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背景原因与组织角色

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膺任中央总书记，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直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先前担任的中央总书记一职不再被提及，中央书记处不久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取代而停止活动。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并领导中央书记处前后长达十年之久。

中共「八大」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乃毛泽东一手主导创设，他的可能用意包括：分担工作、分散风险、培养后进，甚至藉之分权制衡。1958年，毛泽东决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便他能更得心应手地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动自身构想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的权力获得进一步的扩充，既能直接插手国务院工作，成为其顶头上司，也能介入指挥军方高层整风，成为毛推行政策时倚重的助手与利器。邓小平早期的政治经历为何？他何以能在各路菁英群聚的中共高层中脱颖而出，获任中央总书记？该职在中共党组织与政治运作中有何作用？

邓小平长期以来出色的政治能力和工作表现，在党内乃为人所共睹，更重要的是其受到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赏识与器重，让之可以雀屏中选中央总书记要职。这也预示邓小平能否继续任职，将取决于他能否遵照毛泽东的意旨。中共「八大」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乃是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上承中央政治局（事实上主要是常委会）之命处理党、政、军、经各方面的事务，俨然是中共政治的核心发动机与政策的关键推进器，位居整个党国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担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文革」前中共党内虽然并非正副主席，但在政治局常委会内也享有正副主席拥有的同样地位，并透过中央书记处直接参加党中央对党直属各部、政府、军队以及地方党委的领导。其位高权重，使之与「文革」前的中共政治发展相连难分。

下文首先检视邓小平早年的政治经历，特别是在中共建政以前的政治表现，接着探讨邓小平何以能获任中央总书记，之后讨论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在中共党内核心中的运作情形，特别是其与政治局、常委会如何互动，然后依序观察中央书记处内部以邓小平为轴心的运作方式与情形，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与政府和军队的互动，以及邓小平与地方党委的连结关系。最后在小节中简要探讨本章研究对后面各章讨论的意义。

第一节　早期的政治经历与活动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一个小地主家庭。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学名改为邓希贤。1927年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方改名为邓小平（或许还有自表反对封建圣贤、甘作普罗平民的含意），并一直沿用下来。他1919年考进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完成短期课程后即动身出国，并于1920年10月抵达法国。

邓小平待在法国的时间超过五年，大多数的时间是从事重体力、低技术的工作，例如：在钢铁厂做杂工（在高温炉前拖送钢条）、在火车站码头当搬运工、清洁工、在纸业加工厂制作绢花、在橡胶厂制作防雨用套鞋、在汽车厂打磨汽车零件。[1-1]邓在法期间所积累的工厂实作经验与知识，使他在半甲子后以中央总书记身份到中国大陆各地视察工业生产时，常能作出颇为专业的提问与指示，而令基层作业人员惊讶与佩服。[1-2]然而，总体而言，邓在参与领导「文革」前全国经济建设与管理时，较诸其他未曾踏出国门、一直在中国本土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共人士，他的「留洋经验」所可能产生的差别性影响，[1-3]只有在政治氛围许可、特别是毛泽东的意向较为宽松之时方会有所流露与展现。在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极致的「大跃进」运动中，邓的行为举止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并无二致，有时甚至表现出更大的狂热。

邓小平在旅法期间，开始参加信仰共产主义的政治组织活动。虽然他自承起先的动机是为了「赶时髦」，[1-4]但也自此走上了所谓的「革命的道路」。邓在法期间也结识了一批后来成为中共领导骨干的人士，最主要的有：中共建政后即担任政府总理至死方休的周恩来、名列中共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以及「文革」前在邓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中负责计划工作的李富春。这批同有留法背景的人，被台湾早期的「匪情分析」归类为所谓的「法国派」。[1-5]

1926年初，邓小平被组织送往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接受苏共的政治训练与培育。在这未满一年的受训期间，他在组织与宣传上所具之才干，已有所展露、并为上级所注意。[1-6]1927年春，邓小平回到中国大陆，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至冯玉祥军队所属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同年4月，国民党发动「清党」，国共第一次合作破局并公开分裂，邓小平被迫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到。中共在武汉召开的决定发动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邓小平首次与毛泽东见面。但邓在政治上真正开始进入毛的眼帘之内，要到他进入江西苏区工作以后。

1927年底，邓小平转往上海，担任党的中央秘书长。此一职位主在处理中央的文书与机关工作，其工作性质、权力大小与影响规模远不能与邓在「文革」前所任的中央总书记并提、相比。邓也在「十里洋场」参与中共的地下活动，几度险象环生。[1-7]邓小平在此一阶段以下级的身份与周恩来、利瓦伊汉关系极为密切、多有接触，他也在此时认识康生。[1-8]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的中、后期，负责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论战的工作，康生是他主要的帮手。

1929年夏，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广西，负责在该地进行联络与筹划武装起事。这是邓接触军事工作的开始。1929年底、1930年初，在邓小平的居中协调下，中共在广西的党人结合当地的实力派，在百色、龙州公开红军旗号，其声势浩大时曾扩及右江地区多县。然而，因为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仍攻打敌人防备坚固的城市，折损不少兵力，不得不转战离境，移兵江西。邓小平在此支红军败走之际，离赴上海向中央报告之举，后来衍生不少的政治风波，邓在「文革」初居于政治劣势时，即为政敌所借机攻击。[1-9]

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中共在江西的活动区域，也就是后来通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初始在赣南瑞金、会昌等县担任地方领导的职务。然而，因为其政策主张多与当时主要由留苏人士所组成的中共中央格格不入，而反倒与毛泽东的看法类同，所以成为中共中央在批判、打击毛相关主张时所特意竖立的政治标靶，被贬作「邓、毛、谢、古」（除邓小平外，其余三人依序为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一员，遭受严厉的政治批斗与处分。主持对邓批判的利瓦伊汉，在1957年以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身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投入整风、「反右派」运动。

邓小平在赣南的政治境遇，自当时同样遭受孤立、打击的毛泽东看来，是为之受过。毛自此将邓视为自己的政治班底与门徒，亦即成为「毛派分子」。邓日后的政治仕途与升迁上，由此获益极多。邓小平在江西被政治批判并惩处时，幸而得到时任中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出手协助与安排工作。[1-10]1956年起，王稼祥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邓小平领导下负责外事政策与党际关系。

1934年10月，中共在国民政府的强攻之下无法继续立足赣南，开始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邓小平在中共长征队伍中的地位与作为，如其所言只是「跟到走」，[1-11]并无特别突出的建树。中共后来大书特书、强调对中共有转危为安的关键意义的遵义会议，邓是否列席此会，后来也成为一件历史争议。[1-12]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重返中共领导核心，邓小平的政治生命也逐渐从低谷回升，这首先表现在邓在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的政治部门中地位的爬升。

1937年7月，中国对日抗战全面启动。中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任弼时为主任），[1-13]次年初出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配合师长刘伯承在太行山地区进行军事活动，一方面参与对日军的作战，另一方面，处理与当地国军的摩擦与冲突。邓小平除累积大量军事经验，也与战友战友因共度危难而建立厚实的关系与信任感。

1942年9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部属李雪峰在1950年代成为邓在工业问题上的主要助手。1943年10月，太行分局并入中共中央北方局，邓小平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在其他领导人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时，独自留守并承担领导晋冀鲁豫地区党、政、军全局工作的主责。邓小平工作任务吃重（邓晚年曾以「吃苦」两字形容），[1-14]反映了中共中央（毛斯时在其中的领导地位愈加巩固）对之的政治信任。邓也确实不辜负中共中央的期望，在建设政权、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等工作上，表现出色并多次受到党中央的褒奖表扬。然而，邓小平在1940年代华北太行抗日根据地推行整风运动过激，迫使中共中央发电制止。[1-15]邓1957年以中央总书记身份督导、执行全国整风、「反右派」运动，致使运动益加恶性发展、伤及更多的无辜，从他主政太行时期的个人历史上似有迹可循。

1945年6月，中共举行「七大」。邓小平虽然未参加，但仍被票选为中央委员（总共44人，邓排名28）。这是邓首次进入中共的领导行列，应是对他在华北抗战前线辛勤经营的一种政治表彰。值得一提的是，抗战尚未结束，国民政府（下简称国府）内部甚至已将之列为通缉捉拿的对象。[1-16]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如何分配中国战后政治权力的大饼，随即成为国共两党交锋的问题。国共在进行政治谈判的同时，不约而同地皆想利用战场上的收获来配合、进而影响桌上谈判的进程。邓小平以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协同刘伯承率兵与阎锡山争夺上党地区与平汉铁路线，取得首战胜利，配合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1-17]1946年中起，国共公开兵戎相见，邓小平所辖的「中原解放区」首当其冲，遭逢国军的正面进攻，他与刘伯承组织反击。1947年6月底，邓小平与刘伯承被迫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随后轻装南下直抵大别山区。此一战略举措旨在吸引进攻中共其他「解放区」的国军，减缓友军、友区的压力，并让华中地区的国军疲于奔命、首尾难于相顾。邓小平在执行此一将战争「从内线引到外线」、「从解放区引到国统区」之任务的过程中，其行踪被国府紧密监视，[1-18]四周更经常环绕国军追兵。在敌情严重与情况艰困时，邓、刘曾被迫分兵，各自避敌与作战，但终能全身而退。

邓小平在大别山坚守期间，早年曾在该地活动的李先念在旁协助。1958年，李先念进入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分管财经与贸易。1948年春，邓小平率军队转出大别山区。5月，邓小平出任辖区广及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中共川陕边区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并兼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对于影响国共战局甚大的「淮海战役」（国府称之为「徐蚌会战」，其从1948年11月开始至1949年1月结束），邓小平与刘伯承领导的「中野」负责包围、歼灭国军的黄维兵团。

在淮海战事方酣之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总前委」，由邓小平担任书记，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为成员，主要筹划、指挥淮海战役后共军跨渡长江作战的问题。[1-19]邓小平在「总前委」内的两名同事刘伯承与粟裕，后来在1958年中共军队高层整风时沦为被批判的目标，而邓主持此次整风；邓与刘、粟过去在战时工作上的分歧与为了争取战场表现所累积的冲突，都在其中发酵。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期间，谭震林又与之共事于中央书记处。谭主要负责农业问题，是邓在农业上的顾问。邓、谭是「大跃进」中发生高估产与高征购问题的重要关系人。

1949年4月，中共「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上海易手，国府仓皇辞庙。邓小平是此一军事行动的重要擘划者。在共军渡江以前，邓小平已获命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所辖范围包括：山东、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东北部，甚至也将台湾包括在内。然而，在陈兵江南后，邓小平主动请缨，与刘伯承率领麾下的野战军（此时已改编为第二野战军）转道进军包括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邓小平与刘伯承在军事上执行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战略方针，同时也致力于用心战劝降的方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中共气势如虹的背景下，其策反效果特别显著，先成功争取到主滇的卢汉「揭竿起义」，再以此促使四川地方实力派军人对中共不战而降。[1-20]这导致国府原欲以西南作为反攻基地的计划告以失败。

在中共大举进军西南地区之际，中共在西南的领导团队也相应建立，邓小平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及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台湾的军政情资即将邓形容为「西南王」。[1-21]邓小平主政西南的两年半的时间内，大刀阔斧、铁腕作风，频频有重大举措，让中共统治的触角成功地延伸至此一边陲地区。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在西南的城市地区首重接管工作、稳定政经情势，以求尽速恢复秩序与生产；[1-22]在农村地区则先是强势地进行征粮、并以剿匪为名重手处理随之而起的抗争事变，继而开展减租退压以及土地改革运动，按部就班地打破农村底层固有的权力结构，以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为先锋与依靠，将之改组成以共党基层组织与党干为核心的新型权力关系，进而为中共党国未来汲取该地农村资源与从事改造大开便利之门。邓小平在西南局的任内，也领导完成中共武力占领西藏的工作。

