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基业（1949—1959 年）

美国的干预

国民党在聚集力量对付共产党进攻的时候，碰上了好运气。杜鲁门总统改变了其撒手不管台湾的政策。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认为，1950 年 6 月对南朝鲜的入侵是苏联支持的，目的是扩大苏联统治范围，此后苏还可能在美国及其盟国所设置的包围圈上的薄弱环节进行试探。总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台湾为共产党集团所控制是轻率的。而且，他如果继续拒绝共和党参议员支持国民党保卫台湾、防止中共进攻的要求，他所需要的两党对美在朝鲜军事干预的支持将会减弱。因此，杜鲁门总统宣布：

共产主义势力占领福摩萨将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执行合法的和必要的任务的部队构成直接的威胁。为此，我已命令第 7 舰队防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由于采取了此

种行动，我呼吁设在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反对大陆的空中和海上作战活动。第 7 舰队务必要使这一点落实。福摩萨的未来地位须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得以恢复、与日本和平解决问题之后再确定，或由联合国考虑予以解决。①

中共武装力量中，海、空军力量甚小，难以对抗第 7 舰队。他们不再准

备入侵台湾，开始加强海岸防务，并将其军备重点转向朝鲜边境。美国为台湾提供军事保护之后，台湾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对其前途又看到了希望之光。美国立即制订了军援计划，增加了经济援助，这使国民党的士气更加高涨。

朝鲜战争是美国对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度的转折点。种种迹象表明，中苏合作关系密切，美国希望一种中国式的“铁托主义”能在中国大陆发展起来的幻想开始落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 年 11 月派遣“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给战线过长的美国及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这进一步加强了1950 年 2 月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苏联人开始以大量现代化自动步枪、火炮、飞机、坦克、舰艇，有系统地装备中共武装力量。同时，他们还制定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计划，以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在美国人看来，50 年代初期，中苏联盟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对其周边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中共与美国军队在朝鲜开战，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敌对情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一场恶毒的反美宣传运动；在美国，参议员约瑟夫·R. 麦卡锡肆无忌惮地攻击共产主义，掀起了一系列恐共仇共活动。

全球冷战愈演愈烈。在朝鲜已发展成为热战。这种情况改变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台湾的态度。美国政府已不愿再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台湾，认为台湾是正在迅速发展的西太平洋安全体系的重要环节。台湾位于美国北方盟友日本与南朝鲜以及南方盟友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战略地位重要，对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展具有重要作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1950 年夏访台后，提出了一个使人难忘的观点——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为了把台湾正式纳入美国发起的安全体系，并制订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对台经济与军事援助计划，美国于 1954 年 12 月与中华民国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

同中华民国建立正式的防御同盟，给美国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美国的目标与其盟友的目标不同。蒋介石的目标是反攻大陆，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

① 《国务院公报》，1950 年 7 月 3 日，第 5 页。

恢复国民党的统治。蒋的军队占领着许多靠近大陆沿岸的岛屿，作为国民党决心重返大陆的政治象征。但是，美国不愿支持此类冒险行动，美国所关注的仅限于台湾和附近澎湖列岛的防务。因此，在履行条约时，谨慎地局限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务。在签约后的一次换文中，中华民国同意除“显属行使固有自卫权力之紧急性行动”外，台湾只在与美国“共同协议”的情况下，才会从台湾、澎湖或其他沿海岛屿出动军队。①

国民党对沿海岛屿的占领，使美国处于尴尬的境地。丢掉一个较大的岛屿对其盟友来说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美国政府并不希望承担保卫这些易受攻击的岛屿的义务。1954 年 9 月，在签订条约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猛烈炮击了最大的海岛——金门。1955 年 1 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栖部队占领了浙江省沿海的大陈岛。因为这些岛屿位于台湾的空中支援范围之外，国民党在第 7 舰队的援助下，撤走了他们的驻军。为了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

