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跃进」后期续扬红旗（1959-1960）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不满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所引发的「反右倾」政治风波，使得稍有降温的「大跃进」又再次开足马力，在1960年冲向另一回合的运动高潮。然而，第三年度硬行「大跃进」的结果，不但经济大幅倒退，更赔上极其严重的人命代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指出：在1960年，「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该书更进一步表示：^[5-1]

1960年年终，台湾人口总数为10,850,685人。^[5-2]从比喻上来说，中国大陆在1960年一年减少的人口数（尚不包括自然增长应有而未有的人口数），就约等于一个台湾在地球上消失殆尽。

对于肇祸极大的1960年「大跃进」，邓小平所为何事、对相关事态的发展有何作用与影响？下文先讨论邓小平如何参与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以及1960年经济计划的制定，接着介绍1960年2月邓跨省视察、指导地方运动的情况及问题，再来探讨邓对编修「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的态度与活动，然后关注是年夏天运动因中苏关系紧张而出现激化发展时，邓与闻其中的情况。最后，在小结的部分，综合第四章与本章的探讨，对邓在运动中的地位与责任，作一简单的概括。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

并制定「继续跃进」计划

对庐山会议的态度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因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上书批评「大跃进」引发毛泽东大怒，导致会议原订的纠「左」议程突转为「反右倾」，其影响所及不但中断了正在进行而略见初效的纠「左」工作，会后掀起的全国「反右倾」运动，更引发了另一波的「大跃进」运动，使得先前业已受创的国家经济和社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邓小平在1959年6月5日因跌倒骨折而住院疗伤，^[5-3]故未参加庐山会议。^[5-4]但对庐山会议的情势与发展，特别是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问题的不吐不快，以及毛泽东对此议论的大加挞伐并决心对之开展批斗，邓小平除可能如同其他的会议缺席者（如陈云）透过阅读官方文件知情外，^[5-5]或也因身为毛泽东倚赖的重臣（如罗荣桓）而作为通报情况、征询意见的对象。^[5-6]易言之，邓小平此时虽然未亲临会议，但仍消息灵通、耳聪目明，不致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情形。

邓小平的政治地位在庐山会议后未有变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皆仍对之高声肯定：毛泽东称邓为「中国政坛上正在升起的一颗明星」；^[5-7]刘少奇说要提倡对邓的「个人崇拜」。^[5-8]由此看来，邓小平是通过了庐山会议风波的「政治考验」。事实上，不能排除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即有表态支持毛泽东的可能。^[5-9]促使邓小平选择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庐山会议上打出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5-10]乃是在毛泽东主导、诸多中共高干充当积极分子下所共同创造（卖力揭发、奋力讨伐）的整风成果。邓小平在政治上既要唯毛马首是瞻，也要尊重其他同僚在庐山整风中的辛勤表现。然而，邓恐也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

毛泽东在庐山上对彭德怀算的政治总账中特别指控：彭意图不轨的野心早已有之，参加高岗的密谋活动就是明证，而彭在庐山会议中向党中央发起进攻，实是其野心、阴谋的总暴露。「彭高联盟」的指控乃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案的一个重要理由，亦是中共高干在传达相关政治决议时的一项重点内容。^[5-11]各级党干在认识彭的问题与错误时，此点颇具说服力。^[5-12]邓小平也一直确信彭德怀深涉高岗的案子。^[5-13]

彭德怀在庐山行事本身的有失策略和存有瑕疵，多少也对邓小平的态度有所影响。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批评「大跃进」政策，犹如「半路杀出程咬金」，不但激怒了毛泽东，更骤然中断中共中央得来不易的自省，继续主观地将「大跃进」推动下去。邓小平对彭德怀的莽撞也难免生怨。1961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回顾「大跃进」问题时就表示：

邓小平话中所言的「鬼」，指的即是彭德怀上书所引发的事端。

另外，彭德怀的直率性格和直言直语，在政治上也易生误会。彭在庐山会议「触犯天条」，与此不无关系，邓小平对此也有看法。据邓力群回忆：对于造成庐山会议转折的原因，「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的地方」。^[5-15]

与「反右倾」运动的关系

庐山会议对「大跃进」运动带来的极其不利的影响是「反右倾」运动的尾随而至。该运动肇因于毛泽东在庐山批彭时对「右倾思潮」的警惕与反感，由于彭德怀获罪的殷鉴不远，邓小平对于毛的「反右倾」主张当然不敢轻慢。推行「反右倾」运动的任务，就像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自然就落在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的肩上。至于1959年最后一季度的「大跃进」计划、生产和建设问题，就由周恩来负责管理。^[5-16]

有关邓小平对「反右倾」运动的参与情形，现有可得的资料非常地少，但是仍可初步判断其对相关政治运动的推行，既表支持也担任要角。邓小平为苏联《真理报》所写、并刊载在1959年10月1日出版的《红旗》上的〈中国人民大团结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一文，是目前唯一公开的邓小平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书面文字。其中指称：

至于邓小平在施行「反右倾」运动时的具体作为方面，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1959年秋冬频繁地开会讨论、布置进度以及听取汇报。例如：1959年9月15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八中全会向下传达和处理各地右倾分子问题」；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各正副部长会议」，报告「反右倾」情况；11月9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两个直属党委、总政和北京市关于反右整风的报告」；11月21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界线问题」；^[5-18]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右倾处理问题」，即由邓小平主持并做出原则性的指示。^[5-19]

四川的「反右倾」甚为厉害，从中也可一窥邓小平「党性」的坚强。李井泉在四川领导「反右倾」运动，是拿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开刀的。邓自力因为其领导的泸州专区在解散公共食堂、多划自留地、猪分散喂食等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省委检查团指控：领导干部「对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考虑的多，对个体生产影响集体生产的消极性则考虑的少」，宣传「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5-20]个别公社的生产队甚至推行「包产到户以产计工」，导致社员强调个户生产、集体事业没人顾，劳强者有余力经营副业、劳弱者惶惶不可终日，食堂无法恢复，以及思想混乱与动摇），^[5-21]被李井泉点名为四川头号的「蜕化变质和有系统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并且具有代表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上报中共中央审查后获得批准。^[5-22]邓自力的地委书记职务被撤销，地委常委虽保留，但须下放劳动。

邓自力是何许人也？

邓自力乃是邓小平的堂弟，年轻时受邓小平的影响前赴延安参加革命；1949年回四川工作，乃经邓小平同意，并在其电话介绍下到川南工作，初为合江县委书记，后升任泸州地委书记。^[5-23]对于与自己关系不浅的堂弟在四川「反右倾」运动中「中箭落马」，邓小平自是知情。邓自力被批判和下放后不久即患了浮肿病，邓小平还特地将组织配送给自己的百斤黄豆与一盒蛤蚧油，托人交给邓自力，助之消除脚肿问题。^[5-24]以邓小平身居中央总书记要职、在四川的政治影响，以及其与李井泉的密切关系，他为何不在邓自力被卷入「反右倾」运动、成为众矢之的时就伸以援手呢？这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邓自力的「犯行」明确而严重。

邓自力就自承：「我是四川第一个解散食堂，划自留地给社员，允许私人养猪，划小生产队（十几户到二十几户）包产到组、包工到户的人。因此我的错误是一系列的，不把我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定谁呢？」^[5-25]邓小平即便想帮堂弟的忙，^[5-26]也仍难以让之全身而退。以邓小平当时对「大跃进」问题的肤浅认识，也甚有可能以为邓自力在泸州解散食堂、实行包产到户等举措，真的是有错，需要被批评与「抢救」（邓小平直到1961年才觉得公共食堂可以不办；1962年才比较明确地认为包产到户可以一试。请见第七章）。事实上，邓小平的亲弟弟、也就是邓自力口中的二哥邓垦，当时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对农村基层情况了解甚少，即认为邓自力在泸州的作法有错，甚至赶在四川省委召开「反右倾」大会之前，特地劝之要知错能改。^[5-27]

二、高调批斗邓自力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符合四川「反右倾」运动发展的政治需要。

邓小平在前述的〈中国人民大团结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一文中说：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发起「反右倾」运动，目的就是希望藉由整风式的群众运动，让干部与党员接受「反右倾松劲」的「社会主义教育」，迅速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以推进「三面红旗」的事业。然而，群众在运动中并无法自我教育，而需要党的引导。中共在整风中行之有效的引导方法，即是锁定有分量的个别人士，将之作为党要彻底批判、否定的敌对思想的形象化代表。从全国范围来看，毛泽东说：「借彭〔德怀〕黄〔克诚〕教育广大群众。」^[5-29]在四川，要借谁来「教育广大群众」呢？李井泉瞄准了邓自力。邓自力自己也说：「我是小平同志的弟弟，要在四川找彭德怀式的人物，定我是最有震动效应的了。」^[5-30]

李井泉批斗邓自力的政治含意是再清楚不过了：邓自力纵使有一个在巴蜀赫赫有名的堂哥邓小平，但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得挨批，全川的党员与群众从中必能深刻体认相关错误的严重性与危险性；而连邓小平的堂弟犯错都无法遁逃、不予轻放，其他犯类似错误的人更是不能纵放、要深挖。李井泉通过对邓自力等「右倾分子」开展思想批判与辩论，「使右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坚定的分子坚定起来，使右倾思想失掉市场」，进而「撤换那些极少数的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使后者在公社各级领导中掌握2/3的多数；「对于一部分表现过动摇，但是愿意积极改正错误的，在经过批判后，责令他们在工作中去改正错误」。^[5-31]各级「促进派」在「反右倾」过程中重新抬头，以及先前有动摇表现者又被迫在未来工作中努力证明自我洗心革面，这些皆为李井泉在四川再推「大跃进」提供思想上、组织上的便利。

