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参与管理中共的党对党外交（1956–1966）

在毛泽东时期，中共对外从事党、政分离的「双轨外交」，也就是与他国政府发展正式外交关系的同时，也赓续与当地共产党保持联系、维持互动。^[6-1]因此，中共对外工作主要可以分为政府对政府外交和党对党外交两个部分。「文革」前十年的中共的党对党外交，工作相当繁重，也甚为艰巨。

因为值此期间，作为中共政党外交重心的中苏两党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化：从初始的出现嫌隙，到争执加剧并扩及双边国家关系，最后更演变成彼此不共戴天的局面。双方关系的变质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一、中共建政后对苏联实行「一边倒」政策，将之视为师法学习的对象；但从1956年开始，中共强调「以苏为鉴」，要走出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自认不逊色于苏，更较之略高一筹。二、中苏双方自1950年代中期起，在国际事务上，特别是对敌、我、友之间关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的经略，多抱持不同的认知与作法，并且互不买账。另外，为了与苏共互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龙头地位，彰显自身政策主张获有多数「群众」支持，中共也用心经营与其他「兄弟党」的关系。东南亚共党因活动地区接近中国，中共较能施加影响力，因而成为中共对外交往的重点对象。中共热烈鼓励、大方支持有关友党的武装叛乱活动。

中共党对党的外交，以至于所有对外关系的重大决策，毛泽东自始至终亲手掌握。^[6-2]其他领导人则唯毛是从、随毛起舞。「文革」前的邓小平虽也参与政府间外交，^[6-3]但担任中央总书记的他更活跃于中共党际外交。以中苏共关系而言，邓晚年就表示，他当年「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6-4]在中苏关系由好变恶、从同盟转趋敌对的发展历程中，邓从事甚么活动？扮演何种角色？在「文革」前中共对东南亚如火如荼的党际外交活动中，邓担负的工作任务为何？他在处理相关外交关系时，如何配合当时中共对苏外交的需要？这些乃是本章所欲解答的问题。

本章的论点为：毛泽东主宰中共对外关系，邓小平可说是毛的意志遂行者。在中苏两党关系方面，邓小平经常作为中共对苏强硬交涉的首席代表，也是中方对苏开展意识形态辩论的首要组织者。邓对抗「苏联修正主义」悍将的形象，深受毛泽东赞赏。在中共与东南亚共党关系方面，邓小平致力将有关的外交工作，纳入中共对苏外交较劲的战略框架中。他同相关共党领袖交换意见，希望他们支持中共对苏的立场和观点；促使北越在中、苏论争中靠向中共；接洽、鼓吹东南亚的革命活动，以证成中共对世界革命情势的乐观预判。对于此一时期中共党对党外交所造成的内、外负面效应，邓小平皆负有重要责任。

以下首先检视邓小平在中苏双方逐步交恶的各阶段中的活动与角色，接着探讨他在中共与东南亚共党关系上的作为。最后的小节讨论邓小平相关外交作为的政治影响与责任。

第一节　亲身与闻中苏的嫌隙酝酿与争议累积（1956–1959）

邓小平在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作为和角色，依照「文革」前双方关系的起伏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本节集中介绍1950年代后半期。

嫌隙酝酿阶段（1956–1957）

中共建政伊始，邓小平虽然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却没参加中苏外交的活动。1952年后才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处理中苏之间的外事礼仪活动和实质意见交换。在中苏同盟蜜月的气氛下，邓小平在1954年参观「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时，题字「以有〔苏联〕这样强大的盟邦而自豪」；^[6-5]但在与苏方实际往来时，他却偶尔流露出对中国弱势的感叹。^[6-6]邓小平在中共对苏外交决策中地位愈见攀升，乃从其代表中共参加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

1956年2月上旬至3月初，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职衔参加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赴苏出席苏共「二十大」。对于赫鲁晓夫挞伐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朱德态度模棱，遭致毛泽东批评。^[6-7]邓小平当时立即感到事关重大，对外表示，要呈报上级而不急于表态；对内讨论，强调「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6-8]展露出机敏和坚定的特质。邓小平返国向毛呈报时，直截了当地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方式与方法表示不满，尤其事前未通知中共，事后也未对中共特别说明，显露大国主义作风；同时也反对将斯大林的错误简单归结于其个人性格和个人崇拜。^[6-9]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采取强硬批判，认为存在严重的片面性：苏联的成就皆与史氏无关，但过错却通归于他。^[6-10]对于联系到自身身后评价问题的毛泽东而言，邓的此番言行不啻是一值得信赖的表现，故深得其欢心。

同年的中共「八大」，经毛泽东力荐，邓小平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总书记，并分工「主管党的对外交往工作」，^[6-11]会同刘少奇一起指导以王稼祥为首的中央对外联络部进行工作。^[6-12]毛泽东要邓小平肩挑党际外交重任，尤其是参与管理中共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中苏关系，既是对邓的赋责磨练，培养其独当一面的处理能力，也有对之忠诚稽核、观其后效的考虑。邓小平自是务求迎毛所愿。邓对中共政党外交实质掌理和具体统筹的职权，^[6-13]直至他「文革」初「靠边站」后，方被迫交出。^[6-14]

1956年10月下旬，针对波兰、匈牙利先后产生反共骚动情况，毛泽东责成刘少奇、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苏进行访问与调解。刘、邓二人此行既对苏共强加于人、使用压力的大国主义倾向予以批评，^[6-15]也成功游说苏联妥善处理苏波关系并出兵防阻匈牙利易帜（邓小平极力主张苏联红军强力干预，压制所谓的「反革命势力」），^[6-16]不但完成使命，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也适时彰显中共的外交影响力。其中，邓小平的外交能力再次让毛刮目相看。

最能突显毛泽东引领邓小平处理中苏关系的意图，莫属于1957年11月2日–21日，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参加由他亲率的中共代表团，至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访问期间，邓小平主要负责代表中共和以苏联为主的与会各方，就会议宣言草案（即后来的〈莫斯科宣言〉）进行磋商，^[6-17]也随同毛泽东参加各场多边会议与双边会谈，拜会苏联党政最高领导和其他国家相关政党的领袖。

针对〈莫斯科宣言〉内容的协商任务，由于毛泽东批评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观点（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可经由和平的方式转化成社会主义国家），忽略了「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6-18]邓小平对于苏方在宣言草案中所提的「和平过渡」主张，坚决表示不赞同，毛对此大予好评。^[6-19]然而，为了照顾苏方，邓提议在相关议题上，以较为间接的方式表达中方立场：在宣言草案中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并另外向苏共中央提交一纸书面的意见提纲，以完整说明中方对此一问题的观点（此即〈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这也为毛所同意。^[6-20]

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和毛泽东的如影随形，一方面，大大增加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令他人产生邓即是毛的全权代表的印象。事实上，这层政治涵义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一次会晤中，就曾清楚表露。毛向赫氏提及接替他出任中共国家主席的可能人选，依序为：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以及朱德。其中，毛唯独对邓赞誉有加、不带保留，并请求苏方：邓未来造访苏联时，要视之如毛本人。^[6-21]对此，赫氏印象甚深，晚年仍记忆犹新。^[6-22]一旁在座的邓小平，耳闻毛泽东在苏共领导人面前不吝对自身所做的褒奖与关爱，亟思在中苏关系上不辱上命、有所表现，必也是可期之事。

争议累积升级阶段（1958–1959）

1958年，苏联先后向中共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及合组共同舰队的建议，相关主张引起毛泽东的高度疑虑与不满，以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死灰复燃。

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前往中国大陆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尤能显现邓小平在中共对苏关系上的重要地位的是：在赫氏抵达北京后随即展开的毛、赫高峰会谈中，邓小平是唯一陪毛出席的中央常委，直接助毛与赫氏争辩。^[6-23]

中苏双方虽在赫鲁晓夫结束访问时发表联合声明以示共识，但未几又因毛泽东在未事先告知苏方的情况下发动金门炮战，使彼此嫌隙益深（事实上，在赫氏停留期间，中共已调兵遣将、蓄势待发，毛却只字未提，让前者颇感不是滋味）。^[6-24]

与此前后，负责「具体部署」「大跃进」的邓小平利用中苏关系问题，帮助毛泽东在国内推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全国大炼钢铁，完成该年1,070万吨的炼钢指标，邓小平告诉大家这是「给赫鲁晓夫打了包票的」，^[6-25]亦即利用中苏高层之间存在的较劲氛围激励士气。

但是，在对外方面，邓小平则小心地注意被运动鼓起的「豪情壮志」与激昂民气，可能反过来对中苏关系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在1959年初，邓小平要求「切实纠正」中方人员对苏方表现出来的「骄傲自大」、「态度傲慢」等现象。^[6-26]邓自己在1958年底的郑州会议领导制定大大脱离实际、不久即被束之高阁的长程发展计划——〈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时，也还煞有其事地提醒同僚，在发展速度上不要「与苏撞头」，要照顾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之首的面子。^[6-27]从此一侧面，也可反映出邓在「大跃进」初期头昏脑胀的程度。