邓小平从1922年开始参加中共的组织活动至1952年从西南上调北京出任中共政务院副总理，前后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政治锻炼。经过漫长的革命洗礼，邓小平在就任中央领导人时，无论在政治倾向、能力历练与领导特质，都已形成一定的发展格局与特色，也对其后来担任中央总书记期间的角色与活动造成影响。

首先，在政治倾向上，邓小平与多数的中共党人一样，对于毛泽东在中共革命中的卓越领导，高度信服。[1-23]邓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之所以能逐步攀升，也与毛对其赏识直接相关。事实上，从江西时期两人同遭党中央政治打压开始至中共建政之时，毛、邓之间长年下来已形成稳固的政治庇护与扈从关系，言邓是毛的心膂股肱也不为过。

其次，在能力历练上，邓小平自欧洲返回中国后，即献身中共的革命事业。邓从普通党员干起，一直做到统兵一方的封疆大吏；曾在秘密机关中办公，后来更多的时间是在军旅部队与高参总部中任事。邓小平承办过多项大小工作与任务，也练就多种能力。当他被任命为「京官」时，业已成为一政治「多面手」。

再次，在领导特质上，邓小平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坚强的组织纪律性，特别是对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戮力贯彻。[1-24]毛甚至曾以邓为范例批评其他高级干部如林彪。[1-25]邓小平御下严整、治下有方，讲求工作效率与成绩，不让讲价与折扣；[1-26]在与他人互动上，邓愿意主动承担工作重任，重视友邻团结，[1-27]同僚多予以正面的评价。[1-28]

第二节　获任中央总书记的原因与过程

中共在1956年「八大」设立中央书记处与中央总书记，乃是毛泽东所倡议与主导的。1980年2月26日，邓小平回忆：「『八大』为什么建立书记处？毛主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在考虑一线、二线问题。」[1-29]所谓一线、二线的安排，主要是让毛泽东可机动地离开中央领导的前线，摆脱繁杂的领导工作，并委交其他干练的同事负责相机处理，而毛自己则能在第二线「抓大放小」地专心思虑影响深远的重要议题。而中央书记处乃是协助、强固第一线领导的配套制度。[1-30]

毛泽东有此构想的主要理由有二：首先，安全风险因素，亦即预防中共主要领导人在遭遇不测后，不致群龙无首、后继无人；其次，在一线内，资历深、具威望的刘少奇，以毛的接班人之姿坐居首位，与此同时，毛也想尽早培养其他年纪较轻的党内新秀在一线内担负重任，如此既可直接减轻毛、刘等年长领导人的工作负担，也可让他们趁早树立威信，避免未来青黄不接、出现断层。因此，设置中央书记处的目的，既是要分担第一线领导的工作，也作为党内青壮人才的锻炼平台。领导中央书记处的中央总书记的重要性，当然非同一般。

邓小平能获任此一职务，与他自身的杰出能力与傲人表现有关，但毛泽东对其才能的欣赏和肯定，更是个中关键。如前一节所述，在中共「马上得天下」的过程中，邓小平立有汗马功劳、彪炳军功，已能独当一面，成为未来可期的政治新星。对毛泽东而言，邓小平在中共「马下治天下」时，自不可能缺席，更要委以重任。

1952年至1953年，针对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在即，出于强化中央领导力量的缘故，中共中央将任职地方分局的领导如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调进北京，这就是时人所称的「五马进京」。相较于高岗被毛泽东委以经济大任（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开始虽不若高「一马当先」般显眼，但是在1953至1954年爆发「高饶事件」后，邓小平后来居上，甚而一枝独秀。

「高饶事件」之发生，乃源于高岗和饶漱石（从华东局上调赴京，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获悉并利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处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歧异，以及毛对周恩来政府工作的不满，各自地借题发挥，对刘、周形成政治压力。高岗更以私下活动的方式，意图促使高层权力的重新分配。1953年底，在陈云和邓小平面告揭发高岗后，毛泽东方决定严正以对，并将高、饶两人连带整肃。[1-31]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上最重要的政治获益，就是更进一步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提拔。

毛泽东原希望藉由重用高岗来对刘少奇与周恩来的权力加以制衡，但是高岗在权力面前忘乎所以，行动上又过于莽撞、冒失，不但让毛泽东失望，甚至让之难以收场（毛在对高、饶进行不点名批判的1954年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缺席，多少就反映出其政治上颇为难堪的处境）。在高岗的问题被揭露后，毛泽东自然无法再继续期望透过高对刘、周施以权力平衡，毛需要一政治人物为其所信任、本身又能堪大任，在相对于刘、周享有重权之时，可秉公理事而不会图谋私利。仔细考虑之后，邓小平乃是一适合的人选。[1-32]

在历史渊源上，邓小平属于「毛派分子」，毛泽东对其怀有特别情感，分外信任、提携；邓小平在过往工作上也屡创奇功，未曾让毛失望。1952年邓小平上调北京，在高岗活动开始变得积极之前，已有迹象显示，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担负更大的权限，例如：毛泽东在1953年3月初曾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1-33]同年夏，在高岗着墨甚深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中，成为「标靶」的财政部部长薄一波无法继续视事后，邓小平接掌其位。此一人事任命，自非经毛泽东认可不可。约此前后，毛泽东也要邓小平在同年秋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与建立统购统销制度的相关工作中担负更多责任，显示邓在毛心目中地位的不断上升。对权力动向极为关注的高岗，甚有可能观察到邓小平政治行情上涨的趋势，所以不顾过去与邓鲜有共事与往来的经验，仍冒险对之议论刘少奇的问题。

如前所述，邓小平向毛泽东上告高岗密谋的活动，是毛泽东决定严肃处理高、饶活动的关键原因。邓小平在此事上的表现，[1-34]令毛泽东激赏，[1-35]有意让告发高岗「立功」的邓小平，继续有扩大表现的机会，故指示邓在后续处理「高饶问题」过程中扮演重要的执行角色。[1-36]1954年4月，毛泽东既要邓小平接掌「中箭下马」的饶漱石的中组部部长之职，[1-37]更要邓出任「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的党中央秘书长。[1-38]中央秘书长会议扩大权力以后即是两年后中共「八大」的中央书记处。[1-39]在1955年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更将邓小平和林彪同时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在中共党内高层内的快速爬升，也为西方所注意，例如：在同年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分析中共领导人的文件中，即以「一颗正在崛起之星」（A rising star）形容邓小平。[1-40]对此，陈伯达晚年亦曾予以评论：当时「邓小平同志代替高岗过去的地位」。[1-41]实际上，在毛泽东的悉心呵护下，邓小平得到的是高岗生前竭力追求仍未得的政治地位。

为了让邓小平能再进一步地顺利选任1956年中共「八大」新设的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从两方面使力。一方面，毛泽东努力劝说邓小平接受该职的提名与职权。邓小平对于自身在短时期内「搏扶摇而直上」、又要「再上一层楼」，唯恐他人不服并自惭不才而颇感不安。毛泽东为减轻邓小平心理压力表示：「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1-42]但是当论及中央总书记及其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的权责问题，面对邓小平的谦辞、让权，毛泽东正色加以明确界定，务使邓行将上任的中央总书记符合其构想与期待。对于此一「讨价还价」，邓小平也曾做过一番回忆：

在中央决定我做总书记时，我曾向毛主席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专管党务，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仅负责传送。毛主席不同意，他强调书记处是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去做，抓全面工作，发文用中央名义。[1-43]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党内高层公然为邓小平壮大声势。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推荐邓小平膺任该职时表示：

他〔邓小平〕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来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儿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1-44]

毛泽东颇费唇舌地对邓小平予以正面评价，较诸其评比他人，已实属罕见；毛泽东在为邓小平评功摆好时，屡次将邓与自己相提并论，更体现出毛对邓的强力举荐。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美言宣传显然奏效，邓小平在「八大」选举中就获得令人侧目的高票。[1-45]毛泽东将邓小平「扶上马」后，仍不忘「送一程」，一有机会就在对内、对外各种场合为已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造势。[1-46]

对于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庇佑下在中共政坛上崭露头角，并在1956年中共「八大」取得傲人权位的此一发展，对中国大陆政治动向极为关心的台湾国府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都特别注意且饶有兴趣。[1-47]

检视邓小平时至中共「八大」前后的仕途，毫无疑问地，毛泽东正是邓小平从「一路诸侯」变为「一朝重臣」的最大推手，也是邓允诺就职中央总书记后的最大依靠。[1-48]如此邓小平不但能一跃超过诸多党内较他资深的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一名重要副手，更跻身成为毛属意的主要接班人选之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所警惕、不复信任，邓的中央总书记地位自是大为动摇，其政令甚至形同具文。

第三节　进入最高决策圈并负责执行

1956年中共「八大」建立的中央书记处机构与中央总书记职位，在中共党组织的权力「金字塔」顶端中的位阶问题，可以其与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关系作观察。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曾对此作过说明：

在党的中央组织中，草案规定，中央委员会除选举中央政治局以外，还选举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由它继续担任原有的在党的多年经验中证明为必要和适当的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同时，选举中央书记处，使它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49]

10月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又做进一步的确定：

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一切原则、方针、政策和重大政治问题由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书记处按照这些决定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在自己的工作中，既要能够尽到「挡风」的责任，又要不犯越权的错误，并且必须尽可能做到使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各同志，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同时，中央书记处应该同国家机关各党组和军委取得经常联系。[1-50]

邓小平担任的中央总书记，即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领导下，率领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央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常委会的关系，虽是上下隶属关系，在实际的运作上则是双向互动的。

首先，自上而下地，中央总书记、中央书记处接受政治局和常委会领导，按照后者的意图与决定办事或将之付诸实施，并回报进度、接受新的指示。也就是「决策在政治局、常委会，执行在书记处」的工作格局。毛泽东在1958年6月作的「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的批示，亦是基于此一程序的思路。

然而，有关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问题，究其实质，常委会较诸政治局更重要，政治局往往看常委会、特别是毛泽东的意向做讨论或背书。[1-51]另外，不同于政治局有开会才有作用、而政治局开会次数不多又不定期，中央书记处则是一常设的实体组织；而中央书记处能较早听闻毛泽东的意向、知晓中央最新的决策，其成员甚至比一些政治局委员消息更灵敏。[1-52]

在中共中央层峰作出决策、经由中央书记处执行的过程中，中央总书记、中央书记处能发挥的能量和作用，自是不能低估。当中共中央制定了较符合实际的战略决策和大政方针，中央总书记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不致发生「歪嘴和尚念经」的情况，确能因地或因时制宜地推行并收其成效。相反地，当中共中央制定了脱离实际的错误战略决策和大政方针，中央总书记管理的中央书记处也是不扭曲地坚决执行，甚至起扩大错误的作用。对于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邓小平白首忆往：「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53]如此突显的是邓小平带领中央书记处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反右」指令的角色和作用（详细的讨论，可见于第二章）。另外，对于后果惨痛的「大跃进」，邓小平也曾数次代表中央书记处对相关工作进行检讨（邓在该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情形，可见于第四章与第五章）。

其次，从下而上地，中央总书记、中央书记处汇整与过滤下级所上呈的须待中央裁示的事项，其中，对相形次要的事务，总书记、书记处得以用中央名义直接做出处置，再事后备案；至于总书记、书记处无法自行决定、处理者，也须提出意见提交政治局和常委会参考以助其定夺，[1-54]而后者在决策时往往对之甚为倚赖。易言之，中央总书记领导的中央书记处限缩了政治局和常委会在信息取得和方案选择上的范围，亦即起到实质引导中央决策的作用。

