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跃进」前期高扬红旗（1958-1959）

从中共建政至1958年以前，毛泽东对经济工作过问不多，这方面的事务主要由政府领导人周恩来、陈云主持与掌握，甚至曾发生毛的意见不被尊重的情况，「反冒进」就是最突出的例子。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中共「八大」决定全力发展经济与生产力，毛泽东想要加快发展速度与扩大投资规模，但周恩来与陈云均以为已被授权，而在1956、1957年的经济布局与计划上，坚持实行讲求均衡、稳步发展的「反冒进」方针与政策。

随着1957年中共的整风运动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告捷」，以及1957年冬季数千万的农民在兴修农田水利上所表现出的高涨民气，^[4-1]再加上受到苏联提出经济赶超美国的计划的影响刺激下，毛泽东将心思转至经济发展与技术革命上，并希望短时之内就能大有斩获与建树。毛泽东为了让中共领导层能够尽早领悟与接受他的「多快好省」经济主张，1958年初他决定在中共高层内部进行整风，名义上是针对「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反冒进」政策的主张者。^[4-2]毛痛斥此前两年的「反冒进」经济政策，认为它耽搁、贻误了经济的发展，并且对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国务院领导人，以至仿苏而建的整个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严加责难。

毛泽东主导的反「反冒进」，造成两大政治后果：第一、中共中央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特别是党直接介入政府事务与经济工作的管理，具体的组织安排就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指挥国务院行事，后者听命前者并依其部署执行；第二、「大跃进」运动的形成与登场（其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因此又被称为「三面红旗」运动）。

讲求高速、多产的「大跃进」运动，被中共官方高度标榜为中国自产的强国富民、建设社会主义甚而通往共产主义的快捷方式与良策。其含有一个不明言的国际竞赛企图：中共以自创的方法，在建设社会主义上与苏联争锋，使中国后来居上地先于苏联进入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通过「总路线」、正式启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即表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一种搞法。我们可不可能有另一种方法呢？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4-3]所谓「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方法，就是透过政治运动强化党的领导，凝聚思想共识，调动党干与群众的积极性，再将之作为推进工作的关键凭借与动力泉源。然而，令中共中央大失所望的是，此一希冀在短时之内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大胆努力，不但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反而一度将国家带向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在中共上层大批「反冒进」，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构想直接插手管理政府的经济工作，指挥中共党组织与政府系统推进「大跃进」运动。本章以下首先探讨1958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反「反冒进」后政治权力的扩充，接着关注邓小平对「大跃进」主要决策出炉的参与情形，再来检视邓如何调整省级领导以为运动的推行开路，并讨论他到地方推行与视察运动的情形，之后观察邓小平如何筹划实施1959年的大炼钢铁运动，最后介绍邓与闻农业高估产与高征购的情况。

第一节　经济整风后受命领导管控国务院

从支持「反冒进」至拥抱「大跃进」

中共中央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在一定的程度上，乃针对先前所推行的「反冒进」政策而发。欲探讨邓小平对「大跃进」的态度，也必须稍带论及邓对「反冒进」看法的变化，以更连贯地掌握1950年代中、后期他在中共经济战略与政策上观点变异的痕迹。

1956年秋冬，针对中国大陆因先前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经济投资上「冒进」的过热效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得到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支持下，调整经济计划，进行「反冒进」，以追求稳健平衡的经济发展。

邓小平虽不负责「反冒进」的工作，但对于先前贪快、盲目上马的「冒进」作法亦表关注并予以批评。1957年3月，邓小平在山西曾针对当时国内供需紧张表示：问题根源在于「经验不足，一股热心，建设搞快了，产生了错误。但这是前进中的错误」。^[4-4]

同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亦指出：

但是邓小平这种倾向「反冒进」的立场，却因情势的发展难以持续，进而有所变化：

一、「反右派」运动的加温，形成不利于「反冒进」的政治气氛：中共中央在经济上实行「反冒进」之时，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着手进行以中共党内为对象的整风运动。但随着整风运动中「反右派」斗争的发起（炮火遍及党内外），「反冒进」政策陷入进退维谷的局面。因为右派的若干主张和言论近似于「反冒进」政策，在批判右派及其主张的声调日渐拉高的情况下，主张「反冒进」的人士变得难以畅所欲言。^[4-6]其困局在毛泽东对「反冒进」愈加表现出不耐时，更为恶化。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中指称「反冒进」乃是替右派制造攻击党的口实，直接对「反冒进」产生污名化的效应，致使相关政策丧失正当性。毛对「反冒进」的批评，事实上超乎1956、1957年的经济政策，而涉及更大的经济发展方针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因为毛强调：「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反映出其亟思「追求一种较高速度的新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来代替积极稳妥、讲究综合平衡的苏式道路」。^[4-7]在此背景下，邓小平纵使仍对「反冒进」抱以同情，也不得不改弦易辙。

二、同年11月，毛泽东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与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会议期间，因受苏联科技发展与赶超美国计划的鼓舞与刺激，膨胀本已有的乐观和急躁情绪，既做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也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随行在侧的邓小平耳濡目染，恐亦受感召。

三、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欲罢不能，决定在中共高层间展开一次以经济问题为主的整风。毛接连利用1958年1月的杭州、南宁中央工作会议、2月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成都工作会议、4月汉口工作会议以及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高调抨击「反冒进」政策和相关主事者，并策动其他到会者对之鸣鼓声讨，目的是：「整风挂帅，生产是中心，带动其他工作」。^[4-8]亦即在中共高干间就「反冒进」问题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明确与统一领导层内对相关问题的思想，^[4-9]然后再以之为准地领导、规划经济生产工作，并期以「下层建筑」的进展推动「上层建筑」的发展。在毛泽东立场旗帜鲜明并语带威胁下，「反冒进」变得臭不可闻，加速「多快好省」方针的回笼和躁进思想进一步的发展，「大跃进」成为新的政治风潮。坐镇地方的「方面大员」各凭本事、引领风骚，位居中央之「内廷朝臣」则争相跟进、不落人后，邓小平自不例外。

有论者指出，在以毛泽东为中心作运转的中共高层政治，当毛没有特定看法或定见时，其他领导人可以表达自身的政策偏好并从事游说；但一旦毛清楚地阐明立场后，其余领导人便难有置喙的余地。^[4-10]及早而准确地向毛表态支持，既有助自身政治地位的安全，更能获得毛的赏赐和晋升。^[4-11]毛泽东反「反冒进」、经济整风主要系针对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人，邓小平虽非毛点名批判、加以为难的对象，但是在毛对经济发展战略喜好已是呼之欲出的情况下，邓必须有更积极的表态：一方面，藉此向毛表示他已毅然决然地抛弃原先倾向「反冒进」的立场；另一方面，对毛主导的新经济建设方针宣示效忠。^[4-12]

1958年2月13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上发表讲话。此一讲话是目前所能找到最早的邓小平公然表示支持毛泽东反「反冒进」的资料。邓在会上表示：

反「反冒进」下对经济建设的乐观情绪和奋进心情，此时也已在邓小平指导工作的言论中流露。2月27日，邓在听取石油工业部工作汇报时，对于地质探勘队和钻井进尺的数目，提出加倍的要求，^[4-14]对石油工业建设的规划问题，更不无豪情地指出：

邓小平在3月成都会议上的发言，更是高调支持毛泽东反「反冒进」的主张。成都会议（3月9至26日）期间，毛多次批评「反冒进」，使得反「反冒进」成为该会的关键主题，毛的政治亲信更称之为「中央和各省党委的联合整风会议」（毛表示认可）。^[4-16]3月25日，邓小平在会上就「反冒进」问题发言，深谙整风「规矩」并能活学活用的他，既结合自身情况作自我批评，也顺应整风方向进行批评。

对于在「反冒进」问题上，自己曾有的认识滞后情形，邓小平检讨道：

为了表示自己经过此次整风「洗礼」已幡然悔悟，邓小平在会上批判「反冒进」，也饶有劲力，说其成因就是「思想里面有不好的根子」，「思想根源就是主观主义，其表现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比较两者，邓强调要注意克服经验主义。因为「老干部比较多，大家都是老资格，而且又确实有一些经验」，「不能很虚心地去学习别人的先进东西，故步自封起来」，「散布的范围比较广」。邓更指出：「对经验主义的错误绝不应轻视，要正视它的顽固性。」^[4-18]邓小平对「反冒进」的批判，表面上虽是针对一种普遍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针对个别的人士，但是由于周恩来在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时就被当作是党内「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此次又是「反冒进」的领头者，邓小平在反「反冒进」时高声批判「经验主义」，可说是以一种较委婉的方式呼应毛泽东在此议题上对周恩来的敲打。

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对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宏图，要有『好大喜功』」，「现在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只要我们有干劲，那就一定可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快，也就不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4-19]从他的言语中可以感受出其已接受毛超脱常轨、一跃登阶的「大跃进」思路。

另外，成都会议受人非议之处，还在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扬升。最广为流传也最为人诟病的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所说的「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然而，邓小平对毛泽东唱赞歌的内容，虽不较柯讲得露骨，但其捧毛的实质，是所去不远的。邓小平说：「我们在一些问题上赶不上主席的思想。与主席思想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今后还会存在这种距离。得到了教训，再没有〔距离〕了？今后还有。」「我完全赞成，自己应相信毛主席比我们高明的多。要跟上去，可以跟上。高级干部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这是真正可靠的跟上。」^[4-20]

邓小平在成都会议结束、返抵北京后，还负责在更大范围的中共高干群中散播此会整风的「丰硕果实」。4月3日、4日，邓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在首都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传达成都会议反「反冒进」的精神，^[4-21]呼吁「学毛主席的著作」，并要求「注意政治思想工作」，从思想上总结工作经验，「对缺点错误，要搞得深一些」。^[4-22]

在党对政府的领导强化后，权位大为突出

1958年春，随着「反冒进」政策和相关人物（主要任职于政府系统内）在中共党内遭受严厉批判，邓小平的地位与权力益加上扬，以体现与突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

毛泽东把邓小平及其统率的中央书记处放在国务院之上，要求其直接领导。根据邓小平的官方年谱：2月17日上午，邓小平专门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问题。在会上，彭真首先传达毛泽东所作的关于「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来」的指示。在彭真传达结束后，邓小平表示：「书记处工作范围扩大了，要有新的工作方式，把握两条，一是为政治局『挡』一些日常工作，二是不越权。」邓也简要地回顾中央书记处自1956年成立以来的工作表现：「作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一般地说，书记处过去没有越权，但及时反映情况做得不够。」^[4-23]邓要其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首重加强向中共中央「及时反映情况」的期望，是甚为殷切的。只不过事与愿违，在「大跃进」期间，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并没有及时反应情况，反而跟着政治局起哄。

为了进一步具体落实毛泽东的「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来」的指示，2月25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总理、副总理联席会议，研究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关系问题。^[4-24]