对于中共推行的「大跃进」运动，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不但不予认同，更出言批评。^[6-28]邓小平也在中苏两边的实际互动中，有直接的体验与感受。邓小平监制的「二五」经济计划中，拟议要求苏联予以援助的部分，在中共与苏方交涉时，明显地得不到后者的支持与配合。^[6-29]邓小平索性指示「不要再争」，并不快地认为「争也争不到甚么了」。^[6-30]

然由于中共在1958年底开始进行「大跃进」的纠「左」，且忙于处理1959年3月发生的西藏动乱问题和所波及的中共与印度关系，故暂不愿与苏另生事端。但在1959年夏秋，中苏关系因苏联单方面的若干外交举措，又增添了不和的种子，包括：6月20日，苏联通知中共停止供应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关于8月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苏联「塔斯社」在9月9日发表一则不利中方的声明。赫鲁晓夫9月访问美国后，10月初访问中国大陆时也被中共当作为美国游说，两国关系又受创伤。

此时，中苏之间虽意见不合，但毛泽东仍主张以团结为重，不欲双方就此撕破脸。邓小平遵此办理，在为苏联《真理报》撰写庆祝中共建政的文章中指出：「苏联是中国最忠实的朋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一切更广泛的国际团结的核心。苏联、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团结是破坏不了的。」^[6-31]邓也在腿伤渐愈、即将全面恢复工作之际，友善地会见苏联新任的大使，^[6-32]继续为中苏之间愈趋紧绷的关系编织友好如昔的表象。

当时退守台湾的蒋中正，以为有留苏背景的邓小平，可能会在中苏关系吃紧时与赫鲁晓夫里应外合出面制止毛泽东。^[6-33]根据苏联外交官的回忆，赫鲁晓夫也曾认为：对于中苏关系问题，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不得不服从他的决定，但邓真正的观点可能不同于毛，而较看重双方的友好关系。^[6-34]从不久之后的发展观之，无论是蒋中正还是赫鲁晓夫对邓小平都作了政治误判。

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互相对对表」、「不落后也不抢先」，让中共领导层甚为恼怒，决定有所动作。邓小平就说：

邓小平所言的用「不公开」的方法阐述中共对「马列主义原则」的坚持立场，就是发表文章曲笔批评苏联。经邓小平组织与审定，12月21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斯大林诞生八十周年〉。^[6-36]众所周知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痛揭斯大林个人及其执政之短，中共（含邓小平）对此早有不同的看法。此时，邓小平安排高调纪念与颂赞斯大林，针对赫氏的用意自是清楚不过。该文并以斯大林「强调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强调必须在人民群众面前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6-37]影射赫鲁晓夫当下推行的与西方交往政策的不智。

第二节　活跃置身中苏的正面冲突和暗中较劲（1960–1962）

冲突公开与收场（1960）

1960年1月中旬，毛泽东主张针对赫鲁晓夫去年后半年向西方过度倾斜的做法、影射中共如「好斗的公鸡」、要求社会主义各国「共同对表」，以及「和平过渡」等观点，撰文批判。在1959年底以斯大林作文章讥讽苏方的邓小平，再相机提出利用另一位「革命导师」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诞辰九十周年之机，对于「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对苏「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6-38]

邓小平设想的具体作法就是：筹办纪念列宁的活动、出版列宁选集，以及撰写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1960年的3、4月，邓小平花极大的精力于焉。^[6-39]邓为何主张编辑列宁的文集呢？从他所作的指示中可看出其动机：

亦即，邓小平设想从列宁的「革命经典」中，找出能左证中共支持暴力革命、与国外阶级异己为敌的「合法性」；同时反映赫鲁晓夫推行「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离经叛道」。

经过邓小平的安排，4月22日，中共中央在列宁的诞辰日高规格地举行纪念大会。同日，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数册经邓精心挑选的列宁言论集；^[6-41]另外，在邓的主持讨论与分工布局下，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列宁主义万岁〉、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以及陆定一主持起草〈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也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关文章后来合订成一册，以《列宁主义万岁》为名出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发送。^[6-42]

5月1日，美国侦察机闯入苏联领空被苏军击落，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公开道歉未果，最后愤而取消出席原定于5月中旬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高峰会议（裁军、禁止核试验、改善东西方关系为规划议题）。此一发展与中共纪念列宁的文章内容，特别是有关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论点若合符节，让中共高层颇为得意，更决定利用此一事件，表面上大张旗鼓地声援苏联反「美帝」，实际上意在促使苏共改变对西方和缓的外交方针。这方面即由邓小平统筹负责。

首先，编写社论，阐述中方立场。

5月7日，邓小平决定由胡乔木主稿，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6-43]此一经邓审阅、在9日刊出的〈对苏联的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除支持苏联谴责美国入侵领空的行径，更重要的是，借机推销中共强调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侵略和战争就是帝国主义的本性」的观点。^[6-44]

其次，组织群众大会，展现中共支持的决心。

对于赫鲁晓夫抵制参加四国高峰会议的决定，毛泽东提出要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以示支持。邓小平召集有关干部开会，迅速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5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有30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邓小平也上场演讲，宣称：「全中国6亿5,000万人民，完全拥护苏联对于四国首脑会议所采取的严正立场，完全支持苏联反对美国侵略和挑衅的正义斗争。」^[6-45]

再次，会见其他共党代表，进行政治游说。

一方面，邓小平直接向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东欧国家使节表明中共有别苏共的观点。5月13日下午，他对捷克大使表示：

另一方面，面对比邻中国的「兄弟党」，邓小平针对苏共的批评言论，就更为直白。5月25日，邓小平对北越领导人黎笋（Le Duan）说：

邓在27日的会谈中更表示：

连番主张对苏共采取主动说理姿态的邓小平，或觉得余兴未尽，更进而主张利用6月上旬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扩大宣传中共的观点。^[6-49]6月5日夜，中共宴请该会的重要代表。邓小平宴会上表示：

由于世界工联理事会并非国际共党中央层级的内部会议，邓小平对其代表提出共党理论问题，立即引发苏方代表的不满，不但拒绝邓的解释，更当场抗议离席，成为中苏双方后来交相指责的一个问题。为报复中共这种出其不意的举动，苏共愤而利用同月下旬多国共党代表群聚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开会的机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6-51]邓小平对相关事态起到的催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6-52]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1960年的春夏之交，邓小平先是集其中央书记处同僚与中共理论权威之力，藉由搬出共产革命「老祖宗」列宁的「先祖教诲」，对苏联领导人的对外主张提出质疑，继而特意利用美国间谍机事件、世界工联理事会，证明与宣扬中共政策主张。联系到前面第五章的讨论，在此同时，邓小平也正为调整1960年「继续跃进」的经济计划与制定「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费心，并忙于紧急处理与安排「大跃进」所造成的粮食、物资短缺问题。

此时，如果邓小平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不要如此计较中苏两党在「革命理论」上的高下与输赢，而将更多的心力放在民生国计，特别是「大跃进」之上，他们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或较早地发现运动本身的深层问题呢？或邓小平至少不至于还调升1960年的炼钢计划并主持制定出一纸连毛泽东都觉得华而不实的「二五」后三年计划草案？若是如此，是否也会有一些人民（特别是农民）得以免于饿死的命运？

1960年6月上旬，苏共来信建议：利用6月下旬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在该国首都举行兄弟党多边会晤。经毛泽东、邓小平共同评估分析，决定覆信答应与会，并由彭真率团参加，邓小平则在北京担任后方指挥、传达中央指令。在此会中，苏共代表一方面交付中共代表一封长信，即苏共〈通知书〉，反驳中共先前发表的纪念列宁专文；另一方面，策动其他国家代表，在会场集中批判中方。虽然中苏双方在会议结束时表面上仍达致一定结果，但彼此分歧已无法掩饰。

7月4日上午，邓小平召集中央部级以上的党组书记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介绍中苏双方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激战。邓更以「舍我其谁」的口气鼓动党内高干：「斗争开始公开了，问题在对不对他的『表』，中国屈服不屈服。中央决定不『对表』，这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在同一会上，他也提出了中苏「理论」歧异或有扩及两国关系的可能性。^[6-53]果然不出邓小平所料，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共，决定撤走其在中国大陆的全部专家，相关的合同协议也因而形同具文。中共高层群情愤慨不已，决定顶住压力，大炼「争气钢」，更要提前还债，从第五章中即可见邓小平强硬的态度。

毛泽东由于同时面对内外困局而备感压力。8月上旬，其他中共领导人劝毛稍事休息以免影响健康，毛亦表赞同。值得玩味的是，邓小平建议毛：「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日常工作我们处理」、「小事不要过问了」；唯独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邓请求「主席过问一下」。^[6-54]由此，除可见对苏关系在中共政治议程上兹事体大，亦能反映在相关问题上，邓以毛为准、不敢越权自行做主。中共针对苏方〈通知书〉的回复，即中共〈答复书〉，也由邓小平统筹完成，^[6-55]并于9月10日交付苏联大使。

