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起飞（1960—1970 年）

国际地位

1961 年，自从周恩来要求联合国驱逐中华民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的席位已经过了 10 年多了。联合国成员国中反对搁置中国问题的越来越多。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同意就中国席位问题进行辩论和表决，但他们提出一项议案，规定中国席位问题必须由 2/3 的多数通过才能解决，并动员成员国支持此一议案。在整个 60 年代他们借此议案成功地保留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继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但国际上对中华民国的支持一再下降。这个趋势只是因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引起恶感而暂时中止，然而不久又重新恢复。1970 年，驱逐中华民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议案在联合国表决中首次赢得简单多数，但因未获得 2/3 的多数而没被通过。

整个 60 年代，中华民国除争取保留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外，还在争取国际承认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较量。它邀请许多国家的要人访问台湾，观察台湾的进步，并于 1961 年制订了派遣技术人员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主

要帮助它们发展农业。到 1970 年，它在 23 个非洲国家中派有 702 名技术人

员（包括短期和长期工作的），在 11 个亚洲和拉美国家派有 111 名技术人员。此外，它还在台湾为发展中国家训练了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中华民国的富有想象力的外交使它同相当多的国家保持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拥有控制着大陆中国的王牌，仍缓慢地走向胜利。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先后于 1964 年和 1970 年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到 1970 年，已有

53 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有 68 个国家仍然承认中华民国。

60 年代期间，中华民国能够保持其国际地位主要靠美国的政策。美国在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拥有否决权。它每年都投入大量政治资本劝说其盟友和友好国家支持中华民国的地位。但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如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在此问题上同美国背道而驰，说明美国影响在减弱。而且，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也在逐步变化。到 60 年代末期，没有几个美国人不认为中苏分裂是真正的、严重的，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中苏之间的论战愈演愈烈。苏联人在中苏边境驻扎了重兵。1969 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在珍宝岛（达曼斯基岛）发生了军事冲突。50 年代的两极世界消失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在已经出现的多极世界中，美国迫切需要同苏联的强大对手发展关系。

由于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美国官方未及时认真考虑改变对华政策问题。台湾虽然不是美国的永久军事基地，但在越南战争中却是有用的辅助基地。美国在清泉岗（原称公馆）机场驻有 1 个 C—130 运输机联队和 1 个 KC-135 空中加油机中队。该机场的跑道是 50 年代美国出资扩建的，供美机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驻菲律宾的美国第 13 航空大队的 2 个分队也驻在台湾。台湾是西太平洋除日本之外最好的维修基地。美国战斗机、坦克、装甲人员输送车均在台湾进行大修。到 60 年代末期，美驻台军事人员（不包括家属）近万人。这样，台湾在美国作战方面的实际价值、美国政府忙于进行一场日益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局面等，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推迟重新考虑中国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与台湾之间大量具有实际价值的关系也在四下辐射。整

个 60 年代里，美国继续向台提供军援，至 60 年代中期总额已超过 30 亿美元。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 F-86 战斗机已由 F-100、 F-104 和 F-5 战斗机所取代。中华民国获得了 C-119 运输机，并获得特许与贝尔直升机制造公司联合生产军用直升机。奈克—大力神和隼式导弹加强了台湾的防空能力。台湾还得到了新型驱逐舰和登陆艇，增强了其向沿海岛屿运送补给的能力。更多的坦克和榴弹炮也已运抵台湾。台湾还发展了军工生产，到 60 年代末已能生产 M- 14 步枪、机枪、炮弹、迫击炮以及其他军事装备。数千名军人曾到美国受训。

美国在 1965 年逐步结束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从 1951 年起美共向台提

供了 14 亿美元的经援。台湾已能在经济上自立。美国官员宣称台湾是从美国经援计划“毕业”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以此而自豪。美国实业家认为台湾是一个宜于投资的地方，到 1968 年底，23 家美国企业在其台湾的工厂中雇用了 2.2 万多中国雇员。两家美国银行在台湾设立了分行。数以百计的美国牧师，因被拒绝进入中国大陆而定居于台湾。美国的大学同台湾的大学建立了各种交流关系，每年美国大学都招收数千名台湾毕业生。

