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具体部署全党整风、督导实行「反右派」（1957）

1956年可说是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多事之秋。是年初，苏共召开「二十大」，该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中对前领袖斯大林进行政治清算。^[2-1]消息传出后，举世震惊，包括中共在内的共党国家更因之动荡，波兰与匈牙利甚至出现反共、反苏浪潮。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向为其他国家共党视为学习与模仿对象。斯大林是毛泽东口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赫鲁晓夫却证实了被资本主义国家批评的斯大林的阴暗面，更揭穿了苏联经验与模式是无瑕典范的神话，暴露其存在的严重弊端与缺陷。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大国与大党的中共，追随苏联之后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避免苏联在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走过的弯路」，^[2-2]是毛泽东领头的中共中央费力思索的首要政治课题。中共在政治上优先关注的是：在斯大林个人专制下的苏联党国，不但无视社会主义国家中仍存有矛盾、须得妥善处理的事实，更讳疾忌医，一味地以高压的手段响应社会的要求与问题，导致其「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残暴的统治」。毛泽东担忧如此下去，社会主义制度将无法「千秋万世」。^[2-3]历经1956年秋中共「八大」召开前后的思考与探索，毛泽东在政治领域上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调动国人的积极性并团结内外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作为「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的中共，自身相应要励精图治，透过整风运动以具备更好的执政条件与能力。

整风运动乃是毛泽东基于对农民群众运动的经验与思考，以及他在1940年代延安时期的政治实践，所独创出的一套加强政治领导、提高思想共识的方法。

整风运动的意涵就是：在党的组织框架和政治谋略下，首先学习指定的文件，再透过「群众路线」——鼓励、教唆群众采取批评（对他人错误不能「麻木不仁」，而要勇于「揭人阴私」）与自我批评（对自身错误不能「熟视无睹」，而要敢于「自曝其短」）的方式，激发与累积一定的揭发内容后，运动领导者在参加者之中进行适度划分与适时拉打，调动群众对党事业的积极性，也就是使之心生同仇敌忾、休戚与共之感，进而共同促成实现清除党内不正之风与不良之徒的目标。^[2-4]

毛泽东在1957年发起的整风运动，是以反对与革除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目的。他在得不到多数干部和党员的理解与回响下，在1957年春决定引进外部的力量与声音以推动整党的目标，亦即所谓的「开门整风」。然而，非共人士对中共所提出的批评内容与强度，却超乎毛的预期与忍受范围，他翻脸不认人，更蓄意设陷、诱人自投罗网。是年孟夏，毛政治摊牌，在保持运动原有的性质与任务外，另外加入了「反右派」的议程，甚至欲以此政治插曲推动、升温整风本身的发展。7月中旬的青岛会议与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接连掀起运动的高峰，在此过程中，整风也出现了从上层组织到下层组织、从政学菁英到普罗大众、从中原地区到边疆地区的渐进拓展。整风运动的重要影响是：党在国家各级政治生活中的独尊地位益加强化，党对民间社会的宰制也愈形固化，如此使得中共在之后得以更能恣意妄为地施展其改造与建设中国的狂想。

本章尝试了解：甫于中共「八大」获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对来年的整风运动到底采取什么态度与立场？他在运动的各阶段采取哪些作为？他与运动的恶性发展，特别是滥打右派，有何关系？本章的主要论点为：邓小平无论在整风或是对右派进行回击的运动各个阶段，咸认为毛泽东洞烛机先并遵从其判断。邓不但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高度参与和附合毛泽东的运动决策，更领导中央书记处对之进行具体部署和执行，^[2-5]可谓「主事在毛、成事在邓」。邓小平强势的个性与对运动投入之激情，是中央各部门与地方的运动发展的关键力量。

下文首先检视邓小平在整风酝酿和展开期间的态度与活动，接着依序讨论邓小平对之后整风各阶段的参与情形，包括：具高度争议性的「引蛇出洞」，「反右派」发动初期，7月青岛会议后将运动进一步地带向党内与基层农村、工厂，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对运动的再行扩大，对「打入另册」的右派的划定与处理。最后小节将对邓小平在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进行一扼要的综述。

第一节　对整风的准备、宣讲与执行

在整风酝酿期间

1956年中共宣称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发现社会上出现不少工人罢工、农民退出合作社、学生罢课等事件。毛泽东认为新社会中仍有所谓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各级干部处理不慎、失之简单粗暴，就有转化成对抗性矛盾的可能，他提出或肯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方针，更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与3月12日的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为整风的预备发起与动员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关于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无须他求，因为中共自身在延安时期的经验已提供重要的借镜以及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共在1942年起在党内开展为时三年的整风运动，旨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该次整风运动不同于先前党内斗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团结）的新方法，其成果是「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更因此「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此一方法当时也推广到党外，用之于处理领导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军中关系、干部之间关系，并「得到了伟大的成功」。毛在演说中进而表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6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2-6]

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运动要批评的错误思想、工作作风，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虽与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稍有不同，但方法如一：

毛并以延安整风为例证坚称：在此次整风中，「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党的威信」也会增加；整风「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以担负起「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的「艰巨的任务」。^[2-8]