在大量涌向中共中央要求裁判、指示的各类请示与询问中，何事应予先行筛选或自行决定，以符合奉命「挡风」、事先拦堵的职责？何事应予上报，以免把关过于严密以至水流不入，被指责为封锁情资、蒙蔽「圣上」？其中尺度、界线如何为宜，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个人掌握。毛泽东在信任邓小平之时（「文革」前十年的前、中期），对邓宠信有加，要其「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邓小平在这种时候也大胆拍板，对下发号施令。但后来当毛泽东对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不满、对邓小平信任不再时，邓就变得小心谨慎，注意向上请示。

相比之下，邓小平与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有时代毛主持政治局与常委会会议的刘少奇之间的互动，就较为平顺、少有风波。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表示：「他们合作得很好。书记处能处理的问题，就书记处处理，书记处解决不了的问题，重大问题就上报少奇。少奇把重大决定报告主席。」「我一直没有觉得他们中间有什么分歧。」[1-55]

应予着重强调的是，在中共「八大」的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的人员组成上，可以发现唯有邓小平一人跨足两者：既作为常委会的一员，又是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请参阅表1）。机构两栖的邓小平，一方面可被看作是代表常委会对中央书记处进行领导，督导中央已定决策的落实；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被视为代表中央书记处向常委会陈述意见。邓小平既参加最高决策又担负统筹执行责任的重要角色，使之在常委会中享有特殊的地位。

表1：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的人员组成表（1956秋-1966春）

＊此表为作者自行整理。

中共官方虽然宣称「八大」新建的常委会乃是「继续担任原有的在党的多年经验中证明为必要和适当的中央书记处的作用」，但事实上，中共「八大」以前的原中央书记处的「经常业务」——包括：准备政治局会议的日程和应讨论问题的资料（或通知各部委准备）；负责组织政治局会议决议之执行并检查执行的情况；在政治局的方针之下办理和决定日常工作问题；管理中央各部门的工作并听取各地区的工作汇报[1-56]——有许多内容中共「八大」设置的常委会皆不予负责与行使，而改交邓小平领班的新的中央书记处。换言之，「八大」的政治局常委的职权范围，并不及「八大」前原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主要被局限在决策层面（也就是前述邓所言的参与决定重大的原则、方针、政策和政治问题），而脱离执行与操办层面。从这个角度看来，毛泽东让他在「八大」前原中央书记处的同仁（如刘少奇、朱德等），改任「八大」的常委，并另冠上副主席的官衔，看似升官的同时，却抽走他们任职「八大」前书记处时本有的一些实权。

相形之下，邓小平虽是「八大」的常委成员中，项上唯一没有副主席头衔的常委，在常委会中排名敬陪末座，但他同样可以参赞中枢机要，甚至因其经过中央书记处的事前讨论、会前准备，较诸其他常委，更显得「有备而来」，易切中讨论议题的要害；常委会议决后，又由他负责「上令下达」、组织并检查执行（1958年毛泽东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后，周恩来、陈云的政府财经工作也纳入其领导与监管之下）。又议又行、议行合一的邓小平，其集常委与中央总书记于一体的职权，反倒像一名「八大」前的原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四节　领导中央书记处

邓小平作为中央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乃置诸其麾下。「文革」前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晚年即表示：「这个书记处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工作的。」[1-57]

在中央书记处内，邓小平的地位高于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中央书记处开会议事时，邓小平能不断插话，在会议结束时，以领导人姿态作总结。除非事涉重大事务、中央书记处无法自行决定者外，不然，邓小平的意见通常即可代表中央书记处的最终决定。曾作为中央书记处一员的李雪峰后来表示：「在以后书记处的工作中，对承办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一般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转出去。」[1-58]

邓小平中央总书记的领导地位，也确实受到书记处其他成员的尊重。当意见出现相左时，基本上不采取表决方式决定，而是以邓小平的意见为最后意见。邓小平做出的决定，其他书记处成员必须接受。[1-59]例如：1964年底到次年初，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主管相关业务的书记陆定一对该校党委领导陆平采取质疑、批判的立场，但是当邓小平表态支持陆平后，陆定一就不得不退让。[1-60]此外，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工作疏失检讨，由邓小平把关；[1-61]请假、休息亦须报请其核准。[1-62]

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内的领导，也非所谓的「一言堂」。因为在邓一锤定音之前，其他成员可各陈己见，颇有畅言的气氛。例如：1959年上半年针对「大跃进」运动降温一事，以及1962年是否允许「包产到户」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内部皆热烈讨论，甚至形成赞成、反对者各占一半的局面。[1-63]中央书记处经常要针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向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建议，邓小平需要其他成员集思广益，共同谋划与协调。集体共议因而成为中央书记处内部固定的作业模式，密集的开会也是中央书记处运作的一大特色。[1-64]邓小平在主持会议时发言的简短扼要，乃相当著名。在书记处共事的过程中，邓小平出众的工作能力也每每让其同僚深感佩服。陆定一即曾称许邓：「我们迟钝得很，太不解！小平同志什么都来得快。」[1-65]

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因要经常开会，以及有大量的公务需要共商处理，所以有固定的办公之处，也就是在中南海的居仁堂。根据杨尚昆的回忆：居仁堂由前、后两座两层楼所组成。居仁堂前楼的第一层的会议室，即是中央书记处会议举行的地点；前楼的第二层则主要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们的办公室。居仁堂后楼则分配给专为中央书记处提供政治服务的中央办公厅直属各组使用，[1-66]中央办公厅直属各组因而又有「后楼各组」之称。中央办公厅直属各组包括：工业、农业、群众工作、经济、翻译⋯⋯等组。[1-67]主要改编自中共「八大」前原中央书记处下辖的四个办公室。[1-68]

因为中央书记处「什么事都要管」、「抓全面工作」，事务繁重，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央书记处内部实行分工，各有所重。中央书记处初建不久，邓小平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书记处成员的分工。[1-69]但其后随着政治与人事的变化而有所变动（请参阅表2）。

表2：中共中央书记处内部的执掌分工与人员配置表（1956秋-1966初）

＊此表为作者自行整理。 注１：康生在正式补选进中央书记处以前，即是1958年设立的中央文教小组的一员，而后兼任隶属该小组的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因此，康生在中央书记处内的分工，除外事以外，尚有宣传教育。

邓小平本人除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全面工作外，在不同时期也会因应上级指示和当下工作重心需要，兼管其他的工作。例如：处理以中苏共关系为中心的党际外交；在1960年代初经济进行调整时，分工联系铁道部、石油部；[1-71]在1960年代中期抓「三线」建设。

分工把口的各书记，将其管辖范围内的要事向邓小平口头汇报或送呈报告，也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布置工作。例如：1963年，邓小平视察西北后提出要重视黄河中、上游的治理并应建立管理水土保持机构的意见。在书记处中负责主管农业工作的谭震林即据此开始积极筹建。[1-72]邓小平对其他书记基本上予以高度信任和不小的裁量权限，亦即在决议出炉、方针拟定后，邓小平即不过问执行细节和可能遭遇的具体问题，而由交付承办相关业务工作的书记全权处理和处置。邓小平晚年回顾时认为，此一「做出决定交给专人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使得受命者「确实有很大的权力，可以独立处理问题」，直接有助于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效率。[1-73]李雪峰就曾评论邓小平「对干部既严格又放手」，是其「一贯的工作作风」。[1-74]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中对彭真的倚重。

历史上，彭真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一直高于邓小平，先邓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如同后来常委会性质之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但在「八大」之后，彭真却居于邓小平的副座，在组织上被明确指定在中央书记处内协助邓负总责。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邓小平因跌断腿而住院，毛泽东即指示彭真在邓请假期间代行主持书记处工作。[1-75]邓小平与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互动一直良好，未受政治资历问题的干扰与影响。

一方面，邓小平相当信任彭真。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成立之初曾提出彭真辞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等职，以全心将精力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只是相关意见并没被中共中央接受。[1-76]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中分管政法，但是其实质处于常务书记的地位。邓小平裁定或中央书记处集体议决的事项，邓小平经常交由彭真落实。[1-77]在「大跃进」热火朝天时，即是由彭真代表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驱策各方大员投入「只争朝夕」的大炼钢铁运动。另外，邓小平也常委托彭真代为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此一时期的工作，邓小平后来曾作过高度评价：「彭真同志实际上是党的副总书记，书记处的工作主要是看他来抓呢！」[1-78]

另一方面，彭真尊重邓小平，两人配合情况好。彭真办事能力强，能独立思考、敢直抒己见，对于邓小平本人也不避讳。但是，彭真根据组织原则，重大问题「都事先与小平谈」，不擅自作主。邓小平、彭真无须秘书从中联系，彭真可随时去找邓小平会商。彭真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邓、彭之间「什么事一说都理解」、「一提都知道」，不用多说，「话很短」。[1-79]他们在中央书记处长期共事，成为默契甚佳的搭档。

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中倚重、信任彭真，在彭「出事」、遭罢官后，这成为邓被批评的重要事由。毛泽东即批评邓小平：「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1-80]邓也不得不对此进行检讨：「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处理。」[1-81]

当邓小平自己继彭真之后，在「文革」中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在中央书记处的同僚如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在「文革」政治压力下，亦纷纷对邓进行揭发与批判。[1-82]

中共中央的各工作部门，也隶属于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1-83]有一些书记处书记同时担任党属中央部门之首长，使该部处于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例如：王稼祥为中央对外工作联络部部长；李雪峰任中央工业部部长，直到1960年该部撤销为止；1962年选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陆定一，一直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小平透过他们掌握相关部门。邓小平对于若干重要的党部门如长期以安子文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则直接予以掌控。安子文的任命乃是邓小平所推荐；[1-84]中组部报送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邓每每亲自过目审阅，裁示处理意见。[1-85]在「文革」批判材料中，即有文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之流」，「加上黑帮分子安子文控制了中央组织部，贯彻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和干部路线」。[1-86]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周恩来也曾表示：在组织用人上，「用人唯私」的问题，「刘邓路线也是这样，特别是邓小平，有宗派主义」。[1-87]

另外，邓小平也可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对党属中央部门的工作表现给予评价。1958年7月，邓小平出席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对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予以肯定。[1-88]时至1963年，中央统战部发生「内讧」，副部长徐冰（邢西萍）揭发部长利瓦伊汉在统战问题上犯了一系列的政治错误，使后者处于被批判的下风地位。邓小平支持对利瓦伊汉的批斗，[1-89]李也在1964年丢了部长的差事。邓小平对此的相关态度固然有受毛泽东益加「左」斜的意向的影响，邓与利瓦伊汉早年在江西的政治与私人恩怨（邓当时的妻子金维映琵琶别抱于李），以及邓与徐冰的连襟关系，[1-90]不知是否也在其中起了作用？

第五节　落实党对政府与军队的领导

以党领政方面

有关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期间，在中共「以党领政」运作中的关键角色，可以从两个面向观察。

首先，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的工作关系与相对地位。

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重视具体实务、忽略政治影响的倾向一直不满，更希望改变国务院在1950年代前、中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中对经济计划与管理工作的独揽态势。毛泽东在1958年初酝酿发起「大跃进」运动时，即对此「分散主义」强力抨击，要求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让党中央参与设计、甚而亲掌经济工作：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有人想把大权独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1-91]

毛泽东进而要处于党机器枢纽位置的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国务院行事，以更进一步地贯彻「以党领政」、「以党领经」的方针。1958年2月中旬，毛指示：「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来」。[1-92]5月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向来在国务院内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李先念被调入中央书记处，美其名「以便把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实际上，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大权转移至中央书记处手中。

