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领导军队整风（1958）

中共建政以后，随着中苏同盟的建立，即要求各部门与领域学习苏联的经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透过高阶将领的组团参访与观摩、各级人员的考察与学习，以及聘请苏方专家与顾问等方式，全面地向苏联军队学习。学习的内容广泛：从军事科学、技术与作战条例，到包含规章、制度、管理条例在内的军队建设。^[3-1]然而，自1956年中共强调「以苏为鉴」后，军队在向苏学习、引进经验的过程中，有多少情况与程度是罔顾中国国情的「教条主义」弊病，便成为党中央与军方高层关注的议题。对于1957年有关「教条主义」错误的检查与指控，军中负责训练工作的人员反弹尤其激烈。军内这种针对「教条主义」问题的争论与冲突，1958年在党中央的强行介入下白热化，出现一次总的爆发。

中共的整风运动到1958年已从党政领域扩展至更大的范围，军队也被纳入其中。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军方高层间展开一次整风，以除弊革新、激发活力。军队整风原本如同其他军队事务，主要由军方自行主持进行，而「教条主义」问题也非原先预定的整风主题。但当时适值毛泽东要强化党对各领域与部门的领导，以利其推行有别苏联发展模式的「总路线」与「大跃进」，加强党对军队的掌控，令握有武力的后者更加听命、配合党中央，既是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让党心无旁鹜、专心建设的一项必要前提。毛因而「点将」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出面组建「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邓亲任组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出任副组长，彭接受邓的领导，在其指挥下行事），负责在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部署与推行「反教条主义」运动。^[3-2]此一「整军」在当时既造成中共军方高层人事的一波冲击和整肃，对军队训练、教育、规章、制度造成的负面效应，更持续超过二十年，可谓教训惨痛。

本章尝试了解：邓小平对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军中「教条主义」争议抱持甚么态度与立场？他在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整风各阶段采取哪些作为？他如何批斗和处理所谓的军事「教条主义者」？本章的主要论点为：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经常代表党中央处理军队事务，因此熟悉和掌握军方的动态。他对军内出现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议论，不但早已了解知情，而且态度倾向支持。在毛泽东的嘱咐下，邓小平更以中央代表之姿介入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强势驱策主军的彭德怀改变会议整风的原定方向，改以「反教条主义」为主要议程；他经由指挥批斗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教条主义」错误，有节奏地操控会议的进展与起伏。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在学习苏军问题上的犯错者一一低首检讨；在「以我为主」之名下，毛泽东在共军军事思想上的独尊地位，以及党对军的权威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加强。

以下首先检视邓小平对1958年夏以前共军学习苏军问题的态度，接着依序探讨邓小平对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整风各阶段介入的情形，包括：对会议初期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参与，奉毛之命将会议转向批判「反教条主义」，促成要求刘伯承与会的决定，掀起会议「反教条主义」的高峰，对批刘问题的缓冲，对会中个别人士检讨、批判的过问，对会议总结与决议的审定。最后小节简单说明「反教条主义」的负面影响。

第一节　1958年夏之前对军队学习苏联问题的态度

1956、1957年：对相关问题早已注意

1958年中共军队整风，特别是后来发展成「反教条主义」运动，其之源起可溯及1956、1957年。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此一问题的来由，这里有必要对此两年中所发生的有关事情，约略地进行介绍。事实上，从相关问题的回溯中，可以发现邓小平对于如何在学习苏军经验同时又保持中共军队本色的问题，很早即予以注意。俟「反教条主义」问题升级、在1958年扩大为军队整风主题时，邓小平不但不会觉得被动，反而因其自始对此问题即有掌握，而更具有发言权。

1956年初的苏共「二十大」，开启了对斯大林的批判，也连带地对苏联的优越模式与经验「揭了盖子」。在此背景下，中共解放军应如何继续学习苏联友军经验，自也越来越受到中共中央注目。在苏共「二十大」闭幕未及一个月的时间内，同任中共党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即偕同时任中央秘书长与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3-3]针对性地提醒中共军队在向外学习上要有所坚持。

1956年3月17日，在有各大军区首长参加的一次军委会议上，身兼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的黄克诚传达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对于军队如何保持优良传统的问题曾有指示，即在实行军衔等一系列正规制度之后，担心我们军队的优良传统不能很好保持，如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政治工作、群众路线、党委领导等，应该引起严重警惕。让各军区、各院校、各部门加以检查。」^[3-4]毛泽东、邓小平的此一指示和学习苏军经验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黄克诚要求全军仔细学习。

1956年春夏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进而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提出「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此背景下，军队也结合自身的工作进行参照、反省和检查。然而，在军中职司训练的部门中，却出现了如何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争论。

对于军中在「反教条主义」上所引发的争议，邓小平因为身居党军要职，不但不能置身事外，更成为下级上书请愿的对象。1956年11月，先前在训练总监部工作、后来在刘伯承亲自点将下转任军事学院战史系教授会主任的蔡铁根（这两个单位后来被指为是深受「教条主义」贻害的「重灾区」），写信给已升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表示「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蔡认为近年军队在学习苏军经验上，乃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应该要「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以后，才谈得到批判」。蔡氏这种意见，有别于近来中共中央所提的警惕、克服「教条主义」倾向的呼吁，反而认为学习苏军还不全、犹不足，可能会半途而废、甚而误入歧途。面对此一不「和谐」的声音，邓小平将此信转给主军的彭德怀（其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让后者知晓有此情形。^[3-5]

约此同时，原担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后调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对军事学院学习苏军经验也有一个调查报告，基调却与蔡铁根完全相反，认为其存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弊病。彭德怀接到这两个不同意见的文件以后，决定亲自前往调查。

1957年2月底至3月初，彭德怀与陈赓、谭政等赴南京军区和军事学院进行考察。3月2日，彭德怀听取军事学院领导干部汇报后指出：「在学校教学中，不是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党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明确地、积极地进行领导」。^[3-6]彭德怀后来将此次谈话纪录修改成为〈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一文，并于4月24日附信呈送毛泽东。毛读后批覆同意。彭德怀亦将此篇讲话稿送给邓小平，^[3-7]所以邓可以掌握军队「反教条主义」的动态发展。

其后，彭德怀将自己先前赴华东视察的情况，向党中央和军委写综合报告，并将〈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纳入其中。这也就是5月21日彭德怀请毛泽东审阅之〈在南京军区视察工作的报告〉。^[3-8]毛泽东于5月29日批示：「此件请书记处处理。」邓小平在7月2日批道：「拟同意彭总对于五个问题的意见。刘、周、朱指示后退彭总。」^[3-9]易言之，对于彭德怀对军事学院所作的「不是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估计，以及「把我军优良传统永久保持下去」、苏军经验「应贯彻批判地学习的方针」等主张，邓小平是支持并予以赞同的。

刘伯承自1950年11月南京军事学院创校以来即担任院长，不久并兼任政治委员，此时已在休养而不具体过问院务，但该校若如同彭德怀所言犯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偏失，其形成自非一时之结果，刘难辞其咎。1957年8月6日，刘伯承以「残衰多病」为由致信毛泽东与彭德怀，请求移交军事学院职务并免任刚新建的高等军事学院院长。^[3-10]刘伯承的请求虽被获准同意，但一旦南京军事学院被全面追究「教条主义」问题后，刘也无法脱身。

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其中关于军队的部分，邓小平指出在「反右」斗争下，「军队一般比较纯洁」。但由于「某些工作人员不适当地强调专业化、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等原因，几年来，干部的个人主义和无组织纪律倾向有了一些发展」；「军队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等方面，也有一些缺点需要克服」。^[3-11]

邓小平谈话里指陈军队的问题时，虽然并非直接与「教条主义」祸害相联系，但却多是先前中共中央批判的对苏军经验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后所造成的后遗症。这些不良现象与弊病，确实为邓小平所留意并欲加以解决的。

1958年春：对相关问题愈加关切

1957年10月，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Georgy Konstantinovich Zhukov）因位高权重，引起苏共领导人忌惮而遭到整肃。此一「朱可夫事件」，再加上1956年「波匈事件」中军队不稳的教训，使得毛泽东对于军队的稳定性和服从性，益加高度注意和小心。^[3-12]1958年在「大跃进」酝酿、成形的过程中，军队与当时急欲成就一番事业的地方相比，显得消极和滞后，对此，毛泽东指出：「以往是拿军队将地方的军，现在要拿地方来将军队的军了。」^[3-13]在此背景下，3月26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表示「今年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毛在其他场合也提出「党要抓军队」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正是代表党出面「抓军队」的主要人物。

针对军队工作相较于地方显得冷清落后的问题，邓小平在3月的成都会议中表示：「军队干部发展不快，我们学术思想是落后的，落后的原因，是没有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中去。」^[3-14]彭德怀在与邓小平、周恩来磋商后，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中央军委的决议和意图在全军很好地贯彻实行。经由整风，可使总部机关统一思想、理顺工作关系，进而发挥其积极性和效率，有力地推动全军工作。^[3-15]作为1957年全党整风运动的总督导的邓小平即表示：「军人的传统是活泼的，生龙活虎，这几年不大对头了。〔军队〕高干要整风，大鸣大放，恢复过去那种政治风格。」^[3-16]彭、邓、周的此一主张获得毛泽东的批准，成都会议因此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整编。