攻击其他沿海岛屿，艾森豪威尔总统于 1955 年 1 月下旬要求国会通过了“福摩萨决议案”。该决议授权总统，在他认为保证台湾和澎湖防务所需要的时候，可以动用美国武装部队保卫台湾和澎湖以及“友剥控制的该地区有关阵地和领土”，防止武装进攻。②

其后 3 年，台湾海峡再未发生严重的冲突。1955 年 8 月，美国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华民国强烈反对中美会谈，担心背着它达成某种交易。但是美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特别是要争取释放关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公民。由于在会谈中达成了一项协议，大部分被关押的美国人被释放了。但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举行外长会议、取消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和交换记者等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了美国关于不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的建议。会谈于 1957

年 12 月暂时中止。

1958 年 8 月，毛泽东决定考验一下美国帮助中华民国保卫沿海岛屿的意志。他这样做可能是受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世界形势发展趋势的鼓舞。世界形势的发展使毛于 1957 年访问莫斯科时宣布“东风压倒西风”。8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炮兵对金门进行了大规模轰击，首次切断了该地的供应线。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决心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该岛，甚至不惜使用核武器。第 7 舰队集结兵力，负责台湾的空防，并开始为中华民

国运输舰护航至金门外 3 英里一线。在一个月之内，封锁被打破。炮击之后不久，恢复了大使级会谈。会谈中虽没有就美国的停火建议达成协议，但是炮击却减少了，只在单日进行象征性的炮击，以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停火，并显示其能够随意阻止或允许对金门恢复供应。①

1958 年沿海岛屿危机对美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它表明了美国不允许金门被占领的决心，美国与国民党军队合作，成功地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其切断该岛供应线的企图。在战斗过程中，国民党为其军队获得了先进的武器，主要为金门配备了 8 英寸榴弹炮，为空军配备了“响尾蛇”导弹。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以及美国国内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盟国对美国政策的反对，该危机使美国与中华民国

① 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第 250—253 页。

② 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第 257 页。

① 关于对 1954—1955 年与 1958 年沿海岛屿对抗形势的具体分析，参见 J.H.卡里基：《中美危机的形式》。

的同盟受到极大的压力。据国务卿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拯救金门的斗争中，不得不使它同国会、同盟国的关系紧张，几乎达到破裂的地步。蒋介石极力反对美国为实现沿海岛屿与大陆之间停火而作的努力，因为停火将削减这些岛屿作为反攻大陆跳板的象征性价值。实际上，杜勒斯劝蒋将其守岛部队削减 1.5 万人作为增强海岛守军火力的交换条件，并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中华民国收复大陆的主要手段将是通过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使用武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切断台湾与沿海岛屿联系的做法是否明智的问题，作了重新考虑。在华沙会谈中，美国强烈要求为这些海岛建立一个特殊政权。联合国和其他地方的舆论均赞成台湾军队撤出这些岛屿，以减少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危险。但是北京赞成蒋介石“一个中国”的主张，对国际上支持台湾独立势力的增长感到震惊。因此，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改为单日炮击时，对“台湾同胞”广播说他要他们能够向沿海岛屿运送足够的补给品，以便长期驻守。1958 年 12 月，陈毅外长对驻京外交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是或者一下子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或者维持现状。

美国一面在安全方面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一面在外交上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也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50 年代初期，美国对联合国成员国的影响很大。1950 年 1 月，美国在安理会组织力量击败了苏联提出的一项驱逐中华民国的决议，苏联代表退场，声称只要中华民国代表还留在安理会，苏联就不参加。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代表缺席，因此使安理会有可能通过了谴责北朝鲜入侵和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援助南朝鲜的决议。1950 年 7 月，苏联代表重返安理会，进一步设法争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但未获成功。195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干涉朝鲜之后，美国能够使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谴责为进攻驻朝联合国军的侵略者。其后，在 50 年代，华盛顿年年都怂恿联合国大会通过“不考虑”任何改变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朝鲜，严重地妨碍了她争取恢复联合国席位和获得国际承认的努力。在美国，1954 年成立了一个“百万人委员会”，动员公众舆论支持中华民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该委员会包括许多国会成员。每年美国国会都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1950 年 1 月，已有 26 个国家（大部分是苏联集团和中立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其后五年，再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之，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已具备了被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通常所需的条件。许多国家政府本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保持外交关系，但后两者都不愿容忍双重承认。由于必须做出抉择，许多国家在放弃中华民国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它们或者不愿得罪美国，或者其领导人反共情绪强烈，或者它们希望联合国带头。中华民国本身则积极争取支持，特别是争取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支持，邀请它们的领导人正式访问台湾。