对于参与指挥、负责督导全国「反右倾」运动的邓小平而言，忍痛坐视自己的堂弟被「抛出」，以换取四川甚而整个西南地区「反右倾」运动的「兴旺发展」，或是一个痛苦但值得的决定。何况自己的堂弟犯错，邓小平不更应该要表现得公私分明、为党无私吗？有中央总书记「大义灭亲」作示范，各级与各地的党干在寻觅、批斗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就不会狠不下心了。

「反右倾」运动始之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运动的「正规时间」为时虽只约半年，但其发展却如脱缰野马，最后被冠上相关政治标签而沦为政治异己者，竟有365万之众。^[5-32]代表中共中央督管「反右倾」运动的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很难同它的扩大、失控脱离干系。邓衔毛泽东之命大打「右倾机会主义者」所营造出的高压政治氛围，让主张对运动续行纠「左」者，难有发声的空间，只能哑口无言，任1959年前半年好不容易稍有降温的效果付诸东流；相反地，誓言再起「大跃进」的声音，重新占得上风，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政治语言。

参与制定1960年「继续跃进」的计划

当邓小平在1959年深秋驱策全党使劲批斗与深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时，他也开始利用「反右倾」思想整风在各级党干与群众之中逼发出来的只讲大干快上的声浪，着手制定1960年「大跃进」的生产计划。

邓小平在1959年10、11月主持或坐镇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明年年度的计划内容。其基本流程是：邓小平等人在琢磨、领会毛泽东对新一轮运动的心意后，领导地方领导人与中央部会首长进行讨论并汇集意见，最后，在拟成计划后亲自向毛泽东汇报，征求毛的初步认可，再回头作进一步具体的研议。

1959年10月23日，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政治局常委参加毛泽东离京外出前召集的会议，商谈国内外情势。^[5-33]邓从中应该了解到毛对经济计划的基本想法。毛到外地去后，1960年经济计划制定的工作，就成为邓的工作重点。在中央书记处内协助邓小平制定经济计划、并负责领导国家计委的李富春，在10月27日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明年基建盘子不要打得过大，这是今年上半年的教训」；「把计划安排得积极可靠，留有余地，分两步走，不要一下子满打满称」。李所言的「两步走」，其意思为：计划的安排首先按照钢年产1,800万吨、粮年产6,500亿斤来规划；第二步则考虑按照钢年产1,900至2,000万吨、粮年产7,000至7,500亿斤安排计划。^[5-34]事实上，李富春这个计划构想（也反映了邓小平的想法），并非「积极可靠，留有余地」，其所设的基点本身就属于高指标了。

一周后的11月3日，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副手彭真赴浙江杭州向毛泽东报告正在拟议中的1960年的计划数字。周表示：「196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表示：「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当周、彭对毛说明1960年的钢产量计划是1,800万吨时，毛说：「死啃1,800〔万吨〕，搞个半年再讲。6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1,900〔万吨〕。」^[5-35]邓小平在了解毛泽东的看法后，也不管这些计划数字是否合理，就照着提出计划指标，并领导党的高级官僚对计划做更细致的规划。

11月15日、17日、1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计划问题。与会者除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书记处成员，还有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和有关部门负责人。^[5-36]邓小平不但全程出席会议参与讨论，他在18日的会上，还俨然以会议领导者之姿与周恩来一起作总结发言。^[5-37]邓小平的会上发言与总结发言的内容，中共官方迄今仍未公开。但周恩来18日发言强调，有关运动的全国性经济数据的公布问题，需经中央书记处决定。^[5-38]

11月23日下午，邓小平又在其住处召集会议，到会者包括：前一日飞赴杭州与毛泽东晤谈的周恩来与彭真，以及「各大区区长和中央去的10人左右」。会议决定相关领导人28日再赴杭州向毛汇报1960年经济计划的安排。之后，为了更加完善1960年的经济计划，并且使自己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更有准备，邓小平等人在中共高层间又就此进行相当密集的讨论。11月25日、26日下午的3时至8时，彭真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一同听取并讨论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周恩来、朱德出席此会，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各省党委的工业书记也列席会议。^[5-39]

11月28日，按既定行程，邓小平与周恩来、彭真飞往杭州，「向主席汇报1960年计划问题」。^[5-40]以此为基础，11月30日至12月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之继续讨论。邓小平等人顺迎毛泽东对生产指标要多、要高的心意，借由李富春提出相对应的计划；毛在基本接受后又摆出一副要人冷静的姿态，既表其欣慰于前者的奋发心志，又以示自身思虑理智。毛泽东在会中表示：「1960年钢产指标1,800万吨，2,200吨不要去打算，搞到2,000万吨就了不起了。」^[5-41]就在邓等人揣摩迎合毛、毛作势抚慰邓等人的过程中，相较11月初的讨论，1960年钢产的「第二本账」（不对外公布的期成的计划）已从1,900万吨调升至2,000万吨。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在上海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主要目的在于将1960年的经济指标确定下来，以为将在3月底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准备。会议批准了在邓小平监制下、国家计委所提出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对此，毛泽东在1月17日闭幕会上表示：「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必成的计划〕，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1,835万吨，第二本账，争取2,000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5-42]

至于1960年粮食产量的指标，这次会议则将之定为6,000亿斤。中共声称1959年粮收5,400亿斤，后来证明是一不实的数字，但是中共却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地规划并预测1960年粮产指标将达6,000亿斤，亦即增产10%左右。不及一个月前的1959年12月24日，邓小平对北韩大使李永镐表示：

中共将1960年农业增长的目标，设为不容易达成的10%，以显其农业上要继续「大跃进」的决心。但是邓小平所说的「以农业为基础」、「始终要抓农业」的「新提法」，在1960年的运动实践中还是付诸具文，百姓到头来为之更吃尽苦头。

后来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1960年4月10日通过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最后按毛泽东指示修改定稿），^[5-44]即以此次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计划为基础，再约略调整而成。其确定1960年钢产量目标为1,840万吨（较1959年增长38％）；粮食产量指标设为5,940亿斤（较1959年含虚报成分的产量增长约10％），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5-45]然而，这仅是个对外公布的「第一本账」。中共内部对主要的生产项目，特别是对钢所要求贯彻的「第二本账」甚至「第三本账」，在1960年的孟春起即一直蠢蠢欲动，也牵动了整个「二五」后三年（1960、1961、1962）的补充计划。以上经济计划的调整或编修，统由邓小平领导、掌握，本章的第三节会作更详细的介绍。

1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回北京讨论该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也按其方针安排书记处工作。中共史家对此次上海会议及其影响的评价甚低。因为在此会后，运动中的一些不良政策与倾向如：大办县社工业、水利、食堂、养猪场，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及「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更指出：「这段时期，1959年冬与1960年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5-46]

「当局者迷」，邓小平当时对运动的发展仍感觉良好。1960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出的社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乃是经邓小平在20日审阅批示「可用」的。^[5-47]其内容在一定的程度上可反映他在1960年初如何评价运动的已有成就和未来前景。该社论表示：「由于1958年和1959年连续两年的大跃进，我们已经提前三年完成了原来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用两年时间走完了五年的路程。」由于中共在运动中强调「以钢为纲」，所以文中特别以钢产量的增长为例，自豪地强调：「我国国民经济这样巨大的连续的增长速度，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时代也不曾有过的。」

最后，社论坚称：「要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在1960年实现国民经济更好的全面的继续跃进。」而这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深入人心」与发挥作用下，是可以达成的。^[5-48]

第二节　从中南一路走马看花到华东

邓小平在1960年「继续跃进与更好的跃进」的计划初告确定后，就迫不及待地到地方视察工作、加油鼓劲。

巡视广东、路经湖北

邓小平视察的首站是广东及其所管辖的海南。邓小平在2月初视察岭南期间，在陶铸的安排下，可说是惊喜连连。他参观湛江的建设后甚感满意，给予「北有青岛，南有湛江」的评价；更向同行的彭真与柯庆施表示，要将该地在城市建设、绿化、卫生方面的经验向全国推广。^[5-49]陶铸安排邓小平等人来湛江视察的另一个用意，就是要他们见识一下自己在广东水利工程上的「大手笔」：堵海大堤与鹤地水库——青年运河工程。

陶铸的计策成功奏效，因为邓小平对湛江这两项兴建中的水利工程，甚为激赏。邓不顾行动上的不便（当时仍需藉手杖助行），亲临堵海大堤的施工现场，一望眼有上万名民工同时上阵的气势，即不禁赞叹：「这真正叫移山填海啊，真是当代的愚公移山啊」，「真正的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5-50]

鹤地水库——青年运河工程也投入很大的人力。它在1958年6月开始动工，其库区工程的高峰期投入民工5万余人，在1959年9月基本建成；灌区工程高峰期工地民工高达30万人，1960年5月各主要干渠建成，开始部分发挥效益。^[5-51]邓小平在听取青年运河工程的汇报时，也称赞地表示：「了不起，真了不起，干劲很大，你们真是当代的愚公啊！狠抓水利是对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你们干得非常好！」邓小平后来在北京的一次部长级的高干会议上就推销其在湛江的见闻：「广东湛江目前有两大工程在施工，我到那里去看了，很了不起。你们有时间也应到那里去看看，学习一下他们的艰苦创业精神，深入调查研究，多开动脑筋。」^[5-52]邓更具体要求国务院各部委与各省、市的领导人前去观摩。^[5-53]在中央总书记的推荐下，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派员到湛江参观与学习。