军队「教条主义」的问题，在此时并未引起毛泽东太大的注意。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3-17]邓小平在会议期间，虽也曾对「教条主义」加以批评（不限于军事工作）：「所谓教条主义，主要是盲目地搬用苏联的经验。本来在人家来说是个好经验，但是，你不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用得不恰当，硬搬照套，这就是教条。所以说，教条主义就是懒汉，他不去分析。」「今天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主要应该由我们自己负责，不能要苏联负责。因为现在的苏联专家都是我们自己请他们来的，是雇来的，他的不正确的东西，你可以不执行。这是一。第二，人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你怎么样运用，你自己可以决定。」但由于毛泽东此时关注与批判的焦点在于「经验主义」性质的经济「反冒进」问题，邓小平对「教条主义」问题的重视，也就不如对「经验主义」问题的优先处置。邓小平表示：「自从经过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后，现在教条主义还比较容易克服；而最困难的是克服经验主义。」^[3-18]然而，3月下旬起，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围绕在「教条主义」问题上出现激烈交锋，使得毛泽东与邓小平再次注意到军队的「反教条主义」问题。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反右倾保守和反贪污浪费的「双反」决定，训练总监部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在训总部长兼党委书记萧克的主持和引导下，针对「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传言，主张「从思想上澄清一下」，并将指控军事学院「教条主义」问题严重的张宗逊召回来开会，「把矛头指向了他」。^[3-19]

张宗逊对此的回忆是：

彭德怀对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很重视，并将会议的简报和主要发言「呈报主席、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同志阅」。针对萧克在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反对军事训练部门存在「教条主义」的指控，曾经批评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彭德怀自然不能接受，甚至扬言「训总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3-22]邓小平也抱持类似的观点。因为邓小平曾在一份关于训总四级干部会议的简报上批道：「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水平太低」，^[3-23]充分显示他对此会的不满。对于邓的意见，彭德怀相当地重视。^[3-24]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因而在中央军委的强行干预下，也开不下去了。

4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召开扩大会议的通知。其中指出：此次会议「首先采取整风方式，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研究军事建设中的某些思想问题，以便达到统一认识、改进工作、提高觉悟、联系群众的目的，其次讨论军队裁减整编和其他问题」。^[3-25]4月29日，黄克诚主持由军委委员和各总部领导出席的座谈会，进一步讨论利用扩大会议进行整风的问题。黄克诚在会上表示：「中央指示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运用整风方法开会，这与过去不同。地方各部门都用整风方式有很大提高，军队高级干部究竟提高得怎样？也难说。」黄所说的地方的整风，即是指邓小平主导下推广至全国各地的整风运动，当时部分地区甚至正在进行激烈的「反地方主义」。黄克诚进而说：「成都会议提出，地方比中央部门进步，军队干部更落后。小平同志对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也提出这个问题，感到军队干部落后，讲不出道理来。训总的干部会议可能是好事情，涉及到全军范围。高级干部能否鸣放起来、畅所欲言，是个问题，准备动员鸣放。」^[3-26]

值得观察的是，邓小平将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中所出现的「教条主义」嫌疑者的「顽抗」，同军队干部落后连结在一起。易言之，由邓看来，军队思想之所以「冥顽不灵」，「教条主义者」责无旁贷，透过整风可以将相关问题摊开来。由此也可想见，当毛泽东突然在军委扩大会议整风时高唱「反教条主义」之时，邓小平不致需要面对「思想转弯」的问题，更有可能是得心应手、一步跟上。

第二节　1958年军队整风先拿粟裕开刀

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从5月24日开预备会、5月27日正式开幕。

5月24日，彭德怀主持军委预备会议，就军委会议主题与进行方式讲话，他指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整风与整编两大问题。」整风讨论的范围包括：建军原则、建军方针以及战略方针问题；整编则包含：军费缩减、军队裁减、军种与兵种的比例调整，以及组织机构改组。对于会议的开法，彭表示：「在成都会议上，中央指示我们用整风的方式是很对的〔按：邓小平是主要的倡议者〕，有甚么意见都可以讲，应当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讲错了不扣帽子，做错了不追责任，主要是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统一认识、提高觉悟。」^[3-27]反对「教条主义」虽也是彭认为的一项会议整风议题，但其排序并非最重要、最前列。事实上，军委会议开始后整风的首要焦点，是针对总参谋长粟裕的批判。

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做检讨，冠之以「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的罪名。所谓「一贯反领导」，乃指粟裕在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共事期间，先后与他们有所磨擦、关系不善；所谓「向国防部要权」，乃肇因粟裕领导的总参谋部与彭德怀作为部长的国防部之间，因职责划分的不明所产生的误会；所谓的「告洋状」，则是指粟裕向苏军总参谋长索要该军「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作为参考一事。^[3-28]对粟裕开展批判，毛泽东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也将问题的严重性与「朱可夫事件」作对比。^[3-29]面对措词严厉、接踵而至的批判，粟裕百口莫辩，仅能一再自我检讨。^[3-30]

在批判粟裕一事上，中共官方的《邓小平年谱》对于邓小平的参与情形，采取的是蓄意回避的态度。因为其仅记载：「5月26日上午，邓小平召集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开会，讨论次日开幕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有关事项」；「6月4日上午，邓小平召集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开会，研究军委高级干部整风中的一些问题」。^[3-31]事实上，邓小平在批粟问题上的角色和作用，根本不下于掌军的彭德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军委会议整风批粟的同时，邓小平召集军队最高层人士在小范围内对粟裕进行定调式的批判。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邓小平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元帅会议，出席者包括：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七位元帅，黄克诚、谭政两位大将以及萧华上将。^[3-32]在批粟问题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对军委扩大会议「督军」的角色，不言可谕。邓小平作为元帅会议主持人，立场并非「一碗水端平」，而是同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黄克诚等一起发言对粟裕进行严厉的批判。^[3-33]

邓小平批判粟裕的内容，截至目前为止，只能从侧面略为猜知。根据中国大陆的粟裕研究者所公布的信息，居仁堂批粟会议上，陈毅公然宣称粟裕为人「阴」，其他与会者也结合自身与粟裕往来的经验，对之严词批判。会议主持人邓小平有可能也在此时投入批判。因为当聂荣臻批粟裕：「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个人主义，就是大盗，大盗盗国！」现场即有人应声对粟算起历史老账，指称国共内战时期粟主张并指挥的豫东战役是：「只有大野心家、阴谋家才如此贪功，打豫东战役那样的大仗！」此人可能正是邓小平。^[3-34]

相关说法是不无可能的。因为粟裕在1948年筹划豫东战役之时，负责战略协同任务的中原野战军（即后来的「二野」）领导人曾发出异议。但粟最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故能放手组织此一战役并取得大捷的战果。^[3-35]在豫东战役十年后，仍会对发起该战役的构思提出质疑者，甚有可能就是当年对发动此役怀有疑虑的「二野」领导人，而邓小平又是居仁堂会议出席人员中唯一出身「二野」者。至于出身其他野战军的领导人，由于当年分布于其他战区，对相关战役决策的内幕详情不甚了了，实也难以置喙。林彪当年曾盛赞粟裕所组织、指挥的豫东战役「敢于冒险」，并钦佩地表示：「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3-36]更不太可能会就此问题批评粟裕。

粟裕的官方传记对粟裕在会议期间所遭受的批评与对待，有如下评论：

邓小平批判粟裕是「大野心家、阴谋家」，因「贪功」而去「打豫东战役那样的大仗」一事，若非讹传，就可看作是一个具体例子。

粟裕在1958年惨遭清洗，邓小平在后续相关的组织、程序上的吃重角色，也是显而易见的。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在他本人被围攻而确定不保之后，有关其新工作的安排问题，邓小平是粟相谈、反映意见的对象。^[3-38]改任军事研究院副院长的粟裕，从此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他在调离总参时，中共中央一位领导人曾找之谈话并表示：「调你到军事科学院工作，今后你就待在那里在北京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3-39]有论者指称：这名中央领导人正是居仁堂批粟小型会议的主持者，^[3-40]也就是邓小平。

粟裕在晚年极力争取中共中央将1958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加诸其身上的各项不实指控全部推翻，以还自己的清白。对于粟裕的平反请求，虽然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中共要人应允同意，但相关的审查工作却一直没有突破。粟裕也在未能如愿下于1984年抱憾离世。^[3-41]有消息指出这或与邓小平、粟裕两人在1979年出兵越南问题上意见不合有关。^[3-42]

从1958年5月下旬到6月初的此一阶段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整风，最主要是批判以粟裕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会中虽然也有批判「教条主义」的声音，特别是罗荣桓、萧华皆将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的争论，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3-43]但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却不作如是想。5月31日，彭德怀邀集张宗逊、萧克、李达、彭绍辉、李作鹏座谈时表示：「你们对敌斗争都很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3-44]从中可以发现彭德怀虽然对军中训练部门的「教条主义」问题有所不满，但是尚抱持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不愿上纲上线。

然而，毛泽东在6月初开始过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整风的发展，更决定以「教条主义」为清算目标。在毛的示意下，本已领导军委高层批斗粟裕的邓小平，自然而然地成为毛对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进行指导的首要代理人。

第三节　推动军委整风转向「反教条主义」

毛泽东何以会做出将会议整风转向的决定和举措？最流行的说法是：林彪怀有趁机打击他人的政治目的，向毛献计的结果。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不无得意地回味他在1958年军委会议的角色，甚至以自己是「反教条主义」的「先知先觉」为炫耀。^[3-45]即便如此，关注「教条主义」问题者并非林彪而已，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就是一个例子，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对之造成的影响，恐亦是不相上下。^[3-46]