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原来并无管理经济的人事力量，为增加这方面的人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向国务院「挖角」，也就是将其管理经济事务的主要人员如副总理李富春与李先念调入中央书记处，直接受邓小平与书记处的领导与管制。这种伴随人事调动，将经济决策权由国务院向中央书记处转移的安排，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就已确认。陈云在3月21日的检讨报告中表示：「财经有关文件都经过书记处。富春、先念都参加书记处工作的。」^[4-25]李富春、李先念先前亦参与「反冒进」、后来也屡次为此检讨不已，毛泽东却要两李进入扩权后的中央书记处。毛要他俩「戴罪立功」的用意是甚为清楚的。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人事任命。该会也增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柯、李、谭在「反冒进」整风中皆是所谓的积极分子，毛让此三人进入政治局既是对之的论功行赏，也冀望他们在「大跃进」中能配合邓小平再立新功。

在发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时期，在毛泽东的运作下，原先主导国家经济建设任务的国务院，将有关权责转手交予邓小平所管的中央书记处。有资料即指出：中央书记处在1958年共召开42次会议，大多数会议都是讨论经济建设问题。^[4-26]其内容涵盖的范围，从每一季度的工业生产进度、计划项目的调整、全年度的经济计划与财政报告的内容与缴交时程、经济检查工作的安排，到城市副食品的供应、农业粮食与出口外贸会议的规划召开、重要城市的粮煤储备⋯⋯等，俨然是一「经济内阁」。

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同时决定由中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半月刊《红旗》，并要邓小平任首席编委。^[4-27]该刊创设的目的是扮演中共中央对内、对外的权威性喉舌，特别是要为中共自行开创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壮举」，加以理论包装与解释。毛泽东要邓小平牵头主持运动相关的意识形态诠释工作，可见毛对邓的器重。

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发出通知，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相关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它们直接向邓小平报告。6月8日，毛泽东在此一中共中央通知稿上加写了一段文字，划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相关职权：「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4-28]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之间权力的重整与消长，至此告成。

经过这一番密集的人事和组织调整，政府首长周恩来自觉在「反冒进」问题上犯有大错，已失层峰的信任，故提请辞职。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此加以讨论（毛泽东主持、邓小平也与会），认为周宜继续担任该职。^[4-29]周虽继续坐享总理之位，但对于蓄势待发的「大跃进」，再难提出异议；「反冒进」错误的另一「主犯」陈云，虽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然在经济事务上的权力，已大不如前，甚至出现他虽身为党副主席，但是其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必须听命于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的情况。^[4-30]

相形之下，中央书记处一跃成为规划部署的指战部和承上启下的枢纽点，领班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又因身为中央常委得以与闻大政方针的拟定，成为一个既参加最高决策又负责统筹执行的关键角色，权倾一时。或为了凸显邓小平权力调涨的新变化，中共中央在9月5日下令，在党、军及人民团体机关悬挂领袖相片时，要将邓小平像与毛泽东和其他党副主席像同时挂出、并列。^[4-31]

正因为邓小平在「大跃进」伊始即变得更加位高权重，并受命对运动进行全方位的涉入，让他与运动的诸多争议政策与做法密切关连。

第二节　参与运动决策：放权地方、「以钢为纲」与建立人民公社

下放权力，动员地方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基本思路乃在于：人民之中蕴藏着极大的生产积极性，经由正确的政治引导，可将之成功地释放、激发出来。自毛看来，相较于作风上官僚主义浓郁、思考上教条主义积重的中央上层，地方基层既有求发展、要建设的强烈意愿，也有敢突破既有思考框架的勇气。在「大跃进」的经济布局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各自的角色，相对地也须有所调整。中央要下放权力给地方，让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性，进而在经济建设上行使更重要的职权。邓小平对此表示支持，并认为如此对中央部门也甚有益处。3月25日，邓小平在成都会议上表示：

邓小平也负责对党内人士与「兄弟党」说明、解释。在前述的传达成都会议精神的4月4日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型关系，邓小平简要地表示：「中国是个大国，甚么事都集中在中央是不行的，中央只要抓住关键，抓住纲，具体怎么做，下面会搞的。」^[4-33]

5月10日，邓小平会见东德大使。由于东德实行苏联式的中央指令性经济，正是中共推行「大跃进」所欲脱离的经济发展模式，邓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的新策略时，着重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说明：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放权地方的构想，转化为实际就是成立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个经济协作区。其各自成立领导机构协作区委员会（分别由欧阳钦、林铁、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张德生出掌），并下设经济计划办公厅（办事机构），接受国家计委与经委的指导。各经济协作区的任务在于：根据区内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进而最终建成各自独立的工业体系。相关的配套措施是将各个中央工业部门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大部分地下放给地方管理。^[4-35]

关于经济放权地方的政策文件——〈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与〈关于企业、事业单位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主要制定于5月26至30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全程参与相关的政治过程。^[4-36]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将经济权大幅下放给地方后，毛泽东虽会亲自出面召集地方大员，同后者当面进行沟通与对话；作为驾驭国务院、攫取其经济管理权的中央书记处领导人邓小平，也经常扮演着代表中央出面与各经济协作区主任、地方领导人联系与商议经济问题的角色。其间，邓往往担负着为毛摸清情况、试探意向并商榷想法的任务。^[4-37]

由于地方领导人在「大跃进」中身负重责大任，不便轻易离开工作岗位，邓小平在1959年5月就婉拒了波兰方面提出的邀请中共地方领导人赴该国休息的建议。他表示：「主要是因为他们事情太多，按照我们的领导制度，党委的责任特别重大，一切重大的方针政策都是由它来决定，所以地方上的负责同志们肩负的担子很重。关于邀请休假的事，我们很感谢，只是，由于目前我们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将来再补偿吧。」^[4-38]

抓钢指标，步步加码

1958年孟夏，在毛泽东主导下，「大跃进」运动愈加出现激进以至于疯狂的一面。邓小平作为毛所倚重的助手，协助填充其对「大跃进」绮想的内容。这首先表现在邓配合毛制定指标居高，甚至华而少实的经济生产计划。

中共在「一五」期间有不错的经济表现，在「大跃进」越炒越热烈的政治气氛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简称「二五」计划）自是信心满满、意欲更上一层楼。对于「二五」计划的头一年1958年，他们不但心想要用力一搏以取得「好彩头」，也希望以之带动整个「二五」计划、抬升其所预想的生产目标。正因如此，1958年年度计划的敲定与整个「二五」计划的制定之间，不但同步进行，实质上更是紧密地扣锁在一起。

对于1958年生产计划与「二五」计划的制定，在工业生产方面，毛泽东择定钢铁生产计划为切入点，也就是以之驱动其他产业部门的计划。1957年实际钢产量为535万吨。1958年钢生产的指标却一变再变，在6月以前，竟出现三本账的变化过程：2月初，中共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624.8万吨；针对毛泽东提出的地方工业产值要限期超过农业产值的要求，各地上调自身的工业生产计划后，4月中旬，国家经委汇总报告中共中央，将钢产指标改为711万吨；前述的5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中穿插邓小平与地方要人开会座谈经济问题，钢产量的问题应包含在内），又建议将钢产量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4-39]相关的指标在步入6月后还持续爬升。

邓小平除了亲身与闻1958年钢产指标一再调升的过程，也费心地以之为基础来制定「二五」计划。6月7日凌晨4点，毛泽东致函邓小平表示：「小平同志，6、7月你应做两件事」：一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另一则是第三章详述的前去协助彭德怀「开好」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4-40]当天，刘少奇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工作安排问题，决定从9日起听取国家机关各部委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4-41]

6月9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国务院各部关于「二五」计划安排的汇报，邓小平皆到场与会。^[4-42]由于毛泽东交办邓小平负责「二五」计划布局，再加上毛在8日才作出中央领导机构职权划分的指示（国务院要根据中央书记处所作的「具体部署」来负责「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领导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才是国务院官员真正的「顶头上司」（他们的直属长官周恩来的去留问题，9日时才被中央议决）。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二五」规划时，应也会特别重视邓的意见。

邓小平在研制包括1958年当年计划在内的「二五」计划时，除了听取国务院相关部会所设想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调整。6月6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毛上呈报告：经他与华北协作区主任林铁商谈的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在1959年底达至800万吨是可能的。毛受此报告激励，7日将之批给邓小平时，在其上写道：「1962年，〔全国〕可产6,000万吨钢。」^[4-43]邓据此回过头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其他部门负责人，重新安排各自的计划以与之相应。

由于毛泽东对钢产高指标有明显的偏好，邓小平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因而对钢产指标的继续浮升，也抱持乐见其成的态度。6月17日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分管工业、交通事务）报告该年计划执行情况和核对次年生产的设想。毛泽东没出席，邓小平与其他中央常委都参加了。对于钢产目标，薄表示：1958年钢产量将达900万吨，1959年则计划为2,000万吨或2,000万吨以上。邓小平等与会者不但无人反对，反而有进一步加码的情绪和要求。相关的讨论甚为热烈，入夜以后仍方兴未艾，会议直至夜11时方结束，^[4-44]反映了一种集体躁进的倾向。

6月18日晚8时至11时半，毛泽东召集了邓小平在内的「中央全体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王鹤寿等谈话，决定再将1958年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由800万到850万吨改为1,000万吨，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确定为2,500万吨。^[4-45]隔日，毛泽东又将1958年的钢产计划干脆定为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的两倍，亦即「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对内部则提出追求1,100万吨的整数。^[4-46]

1958年的钢产目标在中共高层内部有了定案后，邓小平开始对党内各级干部进行宣讲与推销。邓小平在7月11日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钢的重要性，言其与粮食、机械并列为「三个元帅」，^[4-47]并指出1958年可年产1,000万吨的钢，更公然提倡以兴建高炉的方式土法炼钢，认为此举对于钢铁增产大有裨益：

邓小平在同一讲话中，甚至还提到将来钢生产太多时，「钢用来作甚么」、「钢找甚么出路」的问题。^[4-48]

八天之后（7月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也对满座的解放军将官大谈土法炼钢的生产潜力，甚至认为此法可供苏联参考：

可见在大炼钢铁计划上，邓小平无异于他人，亦表现得头脑发热。

活跃于北戴河政治局会议

「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于1958年5月中共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该会肯定各地已出现的「大跃进」势头，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4-50]然而，直到同年炎夏的北戴河滩，「大跃进」运动才真正地冲上浪尖。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为时两周的北戴河会议，正式向全党、全国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倍增的任务，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4-51]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大跃进」推向高潮。

毛泽东主张大搞群众运动，各级党委书记挂帅。在中央，邓小平也以总书记身份挂帅。8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强调：「〔1959年〕钢产量2,700万吨要完成，今年1,100万吨要保证」，「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为了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邓小平旋即在同日下午「发表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发言」，强调「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4-52]邓表示：「如果没有集中统一、保证重点的原则，而且从中央到各省市，一直到企业，坚持到底，我们这个计划有破产的危险。我们的方针是：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全国所有的企业和地方，都要服从这个方针，首先保证重点。」^[4-53]8月21日，陈云向会议全体人员传达毛泽东对大炼钢铁的相关指示时，邓小平更特别插话指出：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是「给赫鲁晓夫打了包票的」。^[4-54]亦即将炼钢目标达成与否，置于关乎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的政治位阶来看待。