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中共水电部作检讨：在1960年，全国上马300多个蓄水1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其结果不仅浪费国家财力、物力，而且挤占农村大量的劳力，影响农业生产，亦造成后来防汛工作的困难。^[5-54]邓小平在1960年初登高一呼推广湛江经验，或有对该年全国范围内的大办水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湛江经验的创造人陶铸，在「七千人大会」期间也对他在「大跃进」中大兴水利工程，将人操劳致死，有所反省。^[5-55]

1960年2月初，邓小平到有「天涯海角」别称的海南岛的视察情形，胡乔木在「文革」中「供认」：「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曾仗势带子女到海南岛去玩过一两天，陶铸陪往，我也去了。一路上只是游览性质，而且陶铸主要陪邓小平⋯⋯。」^[5-56]

邓小平参加完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2月14日离开羊城，并于隔日上午抵达武汉。邓小平的目光马上聚焦在湖北农村严重的春荒问题上，因为该省领导人对邓报告：「现在是调运不能及时和差一亿斤粮」。^[5-57]邓立即指示杨尚昆电话联系中央书记处内负责粮食和贸易的李先念，要之解决粮食调运不及时的问题。

地处华中的荆楚大地都发生这种春荒急情，邓小平预感此一问题恐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需要一专人专职机构统筹因应处理，因此提出成立粮食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负责。^[5-58]中共中央在21日正式批准此议，以「中发〔60〕135号」文件发至各省，要后者「立即研究执行」，并强调：「中央要求，凡是有粮食调出任务的省份，应当紧急动员起来，掀起一个调运粮食的突击运动，坚决保证完成当前的粮食调运任务。」事实上，李先念在听闻邓小平的指示后，随即着手筹建粮、油、棉调运指挥部，在相关中央文件发出前三日，就已开始办公。^[5-59]与前一年的情况相仿，对于1960年春荒的成因，邓小平并无认识到问题的根本实质还是在于农村缺粮。邓仍相信1959年的粮产接续1958年继续「大跃进」，并以为只要粮食调运工作得宜、让之及时畅流，相关的春荒问题最后总是能化险为夷。

视察河南

一、支持吴芝圃「持续大跃进」的计划

2月17日，邓小平到吴芝圃治下的河南省会郑州视察工作。邓小平上午抵达后立即听取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杨蔚屏等人报告当地旱情及群众生活安排的情况。杨蔚屏对该省信阳地区在1959年底开始出现大量人口饿死的情形，一直表现得无动于衷，^[5-60]他对邓小平所作的省情报告中，不知有否据实以陈。

17日下午，邓小平参观郑州北郊人民公社食堂和郑州纺织机械厂食堂，「主要是看炊具的改革」。^[5-61]公共食堂的炊具和加工工具的改革运动，乃是吴芝圃吹嘘其成功推行机械化、半机械化的例证，他甚至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开箱展览炊具改革的具体成果。事实上，相关的炊具只能供参观而不能实际使用，能言善道、负责讲解的炊事员也是由河南妇联的负责人所冒充。^[5-62]邓小平没有参加庐山会议，自然无法看到吴芝圃在庐山所作的炊具改革「表演」；或为弥补此一遗憾并一饱眼福，邓此次在河南主动要求参观炊具的改革。吴芝圃故技重施，将炊具展览会上陈列的炊具紧急搬至邓到访的地方，原班人马又为邓上演一次炊具改革的「成果展」。^[5-63]邓小平似乎没有看穿吴芝圃的把戏，因为不及一个月后，《人民日报》还曾大幅报导河南炊具改革的成功经验。^[5-64]

2月4日至19日，河南省委举行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总结1959年的工作，也讨论1960年河南省的国民经济计划，吴芝圃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要求继续「反右倾」，提出全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的口号，并作出〈关于动员全党、全省人民为实现1960年持续跃进而奋斗的决议〉。^[5-65]对于河南在1960年大炼钢铁的计划，此会也提出生产钢35万吨，生铁150万吨的任务，分别比上年增长5.9倍和1.2倍。^[5-66]中原的「大跃进」又将被带向另一波运动的狂潮，让当地经济陷入更为严重的失调。

邓小平就在相关大会举行期间的2月17日晚上，「会见了参加省委五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5-67]此举可以视为是代表中共中央对吴芝圃倡议的河南1960年「大跃进」计划的肯定与支持。吴书记有邓总书记背书，好不得志。两个月以后的4月15日，吴芝圃率领中共代表团远赴北欧，参加芬兰共产党的党代表大会。邓小平乃是主管中共党对党外交的负责人，他的点头或推荐，应是吴芝圃享此殊荣「出国争光」的关键。吴在芬共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当然包括传播「大跃进」的「伟大成就」。^[5-68]芬共后来如果知道他们接待的中共代表吴芝圃在河南推行「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300万），超过芬兰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应该会咋舌不已吧！

吴芝圃为了兑现他2月中旬在大炼钢铁上向中共中央与邓小平所夸下的海口，5月11日至18日，吴召开全省工业生产会议，研究确保钢铁大增长问题。在此一会议准备召开之际，邓小平正好在郑州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也抽空听取河南省委汇报工作，并对之指导「如何做好计划」。^[5-69]邓在其中有否对此会加以指示，目前并不可考。但会议提出要继续贯彻中央「以钢为纲」的方针，「在钢铁生产上继续坚持『左』倾蛮干」，^[5-70]让已是严重减产的河南农业再受重创。

二、为城市人民公社寻求范例

1960年2月18日，邓小平在河南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也是行程满档，最主要的项目是参观郑州管城区街道人民公社。邓小平此行并非是一般的视察，而是为中共中央在运动中重启城市人民公社风潮前，所作的最后一次正式检装。

中共在1958年「大跃进」勃兴阶段，曾鼓励试办城市人民公社，邓小平即是一名积极的倡议者。邓在该年9月的东北行中数次听取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他在听取中共四平市委负责人报告时，认为该市已具备了组织市公社的条件，并「指示市委迅速作出一个规划，草拟出公社章程，在群众中进行酝酿，并建议吉林省委在此试点，取得经验」。^[5-71]1958年10月上旬邓视察河北时也指示：「全国6亿农村人口都实行公社化了，只剩了5,000万城市人口，形势逼人，公社非办不可。」他进而要求：「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5-72]

由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丛生，中共若马上在城市推行人民公社，恐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因而暂缓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计划。1958年12月9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时，针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问题表示：「总的精神是从稳从缓，以后再作专门研究。」^[5-73]邓小平从积极力倡到主张从稳从缓的变化，逃不出眼尖的南斯拉夫派驻中国的记者，他甚至以此为例，撰文批评中共「大跃进」相关政策，指称：「顽固的实践和事实是不按主观愿望伸缩的。」^[5-74]

1960年，中共中央决定将组织城市人民公社，重新置入行动的议程。在相关决策过程中，邓小平在1958年秋对城市人民公社所拨撒的种子，也适时开花、发挥影响。因为邓在1958年10月曾指示河北省委「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河北省委隔月即成立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以加强指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研究和试点工作。根据其先后召开三次座谈会的所得，河北省委在1959年12月17日向中共中央提交〈河北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集中强调城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5-75]此一报告刘少奇大为欣赏，除指示谭震林拟写中央批语，肯定此报告内容并同意批转各地参考，也要邓小平「将此件拟印发一月政治局会议各同志」。^[5-76]亦即交由1960年1月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由于河北对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取得的成果，部分可归因于邓小平当初的耳提面命，邓自乐于在中共高层间传阅之。

为了打铁趁热并增加更多的政策说服力，邓小平也到地方找寻城市人民公社的模范。河南郑州早有试办城市人民公社的经验，该市管城区的红旗人民公社更享有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第一面红旗」的称号。^[5-77]邓小平在1960年2月18日视察此一街道人民公社时，特别注意询问其公共食堂实行的情况和内部资源调配记账的问题。^[5-78]邓小平来此，就是为了中共中央推行城市人民公社，鉴定可供参考的模式。因为邓即声称：为了「让大家尽快地富起来，要多想富起来的办法」，「你们下边要多想想办法。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寻求如何发展经济的办法，尤其是城市」。^[5-79]受到邓小平此行的肯定与鼓舞，中共河南省委在邓参观后的十天，亦即2月28日，就向中共中央报告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的情况，大加宣扬此一建制。有此范例为本，中共中央在3月9日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指示应以积极的态度组织实验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5-80]

2月18日晚上，邓小平一行人要乘专列离开郑州之前的最后一项视察内容，竟是「看了几个河南省的纪录片」。^[5-81]如果邓小平欲以相关纪录片作为了解河南运动实际情况的窗口，无疑是缘木求鱼，甚至会遭其误导。事实上，邓小平视察河南的前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遗症，特别是饥馑与饿死的情况，已在该省多处出现以至蔓延，吴芝圃竟还向中共中央以及其来人粉饰太平、礼赞「跃进」。显然，邓小平被蒙在鼓里了。

视察安徽

邓小平离开河南后，转赴安徽，从2月19日停留至25日。主政安徽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与柯庆施、李井泉以及吴芝圃，在「大跃进」运动中有四大「左狂」之称。邓小平与曾希圣个人交情匪浅，曾是邓与妻子卓琳的婚姻介绍人。^[5-82]邓小平在皖视察一周期间，曾希圣用心陪同参观多处并详加说明，邓也对安徽各项工作给予肯定与鼓励。