5月29日，方强就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阐述自己的意见，要求会议「以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6月5日，彭德怀将信转呈毛泽东。同日，毛泽东对方强的信做出以下批语：

针对方强在信上所写「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是不存在甚么根本性的问题的」，毛泽东批示：

最后，毛泽东写道：

以上批语显示，毛泽东希望改变会议的开法以「振起生气」，借重邓小平就是他所做的重大安排。邓小平和作为会议主持人及组织者的彭德怀、黄克诚，也可从中知道毛泽东已将打击、清算「教条主义」作为会议整风后续的主轴。^[3-48]

6月7日凌晨4点，毛泽东专门致函邓小平：

此一短函的内容显示：毛泽东亲自授命邓小平以协助、辅导的角色参加后续的军委扩大会议整风。邓小平被任命为所谓的「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的时间，或许即是在此前后。毛泽东委派邓小平的任务是「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究其实质乃是责成邓小平扮演「监军」的地位，从旁推促彭德怀将会议整风导引至为毛泽东满意的方向和结局。

6月7日上午，邓小平立即召集林彪、彭德怀、罗荣桓、叶剑英、黄克诚开座谈会，商谈截至当时为止会议开会的情形和后续会议的开会方式等两项问题。由此亦可推测，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此前应曾针对会议的相关问题当面交换意见，邓小平方能对前者的意图和所望「心领神会」，迅速予以贯彻。带有「衔君命」身份的邓小平在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指示，可从黄克诚当日下午所作的传达内容中显现。

黄克诚在下午的全体大会上传达说：

邓小平所说的「会议温度不高」，指的是在前一阶段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会场上对批判「教条主义」的发言不甚积极、踊跃的现象。^[3-51]此一情形需要有所改变。激起众人对「教条主义」的「义愤」，不但势在必行，更是邓小平职责所在。在后来的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对军事「教条主义」作过一比喻：「学习苏军先进经验，好比请客吃饭。别人请你吃饭是好意，你吃了拉肚子，这埋怨谁？只怪你自己吃多了，或者你胃肠消化不好。这要坚持实事求是。」^[3-52]易言之，邓小平认为那些犯「教条主义」者，正是对苏军经验生吞活剥、脱离中国实际所铸下的错误。自我不争气、自误误己，怨不得人。邓小平鼓励与会人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横眉冷对、不吐不快。事实上，批判目标主要就是针对陷入或涉嫌「教条主义」错误的个人。所谓「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就是要专门对「教条主义者」鸣鼓攻之。

黄克诚在传达的尾声强调：「小平同志还提到，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后，地方工作更加活跃了，军队的这次会议要开好，工作也就会大大活跃起来。开不好，大家就不要回去。一直到开好才算。」^[3-53]邓小平强势的政治风格和令到行止的决心，从中呼之欲出。在黄克诚传达邓小平的意见后，彭德怀进一步地对之加以阐述：

彭德怀在强调以鸣放方式继续进行会议的同时，也突出毛泽东对会议新定的「反教条主义」主轴：

彭德怀在同一讲话中，也一改他在一周前对萧克等训总领导人赤诚以待的态度表示：「训总有人把我这个国防部长实际上撤了职。」也就是回头去计较去年他在南京军事学院批评「教条主义」的讲话，遭受训总抵制一事。^[3-56]

对于邓小平受毛泽东指示进一步介入会议的情形，黄克诚晚年回忆时留有深刻的印象：「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3-57]

在毛泽东拍板决策、邓小平传达与部署之下，会议气氛急转严峻，会议原主事者彭德怀、黄克诚，颇感意外地流于被指挥的地位。1962年，赋闲软禁在家的彭德怀曾对此回忆：

黄克诚后来也坦言：「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3-59]

第四节　决定刘伯承到会参加整风

在邓小平代表毛泽东向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会议的温度不够」、「开不好，大家就不要回去」等指示的隔日，也就是6月8日，邓小平又召集军委负责人续会讨论。^[3-60]其中可能包含研议「炒热」会议气氛的具体办法。以彭德怀为首的会议主席团，最后决定出来的方法是「强制性的鸣放」——每人要写两张大字报，方能交差了事；会议所分的各小组内部要自行催缴。^[3-61]

此法在短时之内即有明显的效果。根据彭德怀秘书日记的记载：6月7日，也就是邓小平介入会议、要求对之加温的当日上午，他「读发言材料」时，尚感到「近来的会议情况还不很理想，虽然放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还没有很好地放，范围不广，内容也不够深刻」。6月9日，他就得「全天读各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因为发言已经大批印发，晚上时间也用来读」。10日，彭的秘书更发出「稿很多，读不完」的感叹。到了13日晚上，这名国防部长的机要到军委办公厅所在地三座门看会议的大字报时，也惊呼「现已出了1,400张。内容还不少，批评还是诚恳和尖锐的」。^[3-62]套用邓总书记的语言，会议的「温度」已开始爬升。然而，中共中央显然还要将之再「加热」一番。

6月9日下午，黄克诚一方面传达毛泽东「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的指示；另一方面也传达毛对会议主题所提的论点：

由于毛泽东对会议要「反教条主义」的期许已甚清楚，新召唤来与会的师级以上的共军将官，必也知所为何事而来、发言要以何为重。另外，自觉年事已高、知识不足而倦勤的彭德怀，在不久前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请求。也在9日，经由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决定「没有必要加以改变」。^[3-64]对于军委扩大会议甫由毛泽东钦定的「反教条主义」议程，按照整风「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原则与要求，彭「只有拚命向前」了。

在上有「闯将」（彭）、下有「援兵」（扩大与会的范围与人数）的情况下，会议的「温度」将更具有再向上攀升的外部条件了。但是另一个问题也逐渐地浮现：「教条主义」要反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若无具体的「教条主义」标靶对象（犹如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王实味，或是1957年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章罗联盟」），「反教条主义」的热焰在空烧之下，恐也无法持久。负有「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任务的邓小平，自然也会对此问题开始有所思虑。

根据邓小平的官方年谱，在6月中以前，邓小平曾在11、14日两次「召集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开会，讨论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有关问题」。^[3-65]这无疑是按照毛泽东先前所作的「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6月5日在方强信上的批语）、「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6月7日致邓小平函）指示而来。这种由邓小平召集、主持的由少数人组成的会议，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回忆，出席者通常有：彭德怀、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黄克诚、谭政。^[3-66]由于后者可说都是会议主席团的中心人物，这或即是由邓小平担任组长的「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主要组成人员。邓小平可藉由此会开会研商的方式，对会议的发展行以间接的领导。另外，在这一由邓小平领导的小组会议之上，还有一为当时人们称作的「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三人小组」，主管会议的进程。会议期间，黄克诚也不断地赴毛泽东处报告，并在听取指示后，回来向主席团会议传达。^[3-67]进而言之，邓小平可言是坐于幕后的毛泽东和一线执行开会任务的彭德怀、黄克诚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实质上根本就是上令下达、承上启下的督战者。

邓小平召集的小组会议的议事内容，可能包括：配合毛泽东对会议所发的新指示，加以具体部署；对会议进行过程中出现的状况，予以讨论并响应。6月11日，邓小平召开相关会议，其具体情况目前虽不明，但应与如何实施毛泽东在9日下达的扩大会议规模、人数的指示有关，亦即安排「调兵遣将」以共襄会议盛举。另外，邓小平先前曾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指出军队落后的问题，而在会上鸣放出来的意见中，似乎对此存在不以为然的声音。这可能也在6月11日邓召开的会议中被提出来讨论。因为彭德怀在次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和小组长联席会上，就特别针对「关于军队落后的问题，有人不服气」的情况加以批驳。^[3-68]

6月14日，邓小平再次召集小组会议。而在此会中，邓小平经手处理，甚而主导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会议高举「反教条主义」旗帜后，中共建政以来军事教育与训练领域的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是否应要出席会议共同商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提出要对刘伯承相关工作加以讨论，以及刘应否出席会议等问题者，并非来自中共中央或是军委领导层，而是被鼓励大胆鸣放意见的会议「群众」。代表中共中央坐镇会议的邓小平，不忘对此善加利用。

约在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的前后，由军中院校代表组成的院校组（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为正副组长）的一次小组会上，根据廖汉生的回忆：「有的同志提出要刘伯承元帅到会，听取意见。会后，还有的同志要我出面跟军委说，要求刘帅来京参加会议，以免被动。」廖眼见会议中对「教条主义」以及刘伯承的批评有增多的情况，便电话联系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张震，向后者通报会议的情况，并表示：「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3-69]

廖汉生所设想的刘伯承本人不用到会而由他人代为转达意见的提议，看来已为刘伯承所接受。因为在6月12日，廖汉生即曾向会议主席团转达刘伯承对会议新主题「反教条主义」的「三条意见」：「一、军事学院开展反教条主义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二、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针，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三、政略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战役，战役决定战术，也就是说政治必须挂帅。」^[3-70]从中，可以看到刘伯承既对会议表态支持「反教条主义」，也肯定自己灌注心血的军事学院在「反教条主义」议题上是有跟上并站得住脚的。他或因此自认无必要出席会议。然而，「上」不从刘愿。未几，刘伯承就如同被「赶鸭子上架」般地被会议组织者示意要出席会议。