9月17日至22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俄，同苏共中央举行两党会谈。此会谈原旨为年底召开的多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做准备，但中苏双方却纠缠于中共刚提交的〈答复书〉内容。另外，邓小平强烈指责苏共将党的原则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做法，并质疑苏方「究竟要把中苏关系引到甚么方向去？」邓也强调：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把苏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绝不就此屈服。^[6-56]由于双方针锋相对，会谈毫无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谈判期间，邓小平与赫鲁晓夫正面交锋，赫氏突然提出高岗问题，并宣称其遭整肃，乃是对苏不友好之举。邓也立即强烈批驳、要求记录在案。对此，一般多以赫氏言谈一向缺乏思虑而常出现荒腔走板来理解。^[6-57]然而，由于高岗被打倒，邓小平是关键的揭发者与参与者，赫氏此言应非无的放矢而是指桑骂槐，意在向邓挑衅。若是如此，邓小平在以毛、赫关系为中心的中苏冲突中，因称职地作为毛的代理人，不但已成为对立的双方的一个主角，其政治资历和个人因素，更成为对手做文章的借口。10月1日至22日，邓又率团赴苏参加26国文件起草委员会，会上争论激烈，再次无功而返。

1960年11月5日，邓小平随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根据邓在一线、刘在二线的谈判阵势，邓在14日、24日两次代表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言，既抨击5日苏共为回复中共〈答复书〉而发出的〈答复信〉，也「下驷对上驷」，直接挑战赫鲁晓夫。^[6-58]中共在会议期间与苏方争执不下，多次放出不惜破裂、流会的消息，使得与会各方甚为忧心。最后双方各做让步，签署彼此都尚能接受的〈莫斯科声明〉。中苏关系峰回路转，暂时获得和缓。

毛泽东对于刘少奇、邓小平在此次81党多边会议濒临破裂之下，终能取得协议、维持团结的成果感到满意；对于邓让苏方有所畏惧的尽职表现，亦赞誉有加。然而，对于中苏往后的可能发展，邓小平认为：「不能说整个斗争就此完结了」，「赫鲁晓夫仍然保留他机会主义的观点，而且这个人是善变的，他经常是临时应付，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是一贯的」。^[6-59]

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对中苏双边关系采取缓和的方针。1月14日，邓小平在全会上作题为〈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他仍向与会者强调：「这个斗争告一段落，但不能算结束，是起伏的、长期的。」^[6-60]

不冷不热的双边关系（1961–1962）

1960年底的莫斯科会议结束后，中共宣称「要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中苏的团结」；相对地，苏共也避免与中共发生正面争论。因此，1961年双方关系虽无显著改善，但大致上也维持平静。

1960年在中苏关系上持好战态度并积极献策的邓小平，在步入1961年后也有所收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大陆经济因三年「大跃进」的蛮干，已呈现全面凋敝甚而几近崩盘的危局。邓小平自身也认识到：1960年下半年为了与苏联较劲、硬炼「争气钢」，而未能照顾到农业生产，让市场供给问题更形恶化，实是「得不偿失」。^[6-61]中国大陆严重的粮荒问题，^[6-62]更迫使邓小平颇为难堪地在9月代表中共出面与苏方商议自苏进口粮食的问题。^[6-63]

然而，1961年的中苏双边关系，表面上虽似波浪不兴，但实际上仍暗潮汹涌，尤其是关于苏联对待阿尔巴尼亚的方式，以及苏共「二十二大」的走向等问题，中苏之间多存有明显的歧异。在此过程中，邓小平经常代表中共与苏方进行这种「合而不固，斗而不破」的互动。

在中苏意识形态冲突上，阿尔巴尼亚是东欧国家中少有的同情中共者。1960年代初，阿国不满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修好，对苏采取敌对的立场；苏联也还以颜色，甚至扬言撤出驻守在阿国的军队与军事基地。对于苏阿之间紧张的关系，中共摆出调解人的姿态，呼吁两党两国冷静行事、加强团结，但实地里较为袒护阿国。1961年5月11日，邓小平即对苏联使馆代办表示：

对于中共在苏、阿之间「拉偏架」的行为与暗中笼络后者的盘算，苏联也甚为明了，因而在批判阿国之时，更多地加入了针对中共的用意。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就上演这种「批阿打中」的戏码。中共领导人也心领神会地接招，在会中以援阿为名，行以批苏之实。

中共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所有事前准备工作，包括毛泽东的贺词内容、中共代表团的组成人选与讲话文稿，统由邓小平领导中央书记处筹划。^[6-65]邓因应苏共攻击阿国的会议情势，在国内紧急修改中共代表团的发言稿，强调苏共此举「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6-66]10月2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介绍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并说明中共的应对方针：

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前离会返国，就是中共对苏共「二十二大」表示不满的一个姿态。

1962年初，中苏关系也曾发生波动，然因有所隐忍而未将事端闹大。一是苏共2月来信，指责中共与阿尔巴尼亚为伍，采取不同路线，但表示双方应去异求同。对此，中共覆信提出以开会解决问题的建议。邓小平主持了中共此封覆信的拟稿，并由他交给苏联大使。^[6-68]邓为此加以说明：「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我们的出发点，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6-69]但因苏共提出须以阿国放弃原先立场为开会前提而作罢。

二是4、5月时，中国新疆塔城、伊犁地区发生数万人越境出走至苏联的事件，邓小平直接指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应变并防治。^[6-70]此事件也使邓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居心不良。

在1962年上半年，邓小平对国内经济进行更深入的整治和重建时，在对外关系上也愿意思考调整的可行性。同年2月，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为因应国内情势困难，对外宜作约束与缓和，不要四面出击、自陷腹背受敌，外援也须量力为之，以便集中精力改善国内经济。^[6-71]邓小平对此主张就予以默许和支持。^[6-72]但是，毛泽东等到国内形势初步获得舒缓后，在该年夏天又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王的相关主张被毛泽东、康生批为是「三和一少」（要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和解，并减少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援助）的错误观点。在毛泽东已明确表态下，邓小平的立场迅即后撤，发言表示：「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6-73]邓也建议补选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代替王稼祥领导中联部的工作。^[6-74]

同年底，邓小平在审阅《人民日报》1963年元旦社论稿〈巩固伟大成绩，争取新的胜利〉时，加写如后文字：

这或也可看作邓小平表露自身在对外事务上，愿意继续悉心跟从毛泽东的心迹。

第三节　担纲投入中苏的公开论战与走向决裂（1963–1965）

文攻与论战（1963–1964）

1962年底，中苏双方因古巴危机与中印边界冲突又产生龃龉；东欧五国共党相继召开的代表大会，在苏联影响下又对中共加以抨击。对此，毛泽东自然不愿坐视，在邓小平的张罗、主持下，^[6-76]中共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连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以及〈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答辩文章进行回击，也就是所谓的「前七篇」。毛对邓组织的文章甚为满意，语多好评。^[6-77]

1963年2月21日，苏共来信要求停止论战、举行两党会谈，中共虽表赞成，但仍提出追究苏共责任问题。1963年4月，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呼应苏共主张并前来中国大陆游说，对此，邓小平愤然指出：「加共给我们扣的帽子都是从莫斯科贩运来的，我们可以不理睬，只同他们谈两个问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指名攻击兄弟党是不是正确？到底是谁挑起国际共运大论战？」^[6-78]

3月30日，苏共再次来信，提出以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的看法为双边会谈基础。中共中央决定起草覆信，全面阐明自身的观点，并将此一工作委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表示：「要准备一个对案，提出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6-79]邓事后也曾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6-80]

经过邓小平近70天的努力后，6月14日，中共发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6-81]此一被邓小平形容为「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6-82]乃因其纲举目张地陈列出中共不同于苏共的意识形态主要观点。事实上，双方之后的争吵仍不脱其范围，辩论的文章也主要是对之进行专题阐述与细致说明。

1963年7月5日至20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参加中苏两党会谈。行前，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多次讨论，研拟了谈判方针。邓小平对此的说明是：「最近在主席那个地方多次考虑了谈判方针」，「这次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第一条要放在他破，我们不主动破。我们不给他一个借口，好像我们首先来破裂。」「至于讲话，当然也不给他抓我们，也要讲分寸，也要站得稳。」^[6-83]「拖，就是拖下去，继续争论，各讲各的。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破裂。我们估计，他现在不敢破裂，但是，我们一定要做破裂的准备。」^[6-84]

邓小平在此行中与苏共代表进行多回合的马拉松式的谈判，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关注会谈情况并直接发予指示，邓小平也确实能够执行方针、坚持立场。对于俄方代表一再要求中共无条件停止论战，邓丝毫不肯让步，坚持苏共必须首先承认其错误对待中共，否则，中方自然保有答辩的权利。^[6-85]俟其返国，毛泽东特地前去接机，表达对邓小平表现的肯定。

再次与苏交手后的邓小平，态度坚如盘石。8月2日，他在会见南非共产党主席时，悍然指出：「中苏分歧的实质是关系到革命不革命、反帝不反帝、支持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重大原则问题。目前中苏关系可说已处于半分裂状态。」^[6-86]隔日，邓也在日本共产党人士面前抨击苏共：「修正主义的实质是不革命，不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支持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怕一点火会引起世界大战，搞大国沙文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6-87]