50 年代末，台湾中华民国的前景比 10 年前大有改善，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没有国际支持、面临崩溃的、被围困的逃亡政府。它同美国有正式的防御条约，得到大量的美国军、经援助。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保留了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建交国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多。台湾虽然对美依赖甚深，但却不是美外交政策的被动工具；台湾利用 50 年代的冷战气候，通过外交活动，在美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它雇佣美国公共关系机构来宣传它的事业。“院外

援华集团”系由死心塌地反共的出版界人士、商人、国会议员组成，它不断强调支持反共的台湾作为反对中苏集团的全球斗争中的重要成员。台湾在华盛顿官僚中也有赞助者。这些官僚与不断增加的对台军、经援助计划有利害关系。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东亚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感到加强台湾的力量，使台湾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是不无道理的。1954 年法国人在奠边府的失败和印度支那的分裂，使中苏集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对东南亚其他地区构成了威胁。美国没有在台湾建立可与美在冲绳、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相提并论的军事基地，只在台驻有一个“斗牛士”导弹部队，这种导弹能够打击中国大陆上的目标。美国还花费 2500 万美元改建了台湾中部的公馆机场，作为 B—52 战略轰炸机紧急备降机场。1959 年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发生了理论和政策分歧。这些分歧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只不过是中苏合作大厦中的一条小小裂缝。很少人预见到这条裂缝将会很快扩大起来。①

防务现代化

台湾军事当局鉴于不必再为应付迫在眉睫的进攻而进行紧急战备，在美国帮助下，开始实施一项长期的军事现代化计划。首要的改革是以现代的招募与人事制度取代部队忠于长官而不是忠于军队的传统制度。为各军种建立了新的军事学院训练年青军官，实行普遍的两年或三年兵役制，保障了足够的年轻兵员，从而使来自大陆的年老、病残兵员退出现役。由美援基金赞助成立了退役军人职业援助委员会帮助退役军人寻找职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现代财政制度，结束了指挥官克扣部分士兵薪饷的陋习。组建和扩大了后备力量。这种后备力量由服完现役的年轻人组成，每年征召复训一次。为了提高专业技能，削弱高级军官谋求政治影响的倾向，并为年轻有为的军官开创前途，参谋总长和各军种司令每 2—3 年更换一次。由联合勤务部门统管各军种财政和采购事宜，并管理兵工厂和军械仓库。

美国军援顾问团负责执行军援计划，并向中华民国武装部队提供建议和训练。首批人员由一名少将率领，到 1960 年已增加到 2000 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之一。该顾问团监督用现代化自动步枪、卡车、通讯装备、火炮、坦克、飞机、雷达、驱逐舰及其他海军舰艇重新装备台湾武装部队。数以千计的军事人员到美国受训。到 50 年代末，这支由大陆逃台的涣

散不堪的败军已被改造成为一支拥有 60 万人的现代化武装力量。虽然在数量

上不如海峡对岸的敌手，但却是值得夸耀的。在 1958 年的海岛危机中，中华民国的 F-86 战斗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米格-15 战斗机作战，击毁率为 8 比1。

政治上的巩固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败，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失

① 关于五六十年代美国与中华民国关系的发展，参见拉尔夫·N.克拉夫：《岛国中国》；福斯特·雷亚·杜勒斯：《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庄宏达编：