如果说延安整风运动如毛泽东自己所言，「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2-9]让中共得以更自主地依照中国的国情领导革命、取得政权；1957年毛在北京发起的整风运动，事实上也是中共开始思考扬弃苏联在执政建设问题上的正反经验，并以回归自我的历史实践的方式，更主动地根据中国的情况领导、规划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至少在政治、思想领域）。然而，以毛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更自觉地意识到此点，并提出更完整的有别苏联模式的整套发展对案，则要等到1958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发起「大跃进」运动的时候了。

毛泽东在1957年春号召全党整风，各级干部间出于对把持权力的依恋，或是有感延安整风中不愉快经验的梦魇，多表现出不理解又不情愿，中共领导层内部对于整风的问题根源与侧重面、推行的具体方式，也有所歧异。然而，对于毛泽东的整风倡议，邓小平则亦步亦趋、从旁辅弼，予其实质的支持。^[2-10]

首先，针对各地学校因内、外情势变化而出现躁动不安的情况，以及由此显示中共相关政治思想工作未能跟上的缺点，邓小平在1月12日到清华大学为上万名师生作形势报告。

邓小平的报告甚为冗长，主要包括五个问题：中共当时对以「匈牙利事件」为主的国际情势的判断与立场、对中共所行制度和政策的辩护、对民主和专制问题的看法、对苏联应有的态度，以及艰苦奋斗的要求。^[2-11]其中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当时对「双百方针」的看法。邓肯定此口号的提出，并认为「对科学、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邓进而表示：此口号是在「思想改造取得相当成绩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亦即「马列主义思想取得了领导权、马列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了、唯物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了」。以此为前提下的「百家争鸣」，「放出来就有好处」，既能让自身思想不流于僵化，也可经由竞争转化主张唯心主义的人，「使真理越争越明」。^[2-12]邓小平相信中共此前在思想领域里是经营有成，也占有主导地位的。

对于邓小平的长篇大论，现场聆听者的反应为何，或有争论。^[2-13]但毛泽东对此表示满意。他在不久之后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表示：「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76文革前的邓小平政治思想工作，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2-14]毛泽东期望在邓小平「一马当先」、以身作则之下，中央和地方的党委领导有样学样地尽快向所辖部门或地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除澄清思想，安定情绪，也表明中共党人愿意与民沟通、向民解释的诚意。邓小平的清华演讲内容，后来也传达到党外。^[2-15]

其次，为展示并落实中共中央欲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心志，邓小平从2月中旬起领导中央书记处数次开会研究相关问题，并拟定具体指示和规令。到了3月7日，邓小平主持完成了〈关于处理罢工、罢课、请愿问题的指示〉、〈关于在企业中加强群众监督的指示〉、〈关于研究工人阶级问题的通知〉三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在报送毛泽东审阅后发出。^[2-16]

再次，对于中共中央刚确认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方针，邓小平与其他中央常委各自到外地进行宣扬与推广。毛泽东巡视华东，刘少奇下行中南，邓小平则在3月下旬、4月上旬横走华北，驻足山西、陜西、甘肃，卖力地推销中央的新方针。

邓小平在跨省之旅期间，相关讲话的要点如下：

一、中共领导国家要能长治久安，就得不断自省。3月30日，邓小平在面对太原厂矿企业和省、市级机关干部时就表示：「党的领导好坏，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依靠群众，能否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从思想上经常洗脸、扫地。」「面对群众，发现问题，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要天天看到人民群众，不要天天看领导，我们全党如果都是这样，我们党就不会灭亡。」^[2-17]

二、针对当时层出不穷的群众闹事问题，干部要区别对待，也能将之杜绝。邓小平在前述的同一场合指出：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坚持群众路线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群众闹事的现象是可以避免的。^[2-18]

三、为避免「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中共必须接受监督。邓小平在陜西西安干部会上强调：共产党要接受来自党内、来自群众、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三方面的监督。

四、宣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邓小平所做的观察：「党内不少人思想不通，不了解它的好处」。邓在西安对此方针加以说明与解释，冀以打通持抗拒态度的党人的思想：

邓小平在西安所作的相关谈话，因内容显得其政治开明，在1980年代还被选入《邓小平文选》。

另外，毛泽东在4月10日对《人民日报》及其总编辑邓拓的工作成绩大表不满，以「死人办报」为喻，对之严厉批评。其导火线乃因该报对毛泽东在2月底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宣传不力，在政治上没有起到呼应、造势的作用。^[2-21]邓小平对毛的批评意见不敢轻忽，在4月16、17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的改进问题。邓在17日会上表示：「毛主席讲，办报的人一天到头钻到纸堆里，不脱出来看看大问题，办不好报。因此，办报要经常打听气候，在大的方面不走样。大的不走样，小的错误不要求不犯。要求在大的方面不犯错误，首先是思想清楚，第二是方法对头。」^[2-22]

亦有资料披露邓小平当时对《人民日报》的指导内容，其具体日期与场合虽不明，然从内容判断，也应是在此前后。邓小平指出：

邓小平对《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紧抓，可促使此一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能确实扮演党中央喉舌的角色。邓小平在整风开始后，一方面密集审阅、批改《人民日报》社论稿，让该报密切地配合中共中央在运动不同阶段的需要；另一方面，邓也曾召集该报的负责人开会，持续研究加强报社工作的问题。^[2-24]

整风初期

经过此前数月的酝酿与准备，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发起整风运动。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隔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公告中共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2-25]在相关决策与正式文件出炉的过程中，邓小平皆有参与。^[2-26]