在7月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一封给其全党的公开信，全面批驳中共6月中旬所发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此，毛泽东决定拉高攻击，强调要对苏方的观点「加以澄清」。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基于「重质而不重量」的原则，^[6-88]领导「反修文稿起草小组」，^[6-89]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反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及〈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亦即所谓的「九评」，将中苏论战带到最高峰。

在此期间，1963年11月底，赫鲁晓夫曾致信毛泽东，要求停止论战，并希望藉由加强经济、科技合作，提供设备、派遣专家的方式改善两国关系。对于苏共所提的停止论战的意见，中共认为诚意不足、其中有诈，因而置之不理。邓小平就对东德大使说：「〔苏共〕他们想达到中苏两党不讲话，而让其他国家的党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虽然我们过去反对公开争论，但现在看起来公开争论也不是坏事。」^[6-90]

苏共为了促使中共接受其停止论战的提议，还请罗马尼亚、波兰共党帮忙游说。1964年3月，对于上门的罗马尼亚「说客」，邓小平直接切入正题，代表中共开出停止论战的条件：「苏共『二十二大』首先发起了公开论战，如果要停止公开论战，首先赫鲁晓夫要宣布苏共『二十二大』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不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是错误的。如果赫鲁晓夫真的认错，我们就可以停止公开论战。」邓之后又对罗国党人强调：「赫鲁晓夫攻击我们党是公开的，承认错误也必须是公开的，爽爽快快，不要耍花招。」^[6-91]对于邓小平所提的这种谈和条件，罗国使者只能败兴而归、宣告任务失败。

对于苏方所提的加强经贸合作、协助建设的倡议，邓小平也显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他在1964年2月17日表示：「赫鲁晓夫把苏联专家撤走，把几百个协议废除，反而促使我们自力更生。自己搞，搞得更好、更多、更扎实。看来，走自己的路更快、更好些。」^[6-92]中共在3月1日正式回信拒绝苏共相关提议后，邓小平在5日对捷克大使说：

邓小平在同一讲话中甚至指称苏联在1960年撤回专家一事，乃是导致1960年代初中国大陆经济发生困难、必须加以调整的重要因素。他说：「1959年至1961年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由于天灾的影响和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不摸底，加上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打乱了我们的经济计划，使得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调整。」^[6-94]这种说法后来长期成为中共官方解释「大跃进」困难成因时的主流论调，以及控诉苏联落井下石的惯用举证。但其真实性业已受到中国大陆自身研究者的怀疑，指出：「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官方过分强调了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因为当时80%以上的苏联专家「是在军事工业系统」服务的，「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6-95]

值得一提的是，中苏两国在1964年还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这起因于中共方面的主动挑起，而相关问题最初的提出，乃是透过经邓小平审阅、于1963年3月8日刊出的《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6-96]该文表示：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国家，曾经猖狂地侵略中国。它们强迫旧中国政府同它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文中列举的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81年〈伊犁条约〉，^[6-97]皆与苏联的前身「帝俄」有关。

中共此时提起「不平等条约」的历史问题，除了意在呼应其与苏共进行论战时，坚决反对苏方采取的以上对下的压制性立场与手法，也含有对双边关系中的具体议题，改采主动进攻的策略变化。苏方对此予以迅速与强烈的反应，认为中共有觊觎其领土的野心，故开始调动重兵防备，两国的边界情势益加紧张，边界谈判也列入中苏互动的一项重要议程。^[6-98]中共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方针与发言内容，乃由邓小平经手审阅与掌握；^[6-99]中苏边界争议问题引发的国际关注与忧心，特别是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北越，邓也负责向其解释与说明。^[6-100]

中共（毛泽东主导、邓小平配合）在中苏意识形态争论之外，另外加入两国边界是否为「不平等条约」的结果的争论，不但使双边关系更趋复杂，后来更为中国大陆北疆的国防安全问题，投下了不稳定的变量。

两方关系的实质决裂（1964–1965）

1964年10月16日，苏联发生政变，赫鲁晓夫下台，布利兹涅夫（Leonid Ilich Brezhnev，在中国大陆通常将之翻译作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对于双边关系可能出现的转圜余地，中共特地派遣周恩来率团赴苏试探。在此次难得的机会上，由于苏联政局尚未明朗，此前累积了大量与苏方高层谈判、交往经验（如苏共领导人的背景、政治倾向及互动关系）的邓小平，成为毛泽东倚重的咨询对象，在中共相关决策中的角色至为关键。^[6-101]

11月7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进行外交试探时，竟发生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脱口建议中方代表贺龙推翻毛泽东的挑衅事件。中共高层人士在闻知相关情况时，由于事关拥护领袖、取信于毛，莫不表现得义愤填膺，邓小平尤是如此。邓小平平常在外事活动场合中，就特别注意颂扬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此次苏共敬酒失言事件之前不久，他才对古巴的访客表示：「我们很幸运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在会见厄瓜多尔共产党人士时也说：「毛泽东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6-102]这既反映邓个人的认知，也不能排除其有「出口转内销」、借机取悦毛的心思。对于此次俄方非议毛一举，邓小平将之解读为「颠倒敌我、干涉内政、颠覆领导、破坏团结」，并成为促使毛泽东决心责成代表团强化对苏态度、升高谈判筹码的主因之一。11月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

毛泽东对此深表同意，表示这是一根本问题，苏方混淆了敌我关系，以及对待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不同处理方式。^[6-103]邓小平更代表中共中央发电指示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同意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的答复。第二，代表团要抓住这件挑衅事件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第三，在同苏共新领导会谈时，不必谈召开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也不必谈中苏两党举行会谈等问题。」^[6-104]

11月10日夜，毛泽东又召开常委会议进行讨论。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仍旧强硬：

毛泽东接受邓小平的判断，并指示邓综整会议的讨论内容，传给周恩来作为行事的依据。在中苏双方信任基础本已薄弱的情况下，经此次苏方失言风波和中方未能见好就收、反而希望乘胜追击的做法，使得双方关系不但没有和缓，反而益形恶化，新的苏共领导也表示同中共的分歧并未因赫鲁晓夫下台改变，双方终至不欢而散。

其后，中苏双方争辩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有关国际共党会议召开的争论（包括其形式、组成以及开会前提等），以及援助北越抗击美国的问题。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锡金（Aleksey Nikolayevich Kosygin）访问中国大陆与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对于苏方在未与中共达成共识之前，可能径行召开国际共党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自称与邓小平同为「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不阻挠也不会出席。^[6-106]毛相关表态既传达苏共须自我承担分裂责任的中方立场，也反映了毛、邓在同一问题上的形影不离。不久，中苏双方又因援助北越的问题出现冲突。对于苏联提出的援越计划：经中国铁路，运送苏军战斗部队与人员赴越；在中越边境提供机场为苏空军所用；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让苏方运送武器与物资至北越等。中共外交部在邓小平的幕后指挥下一一加以拒绝。^[6-107]

1965年3月初，苏共不顾中共的反对意见，召开部分国际共党参加的「协商会晤」，更在此会上指控中共阻挠苏方援越。邓小平一方面组织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批评苏共召开的是「非法的分裂会议」，更指称苏共继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是「三假三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6-108]另一方面，针对中、苏援越纷争，邓在国际上替中共「辩诬」。根据罗马尼亚的官方档案，邓小平在同年7月的罗国之行，除了代表中共出席其执政党的代表大会，也负有宣扬中共援越决心和立场的任务，以及解释何以中方对苏方的援越「共同行动」建议嗤之以鼻的原因。^[6-109]

直至「文革」爆发前，邓小平反苏态度可言是旗帜鲜明、未见褪色。邓批评苏共领导人：「没有一天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没有一天停止反华运动。口头上讲甚么停止公开争论是假的，只不过公开的形式、表现的方式更多样性一些，更巧妙一些。中国党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革命路线和政策。」^[6-110]他更直指「苏修」为「美帝」的帮凶，以及美苏合谋威胁中共的可能性。^[6-111]

1966年4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根本不派员参加。中苏两党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出现嫌隙，至此形同陌路。

第四节　协调东南亚各党观点，争取一致对苏

「文革」前的中共对东南亚共党外交上，邓小平参与的活动主要围绕在三个方面：一、出面同东南亚共党接触和交换意见，希望相关政党支持中共对苏联的立场和观点。二、努力促使北越在外交上偏向中共，慎防北越因苏联的拉拢而与中共渐行渐远。三、代表中共与东南亚共党接洽、商议，鼓吹各地的革命活动和事业。其中，对苏联的针对性是相当明显的。本节集中探讨邓小平在第一个方面的活动。

首先，在国际会议前后的游说与沟通工作上：

邓小平在1950、6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颇有一定的名望，主要肇因于他屡次出席重大的世界性共产党会议，如前文提到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邓小平也确实藉由参与相关会议，结识了包括东南亚共党在内的各国代表，累积了从事党际外交的知识、经验及人脉资历。