经济发展

台湾 60 年代的 10 年是经济全面突飞猛进的 10 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从

50 年代的年均 2.7％，猛升至 60 年代的 5.8％。工业品出口的增长是高速度

发展的主要原因，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农业生产从 1960 年占国内生产净值的 33％降至 1970 年的 18％，而工业生产从 25％升至 35％。工业生产中，国营部分所占比重从 1960 年的 48％降至 1970 年的 28％。而同期私营部分由 52％升至 72％。对外贸易从 1960 年的 4.61 亿美元猛增至 1970 年的 30

亿美元。工业产品在外贸中所占比例从 1960 年的 32％跃升为 1970 年的 79

％。

台湾在利用进口原料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商品，促使出口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度发展，这决不是哪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政治稳定，一贯强调发展 50 年代开创的农村经济、采取促进出口的外汇、金融与财政新措施等诸多因素结合的结果。

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虽较 50 年代有所减缓，但发展势头依然良好。3.6％

的年增长率仍然超出人口增长率。由于工业化影响和政府于 60 年代初期实行

的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人口增长率由 1960 年的 3.5％降至 1970 年的 2.4

％。鉴于台湾的可耕地几乎已被全部利用，农业生产的增长只有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通过改良品种、增加劳力，特别重要的是增施化肥，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提高。大米在农产品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因为农民增加了更有利可图的产品，如水果、蔬菜和牲畜等的生产，而群众由于收入增多，也要求增加食品的品种。

60 年代工业生产年增长率为 20％，为 50 年代的两倍。其产品主要是纺织品、木制品、皮革制品和纸制品，是当时台湾出口活动中的尖刀商品。在60 年代后半期，电子器材地位上升，外国制造商开始在台湾建厂，利用台湾廉价的受过简单训练的劳动力为他们的制成品生产部件，运到其他地区组装。台湾建立了出口加工区，可免税进口原料，由台湾劳动力加工而后出口。这进一步促进了外商在台湾设厂的积极性。

台湾工业迅速发展有以下原因：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城乡收入不断提

高，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作为出口市场的补充；储蓄增长， 50 年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至 10％，到 1970 年升至近 30％。招工容易，农村收入增加（增长速度比城市稍慢一些），都与台湾工业布局比较分散有密切关系。1956 至 1966 年期间台湾工人分布情况表明，台湾 16 个最大城镇的工业工人占总人口的 32％，并呈下降趋势。而农村中的工业工人由总人口的 47％增至 52％。①由于工业布局分散，到 1972 年，农户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非农业生产。储蓄增加，银行存款额大幅度增长，为迅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资金。这是群众信心提高、收入增加的反映，也是中国人攒钱备用的习俗的表现。1958 年沿海岛屿危机的结局表明，台湾不会遭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进攻。60 年代期间，政府已采取措施，使通货膨胀率降至每年 2％—3

％。银行存款利率提高，经济生机勃勃，失业率低，群众对个人前途比 50 年代更有信心。

1965 年美国终止对台经济援助时，曾引起政府官员的不安，但实际上对台湾经济发展未产生不良影响。1968 年援款虽然用完，但外国私人投资却有增加，其规模超过了过去美援提供的每年 9000 万美元的数额。到 1970 年台

湾已积累了 6.27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 5 个多月的进口费用，完全有资格从外国银行按商业利率获得贷款。

政治稳定

60 年代，台湾的政治体制没有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蒋介石 1960 年重新当选为总统，1966 年连任，1969 年又再次被选为国民党总裁。他不时重申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表示决心光复大陆。1947 年和 1948 年在大陆当选并尚存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仍然继续履行他们的宪法职能。政治稳定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经济发展为群众提高生活水平带来机会，从而又有助于维持政治的稳定。