6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更做出两点明文规定，进一步地规范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的工作关系：一、中央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中央书记处负责「具体部署」，国务院及其党组担负「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也就是国务院必须听命于中央书记处，按其部署执行。二、按照业务性质成立党中央各领导小组，国务院的各领域工作归口受其管制、协调；相关小组统一集中受命于党中央，实质上又是与常设性质的中央书记处作直接联系并受其指挥。[1-93]

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代表中共中央，透过上述新设立的党中央各领导小组、党中央各工作部门，以及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党组，将国务院更紧密地附着于党机器之下。[1-94]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的上下从属关系，自此固定下来，直至「文革」初期皆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虽然无论在党或政，周恩来名义上的地位都高于邓小平（周为党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邓为名次在其后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但根据前述新定的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的组织关系，邓小平在中共政治运作上的地位，甚至比政府总理周恩来高。邓小平与周恩来之间的权力互动出现重大的消长，也就是「邓领导周」，而非「周领导邓」。[1-95]周恩来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尊重邓小平对书记处的领导权；[1-96]周主动向邓进行汇报，并不时在部下面前表露对邓个人与中央书记处的尊敬。[1-97]

政府阁揆对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尚且如此，其治下的各部百官，更是上行下效、莫敢不从，再加上党纪的严明要求，邓小平在中共整个党国官僚结构中的引领地位，自是无庸置疑。例如：国务院中负责工业、交通事务的副总理薄一波，为了开好1964年初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并请示工作，薄在会上即强调「小平同志和书记处的同志们给了许多重要指示」；在他的讲话中，除标榜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外，也甚为注意传达邓小平的看法。[1-98]在战争时期即跟随邓小平、后来出任政府部长者如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言语之间对邓的敬崇，更是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针对钱信忠的「文革」批判材料，就指控钱曾言：「党中央就邓小平没有犯过错误」；邓小平是「四川才子」，「能力很强、很稳，说话虽不多，份量很重」；「毛主席认为邓小平很能干，文章写得好，看了邓的文章像吃棒冰一样痛快」，「毛主席很会用人才，要小平当总书记可以省心了」。[1-99]

其次，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在政府人事安排上的权力。

在中央高层，邓小平可以代表中央征询个别党国要人对政府工作分配的意见，例如：1956年10月，邓小平就征求聂荣臻的意愿，并确定聂出掌科技发展的工作。[1-100]聂荣臻日后在相关工作的领导与推动上，即甚为注意向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报告并听从其指示。

在1958年中央书记处凌驾国务院之上后，对于中央一级的政府机构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人事，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就得以有更大的发言权。

国务院方面，1958年3月1日，党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第一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建筑工程部、水利电力部、第二商业部、林业部、交通部等七个部改组后的副部长、部长助理人选调整问题。同日，陈云将会议商定的人选名单附信送邓小平，请中央书记处审核。[1-101]3月3日上午，邓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务院有关的人事调整问题。[1-102]

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方面，为了因应1959年春第二届全国「人大」与第三届全国「政协」的召开，以及连带国务院的重新改选，1958年底，邓小平频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相关政府机构的人事组成问题。1958年12月17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中研议的事项之一就是指派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提出「人大」、「政协」常委会委员等的人事安排；[1-103]同月31日，邓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针对「人大」、「政协」的常委名单进行讨论。三天后（1959年1月3日），邓又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范围从「人大」、「政协」常委名单，扩增到国防委员会委员与国务院各部部长人选推荐名单。[1-104]

1959年1月6日，综合先前几回讨论的结果，邓小平针对新一届政府人事安排与国家机构调整问题，正式致函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进行说明。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所谓「国家领导人」层级的人事名单，还是邓小平个人综合各方意见与自身想法后所拟出。[1-105]易言之，中共中央在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命时，是在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所拟议、提供的名单中，进行考虑与圈选。

综上所述，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透过政治导向与组织人事的管控，可确保党对政府的领导。

以党领军方面

邓小平担任的中央总书记及其下辖的中央书记处，也可与闻军队事务，有时甚至扮演「以党领军」的上级督导者的角色。这出自毛泽东的执意安排，邓小平在初始时虽曾基于军队自成体系难管以及军权敏感宜避的考虑，试图加以拒绝，但在毛的坚持下只得接受此一职责。[1-106]此一问题同样可从两方面考察。

首先，邓小平对军方上呈中央文件的传送与处理。

中共军方上呈中共中央请求同意批覆的文件，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可先行过目筛选、提供初步处理意见后，送交党主席兼中央军委会主席毛泽东。[1-107]毛泽东在获阅相关文件后，也并非事必躬亲，毛只对一些重要问题予以亲自裁决，常再交付中央书记处承办，最后一般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发出。相关的例子很多，例如：1957年7月1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彭德怀6月底呈送毛和中央审阅准备在国防委员会上的讲话稿，加以批改并许可。[1-108]1958年2月25日，中共军方就拟建设陆上和海上导弹试验靶场一事，上报毛泽东并中共中央。26日，毛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书记处处理。」3月3日，邓小平批示：「书记处已同意。送陈云、陈毅同志核阅后退军委。」[1-109]1958年6月18日，彭德怀将「甘肃藏族地区的反革命叛乱活动」，以及拟因应处置的方针和做法呈报中共中央，邓小平阅后以中央书记处之名批覆「同意」。[1-110]

其次，邓小平对军方内部事务的讨论与决定。

中央书记处与军队有所连结的另一重要渠道和方式，乃在于其书记中有兼任军队要职者，譬如早先的黄克诚是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谭政也膺任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1962年进入中央书记处时，也已是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他们会将一些军队的事务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或向之通报寻求指示。

例如：1950年代中期，关于「公安军」的军种是否要撤销的问题，黄克诚、谭政会同当时担任该军领导人的罗瑞卿三次开会进行研议。其讨论结果是撤销公安军的军种番号，并做成《关于公安军问题专门小组会议记录》送交中央书记处，由邓小平加以审阅。1957年1月7日，邓小平审阅后批示黄、谭、罗等人：「记录我改了几个字。请你们再审阅后退我，以便报告政治局常委。」17日，邓再审阅后报请毛泽东批示。毛在22日批示：「照办」。[1-111]公安军番号因而撤销，改称为解放军公安部队，其原领导机关也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

罗瑞卿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也会将一些军队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1-112]具体的例子如：中共国防工业内部的整合问题，特别是聂荣臻领导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与贺龙领导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为其办公机构，罗瑞卿担任主任）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就非常关心，曾特别嘱咐同时在两单位担任副职的张爱萍：「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喔！」[1-113]1964年，罗瑞卿提出「部院合并」方案，亦即国防科委所属的研究院要并入国防工办归口管理的国防工业相关部门的问题，[1-114]引发聂荣臻的强烈不满。[1-115]罗瑞卿将此一问题提交中央书记处审议，邓小平裁示支持罗的「部院合并」提案。[1-116]此外，罗瑞卿倒台后，也有大字报指控：罗未将军中高级人事任免案事先报告中央军委常委并征得其同意，即直接上报邓小平审议与批准。[1-117]

如上所言，邓小平经由对军方文件的阅批与中央书记处内军事书记的联系，经常与闻军队事务、具体掌握军中动态。因此，当毛泽东决定对军队高层进行整风，以强化党对军队的一元化领导，邓小平自是代表党中央督率军方将领的不二人选。邓小平在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中被任命为「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就是一重要的事例（第三章即专门讨论邓在该事件中之角色与活动）。

中共军方总部或地方军区的领导人，在更多的时候也将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为代表党中央高层的重要人物。继罗荣桓之后接掌总政治部的萧华，在1963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着重学习邓小平的相关讲话，强调其「对军队党的建设同样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118]1964年的全军政工会议期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萧华对之要点加以宣传，也指示中共军方的机关报《解放军报》社：「以后报纸上注意提高总书记的威信，要登总书记的照片」，「邓总书记的位置不要低于周总理」。[1-119]

地方军区上，例如：兰州军区的司令员张达志，在「文革」期间被揭发曾赞誉邓小平以中央领导人身份所作的讲话：「对我思想震动很大、教育很大」，「是一次活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在对下级讲课时也多次引用邓小平的讲话。[1-120]张达志过去效力于「一野」，与邓小平无任何历史渊源，他对邓敬重的态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可反映中央总书记在军中的声望。

然而，正因中央书记处对军队事务的涉入，邓小平当然不免卷入军中的纠纷，特别是其与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之间的政治冲突。例如：1960年底，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针对军队官兵对「大跃进」中农村「刮五风」的不满，[1-121]要求其副手萧华向中共中央建议：各地驻军除接受当地党委领导，学习地方工作经验外，还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地方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对此予以同意，总政治部也向部队作了传达。然而，林彪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呈送报告表示反对，认为此举有造成「军队向地方开炮」、干涉地方政治之虞。林的意见为毛所用，已下发之总政建议则被收回。[1-122]

中央书记处与主持军队的林彪之间更大的冲突，则表现在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1961年春，罗荣桓对林彪在军中先后推行的「背警句」、「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等方针学习「毛泽东思想」，再三提出异议，并致电邓小平禀告其对有关问题的看法。[1-123]中央书记处为此进行讨论。邓小平在1970年代回忆此事：「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1-124]「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1-125]即便如此，中央书记处可能因为不愿意造成党军之间的不和谐，最后还是「没有正式作决定」。[1-126]此外，林彪在军中提出「突出政治」，其后在「文革」前出现政治与业务孰轻孰重的争论，邓小平也难免置身其中。

对邓小平而言，恐怕更为棘手的是：其所率领的中央书记处在相关问题上与林彪为首的军方领导有不同意见，可能会有触怒毛泽东、造成自己政治失分的危险。因为当时军方的相关作为，皆是为了紧随毛的思维、迎合毛的心意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贺龙在1963年9月至1965年12月罗瑞卿被整肃的这段期间，因林彪养病之故，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代理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127]贺龙对于邓小平中央总书记的地位甚为尊重，配合也较好，[1-128]甚至为了维护邓小平在「红七军」时期的历史声誉问题，不惜动手整人。[1-129]

第六节　加强党中央对地方党的领导

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期间，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过去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邓小平位居的是结合两者的枢纽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推促地方听令中央行事

邓小平依循党组织的网络，自上而下地将毛泽东的旨意和党中央的决定，传达给各地的党政要人，并张罗促之推动与兑现。邓小平令到行止、不打折扣的强势政治风格，有利说服或沟通方面大员。在后面关于「大跃进」的章节（第四章与第五章）里将可见：在运动上扬和掀起高峰阶段，邓小平屡屡代表中央鼓动、激发地方的热情和干劲，并布署目标要求；在运动出现过热、偏斜之时，邓小平则忙于对之抑制和加以引导；当运动呈现迟滞和难以为继，邓小平又要对不复豪情的方面大员鼓舞励志、指派任务。

邓小平在此方面往往能不辱使命，主要原因有：

一、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用与信任。「文革」前，关于毛泽东未来的权力继承人问题，地方领导人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之间，已在流传邓小平是继刘少奇之后毛的接班人的说法。[1-130]在天津更有人声称：「邓小平是党内公认学习毛主席思想最好，跟毛主席最紧的。」[1-131]若干地方大吏自己虽有管道「通天」、直接与毛接触，但对邓仍表尊重，不敢与之正面冲突。