《中国与台湾争端》；卡尔·洛特·兰金：《在中国任职》。

败。①共产党在组织技能和宣传技术上，特别是在农村，都优于国民党。当蒋介石将其政府撤到台湾时，他知道必须优先建设一个更有效的政府和政党，恢复士气，严厉打击贪污腐化和派别之争。②蒋介石威望下降，但他通过其亲信仍能控制主要的政权机构，如国家财政部门、各安全机构和军队中的精锐部队。由于副总统李宗仁和其他政治对手不在台湾，蒋的任务容易多了。没到台湾的要人包括：一些投降共产党的军阀和高级陆军将领；蒋的亲戚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他们有钱，在美国、香港或欧洲找到比台湾更安全的避难所。一些由大陆跑到台湾的高级政界人物由于他们与地方政治基础的联系被切断，财源被卡，大部分人只好仰仗政府和国民党来维持他们的地位和生计。

台湾的条件在许多方面有利于国民党重整河山。台湾幅员小，日本人为其修建了许多铁路、公路和电站。农业高度发达。经济虽在二次大战期间遭到破坏，但已很快恢复。文化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大陆。台湾社会秩序井然，组织良好，没有盗匪和军阀部队的骚扰，也不像大陆大部地区那样经常遭灾。共产党地下势力不大，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的工作比大陆任何一个省都要容易得多。1946 至 1950 年期间，200 万难民逃到台湾，加重了台湾的负担。但是，难民中有数以千计的训练有素和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高级官员，他们填补了遣返回国的日本人留下的空缺。这些日本人曾占据了台湾所有重要职位。

国民党把它的政府结构不加改变地从大陆移来。它是以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提倡的、由传统中国政治观念与西方政治观念相结合的三民主义为基础，依据 1946 年南京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包括：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和修改宪法）、立法院（通过各种法律）、行政院（执行法律）、司法院（解释宪法并享有最后裁决权）、监察院（负责监督政府官员）、考试院（负责对文官考核）。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与监察院的代表于 1947 年和

1948 年由中国各省选举产生。上述机构许多成员未到台湾，但“动员勘乱时期”采取的紧急措施使那些逃台成员的任期得以延长，因此这些机构在缺员的情况下能继续工作。

蒋介石既是国家总统，又是执政党国民党（孙中山于 1919 年在原先几个革命党的基础上创建的）的总裁。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由于其他有势力的党魁未到台湾而得到加强。1950 年他得到党最高执行机构的赞同，展开清党运动，清除动摇和不忠于党的分子，为召开 1952 年的党代表大会进行准备。1952 年党代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另有两个小党：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它们与国民党一起到的台湾，但均系小党派，无甚影响。台湾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一党制，不允许建立新党派。因此，台湾要实施新政必须先改组国民党。

蒋介石重新出任总统时，对政治稳定最严重的威胁除了共产党之外，就是来自大陆的 200 万难民与 600 万台湾本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人虽然讲中国方言，并保持着他们来自大陆的祖先传下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但是，日本人 50 年的统治使他们养成了一种不同于新来的大陆人的意识。他们会说

① 关于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政治形势，参见克拉夫：《岛国中国》；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中国与台湾争端》；道格拉斯·H.门德尔：《福摩萨民族主义政治》；彭明敏：《自由的体验》；保罗·T.K. 西编：《现代台湾》。

② 蒋的目标是把台湾建成一个样板省，作为收复大陆后进行建设的坚实基础。参见董显光：《蒋介石》，第 490 页：布赖恩·克罗泽：《丢掉中国的人》，第 353 页。

日语，有人在日本留过学。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日本音乐、报刊、电影和其他民间文化的影响。台湾人曾希望自己在管理台湾方面比日本统治时期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他们看到日本人撤走后遗留下来的位子被大陆人占据了，而许多大陆人只顾没收日本财产中饱和私囊，对建立公正有效的省政府不感兴趣。对此，台湾人感到沮丧。