在6月14日邓小平主持的小组会议中，黄克诚汇总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表示：空军小组的两位将军（刘震、曹里怀）对于彭德怀爱骂人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福州军区对刘伯承也提出意见。对此，谭政表示：刘的身体不好，先将针对他的意见加以汇集，待大会结束后，俟刘身体好时再转给他。其他与会者对此并无异议。这多少也应与廖汉生在两天前已向会议主席团转达刘伯承倾向不出席的意思有关系。然而，会议主持者邓小平却表示：「刘帅能来出席比不来好。」黄克诚在会后指示廖汉生联络张震，将会上的意见转报刘伯承。黄克诚事后表示，邓小平乃是从毛泽东处来主持此一会议的。^[3-71]

另外，根据时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王焰的亲身所闻：在会议期间的一天（作者按：应也在14日左右），邓小平从毛泽东处回来和彭德怀谈刘伯承是否要出席大会的问题。彭德怀明白地表示：「刘帅有病就不要来了吧。」然而，邓小平却回复：「来一下比不来好。」既然形同毛泽东对会议之代理人的邓总书记对此表示不同的意见，彭就没有再说下去了。^[3-72]有资料指称：彭德怀后来自己被罢官后曾嘱咐侄女彭刚将来要找机会给刘伯承家带话表示歉意。彭刚后来对刘伯承的女儿表示：「〔彭德怀〕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3-73]

根据《彭德怀全传》的披露，6月16日上午会议主席团的会议纪录记载：「廖汉生传达了刘伯承同志准备来开会。请廖汉生同志给张震同志一个电话，刘帅是否来京开会，由他自己决定。如果能来，还是来好。军委不再正式表示态度。」当天晚上，人在南京的张震回电表示：刘伯承准备到北京出席会议，启程日期另行相告。相关消息立刻报告黄克诚，也转报给毛泽东、邓小平及彭德怀。^[3-74]至此，在邓小平出面对彭德怀为首的军委所作的督促下（甚至可说是一反后者的初愿），刘伯承赴京到会检讨一事终告确定。

邓小平何以在14日的小组会议上力排众议要刘伯承到会？何以在他与彭德怀的两人谈话中直接否决彭认为刘不用来的主张？首先，从会议操作的需要上，此事直接关乎前面提及的如何让会议中的「反教条主义」主题更能聚焦的问题，也就是使会上批判能因有更具体的指涉对象，而有助产生「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效果。邓小平驱使军委负责人「邀请」军队「教条主义」问题的重要关系人刘伯承到会，确可对会议在批判「教条主义」问题上，起到火里添薪、助火旺烧的效果。何况，最先提出要刘与会的声音，乃是出于会场中鸣放的意见。要刘出场，既有「民意」的基础，还可以不挫伤「反教条主义」积极分子的革命热情。

其次，邓小平更深层的考虑，恐怕还有他对毛泽东心意的顺应与迎合，以及自己权力利害的计算。毛泽东在1958年中对军队「教条主义」现象与问题突然加以重视的原因，以及所抱持的意图可能包括：一、鉴于此前苏联与「波匈事件」的教训，藉此「杀鸡儆猴」强化对军队的领导；二、配合中共当时尝试走出自身发展道路的企图，先破再立，在军队中排除苏联过多的影响；三、因应「大跃进」的形势需要，在思想上对军队进行动员，使之跟上并投入；四、响应中共党内、军中要求重视相关问题的声音（包括邓小平、林彪在内的高级领导人，以及如方强等将官），以示自己倾听下级、关注问题。另外，也存有一种可能：毛泽东预见军队若持续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长久下来可能会对他个人在军中的影响力有不利的后果；对主其事的刘伯承严加批判，也可顺道一报江西时期毛遭刘排挤之仇。也就是指1932年10月，刘伯承在宁都会议有关毛泽东的去留问题上，响应「国际派」将毛逼退的主张，以及之后刘又曾撰文批判毛的军事观点与主张等事。^[3-75]

邓小平不用毛泽东的名义而执意要中央军委负责人安排刘伯承出席中央军委会议，既可不拖「主上」下水而又能满足后者内心所想——对刘伯承新账、老账一起算。此论并非全然是一种没有理由的猜测。因为在不到一年后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喜不自胜地表露出他成功藉此次军委扩大会议之机，对刘伯承算账出气的快感。^[3-76]若没有邓小平在当时的张罗，毛此愿能成与否，恐是一未定之数。

最后，邓小平是毛泽东委托操作军委会议走向、将会议宗旨改为「反教条主义」的人，他若回避或袒护作为军队「教条主义」问题最大「嫌疑犯」的刘伯承，不能身先表率，恐遭人非议。尤有邓小平要谨慎处理之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的前后，正值毛泽东进行权力与组织调整，以为行将发动的「大跃进」作准备之时。毛泽东扩大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的权力，使邓在中共党政权力分配上的地位，可言是炙手可热、权倾一时（相关的细节讨论，可见第四章）。毛泽东派邓小平至军委扩大会议「监军」，也反映毛对邓的信任和器重。然而，同时也可能是藉此考验大权在握的邓的政治忠诚度，亦即要邓在当下政治上的「识马伯乐」毛泽东和昔日沙场上的生死战友刘伯承之间做一选择。刘伯承此时已是残病交加、不便行走，邓小平仍然力主刘赴京与会，应算是给了毛泽东一个再清晰也不过的答案了。

第五节　襄助掀起会议「反教条主义」高潮

会场内鸣放愈见热烈，参加会议的人员也陆续增加，「反教条主义」的标靶人选，已从萧克等训练总监部领导人向上延伸到更具分量的刘伯承，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准备步入一个高潮的阶段。邓小平对此发展予以紧密的监控：6月18日，邓小平召集中央军委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议有关问题；19日，邓小平又约黄克诚、杨尚昆谈话。^[3-77]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乃负责中央机关事务，邓找之同黄克诚一晤，应涉及会议出席人数倍增下所造成的会议场地安排的问题。会议原来在坐落于三座门的军委办公厅，但因人数爆增、场地不够大，经研议与安排，会议改在北京当时最大的会场举行，也就是中南海怀仁堂。

6月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出席者一千余人。邓小平虽然奉毛泽东之命引领军委扩大会议的发展，但也恪遵「党的领导主要在于政治方向的领导」的原则，20日会议上「唱主秀」、「打头阵」者，仍是军委工作实际负责人彭德怀。以免给人一种中央总书记「包办一切」的观感。

彭德怀在大会上代表主席团讲话的内容要点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全国胜利以后，军事教条主义思想又重新复活了」，「这些军事教条主义者和抱单纯军事观点的同志，他们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彭德怀自承「在教条主义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并对于何以自己不早些「反教条主义」的原因进行自我剖析，^[3-78]接着就将「反教条主义」的利剑劈向萧克以及所谓「抱有单纯技术观点和教条主义思想的人」。彭表示：他们用「正规化」、「现代化」、「原子条件」等口号吓唬人，夸大了苏联军事科学的完整无缺，使别人不加分析，不敢议论，以便于教者死搬硬套。他们反对张宗逊，说他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教条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彭甚至还批评军事学院首席苏联军事顾问的军事观点，说对这样的「军事专家」，「我是看不起的」。^[3-79]彭德怀在23日将此一讲话纪要报请毛泽东看阅。毛显然很满意彭相关讲话的内容，认为彭确切地掌握到其要大反「教条主义」的意图。当日即批转给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强调「此件值得一阅」。^[3-80]

毛泽东对于会议的发展极为关注。派遣邓小平就近督导会议，就是他的第一招。第二、毛泽东也不时透过邓小平或彭德怀、黄克诚，将自己的意见传达给会议成员，从而对会议氛围造成影响。例如：在邓小平安排刘伯承前来与会一事已成定局后，毛泽东便公开表露其对刘伯承的不满。黄克诚在6月18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即传达毛的「刘伯承同志从来是讲话的，整风没有讲，胜利后又照搬」的话；^[3-81]彭德怀在同一会议上也传达毛的「工农兵学商，农业先解放，其次是工业，商业也已解放，没有解放的就是军队和教育界」的意见，让人感到毛对军方的殷切期望。^[3-82]第三、毛泽东也多次批转「大跃进」的相关文件，^[3-83]试图用「大跃进」引发的奋进心理和乐观展望，感染、激励军方要「敢想敢闯」，扬弃教条，不墨守成规。第四、毛泽东也三度亲临会场演讲或召集会议主要人员与谈。对于「主帅亲征」，「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自不敢小觑：事前悉心准备，毛泽东到场时如影随形，事后则急忙照旨布置。

在毛泽东到会讲话之前，邓小平为了让毛可事先了解会议鸣放出来的主要意见与争锋焦点，在6月19日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秘书处整理的材料〈军委扩大会议中有关军队建设的若干问题与论点〉批报送毛，请其读阅。^[3-84]6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发表正式讲话，邓小平在座恭听。

毛泽东在对全体与会者的讲话中，首先对共军早期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教条主义」问题加以回顾，强调「资产阶级教条主义」与「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合流的结果就是「把根据地送掉」。^[3-85]毛继而切入军中现存的「教条主义」问题：

对于「教条主义」问题是大是小，毛泽东表面上虽尽量表现得他本人是倾向开放讨论、交付公评，但其心里真正所想，还是在谈话中有所显现：

毛泽东在同一讲话中，还针对「教条主义」问题表示：「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如果这次还硬是搞不通，也不要紧，多数人通了就好了。」^[3-88]