二、邓小平自身的领导威望。邓在中共「马上得天下」的过程中，立有战功；邓在党内重大斗争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在「高饶事件」上，不但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正直」，当时领导广东的陶铸更在党代会上公然宣称：「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1-132]邓小平在建政初虽曾统领西南，但是在「入京」上调中央后，在人事安排、调动上，也尚能公正地未谋一方之私。[1-133]邓在处理公务上显现出来的才干，更是有口皆碑，常教地方领导人叹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李井泉长期担任四川领导人，后来升任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有「西南王」之称。据李井泉的旧属回忆：李「对于邓小平的思想敏捷、决策果断、作风务实称赞不已，常对我们讲总书记是我们党的一个人才。所以有些工作，他要听邓小平的意见」。[1-134]1960年出任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也曾评论邓小平：「能力强」、「说话简明扼要」、「不说废话」，「处理问题干脆果断，从不拖泥带水」。[1-135]张平化亦表示过：「邓小平处理问题不啰唆，真有政治家的作风。」[1-136]陶铸的妻子曾志则有如下的回忆：

陶铸同志对小平同志很尊重，他说小平同志这个人非常聪明，看问题看得很深。另外一方面，他又很轻松，我们一天都是忙得不得了，有的抓不到要点，他很轻松，他什么事情都很轻松。但是他一抓问题就抓住核心，而且抓得很紧。他从内心尊重小平同志。[1-137]

鉴于邓小平厚实的政治后台与自身的领导才能，地方领导人在其领地中传达中共中央工作指示时，中央总书记的讲话与指示是强调的重点与行动的指南。[1-138]他们在省内推行政策遇到阻力时，有时甚至会抬出邓小平，以经其同意为由，要求下级贯彻执行。例如：刘建勋在「大跃进」后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为收拾、扭转运动在该地所造成的困难局面，主张采取「借地渡荒」（借一些集体耕地给农民，让之结合自留地、荒地自行进行生产并自享收成）、牲口包养到户等政策。但刘建勋一开始在推行相关政策时，在省内遇到异议之声。刘指出：「点子〔借地〕是我们出了，可是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个情况已报告到中央，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少奇同志也同意，借地三年以后，搞好了，我再报告中央。你们比我还革命吗？」「牲口分槽喂养，也可以包养到户。公私双利有什么不好呢？这些都是邓总书记批准的，他说：『看来很好，可以执行。』你不执行，你比邓总书记还聪明？」[1-139]

地方领导人至首都北京洽公时，不忘投其所好，携带邓小平所喜爱的地方特产；[1-140]若适逢节庆，则登门对总书记嘘寒问暖；[1-141]当邓小平视察其管区时，更是殷勤招待，力求宾至如归。[1-142]青海的王昭为了邓小平的视访，忙前忙后，从邓到西宁后下榻的地点、桌上餐饮，甚至房内的桌上摆置、床位位置，王都一一仔细安排。王在邓离开青海后，就因过度疲劳而病倒。[1-143]邓小平在中共革命过程中曾活动的省区如广西，该地领导人韦国清也精心宣扬邓的相关革命历史，要求「对学生进行教育，要学生懂得总书记是搞根据地的」。[1-144]这在「文革」中皆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邓小平除了在贯彻中央政策、彰显中央权威上发挥重要作用，邓也因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同各地首长互动、接触甚为频繁，例如：官方文件往返，开会讨论议事；地方党的领导人到北京时，也要向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或请示。[1-145]其间培养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与公私情谊。

后来从「南粤王」升作「中南王」（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曾表示：在「八大」以前，其与邓小平「仅是公事往来，交往不深」，但「邓小平担任总书记后，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了」。对邓的观感，「确实是好的」。陶铸在「文革」初调到中央，乃是邓小平向毛泽东举荐。[1-146]邓小平必也是基于其任中央总书记期间与陶铸多次的互动经验，才这样做的。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也与邓小平培养了不错的关系，邓在柯身后遭人议论时，不但仍对其继续肯定，[1-147]也对其遗孀的生活加以照顾。[1-148]陈丕显指出，「文革」前他在上海分管市委常务工作，与分管党中央常务工作的邓小平「来往很多」，并从中培养了彼此的信任感。[1-149]李井泉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多次提审，其与邓小平的「黑关系」是审问重点，李也曾被迫作「我和邓小平关系的检查」。[1-150]

邓小平与方面大员的熟稔，又更有助于邓代表中央与地方进行联系、疏通的工作，进而让邓在中共政治运作中占有一特殊而不可或缺的位置。例如：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邓小平在正式议场中不厌其烦、甚而舌敝唇焦地与地方要员周旋，促使后者能配合中央一致行动。从吴冷西（「文革」前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回忆，也能发现邓小平在会场外所从事的另一种游说。吴表示：

应该讲小平同志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是他来自地方，过去和各中央局、省委的同志关系很熟，所以他利用这种关系来沟通中央与地方的思路，这个作用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开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央局和省委书记都住在北京饭店，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或者是聊天，或者是打台球，就在这个来来往往中间，把中央和各省的思路都沟通了，这个作用是别人不能起的特殊作用。[1-151]

过问地方人事问题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基于政治或政策需要，以及情势的变化，出面对地方的党组织进行调整和改组，以求组织上的相应配合和保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地方高级领导人的去留上，邓小平可掌有重大权力。

1957年底至1958年中，中国大陆前后有12个省的党政领导遭到清洗和改组。此一波人事变动一方面肇因于整风运动在各地的铺展与深化；另一方面，也归因于当时中共中央正积极强化党在各级的一元化领导，以为「大跃进」的顺利推行创造条件，地方上的党委既横向地就地集权，也纵向地获得中央下放的权力，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载体。党中央因而要特别确保地方代理人的忠诚与顺从，也要助其除去在省内与之作对的政敌。在中共中央采取相关先行措施（preemptive measures）的过程中，在广东、浙江、河南、山东、辽宁，都可见到邓小平的身影（可参阅第二章与第四章）。

「大跃进」肇祸后，运动「灾情」特别严重的若干省份，其领导班子被重新改组，邓小平也参与其中。例如：原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的王昭被调至青海省委，实际主持该省的党政工作。据王昭自己所言，应该就是邓小平推荐的结果。[1-152]至于取代吴芝圃出掌河南的刘建勋，虽无资料说明邓小平在他的人事任命案上有否发挥影响，但最后是由邓代表中央正式对刘谈话、交付任务的。[1-153]

另外，针对「大跃进」对中国农村生产所造成的巨大破坏，邓小平甚至也对地县一级人事，进行局部调整。1962年，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决定从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抽调一批领导干部，带职下放到各主要产粮区，加强地县和基层的领导，[1-154]以使邓与中央书记处当时忙于进行的经济恢复与调整工作，更能在地方基层实现。

「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改称「四清」），[1-155]因中央内部存在分歧和前后政策的不一致，在地方上也造成了人事上的严重对立。代表中共中央处理地方领导层人事问题的邓小平，其出面处理和因应的做法，既能显现他在中央对地方人事调整权上享有的地位，也可具体反映他从事相关工作时所依循的标准和原则。

例如：贵州是刘少奇在1964年选择作为推行其「社教」运动方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的「突破口」，中共中央西南局（尤其是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便指控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的周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并将之降职。周林对此感到不服，上书党中央要求申诉。由于毛泽东对刘少奇有关「社教」的主张和作法本来就有所不满，除借机将之公诸于党内高层，更直接过问刘选择开铡立威的贵州一案。毛批评贵州「社教」运动的搞法，甚至扬言要将已被斗倒的周林「官复原职」。先前在刘少奇运动指导方针下遭到定罪的周林，更加不愿接受西南局对他所作的指控。

邓小平在此一问题上采取「首重毛泽东、再兼顾各方」的方针。首先，对周林申诉信的处理：由于周林原为贵州最高负责人，其申诉兹事体大，为示慎重，邓小平按照组织的程序，将周林的申诉信批转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征询意见；邓小平也为此特向毛泽东报告，让毛知晓贵州所发生的事情；其次，鉴于毛泽东对原定的贵州新省委人事任命有不同意见，邓麾下的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重新进行安排，表示对毛尊重；再次，针对周林和西南局之间围绕在贵州「社教」问题上的纠葛和争端，邓小平表示「不做结论」，要彼此休兵。[1-156]邓小平这种搁置争议的做法，一方面，未说周林在黔犯错，以舒缓周的怨气；[1-157]另一方面，也未明白裁示，西南局在周林和贵州问题上处置是否得宜或失当，但基本接受了西南局对主黔人事的建议以及对周林新职位的安排，避免因周林一人而对西南局领导的整体威信造成打击。

陜西也发生相似的情况。因应〈二十三条〉（全称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发出，从1965年1月中旬起，代行陜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针对陜西「社教」运动前一时期出现「左」的情形，提出一系列意在纠偏的思想和主张。以刘澜涛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称胡耀邦所提的干部政策，可能有引起翻案风之虞，因此对胡严加批评，更全盘否定他来陜西工作后的成绩。胡耀邦在身心俱疲、心力交瘁之下，被叶剑英带回北京养病。

对于胡耀邦和西北局之间同样因「社教」方针更易而引爆的冲突，原定由中央书记处召集争执的双方进行讨论，然而，1965年10月6日，邓小平指示胡耀邦：「你们的争论摆下，不要谈了。」「他们〔西北局〕说的不算」，也表示中央无必要为胡做结论。邓要胡「不要回陜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外分配工作。」[1-158]易言之，邓小平的做法就是将「谁是谁非」的问题束诸高阁并隔离双方，避免彼此对立激化、扩大。邓小平的主要考虑，与其在处理贵州问题上颇为相似，亦即避免「支持一位，伤及一片」的情况，并让地方的党系统赓续运作，不纠结于此而停顿、耽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被批判者。

邓小平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过问地方的人事问题时，也曾发生参与制造「冤假错」案的情形。对宁夏刘格平的批斗，就是一个案例。

刘格平在中共建政后即从事民族问题工作，后来出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行政首长。然而，刘格平长期以来即与时任宁夏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汪锋以及中央统战部利瓦伊汉等人之间，存在关系有欠和睦的问题。刘格平主张制作宁夏回族民族服装一事，在1960年更直接引发双方正面冲突。根据「文革」批判资料，邓小平在此事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是「拉偏架」的角色，也就是支持、进而指挥利瓦伊汉与汪锋，以刘格平制作民族服装图谋进行民族分裂活动为由，对之展开政治批斗。

1960年3月中旬，汪锋、利瓦伊汉将刘格平制作民族服装问题向邓小平汇报，邓指示：「刘格平的问题很清楚嘛！早在民委就已经很清楚了，现在应该把问题敞开谈，现在小范围内，不行再扩大。」邓小平并指示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与会助阵。3月25日至27日，北京举行小型座谈会，针对刘格平的问题进行揭批。邓小平听取座谈会汇报后表示：「小会没有解决问题，要放到扩大一些的会上去搞。」安子文、利瓦伊汉、汪锋便组成核心领导小组，在4月召开为期近一个月的「扩大会议」，继续对刘格平进行批判。4月底，邓小平再指示：「这个问题在这里解决不了，要回到宁夏去彻底解决。」

5月6日至7月3日，在中央派遣工作组坐镇指挥下，举行宁夏自治区第七次扩大会议，加大对刘格平及其从众的批斗火力。6月25日，汪锋将会议情况向邓小平进行电话汇报。邓指示汪：「要坚决地整、彻底地整、狠狠地整」。[1-159]会议进而掀起抓「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高潮，多人遭到迫害。最后，刘格平被调离宁夏，降级使用。「文革」中，刘格平即以受到「刘、邓黑司令部」政治迫害的被害者身份亮相并重新获得起用。