着眼于党内对整风倡议的不甚积极、消极对待，毛泽东决定引进党外的声音以推动党内的整风。1957年4月30日，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召开，讨论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表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指定：「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2-27]

此后，中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8日至6月3日，分别召开13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和25次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征求对共党整风的意见。总共180多人讲话，对中共提出批评和意见。在此一过程中，由毛泽东钦点过问此事的邓小平既曾亲自出面与谈，^[2-28]也循由党的机制与程序，知晓并指导统战部有关工作的推动，例如：统战部不时向中央书记处上呈报告并请求指示；部长利瓦伊汉亦会「实时向中央常委䤈报」。^[2-29]

整风以来各方「鸣放」出来的意见，主要是针对中共弊病的指陈与揭露，相关问题也的确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切和忧心。5月14日，毛泽东批转上海《解放日报》5月10日刊登的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摘要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并批示：「这一版值得仔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刊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2-30]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对于党的工作缺点、失误的体认，必也不下于毛泽东。因为值此前后，邓小平正在处理1956年发生农民逃荒和死亡的「广西事件」。

「广西事件」乃指：1956年1月至7月，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等地，因1955年减产报增产、层层加大粮食征购任务，以及地、县委压制干部和群众反映灾情，造成饿死近1,500人、逃荒约12,000人、患浮肿病者有15,000人的惨案。^[2-31]1957年1月27日上午，邓小平曾召集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利瓦伊汉等开会，讨论相关问题。^[2-32]整风运动开始后，相关事件正可作为彰显发起整风运动的正当性的典型大案，其之处理更加有了现实的政治意义。

5月1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广西省委关于「广西事件」的情况汇报。20日，邓小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处理此事。^[2-33]由于该事件反映出中共党国干部脱离群众的严重性，邓小平既震惊又生气。他在会上表示：

6月18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西省、平乐地区失职党政干部的处分决定。^[2-35]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因此事而遭到撤职。

当整风「鸣放」揭露出中共此前工作上存在诸多的弊端，让中共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发动整风的必要性的同时，对情势观察入微的毛泽东，也警惕地注意到另一股虽较小但却对中共领导地位直接提出质疑与挑战的舆论，正在逐步蔓延与扩大。

根据《人民日报》5月8日至14日的报导，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交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指出：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中共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针对学校党委制表示：学校中的工作应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国务院粮食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提出：现有一部分中共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章乃器更指出他在粮食部内有职有权，是经过斗争得来的。^[2-36]

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认为：民主党派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影响到民主党派能否长期存在的问题。罗隆基也批评：现在各民主党派虽参加政权，但是过去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中共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希望今后这些问题在中共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着重提出有些共党党员的特权思想问题。^[2-37]

毛泽东认为这些对中共统治颇有微辞者，必是言犹未尽，干脆引诱其一吐积怨，既可让之继续道出中共治理上一些确实引人诟病之处，也能趁此测试其背离中共的程度。此外，也必定还有不少的异议者仍在观望、保持缄默，促其发声，可以进而发觉他们的踪迹。

第二节　助毛暗施「引蛇出洞」

毛泽东在全党整风的过程中确定「反右」方针的时间，长久以来普遍的看法是在5月中旬，理由是因为毛泽东在当时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稿，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其中指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益」。^[2-38]毛泽东虽是在5月中旬开始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但是他在6月11日才将之完稿。因此，该文并不能真正反映毛在5月中旬的想法。^[2-39]

然而，另有其他证据显示，中共中央确实是在5月中旬开始改变对整风运动原有的设想，并掺入居心不良的整人动机。5月14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其中指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开展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党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派分子的面貌。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2-40]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其表示：近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要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2-41]至此，中共「引蛇出洞」的运动方针，几已确立。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反右」方针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参与。首先，在5月中旬中共最高领导层频繁召开的小范围人士的会议中，邓小平皆与会参加讨论。^[2-42]经由密切的意见交换，无论是出自本身对问题的认识或是组织上纪律的要求，邓小平与毛泽东、党中央能保持着对运动想法的一致。

其次，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为呼应中央政治局与常委会新确立的运动方针，尤其是在新闻舆论上的「让敌暴露」和「按兵不动」，即着手进行配合与布置：

第一，邓小平明白划出「大鸣大放」的范围，以免局势失控。针对前述的由邓小平亲写的5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邓在5月16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地加以阐释：

从邓小平简短的语言中，既可以看到中共竭力要让右派暴露的意图，也可注意到执行运动的邓小平，谨慎防止若干敏感领域与议题的不当发酵。邓强调不能登载的「三个东西」，影响的层面都相当广泛。物价波动会影响民众生活，进而引发人心浮动。所谓「涉及外交政策」，实质指的是对中苏关系，尤其是对「一边倒」国策之议论；由于苏联对中共所提的「双百方针」本有保留，报刊若再公然出现批苏文字，势将引发双边的外交纠纷。至于「肃反」，因为该运动牵涉不少的人数，若经炒作恐酿成翻案的风潮。由此可见，邓小平虽努力煽起哄闹、热烈的运动情势，但也注意维持总体局面的基本稳定。事实上，中共如此也才能专心地因应右派卷起的「茶壶里的风暴」，并且如其所意地操作运动的走向。

第二、除了规定报章在报导「大鸣大放」时，要绕开有关物价、外交与「肃反」三个「禁区」外，邓小平也主动介入主要官方媒体的宣传口径，从中鼓吹「大鸣大放」，同时也引导运动方向，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他对《人民日报》头版社论所作的经常审阅工作上。