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1960年代初因中苏分歧而产生裂痕，中苏之间的对立更直接表现在国际场合上。在亲苏的东欧各国共党大会中，常常出现苏共纠集东欧共党代表一面倒地围攻中共代表，以及在中共代表发言时集体鼓噪或发出嘘声的尴尬情况。^[6-112]面对会场上这种不友善的气氛，向与中共互动密切的亚洲共党如：日本、北韩和东南亚，以及澳洲、新西兰共产党，即成为中共不致形单影只的伙伴。东南亚共党大者如处于执政地位的北越劳动党，以及党员达数百万之众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具有不可小觑的发言权；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虽然规模较小，在其国内无合法性的地位，势力也略显薄弱，然而，相关政党代表若能适时发声支持，对于中共的处境也能发挥不无小补的改善作用，最起码证明中共是「德不孤，必有邻」。

1960年11月，苏联召开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责成领衔出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要从最坏的情况去打算，表明「不签字不等于是分裂」的底线。面对苏联串联多数共党掀起对中共的言语攻势，身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邓小平，着力于与东南亚共党代表沟通和协作。11月17日，邓小平约缅甸、马来亚、泰国三党代表谈话，透露出中共此一决定。^[6-113]值得注意的是，21日，缅、马、泰三党在大会上一致发言支持中共。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德钦巴登顶（Thakin Ba Thein Tin）的讲话，尤其「明确、尖锐，完全不同意苏共的意见」。^[6-114]巴氏以结合缅共亲身经验的说法，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世界和战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以及此次会议的开法等议题上，力挺中共。马、泰两党代表虽然「话说得软些」，但与缅共的巴登顶意见如出一辙。^[6-115]缅、马、泰三党代表公然为中共喉舌，必与此前邓小平亲自出面做工作有重大关系。^[6-116]

事实上，中共采取高姿态不惜流会的决心和策略，也确实奏效，成为促使中苏两党在最后关头达成共识的重要因素。与中共「配合演出」的若干东南亚共党，自然令中共感到满意。12月1日，会议宣言完成签字、成功闭会后，针对缅共先前卖力高调的表态，邓小平在返国汇报之前，还特意接见缅共代表，以表慰勉与感谢。^[6-117]在邓的建议下，12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在北京还接见了缅、马、泰三党的负责人。^[6-118]

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小兵立大功」的缅共，后来更声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所谓ABC，乃是阿尔巴尼亚（Albania）、缅甸（Burma）与中国（China）各自英文称谓第一个字母的集合。其意指：此三党才是马列主义最正统的继承人。缅共此一提法以及其表现出来的「党小志气大」，甚为中共所欣赏。^[6-119]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会议结束后，邓小平马不停蹄地与东南亚共党就苏共「二十二大」的开会情形与意义影响进行讨论和评估。11月15至17日，邓小平同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一连三天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艾地（D. N. Aidit）会谈。14日，邓参加中共高层与北越领导人胡志明（Ho Chi Minh）的意见交换。他在21日又和泰、马、缅三国共产党人士就同一问题交谈。^[6-120]邓小平的穿针引线，使得中共与东南亚共党之间保持顺畅的官方沟通。

邓小平在中苏问题上与东南亚共党的积极通气，也可引长年在中国大陆活动的马共领导人陈平（Chin Peng）的回忆为证：「『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常见到他。他经常给常驻北京的兄弟党领导人作汇报，特别热衷于向我们报告中苏问题，以及中国对中苏问题的看法。我们曾经公开进行交谈。」^[6-121]

其次，在对辩论文章的征询工作上：

中共和苏联论争意识形态问题时，毛泽东一方面希望能获得与中共立场相近的外国共产党的意见，以使中共的主张具有所谓的「群众基础」，而非仅是中共一家的偏好，也象征中共能不耻下问、不以党小而废言；另一方面，也能藉此将中共自身的观点传达给被征询的对象，让对方更能认同、接受中共的看法，从而在未来更紧密地和中共合作。这方面的任务，正是由负责主稿中共反「苏修」文章的邓小平担负，东南亚共党则是邓每每征询意见的重点对象。

邓小平在1963年主持写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过程中，甚为积极地征求东南亚共党的意见，既集思广益，也期望相关各党能给予背书以示「吾道不孤」。4月10日下午，邓小平宴请泰国、马来亚、缅甸三地「同志」，^[6-122]「就中苏两党会谈和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中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等问题交换意见。」^[6-123]5月，中共中央拟给苏共中央的覆信草稿出炉后，邓又指示中联部再次征求泰、马、缅驻北京负责人对稿件的意见。^[6-124]6月初，在中共中央发出给苏共的覆信之前，邓也在武汉同包括黎笋、长征（Truong Chinh）、阮志清（Nguyen Chi Thanh）、武遵、驻华大使黄明芳等人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针对覆信内容加以讨论。^[6-125]由此可见他在征询友党意见上之殷勤。

第五节　驱策北越靠拢，促其远苏近中

中共向来宣称，其对北越的支持是不遗余力亦不求回报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对北越而言，尽快地统一南越是它最重要的目标。北越领导人也深知，欲打倒由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必须同时获有中共与苏联的援助，因此对两边都高调感激。^[6-126]基于此种考虑，北越并不乐见中、苏之间日益加深的歧见，更不希望自己被迫在两位社会主义「老大哥」之间进行选边。对于北越的此番愿望和想法，中共在一开始虽可以谅解，但是随着中苏对立加剧，中共对北越采取调和、不得罪两边的立场，愈加感到不满，对之倒向苏联的疑惧也只增不减，更直接发酵在中共对双边关系的处理上。中共除了增加物资援助的诱因，也直接予以批评和施压。其中，邓小平经常担负这种软硬兼施中「黑脸」的工作。

中苏意识形态争论中的北越

面对中苏意识形态争辩的愈演愈烈，北越三番两次在两强之间进行缓颊。然而，中共对北越的相关努力并不领情，甚至强调在相关问题上，越方不能作为旁观者或采取中间的道路（a middle course），^[6-127]故经常发生令后者尴尬的情形。

1960年底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北越领导人胡志明在未与中共代表团事先商量之下，充当「和事佬」，试图安排刘少奇和赫鲁晓夫见面，面对面地讨论双方的争议，谋求解决的方案。由于事发突然，遭中共代表团拒绝。

会议结束后，胡志明与黎笋返国行经北京时与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对于莫斯科会议期间胡志明欲在刘、赫之间牵线一事，邓小平直言时机不妥：「那个时候见面只能吵架。」当胡志明进一步地提出希望中苏相忍归好的想法，并呼吁「把辣椒都收起来，都多给点糖」。邓小平回应：「光给糖恐怕不行，因为分歧还有。他挑起争论，他先丢辣椒，我们也得丢辣椒。双方的意见不会那么完全一致，还会有争论的。」在同一场合中，毛泽东也在胡志明等人面前称赞邓小平：「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你这根棍子出名了。」^[6-128]邓小平对苏强硬的态度，在越方人士之间想必留下深刻的印象。邓直率的行事风格，在中越高层互动中一再地出现，也颇令越方高层感到不悦。

1963年6月初，邓小平与北越领导人在武汉讨论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的看法。据越南方面的数据，虽然中共方面接受了越方提议的部分修改意见，但黎笋、长征等越方代表又再次领教到邓小平不假辞色的严厉态度。据分析是黎笋本人的谈话纪录中记载：

南越游击战争升级的问题

1970年代末期，中共与北越反目成仇后，越方控告中共过去居心叵测，曾意图阻挠、迟滞南越革命事业的进展。此问题发生的过程中，邓小平也与闻其中。

1958年夏天，胡志明与周恩来、邓小平商谈中共援越问题，并且向中方提交了在南越进行抗美活动问题的文件，希望征询中方的意见。中共建议越方需要考虑「在越南南方是否已经到了暴露自的武装力量的时候」，而中共的看法是「恐怕还不到时候」，^[6-130]亦即抱持较为谨慎、保留的态度。

1960年，因应南越政权愈加采取高压统治，北越决定在南越扩大活动，在取得一定的进展后，中共改而支持其在南越的斗争。同年的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共率先承认。^[6-131]在南越的共党活动方针是否需要作进一步调整的问题上，邓小平可能是中共高层中最先提出要对之注意者，他在1960年4月下旬即提请毛泽东考虑。^[6-132]针对南越斗争的具体方针问题，邓在5月也和周恩来建议越方重视策略的运用，根据城乡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的斗争方法。^[6-133]

1961年11月14日，针对迅速发展的南越游击战争，邓小平随同毛泽东、周恩来与胡志明进行会谈。在评估此一游击战争的作战规模和影响上，鲜见的情形是，中共高层内部出现不一致的状况。相较其他中共要人，邓小平显得略为保守：游击战要打，但要小打。小打，美国不会出兵。大打，占西贡、堤岸等大城市，把吴庭艳政府完全推翻，美国就有可能出兵。周恩来表示应考虑大打。毛泽东则认为：不要怕，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了，也是暂时的，最后也还是要打。^[6-134]邓小平敢在毛泽东面前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一定程度可以显现他深获毛的信任，故能直抒己见。

由于毛泽东的相关看法尚未明确，邓小平的主张在一定的时间内也能代表中共官方的立场。因为在来年6月3日，邓小平偕同刘少奇、彭真与胡志明「就越南北方经济建设、南越问题、老挝问题、国际共运等问题交换看法」。^[6-135]针对南越问题，邓在内的中方人员仍是向越方强调「长期斗争、准备条件、等待变化」。^[6-136]