根据邓小平的官方年谱的记载，就在毛泽东至军委扩大会议的大会上讲话的同日，邓小平曾前去探望奉军委指示（军委领导人又是听邓的吩咐）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刘伯承。^[3-89]刘伯承抵京后，到其住处探访的政治人物并非只有邓小平一人。根据罗荣桓的官方传记的记述：刘伯承下榻于东交民巷，与罗荣桓比邻而居。罗立即前往问候，并与刘「亲切交谈」。^[3-90]强烈主张「反教条主义」的罗荣桓，此时探问刘伯承，倒有些像延安整风中「抢救失足者」的味道。与此相仿的是，由于邓小平身为「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的特殊身份，刘伯承又是正在进行的军委会议的焦点人物，他此时与刘一晤，恐非仅是叙旧谊、话家常。再加上邓造访刘的时间的敏感（由于毛的演讲是从上午10点开始至12点结束，邓对刘的探访应是在毛演讲之后），不禁令人猜想：邓是否是代表组织，照着毛在会上所说的「想办法帮助」刘「通一通」？也就是要刘自我批评、自动认罪。

6月23日，毛泽东召集并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邓小平也在座。^[3-91]毛泽东在此座谈会中表示：「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学，现在学，将来也还要学，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坚决反对教条主义。」^[3-92]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明确地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并为自己过去所总结出来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时效性加以辩护，坚信「小米加步枪」经验的重要性，仍不能被简单地否定：

毛泽东也批评军事院校存在「崇洋媚外」的「怪现象」：

亲炙毛泽东对「反教条主义」之「教诲」的邓小平，旋即在当日召集中央军委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议的有关问题。^[3-94]邓甚有可能在其中与领导小组成员共商策略，以在会议中加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力道。改变会议进行的方式，或是他们所获致的结论。根据与会者的回忆：6月23日后，「一连几天，军委扩大会议采取半天小组会、半天大会的方式，揭发、批判、检讨教条主义。」^[3-95]大会上动员号召全体「反教条主义」，小组会再激发人人就「反教条主义」作个别发言，「反教条主义」的声浪直是震天价响。25日下午在怀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就有五名会议代表轮番上阵大谈、高唱「反教条主义」。^[3-96]邓小平在26日又召集中央军委负责人开会，商谈会议的有关问题。^[3-97]保持会议对「反教条主义」的热度，应是邓所领导的讨论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6月28日，邓小平找黄克诚谈话。^[3-98]与谈的内容应与准备毛泽东计划在次日召开的小范围人员参加的会议有关。6月29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邓小平和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陪同毛一起听取汇报并共同给予指示。关于邓小平在此会中单独所作的指示内容，目前并不详。当时在场的廖汉生的回忆中，只有对毛、邓以及四位元帅的指示作一个笼统的说明：「教条主义的错误是我们自己犯的，不能推之于顾问和苏联；破除迷信，总结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作为教材，其原则是『以我为主』，参考友军，研究敌军；一个农业合作社、一个工厂在破除了迷信之后都能搞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而几百万军队也应该能搞得出自己的一套来。」^[3-99]这或也可反映出邓小平在批判「教条主义」上，与毛泽东等人是所差无几的。

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先对会议截至斯时的发展予以好评，表示这次会议开得不错，有些同志（如刘亚楼与张宗逊）发言很好。^[3-100]亦即会议确实朝着毛所期望的「反教条主义」的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也涌现了如刘、张等运动积极分子，他们对「反教条主义」的同声附和，既有利于争取会中原本持以中间意向的人，也可教顽固者益加感到孤立。这也应可看作是对邓小平帮助彭德怀领导会议三周以来的进展的一种肯定。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在此次小会中也愈加火辣：「不知道军事学院和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要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现在教条主义者主张抄苏联，请问苏联当时是抄谁的？」^[3-101]但是对于犯下「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人物——刘伯承与萧克，毛泽东却对他们问题的性质做出了区别：刘是「好人犯错误」，萧是「坏人」。这乃与邓小平对刘伯承问题愈加有自己的看法并勇于使力有直接的关联。

第六节　对批判刘伯承所作的缓冲

毛泽东、彭德怀对刘伯承的严批

在毛泽东决定改变会议议程大打「教条主义」后，刘伯承难逃一劫，他是被批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军事学院的创校院长，军中「教条主义」弥漫，他难脱责任，虽然已「南山归蔽庐」，但仍然遭到「缺席批判」；更尴尬的是，在「老战友」邓小平的安排下，他还要奉命赴京准备检讨。

根据刘伯承的官方传记的描述，刘在赴京前夜，因思绪起伏而无法成眠；在进京的火车上又失眠，致使左眼发红；到北京以后，因罹患青光眼而眼压飙高，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查材料。^[3-102]「屋漏偏逢连夜雨」，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此时或也因其夫婿政治处境危急而高血压病复发。^[3-103]即便刘氏夫妇接连病倒，政治的压力仍排山倒海地向他们迎面扑来。

对于主导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走向的毛泽东而言，刘伯承来京待命检讨，对于会议正在进行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可产生加码、加乘的效果。毛泽东既认为这有戏可唱，岂会不思将之充分利用，进而将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气氛炒热到最高点？6月23日，毛泽东在其召集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上，就在煽风点火：

毛对刘所作的严厉批判，无疑为全面批刘大开绿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前两天，5月25日，林彪方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其向毛泽东建言军委会议方向后，欲在批刘上再立新功，并不令人意外。彭德怀也与毛泽东一搭一唱相应和。前述6月23日的同一场合，彭德怀表示：「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彭更将批刘「教条主义」结合历史旧事，直称：「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毛泽东顺着彭的话表示：「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唷！」^[3-105]毛、彭唱和下，刘伯承的处境因而益加艰困。

刘伯承对于中央军委以组织的名义要求自己到会，当然心中有数。6月21日，邓小平「无事不登三宝殿」来访；23日，毛泽东又在军方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上点出刘的问题。刘伯承化被动为主动，着手作检讨的准备。23日当晚，刘伯承在病床前召集杨得志、陈锡联和廖汉生。刘向三人表示其因病无法每日到会场，故请协助「了解会议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以便作好检讨发言。检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教条主义方面」。在场的廖汉生后来回忆时也有所感叹：

会议揭发、批判「教条主义」的声浪，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气氛下只增不减。会场中批评涉及刘伯承个人的部分，也可从廖汉生的回忆窥知一二。廖为刘伯承整理、归纳的批评意见，主要有：「问题——不『以我为主』，不信任群众，尊重组织不够；原因——迷信外国，轻视自己；迷信个人，轻视群众；迷信自己，轻视组织；性质——也是两条建军路线斗争在学院的反映。」^[3-107]不难想见会议批刘炮火之猛烈、上纲上线之高。

邓小平节制对刘的批判

刘伯承必须抱病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乃是军委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所做成的决定。对于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刘伯承，邓小平是赞同要给予批判的（他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泽东效忠兼自省的信中，仍坚称「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3-108]但是对于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刘一波高于一波的批判，邓小平却有所保留，特别是当对刘的批判，显然已超出对他「教条主义」错误的指责之时。

中共的政治大批判经常会流于「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的情形。这是因为在上级示意要对特定对象展开批判后，下级为表政治进步，通常会争先恐后犹如饿虎扑羊地跟进批判。在此过程中，识时务远比讲事实还重要，不然恐会有引火烧身的可能。其中顺道挟报私怨，更是常见。批判的内容到后来只会越扯越多、越来越与事实不符。刘伯承在此次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既已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其他的中共要人自不会对之客气。彭德怀与林彪在毛泽东起头后，从批判刘伯承在中共江西时期与中共建政以后的「教条主义」错误，进一步地对刘在抗日时期、国共内战时期的功绩开始有所质疑，更干脆指称刘伯承在「二野」的战事中作用不大，大有不把刘参加中共革命后的历史全部斗臭、斗倒则不罢休的架势。

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有关揭发，为批刘提供新的线索，其结果可能会将对刘问题的审查再予升级。在中共中央与军方高层开会对之进行讨论甄别时，相关时期与刘一起工作、个中详情最为清楚的邓小平，自有超乎他人的发言权。对于这种针对刘伯承的愈渐失焦、失实的批判，当着毛、林、彭的面，邓小平不但不予苟同，更直接跳出来踩煞车。邓同意对刘「教条主义」错误予以批判，但也认为应以此为界，不能将刘全盘否定、一杆子打死。

在前述的邓小平1972年所写的信中，对于自己当时针对刘伯承问题与林、彭所作的交锋，有如下回顾：

邓小平在1980年与杨得志、杨勇、张震就「反教条主义」问题的谈话里，还表示他当时曾直接就刘的问题向毛泽东反映。邓表示：「『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3-110]

邓小平这种主张只攻刘伯承「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扯其他的态度，在1958年7月19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大会讲话中，有较完整的表述：

邓小平何以会如是为之？首先，邓小平若认可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战场表现所作的背离事实的贬抑，无异于对他们针对刘的「假指控」作伪证。邓如从之，将来也可能会落人口实，被说成是他趁火打劫，意想一人独占「二野」的军功。

其次，邓小平若呼应林、彭，极有可能会让已因「教条主义」问题饱受批判的刘，再失去战功这层保护膜，面临被全面打倒的危险。对于作为「教条主义」「首犯」的刘采以「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作法，其恶性示范的作用与连环效应，也势将大大不利于会议整风的整体健康发展。身为「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担负将会议开好重任的邓，恐不乐见其发生。相反地，邓这时出手规限对刘的批判，将之就事论事地限于对后者「教条主义」问题的揭批，既符合中共中央在6月初对会议所定的「反教条主义」主题，也可援之为例证明党对相关斗争是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理、有利、有节」等方针。