邓小平于5月18日审改《人民日报》社论稿〈继续争鸣，结合整风〉。邓在审阅该稿的过程中，加写了对已鸣放出来的意见大加肯定并要求领导干部从善如流加以研究、改进的字句。^[2-44]这篇经邓同意后即在隔日注销的社论，旨在呼吁「让各个方面人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讲出来，大家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从而「真正地实现了『百家争鸣』，同时帮助了我们党的整风运动」。^[2-45]然而，在中共中央当时已作「引蛇出洞」盘算的背景下，该社论拳拳盛意的言词背后，很难不令人联想其是否怀有引人上钩的企图。其后到5月底，由邓小平把关、批可的与运动有关的《人民日报》社论还有：〈怎样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邓5月24日审改，5月27日刊登）、^[2-46]〈能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邓5月30日审改，5月31日刊登）。^[2-47]邓小平除了负责审批、认可报纸社论，他对党内个别政治人物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鼓动「鸣放」的言论，在斟酌情势后，也有权力决定其刊出的方式。^[2-48]

在努力暴露右派的同时，邓小平也开始为开展「反右」斗争积极进行准备。5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党委，「必须积极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2-49]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央书记处，自然不得闲。

薄一波的回忆录透露：1957年的5月21日和2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报纸宣传报导和组织文章争鸣问题，拟定一批题目和指定作者，并确定各文的审稿人和交稿日期。^[2-50]这两次中央书记处会议都是邓小平亲自主持的。邓在5月21日下午的会上表示：「报纸对各种问题发言要及时，不一定是长篇文章，各种各样的形式都可以。要办好报纸，必须及时了解各阶层动态，并把这些动态反映到报纸上。」^[2-51]他进而指示：「正面的，应该篇幅占大些。至少在一两周内，主要是刊登中间分子讲公道话、驳右派的言论。左派的言论也可登一点讲道理的、有说服力的。」邓小平在要求让「同情分子」多在报上「露脸」为中共讲话的同时，也指示要布置「文字打手」在场边待命。邓表示：「要组织力量搞几十篇东西，由《人民日报》放出去。现在分门别类作准备，累积材料，有的写长文，有的写短文。」^[2-52]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将这些指定组织撰写的文章，譬喻为一批「火箭炮」，^[2-53]适足反映其欲对右派加以痛击的心理。为了更进一步地落实这方面的工作，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召集各大报纸负责人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如何写文章回答党外人士的批评问题。^[2-54]

邓小平在运动处于「引蛇出洞」阶段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活跃身影，亦可从以下几方面观察：

第一，5月23日下午，邓小平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反右派」工作部署的报告。^[2-55]

根据邓小平的官方年谱所公布的极有限的讯息，邓小平在报告中表示：整风运动的目的，首先是要克服党内三大主义，纠正脱离群众的现象；其次是要团结党外人士的大多数，孤立右派。有关这点，邓特别解释「这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增加的新的内容」；再其次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运动现势的估计，邓小平讲话的要点为：目前开展的党外人士批评运动，凡是放得开的地方，已经产生了好的效果：暴露了党和政府工作中大量的毛病、三大主义；在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方面，也收到了好的效果；暴露了右派分子。邓小平进而强调：右派的典型言论必须登报，注销来就会教育共产党，就会教育中间分子，也会教育左派。^[2-56]亦即中共操作媒体刻意大幅报导右派的言词与行径，既可让右派无所遁形，也能使「自己人」和「友我」人士在此过程中识别异己模样、辨清政治方向。

根据其他数据所披露的片段纪录，邓小平在报告中也透露自整风以来当中共面临严重抨击时，其个人的心理变化：

邓小平之所以从原先的担心、着急到后来的安心、舒服，就是因为其自认找到了问题的核心、闹事的凶手——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右派在趁机捣乱、发难。

既然「病源」已被诊断确定，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故能感到宽心。

邓小平报告结束后，刘少奇表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2-58]由此可见，在运动重心逐步转向「反右」之时，运动是毛泽东为首的常委会（邓小平亦是其中一员）决定方针后，由邓小平负责运动的具体部署与执行方案。之后的发展也显示，这种工作格局贯穿了整个整风、「反右」过程。

第二，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

邓小平在报告中首先向集于一堂的地方大员说明中央当时对情势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情况是右派的图谋不轨、蓄意夺权。邓表示：整风运动开始的目的是搞党内的三大主义，因为问题很严重，最初用的是内外夹攻的办法。运动开展以后，绝大多数的意见是正确的、有益的，90%对我们有帮助。^[2-59]

在右派已有所动作、中央「不能不作斗争」的情况下，邓小平强调：「党内外归结起来一个目的，加强党的领导。」亦即以巩固中共的统治地位作为号召，动员来自各地的领导干部，使之同仇敌忾。邓小平后来更进一步地介绍右派活动的迹象：现在「右派大体出来了」，如章伯钧、章乃器、龙云等等。右派活动现在有两个倾向，一是「向基层发展」，二是「暗地组织活动的迹象明显了」。^[2-61]如此易令在座者产生敌情不可小觑的印象。