另外，有关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邓小平亦表支持。邓小平在8月23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人民公社解决了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问题。^[4-55]在同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亦表示：「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公社一建立积累很大，积累可为全民所有。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4-56]邓小平也甚为欣赏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对中共统治的方便性。1959年5月21日，他就对波兰的访客表示：「我们有一亿两千万农户，后来组织成几百万个互助组，后来又并成七十多万个合作社。现在我们有两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这样，抓起来就容易了。」^[4-57]邓小平在1972年回顾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时坦言：「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4-58]

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还从事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继续编制「二五」计划。会议最终也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这与邓小平这两个月的努力不可分开。邓小平在6月上、中旬密集地听取国务院各部会所作的「二五」相关汇报。其后直至北戴河会议召开前的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内，邓小平则主要同中央的计划工作者与地方领导人，针对拟议中的「二五」计划再反复地进行磋商。北戴河会议期间，邓小平也两度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座谈会，进一步地率众讨论「二五」计划。^[4-59]

有关〈决定〉对于粮、钢的生产目标，皆设下了高不可攀的指标。粮食产量方面：1959年8,000亿至10,000亿斤；1960年13,000亿斤；1962年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些。各年的钢产量方面：1959年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60年达到5,000万吨；1962年达到8,000万吨至1亿吨。中共官方史家坦言：「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标作为党中央的正式决定来公布，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4-60]邓小平就是这些高指标的拍板人。

当「大跃进」步入高峰，订定的生产计划已脱离实际，邓小平对情势却深表信心，以为已经找到一条正确、快速的发展途径，大有一股作气成就一番经世大业的气概。北戴河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听取二机部（负责研发原子能事业）领导人宋任穷、刘杰汇报时指出：「当着国内粮食、钢铁和机械的生产问题获得解决」，今后加速发展原子能尖端科学和工业已成为可能。^[4-61]其言下之意，「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其成功指日可待，甚至已可作为施政的依据。邓小平的乐观，由此可见一斑。

在北戴河会议后期与9月初，邓小平数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59年中共国庆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安排事宜。中共对于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在逢五、逢十年的时间点上向有特别庆祝或纪念的习惯。1959年是中共建政十周年，本当大肆庆祝。再加上，中共在1958年自认找到「大跃进」这一条最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可说是喜上加喜，更要在十周年的国庆上具体呈现。以「大跃进」主张的高速方式在首都北京建设「十大工程」，就是中共中央所构想出来的为十周年国庆献礼的方案。^[4-62]

因为国庆建设工程在北京展开，结果攸关国家门面，邓小平对此特别重视，在决策后不久即指示负责承建的北京市：「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好、艺术要好。」^[4-63]他在指导相关工作时，也不时流露出讲求高效速成、集中力量的「大跃进」式的语言，例如：人民大会堂要「一年突击盖出来」；每项工程要「组织全国建筑师共同搞」。其后，邓小平对于国庆工程的进展，也多予以关心并实地前往查勘。^[4-64]在将士用命之下（建造人员不离工地、睡觉不脱衣服），^[4-65]「十大工程」不消一年即告成。其施工时间之短，令来访的外国建筑代表团在参观时仍将信将疑，以为有关工程早有准备，甚至暗中偷跑。只不过如一参与设计者所言：「为了争取时间，国庆工程几乎都是边设计、边施工的，这就容易出现各种错误，有的就成了永久的遗憾。」^[4-66]

第三节　督导地方党内整风，鼓舞在地的积极分子

由于地方在「大跃进」的推行上预定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人事组成势必会对运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运动开跑的前后，邓小平便领导中央书记处，代表中共中央直接过问、插手若干重要省份的领导人调整。然而，邓小平并非简单地采取一种人事更替的组织措施，他指示相关省份展开党内整风，在批判、挞伐与「大跃进」政策与气氛不对盘的地方领导人的过程中，利用整风兼具说理、诱利、恫吓的功用，让省内党员与群众辨别政治方向，并调起、动员他们的热情和干劲，挺身投入各级的政治揭发与批判，也为当地、甚而全国的「大跃进」计划的实行，集思广益、尽其所能。以下将以河南、山东两个农业大省，以及工业大省辽宁为例。

河南、山东之案例

从1950年代中期起，河南省委内部发生以建设速度争议为表现的党内斗争，第一书记潘复生代表稳健，省长吴芝圃代表激进，两人相互倾轧、互不相让。^[4-67]潘常为病痛所扰，豫政遂渐为吴所把持。在「大跃进」的政治气氛下，吴的论调较潘更贴近中央的政治理念与运动的主流语言；吴对运动的忠诚与执着，在全国省级领导中名列前茅，也有「惊世创举」，犹如运动大浪中的「弄潮儿」。对中共中央而言，支持运动的「死忠派」，协助其排除省内的政敌，就是对当地运动最实际的支持。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召集吴芝圃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针对潘、吴之间的争斗，邓向吴表示：「真理在你们这一边。」^[4-68]也就是代表党中央对吴表达支持。吴芝圃取代潘复生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中央人事派令，在「八大」二次会议还未结束前就已发出生效，持续数年的河南党争，自此理应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邓小平却另有打算。邓小平指示吴芝圃：「批判潘复生是完全应该的」，「你们在这儿不要搞了，回去斗」。邓希望吴在河南党内发起批判以潘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整风，期以在「寓教于斗」的过程中，明确、强化当地各级党干与党员敢想、敢干的「大跃进」思想。

吴芝圃离开北京前，即指示河南省委准备批判潘复生的资料；吴一回到河南后，兴冲冲地召集省委会议传达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不要草率做结论，会议上不要做处理，要反复斗争，时间越长，斗争越深入，效果会越大。」^[4-69]吴芝圃斗潘复生斗红了眼，从党内斗到党外（也未见党中央和邓小平制止），在河南境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的运动，受挨整、株连者达20万人，其中含厅局级干部18名。^[4-70]

吴芝圃透过批潘整风在河南大抓「小潘复生」，直接强固了他在「中州」的独尊地位；整风结合强制与自愿下的揭发，累积了高达十几亿张的批判大字报，^[4-71]其中也为吴在全省各级中「培养」出一群忠心听话、愿意效命的「小吴芝圃」。吴芝圃个人全面得势，再加上拥吴势力在整风批斗中的浮出与集结，对本来已「左」得突出的河南「大跃进」运动，进一步产生鼓励、助长的作用。邓小平在5月指示吴芝圃「回去斗」、斗争要反复与深入，期待的正是这种既巩固了党又「锻炼」了人的整风效果。

山东的领导层内部，也存在类似河南的夹杂政策歧异与人事纠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书记舒同与第三书记兼省长赵健民之间的对立。山东党内对赵的批判，乃是在「整风补课」的名义下进行的，在反对地方主义、反对右倾保守的声浪下掀起批判的高峰。

赵健民曾效力于邓小平领导的「二野」，在国共内战后期随「刘邓大军」的征程落脚西南服务。邓主政西南时的重要政绩——成渝铁路的兴建，实际上正出于具体负责相关工作的赵健民之手。根据「文革」批判资料，赵健民被选派至山东工作，即受到邓小平夸奖「赵健民老实」的影响。^[4-72]1958年，赵健民在山东成为批斗目标后，情绪上感到不解与抵触，便求助「老长官」邓小平。不料邓不但没有答应声援赵，反而建议赵虚心自我检查。^[4-73]邓的考虑乃近似于他对河南吴芝圃所作的指示，也就是地方党委与各级人员要经过整风的洗练，方能进一步地端正思想、稳住方向，干部队伍在接受整风教育的过程中，也能进行一番取优（积极分子）去劣（冥顽不顺者）的汰选。邓小平指示吴芝圃、赵健民两人的主要不同之处则在于：邓要吴扮演领导河南党委整风的「正确代表」，邓要赵安于充任激化山东党委整风的「反面代表」。

舒同在6月3日召开省级领导机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提出：「首先要加强思想工作，整风是统帅，工农业生产是中心，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是两个关键」；「要把整风坚持到底，搞深搞透。反右派、反右倾保守思想还不彻底的单位，必须在整风中重点补课」。舒同进而表示：「山东党内党外一直存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一部分人对『反冒进』、刮『台风』反应很快，但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却毫无兴趣。他们不是插红旗而是插白旗，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与党委分庭抗礼、离心离德。」^[4-74]从舒同看来，赵健民正是他话中的「一部分人」的首领，必须对之发起总攻击以彻底铲除。

赵健民在批判初期，为了保住党籍，遵照邓小平的「忠告」作了适度的检查。然而，赵却发现自己每低首检查一次，批判反而愈加升级。按照整风发展的规律，被党上级指认为犯错者，不认错不行，但一旦认错，相关的指控又会在顺藤摸瓜下继续加重、扩大，即便如此，犯错者只能不停地检讨、认罪与求饶，直到党上级觉得目的达到可以收手为止。赵健民不明整风的「事理」，愤而改以申明事实的方式为己辩护，甚至在有千人与会的省党代会上直接出言反驳。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坐镇该会议的谭震林，见到赵健民「不安本分」（不愿屈作整风的批判目标），便配合舒同声嘶力竭地大骂赵，发誓要拔掉赵「这一杆地方主义大旗」！^[4-75]

6月27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4-76]从时间上推算，后者汇报的内容甚有可能与当时正在火热进行的批赵整风有关。谭震林在山东挺舒批赵的言行，并没有遭到邓小平公开反对，因为邓本来即要赵俯首甘为山东的党内整风扮「丑角」，而后者吞不下这口气，使得整风这出戏险些乱了套。1959年初，邓小平传话给犹作困兽之斗的赵健民：「适当检讨，保住党籍。」^[4-77]赵方才就范。

在中央书记处的认可下，山东的高层政争与整风最后是以舒同大获全胜作收场；赵健民最后虽保住党籍，但被降职为济南钢铁厂副厂长。这次整风也按邓小平原先的预期，既将可以「大跃进」、必须「大跃进」的思想深嵌在当地党干的政治意识中，也「培育」出不少甘愿跟从舒同、笃信「大跃进」前景的「铁杆分子」，如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新村（舒同后来因为「大跃进」错误遭到批判时，张也因在运动中紧跟舒同而被要求一同检讨），从而为舒同在山东以「一言堂」的方式厉行「大跃进」政策，提供了思想与组织的条件。舒同为了酬谢中共中央对其统治地位的支持，特地在济南南郊宾馆盖建七栋别墅，意给邓小平在内的七名中央常委过境山东时，有各自专属的一栋楼馆歇脚。「冤家路窄」，南郊宾馆按舒同的计划兴建别墅时，正巧赵健民任职的济南钢铁厂扩建也需材料。此时赵已失势，更只能「让路」。^[4-78]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几次路经山东，是否曾住进舒同用心筹建的别墅休憩，则不得而知了。