虽然台湾的政治体制未变，但政府的施政重点却毫无疑问地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些把台湾主要当作光复大陆基地的人们，他们的权势在下降；而那些主要关心台湾本身发展的人们，他们的影响却加强了。重返大陆的希望，在 1961 至 196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时，曾昙花一现。为了利用大陆可能出现的叛乱，蒋介石曾命令部队作好战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增兵福建，进行对抗。约翰·肯尼迪总统曾以公开的方式，并通过华沙的渠道，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反对在该地区使用武力，并且不会支持中华民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后，除偶然发生过对大陆小规模的袭扰之外，中华民国的战备完全用于保卫台湾及沿海诸岛。专家治国论者关心台湾的经济发展，他们的计划和政策日益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光复大陆的希望虽日趋渺茫，但大陆人统治集团并未因此动摇其继续掌权的决心。他们仍然控制着国民党内的高级职位、安全机构、武装部队以及财政和经济各部。为了对付来自共产党方面或台湾独立运动方面的威胁，他们有选择地实施戒严令。有一位叫雷震的大陆人，是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编辑，曾企图组建由大陆人和台湾人共同参加的反对党。此人于

① 见古斯塔夫·拉尼斯：“工业发展”，载盖伦森：《经济增长》，第 224 页，塞缪尔·P.S.何（音）的“台湾农村的非农业部分”，载《世界银行就业和农村发展研究》，第 32 卷。

1960 年被判处 10 年徒刑，罪名是隐瞒编辑部内的一名过去的共产党员，未向当局报告。台湾领导人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国民党进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国民党的党员人数在 60 年代末已接近 100 万。该党在维持台湾的政治稳

定上起着重要作用。它的一个主要职责是设置和控制公众辩论的限度，手段是利用自己的宣传媒介，并监督私营媒介，超出规定限度的便加以取缔。该党在地方和省级选举中，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 1964 至 1968 年进行的选举中，该党候选人当选率达 78％至 92％。该党通过中国青年团（前身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农民协会、工会、渔民协会、合作社及妇女团体，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联系。在校园内，党的官员密切监视着学生的言行。

随着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过去，大陆人同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但是，台湾人对大陆人专权行为的抱怨并未消失。1965 年，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原系主任彭明敏教授秘密印制传单，号召台湾人奋起反抗，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此人及另两名同谋者因此被判处 8 年徒刑，之后被减刑，并逃离台湾。台湾独立运动继续煽动台湾独立。其活动主要在日本和美国进行。但该运动力量弱小，且受内部派系斗争困扰，在台湾本土影响不大。1965 年，曾在 11 年前被东京的一群台湾流亡者任命为“福摩萨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的托马斯·廖（廖文毅），脱离该运动并返回台湾，之后其他一些人也效法他回归台湾。

以外国为基地反对国民党的运动，之所以未能在台湾产生大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岛上安全机构的有效控制，虽然这种控制本身也引起了台湾人的不满。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得益于经济的增长。因为这种增长为大批台湾人提供了就业和经商的机会，并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台湾籍商人正同官僚机构中的大陆人发展关系，双方对维持政治稳定都有共同的利益。此外，台湾籍从政者正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政治参与。虽然他们组织反对党的权利被剥夺，但却更加策略地以独立人士的名义提出候选人，同国民党候选人竞争。高玉树（亨利·高）是一位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台湾籍工程师，他在 1964 年的选举中智胜国民党，第二次蝉联台北市市长。在同年的选举中，独立人士还赢得了基隆和台南两个城市市长的宝座，从而使台湾五大城市中，有三个为非国民党人担任市长。为了在未来的台北市市长选举中不出现同国民党竞争的局面，蒋介石于 1967 年将该市定为“特别市”，直属行政院领导，并指定高玉树为首任委任市长，从而巧妙地将台湾人的不满化为乌有。1969 年，台湾籍从政者首次获得了参加全国性竞选的机会。情况已很明显，由于在大陆当选的代表的死亡，全国由选举产生的一些机构的委员人数在迅速减少。因而，国民大会选出了 15 名新代表，立法院选出了 11 名新委

员，监督院选出了 2 名新委员。这样，在 60 年代，台湾人通过商业上的成功、选举上对国民党的挑战以及直接加入国民党等方式，在大陆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扩大自己影响的途径。