对于运动的方法，邓小平指出：

关于今后的方针，邓小平表示：还可以继续鸣放，主要在机关、大专院校，让右派进一步暴露出来。党团队伍也要考虑整顿，但工厂、中小学不要触动，关键是不能「出大乱子」。易言之，邓小平在鼓励党人尽可能地诱出所谓「毒花」、「毒草」的同时，也界定了运动的范围，因为过早让工人、中小学的师生投入运动，可能会模糊焦点且衍生不必要的混乱。

最后，邓小平谈到「中央有个设想」，即「运动的下一步我们要建议党外整风」，「党内外几百万知识分子的改造不能放松」，还是采取说理的方法。^[2-63]这预告了整风运动的对象将从现在针对中共本身，逐步向党外移转。而在「鸣放」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表现显然让中共失望，所以不但「改造不能放松」，在运动即将发生质的变化以后，他们更是首当其冲。

据陈伯达的回忆，邓小平在会议上还使用颇具刺激性的语言，对运动后续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陈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执行「引蛇出洞」策略时，考虑到党在运动中的整体利益，也是有所选择的。例如：5月中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决定将团名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亦即「共青团」）。会议期间，有一些与会者提出：会议的开法也应实行「鸣放」的方式。邓小平写信表示反对，认为此举在国内、国外都会遭到有心人士的利用。

5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团省、市委书记时，曾对此加以说明：「要在大会当中鸣放，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肯定的说是错误的。你们的大会主席团没有接受过这个意见，我看是对的。」邓更强调：对内，「如果你们在大会鸣放，《中国青年报》〔按：此为团的机关报〕整篇整篇的登，那么有的报纸是最高兴登你们的消息的」。亦即「资敌」，提供那些被所谓右派把持的报刊抨击中共的材料。对外，「法新社、美联社登这些文章，这样做对你们共青团并不光彩」。^[2-65]也就是预防西方媒体借机作文章。

邓小平在同一场合的其他讲话内容，可以看到更多斯时他对运动情况的响应，而且值得一说的是，邓小平此次讲话虽同样有上令下达的含义，但由于谈话对象是年纪较轻的团的干部，言论中更能流露邓个人的色彩。

对于充斥版面、成篇累牍的批共言论，邓小平反驳：「现在党外有些人攻击我们，骂我们是『特殊阶级』。新阶级是没有的，生产数据并没有归我们私有。」^[2-66]邓指出运动的确暴露出中共自身的问题，「告诉我们值不得骄傲」、「脑筋不能发胀」；但仍自信地强调「我们的党」「总的路线、总的政策基本上是符合群众利益的」，「现在要群众赶共产党下台他是不干的」。正自认为民心所向，对于此时由中共刻意诱发而成的「敌狂我狷」态势，邓小平自然是老神在在以对：「不要看到报纸搞得那么凶，但是最后还是无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凶。」^[2-67]

对于此时在北京的大学校园内舌战中共人员、独领风骚无敌手的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邓小平也有一番反向思考的独特评论。邓认为基层党组织辩驳不过林希翎，正显出此前政治思想教育的缺点与不足：「林希翎是个好教员，她首先教育了一些人知道自己不行，本事不大，使得我们要卧薪尝胆，刻苦自励。」^[2-68]

在「引蛇出洞」的后期阶段，邓小平既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党政部门负责人关于运动鸣放情况的䤈报，^[2-69]也前去东北指导运动。6月5日，邓小平搭机前赴辽宁沈阳。次日下午，邓小平听取黑龙江、吉林、辽宁领导人欧阳钦、吴德、黄欧东汇报各自省内的整风运动情况。6月7日上午，邓小平在集合辽、黑、吉三省的省、市、地党员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2-70]

现所知的邓小平此一讲话的摘要内容，主要是关于他对整风运动任务所作的说明。邓小平表示：首先是真正改正我们党自己的错误。执政党要经常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任何时候都必须把改正错误放在第一位。改正错误的目的，是加强和巩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提高党的威信。其次是争取大多数，关键是争取中间分子。我们要以是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划分左、中、右。要善于团结中间分子，不要伤害中间分子。第三是孤立右派。右派不仅仅有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有政治目的，对共产党、对人民民主专政是仇视的。第四是锻炼战斗力。^[2-71]

若对此报告摘要再进一步地加以分析，可以注意到的是，邓小平此时向「黑山白水」的省地级党员干部提出「以我划线」，亦即以是否拥护共党领导为标准，开始在运动中进行政治排队；也跟他们说明右派的为恶之处并提出「孤立右派」的任务。其内容实与毛泽东在前一日，亦即6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注明为「绝密，不要翻印下达」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多有雷同。

该〈指示〉指出：省地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暴露有反动、错误思想者的面貌；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分子。「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另根据北京的情况，暴露出的反动分子「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因此「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2-72]可见邓总书记在「关外」停留期间对运动所作的指示内容，乃与毛泽东在北京新发出的运动指示同步。言其为「同步转播」，也不为过。

既然中共中央已提出分出右派并对之展开包围、加以围困，下一步自然是将其聚而歼之。未几，东北三省的党干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同党同志，就听到北京党中央射向右派的第一声枪响。

第三节　「反右派」打响后督促各省与中央部门的运动发展

6月8日，中共正式发动「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其中指出：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他们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2-73]中共中央发出也由毛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2-74]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自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展开。