有关赵健民遭到舒同不公正对待而提出调查、平反的要求，虽早在1960年初即向中央书记处反映，但如石沉大海，迟无进展。^[4-79]这肇因于舒同当时仍主持鲁政，「齐鲁之国」在「大跃进」期间所发生的惨况，还未全盘曝光，因此对赵案的重新处理自是难以被正式置入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议程。待赵健民申冤成功之时，已有300万的山东人民死于「大跃进」。^[4-80]

辽宁之案例

辽宁乃是一重工业集中的省份，其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较诸上海不但不遑多让，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辽宁所属的鞍山钢铁产的钢产量，占全国1/3的比重，化学工业与水泥也皆占20%，煤则超过1/7。中共中央希望它在工业「大跃进」中能作为冲锋陷阵的标兵。

为了加强辽宁的领导力量，1958年3月，邓小平告知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黄火青，中央准备将其调至辽宁。成都会议结束后，谭震林正式通知他出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而原本即在该省任职的黄欧东则担任第二书记。^[4-81]基于对辽宁的重视，除了新调黄火青为其最高负责人，中共中央还特地调派一批干部去加强工作：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调任该省省委的工业书记；负责主管鞍山钢铁厂的鞍山市委书记，也是中央新派去的。^[4-82]

在中共决定乘「大跃进」的顺风在经济上施展拳脚之时，这个负有发展工业重任的辽宁省委高层，却存在人事不和的隐忧，这主要表现在黄欧东与原省委书记王铮之间的对立。初来辽宁的黄火青虽然倾向支持黄欧东，但是因环境不熟，不敢自行作主，从而向中共中央请示与求助。对于辽宁省委的人事问题，邓小平闻知已有一段时间。由于邓深知相关问题可能对该省工业「大跃进」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遂决定采取积极介入的态度。

黄欧东与王铮长期失和，处理原省委常委、省工会主席张烈的政治问题，更成为两人以至两派人马对决的导火索。简单地说，黄欧东认为王铮等人蓄意包庇「张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恶活动」，因而在1957年11月23日用电话向指挥全国「反右派」运动的中央书记处报告（要处理如张烈这种具省委常委身份的干部，也需报送中央书记处同意），同时也反映了对王铮有关态度的看法。中央书记处在三天以后发电报给辽宁省委表示：「关于『张烈问题』，中央已经听到一些反映，但迄今未得到你们报告，请省委即加以讨论，作出决定，报告中央。」^[4-83]然而，在1958年1月张烈自杀后，相关问题一时陷入了僵局，而其背后牵涉的人事角力，则转明为暗、继续缠斗不休。

黄欧东希望连手新上任的黄火青，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的方式，一了百了地解决其与王铮的纷争并顺势铲除后者在省内的政治势力。会议从1958年6月24日开始，把王铮的错误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两黄为了让中共中央知晓辽宁相关会议的进展情况并为他们自己的政治行动取得更大的正当性，亲自前往北京向邓小平汇报。8月1日晚，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双黄汇报辽宁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4-84]

黄火青晚年仅以「中央支持开会」寥寥数字，说明邓小平听取汇报后的态度，^[4-85]实际上大大地淡化邓及其书记处同僚的角色与作用。根据「文革」时期的揭发材料，邓小平偕同彭真乃是不惜唇舌地对辽宁领导人详加指示：

首先，表达中共中央自始即对此问题予以高度关注；也讲明了要以「张烈问题」作为批判王铮的突破口。

邓小平表示：「中央发现了『张烈问题』，并早知道黄欧东是不赞成张烈的，王铮是赞成张烈的，有两个意见，但你们没有向中央反映啊，叫中央怎么做结论呢？所以〔对此问题〕发了电报，将了一军。」彭真接话表示：「中央发电报，说『张烈问题』怎么样，你们不向中央报告？就是将省委一军，并支持一下正确的方面，中央将一军的目的是甚么呢？目的是以『张烈问题』做『引子』，把问题引出来，把省委里所存在的歪风和脏东西拉出来。看看究竟是些甚么脏东西。」邓也补充道：「『张烈问题』只是由头一个引子，想从『张烈问题』摸一下辽宁省委的问题。」

其次，对王铮等人错误的性质加以定性，并指示省委扩大会议接续的开法。

彭真先以「阴风」为喻形容王铮的问题：「辽宁有股不正的风。这种风只是没有放在桌子面上。是在桌子底下的，是阴风。」他继而点明王的错误性质：「这里主要的问题，不是党性，不是共产主义，是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现在你们的会议还没搞透，把这些问题提到原则水平上来批判，以后才不会存在这个问题。」邓小平更进一步地表示：「他们〔王铮等人〕的错误大体的性质现在已经肯定了，将来要看他们检讨态度、每个人错误的具体情况，这是与结论有关的问题。」

关于会议之后进行的方式，邓小平指示：「性质已经肯定了，材料和事实够了，就是搞思想问题。」「要搞透就得到一定的火侯，没有一定的人数，没有一定的温度，就搞不起来。总之，就靠这次会议来一个辽宁的翻身运动。」而此一引进更大范围的人员投入批判、将会议温度在短时内加热升高的作法，实无异于由邓小平领导的、刚结束不到十天的中央军委「反教条主义」整风（第三章）。事实上，邓所作的政治思考也与其较早之前指导河南、山东两省党争时一样，亦即藉由扩大规模的整风，让辽宁各级党干亲身目睹、参与沾染此一何者为是、何者为非的政治批斗，促之思想整齐划一，进而乖顺地跟着党的脚步为「大跃进」拼命。

再次，强调这场党内整风与政治斗争不但对确认、稳固辽宁的领导权别具意义，该省的「大跃进」表现也将受此整风结果影响。

邓小平对双黄表示：「你们这个省，大权旁落，当然你们也应当检讨啦。这些问题，第一书记要挂帅，要拿出意见来。辽宁哪一天不把这个问题搞透，就翻不了身。」「你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将省委本身的领导权拿过来，省委要对全省实行领导。」彭真也在一旁帮腔：「辽宁省委是无组织、无政府，省委是『周天子』，省委决议的事、省委做了结论的可以不执行」，「辽宁若不把党性、共产主义搞起来，就是谁去也搞不好。要用大力搞这个。」^[4-86]

邓小平也谨记其推行「大跃进」的本职，将相关的整风清算与当地经济「大跃进」的发展结合、挂钩起来：「辽宁农业搞的不出色；在大的工业高潮中间，工业战线也不出色。这个问题要不从这个环节上来解决，不插红旗，不把党内正义的旗子树立起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靠这个会议来一个辽宁的翻身运动」。

二黄返回沈阳后，即将邓小平、彭真的指示向与会人士传达。他俩也恪遵邓总书记的指示，将会议参加人数从会议前期的201人扩大为1,200多人，会议的批斗气氛也因而更加紧张。^[4-87]

邓小平至东北「白山黑水」指导、推进「大跃进」的期间（下一节详述），也亲自现身辽宁省委整风扩大会议，代表党中央见证该省「彻底粉碎」以王铮为首的「打白旗，闹分裂」的「地下省委」。^[4-88]邓小平除接见参加会议的人员并两次摄影留念，更到会讲话。邓在会上表示：辽宁不出色的根子，现在找到了，主要是由于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并号召要在辽宁「拔白旗」、「插红旗」，搞个翻身运动。邓在会上对王铮等人的指控是极为严厉的。邓指责他们：「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直接违反党的纪律的、危害党的统一，因此，必然也是反党的。」^[4-89]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要作为一个运动来搞，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一直搞到下边去」的指示，辽宁省委以肃清「王铮反党宗派」的影响为名，在省内掀起「拔白旗、插红旗」的整风运动，批判、逮捕了一批「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4-90]

第四节　从东北一路鼓动干劲到西南

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热忱参与，在他接连至地方进行动员、布达以及检查运动执行状况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邓小平在9月中旬至11月上旬，以不及三个月的时间，先后前赴东北工业基地、华北的河北省与天津市，以及其曾主政之西南区域，马不停蹄地于各地鼓动跃进热情、传播蜃楼美景。邓小平在巡视过程中洋溢着激昂的情绪和鼓动的语言，并对运动的「重头戏」大炼钢铁与「新生事物」人民公社多有指导。

东北视察

9月2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明其赴外地视导的行程与目的：「我们要出去，彭真留在北京主持书记处工作。出去是研究工业问题，先从满洲里往南走。『十一』回来，住几天，再由天津向南走。我们出去主要是鼓动。」^[4-91]

邓小平所言的「出去是研究工业问题」，大炼钢铁问题乃是其中重点。因为当北戴河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时，中共面对的是紧迫的时间压力和繁重的炼钢任务，亦即必须在全年剩下的1/3的时间，完成尚待完成的2/3指标。邓小平自也得投入此场「只争朝夕」的生产竞赛，而其在推行上的强势和殷切，也历历可见。为争取实现计划目标，邓小平麾下的中央书记处密集开会研议，也屡次下达命令规定进度。例如：9月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有可能对炼钢问题加以讨论与决议。因为中央书记处在当日晚上举行全国电话会议，向各省领导人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标，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4-92]

邓小平或觉得在炼钢问题上，在中央进行指挥固然重要，直赴生产前线动员、打气也有所必要。因此，邓要彭真在北京留守，继续循由党机制对下指挥、施压，他自己则在9月10日起开始为时20天的东北行。在邓小平「关外行」期间，彭真也确实履行其职责。9月2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4-93]彭真在此会上表示：针对钢铁问题，「书记处开了两三次会，这几天又给各地打了些电话，初步考虑之后有这么些意见，当然这还是初步意见，请同志们考虑考虑」。^[4-94]之后，针对钢铁高产「卫星」「放了之后又降下来了」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又命令冶金工业部与地方党委设法「把钢铁的生产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而且要稳定下来」。^[4-95]

在大炼钢铁的问题上，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代表党中央对地方党委的「声声催」，^[4-96]确实让后者坐立难安、备感压力，只得竭尽其所辖区域的人力与资源，以求准时完成中央指定、布置的钢铁生产额度。^[4-97]对于邓小平及中央书记处在大炼钢铁上热火朝天的劲头和紧迫逼人的态势，陈云和陶铸在事后都不无微辞。^[4-98]

邓小平在东北视察的首站是黑龙江。邓在该省主要视察工业生产：在齐齐哈尔看机床厂、重型机器厂、炮弹厂；到哈尔滨看电机厂、锅炉厂、轮机厂、轴承厂；在离开黑龙江前，还在双城视察炼钢小高炉。^[4-99]

9月17日上午，欧阳钦率省委高干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邓指示欧阳再接再厉，提出更宏大的跃进计划：