邓小平这种较为谨慎小心的主张，在毛泽东决心大力支持南越解放战争后便改弦易辙，特别是在美国升级对越南战事的介入并扩及至北越境内后，邓小平更多次在公开场合强烈表达中共对越方的支持。1965年4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外交部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的招待会上宣称：

但邓小平在1960年代初期的相关立场，犹为统一祖国心切的北越领导人所耿耿于怀，以至于后来越方指控邓小平在当时曾出言不逊，干扰南越解放的进程。如黎笋指称：

增援北越的同时，抑制越苏关系的发展

在援助北越的问题上，中共确实表现出国际主义慷慨大方的一面；但随着中共逐渐掺入自己的反苏情绪，进而直接、间接地要求北越接受中方的观点时，便造成越方很大的困扰和压力。邓小平在这方面的作为和活动更是屡见不鲜。

1963年6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和北越代表团会谈时，向对方表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厉害得很，连抗美援朝的武器、旅〔顺〕大〔连〕的设备，他们都要我们这么多钱。我们帮助越南，帮助你们抗美、抗法战争，是当作我们的责任。我们援助你们的军火是根本不要钱的。」^[6-139]亦即经由刻意突显苏联在韩战中对中共大发「战争财」的不义之举，标榜中共援越的无私，也提醒越方对于苏联提供的援助要小心，以免上当、吃亏。为了证明中共挺越非假，同年底，邓小平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访问团，以示对南越革命事业的支持；关于中越谈判签订卫生合作协议的问题，邓也批示有关部门尽可能地满足越方的要求。^[6-140]

其后，中共更决定赠予北越20亿元人民币，并协助制定一个长远的经济建设规划，使其经济（特别是农业、轻工业）能基本自给。易言之，以支持北越民生经济的方式，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若比照中共对外援助的历年规模，中共提出20亿元人民币的援越计划，可说是非常阔绰的决定。中共在整个1950年代（1950年至1959年）的对外援助总额是27.57亿元人民币，中共此一援越计划的金额约其72.54%；中共在1960年代的头三年（1960年至1962年）的对外援助总额是17.36亿元人民币，还比中共此一援越计划短少2.64亿元人民币。^[6-141]而且，中国大陆此时才刚刚从「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谷底中爬出来而已。

为此，邓小平与康生在1964年2月25日至28日访问北越河内。^[6-142]邓小平在25日夜的中越两党会谈中表示：

邓小平在抵越的第二天，方露出中共带来经济厚礼后面的政治底牌。邓在26日午后的双边会谈中提出：「现在要建立两个统一战线，一个是广泛团结全世界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包括如法国、日本这样的间接同盟军，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另一个是建立反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6-144]邓说要组建一个反「美帝」的阵线，正愁美国在其南方伸手的北越，自是欢喜赞成；但邓说要组建一个反「苏修」的阵线，冀望得到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帮忙的越方，就感到为难。

根据越南单方面的资料，邓小平还向北越领导人提出更露骨的要求：中共向北越提供援助的交换条件，就是河内拒绝接受苏联任何形式的援助。^[6-145]亦即藉此釜底抽薪地隔绝苏联势力的渗入。

未及半年，「东京湾事件」爆发（也就是美国在8月5日以其军舰在东京湾受到袭击为由，对北越进行攻击的事端），越南的情势急剧升温，战争的乌云密布其上。中共认为发生区域战争的可能性大增，需要正色以对并做好准备；对于与「美帝」直接对抗的北越，中共也加大援助的力度。在中共领导人中，除周恩来外，可能就属邓小平最为投入。

邓小平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督导、批审中共的援越工作，对于中共官僚部门所上呈的具体援越方案，往往是大开绿灯放行。1965年3月28日，邓小平批阅同意北越战时进出口货物经由中国转运；4月10日，批准向越方赠送通信设备；20日，对于「支持越南领导小组」组长罗瑞卿所提的派部队帮助北越在其东北群岛设防、修路及修建机场的请示，加以批可；6月10日，允许越方渔船向中国港口疏散。^[6-146]

在邓小平与中共对北越大展国际主义精神时，中越双方却一直因为对苏联看法的歧异而持续引起纷争；再加上，越南对中国挥之不去的历史情结和民族情绪，又潜在地产生作用，使得中越关系在坚定友好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股不稳定和不信任的暗流。邓小平多次代表中共担负对北越「批评但不撕破脸，施压而不吵过头」的任务。

邓小平对于胡志明个人向表佩服，在1960年代初甚至曾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一工作小组至河内，专程了解、学习胡的生活作风。^[6-147]然而，涉及到中、苏、越三角关系时，邓小平对胡志明也就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了。1965年5月17日，邓小平与胡志明会谈时，针对苏联援越的动机问题表示：「他们〔苏联〕提供你们援助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简单地说，苏联的援助是为了服务他们自己的战略。」邓甚至有些强人所难地向胡强调：「如果越南觉得不方便说出这个事实，让我们替你们做。」^[6-148]

另外，针对当时越南的报纸和舆论提出「来自北方的威胁」影射中国的问题，邓小平毫不客气地对胡志明说：「如果胡主席也认为中国威胁越南，中国就把部署在广东、广西的几万驻军撤走，放到北方去。我们放军队在那边的原因，是为了预防发生像韩战的情形，我们设想美国攻击〔越南〕的可能性。」^[6-149]胡志明对此只能急忙澄清和否认。

1966年4月13日，中越两党举行会谈。邓小平质问黎笋：「为甚么你们害怕惹恼苏联？那中国呢？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们我现在的感觉：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是你们并没有告诉我们。」

邓小平又同样地以中共考虑自两国边境撤军向越方施压：

此外，邓小平和周恩来还声明：「你们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因此从现在起，在你们提苏联的援助的时候，不应提中国的援助。」^[6-151]

中共贯以「同志加兄弟」形容中越关系，然而，由于双方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彼此之间不免有不快的事情发生。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发现：在中共高层中，常由邓小平出面处理双边关系中存在的棘手问题。邓小平的称职表现让毛泽东和其他中共要人在与北越交涉时，无须陷入敏感的争议，进而保有回旋的余地。但是邓在「文革」中被打倒后，他先前在对越关系上的卖力表现，反而成为一项「错误」。1967年4月12日，周恩来就跟范文同（Pham Van Dong）、武元甲（Vo Nguyen Giap）表示：邓小平等人「不尊重兄弟党间的平等关系」，实行「大国、大党政策」。^[6-152]

第六节　鼓吹各党行动，开创革命形势

中苏争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问题。中共原先坚称革命不能移植，一定要自发于当地，但为了证明自身观点较苏联更符合实际，一方面开始「传道授业」，对外如数家珍地介绍中共自己的革命经验；另一方面，「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更出力支持、促成海外激进的独立和革命运动。中共宣称其「作为东南亚革命运动的大后方」，「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会以最大努力来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反帝斗争」。^[6-153]东南亚即是中共与邓小平着墨最深的对象。

马来亚共产党

中共在1954年曾与苏共联名建议马来亚共产党从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然而，当时中共领导层内部对此建议似无保持全然一致。根据马共领导人的回忆：刘少奇、邓小平（时任中央秘书长）与中联部支持马共转变革命形式；毛泽东则勖勉马共「继续战斗下去」。^[6-154]这后来在「文革」中被渲染、上纲为「中共在马来亚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1967年1月，毛泽东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时还表示：「他们〔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这样大胆，要你们转变斗争形式的意见，没有向我请示过，没问过我的意见。」^[6-155]实际上，自1950年代中期以后，马共在马来半岛丛林中已是经营困难，艰难的环境最终迫使其总书记陈平在1959年独立地做出停止武装斗争、改行政治斗争的决定。

1960年代初期，中共第二次对马共的革命事业予以建议。此次中共计划提供具体的援助，试以影响马共的革命决策与方向，中共方面就是由邓小平出面与马共领导人进行会商。这也是截至目前为止，最直接显示邓小平代表中共鼓励东南亚共产党从事暴力革命的例子。

1961年7月，邓小平约陈平进行一天两阶段的正式会谈。邓小平强调东南亚革命情势大好，有益于展开军事斗争，希望马共善用此一时机发展，中共也保证给予支持。陈平回忆：

根据马来西亚方面的相关研究，在1961年中陈平抵达中国首都以前，邓小平在中联部高干刘宁一的陪同下，已与长驻北京的马共中央代表团举行多次的中马两党会议。邓小平在相关会议上一再地鼓励马共坚持武装斗争，建议马共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并针对马共当时所处的挫败处境加以抚慰，表示在任何斗争中，革命力量的高低起伏，乃属平常之事。在具体的援助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任何革命斗争的成功取决于干部的素质，因为革命的营造者是人而不是武器。倘若马共人员需要到中国寻求庇护，中共竭诚欢迎；在其准备妥当后，即可自主地返回马来亚。他也表示中共可以向马共干部提供必要的训练，但是斗争的技术层面问题，必须由了解当地情况的马共自己作出决定。^[6-157]