2月19日上午，邓小平到达省会合肥，随后参观市容与规模甚大的省博物馆。邓在参观省博物馆时受到热烈的欢迎，心情大好地表示：「听说安徽出土的文物多，安徽的建设也搞得不错。」^[5-83]20日，邓到金寨县参观梅山水库（详细的情形，后面将会介绍）。折回合肥后，邓在21日上午参观合肥特殊钢厂和小型化肥厂。由于曾希圣提出安徽在一年内要建100座产量800吨的化肥厂，因此邓小平在参观该省蜀山化肥厂时便有感而发地对彭真表示：「老曾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他这个人魄力很大，他要搞100套，这个家伙是有一套！」^[5-84]易言之，邓小平就算不是为曾希圣所作所为背书，也为之开了绿灯。

2月21日下午，主持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桂林栖以及分管工业、农业的书记向邓小平报告安徽工农业生产情况和整风问题。陪邓聆听汇报的杨尚昆的感想是：「安徽省的粮食情况较好，生活安排也较好，只棉花收购任务未完成。」^[5-85]邓小平应有近似的感受。安徽省委对邓小平报告的整风问题之中，包括对省委书记张恺帆的整肃事件。^[5-86]张恺帆在1959年7月初在安徽无为县调查，发现当地干部欺上瞒下，粮食存在严重问题。张当机立断，紧急向民众分发粮食外，更严令县委立即执行「三还原」，包括：一、吃饭还原，也就是停办公共食堂，让农民回家吃饭；二、自留地还原；三、房屋还原，让农民返家居住。^[5-87]张恺帆的相关举措，不久即被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曾希圣当作反面案例呈报毛泽东。毛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也点名张恺帆是在省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既然张恺帆已被最高领导人认定为「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张在安徽的上级、同僚对之自不会手软。在邓小平到安徽聆听相关整风汇报时，张恺帆早已被逮捕囚禁，甚至朝「内奸」的方向被进行审查。邓小平没有替在四川犯下类似「右倾」错误的堂弟邓自力关说，自也不太可能对安徽受审中的张恺帆表示甚么特别意见。但是他显然对张敢于在「大跃进」第二年即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等作为留有深刻印象。因为在1970年代末，邓还曾询问当时主持安徽工作的万里有关张的年纪，并表示：「这样敢讲真话的同志真正是不简单，要用！」^[5-88]

2月22日，邓小平参观蜀山人民公社、江淮人民公社、合肥矿山机械厂等。邓小平前来蜀山人民公社，乃因毛泽东在1959年10月28日曾来此参观，甚感满意，^[5-89]并向邓推荐的结果。^[5-90]邓面对的因而是一场演练多次、精心准备的接待。他对该公社的生产建设和发展规划模型、沼气用电甚感兴趣，也对公共食堂刚开锅的白米饭称赞不已。邓小平在1958年视察基层人民公社的指导重点，是公社领导权的掌握问题；两年后在安徽的蜀山，他则着重于对公社组织构成的指导。邓小平主张在公社机关原有的「三部一室」（组织部、宣传部、武装政法部和党政办公室）以外，另设一个专门负责领导生产、经济的部门，并且「还要派得力干部抓」，^[5-91]期以更能彰显公社制度的生产机能。

邓小平在23日上午参观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安徽省农具改革展览会，「晚间到曾希圣同志家中吃饭」。^[5-92]这餐是以曾为首的省委领导人自掏腰包集资请邓小平一行「打牙祭」。^[5-93]邓小平在安徽期间，由于接受特别丰盛的款待，还曾欣慰地表示：「别处很困难，你们安徽不错嘛，小康。」^[5-94]然而，安徽因农业减产与粮食高征购（1959年的粮食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50.6%），在1959年冬季和翌年春季，即「不少地方出现了疾病、人口大量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5-95]在此期间，因为缺粮饥饿而发生的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特殊案件」，就高达上千件。^[5-96]换句话说，邓小平在安徽视导、与其党政高层饱食畅饮之际，该省某地可能正在上演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曾书记用盖子将安徽实情摀得如此之紧，邓总书记完全处于状况之外。

2月24日上午，邓小平离开省会北上，除赴淮南煤矿视察，他在皖北主要有两个行程：一参观水利工程，另一是重返「淮海战役」战场。

曾希圣在安徽推行的「大跃进」计划中，大修水利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他也为此大出风头。曾希圣很有心地向来皖的邓小平大秀他这方面的政绩与规划：邓小平到皖当天参观省博览馆时，曾希圣就利用馆内陈列的安徽水利规划图，向邓说明该省水利工程的全貌；^[5-97]次日，曾希圣不顾往返「共300多公里」的路程，「整整坐了8小时的汽车」，^[5-98]亲自引领邓小平参观皖西的重要水利工程——梅山水库。梅山水库坐落的金寨县，邓小平在1947年底转战大别山时曾旅经过，^[5-99]此次算故地重游，但景观已大为不同，因为梅山水库与邻近的响洪甸水库工程的兴建，是以淹没金寨县的旧县城与10万亩良田为代价，邓看了也感到有些所费不菲。^[5-100]

皖北是曾希圣推行水利工程的重地，包括：治理淮河与在淮北平原推行「河网化、水稻化」。也就是针对淮北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提出挖筑交织成网的大小河道，以便在雨多时蓄水防洪涝，缺雨时浇地抗旱；并在供水稳定下，大面积地改种水稻以增产粮食。^[5-101]「大跃进」开始后，曾希圣雷厉风行地部署执行相关政策，1958、1959年投入的上工人数，每年都达300万人以上。邓小平此次安徽行既然会驻足皖北，曾也趁此机会拿出「压箱绝活」献宝。

2月24日，邓小平到达蚌埠后，即被安排参观淮河中游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蚌端口闸，同行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就直接以「大河闸」形容之。^[5-102]为了表示支持之意，邓小平执意登上大闸工地，慰问施工中的干部与人员。当邓听闻工程完工后可将河水引送至两岸平原，灌溉农地达1,100万亩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5-103]2月25日，邓小平到达宿县后，参观「三八人民公社」及当地紫芦湖的河网化工程。^[5-104]「三八人民公社」及出身其中的全国劳动模范陈淑贞克服环境困难，努力治水、艰辛创业的故事，因为被拍成电影《三八河边》而享誉全国。邓小平跟陈淑贞高兴地交谈，^[5-105]他在参观河网化工程时，也给予很好的评价。^[5-106]

邓小平后来回到北京后，有否像推荐广东湛江治水经验一样地推荐安徽淮北河网化工程，目前虽无数据可资说明，但他至少没有对此水利工程提出质疑。因为继邓小平之后前来观摩的官方人士仍络绎不绝，也与他一样作出好评。邓参观「三八人民公社」河网化工程后不到一个月，3月中旬，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代表组成的「安徽视察团」也到此一游。其成员返京后在4月举行的两会会议上，对之赞不绝口，^[5-107]当中的所谓「台湾省代表」甚至还藉此比较、批评台湾1959年发生的「八七水灾」，并强调：「请看看我们祖国大陆的大兴水利、防涝抗旱而形成的灾年丰收与台湾灾民悲惨情况，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呀！」^[5-108]《解放军报》在3月下旬也对淮北的水利工程作一高度颂扬的报导，指出：「人民公社显威风，千里淮北织银河」、「河网化后换新装，荒滩变成米粮仓」；文中所附的照片之一即是「三八人民公社」河网化工程鸟瞰下的全景。^[5-109]

邓小平与这些「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军方记者，若仅以其在「三八人民公社」所见，即类推整个淮北平原的实况，就犯有以管窥豹的错误。「三八人民公社」的河网化工程本身效益较为显著，被曾希圣当作是反映皖北人定胜天的「样板」。事实上，它也是「大跃进」第三年淮北平原上少数仅存的「亮点」，其所在的宿县地区在1960年春就因缺粮而「大量出现浮肿病、干瘦病，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迫使当地政府采取如拨发黄豆、白糖和部分油脂等紧急措施，以救护饥寒交迫的百姓。^[5-110]至于散布淮北平原上的河网化工程，也因地方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在1960年陷入停顿、停建的状态，留下一堆工程的烂摊子。^[5-111]

2月25日，邓小平离开「三八人民公社」后，即前赴「淮海战役」双堆集遗址。^[5-112]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前参与指挥的几次重要军事行动如「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都涉足安徽境内。邓在这次访皖期间，就不时「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曾希圣在这方面投其所好，或也想藉此分散邓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邓小平在参观省博物馆时，曾希圣特意引导他去革命史展览厅看一幅「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态势图」，这立刻引起邓的兴趣，他拿起助行的手杖指着地图就开始详述当年的战事。邓一开讲，馆内的人员即向之聚拢，闭气凝神地聆听，让他讲得过瘾。^[5-113]几天后（23日），邓小平在参观安徽大学时，还对随同的桂林栖（其当年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也参与了「渡江战役」）忆及相关往事。^[5-114]

邓小平25日到了双堆集后，作为地陪的宿县官员如此介绍：「这次邓总书记来双堆，主要是故地重游，凭吊烈士，同时视察当年淮海战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邓小平在接见县、公社领导人时，大谈「当年勇」，强调他参与指挥的「淮海战役」是「中外战争史上歼敌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说到激动处时，还振臂高呼：「不可一世的蒋家『王牌』军终于覆灭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之中了」。然而，当话题回到当下「大跃进」的现实生活后，特别是该地粮食产量低、社员收入少的情况，邓的兴致自不若刚来时沉浸在「峥嵘岁月」中的盎然，只能空言慰勉几句。^[5-115]