1947 年 2 月 28 日，台湾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发展成为动乱。动乱中，大陆人遭到很大伤亡。整个岛上的台湾人迅速地组织起来，要求国民党省长陈仪将军进行改革。①陈先采取顺应群众的姑息手段，待从上海开来的援军抵台后，对台湾人进行了残酷镇压，打死数千人，包括起义中的一些领导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罚了陈，将陈撤职。但是“二·二八事件”造成了台湾人对大陆主子的经久不减的恶感。有些台湾人逃到香港，在香港组织了台湾独立运动。这一组织不久分裂成亲共派和反共派。亲共派迁到北京，主张“解放”台湾，台湾归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共派迁到东京，主张台湾独立。

除了大陆人的贪婪和“二·二八事件”引起的仇恨之外，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还有更根本的分歧。蒋介石及其同僚的长远目标是从共产党手中收复大陆，台湾的建设是次要的。另一方面，台湾人主要关心台湾的安全与繁荣。他们对收复大陆不感兴趣，可能只希望多数大陆人在收复大陆后都回家去。在大陆人看来，国民党政府原先是在大陆成立的，应是收复大陆的主要责任者。因此，国民党政府必须在联合国保持其中国合法政府代表席位，代表全中国人民，而不仅仅是代表台湾人民。省和地方政府可以主要由台湾人组成，但是如全国政府也主要由台湾人组成则将削弱收复大陆的理论基础。台湾人自认为是台湾人口的主体，不甘心在全国政府中被贬到次要地位，因为有关他们命运的重要问题都是由全国政府决定的。

在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国民党政府采取了许多缓解大陆人与台湾人紧张关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无一是纯粹为了这个目的，但多年以后，它们共同作用，取得了这种结果。

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措施大概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实行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对台湾经济的大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最初进行土改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国民党领导人很清楚共产党在大陆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贫农对地主的不满情绪的。陈诚在主持台湾土地改革之后写道：

允许佃农和长工在地主的剥削之下呻吟，不仅是个土地和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然会影响局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生存。①

土地改革时，台湾 5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台湾

人。土改中，迫使地主将土地卖给政府，政府再将土地卖给佃农。这样，为

① “二·二八事件”后，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的统计。外国观察家最翔实的描述是乔治·克尔的《被出卖的福摩萨》第 14 章“三月屠杀”。克尔系美驻台北副领事。他估计大陆人死亡约 30—100 余人，台湾

人死亡人数可能像福摩萨作家经常使用的数字那样约 2 万人。然而，克尔说：各方面都夸大自己的伤亡数

字。他在《福摩萨：特许的革命》中写道，至少有 1 万福摩萨人被杀死或监禁，数千人被迫逃往海外。另，

维克托·H.李估计死亡“数千人”（“台湾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引言”，载于李所编《台湾的前途》第 2 页）；约翰·斯里明的《青梅竹马》第 133 页说是“7000 人”；道格拉斯·门德尔：“1 万至 2 万人”（《福摩萨民族主义政治》第 37 页，援引卡尔的数字）；林天奔（音）：“2 万人”（“黑色的 1947 年 3 月”）。

① 陈诚：《台湾的土地改革》，第 21 页。

数比地主多得多的佃农买到了自己耕种的土地，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土改的结果使乡村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在大陆搞土地改革没有成功，而在台湾却成功了。究其原因有：地主与实施土改的官员没有政治联系；台湾农村没有内战和共产党的渗透；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已建立了精确的土地档案。