同日下午，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邓在讲话中虽表示：「我国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关还基本没有过，还差得远，还要努力。」但他却口气豪迈地指出：「我们不仅要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另外，邓也向听众说明中共中央对东北的工作期许：

自9月19日起，邓小平开始对吉林省展开5天的视察，全国著名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与吉林小丰满发电厂都在行程之中。邓小平在吉林停留期间，也以鼓劲、增产为号召。9月22日，邓小平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当场给予指示，大炼钢铁与人民公社自然是邓谈话中最核心的部分。

吉林省原本是寸铁不产，但北戴河会议仍分给吉林大炼钢铁的任务：1958年生产铁30万吨、钢5万吨。为达成目标，以吴德为首的吉林省委焦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9月6日召开全委扩大会议，要求必须动员全省、全民的力量，保证完成钢铁任务；17日又召开全省掀起钢铁生产高潮电话会议，指出钢铁生产的中心是炼铁，要求书记挂帅，狠抓建炉工作，搞好焦煤、焦炭生产，组织采矿、矿石运输，以掀起生产高潮，力争日产3,000吨铁。^[4-102]因此，邓小平来吉林之时，当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大炼钢铁。针对吉林「先天不良」的钢铁生产条件，邓小平对省委领导人表示：「搞钢铁就是搞共产主义，是战略任务，搞起来再说。」对于该省为了炼铁而大批建立的小高炉的技术问题，他具体指示：「可以组织大学生下去指导。」

有关人民公社问题，邓小平着重讲解公社领导班子的关键性，望之在农村中扮演奔向共产主义的「领头羊」：「公社组织起来要注意骨干。选举骨干是个基本问题，至少两个人要选了又选，一个是社长，一个是党委书记，标准就是选共产主义思想多的人。必须要有核心，有了核心，就把别的人带动起来了。」^[4-103]邓小平离开吉林后，吉林省委专门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了邓的指示精神，并组织干部、群众进行学习和讨论，并按之部署工作。^[4-104]

9月23日下午，邓小平抵达辽宁省。对于坐落该省的鞍山钢铁厂的领导人思想问题，邓小平特别关心，在24日就前往视察与指导。因为鞍钢作为中国大陆钢铁工业的主力，在大炼钢铁成为举国首要任务之时，被赋予重大的责任。该厂在1958年的产钢任务，为先前的一倍，亦即达到450万吨。然而，重视并提倡企业计划管理与责任制的炼铁厂厂长蔡博（中共早期革命活动的领导人蔡和森之子），^[4-105]却认为大炼钢铁根本脱离实际、违背科学。^[4-106]邓小平来鞍钢是希望利用整风的方式，让鞍钢领导人与干部笃定运动任务必达的心志，蔡博纵使是「革命先烈」之后，但此时为了整风动员的需要，也只能屈作政治批判的标靶。在指挥此事上，邓小平较诸同行的李富春（蔡博的姑丈），或有较不顾忌的方便。^[4-107]

有感于蔡博思想的「落后」与「保守」，邓小平在鞍钢听取汇报时，即特别强调此次整风的目的是要对各级人员灌输、树立与「大跃进」搭配的「主导思想」：

邓小平主动地为鞍钢设定了一个要超赶的「攻击目标」：「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应超过上海。」^[4-109]对于鞍钢预定在次日召开的群众动员大会，邓小平与李富春也仔细研究确定了其形式、地点与内容。^[4-110]李富春在9月25日有三万名鞍钢职工参加的大会上，鹦鹉学语般地重复邓小平在前一日聆听汇报时所作的指示：「鞍钢职工应该树立这样的风格：别人做不到的事，我们要敢于做；别人想不到的，我们要敢于想」，「一定要把红旗插起来」！李更强调：「谁有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谁就会创造奇迹；谁不敢打破常规，迷信老一套，谁就要失败。」^[4-111]

在邓小平、李富春放了一把火之后，鞍钢发起「拔白旗」运动，蔡博等一批厂处级、科级干部遭到批判、调职，被勒令反省检讨；在此过程中也涌现了一批积极响应或被动员参与批判「错误思想」的干部与群众，以及许多为了发挥生产潜力以完成钢铁增产任务的新措施与新发明（如多装快炼）。鞍钢创造日产钢铁新纪录与放出钢铁高产「卫星」的消息，也一时不绝于耳、好不热闹！^[4-112]然而，这种伴随整风而来的一波波生产高潮，不久也浮现副作用，特别是不顾管理规章制度而酿成的多起重大死伤恶性事故。^[4-113]

视察农村和城市的人民公社，则是邓小平在辽宁停留期间的另一重点活动。9月25日，邓小平赴盖平县视察「太阳升」人民公社。在视导该社时，邓像空中画饼般地诉说他对农村人民公社似锦前程的想象：

26日，邓小平视察沈阳市北关区红旗公社。从他在27日对辽宁省和沈阳军区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大会的讲话中，可见乎其对之抱持的是鼓励试行的意见：

因为要参加中共国庆活动，邓小平结束东北之行，在9月29日夜回到北京。

津冀视察

1958年「十一」结束后，邓小平即投入两件事：一是思考、总结其在「山海关」外的所见所闻，以作为运动下一步施政的参考；另一是紧抓钢铁生产，以免1958年钢产1,070万吨指标「跳票」。

10月6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邓就特别提到他在东北观察到的公社食堂供给食物简单划一、激不起群众兴趣的情形。当天下午至晚上，邓小平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题报告视察东北的情况，以供中央决策参酌。为催赶炼钢，邓也在此会上听取钢铁、机械、煤炭生产及交通运输的汇报。^[4-116]

10月7日起一连八天，邓小平又在中央书记处下属的簇拥下，前赴天津市和河北省对运动加以视导。邓此行在同冀省地、县级干部座谈中，尤为强调人民公社的组织、领导问题。10月10日夜，邓小平在石家庄除裁示要以「不断革命」、「敢想敢做」的精神进行农业生产，也对人民公社的领导与组织问题发表意见：「各级人民公社，党委都要大权独揽，不能削弱党的领导，而且要加强党的领导。应当选择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的人领导公社，不能光讲资格。在这个总原则之下，考虑公社的组织形式。」^[4-117]几天后，邓小平在保定也指示：「公社和党并在一起，不妥当，第一书记不能兼社长。书记搞到日常事务里，接触和反映问题的角度不同，有些问题也反映不到。人民公社党的领导很重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要党存在就要大权独揽。」^[4-118]

邓小平之所以对人民公社的领导、组织问题施予细腻的指导，乃因公社是「大跃进」开始后党国对农村底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控制，甚至按其心意加以形塑的重要机制，因此务必要确保基层党组织和运动积极分子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以使公社在路线与政策上与党中央高度保持一致。

邓小平此次在河北也到了当时在全国声名大噪的徐水县人民公社。在徐水停留期间，邓小平对于当地创新的小麦播种方式和丰产结果予以称许，也对面粉厂、缝纫厂等公社办工业大表欣赏，认为「适应了大跃进解放劳动力的需要，改革了劳动组织，促进了全县家务劳动的集体化和社会化」。此外，对于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努力学文化」的做法，他也甚感兴趣。^[4-119]

此时的邓小平赞成公社办工业的想法，如同他在两个月前的北戴河会议上强调人民公社一级「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皆为一厢情愿。因为国家既不给公社资金，公社本身没有原始积累，只能向下属生产大队、生产队抽调。邓小平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定位，所持的此一想当然耳的看法，即是后来人民公社内部发生「一平二调」的根本原因。^[4-120]另外，邓甚感兴趣的徐水「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纪律化」等做法，有论者指出，其造成了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的后果。例如：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下令将不服从密植命令的人捆绑斗争、拳打脚踢，之后再押送监狱劳动改造，其中不乏伤重致死者。^[4-121]

西南视察

10月22日，邓小平搭机飞赴广西，展开长达16天的西南之行。邓此行先后赴广西、云南、四川、贵州视察和指导工作，再折返重庆。

由于时间越来越逼近年底，邓小平也为「钢铁元帅」能否如期升帐立威一事着急。事实上，邓在飞赴西南视察的前一天（21日）上午，还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钢铁生产问题。^[4-122]甚有可能是在行前，特地对大炼钢铁问题再加以指示与布置。

邓小平抵达八桂大地的当夜，即视察柳州的钢厂；隔日早上，又亲临作业现场，视察当地的土法炼铁。^[4-123]10月27日，邓小平抵达四川成都的第二天上午，就前去视察土法炼钢。^[4-124]邓小平在四川绵阳地区见到人山人海齐炼钢铁、火光冲天映红夜空的壮观景象，一再地夸赞：「这才是大办钢铁的样子嘛！声势大、气魄大。」然而，当天明后，邓注意到农田里鲜有人影，便不悦地向陪同的地委书记表示：「你们这里的农民都在扛树枝炼铁，没有人耕地种庄稼，〔农业〕有甚么看头？」^[4-125]邓此时尚没有想到的是：这不正是中共中央猛力驱策各级力达钢铁指标下，所带来的挤压农业效应？

邓小平亲自到田间对农业所作的指导，也不无问题。9月底，邓小平在辽宁抚顺视察时，针对农业问题，曾指示：「要搞好水利、深翻地、施肥、密植和加强田间管理等工作。」^[4-126]一个月后，邓至「天府之国」仍贩卖同样的观点，态度甚至更为严峻。邓小平在勘察成都以北的地区时，曾质问广元县委书记：「你们这里怎么才犁这么深？」在后者回答「我们已经把犁头由2寸加深到了5寸了，这都不容易啊」后，邓毫不客气地表示：「人家是掘地三尺，深翻土地，你们才耕那么深，怎样能增产？」^[4-127]邓既要民众勤炼钢，又要他们同时顾农活、深掘土，实引人有不惜民力之感。

有关人民公社的问题，邓小平在西南地区发表的意见，多是他在东北三省以及河北省视察时，所累积思考或曾经表述过的。在公社食堂的供应上，邓强调：「把人们搞得那么死板不行」；「公社的食堂要办得好一些，使农民感到比过去在自己家里还吃得好，这样才能显示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另外，在公社的领导与组织问题上，邓也重申其在河北所说的，要设法巩固、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4-128]

然而，在人民公社的问题上，邓小平也不时出现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的主张。10月25日，邓小平指示云南领导人：「分配要适当，对穷的地方要补贴一点，富的地方要拿出一点，总是共同翻身。」^[4-129]隔日，邓在成都视察人民公社时也表示：「以一乡一社，县组织联社较好。搞联社，便于组织社与社之间评比，在社与社之间调剂贫富，抽肥补瘦，也可以避免经济结算不便的缺点，还可以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4-130]邓的指示恐助长平调物资、穷富拉平的倾向，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四川德阳视察时，邓小平指示「城市人民公社你们早点搞」，更主张：