毛泽东吹起「反右」号角声响后，^[2-75]原在东北视察和演讲的邓小平也火速回到北京，参加中共高层会议。^[2-76]6月9日起，邓小平布置的所谓「火箭炮」，接连打响：《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表明官方立场并对先前异议之声一一展开回击。这些社论的发出让中共重新占领发言的制高点。

6月中旬，邓小平主要到地方指导整风、「反右」工作。10日至16日，他马不停蹄地到西安、成都、济南、上海、南京等地听取西北、西南、华东各省市领导人关于「大鸣大放」情况的汇报，也先后出席陕西、四川、山东等省党员干部会议，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2-77]这是自上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后，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的再次当面指导。

目前比较可知的是关于邓小平到广东、四川所作的指导。邓小平6月14日在广州向广东省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指导广东工作。^[2-78]当时广东第三把手的赵紫阳晚年回忆说：「邓小平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2-79]亦即邓小平要广东的党干继续鼓励「鸣放」，以引出仍未曝光的更大的异己分子。

邓小平在四川检查运动工作时，对于自己任职西南时所创立、并为之亲写报头的《重庆日报》严加批评，直言该报不像党报的样子，该报副主编后来就被打成右派。年底，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示意整肃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文澄，重庆市副市长邓垦就以其长兄对《重庆日报》所作的批评为由，写贴大字报质问张文澄，为揭发以张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奏响了序曲。^[2-80]

邓小平自外地返京后，即让中共中央及时掌握其所观察到的地方运动发展情况。6月17日夜，邓小平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东北、西北、西南、华东等地区开展「鸣放」的情况。^[2-81]有数据显示：6月22日，邓小平又到山东视察，在省级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整风、「反右」运动问题的报告。^[2-82]其后，邓小平则藉由召开电话会议与文件往返传送的方式，与地方省委书记保持运动相关讯息的畅通。

6月下旬，邓小平主要在北京过问中央各单位、部门的整风、「反右派」运动，并施予个别指导。具体的例子可见中央高级党校。该校学员对于运动持有多种意见：有的担心「这种搞法会涣散组织，损害党的威信」；有人则认为针对胡风问题、「肃反」、统购统销等问题所「鸣放」出来的意见，不无道理，甚至以为「不少问题的根子在上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中央，整我们这号干部不顶事」、「不能树干不动，光让树梢摇晃」。6月17日，陆定一将中央高级党校学员对「大鸣大放」的反应资料，呈送给毛泽东。毛阅后认为，该校学员的思想动态所反映的并非小问题，其中也反映了党内的右倾思想。^[2-83]

毛泽东对中央高级党校表示了不满与关切后，邓小平即于6月19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高级党校和卫生部的整风运动问题。^[2-84]会议认为中央高级党校有些学员有很多错误思想，如不改正并统一思想，俟其归建原单位后，恐会将错误的观点一并带回去并加以散播，故决定党校全校学员皆留校继续整风，所有课程都停下来，原定的大报告一律取消，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开展大讨论，不解决问题不能回去。^[2-85]

另外，6月28日上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召集的汇报会，听取外贸部、文化部、地质部、建筑工程部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整风运动近况。^[2-86]

约于此后，邓小平也特别与闻群聚知识文艺界著名文人、作家的「中国作家协会」的运动。「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在先前政治较为宽松的日子里曾刊载不少大胆、甚至是出格的言论。邓小平要中宣部主管「作协」事务的副部长周扬，转告《文艺报》主编张光年：「要张光年把脑壳后面的一些小辫子自己揪下来，积极投入反右斗争，把《文艺报》办成文艺界反右的主要阵地。」^[2-87]张光年与《文艺报》于6月24日到7月8日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进行自我批评。张光年本人虽躲过了一劫，^[2-88]但或出于自保与对邓「打招呼」的回报，他「抛出」该报副主编萧干，作为替罪羔羊。

另外，「肃反」运动的背景下，1955年「作协」内部揭出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2-89]因丁、陈本人的不服，一直争休不断。1956年，中宣部获得邓小平的同意后，开始对相关人士进行复查。^[2-90]但有关的调查结论仍未为丁、陈所接受。在1957年整风气氛下，丁、陈要求重议，在「作协」内引发热烈的讨论，进而对当初主其事的周扬提出质疑与批评。6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曾向邓小平报告关于丁、陈的争论，而邓小平听后起先仍是采取较开放的态度。据与陆一起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回忆：邓小平「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说：意见不一致，你们去讨论」。^[2-91]

然而，当陆定一与周扬决定利用「反右」，将丁、陈翻案与对领导提意见看作是向党进攻的「歪风的代表」后，邓小平改变不介入此案的态度。7月3日下午，周扬召集「作协」党组领导开会，传达邓小平的意见：「他〔邓〕认为现在对右派勇气不够，方法不够。时间要延长，斗争要坚决展开。要各单位排排队，做出计划来。」^[2-92]周「如获至宝」地旋即按照邓的指示，决定在「作协」内对丁玲等人开展「反右派」斗争。

从上所述，一方面，可以想见，邓小平对各单位、部门运动进展的了解，纵使不能巨细靡遗，也可达致通盘性的掌握，在当时中共领导层中，恐是无人能出其右；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每以党中央代表之姿过问各单位、部门的运动，对单位领导人而言，邓的一言一行如同中央的旨意，不但不能有所折扣，更要想方设法地将之套用在自身所属单位，进而创造性地「活学活用」。