邓小平接连巡视的河南、安徽两省，其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惨剧，皆在此年雪上加霜、更形严重。在是年秋，河南信阳地区死亡百万的惨案，终于纸包住不火，走漏消息，震惊中共中央。^[5-116]1960年安徽因运动致死的人数，曾希圣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以前，刻意隐瞒实情，在蓄意缩减统计结果后，竟还高达117万多人！^[5-117]这个曾希圣动过手脚后的人命数字，就已是邓小平洋洋自得的「淮海战役」歼敌人数（55.5万）的两倍以上！^[5-118]在1960年2月风光过境、查访两地的邓小平，对于吴芝圃、曾希圣的造假、欺瞒，竟都没有感到异样，对此，邓恐难脱偏听偏信的失察之责。

1960年2月下旬，邓小平离开安徽后，便直驱山东。2月25日夜，邓抵达济南；一觉醒来，便在26日上午花了三个钟头，听取省委「一把手」舒同报告该省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午即离开。^[5-119]这个「孔孟思想」的发源地，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据不完全统计，「非正常死亡」即有65万人，外流109万人，其中也不乏人吃人的案件。^[5-120]邓总书记若仅在短时内透过舒书记的口了解山东的情况，其对「齐鲁之国」运动实况的掌握，绝不仅是隔层纱的问题，更可能有隔了几重山的落差。

2月26日夜，邓小平到达天津。隔日上午，邓小平采取在山东的作法，拨出三小时听取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刘子厚报告该省生产和群众生活的情况。下午，邓所乘的专列离开天津，回到北京。^[5-121]

2月28日下午，邓小平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高层会议，介绍其在广东、湖北、河南、安徽等地考察的情况和观感。^[5-122]邓小平这种流于表象观察、走马看花下所得的误差信息，经他汇集整理后，又成为中共中央判断运动情势、制定下一阶段运动政策的重要参考。

第三节　编制过于冒进的「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

调整1960年的钢铁生产计划

因为中共宣称经过1958、1959年两年经济的大跃进，「二五」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完成。中共领导人志得意满，也开始研议如何统筹善用原属于「二五」时间范围内的1960、1961、1962年三年。邓小平认可刊出的社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就指出：

邓小平除了从1959年秋起领导中央书记处（特别是李富春）主持制定1960年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并于1960年1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基本确定了1960年对外公布的年度计划（第一本账），他同时也开始参与讨论所谓「二五」后三年的补充计划，甚至结合「三五」一并筹划八年的计划。^[5-124]

由于1960年是「二五」后三年的头一年，也是三年补充计划可否成形的基础与关键。中共在1960年上半年对1960年内部经济计划（主要是第二本账）的修改，直接影响了整个「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的编修。事实上，邓小平经常将两者一并考虑与规划，以使之既有现实性（符合1960年当年需要）、也有前瞻性（能准确地涵盖到「二五」的尾声）。以下首先侧重说明邓小平参与下的1960年内部经济计划的变化情形。

上海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2月14日，李富春在广州约集中央工业、交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座谈经济计划问题，最后提出：「今年计划超额完成是肯定的」，「1960年努一把力，钢产量有可能搞到2,100万吨」。相关座谈的纪要为毛泽东所注意，感到「有些意思」，除了转发军中各元帅读阅，^[5-125]更在26日批示：在1960年「争取2,200万吨钢」。^[5-126]

李富春这么有运动干劲，胆敢一人单方面更动上海会议对钢铁内部指标的原议，进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加码？若是如此，他又将中央书记处的上级领导、主导制定相关计划的邓小平置于何地？李富春恐不敢大胆妄为至此。因为同样在1960年2月，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在6日写信给李富春，表示该部准备在东北松辽盆地组织石油「会战」的构想（其成果即是后来声名大噪的大庆油田），并请求国家增加投资、设备、器材和劳动力。李富春见信后对余秋里说：「各部门都在下马（缩减投资计划），而你们却要上马，这是个大动作，要给中央书记处写报告。」亦即李自身纵使是主管计划工作的书记，也无法自行决定。数日后，余秋里直接向邓小平汇报，邓当即表示同意。在邓小平的许可下，中共中央在同月20日发文给相关部门，通令支持石油部。国家经委最后同意提供钢材3.8万吨。^[5-127]此事涉及近4万吨的钢材，李富春尚不敢自作主张、贸然定案。李富春在同月14日带领工业、交通部门领导人抬高1960年钢产的期成指标近100万吨（若按照陈云在1959年计算钢产量时的算法：1吨钢最后可成0.7吨钢材。相关新增钢产数最后可成70万吨钢材），李如未经邓小平的同意或默许，实教人难以置信。

无论如何，上海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1960年钢产所提的「第二本账」——「争取2,000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就这样被破功；毛泽东在兴致所至下提的「争取2,200万吨钢」，即成为邓小平在调整1960年相关生产计划时，必须考虑在内、尝试纳入的指标。

如同「大跃进」的前两年，邓小平特别注意钢铁生产的情形，例如：2月29日上午，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聆听薄一波报告以钢铁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生产问题。^[5-128]如此一方面可以督促党官僚炼钢的进度；另一方面，可以从中了解是否可以有将指标再向上推移的可行性。

邓小平在3月份积极配合毛泽东，继续推进「大跃进」运动的发展。譬如：他协助发布积极发展公共食堂的政策指示，其中勒令将去年5月发还社员的自留地，又转交给食堂；^[5-129]密集参观北京、天津地区的工厂，^[5-130]推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这种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的技术改造，事后显示常流于形式主义与浮夸）。邓小平在视察中也对有关生产下达求多、求快的指示：他在汽车制造厂，鼓励职工「为祖国生产更多的汽车」；在合成纤维实验厂，指示「要在国庆节前，把样板车间建成投产」。^[5-131]邓这种鼓励、甚而催促生产的心情，不久也表现在对钢铁生产上。

4月11日至24日，中共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安排本年的工业生产（尤其是钢铁）。邓小平对此会甚为关注，并适时对炼钢的积极分子加以嘉奖与声援。为响应毛泽东在2月下旬提出的炼钢新设想，冶金部向中共中央提出1960年钢产量三本账的计划（1,840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4月14日，在各地工业书记群聚北京商议如何落实工业生产与增产之机，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同意并批转了此一三本账的政策倡议，^[5-132]对值在进行的工业书记会议，犹如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参与中央领导、也常代表中央议决的邓小平会同意此案，也是可以预期的。3月25日，他在着重讨论「大跃进」政策问题的天津会议上，^[5-133]即曾当面听闻毛泽东感叹中国因可用钢材少而被外国轻视。^[5-134]无论是满足领袖心愿或遂行多钢强国之梦，邓皆会乐意为之。薄一波后来对此回忆：

此次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结束的前一日，即4月23日上午，邓小平应薄一波的请求，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此一会议的情况。^[5-136]邓领导的书记处会议可能也对工业书记会议最后要通过的总结决议加以讨论与审定，亦即〈关于当前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十个问题——省、市、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纪要〉。其内容如同前两年大炼钢铁的作法一样，按月对钢的平均日产量提出要求：5月份要达5.5至6万吨，6月份要达到6万吨以上；也强调「小土群」、「小洋群」在限期完成钢产指标上的重要角色与作用。为了加强此〈会议纪要〉对各级党委、党干的权威性与拘束力，中共中央在4月29日将之批准并转发各协作区委员会、省一级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党组，严肃要求后者遵照办理。^[5-137]之后，薄一波也注意写信报告邓小平钢铁生产的安排情形。^[5-138]

主持编制「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

邓小平在调整1960年的内部钢产指标的同时，也以之为基准地频繁过问「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的制定工作。3月23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党组所提的关于「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的「汇报提纲」。下午，继续开会，专门听取冶金部部长王鹤寿报告钢铁工业今后三年建设的设想。^[5-139]由此可想见「二五」后三年计划必也是深具「以钢为纲」、钢铁挂帅的倾向。4月2日下午，邓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党组进一步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1962年）补充计划要点（草稿）〉。因相关计划经过几番讨论，已有雏形，邓在4日夜将之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加以讨论。^[5-140]

邓小平在主持制定「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的4、5月，常为粮食、物资问题所扰，这些棘手的现实问题，可能多少促之在规划相关计划时，态度上稍为冷静一些。

如前所述，在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2月21日成立粮食调运指挥部，以统一解决春荒的粮食问题，邓也紧盯相关问题的后续发展。^[5-141]然而，令邓吃惊不小的是，农村的春荒问题尚无获得适当解决，主要城市的供粮问题居然也出现急情。4月12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有关会议的内容，邓小平的官方年谱仅表示：「讨论棉花、棉纱、棉布、针织品等生产分配问题及今后50天粮食安排问题。周恩来参加会议。」^[5-142]然而，会中讨论的「今后50天粮食安排问题」，或可从同日中共中央批转的粮食部党组〈关于目前粮油调拨和销售情况的报告〉略为探知。其指出：3月份粮食调拨计划实际完成的比例不及76%。其中调至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仅占三市平时每月粮食销量的48%，调入工业大省辽宁的粮量，更只占其月需量的33%，如此使得此三市一省在3月底的存量较上年同期大为减少。进入第二季度到农忙季节，调运粮食任务更重。各地所提可调出的粮食量，也只达出口和需要调入之粮食量的80%。^[5-143]李先念指出：「目前粮食工作正面临着青黄不接的50天（有的地方只一个月），这是保证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和继续稳定粮食局势的紧要时期。」李建议的办法是开展粮食调运突击运动，^[5-144]实质上就是打农民的主意、强挖他们的口粮。