邓小平在1958年秋周游各地广为推销「大跃进」，强力地推动运动的发展。经由实地走访与考察，邓小平发热的头脑中也偶有冷静的观察，对于运动的若干具体实行面，加以批评和指正。譬如：邓认为小高炉炼出的铁质量不好，要设法改善；^[4-132]也表示「要在大炉子上想办法，小炉子放卫星不算数」。^[4-133]对于急促推广的人民公社制度，邓小平在视察中就一再指陈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存有单一形式、缺乏特色的运作方式，强迫命令的组织生活，以及食堂供给贫乏等问题。^[4-134]

农村地区因不明人民公社性质而出现急于过渡的现象，引起毛泽东的高度注意。在其带头下，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开始进行所谓的纠「左」，其后再经过11月21日至27日举行的武昌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讨论，最后产生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界限，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今后人民公社仍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和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4-135]

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协助毛泽东在中共高干间进行观念引导、充实内容以及统一思想的工作，最后也是由邓负责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代表说明。此一邓小平喻为「给人民公社立一个宪法、一个共同遵守的章程」的政策文件，^[4-136]虽然「对扭转当时中共党内那种急于搞共产主义的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仍对人民公社制度继续讴歌不已，^[4-137]而且「并没有能真正从理论和政策上划清两个过渡的界限，只不过是要人们把过渡的时间表推迟15到20年罢了」。^[4-138]这些反映了邓小平斯时在相关问题上，仅是些许清醒而远非全然的醒悟。

第五节　规划实施1959年的大炼钢铁运动

邓小平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之前，即开始思索1959年的钢产量目标问题。1958年7月27日，由邓小平领衔的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意向，持续抬高产量指标，对1959年钢产量提出三个方案：2,500、2,700、2,800万吨。^[4-139]邓小平在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则将1959年的钢产指标设为2,700万吨，并争取3,000万吨。然而，1958年的1,070万吨钢产指标，虽在最后一季的大炼钢铁运动的攻坚下达成目标，但其付出的代价是打乱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巨大的人力和资源。毛泽东在此过程中知道，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2,700至3,000万吨的指标，根本无实现的可能，必须进行调降；负责督导运动的邓小平对此也知之甚详。因此，在毛泽东对之提出质疑后，邓小平就开始动手复位1959年的钢产指标。

邓小平秉持的原则，如其所言是：「力戒浮夸，但宜得要热，去掉浮夸，保留热。」^[4-140]但是钢指标究竟超过多少，算是浮夸？又要达到多少，才显得「热」？邓小平实也没有明确的概念与数字，只能且战且走、边做边看，甚至出现说法前后矛盾、一改再改的情形。如此使得相关的指标修改工作，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拖到1959年夏才算底定。

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中，毛泽东除强调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谨慎，在设定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上，也提出要「压缩空气」。11月21日，对于1959年的钢产计划，当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钢3,000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的疑问时，邓小平立即响应表示「值得考虑」，支持并坚定毛降低指标的想法。^[4-141]22日夜，邓小平和刘少奇、陈云及七位经济协作区主任参加毛召集的会议，专门研究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北戴河会议建议的3,000万吨降低至1,800万吨的问题。经过讨论后，仍认为1,800万吨的指标根据有所不足。^[4-142]

既然中共层峰对于1959年钢产指标的设想已有了要减少1,000万吨左右的重大变动，邓小平的工作就是要作进一步的确认，特别是同大炼钢铁的运动积极分子进行沟通。11月23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钢铁生产能力和指标问题。炼钢的急先锋王鹤寿在会中仍夸口表示：到了1958年底的炼钢能力可达2,600万吨。^[4-143]言下之意是1959年的钢产量至少能达此数。邓小平在1958年「大跃进」发动的阶段，为了顺利掀起运动的高峰，对于富有「革命激情」的王鹤寿一类的政治人物，自是鼓励与放手；在运动成功发动起来以后，为了不使运动在1959年热到连中共中央都无法掌握的程度（具体表现在钢产量指标被定得高到完全不可能实现），邓小平得要将「为有豪情多壮志」的王鹤寿节制一番。邓小平在听完王的汇报后表示：

邓小平的讲话有以下两层意义：一、邓将毛泽东对设定钢产计划上的顾虑与想法加以传达，让一心漫天喊「量」者知所进退；二、邓对1959年钢指标的思考还是从整个「二五」出发，因为他负责规划「二五」的布局。邓觉得将1959年钢指标定为1,800万吨，已属勉为其难、非能确实掌握的数字了；以此为基础再接续推出来的「二五」后续三年的计划产量，亦甚是可观，也足表欣慰，已无须再额外增高了。邓话中的「克朗猪」指的是一种猪，其外观看来虽显消瘦，但骨架健壮。这比喻到了「二五」尾声，中国的钢产能力若能按此计划发展，产出虽非顶尖，但已形成规模，并有继续茁壮的基础。

邓小平在表明中央欲将钢指标改设为1,800万吨的意思后，七名经济协作区主任现场合报的钢产目标，总计仍达2,300万吨。或为了不要被人当作直泼冷水、不尊重「革命群众」的生产意愿，关于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邓小平主持的会议最后「决定按1,800、2,200两个数字计算」。^[4-145]

紧接在后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在12月3日表示：「思想分歧，各种想法都是应该的，应有的。党对抓工业的经验不足，全党抓工业也只几个月，要形成较完全的经验还需要若干年。总之，要实事求是。」^[4-146]对于该会最终将1959年钢产目标调整为1,800至2,000万吨，^[4-147]形成一定的作用。

1959年1月下旬，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和当前生产中的一些问题」。^[4-148]1月26日，邓小平在会中对地方大员表示：「坚决保证武昌会议决定的四个主要指标——2,000万吨钢，3亿8千万吨煤，10,500亿斤粮食，1亿担棉花。还是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二个元帅、二个副帅。在此前提下，调整和制定今年年度计划。」^[4-149]在保证四大指标的方法上，邓小平强调在全局上必须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否则「今年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邓对「全国一盘棋」的解释为：「一是全国统一安排基建；二是全国统一安排主要产品的生产；三是统一安排原材料和两个部类（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主要物资的分配；四是除了三个统一安排外，还有一个让路问题。」他强调：「为了保证钢粮，该让路的还是要让路」，「所谓让路就是轻重缓急要排队，不保证重点就不能实现计划」。^[4-150]

因为炼钢目标已改定在2,000万吨，相较于两个月前邓小平在武昌稍为抑制王鹤寿的浮夸倾向，邓在此会上则指示王领导的冶金部「不能留后手」，应按照1962年达到钢产5,000万吨的目标布置工作，也就是从1959年到1962年平均年增1,000万吨钢。邓并强调：「保险系数也要有一点，但不能打得过多，不要瞒产私分。」^[4-151]2月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时，提问是否可以年复一年地出现经济「大跃进」的局面时，邓小平还插话说：「每年1,000万吨钢，应该肯定是大跃进！」^[4-152]会后，邓频仍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期以掌握钢铁实际生产的情况。^[4-153]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通称为上海会议）。3月27日夜，邓小平主持召开各经济协作区主任会议，讨论当年度的钢产指标，最后接受了「确保钢1,800万吨」的建议。^[4-154]邓在28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此解释：

邓小平的意见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所接受，促成钢的指标进一步下调至1,800万吨（其中1,650万吨为好钢）。只不过，在要不要公开修改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布的四大指标问题上，邓小平却倾向维持不动。3月31日下午，邓小平主持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及中央书记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决定「去年和今年的四大指标均不改动」。^[4-156]两日后，邓小平对此说明：

邓小平这种认为在公开上应继续维持原有指标的主张，中共史家指出：「主要的一个顾虑就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其后果是上海会议后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只将1959年钢产1,650万吨作为内定指标下达，而无更改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布的1,800万吨的钢指标；4月中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最后通过的钢产量数字也依旧维持1,800万吨。从而「失去了一次公开修改指标以摆脱十分被动局面的机会」。^[4-158]

4月中、下旬以后，邓小平自己即发现钢产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符客观的可能。4月1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检查当前工业生产问题，^[4-159]并在次日发出党内通信指示：4月以来的钢铁生产情况依然不好，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立即对生铁的生产和调出情况，进行一次检查。^[4-160]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得以更确切地掌握指标与实际之间的落差。4月29日、30日，邓小平又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上海会议后第二季度的钢铁生产仍落后计划进度的问题。邓表示：

邓小平此时主张不再多议计划指标更动的问题，而是要专心于解决实际生产的具体问题，但他还是主张要尽可能地多炼钢铁，以保证1,000万吨的钢材。邓为首的会议最后责成陈云继续研究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问题。^[4-162]

陈云准备好之后，在5月11日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交报告：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产指标相对地应从1,800万吨（1,650万吨好钢）降至1,300万吨。邓小平支持陈云的方案，在会上表示：「现在急需下决心退，退到可靠的阵地再前进。」^[4-163]不过，邓小平得处理一件他自找的麻烦之事，那就是他在3月底坚持不改的钢铁名义指标1,800万吨，经过「人大」程序公定为国家经济计划后，反而被党内一些执着、崇尚大炼钢铁者奉为一尊不得亵渎的「神主牌」，以至形成一种邓自己在呼吁调降钢指标时，得花些气力推倒的「思想障碍」。

邓小平遂在5月19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农业稳定的重要性高于对1,800万吨的钢产指标的追求，并强调「这一脚踩不稳，会天下大乱」。^[4-164]邓在2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更直言：「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4-165]邓还表示：

邓甚至说道：「不顾一切来搞钢，就有革命的条件。」亦即因粮食、副产品长期不能得到满足，影响群众生活，恐会引起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他进而指示：「中央把钢安排下来了，力量就集中搞市场、出口、搞农业。」^[4-166]

中共中央将1959年的钢铁指标从3,000万吨（邓小平也促成此一高指标）最终定于1, 300万吨（同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又将之降至1,200万吨），邓小平在其中的角色与影响不可谓小。邓小平之所以屡次在炼钢问题上踩刹车，甚至从高指标向后倒车，除了因了解到客观条件实在不允许追求过度脱离实际的钢铁指标外，享有毛泽东的信任和授以权柄（特别是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被毛称作「副帅」），使之敢于表述、说话算数，更是关键因素。况且若炼钢任务过于超载，引发运动翻车，作为「大跃进」操盘手的邓也将难脱责任。

在大炼钢铁问题上，邓小平虽几番出力压缩1959年钢铁计划指标中明显完成不了的「水分」；与此同时，邓小平仍须竭力张罗与督阵，达成犹属不低的新定钢铁产量目标。

首先，如同前一年秋天的作法，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提出有关钢日产量的「军令状」。1959年4月22日，中央书记处决定通令各级党委「打一个钢铁战役」：从当日起到5月15日止，为此一战役的第一阶段，目标是钢日产量4万吨；从5月16日到6月15日为第二阶段，目标是钢日产量4.5万吨；6月16日至7月15日为第三阶段，目标是钢日产量5万吨。达到相关目标就是「取得胜利」，超过目标就是「巨大胜利」。^[4-167]中央书记处同时也决定：为了取得钢铁战役的彻底胜利，决定以国家经委、计委为主，联合中央工业交通部，共同组成四个工作组，分别到东北、华东、华北、华中四个钢铁生产的重点地区，协助各地党委进行检查督促工作。^[4-168]其次，在5月26日，邓小平也亲笔起草中共中央通知，转发江苏钢铁生产的经验（要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合理定点，不能一拥齐上，以免分散力量），并指示：「中央认为江苏省对于钢铁合理布点的办法是正确的，各地可以仿照办理。」^[4-169]期以为各地的钢铁增产提供有利的政策参考。在钢铁生产上，邓小平确实不怠忽其所负之「具体部署」的职责。