在整个 60 年代，蒋介石仍是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他自 1938 年以来是党

的首脑，自 1948 年以来是民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掌握着任免全部高级军政官员的大权，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最高决策人。他以传统的儒家方式实施统治：家长作风，远离群众，对群众施恩并要求群众对他本人效忠相报。他个人生活俭朴，也要求下属节制。蒋在 60 年代初已年逾七旬，其继承人的传闻集中在副总统陈诚和蒋的儿子蒋经国两人身上。蒋经国当时是台湾安全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此二人在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中均不乏大量的支

持者。蒋介石对此事不表态，相反却抓紧权力不放，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拥权过大。1965 年陈诚去世，终年 68 岁，从而消除了蒋经国最大的竞争对手。1964 年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出任部长。陈诚死后，普遍认为他正被培养为蒋介石的继承人。

社会变革

随着 60 年代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教育、都市化和劳动力组合方面，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中国人的教育程度长期以来与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关。他们习惯为自己的孩子——特别是男孩，谋求最好的教育。在台湾，早在 1950 年，相当数量的女孩也接受教育。当对，女生占小学人数的 1/3 以上，占中学人数的 1/4。但在大专院校中，仅占 11％左右。到 1960 年，女生人数的比例在小学上升到将近 50％，中学上升到 34％，高等学府上升到23％。在 60 年代，由于收入增加，父母竭力为自己的孩子谋求更多的教育。

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到 1970 年，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比例略有下降，但接

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却成倍增长。文盲在 6 岁以上人口中的比例从27.1％下降到 14.7％。女生人数在中学生中的比例达 44％，在大学生中的比例达 36％。1968 年，免费教育从 6 年延长到 9 年，这是中学入学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大学毕业生大批聚集美国进行深造，每年去美人数平均为 2000 至 3000

人。其中很多人在美国定居不归，因为在 60 年代，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才，特别在理工科方面的人才，在美国就业的机会很多。这个时期赴美国留学的人，仅有约 5％回归台湾。这种“人才外流”利弊都有。它使台湾失去了政府花了大量投资培养出来的人才。但另一方面，台湾不可能吸收这样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他们都能在自己所学专业的岗位上工作。一群受过高等教育而又未充分就业，并且不满现状的过剩的年轻人，可能制造政治问题。去美国留学，使台湾的许多优秀大学生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而不是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生那样，把精力转向搞政治骚动。而且，在美国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人日益众多，是个人才库，他们同在台湾的家庭仍保持着联系，当台湾的工业和科研进一步发展后，他们仍可回台工作。

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台湾正变得更加都市化。在 60 年代，大城市人口增长 87％，城镇人口增长 73％，而同期全台湾人口仅增长 35％。关于台湾都市化对社会的影响，迄今还未彻底加以研究，但从现有资料即可得出某些结论。①台湾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不像其他许多地方那样，是由于农村人口增长对土地产生压力的结果。因台湾的农业增产已大大抵消了农村人口的增长。这种人口的流动，似乎更多的是由于城市工商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不是逃避贫困。都市化带来了劳动力组合方面的巨大变化。在 60 年代，农、渔、林业的雇用人员仅增长 16％，而商业、制造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人口却分别增长 43％、82％和115％。台湾的城乡差别较小，因此这种人口流动对家庭生活和传统价值观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重。台湾是个小岛，公共汽车和火车

① 参见埃米莉·马丁·艾亨、希尔·盖茨编：《台湾社会的人类学》；詹姆斯·C.熊（音）等编：《台湾经验（1950—1980）》。

运输方便，因此去城市的移民较易同他们在农村的老家保持联系。许多移民在城市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农村。有一份研究材料断定，进入台湾最大的几座城市的每 4 个移民中，有 3 人离去。②由于有收音机（平均每 10 人

拥有 1 台）和全岛范围发行的日报，城乡居民在了解信息方面已无差距。在

60 年代，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发行量迅速增加。

② 小奥尔登·斯皮尔：“台湾的都市化及人口移动”，载熊等人编：《台湾经验》，第 281 页。