，邓也强调「退了才能前进」。也就是俟情势转好、步伐站稳后，实行「包产到户」者仍要向更高级的集体经济方向前进。 [7-50]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1999），页134–135。 [7-51]对于「包产到户」争论，毛泽东除了利用权威慑服邓小平等人放弃己见，毛也有技巧地将「包产到户」争论放诸意识形态层次，把它化约为是否有利于坚持集体经济的问题。在当时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理解中，集体经济可言是深植人心的「天经地义」。毛这种刻意将「包产到户」等同于违背社会主义理念的做法，不但使得同意「包产到户」者难以辩驳，也可在共同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呼吁下，再次取得后者的共鸣。此乃中国大陆当代中国史研究学者林蕴晖教授提供的观点。 [7-5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232。 [7-53]胡克实：〈胡克实谈邓小平〉，载《话说邓小平》，页163。 [7-54]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页505–506。 [7-55]《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717。 [7-56]薄一波：〈薄一波谈邓小平〉，载《话说邓小平》，页152。「猫论」后来常被用来反映邓小平讲求务实的政治风格。1988年，曾有台湾访客当着邓小平的面，引述「猫论」对之进行赞誉。邓的立即反应虽是甚为得意，但仍表示相关说法系当时为「解决吃饭问题」而说。"Wei, E., writing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6C14-9.13, p. 28. [7-57]例如：1964年1月21日，邓小平对阿尔及利亚外宾表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制度，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利于发展生产。公社规模大，可以兴办小单位不能兴办的事业，如水利事业；将来通过公共积累的不断扩大，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二，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向共产主义道路前进，避免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第三，可以稳定城市市场。」武市红：〈邓小平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6期，页61–62。 [7-58]事实上，相关政治运动多是由邓小平领导中央书记处执行与督导。例如：「大跃进」期间，农村发生多起干部作恶、加重死亡灾情的事件（尤以河南的「信阳事件」为代表），中共一开始视之为地主、富农所做的「阶级报复」，并在发生类似情事的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亦即以强化阶级斗争、挖掘阶级敌人的方式试图解决问题，邓小平正是主持其事的中共领导人。载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107、109–110。 [7-59]中国科学院运动办公室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言论摘录》，页23。 [7-60]邓小平：〈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载《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卷，页319。 [7-61]《杨尚昆日记》，下册，页196。 [7-62]《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717–1719。 [7-6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243。 [7-64]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 212. [7-65]对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危害，刘少奇在亲赴基层调查后有深刻的体会，也有迫切的危机感以及愧疚感。刘期望藉由大刀阔斧的措施制止情势恶化，尽快走出谷底。邓小平对此心有同感，并引用刘的判断。1961年5月31日，邓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三年来毛病出的很大，问题相当多，⋯⋯究竟是由于天灾还是人祸？少奇同志也讲过，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载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105。 [7-66]1962年初，针对危急的经济情势，刘少奇指出：「处在非常困难时期，不能按常规办事」，「要搞点非常措施，同意搞财经小组，有时××抓、小平抓、我抓，硬是要搞独裁。」载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近代史革命研究所编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北京：1967年4月），页103。易言之，刘少奇认为，在此紧急阶段，邓小平如自己同是可以行使大权的领导人。 [7-67]1962年春，刘少奇主张：中央政治局应该用最大的决心，采取非常的措施。邓小平则从补充刘的角度表示：「决心早就下了，就是不够大，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决，而是行」，「现在主要问题是行的问题」。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于上半年刘少奇带头、邓参与其中的调整结果，肯定地表示：现在的情况比较好转了，证明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对的。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页336、344。 [7-68]Barry Naughton, "Deng Xiaoping: The Economist,"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p. 492–497. [7-69]范晓春、孙宝元：〈第三次包产到户与四清运动〉，《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8期（总第301期）（2002年8月），页15–24。 [7-70]王海光：〈60年代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载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2）：曲折探索（1956–1966）》（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页588–590。 [7-71]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载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204–214。 [7-72]《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772。针对〈后十条〉问题，邓小平在「文革」中也自承：「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摘录）〉（1972年8月3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7-73]1963年10月5日，邓小平将〈后十条〉呈送给毛泽东时也说：「主席，我看这个文件可以了。请你抽暇审阅修改后定稿。」载《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775–1776。 [7-74]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页73–76。《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776。 [7-75]谭启龙：〈我心目中的小平同志〉，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上册，页298。 [7-76]1964年5月28日，刘少奇在各中央局负责人会议上指出：「〈后十条〉强调发动群众不够，比较多地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强调团结两个95%。于是，基层干部和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就拿团结两个95%来反对『四清』。」