土地改革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大陆人和台湾人都有益处。虽然大陆人为自己保留了政府、国民党、国营公司和军界中的高级职位，但城乡的土地所有权主要在台湾人手中。他们因土地价格上涨和私营企业（主要为台湾人所有）的发展而获得益处。经济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台湾人因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采取措施增加台湾人在地方和省级参政的机会也有助于缓和台湾人的不满情绪。例如，在日本统治时期，在乡、县、省各级都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些协会为农民提供了多种服务，如贷款、储蓄、销售农产品、卫生服务、调解纠纷、供应日用品等。日本统治时期，各级农民协会的理事都是由日本官员指派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改变了这种做法。规定协会会员中凡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一半以上的均有选举权，协会理事通过选举产生。这样，国民党政府帮助大批台湾农民家庭不仅获得了耕田，而且能在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组织中起更大的作用。

国民党还改进了省和地方各级的选举方法。日本人不允许设立全岛范围的选举机构。地方行政官员是指派的，地方议会半数议员也是指定的。蒋介石则决定县、市议会以及县长、市长均由普选产生，从 1950 年开始实行。1951

年县、市议会选举了省议会。但在 1959 年之后，省议会也由普选产生。在地

方和省级选举中，所有 20 岁以上的公民均有选举权。

省和地方选举打开了台湾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渠道。由于禁止成立新政党，大批台湾人参加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不得不提名台湾人为候选人，以便争取台湾人聚居的选区的选票。地方党部帮助有野心的台湾人树立威信，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授与任命权。这些人如果在地方选举部门表现良好，有时还可向上爬，在省政府甚至全国政府中谋得职位。他们虽然不能成立自己的政党，但他们可以无党派独立人士的身分与国民党候选人竞选，有时还能当选。国民党候选人有党的基金和组织帮助竞选，而某些独立人士尽管受到诸多限制，却可以呼吁台湾人反对大陆人所控制的国民党，从而获得胜利。省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在其后全国机构的补选中对国民党和无党派政客以及对选民都是宝贵的。

为逐步消除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国民党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如在学校教育中通用国语；中学和专科学校招生以及文官的招募均实行公平考试制度。国民党曾经试图在大陆推广国语，因日本入侵和内战而没有实行。在台湾推广国语比较容易。从 1946 年起各学校均用国语教学。到 50 年代末，年轻的一代多数会讲国语。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语言障碍逐渐消除。

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都认为使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对家庭的未来至关重要。进中学和专科学校求学要通过统考。考生进名牌学校还是普通学校，要依考试成绩而定。考试是极公正的。一个孩子能否考上学校或攻读自选的专业均取决于考试分数，而不靠其父母的地位。文官考试也是如此。因此，虽然早些年大陆人的子女由于在大陆受到较好的教育曾占有一定优势，但当

考生都是台湾学校 1945 年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时，这种优势就消失了。台湾人感到在政权方面受歧视，但他们有平等地接受教育和考取文官的机会，这就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大陆人和台湾人在学校和政府机关中一起学习、工作，也有助于消除隔阂，增加交流。

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引进了民主程序，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独裁的性质。中央政府仍受蒋介石严格控制。这种做法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因它为许多台湾人提供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蒋于 1954 和 1960 年连续当选总统。他诡计多端，通过高级军、政官员的任命来平衡各派势力，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1949 年实施军事管制，军事法庭可对被指控从事颠覆活动的人进行秘密审判。由于美国卷入，担心共产党进攻的恐惧消失，使台湾保安措施有了某些放松，但是保安机构仍很活跃。省主席吴国桢认为台湾的气氛使人窒息，因此他于 1953 年辞职赴美。吴致函国大和蒋介石，谴责台