再次，邓与刘长年并肩作战，世人多以「刘邓」称之。两人在共事过程中，虽不免有歧异，以至于摩擦，但因工作风格相补，大体配合得不错。^[3-112]邓对刘知根知底，自己过去勋业的建立也与之密不可分。刘在这次军委会议「虎落平阳」，邓扮有要角，但要其坐视他人将刘尽往死里整，而自己完全对刘见死不救，恐也于心不忍、狠不下心。

邓小平亲自为刘伯承战时指挥能力与功劳作证，足让林、彭哑口无言，有效地限制了会议高层对刘愈渐失焦的批判，也对毛泽东的相关态度造成了影响。6月29日，毛泽东在其召集的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上，针对刘伯承与萧克的问题分别表示：

毛在讲话中还提到要刘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开会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至于萧克就没那么幸运了，毛表示：「萧克是要发言检讨的。萧克的错误是严重的。」^[3-113]当毛讲到对刘的评价时，邓小平也见缝插针地从旁表示：「刘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伯承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3-114]

毛泽东除了采纳邓小平所提的会议批判刘伯承只应批其「教条主义」错误的主张，也接受了邓的意见：刘犯的「教条主义」错误，尚不至于影响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3-115]毛泽东之所以「从善如流」，或因毛若欲藉「反教条主义」之名，对军方行「敲山震虎」、对刘个人「算陈年帐」之实，刘本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无异于一只「死老虎」，何况刘也已摆出低首认错、准备检讨的姿态，再过度为难之并无太大意义。邓小平为刘伯承「仗义直言」，是在响应毛泽东批判「教条主义」号召（刘到会也是由邓出面促成）的前提下进行的，与毛本人冲突不大。再说局面弄僵，对于会议的发展未必有利，反恐有害（邓的意见若不算数，将有损其再继续代表中央领导会议的威信；会议走势也可能会因此急遽变化而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毛也可藉此笼络人心，并同时给邓一个作顺水人情的机会。所以毛泽东索性顺势而下，将刘伯承问题作较轻的定性——「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方向问题」，也对刘认真的态度予以肯定。^[3-116]

第七节　对会上个别人士检讨与批判的过问情形

毛泽东在6月29日的座谈会上宣称：「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让犯有「教条主义」错误者在会上公然认错、伏首认罪，其他与会者鉴此能有所警戒、体悟并转化想法，就是会议达到目的的一项重要标志。

对刘伯承的大会检讨

邓小平在6月中为了避免「反教条主义」的号召在会议中热不起来或热不持久，透过军委领导人半请半押地要刘伯承到会；6月底，也是邓小平将刘伯承竖立为证成会议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标兵」，以防会议「反教条主义」批判过热到将「教条主义」的「患者」全面烧焦、烧糊的地步。毛泽东虽然也为刘伯承讲了些好话，并表示刘无须到会检讨，但还是要之「表示个态度」。易言之，刘多少还是得为其「教条主义」错误表达悔悟，以示中共中央「反教条主义」政策的正确。如何让刘顺利「交卷」，使之在程序上完备一名被党抢救过来的「标兵」最后所需的合格条件，也是邓小平要费思量的问题。

陈锡联回忆：邓小平在中央与军方高层为刘伯承说项后，邓「还让我去看望一下刘伯承，请他写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自己不能写，让别人代写也可以」。亦即就邓看来，要刘作发言，形式上的需要乃大于内容实质。

但刘伯承对此却很认真地看待。陈锡联回忆：

这位右眼已瞎、左眼又浊的元帅说到做到。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下属体贴地为他撰写检讨发言的草稿，并主动分摊责任。然而，刘读后不满意要求改写，最后干脆自己动手伏案「大加修改，着重检讨自己」。^[3-118]刘伯承坚持要写，固然是因为毛泽东曾言要他「表示个态度」，而且没有一个适切的表态，军委会议里被发动起来的「群众」，也不会轻易让他过关；从刘伯承的官方传记所披露的数据来看，另外也不乏一种可能：刘自己做的虽是一个违心的检讨，但多少仍可在其中吐露一些实情，以曲笔的方式为己辩诬。^[3-119]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栽了跟斗的粟裕，在写完检讨报告后即交代秘书呈送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审阅。^[3-120]粟裕给彭、林看检讨报告，主要因两人为军中两大「龙头」；粟交给邓看，则因邓代表中央召开元帅会议，大有来头。刘伯承「眼盲心不盲」，也知道邓小平在会议中的关键角色。他完成检讨发言稿后，也交送邓审阅与处理。邓小平处置的方式是自己不表态而让毛泽东裁决。7月8日，邓小平将刘准备在会议上讲话的发言稿批报毛泽东：「这是伯承同志的发言稿，他要我们帮他看看。我已打印几份送几位同志帮他看看。现先送（这）一份看看。」^[3-121]邓小平心里可能的想法是：他此前已帮刘伯承部分解围了，也就是将对刘的批判缩限在「教条主义」问题上，现在刘主要就「教条主义」问题作检讨，自己也就不宜再多说甚么了。而且刘在检讨稿中所表示的态度，是否吻合毛泽东在6月29日要刘表示的「态度」，也只有毛本人说了算。邓自不会越俎代庖，也可在此问题上，向毛表现出对其职权的尊重。

不到一日的光景，7月9日，毛泽东就对邓小平批转的刘伯承的检讨稿批示：「退小平同志，伯承此件写得很好。所附七大讲话一段，也好的。」^[3-122]刘伯承的检讨内容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它还得交诸军委扩大会议，让会议的「领导」和「群众」所接受。对于刘伯承到会检讨能否顺利一事，邓小平不敢轻慢，也颇下功夫。因为邓得回头向会中大大小小的「反教条主义」积极分子做工作，他们激昂的「反教条主义」情绪，追溯起来还是由邓自己所煽起的。

邓小平首先尝试打通对刘伯承还怀有「革命义愤」、认为不能就此了事的军队高级领导人的思想。邓在高层开会时表示：「这事我看就差不多了，眼睛快瞎了。」^[3-123]7月9日，邓小平会同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等人研究刘伯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的有关事宜。^[3-124]同日，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联席会上传达毛泽东所言的「刘〔伯承〕是好人犯错误，萧克是坏人」。^[3-125]无一不是为了让刘伯承在预定10日进行的大会检讨能顺利过关先行布置。

7月10日乃为同情刘伯承的人所痛心的日子。衰衰老矣、病痛缠身的刘伯承，在他人的搀扶下登台检讨。然而，与刘作检讨的政治气氛极不搭配的是，台下将官听众衣装笔挺、正襟危坐，他们在「有罪〔教条主义〕在身」的刘台上现身时，以及检讨发言结束后，对刘报以的竟皆是热烈的掌声。如此很难不让人去想象这背后有邓小平在事前的居中协调与安排。若真是有，也算是邓为了「老战友」在历尽会议风波后能较体面地离场。

邓小平在22年以后强调，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之时：「迫于毛主席的决定，进行了批判，但我还是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刘帅。」^[3-126]但是事情的实际过程，显然较他的此番说词更为复杂与曲折。因为正是邓小平将刘伯承架上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满足了毛泽东藉由批判刘的「教条主义」错误，以树立自己独尊的军事权威地位的心意，并痛快地一了他与刘之间的历史私怨。在此过程中，刘身心饱受煎熬。只是刘在会中被整到最后，也是由邓稍事缓颊，使之在「大教条主义者」这顶政治高帽不离头、自己有错有责不离口的情况下，从会场上脱身。

对叶剑英的大会检讨

对于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会场上其他与刘伯承同样被挞伐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邓小平又有何表示？

曾任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兼党委书记的叶剑英，在会议期间也被点名批判；在刘伯承检讨的同日大会上，他也被迫发言检讨。为了过关，叶剑英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与责任：

叶也痛定思痛地试从思想深处挖掘自身犯下「教条主义」错误的根源：

叶进一步地陈述自己在此次错误中所得的教训：「我个人从这次错误中并联想到历史上一些问题，认为体会比较深刻的有一条教训，用三个字概括就是：要斗争。」并表示：

以上详引叶剑英的检讨内容，目的在于呈现一个冷酷的事实：又是一名元帅低头认错、捶胸自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邓小平领导下所营造出来的会议氛围，对于涉及「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制造了多么强大的政治压力，让他们唯能抛弃己见、俯首投降。

以叶剑英官拜元帅的位阶，他在会议中的遭遇与言行，「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应是了如指掌。只可惜目前没有任何资料能具体说明邓曾在叶的问题上有否表示或作为。叶剑英在「文革」结束后曾言：「邓小平是不授衔的老帅，是老帅的领班。」^[3-129]叶的相关认识恐怕早在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就因有亲身体验而初步形成了。

对萧克的批判与检讨

萧克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以前，即对于军队训练与教育存有严重的「教条主义」问题的指控不表认同。当军委会议主题转入「反教条主义」后，他自然首当其冲，从6月7日、20日彭德怀的大会讲话中即可见此端倪。会议对萧克「教条主义」错误的批判越演越烈，因为毛泽东对萧克的态度愈来愈硬，评价也愈来愈低。