另外，邓小平在5月多次主张与推销将钢指标从1,800万吨降至1,300万吨的同时，他也特别注意到要维护大炼钢铁运动的热劲与热情。因为他身为「大跃进」的首要执行者，知道在运动中需要适时而准确地掌握「有松有紧」、「松中带紧」的节奏，以免在钢产指标一再下调的过程中，让运动的积极分子丧气，甚而丧志。

6月4日与5日，邓小平接连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并讨论李富春〈关于1959年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运输指标的报告〉。根据会上汇报的1959年1月至5月的钢铁生产情况，若与1958年的同期相较，与会者杨尚昆仍感到：「基本情况是好的，仍然是一个跃进的形势！」但是若按1959年所定的钢产指标，第一与第二季度皆无达到目标，应生产的份额只好展期后延。依此发展与进度，杨也感叹1959年钢产指标改设为1,300万吨，也只能如此。^[4-170]

对此，邓小平一方面注意总结经验，表示：「今后搞计划，不能过多依靠当年新增生产能力。」「这一段提出的数字，主观片面性很大，各部门都有。在建设方面，还是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虚心一些好。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我们领导上有责任，这也是经验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虚心，实实在在研究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摆出炼钢总督导的架势，强调不能再下调钢产指标：「钢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泄气，全党全民泄气。因为才讲过1,300万吨，再退大家都没有底了。」^[4-171]邓为首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中，即特别强调：「我党对『纠而不泄』的经验不足，应防止泄气」；「在调整、落实之后，在国家分配的原材料、设备范围之内，各地应充分发挥积极性，千方百计的努力，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决不泄气。」^[4-172]

第六节　助长农业浮夸风，对高征购制止不力

邓小平对1959年钢铁指标问题稍有冷却之时，他对于农业的「大跃进」——农业高产量，却还颇为执迷、不够清醒。

早在1957年秋冬，在反「反冒进」逐渐打响的阶段，邓小平即认为积极地提出「挖掘农业生产潜力」，是很好的意见，因为「没有一股劲，不经常同保守倾向作斗争，是不行的」。^[4-173]但在农业「大跃进」开始喊得震天价响之时，邓小平还曾以其实际走访基层所见，在1958年2月17日要求谭震林注意农产作假的问题。^[4-174]然而，接下来数月，有关粮食生产的奇迹，在全国各地越传越多、越来越离谱，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经常报导的主题。此时，反倒未闻邓小平曾出面制止或要求彻查，因为他本人也开始相信、接受之，甚至加以传播。

1958年7月19日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对军方高阶人士表示：

邓小平对农业生产情势大好的判断，溢乎言表，甚至说：「论粮食，有的是。短期内想存3,000亿斤，国家存1,000亿斤，合作社存1,000亿斤，农民存1,000亿斤。有3,000亿斤，打世界大战根本不愁没饭吃。」^[4-176]对于邓小平大举储粮的主张，主管部门粮食部甚为重视，其副部长陈国栋在7月27日的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指出：「粮食储备问题，中央书记处的负责同志曾议论过，打算储备3,000亿斤，国家、社、社员各1,000亿斤，5年完成。今年储多少，值得研究，可能在头一、二年，社要多卖一些食物。」^[4-177]

当时粮食部估计1958年的粮食产量达5,700亿斤，较诸1957年的3,900亿斤大大增产1,800亿斤；粮食部具体规划将这增产的1,800亿斤中的420亿斤（23%），列为「离开农村的」部分，纳入国家口袋。^[4-178]然而，事后证明，1958年的粮食产量仅有4,000亿斤，^[4-179]较诸1957年仅增产100亿斤而非1,800亿斤。就算将1958年实际增产的100亿斤全部卖给国家，也远远未及该年「〔农业〕社要多卖」政策所规定的数额（缺口达320亿斤）。相关政策任务要达成，只好向农村的基本用粮下手。在如此「高收购、高分配」之下，由农业合作社并成的人民公社，以及农民自己手里，不但没有像邓小平设想的储存大量食粮，反而饱尝饥饿之苦、游移生死之间。

邓小平在1958年9月巡视东北时，卖力推销风行当时、后来证明大有问题的农业增产方法：

9月25日，邓小平视察辽宁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还提出以亩产增三倍作为该公社1959年的目标。^[4-181]

对于处处频传的农业大丰产捷报，邓小平喜闻乐见，甚至10月8日到天津霸县的胜芳人民公社，在旁人的搀扶下，站在明显是人工假造的丰产稻田上，与其他同行的中央书记处僚属李雪峰、杨尚昆、刘澜涛一起拍照留念、欢于「见证奇迹」。^[4-182]

此一以稻田移栽「放卫星」而出名的人民公社，最后不意外地出现严重的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妇女闭经问题。「大跃进」过后，该社成为重点的纠正对象。工作组进驻该社调查后，原先规划对其党委书记续长岭祭以党纪处分与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工作组在发现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1958年参观该社时站在移栽后的稻谷上的留影后，觉得既有「领导同志」的鼓劲与喝彩，就没有理由过多地追究续长岭的责任了。^[4-183]

「文化大革命」时，相关照片被「红卫兵」找出，大作文章、严厉批判：「这帮坏蛋对浮夸现象不但不制止，反而让社员四面托扶，站在稻子上留影纪念，实在可恶之极！」王任重在1984年也表示：「天津就出现亩产10万斤。小平同志还跑到那里抱着稻谷照了相嘛。所以人的头脑发热了，也别埋怨谁。」^[4-184]

或是受到天津亩产超过10万斤的丰产田的鼓励，邓小平在同月下旬视察西南时，对四川的农业发展提出令人感到瞠目结舌，以至匪夷所思的政策建议。根据时任四川温江地区的负责人宋文彬在「文革」中的揭发：邓小平和李井泉研究后决定，1959年要在四川建造1,000万亩的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田。1957年四川的粮食作物耕地总面积为16,632万亩，^[4-185]邓小平、李井泉规划的1,000万亩的万斤试验田，仅约占全省耕地总数的6%，但李井泉为了不让中央总书记失望，也避免自己跌股出丑，选定在省内最适合农业耕作的地区推行万斤田的计划，例如：位居成都平原腹地的温江地区，李下令要建400万亩的万斤田，占该区耕地530万亩的3/4以上。

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认为此乃「省委第一书记、总书记研究决定，是经过考虑的」，便接受了任务。但是宋在实际安排工作时，感到有关计划不可行，因而向李井泉要求缩小试种万斤田的面积，亦即从400万亩降为100万亩。李井泉斥喝宋文彬：「一、对中央『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动摇；二、1,300万亩是和总书记商量决定的，要改变这个计划得经过总书记批准。」^[4-186]对于此事，也有「文革」批判小报指称：「1958年刘少奇、邓小平带头大刮浮夸风、高产风、共产风。李井泉一直坚持高指标、高征购，大搞万斤田，还扬言是和邓小平商量的。」^[4-187]

在1958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举行的武昌会议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张要对1959年的生产指标「压缩空气」。然而，迥异于钢产指标最后急降1,000万吨的结果，1959年的粮产指标竟不降反升，从1958年北戴河会议规划的8,000亿斤到10,000亿斤，提高至10,500亿斤。^[4-188]

邓小平在1958年底对来年农业情势的乐观，还可见诸他对12月下旬举行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及其主办人谭震林的极力支持。邓小平除了热情接见会议主席团全体成员、现身开幕式以壮其声势外，^[4-189]他还代表党中央审阅认可此会「为在1959年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提出的十大倡议」（其头两项，就是保证完成1959年粮食产量10,500亿斤、皮棉生产1亿担的任务，并且力争超过）。^[4-190]毛泽东旋即批示将之印发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4-191]由此可见，对于1959年农业情势的大为看好与应采的方针政策，邓小平显然与毛、谭保持高度一致。

步入1959年后，邓小平领导中央书记处持续地与地方领导人就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所定的粮产指标，进行确认与磋商。正因为邓小平以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在中央主议粮食估产、汲取及配置事宜，他在运动期间与为了固宠争荣而好抢先承包高额粮食指标的地方领导人之间，事实上构成了上下「一搭一唱」的密切关系，在相关责任的分摊上，两者也难以厘清彼此。1959年1月9日上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问题与农产计划。针对各地上报的该年粮食指标共计达到11,900至12,000亿斤，邓领班的中央书记处不但照单全收，会议结束时甚至提出更高的期成指标，不但要求该年粮收保证完成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规定的10,500亿斤任务，更要争取粮收13,000亿斤！^[4-192]

2月20日，邓小平在上海谈及1959年粮食指标问题时就表示：「10,500亿斤粮食，这是对外公布的数字，实际上我们要搞到12,000、13,000〔亿斤〕。」邓并强调此一粮食指标与其他生产指标乃是「实事求是的，是根据并考虑了各方面的条件的」，「这指标是10分指标，但是不吓人。如果我们拿出12分措施，就可以超额完成；如果再加上24分干劲，就可以更多地超额完成」。^[4-193]邓小平对农业高产的信誓旦旦，让毛泽东信以为真，进而在党内高干会议上指示：「13,000亿斤一颗不能少！」^[4-194]

邓小平除了对全国范围的农业高估产造成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个别省份制定如同幻梦般的农业计划时，他也有所与闻。1月15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河北省领导人汇报该省1959年的生产计划。^[4-195]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林铁，由于兼任华北经济协作区主任，经常与邓小平一同商议计划问题；邓在1958年10月视导河北时，林也随身陪同。邓在天津站在假造的丰产田上拍照时，安排高产假象的林铁也以当地「父母官」的身份一同欢喜入镜。林铁或即是受中央总书记此行当面的鼓舞，因而加大了在河北推动农业「大跃进」的力度。经邓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认可，林铁在1959年提出河北粮产「3年包天津，5年包北京」的口号；而在他的主导下，河北在1959年的粮食征购数也比往年丰收的年度超出一倍！^[4-196]

当邓小平深信农业可以在1959年继续凯歌跃进的同时，他也不得不分些神给农村中已出现的一些令人既感担忧又困惑的现象与问题：农村的劳动力（特别是所谓的「强劳动力」）因调出支持国家的大炼钢铁计划、地方的工业建设与水利工程等，出现严重削弱与缺乏的情形；春荒与浮肿病也开始在农村中蔓延。针对相关问题，在前述的1月9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指示：