湾缺乏民主，特务横行。武装部队总司令孙立人将军于 1955 年被撤职并被软禁，罪名是有些心怀不满的军官居然在阅兵时上书蒋介石，孙对此负有责任。

经济稳定

当蒋介石 1950 年重新出任总统时，台湾的经济由于受到一系列打击，十分脆弱。①在日本统治下，台湾经济是外向型经济。1937 年出口占其生产的44％，主要是加工食品，几乎全部输往日本。二次大战结束时，台湾受台日航线中断的影响，农业生产下降到 1939 年水平的一半。台湾工业的 3/4、发电厂的 2/3、交通网的 50％均被美国轰炸机炸瘫。由于美国驻日本占领当局的命令，台湾失去了在日本的传统市场，因此转而与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关系。但是，到 1948 年，台湾对遭受战乱困扰的中国大陆的贸易仅达台湾战前外贸额的 1/4。1949 年上海陷落，台湾失去了大陆市场，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出口市场。1949 年台湾当局发行新币，以黄金和外汇为十足准备，并与美元挂钩，而同大陆国民党货币脱离关系。然而通货继续膨胀，因为台湾银行为满足极为巨大的军费开支而印发纸币。此外，台湾物价从 1946 年起平均每年上涨一倍，1949 至 1950 年度则上涨 500％。

台湾经济尽管在 40 年代发生了金融危机，并遭到严重损失，但仍拥有很

好的基础，到 50 年代又得以复苏和发展。台湾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拥有人力资源。从亚洲标准来看，台湾公共卫生条件良好，人民教育程度高，农民技术好、生产力高，同时还有一支小而精的工人队伍。30 年代，日本人即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为了日本市场的需要，除在台发展食品加工业外，还发展其他工业，建立了纺织厂、自行车厂、水泥厂、化工厂、纸浆与造纸厂、化肥厂、炼油厂、铝厂和钢铁厂等。中国大陆逃台难民中有许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技术员，取代了约 3 万离台返日的日本人的职位。电站、铁路和公路建设适当，一旦被战争破坏的部分得以修复，即能支援农业和工业重新发展。

① 关于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台湾经济发展最新和最全面的分析，请参见沃尔特·盖伦森编：《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中华民国战后的经历》；尼尔·H.雅各比：《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外援、自助与发展之研究》；T.H.沈编：《农业在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台湾经验》； K.T.李：《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简·S. 普赖拜拉：《台湾的财富、发展、稳定与公正的社会目标》；以及雪莉·W.Y.郭：《过渡中的台湾经济》。

到 1950 年，工农业发展势头明显见好。工业与农业分别于 1951 年和 1952 年达到战前最高生产水平。美国决定保护台湾的安全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台湾当局采取了限制金融的措施；从 1951 年开始，大量美援商品抵台。由于

这些因素，通货膨胀才有可能得到控制。到 1953 年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已降到 19％，1954 至 1960 年期间年均在 9％以下。

1949 年开始土地改革，主要农作物的地租由 50％降至 37.5％。土改对农业生产和工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为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政府向农民出卖了大量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地。第三阶段于 1953 年完成。在此期间，地主除保留 3 公顷水稻

田或 6 公顷旱田外，必须将其余田地卖给政府，由政府转卖给佃农。地主得

到的补偿是：获得为期 10 年的实物（大米或甘薯）公债和在四大政府公司（没

收的日本财产）中分得股份。佃农买田的钱分 10 年付给政府。

土地改革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地主阶级的势力，使台湾农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多数农民人均有 2 公顷以下的土地。这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劳动积极，投入也多，农业生产率普遍提高。土地改革还削减了地主的财产，因为政府购买他们多余的田地时，购价低于市场价格，给他的公债利息也低于市场利率。土地改革还把四家大公司变成私营企业，使地主成为股东。

在台湾实行土改，并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是由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协助进行的。该委员会成立于 1948 年，由美援款项资助，由三名中国专员和两名美国专员领导。蒋梦麟任联合委员会主席多年。蒋系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部长。沈宗瀚为中方专员，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李登辉亦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衔，是该委员会农业经济专家（李在此之后任台北市市长和台湾省主席，1988 年蒋经国去世后任中华民国总统）。该联合委员会不算中国政府的正常机构，薪金高，能招聘到特别能干的农业专家。联合委员会有双重作用：代行中国政府农业部的职能；作为美国援助团的农业分支机构，负责将美国对台经援的 1/3 用于发展农业。这几乎占台湾接受美国经援期间（1951—1965 年）对农业净投入的 60％。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农村建设活动，包括改良农、畜品种，兴修水利，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组织、农业财政与农村卫生，进行农业研究等，被称为发展中国家中推进农村全面建设的楷模。①