毛泽东在6月29日的小型座谈会上指称：萧克「不仅有教条主义，而且有资产阶级思想、军阀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也就是萧的问题不仅是他犯下「教条主义」错误，还在于其个人质量中存有对革命有害的成分。7月8日中午，由毛泽东召集，有邓小平和六位元帅、中央书记处两名军事书记出席的党军高层会议上，^[3-130]毛忿忿不满地指控萧克称毛的军事观点已过时。^[3-131]毛泽东既然表明萧克对他不敬，众人岂会轻饶之？当日的军委主席团会议上，在群情激愤下，萧克被逐出主席团；下午的大会上，批判火力就特别集中在萧克和他在训练总监部的副手李达身上。^[3-132]

为何毛泽东与军委会议会将矛头对准萧克猛戳呢？在毛泽东早年政治发迹的过程中，对于萧克两次「站错队」的历史，^[3-133]毛恐怕没有忘怀而在此时发作以外，萧克晚年在回忆录中亦有一个短要的解释：「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3-134]亦即「领导会议的人」在信息提供上，一定程度地引导了毛泽东对萧克问题的认知与判断。所谓「领导会议的人」，彭德怀自是在列。然而，对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做出「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水平太低」的12字批评、担任「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在对毛汇报萧克的问题上，其作用应该不会比担任副组长的彭德怀还小。

从领导会议的需要出发，由于邓小平已规划将刘伯承作为会议进行「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治病救人」的范例，对刘的批判更多地转以「和风细雨」的方式。然而，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会议「反教条主义」的热度，对于次一级的「教条主义」错误的「要犯」与「从犯」的批斗，反而有必要加重，甚至有可能为此而故意放纵对他们问题的揭发与批斗，就算超出「教条主义」问题的界线也无所谓。

因为中共中央策动三军将领反对「教条主义」时，即已预设了「教条主义」在军中已严重到不反不行的地步。然而，如果负责军队教育与训练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刘伯承再加上叶剑英），其「教条主义」错误只被定性为「思想方法问题」，那么要解释让全军范围内产生「教条主义」错误的原因，恐怕还得另觅「凶嫌」才行，而且相关嫌犯「罪行」越恶劣、「本质」越低下，就越能解释「反教条主义」的正确性与正当性。

在会议后期，或正基于会议还要继续大反「教条主义」的需要，对训练总监部的萧克与李达，以及高等军事学院的陈伯钧、军事学院的钟期光的批判，愈加上扬。^[3-135]最让萧克无法接受的是，批判者就是逼着要他承认自己「反党」。萧克在1950年代初期主持编写的军队共同条例（纪律、内务、队列），在会上被批为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蔡铁根因1956年底上书邓小平直陈自身对「反教条主义」号召的反对意见，此时也处于被审判的地位，但他看到会议对萧克的批评严重失实，愤而发言指出：军队共同条例乃经过彭德怀修改、毛泽东批准。蔡话未言毕，即当场被运动的积极分子摘掉帽徽领章、扭送押出会场。此一场面实无异于农村基层批斗大会上所出现的暴力揪打的情形；两者稍有不同之处，只是他们身着将校服的衣装。蔡铁根来年被划为右派，并遭勒令离开军队、降级使用，在「文革」中更遭枪毙处决。萧克晚年忆此，仍唏嘘不已。^[3-136]

萧克在中共江西时期即因共同刻蜡板而与邓小平相熟，在1936年底邓罹患伤寒而昏迷期间，还曾特意前往探视。^[3-137]然而到了此次军委会议后期，邓小平应已对之是形同陌路了。

对李达的批判与检讨

时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和监察部部长的李达，过去是刘伯承、邓小平征战南北时重要的得力助手，担任「刘邓」参谋长一职长达14年，立功无数。^[3-138]李达在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被盯上，有人甚至提出「李达很滑，这次不要让他滑过去」。^[3-139]李也因而成为众矢之的而「中箭落马」。最终的结果是：1959年5月14日，在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中，李达和萧克一样被打成「反党分子」。

迄今为止，都没有资料证明邓小平曾在会上或会下为李达美言和辩护过。邓小平恐怕也是在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政治需要与顾念旧情之间，做出了以前者为要的取舍。尤有甚者，正因为邓小平和李达在过去是上下从属的关系，邓愈有必要表现得严格，以显示自身领导「反教条主义」是从公出发、有公无私。当年奉命留在大别山坚持战斗、后任「二野」第四兵团副司令员的郭天民，^[3-140]此次也身陷「反教条主义」政治风暴，^[3-141]邓小平似亦不曾闻问。既然「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都如此严以律己，其他军酋对于各自「山头」内的「失足者」，也只能袖手旁观、不敢护短。^[3-142]

彭德怀在李达被免去军职后，或感到李达自抗日以后效劳十余年的两位长官：一位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被批判、检讨（刘伯承），对之无暇顾及；另一位对之表现得铁面无私、不徇私情（邓小平），彭只能将李达的出路问题，安排至贺龙那里（因为李达在抗战前曾在贺龙麾下工作过）。因此，彭德怀对李达表示：「你原来是贺总的人，现在再回到贺总那儿去吧。」^[3-143]

对于1958年李达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其妻子在政治上也受到牵连），^[3-144]邓小平并无采取甚么具体的补救措施，至多在来年12月，派李达到山东西部（「刘邓大军」曾活动的地区）「慰问看望乡亲」，^[3-145]多少以示其不忘李的旧功。直至1973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方特别过问李达在1958年所遭受的打击。^[3-146]1980年代，邓小平二次复出后，「反教条主义」被指为错误，李达多年冤屈终于得到洗雪。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编写「二野」战史的老旧属时，多处提到李达的「当年之勇」。^[3-147]邓特别表彰李的战功，或许有补偿的意味。

李达可知邓小平深度涉入1958年「反教条主义」，甚至可能在李个人的冤案中占有关键性的角色吗？事发后的一段时间内，李或许还不甚了了。有资料指出：李达在1959年彭德怀政治倒台后，认为自己翻案有望，便计划上书邓小平以寻求协助。李达希望刘伯承能在其书信上一同签字署名，但为刘所拒。刘表示：「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针对此事，刘伯承也曾跟妻子汪荣华表示相同的意思，亦即：李达「心粗」，「是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3-148]易言之，刘伯承认为：有关「反教条主义」一案，站在彭德怀背后、驱使其行事的正是邓小平（对于邓在「反教条主义」中的关键角色，包括邓对刘「打一巴掌揉三揉」，刘自身应也心知肚明、了然于胸）。李达找邓帮忙，如同要邓承认自己在此事上有误，李到头来只会白忙一场。

事实上，李达确曾在1961、1962年两次上书邓小平，指称1958年的批判斗争「扩大化和逼供的情况十分严重」，「使成批干部长期背着沉重的包袱，怀有冤气和怨气，已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不利的后果」，因而要求平反。^[3-149]但果然都如刘所预言的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纵使李达身受委屈，但对「老长官」仍一派忠心。在「文革」的第二年，被批判的李达仍为邓小平的革命历史作辩护；^[3-150]邓在「文革」中复出，人刚回北京，李和其他「二野」旧识也不顾避讳直驱探访。^[3-151]「文革」后，李达对于自身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中的不幸遭遇的缘由，似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李达在诗作中提及此事时表示：「错反『教条』整两帅，蒙冤作了替罪羊。」^[3-152]但是他晚年谈邓小平时依旧对之赞誉有加，^[3-153]对自己在1958年所受的迫害则只字不提。

第八节　对会议总结发言与决议的审定

中共每凡举行重大会议，在会议的尾声皆会安排主要负责人就该会的发展经过与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另外，最后也会以会议的名义发布一正式的决议，公告会议的主要成果与精神，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自不例外。7月19日上午，彭德怀作会议总结；7月22日下午，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后，也宣告闭幕。「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有始有终，对相关内容文字的产出与确定，也恪尽职守地加以把关、审定。

根据彭德怀秘书的日记，彭德怀对于自己预定在会议最后，以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负责人身份向大会提交的总结发言很重视，从5月底就开始与秘书讨论、着手进行准备。然由于会议在6月7日转向，彭德怀对总结发言稿的缮写准备工作，在6月10日又重新加以安排，其后他也与黄克诚对会议总结的提纲有所讨论。

6月19日，邓小平约黄克诚和胡乔木谈话。^[3-154]与谈的内容甚有可能与总结发言的内容布局有关，因为在同日下午，黄克诚突然指示相关文件执笔人改变原本的构想，将总结发言中原定的对军委领导工作的检讨，扩大为对全军工作的检查。如此大的变动，恐非黄克诚，甚或是彭德怀可自行决定的。如同6月上旬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介入、调整军委扩大会议走向，邓若代表中共中央向军委秘书长作出总结发言结构要大改的指示，自也在情理之中。至于邓小平之所以同时找中共党内重要文胆，也是邓在中央书记处的僚属胡乔木和黄克诚一起与谈，就是要在相关稿件后续的撰写上借重胡的文笔。后来（24日）胡乔木即偕同彭德怀一道和写作班子讨论总结发言稿的内容问题。^[3-155]

邓小平一方面安排胡乔木从内部参与总结发言稿的撰写；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在外部对该稿进行审阅。7月15日，邓小平将其审阅后的总结发言稿退回。虽然「大的修改不多」，对于领导小组组长过目后的意见，副组长仍不敢轻忽。隔日上午，彭德怀即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总结发言稿，^[3-156]为其之定稿作最后的冲刺。