除了粮食窘迫的问题，邓小平要尽快设法处理的还有棉布供应短缺的问题。有点儿让邓小平伤脑筋的是，在1月由他本人审定后刊出的社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才说「棉花的产量也完成了原定1962年的指标，达到4,820万担」。^[5-145]谭震林4月6日提交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高声赞扬以「一大二公」为特色的人民公社制度，并为农业「大跃进」取得各方面的成就自豪不已，亦称1958、1959年「棉花两年增长47%」，也为未来满怀信心。^[5-146]这篇报告也是由邓要求重写、再次审阅后方得以面世的。^[5-147]但现实生活上竟出现棉布不足、必须缩减用量的情况。邓小平只能在4月19日指示主管部门商业部，要对民众进行「深入的解释」。^[5-148]或正因此起彼落的粮食、物资的短缺问题，邓小平在5月上旬特别着重农业生产与农村工作的政策指导。^[5-149]

在5月中、下旬，李富春与国家计委负责编写的「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已有了更详细的构想，邓小平频频开会对之作进一步的审定与指导。邓在此一讨论中常扮演引导降温的角色。这既与他眼见很多现实问题正在浮出相关，也同毛泽东提出要冷静思虑此一计划有关。

5月12日、1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李富春针对「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所作的汇报。邓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毛主席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劳逸结合，二是劝大家慢一些，主要是水利工程。我们各部门工作要冷热结合。作计划第一要考虑发展快的问题，但还要照顾布局。布局不好，现在发展快，将来不会快，总有一天要挡事。」「现在的计划已经很大了，要注意是不是计划安排紧了，而不是指标订少了。」^[5-150]5月25日上午，邓针对「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也发表「宁肯稍微慢些，也要把布局布好，留有余地。布局不只是战局问题，还有长远发展的问题」的意见。^[5-151]

5月底，邓小平接连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为李富春、国家计委所提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建议的报告〉作最后的敲定。邓在28日指示：「各项指标，按确有把握的再打9折。」^[5-152]李富春急忙将〈报告〉修改后，30日再提交中央书记处会议审定。邓认为〈报告〉虽仍有不足之处，但内容大体可行，故同意将之原则通过，^[5-153]并交付6月中旬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与讨论。

这个全程由邓小平监制主导、李富春（及其国家计委）具体编制的「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其预定对外公布的版本是：到了1962年，钢产量是3,100万至3,300万吨，粮产量达6,600亿斤；对内部的版本则是：时至1962年，钢产量3,600万至3,800万吨、粮产量6,600亿至7,000亿斤。^[5-154]究其实质，仍是一纸雄心不减的发展计划。

从前述的计划制定过程中，虽然可见邓小平经常提醒李富春：「要注意是不是计划安排紧了」、「是不是太满」、「宁肯稍微慢些」，甚至还要求李「按确有把握的再打9折」；但是扮演「警钟」角色、热中有冷的邓小平，其自己仍是「大跃进」的主张者，也相信只要努力得法，「大跃进」的宏伟计划仍大有可为。这可从邓在4月中、下旬支持将1960年内部钢产指标再加码一事上看出。「二五」后三年计划乃以1960年计划为基础，1960年计划起点不低，「二五」后三年计划的规划势必走高；就算邓确有心压减后者，也是在已过分飙高的指标上进行压减的工作，其结果不免仍是一个超乎可能性的目标。

另外，邓小平虽然已发现经济出现不少问题，并将之作为制定相关计划时的重要参考因素，但是他对经济问题的规模程度与深层原因，仍然所知有限。在此背景下所订出的经济规划，当然仍远远不切实际。例如：对于粮食窘迫与浮肿病问题，邓小平确已注意，甚至指示将相关情况加以汇整，以便在6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同有关地方的领导人进行研究、吸取教训。但是他对问题成因的认识，也没有真正地到位。邓小平在5月25日的中央书记会议上表示：「粮食问题原因何在？肯定有相当大的虚报，工作不谨慎，多吃粮。浮肿同劳动强度有密切关系。」^[5-155]

但是若仔细推敲，邓小平的相关论断存有不少可议之处。运动中的粮食问题的确部分肇因于虚报与「多吃粮」，但是邓所认为的「虚报」的程度有多少？他确切掌握了吗？他可知中共在运动头两年高估产量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征粮，有多少早已是征过头粮？农村又有多少地方的困境，真的只是因为干部管理不善，不能量入为出而多吃了粮？浮肿病主要是劳力安排不当、过劳所致？抑或更多是缺粮饿肚的关系？此外，农村在1958、1959年折腾两年后，邓再冀望1960年到1962年农业连三年继续「大跃进」，达到甚而突破6,600亿斤的目标，事后看来，更简直是痴人说梦。

首先指出邓小平监制而成的「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存在华而不实的问题的人，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调降「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

6月8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二五」后三年的补充计划。会议的指导思想反映在毛泽东撰写的〈十年总结〉一文。该文虽然迟至会议的最后一日清晨才写出，但在会议期间，毛即以其精神指挥会议的发展与走向了。

毛泽东对「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的内容不甚满意，他在〈十年总结〉中即批评：「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5-156]然而，作为「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的一名主要「当事人」的邓小平，在会议初期还自认比较冷静，呼吁「领导者头脑要热，但是更要冷」，并自况对于相关计划的看法是「右倾主义」的。^[5-157]只不过，毛这次在上海比邓还「要冷」、「右倾」。

毛泽东对会议的作法，就是先统一政治局常委会的思想，接着要邓小平在内的其他中央常委前去齐一政治局会议成员的想法，然后自己再亲自出马，以为重新研议「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创造舆论条件。具体的情况可见：6月13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常委开会，讨论「二五」后三年的补充计划等问题。^[5-158]毛甚有可能在此会上指示要调整相关计划，因为在次日上午主谈计划问题的座谈会上，「少奇、小平、恩来讲话，提出降低盘子问题」，也就是降低计划指标。在邓小平等人的先行「暖场」下，毛在当日下午的大会上，「对计划工作发表意见」。^[5-159]他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5-160]

根据毛泽东要降低计划指标的意向，李富春赶忙综合各协作区的调整意见，据以修改「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经过邓小平的过目与把关后，^[5-161]相关计划的修改稿在17日提交大会讨论。对此，杨尚昆的日记记载：「下午开大会，讨论计委的新方案（是根据主席指示压缩了的）。」^[5-162]经由前述的过程，「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内的14项指标，被「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5-163]对于会议后来呈现的压低指标的趋势，邓小平即以「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作概括。^[5-164]

6月18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仍对新拟的「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表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并强调要「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也自我嘲解「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解放」。^[5-165]

邓小平在同一会上发言指出：

邓小平大为盛赞的〈十年总结〉，中共官方史家后来承认：「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肯定对彭德怀的错误批评，表明对『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从根本上认识。」^[5-167]这可反映邓小平当时对运动本身的认识，犹是唯毛泽东所言为是而相机摆动的程度。至于邓所称的根据〈十年总结〉的指示与启发，应作自我批评一事，则要等到会议结束、返回北京后。

6月23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讲留有余地，争取主动」的精神。邓继而自承按照毛泽东〈十年总结〉的精神，他参与制定、提交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原「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是大有问题的：

可惜的是，邓小平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在上海出现的较为冷静的思考与压降计划指标的相关努力，未几即因中苏两党关系的急遽变化而无法坚持。

第四节　为党「争气」，炼钢压倒一切

在1960年下半年，邓小平的主要精力与注意力，转移至中苏关系问题上（请参阅第六章）。但是由于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间的连结（linkage）关系，由毛泽东主导、邓小平从旁襄助的中共对苏政策与立场，又反过来对国内「大跃进」运动本身产生加温的作用。

6月下旬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共代表团遭到苏共代表团有组织的围攻，「大跃进」也被数落得一无是处，邓小平与其他中共党人一样对苏共的作法感到愤慨。6月30日，邓小平对来自拉丁美洲的「兄弟党」人士不满地表示：「我们搞小高炉也挨骂，说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原则』。」邓进而大讲小高炉的好处，说这是1958年以来中国「钢铁大发展」的「秘密」，并认为其大有璀璨的前途。他最后强调：

邓小平与毛泽东一致，并不止于愤怒，而是进一步思虑如何运用此一被苏联激起的「民气」。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说：「国际反华浪潮是包括苏联，它搞反华统一战线。毛主席讲，反华就是把我们的劲鼓起来了。革命是有气干出来的。」^[5-170]这预示了中共将把其在国外所遭受之气，转化成推促国内建设的一股干劲，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将之变为推进1960年度下半年「大跃进」计划的新动力。

7月中旬，中共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苏关系又进一步地恶化。苏联突然决定召回在中国大陆工作的苏籍专家，并废除200多项关于科技合作的协议。如此更是燃起中共领导人要与苏联较劲的斗志，全心寄望国家的实力能经由「大跃进」运动的拼搏而在短时内有突飞猛进的成长，以增加未来与苏抗衡的筹码。

首先，中共领袖自然而然地又想从「船坚炮利」的关键基础——钢铁生产着手。7月中旬，毛泽东对李富春、薄一波说：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见，其不但认为1960年的钢产可能达到该年度的「第三本账」，也就是2,200万吨，更希望到了1962年，钢产能达3,500至3,800万吨。相关数字实根本无异于邓小平监制、提交上海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原「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的规划指标。毛对于自己甫于一个月之前写成的〈十年总结〉，似已不当一回事。对〈十年总结〉曾赞扬不已的邓小平，此时恐也无啥兴致再对之回味，因为炼「争气钢」直是邓须优先张罗的要务。

其次，同样与苏联因素相关，中共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出希望能在运动中增加出口额，以偿还对苏联的贸易欠债。