最后，也有案例显示，邓小平在与闻地方领导人事问题时，其中可能夹杂着他个人的好恶因素。对西藏范明的批斗即是一例。

1950年代中期，如何看待西藏政治情势与应采方针政策问题，引起中共中央高度关注，特别是中共在西藏的领导机构「中共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的第一、第二领导人张经武、张国华与第三领导人范明之间对相关问题出现严重的分歧。范明对于藏人领袖达赖及其势力一向抱以怀疑的态度，认为防阻其进行所谓分裂活动，应是中共治藏的工作重心，制度改革虽然在短时内不会展开，但也要开始着手准备；两张则不以为然，认为达赖虽然态度犹疑，但总体而言，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心向中共，因此在制度改革上，应稍安勿动以免激化情势发展。

1957年3月上旬，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召集西藏主要负责人与会针对相关问题进行研议。邓小平采纳两张的看法，决定对中共在西藏的工作采取大幅缩减力量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大下马」。对此，范明表示反对，不但上书毛泽东，明言邓小平所制定的中共在藏实行收缩、缓和政策的可能负面后果，之后更干脆直接给邓本人写信，强调其领导中央书记处所作的相关政策，已让当地心怀不轨者趁势发展、更行猖獗，也直指西藏工委内部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范明指控的两张皆来自中共建政初期由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范自己则来自西北局）。邓小平因而决心惩治范明。邓小平在1957年秋冬授意两张在西藏工委展开针对范明的党内整风，[1-160]并在1958年3月2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西藏党内的整风问题。[1-161]范明最后被打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并革职，押送劳动改造。

「红卫兵」在「文革」中即指控：范明甚早「就揭发了达赖『外向多而明，内向少而暗』，即倾向帝国主义多，倾向祖国少，邓小平之流却污蔑为『陷害达赖，抵制中央』」。[1-162]范明晚年写回忆录提及此事时，还不敢指名道姓当年就是邓小平要整他，而仅以「中央某负责同志」名之。

小　结

如本章前文所述，中共「八大」后，在毛泽东愈加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邓小平凭借中央总书记一职，极其活跃于「文革」前中共党的组织与政治运作中：既能身处高峰、与议献策；也能掌控党机器，调遣各级干部；亦可行使党治，涉足政军与地方。

邓小平在当时中共领导层中属于身强体健的「少壮派」，「身体状况还相当地不错」。[1-163]在国外观察者的眼中，邓也给人一副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形象。[1-164]然而，因为中央书记处经手各方事务、日理万机，作为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相当繁忙，工作量极重。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在邓出任中央总书记后充任其秘书，据她回忆：「当时中央领导数他的文件最多」。[1-165]由于中央总书记工作实在过于繁重，「过度疲劳使得他患头痛病」。[1-166]对于十年中央总书记的这段经历，邓小平自己后来也尝言：「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1-167]

在邓小平入主中央书记处后，毛泽东渐次在各领域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行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验，例如：政治、思想上的整风运动，军事上的「反教条主义」运动，经济上的「大跃进」运动。在对外关系上，中共在国际共党外交中也注入更多的自我要求而与苏联渐生摩擦。邓小平即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深深地介入相关的运动与政策之中。