防小慎微、一见事即思对策，乃是邓小平在政治上的长处。然而，邓在这时对农业问题与困难所作的思考与方案，并无丝毫触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大跃进」运动本身的基本设想与作法，所以至多仅能做到「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而无法直捣问题的核心，例如：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农村工作轻重缓急要排队，劳力的使用要非常合理」，但在同一会上所决定的该年粮收除了要保证完成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规定的10,500亿斤任务，更要争取粮收13,000亿斤的目标，根本是农村可用劳力所无法负荷的目标。1月14日，谭震林就坦承：「1959年农业要实现粮食10,500亿斤，棉花1亿担，共需劳动工日1,100亿个左右，而现在农村劳力可以用于这两项的，只有600亿个左右，还差500亿个左右。即差45%以上。」^[4-198]另外，邓小平同时参与制定的1959年大炼钢铁计划，一旦求诸「土法炼钢」的协助（就像1958年最后一季），不也会轻而易举地将任何「合理的」、精心规划的农村劳力安排计划给冲垮、冲散？

邓小平在讲话里虽向地方省委警告春荒与浮肿病问题，但问题却无歇止的迹象。1月中旬，不包括广西与实际情况相当严重的河南在内，全国农村就已「发病」500万人、死7万，「大约有10%-15%的生产队粮食不够吃」；^[4-199]4月初，湖北省会武汉面临断粮的危机，该省领导人王任重情急之下下令拦截四川经武汉中转送往上海的粮食，以先救武汉的燃眉之急。邓小平闻此消息生气地说：「要撤王任重的职！」^[4-200]更亲自在电话中质问王任重：「为甚么你把四川调上海的粮食扣了，上海如果粮食脱销怎么办？」在王承认错误、作出解释，并承诺尽快补回粮食后，邓才放之一马。^[4-201]到了4月中旬，春荒缺粮的情况已蔓延15省，毛泽东也惊呼「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此一情资同时也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上。^[4-202]

按1958年「大跃进」的运动捷报，农业生产战线上不是「大丰收」吗？何以在1959年春却出现全国性的缺粮、缺油问题？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囿于认识上的局限，唯能找到部分的原因，譬如邓就跟苏联大使尤金解释：「去年我们虽然是大丰收，但由于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用掉大量粮食。」^[4-203]至于农村发生严重问题的真正「病灶」——农村既无1958年「大跃进」所宣称的如此丰收，又按这种不实的表像数字被国家征粮，因此实际上是处于缺粮的状态。他们不但没有发觉，甚至以为任职广东的赵紫阳找到了关键答案：粮食紧张乃肇因于农村基层的瞒产私分。并因此在1959年2月发起了「反对瞒产私分」运动，反而更加重了农村缺粮的情况。

为了调动农民与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以渡过春荒并促之投入春耕，中共中央不得不在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举行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分配问题进行较务实的调整；^[4-204]4月底下发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4-205]5月上旬下令施行如恢复自留地等较为宽松的农业政策。

4月下旬，邓小平曾经手处理一桩因「大跃进」而导致的农业失调，甚而饥馑死亡的事件。邓处置该案的方式，也反映出其虽有心解决，但方法仍错置、不到位的窘况。

中共青海省委因其境内的兴海县温泉人民公社发生严重的人畜死亡情况，进行检查并通报中共中央。其报告称：造成严重的人畜死亡，除了一定的客观因素外，最主要的则是由于工作不深入的结果。部分干部作风没有转变过来，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兼管地方与农业事务的谭震林将此事报送邓小平并建议：由监委、民委和中组部组成检查组到青海该地进行深入调查，大张旗鼓地处理此一事件。4月25日，邓小平阅卷后批示：「可先打电话告诉省委，指出他们当作一般问题处理是不对的，责成省委严肃处理这个问题，不好的干部必须撤职，违法乱纪且有民愤的，应该法办。中央暂不派检查团去。」^[4-206]邓小平的批示显示：一、邓没有采纳谭震林所提的中央介入调查、「大张旗鼓地处理」的处置方案。二、邓是要青海省委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也就是让其改过自新。

然而，若再对之加以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邓小平的处理方式存有不小的瑕疵。首先，兴海县温泉人民公社惨案的发生，主因是高估产后再强行高征购的结果。^[4-207]该地的州、县、公社级干部对此当然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但他们的相关行径主要肇因于省委在背后的政治施压。换言之，此案追根究底不正是青海省委自己逼出来的吗？邓小平却还要省委自己作组织处理，无异是让之「球员兼裁判」，实难以对问题发生的根源作一彻底的追究。从后来青海的「大跃进」在其一把手高峰的继续领导下，一波高于一波的结果来看，显然省委根本没有吸取兴海县温泉人民公社人命惨案的教训，类似的高估产、高征购错误一犯再犯，青海省1958年的粮食征购量占其粮食总产量的39.6%，已比1957年的27%高得多，1959年更攀升至46.9%，1960年也达44%。^[4-208]最后，青海至少饿死45万人，占全省人口近1/5，成为运动的「重灾区」之一。^[4-209]

其次，邓小平在此事上没有从严、从速处理，对于全局或也可能带来不良的影响。邓小平向以「树典型」、立大威著称。1957年5月，邓对于同样是因高征购而造成农民死亡、逃荒的「广西事件」，就是采取「大张旗鼓地处理」的方式。他勒令相关省、地、县负责人来北京报告与检讨，广西省委的负责人最后还因此事而丢官。相形之下，邓小平对青海类似的案件，确实是显得过于轻判，甚至可能是轻忽了。邓没有将青海相关惨案做杀一儆百的处理的因素，可能包括：值此之时，青海的民族问题本已紧绷，西藏问题又吃紧，不想再令外界有西南地区局势一团糟的印象；青海地处内陆，影响与重要性可能较为次要。出于对「大跃进」运动本身的顾虑，自也在内：因为中共（包含邓在内）公开宣称「大跃进」的第二年情势大好，这时青海问题若被放在台面上，岂不是自打嘴巴，更简直是提供那些本来即看衰运动的人一颗可轰向中共的重量炮弹（1957年，「广西事件」被邓小平放大处理后，党外人士即用此例攻击中共的统治，毛泽东就说此事被人「钻了空子」，^[4-210]对此，邓不能不特别注意）。另外，别具意义的国庆十周年在即，青海因运动饿死人的事件若传开，也恐会对此庆典投下一道阴影。精心筹备相关庆祝活动的邓小平，^[4-211]不会不想到有这方面的影响。

无论其考虑如何，邓小平最后没有以此事为例，要所有的党国官僚引以为戒，深入思省进而纠正运动中高估产、高征购的弊病。如此可能错失了对该问题早发现、早管控的机会。此风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层出不穷、越演越烈。

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处理接踵而来农业、农村问题的过程中，也渐次察觉农业生产呈报上严重的浮夸问题，连带地对1959年农业总产量估算是否准确的问题也有所担心，甚至尝试绕过层层筛选上报的正规的信息传递途径，另觅信息渠道以确切了解农村的真实生产情况。例如：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召集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指示新华社收集人民公社问题的信息，即显示其担心农村的生产问题与产量数字的夸大不实。^[4-212]邓小平在5月23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示：中央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应「切实抓一下」农业生产。^[4-213]事实上，邓自己先前也主要盯着钢铁指标问题不放而相对冷落了农业问题。

然而，由于中共中央先前在农产估计上，灌水的程度实在太过离谱（其中虽主要是中央书记处内主管农业的谭震林爱好「放炮」所致，^[4-214]然而，也不乏邓小平一贯对之当面认可或在旁默许的作用），与前述的钢铁指标调降相仿，中共中央到1959年夏将该年粮食指标大幅下调到5,500亿斤，但相较于中国农业当时实际的生产能力，还是大大地失真，何况运动的其他部分（如大炼钢铁）对农业所形成的干扰，更只会让之不进反退。邓小平对于此一仍属夸张的粮产预估，没有进一步地予以查证外，更在此估算上强力执行征购。

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初期主政西南时，对征粮问题即表现得相当铁腕；^[4-215]对于「大跃进」时期的粮食征购问题，邓小平也曾严厉地指出，短缺一斤都不允许。^[4-216]邓小平对棉花收购的问题亦有相似的强硬态度。他曾当面指示各省领导人：「千方百计，说服农民卖给国家」，「完不成任务，不睡觉」。^[4-217]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也会以召开电话会议的方式，催促各省「要进一步鼓足干劲，把收购运动推向更大的高潮，再接再厉，一气呵成，力争迅速完成和超额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并强调「收购运动一定要政治挂帅」，也就是在方法上注重「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4-218]

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的上令下行、不让讲价，对于各级党组织与干部造成任务必须达成的压力。为了不辜负上级的命令和期待，各地干部乃将压力转嫁于本已忙于「大办」、无暇顾及生产的农民身上。邓小平对按时完成征粮任务者，就予以好评，例如：李井泉在1959年四川粮食外调问题上，努力配合中央的要求，就得到邓「贡献大、风格高」的表扬。^[4-219]

根据后来核实的数字，1959年的全国实际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但因为估产超过5,400亿斤，1959年粮食年度征购粮食达1,34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33.7%。若再将1959年农村的留粮与运动前一年的1957年相较，竟短少了三成。^[4-220]高征购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主要表现在因征「过头粮」而使农民口粮不足，甚至因饥馑而造成生命损失（如同青海兴海县温泉人民公社惨案更多的翻版与放大），甚是让人惊心触目。^[4-221]

邓小平与相关政策过失的关连，也可从他自身后来所写的检讨信件中获得印证。邓小平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写给毛泽东的一封表态效忠的信里谈到「大跃进」时表示：「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4-222]

综前所述，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的这段所谓「大跃进」纠偏时期中，对于毛泽东有意识地带头对「大跃进」进行纠「左」（有限度的），邓小平感到信服，甚至感慨「毛泽东可学而不可及」，^[4-223]并甘于悉心紧随毛，赓续献力此一运动。邓小平对运动的主要看法是：路线本身正确，尚待政策充实，矛盾问题难免，重在纠正改错。^[4-224]他努力进行「微调」，力求「大跃进」可持续而健康地发展，而非质疑整个路线与方针的正确性。

邓小平帮助讨论、认识人民公社的发展阶段属性问题，但对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则不疑有他；在工业上，他敢言压降钢铁的产量指标，但为了防止泄气，主张对外还是维持不切实际的钢产高指标，内部最后定下的钢产目标，也是无视牺牲、甚为费劲下才可拿下的；在农业上，他对粮产问题也仍无法真正跳脱「数大便是美」的迷思与偏向，最终设下的粮产目标，现实上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臆想数字。易言之，邓小平对「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大跃进」发展方针，仍坚信不已，并力能所及地襄助毛泽东继续高举「三面红旗」。无怪乎毛泽东在1959年夏起将运动的方向从纠「左」拨向「反右倾」，并在1960年开启另一回的「大跃进」时，邓小平不作迟疑、箭步跟上。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