中共在从事「大跃进」运动中，为了推进、扩大经济建设，积极地向国外（尤其是苏联、东欧）采购石油、石油产品、机器设备，付款的主要方式就是大量出口粮、油、肉、蛋、豆类、烟草等农产品，亦即主要由农村「买单」。^[5-172]出口的相关事宜，邓小平抓得非常紧。1959年初，邓小平对各地领导人讲：「保证出口」，「这是政治经济大事」。^[5-173]「出口情况不好（包括港澳），欠账多。今年共计划力求保证79亿人民币的出口任务。关键是油、粮、猪肉、品种、时间问题。58年总额完成，但品种差得很远，全国每人一年少吃4个蛋、1斤肉、1斤油、12斤粮，问题就可以解决。」真正要缩衣节食的对象，邓也说得明白：「农村每人不可吃得太多，伙食控制在3、5元之间」，「挤出一点东西出口和供应城市」。^[5-174]

针对邓小平所作的人民少吃蛋以供出口的指示，李先念在1959年4月即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对各省表示：「蛋的分配，80%出口，20%内销，内销中第一是满足外国人，第二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吃鸡蛋，工农联盟、工农都不吃鸡蛋。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5-175]

对苏联的贸易是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的大宗交易，其中，又以农产品作为中国对苏的主要出口项目。只是因为相关农产品的计划收购情形一直不佳，到了1960年中，中共对苏贸易欠债金额已累积达到25亿卢布。在两党、两国怒目相对之时，自中共领导人（包括邓小平）看来，贸易欠债于苏，实有损党国颜面，故决定加速还清。当粮食及副食品的收购与出口被附上了「对外斗争」的政治意义后，其重要性也就非同小可了。

在此同时，就中国大陆国内需要而言，粮食也是一迫在眉睫的问题。1960年的第一、第二季度，粮食急情不断，直接负责相关工作的李先念常为此感到焦头烂额，其直属上级邓小平在经手处理的过程中也知悉其严重性。^[5-176]进入第三季度以后，粮食问题未见舒缓，依旧严重。

李先念在7月就三次向中共中央报告粮食供应所存在的危急情况。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7月25日，李先念将〈关于紧急调运粮食的报告〉报送邓小平、毛泽东。其内容为：「今年5月份以来，京、津、沪、辽粮食库存极少，面临脱销危险，不断告急，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据粮食部报告，7月22日，北京市区库存粮食销不到4天，上海只够销6天，天津只够销17、8天，辽宁20日库存粮食销不到10天，吉林19日粮食库存只够销17天。」李在报告中表示：6月份全国粮食计划调运21亿斤，只完成14亿多斤；7月份计划调运20亿斤，22天只完成8亿7千多万斤。各地没有完全把粮食运输放在整个运输的第一位。李建议有关省区紧急动员，按时完成粮食调运任务。邓小平当日阅后即批示：「此件印发出席会议各同志。请应调出粮食的各省负责同志，马上打电话回去，督促和检查一下。」^[5-177]7月26日，周恩来主持、邓小平一旁坐镇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即专门讨论粮食问题。^[5-178]

综上所述，「憋一口气」炼「争气钢」和加紧粮食生产与收购以满足出口还债以及国内消费需要，即成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向全党、全国提出的运动任务。运动的具体部署者邓小平对此自是责无旁贷。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一方面，讨论并具体布建1960年下半年的生产、基建、农业等问题；^[5-179]另一方面，讨论、制定相关的运动政策文件，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和中苏关系的通知〉，^[5-180]以作为党各级官僚与干部执行运动时可依循的书面指示。

邓小平主持讨论、制定的相关文件内容，乃根据此次北戴河会议的精神，结合现实情况所提出的具操作性的执行方案与办法。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强调：「对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的贸易欠账务必做到今年少欠、明年基本还清。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我们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进行斗争的问题。」其也提出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对外贸易指挥部的基本人事构想，以及具体完成1960年出口任务的四项工作方针。^[5-181]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做好九方面的工作，以完成「粮钢的增产问题」。其也指出：「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污蔑、攻击和阻挠，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使全党全民鼓起更大的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革命干劲，创造出更加伟大的成绩。」^[5-182]两份文件中皆提到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追随者」，指的即是让中共领导人气得跳脚的苏共。

相关中央文件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可反映，甚至看作是邓小平的意见。这可从8月10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内容得到印证。他就以苏共睥睨中共、从外施压为由，号召党人为「大跃进」奋战不懈：

邓小平讲话中所提的苏共不认同「我们党在国内实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主要就是指「大跃进」及相关的具体政策。

邓小平也重申加紧出口还债的政治意义，以及化苏共压力为运动助力的「政治哲学」：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将其大部分的精力、才智耗费在与苏共领导人的斗智斗勇、唇枪舌战之上。但是邓对炼「争气钢」仍挂心不已，因为其深知相关钢铁指标若「跳票」，定会影响自己与苏方代表对骂时的「底气」。在北戴河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为2,000万吨钢而奋斗」。^[5-185]但由于作为钢铁重要生产基地的东北发生水灾，9月7日，中共中央将钢产指标稍降为1,900万至1,950万吨，并号召「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之而奋斗。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5-186]

10月10日，在莫斯科谈判的邓小平还不忘敕令李富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召集冶金部、煤炭部、铁道部领导人讨论实践钢铁指标问题。据与会者回忆，「会议气氛非常紧张」，连举止向以温和著称的周恩来在会上都大发雷霆，要求有关部会一定要完成任务。^[5-187]12月3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12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确保6.2万吨，争取达到6.3万吨。^[5-188]

这种全心全力的保钢，不但大损钢铁产业的元气，^[5-189]更严重的是，其造成1960年经济发展比例的益加失衡和对农业生产的强力挤压。邓小平在半年后即感到后悔。1961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坦承：「去年搞了1,840万吨钢，虽然影响了其他方面，但当时正在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大家很高兴。现在回头想一想，还是得不偿失。去年为了保钢铁，钢铁勉强上去，其他都上不去，还挤了农业、轻工业，把必要的市场供应也挤了。」^[5-190]另外，1960年后半年为了提前还债以保全党国面子的作法，使得当饥荒在中国大陆大幅蔓延、最为严重之际，却出现加紧粮食输出的异常现象。^[5-191]这是否也「得不偿失」？是否又是「赢了面子，输了里子」？

小　结

尽管全国干部和人民的疲于奔命，1960年底，「大跃进」运动欲振乏力，遑论形成另一个高潮，而它造成的混乱、危害与负面效应，更一一浮现，最可怕的是带来前所未见的饥荒。^[5-192]为了因应全国性的饥馑危机，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只能压减人民的用粮，要求百姓使用「瓜菜代」，寻找、食用「代食品」充饥。^[5-193]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高干在饥荒危机中仍有一般大众所无的「特需供应」，但是这种食物供应为数不多，也未及妻孥，家里食指浩繁的邓小平不忍独享，让全家分食，共体时艰。^[5-194]

当时杨尚昆、张爱萍彼此曾将分配给自己的「特供」米饭，招待对方登门造访的公子，邓小平见到张的儿子可享一碗白米饭，还说了一句：「还不放开肚皮吃！」^[5-195]1958年中共才对人民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的政治口号；没多久以后，有碗米饭吃，就是了不得的人间佳肴。在寻常百姓家，哪可能看到白米饭。

当粮食不能维持所有人的最低生存时，中共中央只能有所弃保，于是选择「压农村、保城市」。其逻辑是，城市供粮直接关乎该处工业的正常运行，再说，城市较受外界关注，若有人缺粮饿死，易走漏风声，成为批评中共的证据。邓小平除多次提出这种想法外，^[5-196]更亲自执行此一政策。1960年代初，邓小平曾专程前往成都宣达中共中央要四川调粮救急的命令。邓对送行的李井泉表示：「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做出牺牲了！」^[5-197]邓的指示传开后，四川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将之准确地阐释为：「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强。」^[5-198]

「大跃进」运动期间及其后（中共官方惯称1959年至1961年为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饿死）的人数，多达3,600万。^[5-199]这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惨剧。对此，毛泽东个人的作用和责任，自是无可规避与抵赖；但是毛以下中共要人的角色和作为，也有必要加以厘清与分析。因为毛泽东虽然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但若无他人群策群力、鼎力相助，毛纵有「雄才大略」，也难成事。

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中的作为与角色，并不似中国大陆通行出版物所描述的消极对待、位处边缘。在毛泽东振臂高呼之下，邓小平热烈拥抱「大跃进」的构想与主张，毛也托付邓在运动中行使大权，助其遂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高速创举。「大跃进」运动所衍生的问题与是非，邓小平自与之难以划清。事实上，邓曾在1961年、1962年中共中央的多次会议上，为此进行自我批评与检讨。综合第四章与本章正文的讨论，以及目前所能得到的零散、片段的邓小平的相关检讨内容，可对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重要地位与突出责任做一论断。

第一、在运动决策倡议方面：

毫无疑问，「大跃进」的主要方向（运动的发动、推展、纠「左」、再掀运动的高峰）由毛泽东亲掌，其他人不敢披其逆鳞；但邓小平对运动的重要决策也全部参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毛泽东在1958年初批判「反冒进」，直接宣泄对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的不满，更扩充邓小平的权力，使其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主宰国务院。关于经济「大跃进」，邓小平的发言权超乎周、陈。毛在1959年春称邓为「副帅」，可说追加认定、实至名归而已。另一方面，邓小平在参与运动决策讨论时，负责事先准备有关信息与拟议方案。毛在内的其他中央常委以邓筛选的信息与拟好的方案为基础，进行思索与决定。

然而，处于重要决策位置的邓小平，对各方呈报的讯息与意见，核实不力、思考未清，即据以提出看法并供上层参酌。1961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就坦承有此问题：

邓也具体指出：「大跃进」的方针政策「如钢铁的第二本帐，粮食数量、公社规模等，我们都参加了意见，赞成了的」。^[5-201]