经过邓小平的多次劝说与保证，参与会谈的马共中央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如：马共主席穆沙阿默德（Musa Ahmad）和政治局委员小章（原名章传庆），很可能都已经被说服了。因为他们后来在马共中央内部讨论时，对于邓小平对陈平正式提出的建议，皆甚表赞同与积极，促使陈平接受。^[6-158]

以慷慨的金援作后盾，兼之以勤快的开会游说，邓小平很成功地得到一度偃旗息鼓的马共领导人的正面响应。陈平即指出：

既然邓小平已向马共领导人作出支持的承诺，马共与中联部后续的谈判即进行得非常顺利，马共提出的金额预算要求，中共照单全收。陈平就说：「我们和中央联络部的磋商历时几个星期，而且非常成功。这是我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以来，党的财政状况第一次得到保证。」^[6-160]马共因为受到中共的激励和稳定的财政支持，毅然改变方决定不久的政治斗争路线，颁布「积极坚持，逐步发展」的「新方针」，重回武装斗争的道路。^[6-161]到了1964年，马共的游击队员人数也从300人迅速增长为800人。^[6-162]

马共在获得中共的金援而绝处逢生后，作为政治回报，一方面，驻留在中国大陆的马共领导人「得为中国分析马来亚的政治演变」；^[6-163]另一方面，对于中苏意识形态论战，马共更是偏袒中共，进而在1965年1月31日发表〈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中共乐得大肆登载马共此一政治文告。^[6-164]陈平对此表示：「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作了很重要的声明。我们相当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我们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其次，我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因此，我们是偏向中国的。」^[6-165]

邓小平在「文革」初下台后，陈平为首的马共领导人，不顾邓在1960年代初曾在中马两党合作上所曾扮演的媒合角色，竟也投入对之的揭发与批判。^[6-166]或是受到马共揭发的影响，周恩来在1967年1月14日曾表示：「十一届全会以后，中央各部，各省、市没有一个过关的，原来说中联部好的，实际上王稼祥、邓小平都有问题，对马来亚党比对父子党还严重，非常严重，比斯大林严重得多。」^[6-167]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在1965年「九三零政变」之前，^[6-168]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政局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的苏卡诺（Bung Sukarno）政权对共党势力采取合作的政策，印度尼西亚共在其国内的势力和国外的声望皆受到各方的注目。中共与印度尼西亚共之间的密切互动，每见于双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观点的唱和与举措的呼应。

由邓小平主持起草、^[6-169]在1965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热烈祝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就宣称：

此外，中共与印度尼西亚共之间关系的紧密，也表现在双方高层密集的访问交流。仅从1964年到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局出现大动荡之前这段期间来看，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露面与印度尼西亚共各级领导人接触的频率尤其繁多。1964年10月6日，邓小平会见以印度尼西亚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副书记优素福・阿吉托罗普（Jusuf Adjitorop）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代表团。1965年7月5日夜，邓小平设宴招待以印度尼西亚共中爪哇大地区委员会常委苏克米、西苏门达腊大地区委员会常委阿布・曼苏尔（Abu Mansur）为正副团长的印度尼西亚共代表团。^[6-171]7月17日至27日，邓小平率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邓两度会见同样与会的印度尼西亚共主席艾地。^[6-172]根据中共外交部公布的档案，7月24日，邓小平与艾地晤谈时，后者感谢中共对于印度尼西亚共该年度的庆祝建党45周年活动的支持（除中共派彭真出访印度尼西亚道贺，也包括前述的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贺文）。邓小平也向印方介绍中共批判「苏修」的规划，特别是整理出版赫鲁晓夫的言论集，他强调：「很需要把新、老修正主义对照一下。」^[6-173]

在「九三零事件」爆发前的一个月（亦即8月1日至7日），艾地率印度尼西亚共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对于艾氏的到访，在外事礼仪上，邓小平亲自予以接、送机，并出席中共中央举办的欢迎宴会；在实质讨论上，邓小平不但参与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其后更陪同毛泽东接见艾地，直接与闻双方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交谈。^[6-174]

有关「九三零政变」的真相问题，苏哈托（Haji Muhammad Suharto）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军人政府对外宣称：该事件乃是中共唆使、煽动印度尼西亚共进行的不法颠覆活动。并使得中共与印度尼西亚两国的外交关系长期陷入停滞中止的状态。对此，中共官方一向予以否认，指出相关说法纯系子虚乌有，因为事发之前中共对此一无所知；^[6-175]进而反指此乃印度尼西亚军方借机扩大事端、接管政权的人为借口。中共在该事件中确实涉入的程度和真实扮演的角色，至今仍未公诸于世。学界对此亦存有分歧：有文献指称对于印度尼西亚共在1965年发起的武装攻击，虽然中共参与的程度不明，但中共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则无庸置疑。^[6-176]另有论者主张，权衡各方势力在印度尼西亚共起事后的可能得失，即便印度尼西亚共一举成功，中共得利最小；但行动一旦失败，中共将损失最巨。故认为中共应不至于支持印度尼西亚共贸然行事，因而是处于被动的地位。^[6-177]

邓小平在相关问题上的实际作为，囿于资料的不足，更是模糊难以断定。虽然有学者以邓小平热情接待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高层，以及仅1965年中共即赠予该党上亿元的人民币为由，指涉邓在中共向印度尼西亚共推广其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模式上的重要角色。^[6-178]但无论对中共或邓小平个人而言，印度尼西亚共遭到武力铲除、在短时之内土崩瓦解的结局，都是一直接的冲击，因为这无疑让当时高调表示世界革命情势一片大好的中共高层（包括邓在内）大失所望。^[6-179]

从1965年底至1966年初，邓小平在接见外国共产党，特别是仍未取得政权的友党时，经常强调的重点包括：革命不怕挫折；一个党重于战斗力、联系群众的能力，而不是其党员人数；要注意统一战线的操作问题。^[6-180]这些明显都是针对印度尼西亚共失败的惨痛教训有感而发。1966年4月7日，邓小平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中央副总书记阿吉托罗普。^[6-181]「九三零政变」事发时，阿吉托罗普正在中国访问，因而逃过军方的大肆捕杀，也是该党少数幸存的高级领导人。邓小平之所以找阿吉托罗普相晤，应无外乎询问印度尼西亚共的残存情况，以及该党之后如何在中国维持运作等问题。邓也有可能在会谈中代表转达毛泽东对印度尼西亚政局巨变的看法。

如前所述，中共是否直接参与印度尼西亚共支持进行的「九三零政变」，目前仍无定论，但是中共确实一直鼓励印度尼西亚共「只要有夺权的机会，就奋起以武装斗争夺权」。艾地对此也似无恶感，^[6-182]其本人并曾到广东聆听、学习中共的武装革命经验。^[6-183]根据中共外交部相关官员的说辞，中共对印度尼西亚共的支持，包括：政治、舆论、物力、财力，也还有军火。^[6-184]「九三零政变」激化了印度尼西亚局势，中共倒觉得是一政治时机，让习于在体制内活动的印度尼西亚共脱掉西装与皮鞋「上山」，改采体制外的武装抗争。^[6-185]中共拭目以待艾地及其党人能一展身手，但想不到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在野的共产党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对于印度尼西亚军方的进剿，毫无招架还手之力，艾地与绝大多数的印度尼西亚共高干遭到格杀，各级党组织未战即垮。毛泽东虽痛惜艾地的身亡，^[6-186]仍对印度尼西亚共的「不成材」有所指责。毛就对日共领导人表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卡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里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6-187]

邓小平与阿吉托罗普会面后的五个月，即1966年9月，印度尼西亚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自我批评〉的文件，对自身的发展历史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在「九三零事件」以前较长的时期，其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九三零事件」中，犯的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九三零事件」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6-188]其观点同毛泽东如出一辙，或也可见中共对之的影响。

其他共党

有关邓小平介入东南亚其他共党采取武装行动的资料，更是屈指可数，泰国共产党的情形尚可聊备一格。中共与泰共关系久远，泰共早期的负责人徐启新即是中共人士，^[6-189]徐在中共建政后也出任中联部的领导职务。有徐作中介，中、泰共的两党关系自能保持一定的热络。根据马共领导人的回忆：泰共领导人王斌在1949年夏即参加中共在北京开设的以东南亚共党为对象的理论学习课程。^[6-190]根据陈平的观察，泰共驻留在北京的人数相较他党虽属最少，但却是最多人参加中共所提供的长期学习课程。^[6-191]可见泰共甚为重视汲取中共的革命经验。泰共的成长也颇受中共的重视，因为泰国在地理位置上与多个东南亚国家相邻，是区域共党之间进行联系的重要途经之地。泰共如能坐大，有助区域共党连成一气。美国后来在泰国境内设有军事基地，中共帮助泰共培养武装力量，也期望对之起到骚扰与破坏的作用。

1961年起，泰国东北部和南部相继出现与泰共直接相关的武装反政府活动，恐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同年4月29日，邓小平曾会见泰共中央总书记王斌。^[6-192]泰共在1962年3月开设「泰国人民之声」，传播共党政策、鼓动民众，直接挑衅泰国政府。该电台基地位于中国境内，中共背后对之撑腰，自不在话下。