7月上、中旬，邓小平常找高、中级负责干部开会和讲话，阐释政策、驱策动员，指挥运动前进。

7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一场人数不少的党干会议上，作关于运动问题的报告。与会者有：在首都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解放军各大单位和北京市及各高等学校负责人。从参加会议的人员组成上观之，可见会议规格之不低。

为了让报告内容能更具体、真实地反映运动的情况，前日上午，邓小平还特地召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开会，讨论相关报告的文稿。^[2-93]可惜的是，邓小平这场精心准备的运动报告，现在公开面世的内容，仅有「断简残篇」而已。即便如此，从中仍可感受出邓小平在会上积极号召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态度。他在讲话中强调：

对于「反右派」的方法，邓小平表示：「不应采取简单口号的办法，而应说理，因为这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在这方面取得大的收获，就得花费一定的时间。」^[2-94]

邓小平组织的这种由重要党干列席的会议，目的在于：使他们聆听邓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运动新指示后，再各自回到所属部门推进运动。例如：7月4日会议的与会人士中，包括「作协」的党组书记邵荃麟与刘白羽。当日下午，邵、刘就在「作协」的党组会中「传达了小平的报告。一起商谈了一下方针和步骤」。^[2-95]

经邓小平在前一日的审阅与批准，7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其要点为：「斗争还只是开始深入。右派的阴谋还远没有完全揭穿」。正因如此，「有一部分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们」对于「反右派」还在「将信将疑」、「抱着观望态度」。为了说服之，「必须使斗争继续深入下去」，以「完全揭穿右派的阴谋，完全驳倒右派的谬论」。为了使斗争继续深入，则需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对于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另一是「对斗争的指导采取急躁粗暴的态度，希图用简单的方法『速战速决』」。^[2-96]

按着此篇社论的思路，7月8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电话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整风「反右」问题的报告。关于前一阶段的整风、「反右」运动的估计，邓表示：「现在运动开始走向深入，已经收到很大效果。群众起来了，中间分子逐步向我们靠拢，右派分子逐步孤立。」针对如何开展下一阶段的运动的问题，邓再弹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之论调：

透过电话，邓小平还向中共地方领导人指示：前一时期，我们集中力量对左派、中间分子做工作，现在对右派也要做工作，要向右派指明出路。^[2-98]邓在这方面较详细的讲话纪录为：「在『反右派』斗争中，要动员党团员和中间分子投入斗争，尤其要注意争取右派分子起义，起义的人对我们的运动有很大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力量，所有作战的单位，在运动走向深入的时候，就要注意，做好争取起义工作。」「费孝通前不久写的两篇文章，轰动全国，台湾、香港都很注意，现在回过头来，他还可以写很好的文章。」「右派分子当中，有容易投降的，有顽固的，有『单干户』如龙云，有『合作社』如『章罗联盟』〔按：章伯钧与罗隆基〕，容易争取的，当然要争取，就是不容易争取的，只要有用处，也要下功夫。」^[2-99]亦即，邓小平希望在中共与右派进行的斗争中，能有一部力量是从右派自己的堡垒内部突破，从而对于负隅顽抗的右派造成内外夹攻的态势。

仅隔四天，邓小平又代表党中央出席党内重要会议，发表关于运动的综合性报告。7月12日晚，邓小平出席统战工作会议并作题为〈关于当前整风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的报告。经邓小平指示，中共党和国家机关各部副部级以上干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受命与会听讲。^[2-100]邓对此的用意是：「今晚主要是为出席统战工作会议的同志做报告的。只有一句新话：运动已发展到很细致的阶段。要把在北京的同志找来，是想通过今晚的会议，使大家了解运动状况；有些事情能一再告诉大家也是好的。」

邓小平这个讲话，是目前所能找到最完整的邓在这一阶段对运动所作的一次表述，对于理解、认识他当时对运动的看法、采取的作为有很重要的意义。

首先，邓小平对5月中旬「引蛇出洞」以来运动的成绩予以肯定的评价。邓指出：中央抓住、抓对了找右派此一主要问题，「确实抓到了大鱼」，在政治方面「已经收到显著的成绩」。并高调宣称毛泽东所倡「双百方针」的正确性，认为其优于苏联的「一家独鸣」外，也能让「牛鬼蛇神都现出来」，从而「教育民众、争取中间，暴露右派，也锻炼了党」。^[2-101]

其次，对于运动接下来的要求，邓小平强调主要是「思想方面的收获」，「运动的实质是毛主席所说的『灭资兴无』的斗争，就是要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由于思想斗争短期内无法取胜，「打这种仗，不能急躁」。^[2-102]鉴于斗争不能求速决、速成的特性，邓指示：「对右派打得要狠，不能温情主义」，「狠就是用充分论点和事实根据驳得他体无完肤，这才是狠」，「打他两下子不是狠，是粗暴」。^[2-103]也就是在思想上对右派要做无一疏漏的地毯式驳斥，使之思想彻底「破产」。