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册，页958–959。 [7-77]刘少奇：〈关于四清、五反蹲点问题的报告〉，载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北京：1967），页588。 [7-78]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提供的观点。 [7-79]1964年8月5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后十条〉的修改；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领导。载《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824。 [7-80]1964年8月31日，邓小平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旨在讨论「社教」运动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表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具体来讲，一定要有工作队，一定要发动群众。通过这次运动，让那些坚持马列主义的或者比较坚持马列主义的人，成为各级的领导骨干。」载《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826–1827。 [7-81]刘少奇欲驱动党的官僚与干部参与运动，需要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从中布置、组织落实。1964年8月16日，刘少奇致信中共中央，建议组织各级干部参加「四清」、「五反」。刘指出：「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决定后，由书记处立即进行组织。」同月27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即决定：中央党政机关实行精简，抽人下去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9月3日，刘少奇又指示邓小平：「过去派到各地劳动锻炼的干部，凡符合参加四清、五反者，一律由各地省委组织他们参加四清、五反。」载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页142。《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8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602。 [7-8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370、1377。 [7-83]萧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下册，页1100。 [7-84]除了权力因素之外，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les）的包瑞嘉（Richard Baum）教授认为：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的〈后十条〉，也有不满之处。（台北，2006年3月29日）根据包氏专著的分析：邓的〈后十条〉对运动中敌友界线的划分，采取的是较为模糊的立场，例如：对于具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较富裕的农民比较宽待；也相信「四类分子」中的多数可透过适当的教育与劝导而获得改造。对于群众在运动中的角色与自主活动空间，也附加更多的限制与规范如：群众不被允许径自决定或处分四不清的干部，以及召开群众斗争大会对付「四类分子」。邓的相关主张乃希望运动在执行的过程中，可具必要的谨慎性以及适当的程序。实行〈后十条〉所产生的后果，恐也不符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作为运动主轴的设想。Richard Baum,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57–59. [7-85]1963年7月3日，毛泽东指示：「不要马上搞第三个五年计划。从1963年至1965年再搞三年调整，把三年作为过渡年，基本上是调整，也有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搞五年或十年计划。」同月30日，邓小平将毛的旨意传达给具体研制经济计划者：「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载《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76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230。 [7-86]1963年8月20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在13日决定成立此会并由邓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参加）的会议时表示：「制定发展工业的方针和规划，要从现实出发，考虑到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础，考虑到管理水平问题。」「美国、日本工业发展快，靠的是农业有一个强大的基础。许多国家工业发展得快，尖端工业能够较快地上去，都是因为有强大的基础工业。现在还似乎找不到一个国家，基础工业很差，而尖端工业发展很快的。而我们的弱点基本在农业，基础工业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我们的工作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载《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770。 [7-87]1963年11月22日，邓小平对阿尔巴尼亚大使表示：「农业稳了，工业也就稳了；农业不稳，工业就提心吊胆。我们还要用10至15年的时间集中力量搞农业，吃的、穿的、用的主要来自农业，穿的慢慢地要从工业方面解决。」「一个国家吃穿问题解决了，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12月18日，邓小平也对北韩人士表示：「我们的基础是放在农业上，首先解决吃和穿的问题。」1964年1月11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表示：「多年来我们制订的计划没有反映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今年、明年两年的调整时期，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要落实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同时着眼于搞吃穿用。吃穿用搞好了，我们国家的脚跟就站稳了，基础就稳固了，发展速度也会更快一些。总之，第一是搞吃穿用，第二是搞基础工业，第三是搞国防，要以这三点为纲，来制订我们的计划。」《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778–1779、1782、1789。 [7-8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231。《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803。 [7-89]毛泽东表示：「已有2亿4千万亩了，再搞1亿6千万亩就是4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4亿5千万亩、5亿亩那个框子。」李富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说明（节录）〉（1964年5月18日），《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页14。 [7-90]1964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听取「三五」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与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构想。但是毛在其中更注重基础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发展。邓小平对此一时会意不过来，在5月28日仍试图综合原来的计划方针（发展农轻重、解决「吃穿用」）与毛的新构想，亦即将两者齐量观之。迫使毛在6月6日再次出面讲话，强调在「三线」开展工业基地建设的优先性。陈东林：〈硝烟弥漫的西部开发——60年代三线建设决策始末（上）〉，《党史博览》，2001年第1期，页7。 [7-91]刘松茂：〈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改组〉，《百年潮》，2000年第6期，页22–23。针对西南钢铁基地选址问题的迟而不决，毛泽东尤为不满，在1964年秋指定「钉子就钉在攀枝花」。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241。 [7-92]陈东林：〈硝烟弥漫的西部开发——60年代三线建设决策始末（下）〉，《党史博览》，2001年第2期，页23。 [7-9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373。 [7-94]毛泽东多次批评李富春与国家计委后，在1964年底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书记。计委的党组会议自此改由余秋里主持，重大的问题也由其领导议决。「小计委」则是由余秋里组建的一个「计划参谋部」，摆脱国家计委的日常事务，负责商议有关经济计划的重大问题。载雷厉：《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16–17。 [7-9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244。 [7-96]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页36。 [7-97]1965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主席批评三线建设抓迟了，包括书记处在内是有错误的，现在抓还来得及。」1966年2月26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也说：「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批评我们忽略了，这是个错误。」他在「文革」中的检讨亦表示：「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三线建设」。载《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856。〈在全国工交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2月26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编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反动言论》（北京：1967），页72。〈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1972年8月3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7-98]有关罗瑞卿问题发生的原因，传统的说法是：由于林彪身体孱弱，毛泽东决定在他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由于亦步亦趋地协助贺龙工作，推展群众性练兵运动，更因比武与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向林彪表示异议。因而引发林彪大权旁落之感、进而决心将罗铲除。毛泽东因为需要林彪的力量以对付其所认定的「修正主义」人物，另外也认为罗瑞卿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过度相近，故同意林彪对罗进行整肃。林彪、叶群指控罗瑞卿觊觎林彪权力，曾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生前要之出面请林彪让贤交权。邓小平表示「死无对证」，似无意相信。载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页191。毛泽东后来在1973年底也表示：「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677。但是，另一种说法是：罗瑞卿在军中过于张扬、树敌甚多；其在官职上也抱有雄心，并私下进行人事拉拢。罗被打倒，乃毛泽东主动发起、林彪被动配合。在罗被揭发的问题上，邓小平所言的「死无对证」，也受到质疑。载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1），上册，页367–402。 [7-99]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下册，页474。 [7-100]1965年秋，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向王稼祥「打招呼」：「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载朱仲丽：《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部曲》（北京：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4），第3卷，页763。 [7-101]例如：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等人的信中表示：「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论化，也更加具体化了。」1964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接见活动中表示：「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民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靠解放军，以后仍要靠解放军。」载少华、游胡：《林彪的这一生》（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页336–337。毛泽东更曾在对林彪覆信中用上「真是小说上说过的『英雄所见，大抵略同』」的字句。载张素华主编：《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472。 [7-102]中国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者（D君）表示：在应对毛泽东的热情上，邓小平在「文革」前有所降温。因为较诸先前，邓就较少到毛泽东处走动，与毛说话也少了。（北京，2007年1月）对此，也有论者指出，邓小平逐渐体认到毛泽东「左倾」偏好的不切实际，但是也了解在政策管理上若不满足毛，容易陷入危险。邓干脆请彭真多管事，自己则尽量避开政治漩涡。Frederick C. Teiwes, "Mao and His Lieutenant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20 (1988): pp. 68–72.另外，中国大陆研究学者（G君）亦以「邓小平遇事往后缩，彭真则往前冲」，形容邓、彭两人在「文革」前政治行为上的殊异。（香港，2007年1月）邓小平此一愈到后来愈明显的倾向（邓在「文革」时多次为此被指责为懒惰、贪玩），也为心细如发的毛泽东所察觉。毛在「文革」中即说：「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印：《毛泽东思想万岁》（台北：1974），页661–662。 [7-10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397–398。 [7-104]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历史足音，长留京华〉，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页25。 [7-105]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1994），页434。 [7-106]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4. [7-107]「文革」初期，毛泽东决定以林彪取代刘少奇为接班人时，仍希望继续使用邓小平，并期望邓能配合「毛主林副」的高层人事安排。邓小平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一次就谈崩了。」载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台北：双大旅游出版社，2000），页35。林彪、邓小平两人会谈之所以破裂，应主要是与处于政治上风地位的林彪不愿退让有关。毛在「文革」「激进派」的强烈反对下，以及向外难以交代的原因（邓既然被当作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何以能继续安享高位）而作罢。即便如此，毛却不顾林彪、江青的反对，一意地主张保留邓的党籍以观后效，不使之彻底出局；在人身保护上也给予邓基本的照料，并赓续维持两人联络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