彭德怀在7月19日上午发表的总结发言，内容有四个部分：一、几年来军队工作的基本情况；二、详述共军在历史上与现阶段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强调必须坚持的军事路线和「以我为主」的基本指导思想；^[3-157]三、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工作；四、思想工作和领导工作。彭德怀在第一与第二部分中，批判现阶段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直指萧克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罪恶活动」等。彭更提出：为了坚持和贯彻正确路线，克服错误路线，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认真讨论和教育，决不可等闲视之。^[3-158]对此，萧克后来也回忆：「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3-159]

由于彭德怀总结发言的内容，乃事先经邓小平过问与审定；邓在同日下午的大会讲话中也表示：「彭总已作了会议总结，把会议所有问题都概括起来了，讲得很清楚，我完全同意。」^[3-160]因此其中对萧克的相关指控，说是经邓认可与点头也不为过。

邓小平对会议最后决议的产出也有施力。〈会议决议〉从6月下旬开始起草起，就受到邓小平麾下的中央书记处的监制。6日25、27日，胡乔木在中央书记处办公所在地居仁堂会议室领导国防部长彭德怀办公室与总政治部相关人员，就〈会议决议〉稿的内容进行讨论并安排分工。7月2日上午，〈会议决议〉初稿完成后，即送交胡乔木审阅。^[3-161]胡看过后，彭德怀又率领诸将研商、讨论。^[3-162]有纪录显示：7月14日，邓小平曾同中央军委负责人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问题；在7月22日〈会议决议〉通过的当天上午，邓小平还再同军委负责人商谈会议决议问题，^[3-163]应是对之做最后的敲定工作。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的内容有：「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我军30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错误路线可以在受过历史裁判以后卷土重来，在一段时间和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中可以横行无忌，俘虏群众，甚至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这就证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3-164]该决议更进一步地要求：「为了坚持和贯彻正确路线，克服错误路线，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认真进行讨论和教育，决不可等闲视之。」^[3-165]

彭德怀在7月19日进行总结发言的同日下午，邓小平也遵奉6月7日毛泽东信中所提之「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的指示，在怀仁堂代表党中央对会议作一报告。这也是担任「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从会议幕后正式走到会议幕前的一次亮相，当然他是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莅临指导。

邓小平在讲话的一开头，就对此次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会开得很好」的评价，甚至还说：「这次会议批评了我一句话，就是我讲军队落后了，现在看来要取消这句话。」^[3-166]

邓小平继而以党中央的名义对中央军委与全军的工作予以评价：

针对会议后来确立的「反教条主义」主题，邓小平首先从理论的高度阐释「教条主义」的错误性质，强调它与「修正主义」错误对党同样是一重大的危害：

邓小平继而对所谓「教条主义者」的「画地自限」加以批评：

邓也强调「教条主义」不但在过去历史上害中共军队打败仗，对中共未来可能遭遇的战争，也会有致命的影响：

他更用警惕的口吻表示：教条主义会「把我们的脑筋搞得死死的，到打仗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如果真正要了解我们军队传统，就是活得很，就是马克思主义多。毛主席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多。」^[3-170]

因为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之时，正值「大跃进」如火如荼下的国内形势，邓小平的讲话中自然对之有所触及。邓作为中共推行「大跃进」的主要推动人与执行者，对此一运动规划的美景如数家珍（有关的内容请见第四章与第五章），让听众席上的将官们如临其境、浮想联翩，感到「前途的确令人乐观兴奋」，^[3-171]进而在「反教条主义」打破思想枷锁和精神禁锢后，勇往直前地献身于以「敢叫日月换新天」为职志的「大跃进」运动。^[3-172]

由于邓小平监制下的彭德怀的会议总结发言与会议决议皆强调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要继续，「决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反教条主义」的烈火并未随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结束而熄灭，在会上被点名的「教条主义者」，发回原单位继续受批。相关单位也「依样画葫芦」地仿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实行的鸣放整风方式，揭露与批判「教条主义」及其代表人物。

训练总监部持续猛烈地批斗萧克，使得萧在精神紧张、身心疲惫的状态下，竟在一次批斗会后大口吐血。^[3-173]刘伯承在7月1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检讨虽一次过关，但在会后也难逃第二波的劫数。位在北京的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为时三个月的两院党委扩大会议，在刘伯承当面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会议仍对刘呕心沥血的南京军事教育事业做出彻底否定的结论。^[3-174]

小　结

从本章的探讨中可知：邓小平在1958年中共军队高层整风与「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角色之重要，当是无庸置疑的。首先，从事态发展的过程析之，邓小平从初始即密切注意军中的「教条主义」问题和弊病，并与主军的彭德怀在这方面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邓小平对军队「教条主义」争论的掌握，让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但能及时知悉情况的变化，邓在此一问题上愈益激进的态度，也对毛对「反教条主义」的决断产生影响。其次，在「反教条主义」白热化的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更衔毛之命推促彭德怀将军委整风转向「反教条主义」，大力开展对犯错人士的大批判。

经过对邓小平相关角色和活动的重建，1958年中共军队「反教条主义」的历史图像和个人角色问题，也已能较完整地厘清和界定：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权毫无疑问地为毛泽东所掌控，林彪发挥的至多是火上加油的作用，^[3-175]邓小平担任传达、部署以及监督的职责，彭德怀和黄克诚则负责实际执行和具体落实。

最后，简要陈述邓小平担任要角的1958年中共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政治遗害。

1958年以批判教条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军队整风，虽然并非完全一无是处，例如：有力制止中共军队学习苏联军队经验中，或多或少存在的照抄照搬、忽视国情之偏向；对于中共军队自身经验的提炼与汲取，相较之前也更加注重。然而，由于中共以整风方式开展「反教条主义」，使得运动的后果是弊远大于利，这也是作为「反教条主义」的关键主事者之一的邓小平，所应共同担负的责任。

一、对军中高层政治风气的不良影响：「反教条主义」让若干高级将领受到严苛的批判，甚至被迫交权和转业，例如：刘伯承离开军事教育和训练工作的领导岗位，萧克转任农垦部副部长，李达调去国家体委。该事件对于军中高层的行事作风，更造成了恶劣的示范效应。「只唯上，不唯实」，秉承上意，对批判者上纲上线，不容其为己辩白。此例一开，中共军队高层又发生多次这种政治高压下不讲原则的大批判与残酷斗争。一年以后的庐山会议上，在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卖力演出的彭德怀，便遭到一样的方式对待，这也是彭个人政治命运的悲剧所在。

「反教条主义」也让本已纠葛复杂的军中人事关系，增添了另一易引发冲突的因子。彭德怀因1959年庐山会议倒台后，在「反教条主义」中挨整的人如李作鹏（当时为训总陆军训练部部长，乃是反「保守主义」的积极分子；更为人知的是，他后来成为所谓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就想借机重新评价1958年训总内部的争论，并刻意去找当时随彭一起「反教条主义」的人的麻烦。^[3-176]在运动中算是得意者的张宗逊（会中因作「反教条主义」发言获毛泽东表扬；会后组织改组，又受命主管训总撤销后改编成的三个部门），晚年自承：在事发时「说了过头话」、「伤了感情」；事后又由于自身「思想工作做得不细」，造成「不少同志心情不够舒畅」。张认为如此是他自己后来在「文革」中受「折腾」的重要原因。^[3-177]

二、对军中训练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冲击：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之召开，原先的目的是整风暨整编。整编的原因是中共解放军的组织体制存在着的「机关庞大、部门过多、组织重迭、分工机械」的现象。^[3-178]然而，在会议转向批判「反教条主义」后，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训练总监部，意外地成为箭靶。尤其当该部以萧克为首的领导纷受批判和调职后，训练总监部被撤销建制、划归总参谋部。^[3-179]与此同时，负责管理干部的总干部部也因工作与总政治部多有重迭，而并入总政治部。^[3-180]至此，中共解放军的组织体制，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五总部，恢复为1950年代初的三总部建制。伴随着「反教条主义」的声浪与训练总监部的裁撤，全军中职司训练、院校教育的各级干部，士气大受打击，即便未连带受到惩处，然因相关工作不受重视，也不敢强化自身专业需求，其工作干劲大为挫伤，为此感到抑郁不得志者，不在少数。

三、对军队训练工作的负面影响：部队由于军中展开「反教条主义」与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出现对训练要求、教学课程不重视，甚至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不分好坏地加以破坏的情形，并长期未获改善。对此，中共「海军之父」萧劲光就曾予以批评。^[3-181]一直延宕至1980年，时任中共军方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杨勇和张震，为了让停滞不前多时的军中训练工作与院校教育，能无所顾忌、更健康地发展，认为有需要提请中共中央重新回顾和评估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历史。但他们在了解相关历史的内情以后，一度有所顾虑，因为邓小平正是当年军队「反教条主义」的重要关系人。杨得志等人在向邓小平汇报时，就坦言担忧：「这不是反到你头上来了吗？」^[3-182]所幸，邓小平对此倒不规避，承认自己涉入在内，更直言当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从而为该事的基本翻案提供了依据与凭借。

1958年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军事领域进行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并强化了党对军的领导，使后者在军队建设上更能配合、响应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意在摆脱苏联经验过多的影响而要自行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风向。几与之同步发展的是，中共中央也在经济领域进行整风，集中批判政府领导人中的「反冒进」错误。其根本的目的也不外乎在苏联的模式外，另辟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与道路。「大跃进」运动的出现就是它的结果，而毛泽东也安排邓小平作为他推行相关经济计划的主要助手。这是以下两章讨论的课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