再次，对于运动的操作，邓小平提出了具体的指示。包括：一、「要把队排好」，也就是在运动中辨别左、中、右与我、友、敌。邓明言其方法是「斗争深入，暴露多，排队就容易」。二、点名批判。邓批评「前一时期报纸上点名点得太少，出现老一套，就那么几个人，那一些东西。」邓更针对上海指出其点名太少，要增加一倍。就全国的范围，可被点名者「不仅是民主党派，其他方面也可以点，如新闻界、文艺界、戏剧界」，「只要不超过800人就没有危险。」^[2-104]若按照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所称，估计全国右派有8,000人。^[2-105]亦即可允许10%的右派在报上受批判。^[2-106]三、推广地方的「有效」经验。邓表示：「现在有几个经验，大鱼在后面才能出来，在运动深入时才能捉出来，分化后才能揭出来。」^[2-107]事实上，邓演讲的前五天，中共中央才转发了〈吉林省委关于高校斗争的情况报告〉。报告中表示：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批「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2-108]可见邓对「吉林经验」的重视。上述邓小平对运动做法的指示：运动要再深挖、要加大对右派的舆论轰炸，以及真正的「大鱼」还未出来的估计。经由散播，无一不会对运动的发展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

再其次，对于若干已「落网」成为右派象征的著名高级民主人士的斗法，邓小平也提出详细的指示。邓表示：「章罗联盟就是想推翻我们，把我们搞倒，他来上台」，^[2-109]但是「章罗再弄也就没意思了，就那么多东西，重复人家就不高兴看了」。^[2-110]相形于钱伟长「其言论还有市场」，可以考虑再开万人大会批判，「章罗就不必了，因为他们已经臭了」。^[2-111]然而，邓小平并不赞成有人建议的马上撤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的职务，邓认为当前暂不动其职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撤掉就没有戏唱了。对中间分子的教育争取就差了，中间分子就想息事宁人，一撤事情就完了，他就好去睡觉了，这是代表中间分子思想的」。^[2-112]

邓小平说「章罗是合作社」，龙云则「看来是个单干户」，其送来的检讨书，「也还深刻，但背后还是骂娘。骂就让他骂吧，不让他骂也不行」。^[2-113]邓指出「对低头缴械的适可而止」，「龙云就差不多了，以后有材料还可以再弄」。^[2-114]邓小平主政西南时，亲自安排龙云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2-115]先前是虚位以悬的争取对象，仅数载已形同陌路。对于费孝通，邓小平指示对费「就可以分化出来」，^[2-116]「要争取过来，他会写文章，他的文章对争取教育中间〔分子〕有意义」。^[2-117]如上证明对这些右派「首犯」的批斗，是紧控在邓小平手里的。^[2-118]

在运动进入开始「反右」的阶段后，邓小平曾三番两次地强调整风与「反右」不可偏废。邓小平在7月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示：

简言之，邓小平认识到党自身改进工作的成功与否，既有杜绝「右」、拉拢「中」的效果，更是维系、增进群众对党之向心力的根本之道。

邓小平在7月12日的统战工作会议上也讲：

但是邓小平「两手都要抓」的劝说，收效必然不彰。因为在经由整风暴露敌人而展开追击的「反右派」，以及经由整风揭发弊病而促发改进党的工作之间，不同于抓右派时迅速可见的斗争结果和成绩，改进工作需时较长，相较难收立竿见影之效。再加上「反右」运动的浩浩荡荡、大张旗鼓，更吸走各级党干的注意力，「迎敌痛击」求战的喜悦与熟悉，自非虚心检讨、默默耕耘的工作经营可相比。因此，邓小平对党干不要放松整风的提醒和呼吁，实是曲高和寡。事实上，邓自己投入「反右」的兴致和专注，根本不亚于「磨刀霍霍」的其他党人。

第四节　青岛会议后大反党内「温情主义」

根据青岛会议精神布署运动

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高层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反右派」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所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成为会议的主题。其强调：「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各界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2-121]该文作为指导运动的新方针，对于运动后续的发展产生加温与升级的作用。

邓小平在青岛会议期间，除了开会以外，花了不少心思在参与修改毛泽东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文稿。^[2-122]此一修改过程应有助邓小平「吃透」毛泽东对运动所抱持的新构想，如此使得他在研拟运动赓续的具体政策与做法时，能更贴近毛的想法。邓在青岛的活动中，也包括审阅运动的政策文件如：统战部报送的〈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2-123]回想邓小平在5月初还曾代表中共出面邀请非共党派人士敞开心胸地对中共的治政与领导惠予指教，以助中共自身的整风。然而，事过还未达百日，邓就反过来动脑筹划中共如何整这些非共党派人士。后来事情的发展显示，对于这些在中共恩赐下方享有参政权利的友党的整风，中共采取的办法简直就是侵门踏户以至于登堂踢馆；然而，这些蕞尔小党为了安度运动的关卡，唾面自干外，「别人收拾自己还嫌不够，要自家整自家了」。^[2-124]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即回北京投入新一阶段的运动领导工作。7月23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根据青岛会议的精神，尤其是毛泽东〈1957年夏季的形势〉的最高指示与思路，对运动进行具体安排和部署：明确右派问题是「敌我性质」；强调「运动要展开，每单位各行各业要展开，农村、工厂也要搞，方法不同」；分别起草有关农村整风和工厂整风的指示；地、县一级整风，首先批判右派，然后转入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整风。

对于如何处置右派的问题，邓小平则表示「组织处理不忙，人大、政协、党团都不忙处理，等人大改选后再说」，但要求「要积极做准备工作」，并指定「统战、宣传、组织部赶快研究，12月必须拿出方案。政协、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统战部负责」。^[2-125]邓小平对与运动直接相关的中央部门、政府系统以至于地方的运动进度，做出具体时间的规定，其身为运动执行者的关键角色，再次表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