在土地改革与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制订的农业发展计划的共同促进下，从 1952 至 1959 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 4％，超过了同期人口增长率（3.6

％）。畜牧业生产增长了 73％。美国经援（每年约 9000 万美元）的 1/4 是以提供剩余农产品的形式给台湾的。这样，台湾不仅有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还能改善人民的营养状况，保证当时台湾主要出口物资农产品的出口。

农业也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征收土地税（收缴大米）；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征购大米；实行大米、肥料的实物交换计划。化肥由政府独家经营。用化肥换大米是政府的一项巨大收入，可保证对军政人员的大米供应，也可在市场上出售，以稳定物价。政府对主要粮食的控制使当局能保证对政府雇员的粮食供应，防止米价上涨和商人囤积居奇。

① 关于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的情况，参见约瑟夫·A.亚格尔；《台湾农业的改革：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的经验》。

台湾在早期即强调发展农业，使工农业能平衡发展。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不多见的。虽然为了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农业也受到“压榨”，但其交换条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对农业极为不利。土地改革增加了农户的收入，为工业生产中的非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过去的地主由于不能再兴办农场，也开始向工业投资。

台湾当局早期作出的其他经济决策，对 50 年代经济均衡发展也有重要作用。50 年代初，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国营公司（主要是化学、化肥和石油公司）占工业生产的 56％。当时的领导人决定不再扩大国营企业，上述企业保持已有的水平，而将资金用于扩大基础建设，并创造条件发展私营工业、生产消费品，以替代进口消费品。据此，政府开始投资扩建乡村公路网，改善铁路交通（铁路密度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增加电力生产，以满足未来对电力不断增长的需要。

由于采取措施鼓励发展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工业生产逐渐由出口食品加工业转向生产纺织品、橡胶和皮革制品、自行车、木制品等国内市场消费项目。生产这些商品需要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也低，因此可以由经验不足的台湾人办的企业生产。为此，台湾人在大城市四周或小城镇兴建小厂（可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50 年代，由于工业下放，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的速度相对减缓。由于公共汽车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许多新工人宁愿住在农村，乘车去城镇工厂工作，也不愿迁入城市。“以工兴农、以农促工”的格言，正付诸实践。

50 年代工业生产每年增长 10％。到 50 年代末，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已发展到饱和程度。进口的消费品在全部消费品中仅占 5％。在某些方面，生产能力已大于实际需要。这时政府需要决定是否将重心转向生产原先进口的耐用消费品和重工业产品，还是出口已在生产的非耐用消费品。经过一段犹豫，政府选择了后者。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台湾已明显地增加了工业产品的出口。1952 年，92％的出口商品是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只有 8％为工业产品。到 1959 年，工业品的出口已上升到总出口的 24％。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外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一系列变化为工业品出口的迅速发展打开了大门。台湾工业得以从主要利用国内原料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转向利用劳动密集工业加工进口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①

1960 年的台湾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它的农业不是现代化农场与大批落后农民并存，而几乎全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多数受过教育，生产技术较高。它的工业没有搞国营重工业项目，而是集中力量进行基础建设并创造有利气氛，鼓励私营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乡村和城市工业平衡发展，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蒋介石及其同僚（包括严家淦、蒋梦麟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技术专家）为六七十年代不寻常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1960 年还没有人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经济起飞。金门冲突记忆犹新。军事开支占国民收入的 11％。大陆中国粮食短缺，加之乌托邦式的大跃进失败、苏联专家撤离，这些使台北又有了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像杜勒斯国务卿所说，可能真是“一个瞬息而过的而不是永久的阶段”。蒋介石和

① 参见 K.T.李 1969 年写的文章：“公共政策与经济发展”，载于李：《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的经验》，第

30—7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