注释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上册，页12、14–15、24。 [1-2]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页6–7。 [1-3]胡乔木就强调：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都曾比较长期或短期地在外国，在欧洲生活过、学习过、劳动过」。相关的旅外经验，「在革命战争年代大概不显得那么重要，可是到了建设时期，就显出了差别」。〈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1983年5月14日），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208。 [1-4]1926年邓小平到苏联后所写的中文自传中表示：在他16岁出国以前，「生活浪漫」、「不喜欢读书更是我的特长」；他在法国才逐渐介入政治活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动机是为了「赶时髦」。余敏玲：〈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1998年6月），页122。 [1-5]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编印：〈法国共产党之研究〉，《专题研究》，第41期（1956年12月31日），页27–28。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1974年讨论中共中央人事问题时，也曾以「法国派」称呼周恩来与邓小平。载《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2060。 [1-6]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页122。 [1-7]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页160–161。 [1-8]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页145、147。 [1-9]李雪峰回忆：「1966年8月至9月间，中央召开了一次生活会，林彪诬陷小平同志，一条是与『四野』争功，说《毛泽东选集》上著名的一段史实，是『四野』的，可邓说是『二野』的。二条是邓在『红七军』时临阵逃跑。对这些『揭发』，小平同志似乎没有听见，眼睛瞅着天花板抽烟。」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上册，页225。 [1-10]〈从「红色教授」到「红色大使」——采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载郭战平、赵曦主编：《真情见证：开国领袖的亲情家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页247。 [1-11]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页303。 [1-12]「文革」中，「红卫兵」批判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期间在视察贵州遵义时，「恬不知耻」地自我冒充为遵义会议的与会者。对此指控，邓小平后来表示：「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煞不了我一份光荣。」〈刘邓丑闻〉，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主办：《8・15战报》，第20期（1967年5月12日），版3。钟文、鹿海啸编着：《百年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上卷，页278。 [1-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474。 [1-14]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页438。 [1-15]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550–551。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185–237。 [1-16]〈临时登记卡27676〉，国史馆，全宗名：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卷名：邓小平，典藏号：129000045607A。 [1-17]《毛泽东传（1893–1949）》，页774。 [1-18]例如：1947年10月22日，在安徽合肥的李品仙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表示：「现刘匪驻麻西之马中岑，政委邓小平驻麻埠附近小岗子。」国史馆，全宗名：蒋中正总统文物，卷名：武装叛国（一四七），典藏号：002-090300-00170-119。11月21日，在湖北武昌的万耀煌致电蒋表示：「刘伯诚﹝作者按：『诚』系误字，应为『承』﹞与邓小毛﹝作者按：即为邓小平﹞两匪于巧日曾在上巴河宿营，皓日向马鞍山窜去。」国史馆，全宗名：蒋中正总统文物，卷名：武装叛国（一四八），典藏号：002-090300-00171-290。1948年4月23日，在河南开封的刘茂恩致电蒋表示：「据俘匪供称刘匪政委邓小平、伏牛山区政委姜宗仁、匪六区专员郭思敬及各伪县长于卯时起在南名西李青店召开军事会议。」国史馆，全宗名：蒋中正总统文物，卷名：武装叛国（一五八），典藏号：002-090300-00181-204。 [1-19]洪小夏、刘俊平：〈淮海战役总前委辨析〉，《史林》，2009年第3期，页101–110。 [1-20]宋毅军：〈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述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研究述评》（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上册，页186。 [1-21]行政院设计委员会编印：〈匪帮最近的重要人事调整〉，《匪情研究资料》，第7辑（1953年3月），页44–45。 [1-22]宋毅军：〈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述评〉，载《邓小平研究述评》，上册，页187。〈万里谈邓小平〉，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编：《话说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120。 [1-23]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可说是一个代表：「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9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载钟文、鹿海啸编着：《百年小平》，上卷，页112–113。 [1-24]关于此点，「刘邓大军」的成员皆深有同感。〈李达谈邓小平〉，载《话说邓小平》，页63–65。〈秦基伟谈邓小平〉，载《话说邓小平》，页73。 [1-25]1948年中，毛泽东要求负责各战略区、野战军的领导人，定期向中共中央呈报综合性报告。毛曾转发邓小平遵照相关指示办理的报告为范例，强调：「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批评林彪和东北局「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载《毛泽东传（1893–1949）》，页886。 [1-26]例如：针对「二野」部队在进军西南时所出现的畏苦怕难情绪，邓小平指示：「凡是县以上干部，不愿到贵州去的，一律开除党籍。」刘铭简：〈打开进军西南的大门——解放贵州〉，载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邓小平与大西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75–76。秦基伟亦回忆：「小平同志处理问题非常严肃，毫不含糊，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抓住了你就得从严处理，那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在原则问题上他毫不含糊，也不管你是谁，铁面无私。他在处理问题上能『严』，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叫你不敢。」「小平同志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严是培养人才，严是培养过硬的战斗作风，严才能出战斗力。」〈秦基伟谈邓小平〉，页83。 [1-27]对日抗战期间，贺龙的晋西北根据地经济困难，邓小平在太行根据地自身也处困难的情况下，仍号召节约物资以支持晋西北。「事后，中央又把刘邓支持贺老总的情况发了通报。」〈秦基伟谈邓小平〉，页77。1949年，共军进军大西南时，邓小平特意指示「二野」「礼让」贺龙的部队，让之进驻成都。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思想与实践研究述评〉，载《邓小平研究述评》，上册，页196。 [1-28]对于邓小平领军前进并坚持在大别山的军事行动，陈毅即曾高度评价：「正因为刘邓在大别山拖住敌人，各地才能顺利转入进攻，打了不少胜仗。要记功的话，各地只能记一半，另一半要记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战员身上。」宋毅军：〈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述评〉，页182。贺龙对于邓小平也赞誉有加。他在1952年西南军区党代表会议上表示：「有人说西南军区党委是成熟的，我认为最成熟的是邓小平，西南只有邓小平精通马列主义。」〈打倒篡党篡军篡政的阴谋家贺龙〉，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编辑部编：《新北大》，第28期（1967年1月20日），版3。 [1-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上册，页603–604。 [1-30]关于一线、二线的安排，毛泽东自己曾作过解释：「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印：《毛泽东思想万岁》（台北：1974），页657–658。另外，有学者指出：可以选择居于二线者，仅限于毛泽东一人，实际上，毛也没有真正完全地退居二线，因为处于一线的其他领导人皆深知大权紧握在毛手里。Frederick C. Teiwes,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34 ( July 1995): p. 59. [1-31]林蕴晖：〈高岗事件与中共高层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上的分歧〉，《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总第78期），页62–68。 [1-32]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在1953年初曾发展到要高岗亲自查看存放在沈阳的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当地被捕的情况。载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页321。高岗将此解读为毛对之的特别信任，再加上高当时甚受毛所重用，让之心生暗中活动扳倒刘的企图。邓小平后来回顾此事就表示：「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载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页261。在高岗政治倒台后，毛泽东在党内一再拉拔邓小平，虽尚不至于是毛心想用邓取代刘少奇，但毛应该至少是有欲抬邓以制衡刘的意图。 [1-33]〈关于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请邓小平多管一些的批语〉，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4册，页72–73。 [1-34]更详细的讨论可参阅：钟延麟：〈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之角色与作为〉，《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22卷第4期（2010年12月），页521–562。 [1-35]毛泽东曾表示：「从高饶问题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罗荣桓、邓小平、陈云。」王力：〈毛泽东谈罗荣桓〉，载《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上册，页315–317。 [1-36]1954年春，邓小平参加对高岗、饶漱石的约谈，并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主持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1955年3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上卷，页325–331。 [1-37]安子文在1966年写的《自传》中表示：「邓小平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三年间，是组织部工作很顺利的时期。」载陈野萍、韩劲草：《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108–109。 [1-38]李雪峰：〈从建国初期到「文革」期间」〉，载李颖、程美东主编：《与邓小平一起亲历历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页205。 [1-39]中央秘书长会议的职责为：「代中共中央处理日常工作」，具体负责协助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研究处理党和群众工作方面的日常事务，以及政治局（书记处）交议或交办的其他事项。中央秘书长会议定期开会议事，中共中央许多决定的重大事项，多先经该会议研究讨论，提出方案或拟出决定草案，再交中央审议通过。李林：〈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沿革与功能变迁〉，《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页15–16。 [1-40]"Notes on Leading Personality in China (1955),"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FO371/114984, p.116. [1-41]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页121–122。 [1-42]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42。 [1-43]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上册，页221。 [1-44]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上册，页521。 [1-45]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邓小平得票比周恩来高，还引发一些感到好奇的议论。〈山东、河南、天津、武汉等地机关干部和民主人士对「八大」的反映〉，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总第2015期（1956年10月10日），页853–854。 [1-46]对内方面，1957年1月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中四次提到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特别是最后一次，在整个讲话的结尾部分，毛呼吁全党要照辩证法办事，更强调「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5卷，页330–362。对外方面，1958年夏，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访问中国大陆，毛泽东与邓小平同之面谈。毛向赫氏介绍：「这是邓小平同志，我们的总书记，你别看他个子小，但是他是我们淮海战役的总指挥呀，前委书记，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所以今天由他来主要跟你谈。」阎明复：〈阎明复谈邓小平〉，载《话说邓小平》，页165。 [1-47]台湾国府方面，蒋中正甚早就开始注意到邓小平在中共高层中地位的变化。他在1953年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共匪财长薄一波与徐国栋被整肃，继任者邓小平与方毅应加研究。」Chiang Kai-shek Diaries,〔50.10〕1/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对于邓小平在1950年代中期的步步高升，在中共召开「八大」的来年，台湾所作的一个对中共政要的调查中，即针对邓表示：「邓匪近年来连任要职，为匪党中擢升最快者。」对共军事研究会编印：《朱毛匪军重要人物调查》，1957年12月，页377。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在1957年的相关分析是：「中共高层机构增加了新鲜血液」，「最值得注意的个人提升就是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13位原政治局成员中很明显是年纪最轻的，却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中情局对中国现状及至1961年前发展的情报评估〉，1957年3月19日，载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第1卷，页75。 [1-48]相较1945年中共「七大」的党章，中共「八大」的党章中并无提及「毛泽东思想」。此一变化常被认为是含有针对、限制毛泽东个人及其权力地位的用意；负责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刘少奇与修改党章报告的邓小平，则被看作是此事的主要运作者，并让毛泽东感到不快。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中共「八大」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乃是出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的共识，例如：为了照应国际的影响，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个人崇拜的批评，所作的相对调整。载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页361–368。因此，并无存在刘少奇、邓小平借机贬抑毛泽东，以及毛因此事对刘、邓怀恨在心的情况。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与其后受到毛泽东重用一事，本身即可以反映此事没有对毛、邓关系产生负面的政治影响。 [1-49]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卷，页252。 [1-50]《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页1318。 [1-51]关于1958年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情形，胡乔木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坐定后，毛泽东现身会场表述自己的意见后，即又离席。政治局会议则就毛的指示进行讨论。胡并多次提到，自此以后，政治局开会时，都是毛总结、拍板定案，而无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形。卢之超：〈回忆乔木〉，载杨尚昆等着：《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页164–165。 [1-52]此乃根据当代中国史学者李海文对李雪峰秘书黄道霞的采访。 [1-53]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241。 [1-54]此即毛泽东所说的：「很多事情要在那里〔中央书记处〕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7卷，页112。 [1-55]王光美：〈王光美谈邓小平〉，载《话说邓小平》，页154–156。有关邓小平与刘少奇在「文革」前中共政治中，特别是在一线领导内的互动与关系问题，可参阅：钟延麟：〈刘少奇与邓小平关系之研究（1952–1966）〉，《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4期（2010年11月），页115–164。 [1-56]李林：〈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沿革与功能变迁〉，《中共党史研究》，页14。 [1-57]〈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1983年5月14日），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页206。 [1-58]李雪峰：〈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段回忆〉，《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总第297期），页9–10。 [1-59]中国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者（A君）提供的信息。（北京，2007年1月） [1-60]当时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阮铭所提供的信息。（台北，2006年11月22日） [1-61]谭震林因「大跃进」农业政策失当，欲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进行个人检讨，邓小平批示，由作为一个集体的中央承担责任即可。载董保存：《谭震林外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页183。 [1-62]王稼祥因为身体需要长期休养，遂向邓小平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要求半工作、半休养，得到了批准。在这种情况下，王稼祥召集中联部各位副部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商量研究后拟订：对中联部的日常事务，今后由刘宁一、伍修权等人负责；中联部凡有重要问题需要请示中央，写明「稼祥并报中央」，先由他阅批后再送中央审批；如果遇到重大问题，则约集副部长等人在王稼祥处交谈研究。对于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则根据王的身体情况再决定是否参加。这些都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载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页359。 [1-63]李锐：《李锐谈毛泽东》（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5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119。 [1-64]依据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杨尚昆的日记，中央书记处一周开会三到五次不等，甚至也有连天开会、一天内接连开会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中央书记处开会的密集度，在「文革」前中共中央的核心组织中居冠。 [1-65]〈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载湖南大学文革筹委会宣传组、湖南大学东方红联合指挥部宣传组、高司湖大总部宣传部编：《大字报选》，第26期（1967年5月15日），版4。 [1-66]苏维民：〈杨尚昆谈在中央办公厅二十年〉，《百年潮》，2008年第7期，页19。 [1-67]李颖：〈新中国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上的杨尚昆〉，《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页154。 [1-68]1955年1月，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的建议下，在中央书记处之下成立第一办公室（主要承担中央书记处直接交办的工作与调查研究任务）、第二办公室（主要分管农业、林业、水利工作的调查研究与书记处交办的工作）、第三办公室（主要分管工业、交通的调查研究与书记处交办的工作）、第四办公室（主要分管对群众团体工作的调查研究）。这四个办公室在1956年12月被撤销、改组。载郑谦、庞松、韩钢、张占斌：《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页63–64。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5卷，页67–68。 [1-69]《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页1318–1319。 [1-70]康生在正式补选进中央书记处以前，即是1958年设立的中央文教小组的一员，而后兼任隶属该小组的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因此，康生在中央书记处内的分工，除外事以外，尚有宣传教育。 [1-71]《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614。 [1-72]金冶主编：《回忆谭震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页424–425。谭震林在「文革」前宣扬邓小平的讲话并对邓的工作指示予以重视，例如：在林业问题上，谭震林对于1964年邓视察东北林区时所肯定的生产经验（「采育双包」，也就是将采伐与育苗包工给工人）大加推广，在「文革」中成为其被批判的「罪行」之一。〈谭震林在林业系统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林业部东方红公社《东方红》编辑部：《东方红》，第2期（1967年9月28日），版4。〈谭震林罪行录〉，首都红代会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北林东方红》，第9期（1967年3月20日），版3。 [1-73]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246。 [1-74]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页221。 [1-75]杨尚昆：《杨尚昆日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上册，页395。 [1-76]《彭真传》编写组、田酉如：《彭真传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页220。 [1-77]Pitman B. Potter,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83. [1-78]文辉抗、叶健君主编：《新中国第一代：省（市、区）委书记、省（市、区）长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上册，页12。 [1-79]项淳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载李海文、王燕玲编着：《世纪对话——忆新中国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页129。 [1-80]〈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毛泽东思想万岁》，页661。 [1-81]邓小平：〈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摘录）〉（1968年6月20日），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1-82]1967年4月，李富春揭发邓小平支持「单纯财政观点」，在1962年「对『三面红旗』刮冷风，不要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为纲，搞分田到户、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李富春同志谈毛主席经济方面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国务院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主编：《财贸红旗》，第7期（1967年8月11日），版3–4。同年8月，李先念也指控邓小平犯的「一系列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篡党、篡国、篡政，夺无产阶级的权，专无产阶级的政」。李先念：〈我的检讨〉，国务院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主编：《财贸红旗》，第9期（1967年8月30日），版2。同年2月8日，谭震林表示：在1960年至1966年，「每逢双数年是刘、邓反动路线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最厉害时期」。〈周总理和谭副总理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讲话纪要〉，载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国家测绘总局二分局计算队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选编》（北京：1967年3月），页48。 [1-83]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对于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与中央各部门的关系，有一颇符合实际的分析：「党的所有政策和指示都来自毛、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局」，书记处「负责这些指示在党的下级机关或者政府部门的贯彻执行。书记处受到十个或者数目不定的中央部门的协助，分别处理职能性质的工作（外国情报、宣传、党的组织、意识形态培训、妇女工作、青少年工作、统战工作，与国外共产党的联络）」。〈中情局关于中国及其当前问题的情报手册〉，1966年1月1日，载《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3卷，页513。 [1-84]《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页1328。 [1-85]《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342。赵生晖：〈1965年中央组织部关于党的建设的三个报告的形成过程〉，《中共党史数据》，第52期（1994），页12–14。 [1-86]〈把刘、邓氏党组织连根拔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东方红》，第18号（1967年1月31日），版3。 [1-87]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战士记录整理：〈周总理的讲话：2月1日于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主办：《红铁道》，第3号（1967年2月11日），版3。 [1-88]邓小平表示：「总的方针，我们统战部管的这一套，中央也好，地方也好，我们统战部门也好，是搞对了的，搞得很有成绩」，「总的方针、总的方向是搞对了的」。〈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216，目录号1，案卷号122，页3。 [1-89]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275。 [1-90]1928年春，邓小平与张锡瑗结婚。此段婚姻因张在1930年去世而结束。邓小平为其妻妹张晓梅介绍婚姻，对象即是徐冰。邓、徐两家直至「文革」前一直保持密切、友好的关系。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页152–153。 [1-9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673–674。 [1-92]《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416。 [1-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册，页1396。 [1-94]随着各中央领导小组成立并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大口的业务工作，党中央各部门的职能也相应扩展，由原来的主在管理对口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干部，更进一步地管理后者所负责的业务。例如：中央工交部管理工业、交通运输与基本建设；中央财贸工作部管理财政、金融与税务；中央农村工作部管理农业、林业、水利与气象。载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34–35。 [1-95]中国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者（B君）提供的信息。（天津，2008年4月） [1-96]李雪峰回忆：「党的『八大』，我被选为中央书记，书记处几乎天天有会，总理也参加，但他责权分明，主要抓国务院的工作，中央书记处主要是小平同志负总责。」赵春伟：〈纪念我敬仰的首长李雪峰同志——回忆在李老身边工作的一些往事〉，载《李雪峰纪念文集》编辑组：《李雪峰纪念文集》（北京：未出版，2007年），页407。 [1-97]有关邓小平与周恩来在政治上的互动与关系的议题，可参阅：钟延麟：〈中共建政后周恩来与邓小平关系之研究（1949–1976）〉，《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2期（2009年11月），页169–220。 [1-98]〈薄一波同志1月7日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221，目录号4，案卷号8，页92–95。 [1-99]〈钱信忠三反罪行录〉，卫生系统革命造反派《全无敌》编辑部主办：《全无敌》，第8期（1967年5月12日），版4。〈钱信忠三反罪行录之二〉，首都医革会健康报延安公社《全无敌》编辑部主办：《全无敌》，第9期（1967年5月19日），版4。 [1-100]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香港：明报出版社，1991），页681–682。 [1-1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中卷，页410–411。 [1-102]《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419。 [1-103]《杨尚昆日记》，上册，页324。 [1-104]《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477–1478。 [1-105]《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479。 [1-106]中国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者（C君）提供的信息。（天津，2008年4月） [1-107]《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335、1342。 [1-108]郑文翰着，王焰、王业志、王承光补注：《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页191。 [1-109]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下卷，页634。 [1-110]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687。 [1-111]《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336。 [1-112]《王力反思录》，下册，页941–942。 [1-113]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页244–245。 [1-114]《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页250–251。 [1-115]聂荣臻曾为「部院合并」问题向罗瑞卿激动地表示：「把我的意见再给中央反映一下嘛，我也是一票嘛！」载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页268–269。 [1-116]针对聂荣臻对于「部院合并」提案的不满情绪，根据「文革」批判材料的揭发，邓小平强硬地表示：「大将为什么不可以指挥元帅？」也就是在相关问题上，表达对罗瑞卿意见的支持。〈打倒篡军反党野心家罗瑞卿——彻底清算罗瑞卿摧残国防科研事业的滔天罪行〉，「1025」批斗刘邓贺罗筹备处：《1025战报》，第6期（1967年9月19日），版2。 [1-117]罗瑞卿在「文革」中遭指控：「1965年4月，林副主席明确指示，军队六级（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经过军委常委同意，然后才上报党中央，但罗瑞卿公然反对林副主席的指示，根本不请示报告林副主席和军委常委，就自作主张报告邓小平批准。」北工红旗720部队：〈罗瑞卿篡军反党迫害林彪同志的十大罪状〉，北京工业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红代会北工红旗编辑部：《北工红旗》，第62期（1967年9月6日），版3。 [1-118]〈萧华与刘邓黑司令部的关系〉，石家庄鲁迅（狂人）公社红卫兵第二革命造反司令部、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首都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狂人、北邮东方红联合版》（1967年9月4日），版4。 [1-119]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罪行录〉，北京矿业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京矿院东方红：《东方红》，第98期（1968年5月1日），版8。 [1-120]〈把张达志揪出来剥皮示众——张达志三反罪行一百例〉，甘肃师范大学革命造反总部编：《东方红战报》，第14期（1967年6月21日），版2。〈把张达志揪出来剥皮示众——张达志三反罪行续编五十例〉，甘肃师范大学革命造反总部编：《东方红战报》，第16期（1967年6月28日），版3。 [1-121]所谓「五风」指的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以及对生产的瞎指挥风。 [1-122]罗东进：《我的父亲罗荣桓》（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页357。 [1-123]刘汉、黄瑶等着：《罗荣桓元帅》（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页933–937。 [1-124]邓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顿〉，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33。 [1-125]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36。 [1-126]《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页65。 [1-127]《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页355。 [1-128]「文革」期间，贺龙因其与邓小平的关系问题，被多次揭发与批判。有「文革」小报指称：「贺对邓大肆吹捧、百般奉承，经常宣扬总书记如何如何，屁大的事也要找邓小平。」贺龙也被指控曾主张军队院校应邀请邓小平、刘少奇、彭真等人到校作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并强调「他们的报告是靠得住的！」〈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北邮东方红》，第47期（1967年8月12日），版4。 [1-129]贺龙被揭发伙同罗瑞卿、彭真在1964年至1965年整肃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以为邓小平报一箭之仇。莫文骅被指控在1945年曾揭发邓脱队「红七军」、自行离去的历史问题，负责调查的工作组就批判他：「从反邓总书记的性质看，是反党性质的错误」；「对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缺乏阶级感情，对刘主席、彭真、贺龙，特别是对总书记邓小平造谣诽谤」。〈贺、罗在政治学院64年整风中的罪恶勾当〉，红代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方红》编辑部：《东方红》，第45期（1967年8月30日），版3–4。〈打倒篡军反党分子贺龙——贺龙的部分罪状〉，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星火燎原》，第3期（1967年1月18日），版2。〈打倒党内反党篡军的大头目——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井冈山红色造反团：《井冈山战报》，第3期（1967年1月16日），版1–2。对于此事，莫文骅在回忆录中给的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说法。莫表示：其因为对林彪的指示阳奉阴违而被林派人批斗，「诽谤原红七军某领导人」也确实是他被批判的一项重要罪名。然而，莫坚称：他在1945年所主持的《红军第七军简史》里，根本没有「诽谤原红七军某领导人」的话，此乃工作组「把自己说的话，强加给小册子，迁罪于我。」莫被批判、撤职后，被指派到福州军区降级使用。莫表示：在他准备赴任之际，正值「文革」激化发展的政治变局。叶剑英突然告之：「你的问题可以平反了，你也可以不走了。」载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页675–678。引人好奇的是，「文革」初期，林彪在政治上如日中天，当初若真的是林要整莫，莫何以能在斯时全身而退呢？另外，根据王力的说法，莫文骅在「文革」中曾写信揭露邓小平，说邓当年是逃跑；张云逸也跟进写信证明此说。载《王力反思录》，下册，页733–734。 [1-130]韩哲一：〈魏文伯、陈丕显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滔天罪行〉，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大会专刊》，联合版第5期（1967年4月13日），版2。〈张平化的自白〉，湖南大学文革筹委会宣传组、湖南大学东方红联合指挥部宣传组、高司湖大总部宣传部编：《大字报选》，第17期（1967年3月22日），版2。〈益阳地委书记周继舜交代和揭发张、王、苏「三家村」的反革命罪行〉，湖南大学文革筹委会宣传组、湖南大学东方红联合指挥部宣传组、高司湖大总部宣传部编：《大字报选》，第18期（1967年3月28日），版4。 [1-131]此乃根据「文革」中对原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的揭发。〈万晓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集〉，河北大学毛泽东思想「八一八」红卫兵《八一八战报》编辑部：《八一八战报》，第54期（1967年3月16日），版1。 [1-132]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页452。另外，根据「文革」的批判材料，在1957年一次广东省委会议上，陶铸曾带着激动的情绪表示：「有人要学习毛主席，那么容易？能够学到邓小平那样就很不错了。」红代会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报：《北京公社》，第34期（1967年8月8日），版4。 [1-133]Frederick C. Teiwes, Provincial Party Personnel in Mainland China 1956–1966 (New York: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67), pp. 20, 30, 80. [1-134]许梦侠：〈回忆李井泉在四川的工作〉，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李井泉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页168。 [1-135]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伐宋兵团》：〈坚决打倒东北地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宋任穷：彻底揭露宋任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之一）〉，东北工学院红旗红卫兵造反团东工红旗编辑部：《东工红旗》，第4期（1967年7月10日），版1。 [1-136]〈益阳地委书记周继舜交代和揭发张、王、苏「三家村」的反革命罪行〉，湖南大学文革筹委会宣传组、湖南大学东方红联合指挥部宣传组、高司湖大总部宣传部编：《大字报选》，版4。 [1-1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百年小平》（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页260。 [1-138]例如：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被揭发1963年在传达中共中央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时，「只用了几句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而用了大量篇幅宣扬黑帮分子刘少奇、邓小平的黑指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植霖在我省城乡四清运动中的反动嘴脸〉，青海省东方红公社、东方红红卫兵指挥部主办：《东方红》，第9期（1967年3月18日），版3。吉林省委第二书记、曾代理第一书记的赵林被揭发曾宣称：「在企业里踏踏实实地工作，不要敲锣打鼓的贴大字报的群众运动」，「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办企业要驴打滚」，「要办有高利润的工厂」，「这是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打倒吉林省党内头号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赵林〉，《长春公社》报编辑部：《长春公社》，第16期（1967年9月2日），版2。 [1-139]〈刘建勋是人？还是鬼？〉，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主办：《中州烈火》，第12期（1967年6月10日），版3。 [1-140]例如：李井泉在「文革」中被指控：「每次到北京，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约邓小平会见，汇报情况，密谋策划。」「李井泉对邓小平的孝敬，也是无微不至的」，「邓小平不吃别地的大米和橘饼，专吃川西『麻麻谷子』大米和内江的橘饼，李井泉每年都用飞机专递」。〈李井泉与刘邓黑司令部的联系〉，红卫兵成都部队成大支队成都大学八三一战斗团：《八三一战报》，第24期（1967年6月6日），版4。 [1-141]中共青海省委第一、第二书记杨植霖与王昭被揭发：1963年春节，两人「一道登门拜访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向这个刘家黑店的二掌柜请安问好」。〈杨植霖是从哪个山头上来的？〉，青海省东方红公社、东方红红卫兵指挥部主办：《东方红》，第7期（1967年3月11日），版3–4。 [1-142]贵州的贾启允在「文革」中就曾因此一问题被揭发与批判。〈邓小平「游黔」侧记〉，湖南大学文革筹委会宣传组、湖南大学东方红联合指挥部宣传组、高司湖大总部宣传部编：《大字报选》，第26期（1967年5月15日），版2。 [1-143]尹曙生：〈省长王昭之死〉，《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页11–12。 [1-144]〈广西土皇帝韦国清罪恶滔天〉，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首都红代会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四二二战报、东方红》，第44期（1967年8月26日），版2。 [1-145]例如：中共在西藏的领导人谭冠三，赴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西藏的状况，邓小平即代表中央对之工作表现予以评价。关良桂、夏明星：〈谭冠三中将在西藏〉，《党史文苑》，2006年第10期，页27。 [1-146]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页449、452。 [1-147]针对有人要编写《中共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将柯庆施视为对立面的代表人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请示邓小平，邓表示：「柯庆施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人。」相关编写计划因而不了了之。邓伟志：〈评柯庆施〉，《江淮文史》，2004年第1期，页16。 [1-1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页646；下册，页1058。 [1-149]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页231。 [1-150]〈彻底打倒西南的赫鲁晓夫——李井泉〉，红卫兵重庆警备区重庆大学红卫兵八一五战斗团主编：《8.15战报》，第61期（1968年4月20日），版1–2。 [1-151]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320。 [1-152]「文革」中，王昭表示：「有人说，我来青海是罗瑞卿介绍的、彭真批准的。这话不确切。」「后来我听说过邓小平曾向中央说过：『青海选这个人去很适合』。」〈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八月三十一日审问王贼笔录〉，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编：《大批判》，第3期（1967年9月3日），版4。 [1-153]邓小平在谈话中对刘建勋表示：「建勋啊，你命苦，57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刘立强：〈「信阳事件」后刘建勋在河南〉，《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页64。 [1-154]郑仲兵、盛平：《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香港：时代国际，2005），页197。 [1-155]此一运动乃是1963年初中共中央为防止中国大陆城乡地区冒出「修正主义」而发动的。其内容从原本的「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后来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1-156]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页75–89。另外，感谢高华教授就此问题与作者所作的交谈与提供的意见。 [1-157]周林：〈贵州「四清运动」的几个问题〉，政协贵阳市委员会网站：http://www.gyszx.gov.cn/wenshi/showDetail.asp?id=1795（2010年8月登入） [1-158]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主编，唐非撰：《胡耀邦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1卷，页388–389。 [1-159]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关于「反地方民族主义」项目调查团，〈妖为鬼蜮必成灾——撕开刘、邓黑司令部迫害刘格平等同志的黑幕〉，首都红代会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民院东方红》编辑部：《民院东方红》，第32、33期（1967年10月20日），版3–6。 [1-160]范明着，郝瑞整理：《西藏内部之争》（纽约：明镜出版社，2009），页371–375。 [1-161]阴法唐：〈邓小平同志与西藏和平解放〉，载杨国宇、陈斐琴、陈鹤桥、刘备耕编：《二十八年间三编——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页38–39。 [1-162]〈西藏叛乱与邓小平〉，全国赴石五湖四海战斗兵团：《捉鳖》，第10期(1967年9月19日)，版2。 [1-163]王凡、东平：《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页276–277。 [1-164]一名英国外交官在1956年底记录其所观察到的邓小平：「他是一位个子小、精神饱满、圆头，并看起来十足强悍的人。」"Leading Personalities in China (1956),"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F O371/120875, p. 88.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在1964年则对邓小平有如后的描述：「邓小平身材矮小、脖子粗短，他在休息的时候像彼得・洛（Peter Lorre）。他精力旺盛、敢作敢为。」洛氏乃为一美国电影演员，通常扮演邪恶的角色。〈中情局关于中国领导层与接班问题的分析报告〉，1964年3月20日，载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2卷，页89。 [1-1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永远的小平：卓琳等人访谈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页31。 [1-166]《百年小平》，页231–232。 [1-1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略》（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