第二、在运动计划制定方面：

中共中央（毛泽东领导、邓小平参与）做出运动的决策后，邓小平负责「具体部署」，亦即主持制定运动的具体生产计划。他通常以中央书记处会议为平台，召集党政部门与地方领导人就计划内容（包括：生产潜能估计、指针任务分配、人力物资调配）反复进行研商；并根据层峰心意的变化与政治空气的流向调整计划。

在研拟运动计划的过程中，邓小平主要是配合、顺迎毛泽东的意向，例如：1959年的钢铁计划被过分抬高（邓当初也加入哄抬的行列），在毛表露出狐疑不信后，邓迅即调降指标，但仍尽力维持一个不低的炼钢计划。然而，邓研议具体目标时，可能误导毛，甚至促成更大偏差，譬如：1959年的粮产计划，经过他审议后，不降反涨，增添后来粮食估产调降的难度，并加剧了高征购的程度。此外，邓1960年主持制定「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其指标之高，连毛都看不下去，认为「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毛决定炼「争气钢」与苏联较劲后，才接受邓原初提的补充计划的目标。

邓小平后来承认在领导制定运动计划上出现偏失：「过去高指标是错的，第一是中央负责，主要是书记处负责」；并具体地说，其主持的运动计划存在「偏高、多变，基建战线长，打破了一切程序」的弊病。^[5-202]彭真在1962年初检讨「大跃进」问题时表示：「1960年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出口，基本建设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1960年的毛病出在没有调查研究，首先是我们书记处。小平带头，没有调查研究。」^[5-203]彭真是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得力副手，与邓近身共事相处，其对邓所作的批评，更是一语中的。

三、在运动执行方面：

邓小平在「大跃进」中除了直接参加「领头带路」的决策与计划工作外，也担负着「埋头拉车」、执行运动的工作。夹杂着自身对运动的热度，邓小平急于理清头绪、抓出成效的强势作风，时常展露得淋漓尽致。他领导的中央书记处若觉得某一部门的运动经验与绩效不错，即以中央指示的名义将之批转各方参考办理。^[5-204]「不破楼兰誓不还」，让每一位党国官僚神经绷紧，全无保留地为特定任务拚搏。对工业（钢铁）、水利工程、交通、教育事业等进行「大办」的做法，也就是要各级党干倾其所辖的人力与资源，不顾客观条件地按时完成中央指定的目标。

「大办」的做法虽有集中火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副作用也相当大，就是顾此失彼，导致发展比例失衡，特别是牺牲农业。邓小平在1960年春调升钢产的期成指标，并在年中主张全力「保钢」以与苏争气，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如此「挤了农业」与「必要的市场供应」，实是「得不偿失」。邓在1960年春大力推销广东湛江的人海战术水利工程经验，要求各地立即前去「取经」、学习，助长大办水利的势头。1961年初，邓内外有别，对外宾强调：中国之所以能度过1959、1960年「百年不遇的大灾荒」，^[5-205]是因为「修了很多水利工程」与「人民公社的组织力量」；^[5-206]但在高层间吐实：大炼钢铁外，「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5-207]

对于自己在运动执行层面上的失策，邓小平也有所省悟，1961年3月27日，他表示：「最近几年，工作好了，就舒服了，不搞调研了。中央也是按级听汇报，群众的呼声听不到，听到也不重视。许多事就是那么一下子干下去，又不经过试验后再推开，都是一哄而起。」^[5-208]同年底，针对中央书记处在「大跃进」中的重大缺失，邓指出其中一项就是：「几个『大办』，而且是限期完成，把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5-209]

邓小平自知这种如「大办」式的自上而下、不准讨价的运动执行方式，对各地党干造成莫之能御的政治压力，激发后者为达目标而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因此他对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下级党干的处理问题，态度较为宽大。邓小平在1960年12月2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示：「下边的乱，是由总的方面形成的，我总讲这些。下边有责任，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好多东西是书记处点了头的。对错误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但要分析，斗争到适当时机，处理要慎重。」^[5-210]邓小平之后在中央具体指导相关工作时，也曾指示：「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问题，在农村主要是走群众路线。相信绝大多数干部，帮他们过关。」^[5-211]邓在1961年3月到「大跃进」期间「五风」问题极为严重的河南视察时，还交代吴芝圃（其本身就是该省「五风」肆虐的祸首）：「对于干部的处理，宁肯不及，不要过，不要随便戴帽子。批判后，重要的是鼓气，不要灰溜溜的。」^[5-212]

对于震惊中共中央的「信阳事件」问题，有资料指称，邓小平在河南访视期间曾调阅有关档案文件。邓阅后表示：各地都是这个调子、做法，信阳没甚么特殊的，不同意杀人。^[5-213]邓的话可能包含几层意思：一、中共党干在运动中出现行为脱序，甚至枉顾百姓生命与生活的现象，乃普遍发生而不限于信阳一地，若真正诉诸律法追究审理，恐会有大批人头落地，直接折损干部力量。二、这些「犯错」党干主要是执行运动政策过当、过火，是「方法」的问题，其政治责任还比公然抵制运动路线、政策者所犯的「原则」问题轻；不消灭其肉体，既符合党「治病救人」、自新改过的干部方针，更可让之感到党的宽大为怀，努力戴罪立功。三、分处各地的「犯错」党干的错误表现形式，竟跨越地域差别呈现惊人的一致性，邓参与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全国运动进度所作的统一稽催，实也脱不了关系与责任。

四、在运动监督与控制方面：

运动的计划与政令出了京城、下发到地方后，邓小平还要负责监管运动的发展与落实情形。由于各省承载兑现运动目标的要务，邓小平经常视察地方，以确认运动在实行过程中没有走样。然而，邓对各地报告的运动细节决策、施行方案，以及涌现的运动果实，却往往不分真假、照单全收，在没有确切掌握实际情况下，甚至还加入盲目指挥。

以邓小平与运动的「左狂」们的互动为例：1958年的金秋时节，邓小平在四川赞赏李井泉驱动万人通宵上阵炼钢是「气魄大」，更与李商议出当地在1959年要种植千万亩的万斤田的计划，助燃了该地已有的浮夸风、高估产，以及顺之而来的高征购。1960年大地回春以前，邓小平先到河南肯定吴芝圃提出的该年度「持续跃进」的计划，满意验收吴试办城市人民公社的成果，并赏玩吴在公共食堂炊具机械化的展览。事后证明，全弄虚造假。邓小平继而转赴安徽，虽然此时江淮多处已饿殍成片、尸填沟壑，但邓在曾希圣巧心布置下，竟然做出安徽生活「小康」的判断；至于邓以「魄力很大」称赞安徽大建化肥厂的计划，一年后曾希圣招认「计划落空，不可能实现」。^[5-214]后来曾希圣在政治上被批判后，邓小平可能联想到自己在1960年初视察安徽期间所看到的衣食无虞、蒸蒸日上的景象，根本是一场骗局，也不管曾希圣早年在撮合邓和卓琳婚事上的功劳，发言批评：中共在全国虽有1,700万名党员，但曾希圣只和五六人谈心、说真话而已。^[5-215]邓气自己还不在其中之内呢！

邓小平在运动管控上另有一个严重的疏失，就是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注意不够、处置不当。1961年3月，邓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

这方面具体的例子可见：因高估产、高征购导致死人的青海兴海县惨案，1959年4月呈上邓小平的桌案后，他否决中央派人调查、高调处理以让各地为戒的建议，反而要青海当局自行纠错。此举好比纵虎归山，因为高峰领导的省委知错不改、我行我素，使得青海高估产、高征购的情形其后不但没有改变，更变本加厉。河南信阳地区从1959年冬开始发生大量人口饿死的情事，邓小平在1960年2月视察河南时，似浑然不知；关于惨案的情报在4月报送了中央书记处，^[5-217]一个月后邓曾到河南听取省委报告工作，但此事件的真实情况却迟至10月才全盘揭露。邓对事态掌握的深度与因应能力，都有可以批评之处。

对于安徽在运动中发生的惨况，1961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一名在安徽「劳动锻炼」的干部，将其调查获知的蚌埠地区饿死百万的情况，以密信回报，并建议中央派出强而有力的工作组，彻底解决安徽问题。中组部部长安子文读信后感到情况严重，将信呈送给邓小平。邓阅信后，没有采纳信中所提的中央派人至皖处理的建议，而是将信交给柯庆施，要华东自行解决。柯的作法竟是召唤安徽省委办公厅主任，也就是曾希圣的妻子余叔至上海看信，从而暴露了揭发人的身份，使其遭到下放农村基层的报复。^[5-218]邓小平如果采纳中组部人员的建议，派人前去调查处理，曾希圣在安徽造成500万人死亡的内情，^[5-219]不用等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就会被揭开盖子。

1960年12月2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曾传达毛泽东对中共党干在「大跃进」中表现的看法：

毛泽东的有关看法是存有严重局限的，特别是他忽略了中共政治制度与运动本身弊端对干部行为的影响，并过度强调了所谓外在「反动力量」的作用，例如：所谓第五、第六类的干部。然而，暂且不论毛的这套分类标准的问题，邓小平按之归类，应属于哪一类的干部？

自1956年起，毛泽东偕同邓小平在国内多方试行有别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侧重在发展经济的「大跃进」，也可看成是相关政治实验的集大成。中共与苏联之间这种或明或暗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模式的竞争，再加上双方在对外关系与国际事务主张上愈益加深的歧异，两党之间渐行渐远，在意识形态上隔空交火，在国家关系上也冷若冰霜。邓小平如何在毛泽东的麾下对北（苏联）昂首迎战、对南（东南亚共党）策动内战，是第六章讨论的课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