值得分析的是，1964年2月16日和17日，邓小平在广州与乃比里（Pridi Phanomyong）举行两次会谈。中共官方的《邓小平年谱》仅简单地透露邓在会谈中向乃比里介绍当时中国的国内情势，而无述及其他内容。^[6-193]然而，乃比里为亲泰共势力的政治人物，曾担任泰国政府总理一职。其被迫去职后长期流亡中国，中共暗中对之勤加观察并灌以「说明教育」，期望他能在泰国未来的革命事业中，得以为中共所使，并安于同泰共共事。^[6-194]乃比里在后来积极发展的泰共活动中的中心角色和中共对之的支持，即遭受他侬（Thanon Kittikachorn）为首的泰国政府的强烈指控。邓小平和乃比里在穗一晤，是否有达成任何有关对泰共活动的共识，虽然仍有待进一步的厘清，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泰共之后的活动更是如火如荼。

1964年11月1日，「泰国独立运动」成立；1965年1月1日，「泰国爱国战线」成立。1965年4月，这两个组织宣布常驻中国大陆，「以便寻求各国朋友对泰国人民对拯救祖国的正义斗争的同情」；武装斗争亦于同年8月7日开始进行。11月1日，「独立运动」加入「爱国战线」，使泰共的力量更为集结。^[6-195]此一时期，中共对泰共所作的多方面的支助，包括：组织成立与重组、资金筹集、人力训练以及宣传攻势的密集配合等，^[6-196]一度使得「泰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进一步高涨」。

在菲律宾共产党方面，中共与之的渊源虽可溯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双方的关系并曾在1940年代末达到高峰，但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由于菲律宾位置较为偏远、重要性较低以及菲共组织内部涣散的原因，从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期，中共对菲共并未予以太大的关注，远逊于其对待马共和泰共的积极。两党之间的组织联系孱弱，中共在菲共决策中的角色也仅在于指导启发（guiding inspiration）的作用。^[6-197]就现今所能获得的相关资料，尚未见到邓小平曾在此一阶段中共与菲共往来中露面或活动的纪录，这或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双边互动不甚热络的事实。两党的关系要等到属于「文革」时期的1960年代后期方转冷为热，但也只是限于从菲共中分化出来的亲北京的激进派而已。^[6-198]

最后，相较于中南半岛其他国家，柬埔寨共党势力的发展较迟。邓小平与柬埔寨共党运动的关系，可溯及1960年代中期柬共尚未成气候之时。1965年11月至来年2月，后来恶名昭彰的柬共领导人波帕（Pol Pot）赴中国大陆进行秘密访问。在此期间，邓小平曾接见波帕。邓是波帕所见到的最高层级的中共领导人。^[6-199]邓小平的官方年谱对此虽有记载，但有意地回避了敏感的情节。其记录了邓小平在1966年1月10日会见了高棉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即柬共），却没有提及波帕也在接见对象之列。该年谱指出邓在会见中介绍中共的革命经验，也谈及共产主义的实践问题。^[6-200]至于邓有否对柬共的发展方向与策略提出中方的看法，以及中共具体援助柬共的问题，皆不见交代。

然而，着眼于中共与柬埔寨当时执政的施亚努亲王（Norodorn Sihanouk）（中国大陆通常译为西哈努克）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以及柬共羽翼未丰、势力仍弱等原因，邓小平应不致于直截了当地鼓吹波氏与柬共立即起事，以推翻施亚努政府为优先目标；而较有可能是劝之蓄积实力、等待时机。^[6-201]

但是，邓小平麾下负责接待的中联部，特意安排波帕学习中国武装革命、农民运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反修正主义的理论课程，再加上「文革」前夕中国大陆趋向激进的政治肃杀氛围，耳濡目染下皆不免对尔后波帕返国的作为（波氏甫回国即提出为强化城镇的力量而斗争、为农村的武装暴动作准备的路线），^[6-202]甚至未来施政的蓝图造成偏差性的影响。

小　结

从前述正文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对「文革」前中共党对党外交的尽心投入与辛勤奔波。此处则简要探讨：邓小平的外交角色与作为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及责任。

在中共和苏联进行论争时，虽然毛泽东具有一锤定音的决定性地位，但是不能忽略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积极参与。其中，邓小平的角色与作用即甚突出。最能代表中共反「苏修」言论的「前七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九评」，皆由邓小平负责主稿。^[6-203]邓小平在相关批判文稿产出的过程中，并非简单地过目经手而已，他具有甚大的权限，例如：文中涉及第三党时，是否可对之点名褒贬，他可当场决定；在批评赫鲁晓夫取消阶级时，是否宜谈及斯大林在同一问题上的错误，他拍板说可，并提出区分两人的要求。邓小平可丰富文稿的内容，例如：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有关无产阶级的政党继续脱离群众要求、逆势而行的后果问题上，他主持罗列包括被党内、外的马列主义者取而代之等几种可能情况。^[6-204]他也力求将文稿的核心论点「秾纤合度」、「恰如其分」地展现，例如：在「第九评」中，有关「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这顶「政治帽子」的陈述与论证上，就由其具体掌握拿捏。^[6-205]

中苏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大打「笔墨官司」，毛泽东与邓小平因怀有共同的信念，而显得「志同道合」。^[6-206]由于邓如实地做到「邓手写毛口」，毛对邓把关下的作品，语多赞扬。事实上，毛对邓在中苏关系上的总体表现甚为激赏，邓后来在政治上也因此获益不小。^[6-207]

中共「反修」言论存在不少的错误观点与荒唐之处，例如：「第九评」中批评赫鲁晓夫的经济政策，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陷于严重的混乱，并称他为「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因为其花光了斯大林时期的粮食储备，给苏联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6-208]中共在作相关的指控时，是否曾联想到几年前中国才因「大跃进」而发生经济混乱、生活困难以及大规模的缺粮死人？是不是过于宽以律己、严以待人？主持文稿的邓小平是否感到心虚呢？

邓小平需要面对的不仅是文责而已，更要担负整个「反修」论述对中共尔后政治发展所产生的恶劣作用。事实上，邓自身的政治生涯就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一方面，邓小平助长中苏之间的对立，造成中国处于风声鹤唳的外在气氛。对周遭环境险峻的认知，又必然对国内政治的发展造成约束和压迫，因为应付外来威胁而启动的政治动员机制，势必扰乱内在优先的关注焦点和正常的运作方式。「大跃进」激情过后，邓小平在经济为主的内政问题上渐拾理性，但中共因对外关系紧绷而对内又提出备战要求，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易言之，在外张内弛的背景下，邓小平对外强硬的立场，反倒挤压了其对内治理的弹性空间（详细的讨论，可见于第七章）。

另一方面，邓小平辅弼毛泽东的对外「反修」活动，其自然的发展逻辑即是「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当毛泽东发现列宁、斯大林所在的苏联，竟也会变修变色，类似的危险自有可能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九评」本身已构筑了一个似可言之凿凿、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即在一个为时甚长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还存在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除了生产数据所有制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外，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上也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若非如此，铁打的社会主义江山也难逃变色之日。^[6-209]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大跃进」后困难时期的因应对策和措施，就遭毛批判为修正主义式的做法，刘、邓后来更被视为窃取要职、潜伏中央上层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此乃「文革」酝酿、产生的一主要背景与原因。

邓小平秉承毛意戮力打造的「反修」理论工程（邓对此认同并加以传播），^[6-210]最后在「文革」居然成为他和刘少奇被打倒的论据，如此作茧自缚，恐为其所始料未及。追根究底，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上的理论「建树」，事实上正为后来的「文革」理论作出隐而不显的铺垫和准备。深受「文革」祸害的邓小平，较诸其他「文革」的幸存者，对此也应有更深邃的感触与体认。

在中共与东南亚共党互动上，邓小平在「文革」前紧随毛泽东的相关作为，例如：使劲要南方的「兄弟党」在中苏之间「择良木而栖之」，不要误上「苏修」贼船；不顾国力地输出革命，兜售自家经验、馈赠军经物资，希冀在该地区营造出处处烽火的燎原态势。在「文革」时更是登峰造极，演变成如脱缰野马的激进外交行径。其间的政策连续性甚至在「文革」后，仍可见其影响与遗绪，譬如：中共与甫告统一的越南闹到翻脸、兵戎相见，致使双方关系冷冻、停摆多时；^[6-211]中共在波帕和「赤色高棉」（Khmer Rouge）当政后作出令人「大惑不解」的行为时，^[6-212]仍执意给予支持，让中共在国际社会中处于被动与尴尬的境地；^[6-213]以及中共与东南亚共党关系的「历史问题」，一直困扰、阻碍中共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正常往来，迟至1980年代末才涣然冰释。这些皆恐与曾是历史当事人的邓小平个人的坚持，^[6-214]或是他在相关问题上一时未能骤然决断，高度相关。

对于中苏关系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何去何从的问题，「文革」前的中共高层存在高度共识和一致性，即使在策略与步骤上曾有过些许差异，但并无本质的分歧。但在1960年代前半期的国内问题上，特别是「大跃进」步入泥沼、举步维艰后的整治方向，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协作情形，就没有像对外关系上如臂使指般的契合与畅达，从而埋下了毛在「文革」中批判邓的关键种子，这是下一章讨论的课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